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改革开放初期，青年冯源、陈嘉南敏锐地嗅到了时代大潮的潮润气息，地处偏僻山村的他们从捞渣工做起，贩卖时装、制作话梅、开办打火机厂，誓把命运握在自己手中，二人的创业史时时处处透露着市井生活的活力和坚实。创业奋斗的主调之外，李素雅、欧阳娴姐妹的女儿心事，桂北山区秀丽的自然风光，极富特色的风土人情，秉性各异的乡土人物，如同高低错落的和声，共同组成了一支春天之曲。

2018年3月，我到北京鲁迅文学院就读作家高研班，一时意气风发，难抑激动，便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偷偷溜到鲁院园林的文学先辈铜像面前，立下誓言，要写一部长篇小说，不辜负鲁院的栽培。

那时真是心血澎湃啊！然而毕竟功力有限，刚开始写长篇不免磕磕绊绊的，经常中断。《春潮》最初取名《繁花似锦》，模仿的是三岛由纪夫的《潮骚》，要写一部纯真爱情却富有地域风土人情的小长篇。因为叙述风格与题材的原因，写着写着，最终还是偏离了初衷，竟然写了四十万字。写到一半时，有一天忽然瞥见书架上三岛由纪夫的作品集，摆放在一起是《春雪》与《潮骚》，灵感来了，便从中各取一字，名为《春潮》。大约是天意吧，正好这部书写的是改革开放大潮中，小镇青年的奋斗经历与爱情故事，名字还算扣题。

我的目标很明确，长篇小说必须要雅俗共赏，既要兼顾文学性，也要注重市场的流行性。我从小喜欢读金庸和古龙的作品，青春期也曾将琼瑶的小说看了二十多部，因此根深蒂固地认为，写作就是讲故事。多年之后才明白，写作当然不只是讲故事，但是好的作品仍是离不开故事的。这么多年来，我的创作一直注重于营造故事，认为只有把故事讲得足够精彩，给人带来新鲜感，才能吸引更多的读者，冲出市场。

当然，想把故事讲好何其困难，当下作家太多了，加之影视作品的衍生，无论是科幻还是武侠，或是魔幻现实主义或是现实主义，基本上没有什么特殊题材了，如何能从芸芸故事中突围出来，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新鲜感，这就要考验一个作家的生活经历与想象力。

我是幸运的，出生在桂北地区，位于桂湘粤三省交界处，有一些迥异的风土人情，而且我个人也有一些特殊的成长经历，交融起来编成故事，多少有些新意，不至于让读者觉得干涩或无聊。

我居住的村庄几里外，有一个巨大的劳改农场，高高的石头围墙和围墙边上宽大的排水渠，渠边长满了杂草树木，使它看起来就像某个原始部落。围墙外面很多田地也是农场的，劳改犯要出来干活，我们从小就见惯了犯人劳作的场景。上世纪九十年代，农场的劳改犯有时还会来村里沽酒，或到江里捞水藻，运到农场里面喂鱼。我家住在江边，小时候经常跑到劳改犯的拖拉机车上玩耍，劳改犯也比较老实，买了烟和糖果过来，打发我们，怕我们搞坏他们的拖拉机。地方上修水利，修公路，还有盖公房之类的，也会征用这些劳改犯。

我小时候喜欢去农场边上放牛，尤其是农场果实成熟的季节，劳改头（队长）站在围墙上看守犯人，他们会摘些水果拿到围墙上面吃。我和小伙伴去找他们讨要水果，劳改头会扔几个下来给我们解馋。我们有时会偷家里的大米，去小卖部换酒，装到矿泉水瓶里，拿去跟劳改头交换水果吃。最喜欢的还是秋收时节，农场外围的玉米秆子是不砍的，地里杂草又多，把牛放进去，根本不用管，便可以在地头边上看书。那时看的是金庸和古龙的盗版书，虽然内容常有缺失，却也十分入迷。

劳改犯来自全国各地，以桂湘粤三地为主。有犯人来自广东，出狱后，从广东贩衣服过来，跑到村子里面叫卖；也有一些湖南的劳改犯出狱后入赘到地方一些寡妇家里。记忆最深的，有一年农场要把梅子、杨梅、柑橘等老果树全部砍掉，种新的果苗，因为果树太多，一时砍不完，便允许狱警的亲戚朋友来砍伐。村里人沾不上关系，却也想去砍些柴火回来过冬，守在门口的劳改犯默许年轻姑娘进农场里砍树，其他人不让进去。劳改犯常年看不到女人，心情压抑，让姑娘进去砍树，过个眼饱，也算是“福利”吧。我大伯家女儿多，长得又漂亮，我记得几个堂姐进去砍柴火时，劳改犯们像苍蝇一样围在她们身边，殷勤地帮她们将木材搬上板车运出来。大伯家的后院，那年堆满了果树柴火，散发出阵阵清香。

如今，劳改农场已经转型，很多工厂订单都发到农场里面加工生产。犯人不必出来务农了，田地都承包给外地的菜商和果农。挨着公路边上的田地，则建起了厂房，成为工业区。村里不少年轻人从外地回到家乡，在家门口上班，虽说工资不如大城市，但毕竟是在自家地盘，生活压力小，也能照顾小孩，比在外面要强得多。

我是回不去了，并不是对家乡没有感情，相反，我对家乡是充满眷恋的，只是户口迁到了东莞，小孩也在这边读书。我只能闲时回家探亲，重温一下童年岁月罢了。

年少时我并没有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在城里安家。那时的我十分渴望外面的世界，希望获得改变命运的机遇。我从小患有强直性脊柱炎，十岁左右便腰腿疼痛，严重时甚至不能下床，那时乡下医疗落后，以为是风湿病，总是治不好，小学毕业后便辍学在家，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后来身体好一些，便以务农为主，耕田种地，放牛养猪，或是到江里捕鱼。农村最大的收入来源还是养猪，家里喂猪多，米糠不够吃，就要去县里的淀粉厂捞木薯渣。木薯加工成淀粉，会有大量的渣滓跟着废水排到池子里，捞渣工忙不过来，木薯渣便对外销售。

木薯渣卖得很便宜，但要自己下水池捞渣。父亲和母亲趁着农闲时去淀粉厂捞渣，我也跟着去。渣池里的水很臭，像潲水一样，淹没到大人的腰间。我们用簸箕到水里捞渣，装到麻袋里面，大半袋后便拖上岸，拼命地踩水，恨不得用压路机来碾压，因为木薯渣是论斤卖的，水分越低越占便宜。捞完木薯渣，要到生产车间边上的厕所换干净衣服，我于是有机会偷看淀粉厂车间。看到那些轰隆隆的机器与忙碌的工人，心里充满了羡慕，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到厂里面当一名工人。

偏远的山区县城，没什么工业，想进工厂上班是很难的，而我只有小学文凭，身体瘦弱，也不敢独自去闯广东，命运留给我的是迷茫与无助，觉得自己这辈子就是当农民的命。后来，有两家打火机工厂从顺德搬迁到我们县城，大量招工。因为消息封闭，等我们听到风声时，工厂已经招满人了。听说厂里面的工资很高，有五百块钱一个月，那时我姐姐在中心小学当老师，才一百多块钱一个月。我们羡慕极了，都渴望进打火机厂上班，父亲为此去四处找关系，却也进不去。

过了两三年，打火机厂从县城迁走，搬到肇庆市封开县，在那边大量招工。我于是跟村里一帮兄弟跑了过去，终于踏上了梦寐以求的打工生涯。那已是2002年初冬。我在打火机厂呆了一年多，于2004年五一节南下东莞，此后便一直呆在东莞。

没想到写《春潮》时，这些人生经历成为故事的线索。我写的是两个年轻人为了坚守爱情，在小镇创业的故事，他们从淀粉厂的捞渣工做起，后来贩卖时装、制作话梅、开办打火机工厂，最终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这些都是自己熟悉的生活经历，笔下的小镇，也是以我的家乡为原型，写起来得心应手。

《春潮》从2018年8月动笔，写得断断续续，一直到2019年国庆，才写了十几万字。经过一年多的构思，整部作品的人物与故事，以及叙述风格都逐渐清晰明朗起来，我觉得作品已经酝酿成熟，可以出成品了，于是放下所有的活儿，开始集中精力赶《春潮》。

可能是触及到生命里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打开了生命里的一些秘密，当我全身心融入长篇创作时，手感出奇的好。2020年5月下旬，我把修改好的作品投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小珂老师，几天后便接到了小珂老师的回复，说决定留用出版。我当时以为看错信息了，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么快就交上大运了。然而，一想到自己从16岁便开始写作，直到36岁才终于写出满意的作品，却是把自己生平经历与心血全部融进去了，不免有些感叹，好的作品，还真是用生命去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