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的力量
清代前期，有位宠臣朱轼，字若瞻，江西高安人，素以学问精纯、善于教化而闻名，他所著的《周礼注解》与《历代名臣传》，在我国文史学术界影响很大。
康熙三十二年，也就是1693年，28岁的朱轼在乡试中以卓异的才华，获第一名，摘取“解元”桂冠。主考官非常欣赏他的文采，对其试卷作了极高的评价：“清空夭矫，百折千回，古气淋漓，笔力遒劲，直从八大家中沉浸沐浴而出，西江此调久不弹矣。”次年，进京赴考，得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此后，35岁的朱轼被选任湖北潜江县知县。
朱轼一生注重教育，认为“教而化之”堪称莫大的善政。出任潜江知县伊始，便请人用通俗易懂的当地方言将《圣谕广训十六条》到各乡村广为宣传，并“亲集士民，宣讲于明伦堂”。他大力兴建书院，扶掖诸生，终使“困者苏，悍者驯，教化行”，成为治穷、治乱必先治愚的开创者和先行者。
后来巡抚浙江，亲作《戒侈费》，谆谆劝诫官绅士民戒奢尚俭，摒弃浮华。据《清稗类钞》载：朱轼一次外出，路遇一披金挂银、衣着盛装的妇人，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眼球，但其气质，却并不太像举止优雅的豪门贵妇，倒是颇有几分金玉其外的俗气。朱轼便上前询问她的情况，她的丈夫在哪里高就，又发了多大的财。妇人在巡抚大人的追问下，不好意思地说，自己的男人不过是个杀猪的。朱轼听了便将此妇带到巡抚衙门，径直来到后院厨房，只见几个女人在烧火、和面、择菜，烟熏火燎之下难以看清每人面目，但无一例外都是粗布衣裙，与她的光鲜亮丽形成强烈的对比与反差，显得极不协调。妇人面露些许尴尬和疑惑之色。朱轼便问她，看哪个是夫人，妇人辨认半天，也没有看出来。最后，还是朱轼指认说：“此炊者，夫人也。”这个杂役模样的人，竟是堂堂一品大员的夫人，妇人此时真是无地自容了。
朱轼热情挽留妇人陪夫人一起吃饭，这顿饭不亚于在她的心头打了个响雷，让她一辈子都忘不了。原来，端上饭桌的甭说山珍海味，就连一般人家的标准都够不上，只是几盘夫人自己种的青菜。妇人回到家后，宛如换了个人，尽释盛装，每天即早早起来，洒扫庭除，烧火做饭，里里外外，井井有条。很快，不少人都知道了个中原因，于是，浙江民风为之大变，勤劳俭朴蔚为时尚。
朱轼品格高洁，为官清正，具有很强的治国理政才能，同时又学问渊博，见识不凡，雍正皇帝登基后，命朱轼为皇子讲席，特郑重表示：“皇子课读，事关重大，当教以立身行己进德修业之要。若徒寻章摘句，记诵文章，一翰林能之，非朕所望于卿等者。”朱轼没有辜负这份重托，他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每当弘历将当天所学的经书熟练地背诵后，按理就该下课，可以开心地玩耍去了。可是，朱轼便这样对他说，今天的课虽然结束了，但天还早，何不将明日的课一并学了？他只好忍着心中的不情愿，继续习诵，因为朱轼极为严厉，这让他很是敬畏。可等到明天，朱轼仍然还是这番话。其弟与亲王弘昼禀赋比不上他，故而每次都拖后腿，当他完成课业准备“解放”时，朱轼则对他说：“弟在书斋，兄岂可不留以待之？”圣人不是教导要兄友弟恭吗？你就陪弟弟一起读书吧。于是，再给他加新课，等弘昼完成当天的课业，兄弟俩一起下课。就这样日复一日，为弘历打下了极为扎实的治学基础。多年后，乾隆皇帝仍充满深情地回忆道：“从朱轼学十余年，所获最多。”
乾隆元年，也就是1736年9月17日，朱轼积劳成疾，病逝于京城。临终之际，竭诚遗疏：“万事根本君心，用人理财，尤宜慎重。君子小人，公私邪正，判在几微，当审察其心迹而进退之。至国家经费，本自有余，异日倘有言利之臣，倡加赋之税，伏祈圣心乾断，永斥浮言，实四海苍生之福。”他以自己一生之经验，做一位老师最后的教导，真是可敬可佩、鞠躬尽瘁的典范。乾隆皇帝亲自哭祭，盛赞恩师朱轼“品行端方，学术醇正”“纯修清德，望重朝端”。显然，教化的力量超越了普通讲堂的范围，早已深入人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