贺嘉钰：在沉重与轻盈之间 ——评《茧》
合上《茧》的时候，所有属于故事内部的情节和悬念，在经过一路的曲折蜿蜒后被一点一点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盛大的氛围，慢慢降落，游丝般萦绕于故事里的情绪从书页里弥散开来。忽然在电脑搜索栏里敲下了“张晓刚”的名字。然后，我的眼睛迎上了满屏幕的没有焦点的目光。那遗传于父亲文字基因里的“灰调子”和眼前的画作渐渐会合。
对，就是那种“没有焦点的目光”，在故事的许多处角落游移、探寻并尝试遭遇尘封的真相，那种冰凉、清冽、沉默而疯狂的生命景观显示了“转型”的张悦然，对写作抱持的巨大耐心与努力。尽管，整部小说依然若有若无地飘荡着青春慌张与无措的气味，记忆中童年那种近乎于精致的脆弱气息。
说“转型”，或许是不妥当的。探寻叙事、文字与结构之美本就是一个对写作忠心的作家不会止歇的自我规范。
《茧》像一场起点与终点重合的旅程。从李佳栖的归来到程恭的即将离开，在一个落雪的傍晚里，故事的两条主线如同铁轨并行的两侧，在时间里翻山越岭，哪一边遇见日月光华，哪一边就在我们目光的追视里开始言说。他们的声音相互印证补充，完满着我们对“悬疑”早就了然于心的猜测。
然而，回忆的变形力量常常以主体所渴望的样子对记忆进行着涂抹和塑型，《茧》是一部记忆之书，某种意义上它和“梦”分享着相似的性质，但《茧》里的主人公已不再是“卖梦的呓人”，无论主人公还是作者——对父辈经历的“强行挤入”、仍然年轻的生命由于历史的困顿开始审视并反思自我的存在、并在探寻历史的真相中努力弥合代际之间被诅咒的断裂，或许就是《茧》用情颇深的一种努力。正因为我们是丧失了对历史背景体认的一代人，历史被正视的需要仍在，但我们中的大多数选择背过脸去，正视的人才让我们感到了错愕和被冒犯。
如果揣着阅读悬疑小说的心态进入《茧》，你大约是要失望的。尽管小说之所以诞生起因于一场谋杀。而谋杀案的施受双方又在时间的漫漫大雾里生长出交错牵绊的情感。在一个终于到来的雪夜，那些被历史的大雪所倾覆的秘密因为一次看似轻易的到访而点亮了逼向“真相”的灯。每个人都握有“真实”的一块块“拼图”，每个人似乎也都在循着因果去放置手中的那一枚真实，然而，当真相已被历史的烟尘层层堆覆，时间的倾轧使事件当事人都搁下了对真相的执着，再去爬梳一段看似已然沉寂并“无碍”于当下的历史往事，这样追索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一个故事被讲述的必要性又是什么？
尽管《茧》的诞生起于一场谋杀，故事的行进由暴力、疯癫、背叛等种种生命阴暗之力推促着，在我看来，在这一部有草有虫，有夏天鸣叫气味，有冬天雾气触感的《茧》里，尽管一个个生命个体都不约而同地被束缚，但它仍然包含着许多“美”的天资。这与张悦然一贯的言说方式固然有关，但《茧》的丰富仍不止于此，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显示出了作者对于“写作”这项手艺活儿本身的审视与敬重。也可以说，这是作者尤为特出的一次“转向”，由内视转向外观，从耽溺于一个人物内在之幽深之丰盛转向体贴一群人面对宿命之情绪万象。
《茧》的美，不只在于它选择了讲述一段距离我们仍不太遥远、但已有被匆忙遗忘之先兆的历史的用心与勇气，还在于对一个似乎并无波澜的悬念，作者已无意于制造惊奇，而是耐心地编织着对每一个人物情绪的体贴、对时代特有氛围的打理以及对市井里癫狂、病态、庸常状态下个体生命的盛开与凋零的逼近。
在一个“黑白”之界如此分明的大时代中，作者尽力丰满着每一个人物的复杂，在更为阔大的灰色地带里展现人性的幽深与暗面。在我看来，故事本身的意义不在于被讲述而更成为重临一个时代氛围的触点。故事有如一道弧线，在叙述中被巧妙地环绕而又绕过，我们得以被围进历史的情境之中。
我们不妨将《茧》看做一场在紧张与缓慢之间的博弈，一次在沉重与轻盈之间的冒险。内容本身的紧张质地与叙事铺陈的沉着缓慢构成文本内部一股相持的静力，行进在缓慢里的是一种不急于被求证的婉转，似乎一经求证，就意味着一项使命的完结，一段命运相逢的结束。对父辈历史的追问是沉重的，对灵魂、爱的追索又拥有轻盈的质地，年轻一辈几乎是在一种全能目光的注视下追问追索生命被遮盖的秘密，那先知般的目光可能来自李佳栖的爷爷，也可能属于程恭的爷爷。
对读者而言，哪怕猎奇与窥私的快慰被打了折扣，作者于具体境遇中生发出的情绪与感知依然可以为我们所共享。“你向前走了几步，以一种总结性的目光端详着他的脸，好像在丈量他的一生。”、“既然再也不能回到过去，保持联系也就毫无意义。”、“我喜欢有一些恶习，这样我不至于太讨厌自己”、“那时候，我是多么害怕自己不够善良啊。”、“血缘真是一种暴力，把没有感情的人牢牢捆绑在一起。”……这种共情的快乐常常是阅读小说带给我们的奖赏。
张悦然选择了《茧》，《茧》也挑选了她。在这个丰富的用情现场，亲情、友情、爱情被缝进了政治与历史大江大河里，他们的合力构成了个体的人于潮流中的位置与走向，瞬息万变，阴差阳错。作者的尝试与勇气，还在于她在故事的角角落落里放进了自己对政治隐秘的关照。
“记者采访了一个老兵的孙女。她继承了爷爷的生意，现在是杂货店的老板。我盯着她的黝黑的脸庞看，她也可能就是我，如果我爷爷当时留在了那里。也许他会开一间诊所，靠一些当地的华人帮衬，惨淡地经营下来，从我爷爷到我爸爸，然后再到我。我长大了，可能和一个缅甸的男孩谈了恋爱，我们冒着雨跑到广场上去看昂山素季的演讲，坐在电视机前听到新闻解禁的消息，相拥欢呼。那原本不是属于我的人生，如同蒲公英的种子，被风吹到那里，开出草率的花。但因为少了根的羁绊，没准也能活出自己的一点气象来，至少，会更干净一些。每个古老的国家都积下太厚的尘垢，离散是一个自我洁净的过程。那种夹杂着痛苦的自由，令我向往。”
在历史与政治的大命题之外，一些关于人性的探讨被作者的巧思轻盈地纳入故事日常，丰盈着整部书的重量。比如，我们对于至亲的了解到底有多深。比如，衣服到底是穿给自己还是穿给别人。在情节的搭建中，作者还营造出一些“似曾相识”，使命运轮回的轨迹被赋予了类似于谶的味道。比如，两代人在不同的病人身上相似地实践过“道具”游戏（李佳栖与程恭将植物人爷爷当做“道具”；李佳栖的父亲与初恋女友将女友的疯癫母亲当做“摆设”）
将作家置于某一序列的标签化观察具体到某个个人是极为不公的，这种粗线条的划分有时像一种消极的减法，容易遮蔽掉一个作家只属于自己的丰富光泽而湮没于更大的一片光芒内部。我想，“青春”就是一个作家本真生命状态的自然过程，它容易吸附并滑向某些“轻”的命题，但这并不是一个廉价的定位，对青春小说的告别姿态也不能意味出作家所到达的成熟与严肃。显然，张悦然的可能性早就溢出了“八零后作家”这一笼统标签企图以代际为一批曾经的青春写作者规约的历史坐标。
我想，有一天，张悦然的写作还是会回到对人之为个体的幽深与丰盛的关照上来。因为，那是一个对写作抱有热情、对人性充满好奇的作家，永远不会放弃的努力。
所以，即便叙事中出现过逻辑链条的不完满、人物形象过于极致化使得命运的分配似乎格外了然，它也不应成为这部小说受到苛责的理由。张悦然在后记中提到，“因为说到底，文学的意义是使我们抵达更深的生命层次，获得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但我想，文学的珍贵，还在于它提供了共情的场域，使那些似曾相识又一闪而过的心绪与悸动，在一个场景、一段文字、一个句子里找到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