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舟创作谈：39码
我的脚较小，只有39码。
在相继出版了长篇小说《敦煌本纪》和《凉州十八拍》之后，相识或初见的朋友总要问我，你下一部写什么？落脚点在哪里？这期间，也有替我慨然做主的，说你既然写完了敦煌与武威，那么酒泉和张掖就不能落下，毕竟它们都属于河西四郡，乃是丝绸之路上的闪光地标，不能厚此薄彼呀。又或者，他们直接签发了邀请函，来吧，我的老家在平凉、在庆阳、在天水、在陇西、在古河州、在甘南……，总之为我打开了方便之门。每逢此刻，我只有语塞，低头盯看着自己的这一双脚，这两只39码的鞋子，一方面困惑与抉择，另一方面等待着出发的敕令。
其实我知道，带领我一次次奔赴远路的，并不是哪一双具体的鞋子，而是这一场热烈且修远的生命。
每隔两三年，我都要集中收拾一下书房（工作室），除了大量的书籍和报刊之外，恐怕最多的也就是鞋子。它们有的狰狞，有的羞臊，有的残破，有的蒙尘，样式各异，材质不同，但是都有一个清晰的来路，那就是跋山涉水，叩天问地，一路上颠仆不断，统统从地平线上狼狈归来，从此暗无天日地龟缩在犄角旮旯里，等着清算我，让我忏悔。按古典的说法，这一刻称得上滴血认亲，我将这些老伙计摆在地板上，搁在窗台上，一边检阅大军，一边行注目礼，大喊辛苦了。我认出了甲，它曾经带我去过当金山和苏干湖；我认出了乙，它见证我去了帕米尔高原，在塔什库尔干的石头城，在红其拉甫口岸，浪游了半个夏天，几乎晒成了一个黑人。我还认出了丙，在那一年拉萨的雪顿节期间，在那曲的恰青（赛马）大会上，我看见了世界上最纯净的夜空，忽然间泪流满面……偶尔，我突发奇想，如果开一家小型的私人博物馆的话，这些落魄的藏品，指不定就是一个人的《史记》。谁说不是呢！
然而，鉴于我本人顽固的洁癖，这些老伙计最后都被打发走了，眼不见为净。
这还没完，自打开始在头条上看短视频，又学会了点击购物，坏了，完全坏了，那些商家像鸦群似的，遮天蔽日地扑向了我，左扔一双鞋子，右扔一双鞋子，觉得此人可欺。于是乎，我又囤积了不少的新品，虽然价格低廉，从不超过二三百元，但它们带给我的则是确凿的信号：赶紧！我明白了，这些新伙计一直在眼巴巴的，早就打开了一卷地图，让我在上面投骰子。
那年夏天，杨显惠夫妇返回兰州，专门抽了一个下午，来我的工作室看望我，一起喝茶聊天。此前，显惠老师在河西一线漫游，采山饮河，重访故地，头发长了，花白了，人也黑瘦，笼罩着一种疲倦的气息。聊了没几句，彼此都哑默了下来，显惠老师本就是一位寡言之人，你不问，他绝不开口。后来，师母在墙角的沙发上睡着了，显惠老师跷着二郎腿，坐在临窗的躺椅上，边打盹，边呻唤，似乎这是解乏的不二法门。日光如瀑，像一件雪白的战袍，披在了显惠老师的身上。我突然有所发现，被他脚上那一双夸张的战靴所震撼。
我悄悄起身，拿来了莱卡相机，对着他的鞋子一顿乱拍，不拍全景，均是特写，拍完了左脚就拍右脚，除了鞋尖还有鞋跟。你说这是怪癖也好，捧臭脚也罢，反正我不客气，一直干到了电池耗尽，这才歇手。很显然，这应该是显惠老师从天津出发前，新买的一双户外型的鞋子，卡其色，鞋带像麻绳，鞋底像发糕，鞋帮子周遭布满了一圈锯齿形的豁口，沉重而威严。现在可好，它们竟然像一对难兄难弟，皮开肉绽、龇牙咧嘴的，从河西走廊上去而复返，将主人送到了我的面前，让我立此存照。——不，我知道另一种更加深沉的使命，杨显惠老师的作品，其实就是用他的一双脚踏勘的、记录的、写就的。
待他睁开眼睛后，我问起这双鞋子的来历，果然如我所料。我催促说，我晚上就给你买新的，多少码？显惠老师很哲学地说，不必破费了，老朋友自在，旧鞋子踏实。
那些年，有诸多的师友路经兰州，打马西去，总要来我的工作室做客，寒暄一番，比如张承志老师。每次晤面，张老师总是行色匆匆，马未卸鞍，人不停步，简单地啃一块锅盔，吃一碗酿皮子，便奔赴下一个地点。下楼送别时，我尤其注意到了他的那一双鞋子，蒙覆着尘土，带着里程，带着四季与晨昏。——没错，恰是在这样长久的漫游当中，张老师就像一艘巨型航母，划开了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的万顷波涛，留下了这个时代杰出的篇章。
39码！
感谢这一双双鞋子，每次将我的生命带到了如此之远，让我见识了地平线以外的世界，获取了天地的恩遇，进而知道了中国之大、中国之美、中国之悠久，并一再成全了我粗陋的文字和书写。这分明是一种哺育。
抱歉！拉杂地写下这些文字，我只是想说，我刚刚从甘肃积石山地震灾区的临时安置点下山回来，回到了县城的宾馆，掸掉寒冷，必须专心对付这一双受损严重的鞋子，39码。在海拔两千多米的阳哇村，积雪未化，山石枯寒，但生活在继续。《当代文坛》的编辑刘小波君来信，嘱咐我抓紧写一篇关于个人创作的心得。囿于公务缠身，分身乏术，我也就不揣冒昧，自作主张，将去年的一篇旧文粘贴在此，权当是创作谈。对了，这篇文章的标题是《我向往一种深情主义的写作》：
终于写完了，交稿了，出版了，在长达47个月的长途奔袭中，我几乎没有歇息过一天，昼夜跟凉州在一起，和那些伴当（伙伴）们生死不弃，形如一家人。但是，我的工作似乎还没有完成，哪怕是入夜之后，我都在思考那一帮来自北疆救孤团的死士，何以在十几年的光阴中，隐姓埋名，含辛茹苦，蛰伏于武威城中，盯看着恩人的家门，观望着自己的少主子渐渐长大，却又放弃了动手？其实，答案是现成的，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悉数隐藏在字里行间，然而究问就像一座断崖，壁立在侧，迫使我再一次写下这个话题。
深情主义，这个词突然像弧光一般，照亮了我的整个夜晚。
2018年，在我写完《敦煌本纪》之后，我已经开始着手下一部的课题了，下一部就是《敦煌本纪》的续集，这个系列被我称之为“丝绸之路三部曲”。其实，故事当时已经构思妥定了，但我对敦煌周边的几个地点尚无把握，需要去再走一遭，这也是我写作的习惯，否则就难以动笔。离开苏干湖，从当金山口疲倦地下来，我入住在敦煌山庄休整了几日。每天午后，我都喜欢坐在摘星阁下的那一片石头院子里晒太阳。我有一个执拗的看法，敦煌的日光，一定有别于他处，它不单单是太阳施舍下来的，它还应该是莫高窟放射出来的，带着佛性，带着启示，带着十足的重量，笼盖在我的身上，犹如一种秘密的加持。
很奇怪，我本来是一个急躁的人，但是置身于敦煌的日光下，我却变得格外安静，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好比是一疙瘩面团，在慵懒的发酵当中。不料，那一天接到了父亲的电话，打乱了我在敦煌的行程，也就此改变了我日后的写作。
这个电话开启了我报恩行孝的过程，这也是写作《凉州十八拍》最初的缘起。事实上，在将近四年的持续写作中，我一直都有一个隐秘的心愿，在将来成书的时候，专门腾出一页雪白的纸，上面只有一行文字：献给父亲大人。但是，这一切都愿望成空，在《凉州十八拍》写到一半的时候，父亲丢下了我，丢下了这本书，驾鹤西去，魂归道山。
原来，在我上了当金山口、进入祁连山以后，信号皆无，跟家里失去了联系。而平时，我每天都要给父母打几个电话，问候他们的起居与饮食，这已经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那个敦煌的午后，父亲打来了电话，得知了我的行踪，叮嘱我注意安全。然而，我从父亲说话的气息中，却意外地发现了另一种状况，那就是衰老。父亲是1932年出生的，当时已经86岁高龄了。
我在敦煌的日光下惊醒了过来，立刻终止了行程，返回兰州。
我觉得一个人的衰老，肯定是从气息上开始的，看见父亲昼夜在吸氧，已经离不开那个制氧机了，我就知道自己该干点什么。凉州，大柳，双树，这是我父亲的祖籍，他从20多岁离开老家、落户兰州之后，便很少再回去过，但他一辈子乡音未改，这就像一枚标签，说明了来路与身份。我放弃了为《敦煌本纪》撰写续集的打算，我发愿要抓紧时间为父亲写一部长篇小说，作为一个儿子的报恩与行孝，这本书当然要以“凉州”为原点。
其实，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亲经常用他的方式，向我描述过一个远方的故乡，虽然模糊，但也亲切无比。加之街坊邻居、父亲的同事、我的同学和朋友们当中也有不少的凉州人，使我对这个群体有了一个整体性的认知。因为工作的缘故，我每年都要奔赴几趟河西走廊，最长的一次，在武威住了两个多月。行走，踏勘，考察，包括平时对这一方面史料的大量阅读，让我产生了一种初步的信心，我似乎隐约看见了这部书的雏形。
但是，这一切又何其难也，故事就像一堆乱麻，我根本找不见线头，也就是说找不见第一句话。不过，这个难题还是父亲帮我解决的，在他生命最后的余光中，我跟弟弟妹妹轮换着陪护他。到了我值班的晚上，伺候他入睡后，我就躺在父亲的身边，悄悄地翻看一些资料，然而再轻微的纸张声，还是会吵醒他。每天夜里，父亲总要起来吸氧，长时间地吸氧，这恰巧就是父子之间说话的契机，我总是问这问那，大到过往的历史，小到他幼年时的饮食、服饰、方言、村庄的规模、各个家门的情况，等等。《凉州十八拍》的时间背景，相当契合了父亲的童年与少年，待成书之后，我宁愿相信奔跑在当年凉州天空下的那一帮儿子娃娃当中，有一位就是我的父亲。
那天深夜，吸了一阵子氧气，父亲忽然拔掉了鼻管，对我说了四句他自己整理的《凉州宝卷》：天凭日月，人凭心，/秤杆凭的定盘星；/佛凭香火，官凭印，/江山凭的是忠义。这句话里带钢，充满了钙质，有金属之声，我当时惊得目瞪口呆，赶紧抄在了纸上。我知道自己抓住了那一根线头，找见了整个故事的腔调，也摸见了这本书的心跳与核心要义。这是父亲的加持，更是凉州的赐予。
新书出版时，我的确用了一页雪白的纸，将父亲生前整理的这四句话单独呈现了出来。我还在开篇引用了《钦定四库全书》甘肃通志卷中的一句话：“人事慷慨，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崇节俭，敦礼让，质而不野，尚武兴文。”事实上，这两页题记，恰恰形成了《凉州十八拍》的精神空间、灵魂质地与少年气息，这也是我在漫长的书写中能够坚持下来的动力所在。悲伤的是，在这部书稿写到了一半的时候，2020年7月20日，父亲撒手人寰，他没能等到这本书的面世，我恍惚成了孤儿，《凉州十八拍》也成了孤儿，无人认领。在后续的写作中，我吞着泪水，我在尽力抢救这部书稿，就像《赵氏孤儿》里的义士程婴那样，从来也没有过一丝的动摇。今年元月，除夕的早上，我在父亲的墓前敬献了一套书，我终于兑现了当初对他的诺言。我想，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使命，无论作者出于什么样的意志去写这本书，冥冥之中真是有一种深情主义的元素。
凉州乃是河西首郡，也是西域之门户。我以为，自古而来，河西走廊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心腹地带及仓储之地，它不仅仅提供了一种地理上的战略纵深，而且还提供了一种文化的纵深、思想的纵深。寻龙问穴，爬梳历史，我们这个民族最初的精神原点其实就是从这个方向上获得的，我们的边塞诗，我们的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我们少年时代的目光，概出于此。我曾经写过一篇188体育官方ios《何为丝绸之路——以河西走廊为例》，我说当时对整个西北边疆的经略至少有两个集团，一个是军事集团，另一个则是文人集团。在军队收复山河之后，文人们就跟了上去，像李白、高适、王昌龄、王之涣、岑参、王翰等等的诗人开始为这片大地贴上标签，他们用诗歌给每一座山冈、每一条河流、每一块绿洲命名。我想说的是，中国人的精神原乡也在这里，开疆拓土的边塞诗，恐怕也只有在这样的壮烈风景中才能写就。但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片疆域渐渐地板结了、荒凉了、天远地偏了，成了不毛之地，成了一块生锈的地带，无论从精神和意志上来讲。我写过大量的诗歌，包括后来的《敦煌本纪》和《凉州十八拍》，我渴望用自己的这一支笔去除锈，对，就是除锈。
是时候了，我就想在《凉州十八拍》这个庞大的故事里，在河西走廊这一片当年中国的孤悬之角，喊出一帮少年，让他们去撒野，去淬火，去失败，去进取，而后凛然天地，热血人间，成为一群真正的儿子娃娃。在我看来，这样的禀赋和气质，恐怕也只有在边地与旷野之间才能完成，凉州恰巧满足了我的全部想象，同时也可以安放下那一群永不安分的少年，去迎面一个剧变的大时代。
“救孤”只是《凉州十八拍》里的线索之一，这个故事看似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北疆贩马集团续门被满门抄斩，但主人的遗孤被五名忠仆救了下来。这些义士一路躲避追杀，南下进入了武威城，只为了让少主子能够活下来，他们在十几年的光阴中，一直隐姓埋名，不事声张。另一个层面，待这个孤儿长大成人后，他又决意去救别的孤儿，去拯救沦落在险境当中的红军，也就是西路军战士。实际上，那时的中国也形同一名“孤儿”，内战频仍，山河破碎，民心瓦裂，急需要一种不畏死、不屈服的少年精神，去收拾残局，去重振魂魄，去寻找光明之未来。这个故事当中频繁出现了一个切口，问这个孤儿原本姓什么？回答说，姓续。什么续？答复说：续命的续，续香火的续。——我以为，这才是《凉州十八拍》真正的精神底色，也是整个故事的脊梁骨。
是的，就连我这样的作者也在一遍遍地追问，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判断、爱憎和取舍，让那一帮野性未泯、披毛戴革的死士放弃了杀戮，丢掉了血腥，在当年的凉州咀嚼着痛苦，将耻辱和仇恨当成了一种日常的拌料，谨守着内心的律令，却又按兵不动，寂寂无名？忠义是一粒陈词，习性只是借口，生存也不过是推托，当那一道深夜的弧光划过时，我认出了布满夜空的那一种巨大情愫，其实就是深情主义。
因为赶路，因为奔波，也因为生活，我们往往躬身于日常的琐屑当中，我们时常屈膝于一地鸡毛的尘烟里，忘了直起腰板，忘了举首问天，忘了扪心自问，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际、交往、阅读与书写，甚至是想象力和进取心，渐渐地滋生出了一层苍苔、一抹锈迹。但是，那些在长路上的趱行之人，那些马不停蹄的驿使，偶一驻足，便会看见巨大的夜空泌下来一粒又一粒璀璨的星光，如水，如蜜，如酥油，如恩情。
这种深情主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