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傅炜如，一九九二年生于杭州，香港理工大学硕士。中国报告文学会员，浙江省作协会员。有非虚构作品见于《中国作家》等刊物，著有长篇报告文学《钱塘一家人》。前央媒记者，现为文学刊物编辑。入选浙江省第十批“新荷计划”人才库。

稻 香

■ 傅炜如

引 言

一弯苕溪，源自浙江境内的天目山南麓，从临安流至余杭，在此穿城而过，像条天然的分界线，将杭州余杭一分为二。苕溪南岸是片新城，它深入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腹地，之江实验室、人工智能小镇、5G科创园等数字经济创新引擎散发着创新魅力。苕溪在南湖附近忽然北折，九十度转了个弯，像条绸带般串起了北岸八个村，那里是一望无际的永久性基本农田保护区，绿色的稻田是另一番生机。

一南一北，城市与乡村隔岸相对，又在慢慢交融。

顺着苕溪北上，是一片见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圣地——良渚遗址。五千三百多年前，世界的文明像一颗恒星瞬间爆发，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形成了世界上大一统的王权国家，苏美尔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平原建立起了城邦文明，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化开始显现……在亚洲大陆东部，长江中下游环太湖流域，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良渚古国出现了。农业成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撑。

有人说，乡村振兴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台动力强劲的发动机。这台发动机将会激活乡村的资源，一旦触发，可以让中国未来十年持续保持每年百分之七的增长率。如今，在余杭，“发动机”的声音像春雷般轰隆隆地响动着。

我驱车从文一路隧道出来，穿过杭州未来科技城林立的高楼，开至苕溪大桥时，视野逐渐开阔。向右拐入永溪线，毫无防备地，成片稻田扑面迎来。正值八月，田间涌动的绿浪叫嚣着头顶的烈日，削减了酷热的体感。

余杭永安村就在这片绿意的裹挟中。

这是我此行的目的地。

听说这村最近很火，村里年轻的小伙姑娘多，绝大多数还不是本村人。他们放弃了周围企业的高薪工作，齐刷刷来到村里，每天围在一起头脑风暴，讨论怎么把村子打造成自带话题和流量的“明星村”。

专业的说法，这叫“运营”，他们把运营企业的那套思路挪到了村里。永安村是他们的创业空间，他们的项目是水稻产业。

永安村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要去村里找一个叫刘松的年轻人。他是永安村的职业经理人，用现下时髦的名词，叫“乡村CEO”。

他是我打开永安村的一个口子。

一 挑“女婿”

刘松第一次驾驶在这片绿意间，是三年前的八月。他接到永安村书记张水宝的电话，邀请他到村里看一看。他有些意外，又有些忐忑。当时刘松刚递交杭州余杭区农村职业经理人应聘报名表，他在应聘单位意向栏，勾选了“余杭街道永安村的稻香小镇”。

这个时候村书记找他，有啥事？

开车到村委，一名五十多岁的男子迎了出来，他个头不高，看上去很精干。这就是张水宝书记。张水宝见到刘松，没多寒暄，直接说：“走！我带你整个永安村转一圈，边走边给你介绍情况。”

村书记对刘松的态度有些出乎他的意料，说起来也算是意向“公司”的“老板”，一路上对他这个“求职员工”满面笑容，温和谦逊，没有一方当家人的威严。

张水宝是直爽性子，开门见山告诉刘松：“八十多个报名永安村的人里，你的简历最出挑。”

这位在村里任职了二十多年的村书记，眼光是“毒”的。多少风风雨雨，他像养育孩子般，一手将永安村“抚养成人”，现在到了为她择“良婿”的时候了，以后又将多一个人同她携手并进。

刘松是他看中的“准女婿”。

张水宝心里有道坎，“二十八点五万元”这个数字像一根针扎得他日夜难眠。

二○一七年，永安村的村集体收入只有二十八点五万元。在同年GDP达一千六百九十五点一三亿元的余杭区，这个数字说出去像在开玩笑，别说张水宝脸上挂不住，整个余杭街道、余杭区的领导，都在为此事发愁。

在北岸的八个村中，永安村位于中部。东连南苕溪，西接洪桐村，南临溪塔村，北界下陡门村。自古以来，这里一直是鱼米之乡，土地肥润，在七点零九平方公里的村域面积里，有五千二百五十九亩耕地，当地人靠种粮为生，过着富足的生活。应了“永安”这个名字，百姓安居乐业。

可渐渐地，丰腴的土地成了甜蜜的负担。二十一世纪，城镇化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杭州民营经济迅速崛起，农民守着一亩三分地种粮食，收入越来越低。村民看着别的地方搞开发、办工厂，都赚得盆满钵满，他们眼红了，不再死守这片良田，开始走出村子，外出淘金，自己的土地便抛荒长草了。

这里还有个限制条件——百分之九十七的耕地是农田保护地，不能进行大规模城市开发。不只是永安，苕溪以北八个村都面临这样的情况。

不大拆、不大建，要发展村集体经济，只能在农田上做文章。这道命题作文，对缺乏村项目又没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村书记来说，很头痛。

永安村以及周边七个村，到底怎样才能富起来？怎样才能缩小余杭的城乡差距？

二○一八年五月至七月，余杭区领导到村里调研了五次，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座谈会。听取了八个村村书记的意见后，区领导把这个课题布置给了余杭区农业农村局和余杭街道，将永安定为试点村。

二○一九年，杭州余杭区农业农村局发布了《关于加强余杭区农村职业经理人培育工作的实施办法》，广发“英雄帖”，开始公开招聘农村职业经理人。

来自安徽的刘松是第二批报名的。

村里转了一圈下来，张水宝也不藏着掖着，村里好的坏的都跟刘松交底：“我们一没有钱，二没有人才，三没有空间。”

余杭其他几个村招聘职业经理人，有的给出了丰厚的奖励条件，能达到考核要求的，最高可奖励一百万。永安村条件不允许，只能拿出五万。

眼前这个高高瘦瘦的小伙子一直没怎么说话，总是笑眯眯地听着。

刘松站在共享小院的二楼露台，望着成片稻田，绿意从他的眼中蔓延到脑海。从良渚时期开始，这一片土地就开始了水稻种植。目眺远方，他仿佛看到了五千多年前，良渚古城外围，先民们在稻田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画面。

他说：“张书记，我来永安村。”

张书记问：“为什么？你要给我个理由。”想“娶”自己的“女儿”，要表诚意。

“我学农业出身，做水稻产业我擅长。这里的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我们完全可以把永安村打造成未来科技城的后花园。”

张水宝的心像是被什么托住了，眼中有了亮光。

最后张水宝问：“如果接手，你能不能至少做满五年？”

“我可以。”刘松憨憨地笑着，“这里离我家近，回家方便。”

这两个差了二十多岁的男人，第一次见面，就有了互相的信任。

口头上的承诺有了，接下去，这个“准女婿”还要通过职业经理人的正式考核才行。

二 “乡村CEO”

城乡发展不均衡，是二十多年前浙江“成长的烦恼”。二○○三年七月，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提出了“八八战略”，其中就有一条：“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

城乡发展“犹如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如果零部件配备不齐全、不合理，很容易出事故”。

杭州余杭区领导也知道这个道理，奈何余杭的经济总量是杭州各区县中最大的，不光是城市和乡村，村子和村子也有差别。很多村子的情况像跷跷板，美丽乡村起来了，村集体经济下去了，集体经济做好了，环境不美丽了。

有的村子地理位置好，造了很多房子租给乡镇企业做厂房，一年能有四五万收入。但村里违章建筑不少，乡村也很难美丽起来。很多地方自然环境好，村子却比较穷，村委没有能力经营乡村，政府每年要通过上亿元的财政补助，保证这些村集体开门运转。

这个跷跷板要怎么平衡？

特别是二○二○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后，浙江成为全国先行先试的“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目标就是探索怎么样通过乡村振兴，让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使得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

落在试点永安村头上的使命更大了。

余杭区农业农村局开了会，商量了一个解决办法，给村里找个运营人，给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的子公司找个总经理，名字就叫“农村职业经理人”。发展村集体经济，引入市场化的运作，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

这个创新的做法具体要怎么实施？重任落在了当时区农业农村局政策改革科的章斌头上。

刚接到任务，他也是一头蒙，做法是好，具体操作起来上哪儿找经验去？他在网上搜，通过各种渠道问，电话都打到了四川，仍一无所获，全省乃至全国没有人做过这个事。只能自己想办法。

章斌先跑去余杭各个村做调研，当时余杭二百六十二个村，他走了一百多个。

他问村书记：“假如说给你们村里招个专门负责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的人，年薪十五万，你们愿不愿意？”村书记们的回答倒是肯定的，但态度有些微妙：“来个人帮我们赚钱，我肯定愿意。就担心村班子会有意见。他们的年薪只有七八万，招的人薪水比他们高，这怎么弄？”

他们面前还有个难题，要说服财政出这笔钱。财政有他们的顾虑：“这个东西有猫腻怎么办？假如说村书记跟哪个人关系好，把他招进来，过了两年没有效果，又没相关的惩罚措施，三十万拿走了，你们怎么办？”

农村职业经理人这事被拖了下来。章斌心里也不笃定，按照这个情况，还是引入第三方运营公司更方便。

这个方案很多村不是没尝试过，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就拿永安村来说，二○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村里成立了杭州稻香小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通常大家称之为“强村公司”）后，张水宝找到了一家杭州做乡村运营的公司，前后跑去跟对方谈了五次，说明了村里的情况和需求。对方一听，很有兴趣，表示愿意接这个项目，直夸永安村条件好、潜力大。

一开口，一年的运营费要价三十万，张水宝也点头答应：“我相信你们公司的能力，只要你们能运营好，带我们把水稻这条路走出来，这个价值得。”嘴上这么说，他心里着实有些打鼓，便提出一个要求：“你们要派人驻在村里开展工作。”

想了想，他又补充：“马总，既然你们这么有信心，敢不敢入股？”

我跟张水宝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当时他是在对赌，如果对方连入股都不敢，怎么相信他们能运营好村子？

考虑了几天，对方打来电话：“入股怎么个入法？”

张水宝说：“其实入股只是个形式，来表示你们的诚意。百分之二三十，具体多少你们定。”对方说：“我们入股百分之二十。”

定下来后，运营公司派来一个年轻女孩子，之前她在五星级酒店做经理。有管理经验，但不太了解农业。张水宝想了想，也行，至少懂公司的管理制度。上岗后，张水宝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制定制度，二是卖大米，把稻香小镇的大米品牌做起来。通过什么渠道做？让他们动脑子。

过了一年，制度有了，可稻米竟一斤也没卖出去。

张水宝行事果断，马上跟对方说：“马总，我觉得我们要‘离婚’了。我们请你们是来运营的，一斤大米没卖出去，像什么话？”

双方的合同解除了。这一年的运营费也白花了。

到了年底，农业农村局领导问起章斌情况：“职业经理人这事办得怎么样了？”章斌说：“这事有点难办。”他把情况如实说了一遍。

领导说：“允许失败嘛！我们试一试又不要紧。”

在浙江，历来不缺“无中生有”的故事。从“莫名其妙”“无中生有”，到“点石成金”，这是浙江发展持续焕发生机的秘诀。

章斌硬着头皮说：“行，那就干吧。”

确实，比起第三方运营，若是政府出面招聘“CEO”， 可以让村民在村庄运营事务中更具话语权，当然，对经理人的能力和水平也有更高的要求。

三个月后，《关于加强余杭区农村职业经理人培育工作的实施办法》出台了。

招聘对象是那些愿意在乡村做运营，愿意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年龄在四十五岁以内。如果确实优秀，也可以突破年龄限制。

招聘人员实行合同管理，基本年工资十八万元(区农业农村局出资十五万元，按年度拨到村庄，乡镇出资三万元，含五险一金、福利费、工会费等)，另有绩效考核则需要他们在乡村经营中获得，由各村股份制经济合作社自行制定。农村职业经理人所建团队的工资，需要他们与团队共同从乡村经营中获得。

首次聘用期两年，对合同期满确需续聘的，经综合考评，满足条件的可予续聘。

公告发布后，全余杭只有四个村子来要人，其他村子都在观望。可这四个村，人也没招满。

鸬鸟镇的山沟沟村报名人数只有两人，不符合开考条件，直接退出了。径山镇径山村名声在外，来报名的很多。笔试面试排第一的人，还在政审环节，就被一家上市公司挖走了，对方给出的工资是这里的三倍。

只剩两个村子——径山镇小古城村和良渚街道新港村，他们招到了职业经理人。但不到三个月，新港村的小伙子找到章斌，提出离职，转身去了一家企业，甚至都没来得及拿工资。最后只剩小古城村的职业经理人唐文铭，一直坚守到今天。

到了第二年，来要人的村子多了起来。也许是观念的转变，也许像永安村这样，找第三方公司来运营的不尽人意，也许是看到小古城村的尝试有了小成效。

最后农业农村局选了八个村，为他们招聘了八个职业经理人。余杭街道永安村的刘松、径山镇径山村的姜伟杰、黄湖镇青山村的杨环环等，平均年纪不到三十岁。

当时摆在刘松面前的选择很多，论名气和产业，永安村并不占优势。当他了解到永安村有成片水稻田，他的心仿佛见到了心爱的对象，有了莫名的悸动。

刘松记得那天职业经理人的面试题：“假如你是永安村的职业经理人，你会怎么营运发展？”很直接，这难不到刘松。他进房间时，对面坐了七个面试官，免不了有些紧张，看到题目后，他倒回答得胸有成竹。

职业经理人的面试官，都是章斌去各个单位找来的专家。有浙江农林大学的教授、余杭区农业农村局的领导、乡镇农办的负责人、所在村的村书记等。到最后，村书记的意见占大头。

刘松顺利通过了笔试面试，与永安村的“姻缘”就此结下。

三 两份“见面礼”

刘松刚到永安村，送了两份礼物。

第一份，他参与了开镰节。第二份，他制定了永安稻香小镇三到五年的战略规划。

二○二○年九月，刘松还在工作交接期，张水宝让他提前参与十一月举办的开镰节筹备工作。这么做，张水宝有他的打算。

这个月份，稻田里金色的麦子逐渐多了起来，一簇簇垂在枝头，风一过簌簌有声，像是低声歌唱似的，欢迎秋天的到来。每年十一月的开镰节，是永安村的大日子，不仅是传统习俗中的庆祝丰收，现在更是村里增收致富的一个活动日。

刘松来之前算过一笔账，村里种粮综合成本约为两千两百元每亩，综合收入是两千七百五十五元每亩，这样一亩地的收益实际上只有五百五十五元。想要赚钱，光卖稻米远远不够。

村里的夜来得早，太阳一落，只听秋蝉鸣叫，时不时传来几声狗吠。没有了城里的嘈杂与喧闹，刘松享受夜深人静时的思考。白天忙完对接会，刘松坐在二楼的办公室，伏案策划开镰节。稻米电商周、稻田艺术节、稻田体验节、稻田美食节……刘松是在下一盘棋，水稻这个农产品，在他脑海里不断延伸，精心布局，越铺越大，像个万花筒，花样层出不穷。

最终，永安村一炮而红。领导、嘉宾、企业客户、游客……开镰节那天，村里停车场不够用，不少村民开放了自家的院子。当天游客数量超过两万人，有二十七家企业来认购稻田。

村民们也高兴，从没见过自家门口来那么多人。永安村不一样了。

村书记张水宝更忙了，接待的客人一拨又一拨，但心里舒坦。记得上一年的开镰节，自己忙着村务，又要对接相关事宜，分身乏术，效果还没那么理想。他也从中深刻体会到，用水稻来致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梦想，刘松让他看到了希望。

开镰节后没几天，刘松一早来到张水宝的办公室。两个月来，他俩习惯了在早上八点多商量事情，有时候更早。这个点最清静，书记村务事还没缠身，刘松也不用对接业务。

刘松交给张水宝一份文件，是一份《永安“稻香小镇”战略规划》。未来三到五年，永安“稻香小镇”将通过平台化运营，开展现代农业、农业旅游、乡村社区等“三大业态”，并利用“永安大米”等自有农产品品牌。这是刘松这段时间调研永安村交出的报告，是他对张水宝的承诺，也是对他自己的规划。

刘松跟我说：“直到今天，这个规划一直没有改过，因为我觉得是最真实有效的。”在这个规划里，二○二五年，永安村将成为“全国乡村振兴样板”，稻香小镇公司全年实现主营收入一亿元。

能看出刘松的野心，这底气还是村书记给的。

经过这一次开镰节，刘松的能力让村里看到了。原本担心外来的和尚念不好经，没想到他没有水土不服，反而如鱼得水。

张水宝心里对这个“女婿”很满意，大家对他的评价也不错。小伙子总是笑眯眯的，为人谦和有礼，主要是勤勉低调、踏实肯干。

刘松正式参加了永安村全体村干部大会。会上，张水宝书记把他介绍给全村工作人员，当场表明了态度：“刘松来了后，强村公司这边决定做的事，我们村委要举全部之力，协助他的工作，决不能拖半点后腿。如果谁在这个事情上没做好，我就要找谁的责任！”

其实，他私下跟村干部们都说过：“职业经理人是村里引进的人才，刘松是来帮我们村创造财富的，物质上他自己又能获得多少？如果对他的工作不理解、不配合，你们就不要在村委待了，没有头脑，没有资格待在这里。”

话是重的，村干部对这个书记是信服的。

二○○二年，部队转业回来，还在保险公司上班的张水宝临危受命，回到永安村任职。那时，只有十六个村民小组的永安村不仅账上一分钱也没有，还欠了十六万元。整个村子进出只有一条三米宽的泥路，广袤的农田遍布着一块块“补丁”，被切割得七零八落。

经济环境不行，村里党员的凝聚力涣散，没什么战斗力。

张水宝把目标对准了村里唯一能赚钱的制砖厂。承包厂的是两个本村人，一年的承包费十二万，其中一半算土地租金付给村里。

在年底承包到期前，张水宝想着靠制砖厂增加村里的收益。他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说要公开招标。话一出口便遭到了大家的反对：“这牵扯到村民的利益，想要换承包，事情麻烦着呢！”“经营厂子，本村企业就该优先嘛。”

张水宝说：“个别村民的利益重要，还是村集体的利益重要？村民的工作要靠我们来做。”

制砖厂两个老板得知后，意见很大，找到村委来。张水宝说：“公开招标是铁定的，不是不给你们机会，这是公开竞争，你们也可以参加。如果你们中标，可以继续经营；如果人家中标，按照规定就要换主了。”

招标结果定了下来，有了新的承包商，村里打算折价给他们八万元。两个老板还是不罢休，继续闹。张水宝又出面说：“这个价格不接受，我们只能请第三方评估公司，评估出来价格是多少算多少，没有商量的余地。”他们自知设备老旧，折旧下来没多少钱，又不能改变结果，只能退出。

新中标的是桐乡的一家承包商，他们的制造技术和经营水平非常高，一年的产量能比此前翻两番。他们一年的承包费是七十二万，从十二万到七十二万，村里收入增加了六倍。这在整个老余杭镇都是轰动的。

张水宝跟我说，当时他把这件事处理好后，村里党员干部的凝聚力一下子上来了。以前每次开村干部会，村干部总是一边开会一边发牢骚，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等正儿八经要说几个议题，他们就拍拍屁股走了。

张水宝来了半年，把制砖厂这块硬骨头啃了下来后，会上所有党员干部都给他拍手鼓掌，他很感动。后来想想，他觉得只要认真做事、多动脑子，大家都会看得到，村里会信任你。

有人问他：“你这么干不怕得罪人？”干村务工作的，谁能不得罪几个人？个人恩怨在村集体利益面前，又能算多大个事？

自此，大家知道了这个书记的铁面孔。

刘松来了三个月后，有一次省里在湖州南浔召开全省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张水宝叫上刘松一起去学习。当天晚上，两人在南浔的夜色下，敞开心扉聊了很多。平时忙着工作，这样的机会很少。刘松激动地畅谈着未来的规划，也说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张水宝说：“你到永安村来，我一定让你的能力发挥到极致。你只管运营，碰到的村务事都由我来解决，村民那儿我去做工作。”

在这点上，章斌和张水宝想到一块去了。

在职业经理人下派到各个村工作前，章斌考虑到村里会把他们当作村务工作者使用。他说：“有的村干部觉得来了个文化人，让他们写写村里的文件，这不是职业经理人该干的事。”

余杭农业农村局给要人的村子定了四条规则。第一条，必须是村民代表大会大家都同意了，才能来报名招人。第二条，关于村子的发展，村两委（村支部、村委会）自己要有想法，每个村关于农村职业经理人的岗位职责都要明确。第三条，要把村里的资源打包给到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子公司，并且要给公司制定考核目标。第四条也是最难的，村书记要放权。

四 村书记的铺路

二十多年的书记生涯里，村里大大小小的事务都是张水宝一手抓。

当初刚在村里树立威信没多久，二○○三年九月，村规模调整，姚村、下木桥村合并到永安村，永安成了新的行政村。

村委班子合并后，张水宝又带头抓队伍建设，好在大家相互间磨合得好。张水宝很自信地跟我说：“现在放在余杭街道，甚至整个余杭区，我们村干部的团结是数一数二的。”

二○○三年六月，浙江正式启动了“千万工程”。在全省选择了一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一千个左右中心村建成了全面小康示范村。

永安村与周围七个村一起，开始了田园整治工程。

村里修起了主干道，有专家来到村里，开始勘测规划。

张水宝带着专家团队在村里转，主要介绍农田情况。村干部跟他说，都是规划专家，不用亲自抓。他不这样想，村里农田地势哪片高哪片低，即便是专家也不了解实际情况。他们对着一张行政区划图，也不知道具体的标高，万一规划错了，会导致大片农田水倒灌。再加上财政资金有限，哪里规划沟渠，哪里规划道路，要精打细算才能出效果。

“千万工程”从一开始就注重打造“千村千面”“万村万象”，根据不同村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历史人文、功能定位进行规划布局。要把永安村的“美貌”展现出来，熟悉村貌的张水宝必须参与到它的“化妆”中。

“化妆”后，村貌不一样了。村民最明显的感受是，从村里去镇上，时间短了也方便了，种田更舒服了，很多稻谷不会因为运不出去烂在地里了。

田园整治为永安村日后的发展打下了第一个基础。

二○一八年，永安村启动了美丽乡村建设，村容村貌更精致和现代化。时隔两年，外出的村民逢年过节回到村里，能见到阡陌纵横、白鹭翩飞的景象，不知不觉回村的次数也多了。

“还原美丽”只是第一步，“千万工程”要做的是加倍释放“美丽效益”，推动美丽资源向美丽经济转化，真正让产业带动农民富起来。

如今，永安村村民都意识到，曾经一度舍弃的农田成了美丽风光，田园景色是他们的滚滚财源。

二○一五年的时候，张水宝在“田长”责任书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永安村成了首个“田长制”试点村，他也成了全国第一位“田长”。

张水宝很乐意接受这个新鲜的“官职”。以前的政策是鼓励农民放开手脚想办法增收致富，他们没有永久基本农田的概念，村民们把农田变为了蔬菜自留地、种桑树喂蚕的农地、鱼塘等。村委觉得这样不好，但“师出无名”，不知道如何管、怎么管。

“田长制”给了张水宝机会。一番工作后，村里过去稀稀落落的简易房、堆场、树林、池塘一扫而空，原本东一块西一块的土地逐渐连成片，为发展规模化、集约化种植创造了条件。

二○一八年，张水宝开始带领永安村开启土地集中流转。这是村委一直想做的事。村民的土地统一流转至村集体，再由村集体按照高标准农田要求建设后发包给专业大户。按照标准规模种植，粮食生产全部机械化。

现代化的农业规模，像是真正的“中央厨房”。不仅有统一的品种和技术，后期的管理、包装、销售都是集中经营。这么一来，土地产出收益大大提高了。

张水宝算过，现在村里有五千多亩农田，村民每亩土地租金在流转前，点状租赁收益是八百多元，集中流转后，提高到了一千四百多元，亩均收入由两千元提高到了六千元。

集中流转后，村里的农民释放了更多劳动时间，他们创业务工，增加了非农收入。

顺着这条路，张水宝找到了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与他们合作，引进了“浙禾香2号”品种，大米的售价可以从原来的每斤两元，卖到最高十三元。水稻从原来的劣势产业，摇身一变成了特色产业。跟专家讨论后，他对这里生产优质稻米很有信心。

张水宝没信心的是怎样做大米销售，怎样运营来增加强村公司的收入。他知道自己的思维跟不上市场的节奏，是该让年轻人来了。

章斌去永安村的时候，张水宝给他诉过苦。章斌说：“村书记和职业经理人的关系，我给你打个比方，职业经理人好比是厨师，要做一桌子菜，你只管买菜回来，怎么做、做什么交给职业经理人，至于最后一桌菜呈现什么样，他们各凭本事。反过来说，你菜都没给他们买，让他们做一桌色香味俱全的菜，再牛的人也做不来。”

这层意思张水宝明白，强村公司的资源属于村里，但资源的使用权得放心交给职业经理人。

这一两年，与第一批招人时的无人问津相比，职业经理人这个岗位成了香饽饽。刘松作为“代言人”迅速火了起来，接受各大媒体的采访越来越多，但每次他都会说：“我站在高处，大家看得到我，水宝书记才是底下那个为我们铺石头的人，他是永安村最大的功臣。”

五 没有风口，就创造风

二○二○年十月的开镰节后，永安村向外界释放了一个信号，“禹上稻乡”接下去要有大动作。

可开镰节不能天天搞，永安村要持续散发吸引力，还得动其他脑子。

最开始，刘松用最简单也最见的效办法——策划农旅活动。他想，最终的目标是吸引人来消费嘛，那就让大家在万亩良田间，品尝到永安特色的大米。

单靠刘松一个人肯定不行，村里给他组建了一支九人的管理团队，包括七位本村村民，有退休返聘的老书记姚凤贤，还有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沈燕……

刘松和团队开始每周策划一个活动，注册了微信公众号，把每天的活动安排放到线上，吸引大家来报名。他先做一些小活动，上午九点开始DIY草帽，十点钟包粽子，下午玩亲子活动……刘松把这一系列的行程都发出去，吸引大家报名。收费标价有八十九元、九十九元一个人。

对于零基础、零粉丝的永安村，结果可想而知，周末没有一人来报名。但这活动也要办，刘松请村委帮忙，叫来村里没有上班、没有上学的年轻人和小朋友，免费体验活动刘松用视频、图片将过程记录下来，当天晚上推出推文，大概内容是今天的活动，大人玩得开心，小朋友也学到了新的知识。这样的小活动就两三百块钱的成本。

这样过了两个月，平台上的粉丝数慢慢多了。有人在后台留言，开始寻求合作。一般都是企业和机构，看到永安村的稻田景象，想来这里做团建。他们问起活动费用，刘松说：“免费！首团全免。你带着团队过来，看看我们这边的环境、服务、场地满不满意。如果满意，下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再谈价格。”

首团免费的模式，快速吸引了大量的渠道客户。永安村的新伙伴渐渐多了。

看到了效果后，刘松找到了短视频制作和推广团队，每次有大的活动就提前在网上策划短视频、网红直播打卡，同时配套搭建好线下活动场景。

永安村慢慢有了流量。

可这时，刘松的脚步却慢下来，在活动策划上总是再三思量，直到想出满意的方案。他有他的考虑，现在的乡村旅游火热，每个地方打造的项目和创意大同小异，甚至同质化严重。若是照搬照抄，当然简单，但发挥不出特色，赚不到回头客。永安村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于是，他把农事劳作变成了一场场农事节庆，不光有开镰节，还有开春节、插秧节，与稻田迷宫、长桌宴、稻田婚礼、草垛乐园……互相形成了配套。稻田里搭建了儿童游乐设施，“浑水摸鱼”“珍珠开蚌”这些特色项目吸引了很多年轻人。

这些人来了一批又一批，村里看似热闹，实际产生的收益并不多，反而打扰了村民的日常生活。他们开始有意见了，有些直接到刘松办公室表达不满，有些情绪激动的直接把车开到村道上，把路堵住。

这出乎刘松的意料，他不理解，心里又难过。我是在帮你们服务啊，老百姓好像并没有体会。

事情“闹”到村书记那儿，张水宝说：“农村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乡村振兴它不是某个人的事情，而是大家的事情，也是所有老百姓的事情。”

“你要让他们知道，你每天在想什么。你作为一个农村职业经理人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站在他们的角度去跟他们沟通，这样问题才会变得简单，才能形成合力。”张水宝的话点透了刘松。

怎么把这些活动变成长期的经济效益，怎么样把游客留住，刘松又动起了脑筋。

互联网行业有句话：“没有风口的时候，就自己创造风。”

刘松想到了农田认养，这个并不新鲜，当下流行的认养模式通常面向家庭，个性化需求高，维护起来麻烦，规模也有限。如果能跟企业合作，让他们来认领农田，那效益就高了。企业平台大，自身也有对农副产品稳定的需求，也有团建、做各项活动的场地需求。

这个想法在刘松脑袋里破土而出的时候，正好一家科技公司找到他。他们做的是农业相关的数字化平台，提出要跟永安村合作，做乡村数字认养。

“怎么个数字法？”刘松问。

“认养田的主人可以在手机上实时追踪自己的田地。通过微信小程序，推出‘认养田’项目，可以每十亩八万元的价格‘认养’水稻，在手机上实现二十四小时‘云种植’。”

“我们面向的是企业。”

“企业就更好了，空间更多。把认养的农作物在数字平台上以积分形式累计，来兑换农副产品，也可以来村里游览体验，村里的产业不就活了吗？”

“这是个好办法，让农田也能‘潮’起来。”

“以后我们也会采集PM值、水质等更多维度的数据，实现生产环节的自动化。人们在小程序上不仅能看到田，还能实现远程种植。”

“远程种植”这个名词让刘松心头一颤。两人一拍即合。

数字化农业，这是永安村的一个发展方向。当初刘松跟张水宝讨论过，书记有句话让他很认可：“数字化只是借助的手段，具体背后的操作还在人。”

刘松决定，永安村稻香小镇要改革，数字化是大刀阔斧的重点。

他要把村里的资源通过数字化的手段串起来，像搭积木一样，一块块地把房子搭好。他要利用永安村的区位优势，争取资源条件。是时候跳出原先水稻生产基地的单一功能，站在消费者的视角看待乡村了。

刘松开始往村外走，寻求合作。

他找到了阿里巴巴合作，打造了农业数字大屏——“稻梦空间”。我刚到永安村时，走进他们的文化礼堂，一张科技感十足的大屏呈现在我面前，上面能远程看到水稻生长、农田气象、土壤肥力……村里的稻田装上了监控，以数据的方式实现了全流程的实时管理，还专门设计了“农安码”，让消费者能放心追溯大米，更加安全可靠。

刘松又跑到之江实验室找合作，打造 “数字乡村”和“未来乡村”，实现乡村治理的数字化改革。

科技的手段像给村里的农业增添了羽翼，管理起来更便捷了。但这不是最重要的。

第二步的数字化营销才是点睛之笔。

刘松把永安村的稻米送进了明星直播间，当天晚上的销量就破了纪录。趁着这势头，他又开通了“稻香小镇”自己的直播带货平台，村书记、村民都被他“忽悠”成了带货主播。

临近过年，张水宝书记穿着一套中山装，脖子上挂着一条大红色围巾，左耳上挂着耳麦，在直播间滔滔不绝地给自家大米品牌打广告。氛围到了，销量也来了。

刘松在旁乐呵呵地说，这叫主打一个接地气。

其实，前期的市场反响并没有刘松预想的顺利。

一次，他信心十足地带着产品到企业推销时，有个负责人毫不客气地说：“在杭州‘禹上稻乡’的知名度很高，但不敢保证你到了宁波知名度还很高。你要靠产品带动区域品牌，现在还没到区域能给产品带来品牌的时候，你们这个包装上是要有些调整的。”

刘松抬着的脑袋像谢了的花朵，越压越低。他回去想了很多，明白“禹上稻乡”品牌发展最根本的还是要提升产品特色。在他和运营团队的策划下，稻米的衍生品，米浆、锅巴、米乳、米糕等正式亮相，逢年过节还推出各种礼盒，像米月饼礼盒、米酒礼盒……甚至为“禹上稻乡”品牌的大米设计了一个叫“米多多”的IP形象。

“CEO”刘松自己当起了业务员，挨个公司、超市、平台去跑，主动寻求合作机会。产品定位不清晰，品牌打造不够响亮，刘松就不厌其烦地跑到浙江大学请教专家。

通过政府的牵线搭桥，永安村又与天猫、盒马鲜生、谷绿农品等企业平台加强了合作。这么一来，永安村的内生动力被激活了，村庄有了新思路、新渠道。

数字化像一条长鞭，驱使着永安村追赶时代的浪潮，快速发生着改变。

如果说把永安村的“稻”路图比作一架飞机，数字化和科技化是两个机翼，品牌是飞机头，坐在驾驶舱的是刘松和他的运营团队。

我问刘松：“现在还有村民找上门来‘算账’吗？”

刘松有点不好意思地笑道：“现在村民看到我都很客气，村里照面都会打招呼。”

村里有了自己的业态，村民的收入涨了。二○二一年的时候，村民的人均收入就有五万六千九百二十元。

章斌好几次来永安村，都跟他们说：“老百姓的参与力度还不够。你们要想办法带动他们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刘松说：“现在村里有不少人开起农家乐、民宿，还有把村里的非遗手艺拾起来，做起非遗工坊的。下一步我们就打算把庭院经济搞起来。”

章斌说：“对嘛！游客多了，老百姓何愁没钱赚，家门口支个摊位，卖点土特产、矿泉水、茶叶蛋，就能进账不少。要让老百姓有这种获得感才行！”

二○二二年年末，刘松再次算了一笔账，目前村里有八百多亩土地由企业数字认养，村里提供种养服务，产出的大米以及衍生品都归用户所有，永安村每亩地的综合收入从过去单纯卖粮食的两千七百五十五元提升到了八千元。刨去种粮成本，农田每亩收益从五百五十五元提高到了五千八百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由二○一九年的七十三万元提高到了二○二二年的五百零五万元。

两年的时间，永安村在余杭街道的排名，从最后一名的差生变成了第一名的优等生。

六 第一份工作是养猪

刘松为什么合适做农村职业经理人？

我发现他的身上带着农民的质朴，也具备生意人的头脑，还有梦想家的情怀。情怀是可贵的，每次我跟刘松聊起农业，他总说：“农业我一直都很喜欢，现在是越干越喜欢。”

从出生起，他就没有离开过土地。

一九八五年冬天，刘松出生在安徽芜湖的农村。虽说家里头一直从事农业，但他有个“不安分”的爷爷，喜欢把农业当成生意来做。

刘松说，他出生那天，爷爷又开始创业了。孵化设备在那天送到家，蛋孵家禽的生意就这么开始跟刘松一起相伴长大。那时候村里做这些的很少，供不应求，生意倒是不错。可惜后来合伙人拿钱跑路了，生意没能做下去。

好在刘松的爷爷脑子活泛，人讲义气。他有很多“江湖朋友”，经常喝一顿酒，就开始称兄道弟，开始谈生意。

作坊倒了之后，爷爷开始四处卖秧苗。有次，他卖到了黄山的一个部队农场。经朋友介绍，那里有一百亩土地，他一看觉得不错，马上承包下来，带着全家人从芜湖来到黄山。那时候刘松四岁。

他们种水稻，种蔬菜，种西瓜……效益也还算不错。等农场稳定下来后，爷爷又不甘止步于此了，他让刘松的二伯伯开了一个大米加工厂，自己的水稻自家加工，然后再销售。

刘松的童年是真正在地里度过的，儿时的记忆中有大片稻田，时常嗅着浓浓的稻香，闻着香甜的瓜果味，还有和家人在一起的画面，富足温馨。

等他考大学选专业的时候，他想也没多想，觉得自己就适合农业，报了安徽一所大学的动物科学专业。

毕业后，刘松的第一份工作是养猪。

二○○八年十月，老师把刘松和其他五个大四的学生介绍到一个朋友的农场实习。老师的这个朋友姓李，比刘松他们大上七八岁，他们都叫他大树哥，经常开玩笑说：“大树底下好乘凉嘛。”

那时候刘松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他看到这个李总，觉得挺可靠，他的面相像弥勒佛，笑眯眯的，很面善。第一次到农场，李总把刘松带到宿舍，里面配齐了全新的生活用品，脸盆、毛巾、牙刷、床单……李总说：“老弟你先来，你看能干我们就一起干，不能干我再给你送回去。”刘松也没啥别的想法，就在农场待了下来。

他的主要工作是养猪。可刘松没养过猪，农场里猪的品种见都没见过。农场里的人也不叫他名字，都叫他大学生。他们觉得大学生来养猪很稀奇，还总问他问题。“大学生你肯定都知道。”刘松笑笑不说话，其实他没比他们懂多少，心想不能让别人看出来。

刘松回学校借了三本很厚的养猪专业书，每天晚上在宿舍埋头硬啃。猪场选址设计有什么规范，跟现在养猪场的差距在哪里；猪注射的疫苗环节跟书里提到的一不一样；饲料配方是不是符合标准……

待了一段时间后，刘松写了一份猪场提升整改方案，手写了好几页纸，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意见，然后他就准备回学校上课。

李总看了很惊喜，开车送他回学校，还给了他一个信封，里面装了三千块钱，是这段时间的工资。这笔钱对刘松来说不算少，他一个月生活费才五百块，都赶上他半年的生活费了。

一路上刘松坐在后座，心里很纠结，想来想去觉得不妥，自己的想法都是书上“抄”来的，不值得这么多钱。下车后，他给李总发了个短信：“谢谢大树哥，你给的钱实在太多了。我拿了五百块，剩下的钱放在你外套口袋里了。”

回到学校后，班里同学都很羡慕他有个这么大方的老板。

毕业之后，刘松选择回到李总那儿，跟他一起干农场。在那里的第三年，刘松遇到了工作的瓶颈。这个瓶颈像那年的冬天一样难熬，寒潮一直吹到了他心里，他第一次对农业犯了怵，甚至打了退堂鼓。

那年刘松在农场种反季节蔬菜，主要有茄子、辣椒、黄瓜、西红柿四个品种。

按照往年，他们九月份开始育苗，十月底之前定植，到了元旦后就可以上市了。蔬菜刚熟的时候，他们是不摘的，因为价格便宜，要特地留到过年前后，那时候价格卖得高。

可是那年，安徽六安的天出奇反常，冬天还没来得及打声招呼，大雪便随着一场寒潮落在了土地上，积起了一层薄薄的雪。

农场中二十多亩地的十多个大棚里种着茄子，突如其来的寒流让茄子受到了影响，只是刘松没想到影响会那么大。茄子受冻后，表面上看不出端倪，但有经验的师傅提醒他，茄子挨冻后就不能卖了，便宜点抓紧把它卖掉。

他们叫来大卡车，摘了满满一车往批发市场里送。第二天，老板们找来说，这茄子都是坏的。刘松说，不可能，这么好的茄子怎么会坏。老板们掰开来给他看，茄子里面都是黑心的。

刘松的脸也一下子黑了。这损失大了，一个大棚的产量有两万多斤，十几个棚的损失就有二三十万。他越想越自责，觉得自己经验不足，预防工作不到位，况且他一个月工资只有四千多块，这么大笔钱怎么赔得起？李总安慰他：“没事。这也不怪你，明年我们接着干。”刘松说：“大树哥，明年我帮你白干一年。”李总摆摆手。

刘松在农场干了四年，后来离开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妻子，另一个是因为李总。

这些年刘松把农场的活儿干了个遍，后面两年他还做了场长，负责整个管理和运营，对刘松来说，这里已经没什么挑战了。四年里，刘松结了婚。成家后，有了经济压力，他不得不面对买房、生娃等现实的问题，心里想着怎么能多赚点钱。

李总看出了刘松的处境，他们俩早就像哥俩一样，很多事心照不宣。他知道刘松讲义气、重面子，便先开了口：“老弟，你在我这里每年赚的钱有限，你的价值也不能完全发挥出来，你可以去更好的地方。我们都是自己人，你在外面混得好，老大以后跟你混，混不下去，你再回来我们一起混。”

后来刘松每到一个地方工作，这位大树哥都会来看他。慢慢地，刘松也有了自己的团队，对待下属，他总是会想到李总带给他的温情。

刘松与妻子的相识，还是养猪养出来的。

他俩是大学同班同学，上学时没什么交集。毕业后两人都去养猪了，刘松在六安的养猪场，妻子在合肥的养猪场。班里从事专业相关工作的只有不到十个人，这些人拉了一个QQ群，经常交流工作情况。养猪跟别的农业不一样，工作人员要住在养猪的区域里，不能随意进出农场，怕猪感染病毒。刘松和妻子两人只能在群里讨论养猪方面的问题，一来二去就熟了，特殊的工作环境也让两人惺惺相惜。

他觉得自己养猪种地，不是一身味就是满身泥，女孩子恐怕都避之不及。他觉得这个女生不会嫌弃他。

有次，刘松问她：“你对对象有什么要求？”她说：“我没什么要求，对我好就行。”刘松觉得这姑娘挺好，能处。

两人结婚后，一起来到杭州打拼。比起其他人对农村工作的不理解，同是出身农村的妻子对刘松的工作很支持。刘松忙的时候，没有休息时间，顾不上小家庭，她没什么怨言，在家挑起大梁。

刘松以为自己不会再做农业了。

没想到，来到杭州误打误撞，因为一次给鸡看病，又回到了熟悉的领域。只不过，他对农业有了新的认识。

到杭州后，刘松想多赚钱，各处投简历，哪里的工资高他就去哪儿应聘。

九亩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钱经理给刘松打电话的时候，刘松正在等一家食品企业的面试，他应聘的是销售岗位。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有些急切：“听说你会给动物看病？我们农场的鸡每天大面积死亡，能不能过来帮我们看看？”刘松想反正是空档期，就去帮个忙。听对方的介绍，这家公司还是上市企业正泰集团旗下的。

第二天，对方派了车接他到安吉的农场。一路上他问了些养殖情况，初步判断应该是大肠杆菌感染了。一下子配不到合适的兽药，他让对方先在药店买点人吃的抗生素带着，并让对方留下一只典型病状的死鸡。

到了安吉的山里，天已经黑了，对方很客气，做了一大桌子农家菜。钱经理说：“小刘先吃饭。”刘松说：“我先给鸡看病。”刘松拿出听筒，听了听鸡的呼吸道，一般这种疾病白天听不到，晚上才能听到，随后又开始熟练地解剖鸡，结果跟他预想的没差。

他对钱经理说：“明天上午不要给鸡喂水，下午把配来的抗生素倒在鸡的水里，它们渴了会抢着喝水，能起到药效。用了药后，第一天鸡的死亡率可能和现在差不多，到了第二天死亡率就会下降百分之八十，第三天开始用专门的兽药，一周之后，鸡就不会死了。”钱经理很感动，称呼都变了，一口一个“刘老师”。

刘松吃完饭便回去了，那桌菜味道好，倒是留下了印象。蔬菜新鲜，猪肉肥嫩，是大城市吃不到的“土”味。

过了一周，钱经理给刘松打电话：“刘老师你神了！跟你预判的差不多，现在没有鸡死亡了。”听说刘松刚来杭州还在找工作，钱经理邀请他去安吉的农场。谈到薪资，对方说：“一个月可以给四千块。”刘松说：“四千块一个月我是肯定不会给你干的，我大学刚毕业就拿这些钱了。”过了几天，对方又来电话，说加上奖金一年可以给他十多万薪资。刘松觉得这工资还可以，但毕竟不在杭州，又有些纠结。他回去问妻子，她说：“去吧，毕竟农业才是你擅长的领域。安吉离杭州也不算远，每周末你可以回家看我跟儿子。”

他在安吉主导了一百多亩山川基地的规划和建设，又引入新的品种进入农场，还参与了正泰公益基金会主导的中国和日本有机农业技术交流合作项目。

两年后，刘松跳槽回到了杭州。

这次他的主场是下沙的一家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作为技术骨干，他一边种地一边带徒弟，培养了十几位农技人才。种蔬菜水果，养鸡鸭猪羊……这里离城里近，每到周末节假日，总有人来参观游玩。刘松开始琢磨起来，怎样才能把农场经营搞得更活，给自己增收？

夏天要在大棚菜地“蒸桑拿”，冬天要在大雪寒风中搞生产，很是辛苦，如果能用更轻松的方式来赚钱呢？

他想起爷爷跟他说起过，小时候在地主家干活不要工钱，只要求地主年底按工钱折算一小块地给他。刘松去跟老板谈，依样效仿爷爷的做法，老板出固定承包价，他的团队负责生产，自负盈亏独立运营。

一个普通的农场有了人气，经营被搞活了，生意越来越红火，成了杭州最早一批亲子体验活动基地。老板看上了刘松的思路，跟他合伙开了家农场托管公司。公司刚开张，一口气签下四家农场的托管协议，还被不少投资机构相中。

一年后，上市企业海亮集团农业板块找到刘松，挖他担任总经理，负责生态体验农场的规划、建设、管理和运营。大公司里，资源平台更多了。他的业务还涉及研学基地的规划建设，整合周边地区的旅游资源，开发农业研学课程，组织农业旅游活动……

刘松自己都没想到，这些都是农业的“触角”。他站在土地里，“开垦”出了另一番天地。他的收入翻了番，年薪二十万。

刘松也是在这个时候跟余杭区农业农村局熟悉起来的。有次他去农业农村局办事，有个领导说：“我们要招聘农村职业经理人，你接触这行的人多，帮我们推荐几个。”刘松觉得这称呼很新鲜，问：“这有什么要求？”领导说完，他笑道：“我倒挺符合要求的。”领导以为他在开玩笑，一个上市企业的总经理怎么可能跳槽到村里干活。没想到，隔了几天，收到了刘松的报名表。

事后，刘松认真地思考过：“以往的工作说到底都是服务老板的，如果有机会来服务一个村，这个意义和价值更大，因为服务的是整个村的老百姓。”

他是对农村抱有热情和理想的，这些年来，他知道现在的乡村并不是以前的乡村，浙江的乡村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乡村的振兴离不开运营，如果余杭的农村职业经理人模式能成，或许就可以推广到整个中国乡村。

七 乡村造梦师

永安村成了一个明星村，现在每场活动爆满，参观团队一拨接着一拨。

余杭街道很高兴，试点有了成效。他们找到章斌，希望永安村周边的七个村都招一个职业经理人。章斌说：“那不可能，每年招聘的数量有限制。你们有想法可以自己招。”

永安村周边几个村挨得近，情况跟永安村差不多。二○一八年的时候，余杭区农业农村局和余杭街道一起启动了“永安稻香小镇”（后改为“禹上稻乡”）的建设项目，涵盖了苕溪以北的八个村，目的就是让它们抱团发展。

现在永安模式的成功，为“禹上稻乡”的其他七个村找到了复制的路径。

街道打算仿照农村职业经理人的模式，培育一支乡村运营人才的团队，帮其他几个村做好专业的运营。他们起了一个更加诗意的名字“乡村造梦师”，每个造梦师联系一个村。

他们的职责很明确，以水稻为主题，做都市农业文章，壮大村集体经济。

于是，研究生学习农业、毕业后又在农业集团工作的孙华林来了，在亚马逊公司旗下集团做营销的谢小清来了，曾在余杭互联网大厂工作过的李赫男来了，刘松的老同学、安徽体制内从事农业工作的江峰来了……本村的海归沈燕也正式加入了战队。

刘松也从“强村公司”的“CEO”变成了“强镇公司”的“CEO”。

二○二二年年末，六位造梦师在永安村集结。他们先在刘松的团队里一起培训工作，逐渐熟悉对接村的情况，等摸熟之后再去驻村。刘松的团队从刚开始的九人，壮大到了现在的三十多人。

原以为乡村梦造起来会像刘松那样顺利，可几个月后，等他们摸熟了各村的情况，却一个个坐在办公室垂头丧气。不是无从下手，就是连跟村书记最基本的沟通都无法实现。他们也私下抱怨，不是每个村书记都像水宝书记那样好沟通。

有些面上应承得好，可实际对“禹上稻乡”项目不感兴趣，甚至觉得参与这些只是徒劳，光环都在永安村，对他们没有加持，还不如自己另谋出路，所以对造梦师提出的方案既不重视，也不过问。有些村书记积极性倒很高，一谈到落实具体的项目问题就来了……

刘松明白这些兄弟姐妹的难处，平时他把永安村的工作分配给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尽快熟悉乡村运营业务。有时候他们来找刘松商量工作，他也会手把手教，出谋划策。

每周有时间，刘松会把他们召集在一起开会，听他们的困境，一起分析，共同出谋划策。我跟造梦师们聊到工作时，每个人都会提起“四张清单”：农产品清单、产业主体清单、闲置资产清单和外部资源清单。这是刘松教给他们的四个思路，各个村有哪些特色农产品，有多少闲置农房有待激活，有多少土地可以流转开发，有多少民宿农家乐，村民、村两委有哪些发展的想法，都需要调研清楚，村里的工作就从四个方面慢慢向外延伸。

造梦师江峰对接的是溪塔村。按理来说，有十多年农村工作经验的他干起来会像做拿手好菜一样得心应手，可事实是，他想出的“菜单”不合当地人的“口味”。

江峰看中的是溪塔村一块成片的稻田，位置好，种植面积大，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如果把这片稻田开发，像永安村一样做农文旅，再配上研学、活动等“冷菜”，肯定能吸引很大的客流。他兴冲冲地把想法跟村书记一说，书记没表态，让他先去找种植大户商量。种植大户一听，马上摇头：“你们把场地占走了，那我们种什么？产量不就下降了？”江峰跟他们分析利弊，试图说服他们，他们却无动于衷。

他没办法，掉头去找书记，想让村委出面做工作，书记反而倒起了苦水：“小江，你还不知道我们村的情况，村里有村里的规定，条条框框框得很死的。你的想法简单，但程序比较麻烦，原先的产业可能都要网上招拍挂的，法律程序上有难度啊……”

江峰听出了意思，他的这条“稻”路村里不认可。每次他去村委开会，聊到一些问题，他们就切换用“土话”交流，江峰听不懂，只能尴尬地坐在一边，像是隔了一层玻璃，看似在一起，却不在同一个空间。他们眼里，江峰还只是个外来人。

他想到刘松总说一句话：“不能被问题困住太久，要学会跳出来。”碰到了棘手的问题，不能不干，而是要寻求新的思路，这是造梦师的使命。

江峰头一份工作热情被现实浇灭了，但看着团队小伙伴们工作热情那么高，他又被带动起来，在互相鼓励下，他开始寻找溪塔村的新路子。

出生在河南信阳农村的孙华林对乡村是有情怀的，他之前在大公司做农业项目，各个地方跑，经常和老婆分隔两地，来到这儿算是成全了他的事业和家庭。可每天回到家，说起村里的烦心事，老婆都觉得不平。硕士毕业明明可以在城里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来，为什么又回到村里？

孙华林觉得不可惜，自己有专业的本领傍身，又积累了资源，村里正是他大展身手的空间。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这个职业依托于政府的优势，看到了农村创业的新风口。

跟他有一样看法的是李赫男，这个山东女孩第一次来到村里就喜欢上了这里，她发出了跟许多人同样的感慨，没想到公司附近还有这样心旷神怡的地方。“禹上稻乡”已经开发了一系列产品，还有数字农业作为基础，她爽朗地笑着对我说：“相当于房子给你建好了，就看你怎么装修。这是发挥个人能力，也是迎接新挑战的地方。”

我采访的那几天，负责线上销售平台的谢小清心里装不下多余的事，满脑子都跟萤火虫杠上了。

我周一刚到永安村时，赶上了造梦师的汇报会，余杭街道几位负责人来验收成果。谢小清给对接村上湖村想出的点子是，依托秀丽的自然风光，在村里做一个萤火虫项目。相比其他造梦师，她的点子很吸引人，可上级提出的问题也很多。一来一去，把小清问住了，即便调研了村里很多地方，做了很多功课，许多实际问题她确实没想到。另一边，她跟村里沟通这个项目，村委态度很积极，但涉及村里改造，又牵扯到村民的利益，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事情像浪潮，一个接着一个朝她打来。

街道领导说：“你的项目风险大，如果黄了，投资经费就浪费了。不像对硬件改造，如果运行不起来，至少还能改作他用。你怎么确保你的萤火虫能一直存活？”

余杭街道计划着二○二三年拿出两千万元，推动造梦师乡村运营的“造梦计划”落地。当然不会七个村都有，而是进行选择性投资，看哪个项目好，落地能有回报。这次汇报会，算是造梦师们的一次“期中小考”。

谢小清当然想争取到这笔投资，她在办公室烦恼，跟赫男外出吃午饭还纠结着这事。赫男给她出主意：“你去外面多考察考察，听说莫干山的萤火虫项目做得不错，不如你去取取经。”她觉得有道理，有案例可以学习总归是好事，她看着外面的稻田，心情又亮了些。

这是她喜欢在村里工作的原因，好像什么事在这儿都变得简单了，即便是有竞争关系的同事，也总是互相倾诉、互相扶持，像是回到了老家温州的农村。儿时记忆里，邻里关系也是这么简单美好的。

造梦师们办公的地方是村里的一处旧厂房，我沿着楼梯走到三楼办公室，有些陈旧，但很敞亮，桌椅拼在一块，大家一起办公。从三楼的窗口望出去，顺着稻田中间的水泥田埂路，能看到永安村的新中心——游客中心和文化礼堂，这里是门面，代表着永安村的新貌。厂房的东侧，一条马路之隔，是永安村村委。厂房后边，是农民的自建房，不远处，正如火如荼地建设着新项目，那是六千八百多平方米的“稻香综合体”、四千两百多平方米的“米多多之家”，另外一个方向，还有三千五百平方米的“稻上学堂”，三大产业空间是永安村的未来。

隔着透明玻璃是另外一间办公室，那里坐着强村公司的几位老员工。退休返聘的老书记姚凤贤每天早晨例行在村里检查完卫生后，最早一个来到办公室，他的办公桌很干净，没有电脑、文件，只有一杯茶，等待着随时被召唤。他也没想到，这些年轻人来了后，自己竟成了他们的好伙伴。村里遇到什么难事，第一时间都会向他求助。有些个不懂农活，还央求他下地带他们种菜。造梦师们说：“姚师傅啊，他可好玩了。”

很多时候，姚凤贤都是透过玻璃窗，看着这群比自己女儿还小的年轻人活力四射地办公、讨论、开会，每天被笑声包围。有时隔着玻璃听不清他们在高兴什么，但他的嘴角也会不自觉勾起来，心想：真好，村子越来越有活力了。

八 “燕”归来

永安村需要一个“代言人”，谁来做好？

刘松团队商量来商量去，小伙伴们觉得没有人比沈燕更合适了。有海外留学背景，有十多年资深企业管理经验，又是土生土长的永安村人。而且她形象好，给人感觉像塘里的莲花，清爽舒服。

刘松和水宝书记也赞成，他俩是了解她的。当初沈燕拿着一份亲子活动方案来村委找书记，希望在村里定期开展公益阅读活动，张水宝就知道她是个有个性的姑娘。等农村职业经理人来了后，他说服沈燕，让她留下来协助刘松，她算得上是刘松在永安村最早的合作伙伴。

“代言人”的工作不好做，最近半年，她每天筹划和经营“禹上稻乡”抖音号，还要做直播。这些对她来说都是新领域，一有时间便到各处学习培训。

八月的清晨，趁暑气还没从地里生起，沈燕头戴一顶草帽，身穿一件防晒服，跟视频团队跨进田地，拍共享稻田、拍农作物科普、拍稻田景色……

“兔家菜园您好，您家菜地里已经给您补种了萝卜和白菜。哦对了，您的菜地里番薯已经成熟了，记得赶紧来挖哟……”

“见过彩色水稻吗？今天我们正用彩稻种植出我们认养企业的名称，这是我们企业农场主的专属服务哦，再过两三个月就能看到了，期待吗？”

账号开通三个多月，吸引了二十多万的粉丝。他们都爱看这位漂亮姐姐在地里讲红薯、讲秋葵……这种反差感很有意思。

虽说在家门口工作，但沈燕每天到家都很晚，忙的时候见不到人影，更别说去照顾两个孩子。她的父母不高兴了：“同意你回村里是让你照顾家庭，现在倒好，更忙了。”

沈燕记得她在村里工作一个月后，有天吃晚饭收到了工资，她倒挺意外，当初答应水宝书记的时候，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就当在村里做公益了，问都没问工资。父母看到她手机短信上的七千块钱，忍不住数落她：“你刚回国参加工作的工资都比现在多。还不如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帮你老公管理下公司也好。”老沈夫妻悉心培养的女儿，竟回到村里来工作，他俩在亲戚朋友前的面子怎么挂得住？

父母有情绪，沈燕很理解，这种和父母“对立”的场面她见怪不怪。从小到大，她骨子里都是叛逆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衷。七十多岁的老沈是在村里过过苦日子的，每年夏天，头顶着烈日，村里男丁全部下田抢收抢种。这段记忆也留存在沈燕脑中，小时候干不了重活，也时常在田边帮忙送送水。对于世代以农耕为生的农民来说，下地种粮是他们的根脉。可拼尽全力，只能从中收获温饱。

后来老沈受不了贫穷，把田地交给兄弟打理，自己进城打工，慢慢地又做起了生意。沈燕随父母进了城，她记得每次骑车回来，在石子路上一颠一颠，屁股都是发麻的，要缓好几天。

沈燕第一次和父母有分歧是在中考的时候。她学习成绩不错，英语特别好。当时中考有两个选择，考高中或者上中专，那时候上中专能包分配、转户口。老沈让她读高中，将来有机会上大学，但他又很在意户口，一心想让女儿变为城里人。沈燕知道父亲的心思，于是自己选择了上中专，学习外贸英语，没想到读了两年改制了，包分配取消了。

沈燕骨子里的不安分因子跳动着，她想出国留学。老沈倒很支持，那时生意做得红火，家里条件不错。他问女儿去哪个国家，沈燕说，乌克兰，我想学俄语。老沈说，你好歹去个英语国家。可沈燕决心已定。

沈燕到乌克兰后也偷偷后悔过，二○一一年刚到那儿，语言不通，中国留学生又少，再加上学语言课业繁重，让她既无助又疲惫。第一年跟家里人联系，全靠写信，后来才慢慢开始用网络电话、视频。挺过第一年，沈燕考上了乌克兰总统大学，在异国他乡一待就是七年。

硕士毕业后，沈燕有机会留在国外工作，但考虑到要照顾父母，她选择了回国。之后的工作很顺利，在多家企业历练，一路从员工做到高管，后来又自己当了老板。

回到永安村是二○二○年，当时沈燕怀了二胎，她来乡下躲避疫情。这里空气好，空间开阔，对孩子的成长有帮助。沈燕请了产假，在村里住了下来。

那段时间，她也面临着职业的瓶颈，停下来后，她开始思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想干的都尝试过了，也赚了钱，可是心里总空荡荡的，忙忙碌碌过日子，没有价值感和归属感。

年纪小的时候意气风发，敢打敢拼，满足于物质上的价值回报。有了家庭和孩子，观念发生了变化，她更想追求精神上的回报。

之前在城里，每个周末沈燕会发起一场亲子阅读的公益活动，为孩子的教育做些有意义的事。回来后，她发现大多数住在村里的孩子没人管，大人们不是在外打工，就是在家搓麻将，孩子们课外时间总是玩手机、看电视。她想干脆把公益阅读挪到村里来，让孩子们有事可做，培养他们的阅读习惯。

这需要村里的支持。沈燕拿着方案找村书记、找刘松谈，刘松看了方案，像是挖到了一块宝藏，很惊喜。那时他刚到永安村，正需要组建自己的团队。

他说：“能不能打开些思路？不局限于阅读，村里的亲子活动是不是也可以结合着做起来？”

沈燕一听，也有道理，阅读只是一个很小的点，如果把范围扩大，把文化理念植入到乡村，从村民培训开始做，提升村民的素养，改变村里的风气，这不是更有意义吗？

第二次跟刘松见面，是在张水宝的办公室，他们正式邀请她加入强村公司。沈燕觉得在家门口工作挺好，又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一口答应下来。

按照沈燕的性格，既然接手了，必然全力以赴。除了策划亲子活动，还能做什么？农产品销售她不在行，可她有人力资源的管理经验，会做企业文化、会营造企业的价值观，她可以把“稻香小镇”的品牌推出去。

后来沈燕成为乡村造梦师，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下陡门村是沈燕对接的村。

两个村挨得近，在村里开车，稍不留神便串到了邻村。永安村是个精心装扮的时髦女子，而下陡门村是一个素面朝天的姑娘，凌乱的模样掩盖不住自带野性的美。

这种美也激发了沈燕去挖掘的好奇心。

下陡门村是离苕溪最近的一个村，与北湖草荡一溪之隔。最早的村民在草荡的湖面、湿地上“筑坝占垦，庐舍桑麻，俨成村落”。沈燕在走访调研时，总听村里的老人说：“吃饭靠种稻，用钱靠养蚕。”以前下陡门村家家户户养蚕，现在走在村里还能见到许多桑树。后来因为茧贱伤农，桑园改为了水稻。

沈燕探索下陡门村的心情像苕溪的水，时而高涨，时而低落。当她看到这里原生态的自然美景，心想，上天怎么赐给我一个这么好的礼物，让我有足够发挥的空间。可是一走访发现，桑园没了，鱼塘也没了，没有支柱产业，村里空心化很严重。心里的希望像水流般流走了。

沈燕一筹莫展，跑回永安村十五号院，去找吕绍麟。十五号院似乎是永安村年轻人的心灵之所，喝一杯吕老师泡的茶，听他用带着台湾口音的普通话温婉地讲几个故事，好像什么结都解散了。

吕绍麟是台湾人，一直致力于两岸乡村研究，有非常丰富的乡村运营经验。刘松和他是在朋友的引见下认识的，两人一聊，很多理念不谋而合，他邀请吕老师住在永安村，成为乡村造梦师的“导师”，吕绍麟也慢慢把自己的资源带了回来。

沈燕把情况一说，吕老师哈哈大笑，宽慰道：“一定是上天觉得你能力强，才把这个村交给你。这些并不一定是坏处。”

沈燕抿了一口茶，口感微苦。

“这话怎么说？”

“虽然老年人多，但会有很多闲置房屋，至少有房子可以腾出来。老年人会传统手艺，这不是跟村子原生态的风格很搭？若是往这方面想，会有思路。”

茶的香味慢慢涌上舌尖。

吕绍麟又和她讲了一个故事。那是台湾的池上乡，起初他们邀请钢琴王子在稻田里开演奏会，没想到这个举动让台湾文艺界人士深感兴趣，渐渐地，当地用艺术带动了乡村发展，成为台湾甚至全球游客的一个潮流目的地。与其说这是个故事，不如说是案例。

沈燕在茶香间，突然想起下陡门村的那棵香樟树，每次白天开车路过，总会看到很多人在那儿打卡拍照，有次她好奇地凑上去一看，手机里的画面，简直是现实版宫崎骏动画片。在清透的阳光下，香樟树似乎有了另一种生命力，它像一个巨人般立在苕溪畔，招摇着臂膀，召唤着人们，坚定而有使命感。

沈燕的激情又被点燃了。

池上乡用音乐来打开“稻”路，下陡门村为何不用艺术绘画来点亮自己？打造一个漫画村，她不能辜负了香樟树的流量。

她回到下陡门村，跟村书记谈了自己的想法。

书记很支持：“这个思路可行。可眼下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村里的收入涨一涨？”

沈燕确实有个想法。能让人留下来的不只是美景，还有美食。

她开始挨家挨户走访、打听，哪家包的青团好吃，哪家包的粽子好吃。到了清明节、端午节，她把这些老人聚集在一起，从苕溪边采来野生艾草，买来食材让他们包，然后用村民家的土灶蒸熟，通过“禹上稻乡”的渠道包装、销售。沈燕把这过程用短视频、照片记录下来，传到网上。两个节气下来，青团和粽子的销售额共计八万多块，下陡门村“小时候的味道”也涨了一小波流量。

村书记很高兴，这成本低、收益大，没想到平日里最熟悉的点心有这么好的带动效果。

沈燕说：“要调动村里大家伙的积极性才好！”她听过一句话：“农民更不是‘愚昧无知’的群像，他们可以是乡村的艺术家，生活的哲学家，理性的经济学家……只要一点阳光，就能从大地深处开出美丽的花。”她愿意做他们的阳光。

回到村里居住后，沈燕每次跟城里的朋友见面，她们都会问：“你经常来回开车一个多小时，累不累？”她说：“走！周末到我家烧烤去。”来过一次的朋友都无比羡慕，问：“你们村里还有没有闲置房子？我们来租一栋。”

沈燕想到了下陡门村的闲置老房。若是通过美学的设计进行改建，在现有的基础上跟当地的生态做融合，再加入艺术的理念，让它们更贴合当地的气质，会不会唤醒真正的乡愁，让更多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回到乡村？

人来了，资源也就来了。

下陡门村有它漂亮的基础，像人一样，五官已经长好了，天生丽质，只需要再给她淡妆化一下，她的美就会放大，会被更多的人看到和喜欢。

村书记对沈燕说：“你这个造梦师还真不是来凭空造梦的。”

沈燕笑笑，心里空荡荡的价值感，好像正一点点被填满。

九 传承之“稻”

村子像明星，火也有火的烦恼。

现在村里每天参观的人一拨接一拨，上级调研的、兄弟乡镇学习的、省外县域参观的、企业考察的……运营团队的小伙伴们每天要花费不少时间精力做接待。

我在永安村的时候，跟造梦师们约时间，经常会听他们说，今天有接待任务。有时候，手头工作做了一半，就被一个电话叫去接待团队了。

他们私下也吐槽：“本来想着来学习做农业，没想到在这儿干得最多的是端茶送水。”

刘松了解小伙伴们的心情，嘴上不说，却放在了心上。

作为中国农村一路发展的亲历者，他明白从“千万工程”到美丽乡村建设，再到乡村振兴，乡村经历的是地域空间的重构和综合价值重塑的不断发展过程。特别是在浙江，农村仅仅依靠传统农业就能生存的时代已经结束，如今强调的农村地域空间，是一个向外部开放的、多种产业复合的经济空间。

刘松一直是清醒的，做农业，“脚”还得踩在泥土里。当有一天客户觉得“认养田”不再新鲜，网友们觉得“禹上稻乡”系列农产品不再“香”的时候，他们还能拿出什么产品来保持村里的新鲜感？

参观团队多是好事，但怎么转为经济价值？他在动脑筋。

日渐成熟的乡村运营机制，能不能在其他村里激起水花？刘松想到，把乡村运营机制提炼成可复制的经验，以市场化方式向外推广。

单靠一个村、一个团队来做这个事情是不够的，刘松觉得要引入社会资本。

得到村委同意后，二○二三年年初，“禹上稻乡”强村公司联合了浙江芒种运营有限公司，共同成立了一家浙江千村运营有限公司。这背后的经营逻辑，就是以现有的运营模式和团队的专业人才为基础，形成走市场、系统型的推广机制。

有了这身外壳，永安模式开始走向各地。

张水宝跟刘松谈过，这个模式刚刚起步，合作的村要有所选择，不能为了经济利益砸坏了自己的口碑，要凭良心帮助乡村破解运营难题。

与他们签下协议的第一个村是杭州市西湖区桑园地村，紧接着杭州外的安吉鲁家村也找到了他们。书记们的目标很明确，这些村跟此前的永安村有着差不多的困境，乡村建设成果已比较完善了，但是怎么赚钱，很多想法想不到点子上，他们急需专家来支招。

为什么以前的村子留不住人，现在却可以？很显然，是乡村变了。

在专业运营之下，传统的乡村开始转起了旋轮。

一转眼，第二批农村职业经理人马上三年到期。张水宝想为刘松做点什么，或者说为自己的“女儿”再做点什么。

他满怀心事地找到章斌，章斌说：“放心，刘松会续签。不只刘松，其他村的农村职业经理人都会续签。余杭区财政会继续支持下去，农村职业经理人招聘也会继续下去。”

农村职业经理人这列列车已经行驶远去，即将到达下一个站点。在这个站点，章斌觉得需要给它加个油。

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制度怎样进一步完善？

考核措施是有必要的，这是对职业经理人的检测。怎样赋能留住人才？怎样给他们成长的空间，做出一整套职业规划？

章斌让刘松牵头，把余杭职业经理人协会先建立起来。以后职业经理人也能和其他技术行业一样，通过评职称来晋升。

章斌对张水宝说：“可以尝试评估永安村的投入，将其折算成股份，让职业经理人入股公司，职业经理人就是对董事会负责，而不是对村委会负责。”张水宝一听，这个主意不错，他表示永安村愿意做试点。

刘松跟我说，他当然愿意，这是好事啊。“这样等于把公司和职业经理人充分绑定，那我肯定拼了命把公司搞好。村里赚钱，我也能赚钱。”

九月末的永安村，早晚有了些许凉意，绿色的稻田似乎被渐渐涂上了颜料，呈现越来越多的金黄，像一幅未完成的画。白鹭在稻田里低飞，时而从刘松的眼前掠过，村口田地里，稻草扎成的巨型猩猩、大象、犀牛等伫立着，为永安村迎接着远方的来客。很多时候，刘松是没有时间仔细欣赏这片稻田的，可只要空闲了，他便会到稻田里走走，捋捋脑中繁杂的思绪。

乡村不是城市的“背面”，是具有独特价值的生命体。在重大历史的变革时期，它还会肩负起引领时代的使命。

六千多年前，河姆渡文化早期的一群先民来到这里，他们平整土地，种植水稻，用骨器、木器耕作。有一天，海平面上升，这块稻田被淹没入海水中。时间过去一千年后，河姆渡晚期的先民，再次看中了这片土地，重整旧山河，又开始种植水稻。有一天，海水又来了，这块地又被淹了。时间又过去很久很久，大概几百年之后，良渚时期的先民，又来种水稻了。

沧海桑田，初心不改。

如今在这片土地上，村民执着于耕作稻田的故事，依然被续写。

我走在稻田中，双手慢慢地捋过稻田里一颗颗饱满的稻穗，一凑近，便闻到稻香穿越五千年历史而来。一幅“男耕女织”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吃过简单的早饭，良渚先民开始了一天的生计，男人拿起石犁，走向稻田……这是农村的血脉与肌理，它在一代代传承。

秋天了，到了丰收的时候。这个月，刘松成了很多人的“师傅”，团队和浙江省农业农村厅乡村振兴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一千名“乡村CEO”培养计划，很多年轻人像刘松当初一样，目光炯炯、内心炽热地奔赴乡村。

他接过“徒弟”们递上的拜师茶，有些紧张，心头沉沉的。

他喝了一口，抬头对“徒弟”们说：“我们国家不是只有一个永安，全国有无数个永安，都需要有能力、有想法、有梦想的年轻人。通过你们跟乡村的双向奔赴，最终实现你们的理想，实现乡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