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舍《阿娜河畔》：回眸中的大地之歌
12月16日下午，“深情回眸中的大地之歌——阿舍《阿娜河畔》新书分享会”在北京SKP RENDEZ-VOUS举办。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乔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大先、作者阿舍从《阿娜河畔》出发，深入解读故乡与人的关系，探讨如何用文学重建精神故乡、展现人性的丰富性等话题。活动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读书节目主持人马宗武主持。
《阿娜河畔》是阿舍的最新长篇小说，讲述了在茂盛农场的建设中，以明双全一家为代表的建设者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历程。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时期中，无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以坚韧顽强的理想信念为边疆建设注入新的血液。
现场
故乡是生长的文学
“这部小说是我自己在农场出生、成长十八年的生活经历所积累下来的情感，是发自于心底积累多年的生命感慨。”活动开始，阿舍向大家介绍这部小说诞生的背景。“阿娜河”是塔里木河的古称，“阿娜”在维吾尔语中是“母亲”的意思。从书名的拟定便可看出阿舍对故乡浓厚的情感。在写作过程中，阿舍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故乡，对故乡的历史与生活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它无论对我的生命，还是对我的创作，都给予了巨大的滋养”。
“故乡是离开才能拥有之地”，谈及对《阿娜河畔》的印象，乔叶表示自己与阿舍在个体生命的流转上有着相似的路径，在书写故乡时都带有一种从异乡回首故乡的“寻根”之意。乔叶也对新疆的河流有着深厚感情，她曾写过一篇名为《伊犁河边的锡伯人》的188体育官方ios，并在活动现场即兴朗诵了歌曲《伊犁河》的歌词，“我读这部小说的时候脑子里也回响着这个旋律，想象着阿舍是用这样的感情来写这部小说。阿娜河当然是地理意义上的河，同时也是精神的河流，它是人生的河，岁月的河，生命的河，也是一条历史的河流”。关于小说的美学风格，乔叶赋予其一长串形容词：庄严、纯正、热忱、中肯、细腻、精确、清新，刚健，“我从中辨识出《平凡的世界》和《人世间》的写法，其中的叙述有时候稍显笨拙，但也非常动人，有着古典主义的气质和审美”。
刘大先非常认同乔叶所用的“古典”一词，《阿娜河畔》使他想起了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作品中的宁静与素朴，同时又素朴地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上，写出了个体的复杂性。他曾在新疆的留宿兵团招待所待过一段时间，将那里形容为“寂寥而又充满内在激情”。“招待所后面是一片空阔无人的玉米地。我站在窗边感觉到特别寂寥、空旷，那时候心里油然而生一种孤独感和蓬勃之感——站在天地之间，无尽的旷野又使人的精神变得强大。”
“故乡”是文学创作经久不衰的母题。同样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场度过少年时代的马宗武，因为与阿舍有着同样的生活经历，读《阿娜河畔》时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的父辈们，还有更多的建设者们，就是在那片土地上，一点点有了住的地方，一点点有了生活的气息，他们把戈壁滩建成绿洲，建成麦浪如火的一片土地。而这个小说表现的就是几代建设者在这样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他感慨，那些经历会在心底沉淀下来，永远不能忘记。
故乡，不断往纵深处生长
“阿舍的写作蕴含了她叠加的各种身份带给她的生命体验，呈现为一种特别具有生命感的、深刻且丰饶的、很温暖的混合性的表达。”乔叶认为阿舍丰富的身份维度是其写作的一大优势与特点。
谈及自己的多民族文化身份，阿舍表示自己也曾经历过对自我身份认知的困惑，故乡赋予自己多元化的身份，因而处理身份认知问题即处理自己与故乡的关系。在188体育官方ios《我不知道我是谁》中，阿舍的多重文化身份在内心引起了撕裂感，“我不想再选择我到底是谁这件事，我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但我也是其中的任何一个，实际上我还是一位女性，一位母亲，一位作家，一个中国人，这些新的文化身份在更高的层面上又缓解了我内心的焦虑”。处理完身份问题之后，阿舍感到自己和故乡之间的关系一下子就打开了，“很多人都和我有着相似的处境，他们觉得我说出了大家的心声。我突然意识到，故乡不只和自己相关，也是一大群人和这片土地的关系。我想要写一部真正体现我和故乡复杂又丰富的关系的故事，既要体现农场的建设发展史，也要体现这片土地上的人的命运”。
作为与阿舍年龄相仿且同样致力于书写故乡的女作家，乔叶有着相似的感悟：“人到中年，有时候觉得特别美妙，不像年轻时候那么青涩，尤其在写作上，能够相对成熟地去观照过去的生活，这时候故乡在我们文字底下是一遍一遍在生长的，且不断往纵深处生长。”故乡并非在地理意义上扩大了，而是在文学、精神、情感的意义上都更具深度，阿舍笔下的故乡就获得了这样的生长，“有了这样的认知能力之后，对人性的理解也较以往有了进步，这一定是同步体现在创作中。《阿娜河畔》既讲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展现了风云激荡的历史，又最终落实到人的奋斗与情感，这是作家修行到一定程度后获得的成长”。
当小说中的人物石昭美意识到爱情并非纯洁无暇，而是如阿娜河一般泥沙俱下时，她在经历了精神上的否定之否定后获得了成长；当作家阿舍意识到自己应站在群体的立场重新观照人与故乡的关系时，她在冲破了多重文化身份带来的焦虑后获得了成长。
刘大先从理论角度谈到，《阿娜河畔》对故乡的重建实际突破了现代文学中由鲁迅建构起的“归去来”模式——“一个远离故乡的游子回来了，发现故乡已面目全非，这对他的内心产生极大的冲击，只能用‘宁静月光下，一个少年在碧绿的瓜田中拿着钢叉准备去插猹’的意象来呈现故乡的样貌，而这与他的成长及青春秘密相关，那个才是他心想的故乡，现实中的故乡已经变了。这是现代文学形成的非常顽固的书写结构”。少年时那个宁静的故乡是真实的，中年以后那个衰败的故乡也是真实的，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在真正意义上面对故乡，我们才能赋予它文学的意象或者形象，才能得到进一步的成长。这既是作家的故乡书写应获得的成长，又是“返乡”文学应带给读者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