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的“诺贝尔情结”
每年10月初，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界都会酿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文学批评界和外国文学研究界以及出版界都睁大了眼睛密切注视着即将宣布的年度诺贝尔奖（以下简称诺奖）得主，批评界可以就此发表一番宏论，阐述中国当代文学如何辉煌卓越，而诺奖评委会又是如何忽视了这一切，似乎有失公允，如此等等，借此表达一番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自信；外国文学研究者也可以就此话题发表一些评介和研究性论文，借此完成自己的论文发表任务，而攻读外国文学学位的研究生也可以获奖作家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这样便使得自己的博士论文具有一定的前沿性；而出版界则可以立即组织人力和财力从国外购买当年的诺奖得主的作品版权以便尽快翻译并在中国出版，或者将以前出版过的该诺奖得主的作品旧译修订后再版，也许还能获取较大的盈利。近几年来，随着一年一度的博彩公司对诺奖得主的预测，中国文学界似乎将兴奋点集中于哪一位中国作家将有幸摘得诺贝尔皇冠，残雪、阎连科和余华都上过博彩公司的预测名单，结果每年都以最后的失望而告终。日本的村上春树更是陪跑了多年也未能如愿以偿。看来，诺奖评选确实保密性极强，要想准确地猜测诺奖得主绝非易事，它自有自己的独特评选标准和原则。而对此，外人是无法把握的。
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挪威作家约翰·福瑟
2023年10月5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挪威作家约翰·福瑟（Jon Fosse），以表彰“他的创新戏剧和188体育官方ios为不可言说之物赋予了声音”。北欧的文学爱好者自然欢欣鼓舞，这项由北欧的文学评奖机构颁发的奖项又开始关注北欧文学了。毫无疑问，福瑟作为第四位挪威作家获得由北欧的评奖机构颁发的诺奖，其理由自然可以做多种解释，其中对他在文学创作的多个方面取得的艺术成就的表彰则体现在，他用挪威新诺斯克语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涵盖了各种体裁，包括戏剧、小说、诗集、188体育官方ios、儿童读物和翻译作品。他不仅是当今世界得到最广泛演出的剧作家之一，同时他的188体育官方ios作品也正获得越来越多的读者和批评家的认可和关注。确实，福瑟的获奖在北欧文学界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因为他被普遍认为是“当代易卜生”，迟早总要问鼎诺奖。而熟悉诺奖评奖内幕的人都很清楚，当年易卜生作为一位争议很大的诺奖提名者，最终也未能获得诺奖就于1906年离开了人世，而诺奖则不授予已故的作家。据说中国作家老舍和沈从文也因为早逝而与诺奖擦肩而过。诚然，易卜生的未获诺奖不断地使瑞典文学院受到北欧乃至国际文学批评界的诟病，甚至今天我在和一些熟悉的瑞典文学院院士的交谈中，每每提到这件伤心的往事，他们都会表示遗憾，但却认为挪威文学迟早会得到补偿的。我想，将2023年度的诺奖授给福瑟，除了福瑟本人的巨大艺术成就和广泛世界性影响外，至少也可算作是对当年易卜生与诺奖失之交臂的一个补偿吧。
当然，关于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大致情况，我已经在多篇文章中作过介绍和评述①，但在这篇文章中，随着一些故人的离去以及一些新资料的逐渐披露，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对之作一简略的评介。
王宁 编《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众所周知，瑞典化学家和发明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1833—1896）是这一以他的名字冠名的诺贝尔奖奖金的创始人。他本人同时在科学和文学艺术方面都有着较高的造诣，因此他同时具有诉诸想象和实干的科学精神和艺术想象，并把这一原则写进了他的遗著。他在逝世的前一年就立下遗嘱，将他的大部分遗产作为基金，每年所得的利息分为五份，分别设立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及和平五种奖金，后来又增加了经济学奖，这一崇高的奖项就是直到今天始终饱受人们热议的诺贝尔奖。根据诺贝尔的遗嘱，这一奖项应授予世界各国在上述各个领域中分别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对于诺贝尔科学奖的得主，学术界的认可度一般是很高的，一些公认的科学大师基本上会受到诺奖评委会的青睐。当然，在各种门类的诺奖得主中，争议最大的首先无疑是和平奖，因为这一奖项受到政治因素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最大，因而引发的争议也就最多。其次便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文学奖以此基于此形成的“诺贝尔情结”。
虽然诺贝尔本人主要是一位化学家和发明家，但他并没有忘记文学的审美功能和社会作用，根据他的遗著，以诺贝尔冠名的文学奖旨在授予那些“写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文学作品”的作家。当然，后来的人们对所谓的“理想主义”作何理解和解释则应另当别论，但至少说明，荣获诺奖的作家必须具有这种理想主义的情怀和远大的审美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堪称不朽的传世佳作并问鼎这一至高无上的奖项。尽管文学批评界对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些获奖作家有着种种非议，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基于褒奖写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优秀作家这一原则，诺奖确实授给了一些伟大的作家。我们至少可以开出一长串如雷贯耳的伟大作家的名单：泰戈尔、罗曼·罗兰、法朗士、萧伯纳、托马斯·曼、奥尼尔、纪德、艾略特、福克纳、海明威、萨特、肖洛霍夫、川端康成、聂鲁达、伯尔、索尔·贝娄、马尔克斯、索因卡、库切、多丽丝·莱辛、石黑一雄等一批举世公认的伟大作家。应该承认，他们的获奖是当之无愧的，同时也是无可指摘的。因为这些作家的创作已被公认为具有世界意义，有些作家即使在当下仍活跃在188体育在线网站上，不断地影响着同时代作家和年轻一代的作家。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名单里还缺少另一些闪光的名字：易卜生、托尔斯泰、左拉、马克·吐温、德莱赛、乔伊斯、卡夫卡、普鲁斯特、布莱希特、里尔克、博尔赫斯、格雷厄姆·格林、米兰·昆德拉等②，他们也同样以其卓越的创作成就载入了20世纪以及21世纪头二十年的世界文学史册。对于这些与诺奖失之交臂的已故伟大作家，无论今天的诺奖评委作何辩解都无法遮蔽其评判上的失误。
国内批评界的不少同仁都知道，我和瑞典文学院的多位院士及诺奖评委有着多年的交往，并应他们的邀请曾于1996年、2017年和2019年三次赴斯德哥尔摩大学以及瑞典皇家人文学院和其他一些瑞典大学作过演讲，期间又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前任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和马悦然进行过长时间的交谈，因此我自然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规则多少有着一些了解。因而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一经宣布，媒体总免不了要我说几句话③。按照我和多年担任诺奖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埃斯普马克院士的多次交谈，同时也参照他赠送给我的书中的记载，我得知，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主要根据这样几条原则：（1）授给文学上的先驱者和创新者；（2）授给不太知名、但确有成绩的优秀作家，通过授奖给他而促使他成名；（3）授给名气很大、同时也颇有成就的大作家④。除此之外，作为一项致力于褒奖世界文学优秀作家的奖项，诺奖有时也要照顾到获奖作家在地理上的分布。但无论如何，就获奖作家的绝大多数来自欧美国家这一点而言，占其主导地位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定式是难以避免的。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认识，否则一厢情愿地追求诺奖评委的认可，最终只能像“等待戈多”那样以失望告终。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恰恰是，创作出剧作《等待戈多》的法籍爱尔兰作家贝克特却获得了诺奖。
纵观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历史演变，我们不难发现，诺奖的评选也受制于一系列内在和外在的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个因素：评奖委员的审美趣味不一，鉴赏力不尽相同，因而导致一些具有超前意识的先锋派作家与其失之交臂，这自然是其内在的因素；而文学风尚的不断变化，往往也会导致昨天备受冷落的作品可能在今天大受推崇，这便是外在的因素；评奖委员本身的个人偏好及涉猎面所限也会使得一些来自弱小民族和国家的作家受到忽视，这既是内在同时又可算作是外在的因素；此外，作为一项文学奖，诺奖的评选有时也不能避免政治因素的干扰。上述所有这些内在的和外在的因素致使诺奖自开始颁发起就一直备受争议。尽管评奖委员们多次声明，“评奖委员会是不带任何政治偏见的”，但正如埃斯普马克所言，有时评委的主观意图未必能导致与之相一致的客观效果，因而就不免会“产生一定的‘政治效果’”⑤，这种情况当然也是在所难免的。例如，按照奖金创始人诺贝尔在遗嘱中的意愿，诺贝尔文学奖应授给写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优秀作品”的文学家，但对这个“理想主义倾向”究竟作何理解或解释，在各个不同时代的评委那里却见仁见智，有时甚至对一个作家的评价竟是“截然相反的”。因而“就导致了一些真正伟大的作家未能获奖，而一些成绩并不十分突出，并未作出最大贡献的作家倒被提名获了奖”⑥。对此，一些有着文学良知的诺奖评委也不讳言。
尽管诺贝尔文学奖有着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在当今世界上各种名目繁多的文学奖项中，仍没有任何文学奖项能与之相比美，更谈不上取而代之了。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求得诺奖评委会的认可并获得这一崇高的奖项仍是数以千万计的各国作家们为之奋斗的目标。这一寻求尤其在一些中国作家那里发展到了极致，因而在这些作家的心目中甚至形成了一种“诺贝尔情结”。当然没有结果的追求到头来注定将导致更大的失望。因此诺奖在中国文学及理论批评界便同时受到两个极端的对待：既爱又恨。深切地挚爱这一文学创作领域内的最为崇高同时又最令人向往的国际性奖项；同时又痛恨诺奖评委为何不把这一大奖授给中国作家，或更为直白地说，为何不把这一大奖授给自己。多年前，当我在和埃斯普马克谈起这件事并希望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促使诺奖评委会把目光关注中国作家时，他只说了一句，“这应该是一个时间问题了”，随后便笑着问我：诺贝尔文学只是我们瑞典文学院颁发的诸多奖项之一，只是这一奖项知名度高且奖金丰厚罢了，为什么你们中国作家如此看重它呢？⑦的确，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促使我们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们中国作家要如此看重诺贝尔奖呢？难道我们的文学创作就是为了获得诺奖吗？当然，倘若果真有幸凭着自己作品的卓越成就和广泛的影响获得诺奖自然是一件大好事，除了证明一个作家的创作得到了国际最高奖项的青睐，还至少说明中国文学真正走进了世界并得到国际权威文学机构的认可。我本人确实在这方面发表了不少文字，客观上也起到了为之在中国的影响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预测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概率始终是媒体最为关注的一个话题。我曾经为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失之交臂感到愤愤不平，并就此问题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委员作过多次探讨，但得到的回答也和前面提及的埃斯普马克的问题一样：诺贝尔文学奖只是瑞典文学院颁发的诸多文学奖项中的一种，为什么中国作家如此看重这一奖项呢？这个问题确实击中了中国当代作家中长期存在的一种“诺贝尔情结”。针对这一情结，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诺贝尔情结”而非其他情结呢？恰恰是因为诺奖在世界文学界各种奖项中影响最大，所以一切致力于为全世界的读者提供精神文化食粮的作家都不会对之忽视的。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的文学究竟为谁创作？我认为首先是为本国和本民族的广大读者创作的，其次，如果作品涉及一些全人类共同关心的基本问题，那就有可能通过翻译的中介走向世界，为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更为广大的读者阅读和欣赏。再者，通过批评界的批评性讨论和文学研究者的深入研究，一些优秀的作品肯定会受到包括诺奖在内的一些国际性奖项评委的关注进而斩获这些奖项。但前提首先是作品必须是真正优秀的，表现手法必须具有新颖性和独特性，并且带有鲜明的理想主义倾向。不在这几方面努力，仅仅瞄准诺奖或其他奖项而创作肯定是写不出优秀作品的，到头来只能以失望而告终。因为这一情结不但不会助力作家的创作，有时反而会阻碍他们的创作想象和技巧革新。此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是西方的文学机构颁发的一个奖项，由于西方文学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占有突出的地位，颁发给西方作家是不足为奇的。
正是由于诺奖评委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定式的主导，来自东方的作家很少获得诺奖。对于这一点，诺奖评委会早已有所认识，并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将精通汉语并有着广博的中国文学知识的汉学家马悦然选为文学院的院士并参加诺奖评选。尽管国内学界对马悦然有些不公正的看法，但从我和他的多次接触和了解，我应该负责任地说，马悦然对把中国文学介绍到整个西方世界都作出了别人无法替代的贡献。2019年当这位九十五岁的老人未能抵抗住病魔的侵袭而与世长辞时，我立即回复告诉我这一噩耗的罗多弼院士：“马悦然先生生前不遗余力地在西方世界译介中国文学，并在全世界大力推广中国当代文学，他的巨大贡献和历史功绩将永远得到人们的铭记。我作为他的一位朋友，一定要撰写一篇文章悼念这位老朋友……”⑧同时，我也认识到，马悦然的逝世在中国文学界与瑞典文学院的交流之间留下了巨大的空白，使我们失去了一位知华友华并对中国文学深深挚爱的老朋友，中国作家问鼎诺奖将更加步履维艰。我和一些瑞典朋友曾经对另一位稍年轻的汉学家陈安娜抱有厚望，希望她能早日入选瑞典文学院，并参加诺奖的评选。但我们的这一愿望至今仍未能兑现。好在安娜年龄还不大，还可以等待。但是中国作家却不应该一味去等待得到诺奖评委的认可。我们应该克服这种不必要的“诺贝尔情结”，勇于在文学艺术的殿堂里辛勤耕耘，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以回答我们这个时代之问。
当前，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的日益更新，使得传统的人文学科领地日益萎缩，一些国家的大学为了节省教育经费，竟然撤销或合并一些文科院系，国内也有一些大学采取压缩文科的手段，以为这样就可以节省经费用以发展国家急需的学科领域。殊不知人文学科并不需要偌大的实验室和昂贵的仪器设备，只需要一个馆藏丰富的图书馆和可与同行及其他不同学科的学者进行交流的平台，再加之少量的足以使他们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学术活动的经费就可以产生出改变社会和人们的思想的精神文化产品。作家更是如此，只要有一个可供他们思考和写作的空间，保证他们基本的生活条件，他们就可以充分发挥其艺术想象力和文字的力量，创作出供人们享用的文学艺术作品。就此而言，我认为我们的作家应该克服这种“诺贝尔情结”，将其改变升华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和艺术想象力，为我们的时代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这样，他们就有可能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同时也为全人类留下宝贵的文学艺术作品。
也许有人会说，在当前这个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ChatGPT的横空出世更是给本来就日益萎缩的文学市场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这些人工智能手段不仅可以创作出文学作品，同时也能将用一种语言创作的作品翻译成不同的语言，从而不仅是文学创作者，甚至文学翻译者也为自己的工作前途感到堪忧。但我的回答是，我们在克服了不必要的“诺贝尔情结”后，更不要产生另一种“人工智能情结”：包括ChatGPT在内人工智能软件，只能通过储存信息和编制算法反映具有一般文学才能的人的水平，而对于那些卓越的文学天才以及那些仍在致力于探索未知世界的创造性作家，它们只能尽可能多地从他们那里吸纳和接收信息并编制新的算法，而无法全然超越这些文学天才和探索者的文字才能。文学翻译也是如此，对于一般的科学技术文档，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准确快捷地将其翻译，而对于那些尖端和前沿的创新性成果，其内涵的数据和信息显然超越了人工智能所储存的信息以及其算法的局限，因此很难完美地将其翻译，这时专业人员的后期校对和编辑就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而对于文学这样一种高审美和文化含量的精神文化产品的创造，人工智能只能将其字面意义较为准确地在另一种语言中再现出来，而对其含混的微妙的隐含意义和情感表达，不仅人功能智能系统无法识别并准确地再现，即使是其智商和知识略逊于原作者的人工译者也难以胜任。所以有鉴于此，我的看法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依然有存在的理由，但其中的大部分工作必然由人工智能取代，而少数语言文学天才作者和译者仍然不必要担心自己是否会丢掉饭碗。所以对于作家来说，越是在想象力匮乏的时代，越是要充分发挥其非凡的想象力，这样我们就有希望创作出不朽的文学作品，然后通过翻译的中介，走向世界，为全人类的读者所阅读和欣赏。这样，即使诺奖评委不来光顾，照样可以进入其他奖项的评委的视野。
【注释】
①这方面可参阅我主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以及我的一些期刊论文：《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述评》（《外国文学》1987年第11期），《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质疑与反思》（《外国文学》1997年第5期），《多丽丝·莱辛的获奖及其启示》（《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2期），《诺贝尔文学奖、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6期），《世界诗歌对诺奖的贡献》（《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3年第4期）等。
②根据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前任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和我的多次谈话所示，有些作家未获奖是有客观原因的，例如萨特当时为肖洛霍夫未能获奖打抱不平，但后者第二年就获奖了。具体情况可参阅埃斯普马克《诺贝尔文学奖内幕》（Le Prix Nobel：Histoire Interieure d’une Consecratione littéraire）一书，由巴兰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
③我本人就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文学这个话题曾多次接受国内外媒体的采访，其中最近十多年在国内外的两次接受媒体采访分别是2007年和2013年：2007年11月7日至10日出席在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举行的美国文学翻译家协会（American Literary Translators Association）成立30周年纪念国际研讨会时，《世界日报》（北美版）记者刘景胜对我进行专访，其中一个重要话题就是中国作家能否在最近的十年内获得诺贝尔奖，我当时的看法是比较乐观的，并提及两位最有实力的中国作家：余华和莫言。参见《世界日报》2007年11月9日号“德州新闻”版B2上刘景胜的专文“中国作家将斩获诺贝尔文学奖”；2013年加拿大作家门罗获奖后我又应中央电视台英文频道邀请就此发表了评论。而在一般情况下，我则尽量不在媒体就这一敏感话题发表意见。
④⑤⑥参见王宁：《瑞典皇家文学院院士埃斯普马克谈诺贝尔文学奖》，《文艺报》1987年7月18日。
⑦王宁：《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和文学的未来——访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教授》，载《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第397-403页。
⑧王宁：《怀念马悦然先生》，《文汇读书周报》2019年10月28日。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