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芹：我的大脑谁做主
小时做错了事，大人总会恨恨地骂一句：“没脑子，这样的事也能做错。”看来，有脑子是件好事。可是，怎样有脑子，我满怀疑惑却没有一个明确的渠道给我解疑释惑，然后又接着犯新的错误，被家长揪着耳朵骂。只能小声嘀咕：“啥是有脑子？”
小学位于村庄最南部，两排长长的石墙红瓦屋，中间以过道分成东西两部分，后面则是一个操场，说是操场，不过是在上面撒了点儿沙子和炉渣。我们做广播操时，常常故意弄出很大的动作，尘土卷在阳光里，洋洋洒洒，金光闪闪。那天，正在做课间操，忽然听到“扑通”一声，在跟着广播正整齐划一伸展身体的我们来说，这声响显得很突兀。我们齐刷刷扭头向声响发生处看去，原来是四年级的一个男生栽倒在地。有热闹可看，一个人先动，后面的人也顾不上做操了，呼啦啦跑过去，只见这个男生口吐白沫，双眼上翻，四肢抽搐，给我的感觉很是怪异，甚至有些恐怖。还是一个年纪大的老师有经验，匆忙找了一个木棒硬塞进他嘴里，以免他咬到自己的舌头。过了十几分钟，这个男生就醒了，茫然地看了看围在他跟前的一众人等，然后拍拍身上沾的尘土，就站了起来。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癫痫病人发作。老师说他脑子有病，这种病不仅很难治愈，而且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发作。后来，见了这个男生，我总是躲得远远的。没脑子很可怕，脑子有病更可怕。
我对大脑真正认知来自两幅图。
一幅是初中历史课本上的北京山顶洞人的图片。从外形上看，这个生活在18000年前的原始人长相已很接近现代人，尤其是脑容量已和现代人一样达1300~1500毫升，但较高的齿冠、突出的下颌，仍让我意识到这时的山顶洞人还处于不断进化的过程中。
另一幅是大脑结构模型图。初三上生理课时，老师和往常夹着一本书来上课不同，这次他捧了一个大脑结构模型图，模型图呈粉红色，画得很逼真，一个个分区纵横交错，蚯蚓似的弯弯曲曲，和美一点儿不搭界，甚至丑陋，但它们在老师的教鞭指引下，一块块区域竟然有着明确的职能，各司其职，然后组合成一个精密的大脑。
我一直沾沾自喜于自己的记忆力好。凡是要背的内容，我读过一遍基本能复述差不多。正是靠着这份记忆力，我的学生生涯是玩儿着上的。没有付出，自然收获不大，最后上了一所大专学校。后来为了混一张本科自学文凭，依然习惯投机取巧，每次靠着一两周的突击，保证了卷面分数不低于70分。如果从科学角度来说，这不过证明我的大脑海马体比较发达罢了，或者说这是天分罢了。
唯物论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所谓的天分便是由一定的物质基础所决定的。人的许多才能都与天赋有关。比如，绘画、音乐、计算、语言、书写、记忆等都与天赋相关。原来，上帝给你哪碗饭吃，首先是由你的大脑决定的。
2014年第一季度，江苏卫视重磅推出了一档大型科学竞技真人秀节目《最强大脑》，独辟蹊径地致力于传播脑科学知识和脑力竞技，舞台异彩纷呈，竞技场充满一个又一个悬念，吸引了一大批观众。在个性、另类、超强的脑力竞技面前，大脑被深度开发，一位位优秀的选手被冠以“魔方狂人”“数独女孩”“指纹神探”“密码终结者”等美誉，闪耀于舞台。我在他们面前黯然失色。当然，他们不过是万里挑一，芸芸众生更多的是像我这样在屏幕前观看的普通人吧。
意外是小概率事件，我们总以为它离我们很遥远，但意外常常不期而至。我过去经常引用日本经典动画《萤火虫之墓》里的一句台词：“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用这句话来劝诫别人。但是哪天，当一场意外真的先于明天来到我身边，我只能拿它一次次劝诫自己，希望坦然以待。
那天，我的丈夫意外从二楼摔下，导致左侧额叶脑出血，不得不选择开颅血肿清除手术。那一刻，我签字的手有如千斤重，医生把手术中出现的各种风险一一罗列，一个比一个触目惊心。最亲近人的生命、健康此刻完完全全地交付给了另外一个人，而我只能守候。50年的人生阅历、智慧在这扇厚厚的手术室外，没有任何作用，我的大脑自动清空。漫长的三个小时，我犹如困兽，坐立不安，四周的任何一点儿动静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打扰，最后不得不靠着吃面包来打发漫长的时光，尽管一天水米未进，我却丝毫没感觉到面包的香甜，只是机械地咀嚼。我第一次发现，人类的大脑如此脆弱。
丈夫从ICU出来后，住进了神经外科病房，进行术后康复。病房里来来往往各种病人，他们都和脑部疾病有关，脑血管疾病的人占了大多数。
这些病人大多只能吃流食。医院的配餐室成了陪床家属聚集的地方。看到这些与自己同样遭受巨大压力的人，多少缓解了我的焦虑。同病相怜，怜的不过是自己罢了。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神经外科35个床位，铁打的医院，流水的病人。一个病人出院，换了床罩，接着另一个病人便住进这张病床。每个病人都有自己的困境，这困境自动传递给他的家人，不是层级减少，而是成倍扩大。我在配餐间常常与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相遇，他长相平凡，戴着一副眼镜，有点儿书卷气，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他满头的白发和郁郁的面容，这增加了我对他的关注。他的儿子很优秀，考上了一所985高校，在上大学二年级时，不小心从床上掉下，摔伤了大脑，第一次治好了脑外伤，以往的阳光不再，出院后回到学校，当众犯病，留下了癫痫的后遗症，只能第二次回到医院。生活刚在儿子面前展开一幅优美的画卷，一场意外，上帝将这幅画卷了起来，也让他连承受欢乐的能力似乎都丧失了。他说：“我以前从不信命，现在我信了。”这句话击中了我的心脏，钝钝的痛。陷入苦难无法自拔的人，只能以这句话安慰自己或者掩盖脆弱。
我们住在第五病房，一个病房三张床，三家人，日夜相处，很快熟悉起来。15床病人57岁，血压高，但作为乡镇医生的他平时很是注意。那天与朋友小聚，高兴之余饮了几杯酒，突发脑梗，出血量一百多毫升。快三个月了，还只能躺在床上，意识不清。哪怕只有一点儿希望，家人也不愿放弃，托人从上海华山医院请来一位专家，来徐诊疗。专家最后留下一句话：“如果三个月人能醒过来，就会好的。”可离三个月没有几天了，15床病人戴着呼吸机依然静静地躺在床上，毫不理会妻儿的呼喊。如果不是积痰，让他的呼吸如老牛拉破车，你会忘记一帘之隔的病床上还躺着一个病人。漫长的陪护将妻子和两个儿子折腾得疲惫不堪，便请了一个护工二十四小时陪护，妻子白天陪床。妻子乐观，喜欢与人聊天，但说起丈夫的病情，很是伤感：“他爸这一场病，我们的日子一下从天上掉到了地上。”即使病人将来清醒，也会留下偏瘫、肢体障碍、神志不清等诸多后遗症。一场病折磨的是病人，也瞬间将家人推入深渊。
医院治病救人，抢救的是人的肉体，也救赎人的灵魂。睹物思人，看到病人，我们习惯于自动联想，换位思考。万一这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怎么办？上帝独断专行，从不跟我们提前打招呼，这可能于每个人都是存在的。即使灵魂塑造得完美无瑕，也不能阻止上帝那只靴子什么时候落下。
夜晚是最难熬的时候，尤其是那些陷入昏迷状态的脑梗、脑出血病人，他们的气道被浓稠的痰液重重阻碍，让呼吸成为沉重的负担。他们无法自救，只能依靠外力挣脱。照顾完丈夫，每每刚在窄窄的躺椅上闭上眼睛，还没找到通向梦境的道路，便在护工为脑梗病人侧卧拍背的“啪啪”声中，清醒地睁开双眼，这声音在寂静的夜晚格外的清脆，直击人的耳膜，即使响在隔壁的病房也能让我准确地接收到信号。医院里病人是主角，我无权以影响休息的名义提出抗议。我只能远离睡眠，思考人生的意义，大脑开始回归。
我们对大脑究竟有无所有权和使用权？大脑是跟随着我们的躯干从母体诞生的，从此与我们相伴而行。但它容量多少，能使用多少，却不由我们控制。哪天病变了、罢工了，我们说了也不算。我们还直接或间接地对它造成伤害，以创伤、出血等方式破坏它的平衡，日常密不透风的工作让它疲累紧绷。有些伤害可以修复，有些伤害却是不可逆的。
而今人已五十，我绝望地、不断地嗅到大脑衰败的味道。五十年的无偿使用，它已经开始收取利息，这利息高低仍然由它来决定，收到最后，我们的本金还能剩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