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高山，1957年生，山西神池人，曾经在中共五寨县委、静乐县委、忻州地委、朔州市委、省委政策研究室、省委党校、省委宣传部等单位工作，现退休。

高中毕业50年了，还经常想起当年上学时的一些往事。

我是在老家神池县上的高中。神池是晋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山区小县。北城门外东北方向一公里处，有一座小山梁，南低北高，西北侧有片小树林，对儿泉沟的泉水穿过树林缓缓流出。东北侧连接着起伏的丘陵山坡，向远处绵延。

这个小山梁叫羊鼻子梁。当年的神池县高级中学就建在这里。梁因校而名，校因梁而靓，羊鼻子梁成了神池中学的代名词，也成为我内心深处永远的记忆。

站在校园可瞭见北城墙上的豁口

1972年春季学期，我从东湖公社七年制学校初中班毕业后，考入了神池中学，即羊鼻子梁，读高中。

这所学校创建于1956年，当时是城关完小“戴帽”初中（小学设置初中班），1959年更名为神池中学，1965年开始招收高中生，中间停招了几年，到1972我们入学时共招到第十班。这里是神池县最高学府，培养出很多优秀人才。能到这所学校读书，是全县众多学子和家长的愿望。

我家居住的段笏咀村，在县城西北方向15华里的地方。儿时随母亲进城，翻过一道山梁时我远远地眺望过羊鼻梁中学，心里憧憬着向往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到这里念书啊！现在梦想成真了，我和母亲都很高兴很兴奋。母亲早早就拆洗好了一床被褥，把哥哥姐姐穿小了的几件旧衣服洗干净缝整齐，给我准备好了行装。开学那天，我早早起来，把家里的水缸挑满了水，认真洗了一把脸，吃过母亲精心准备的早饭——南瓜稀饭和烤得煳黄的莜面角角，怀着又兴奋又不舍的心情，背起行李卷，踏上了通往羊鼻子梁的山路。

沿着崎岖的山路走了将近两个小时，终于抵达学校门口。学校高高的大门朝南开着，东西两边连接着长长的围墙，将外面的庄稼地和校园隔开，看上去陈旧却不失壮观。走进校门，一条沙土路通向里边的教学生活区，东西两侧开阔而空旷，显得很大。路西是零星的树木，路东是一片菜地，菜地前面是体育场。再往前走，顺着山坡拾级而上，西侧是几排高低错落的平房，老师们的办公室兼宿舍，学生们的寝室，都在这里。对应的东侧，是几排教室。教室后面有一排平房，校领导们在那里办公和居住。东、西建筑物之间，隔着宽阔的通道，中央位置矗立着时常冒烟的锅炉房，一个叫九维子的师傅日夜忙碌，保障着全校的热水供应。沿着通道再往上走，校园的最高处，一栋宏伟的建筑横跨东西，像工厂厂房般高大宽敞，里面东侧一小部分是炊事员做饭的厨房，打饭的几个窗口朝西开着。西侧是空旷的大厅，地面上摆着一张乒乓球台子，别无他物。每当开饭的时候，几百名学生涌入大厅，排着队在这里打饭就餐，很是热闹。

站在餐厅门口，可一览校园全貌：台阶式分布的平房，中间道路，四周围墙，绿树与菜地，交相辉映，构成一幅和谐的画面。校园外面，是大片大片的庄稼地，放眼望去，雄伟壮观的北城墙尽收眼底。穿过一片片庄稼地，一条泥土路将校园和城墙上的豁口门连接在一起。三三两两进城和出城的人们，不时地从豁口门穿过。据说北城墙本没有门，后来人们为了出行方便，硬是挖开了一个大大的豁口。我心中感慨，我们的校园真美丽，如同一个小景区，而高处则是一个绝佳的观景台。

我们七二级学生入学后编为八、九、十三个班，同时在校的还有高二年级的五、六、七三个班，六个班共有三百多名学生。当时毛主席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学生单位不叫班，叫排。我被分到九排。入学不久搞了一次摸底考试，考完试后，我被调整到了八排。后来听说，三个排上面还有连部，八排的班主任王敬老师是连指导员，因为摸底考试八排的成绩偏低，就做了一些调整，我考试成绩比较好，调到了八排。忘记了是什么时候，连部没有了，排也变成了班，以后一直是叫几班几班。

分班的同时，认宿舍，认教室，师生互认，选班干部，评助学金。每个同学都申报了自己的家庭情况，我由于父亲早逝，家大人多孤儿寡母，考试成绩还不错，在王敬老师的主导和同学们的支持下，担任了副班长兼学习委员，评上了每月5元的最高等级助学金。当时一个月的伙食费是7.5元，我的助学金就够多半个月的伙食费。我感受到了学校的温暖和同学们的友善。

一切都很新鲜，一切都很陌生，我的高中生活开始了。

“你的字儿实在好……”

1972年，羊鼻子梁中学对教学抓得很紧，全面开设了语文、数学、政治、物理、化学、英语、体育、音乐等课程。当时的老师们有从大城市下放来的，有大学毕业分配来的，他们大都学养深厚，知识渊博，倾其所有向我们传授知识，言传身教带我们成长。

王敬老师是本县南辛庄村人，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风华正茂，年轻气盛，一心要把八班带成先进班，什么工作都想走在其他班的前面，包括唱歌比赛、打篮球等都不能落后，课上课下都抓得很紧。他讲语文课，特别重视写好字和写作文。安排我们每个星期写一篇作文，星期五交卷，第二个星期用一节课进行讲评。第一学期时，有次讲评作文，王老师一脸愠怒，打开一个同学的作文本，抑扬顿挫地大声念着他写的批语：“你的字儿实在好，犹如脱缰的野马到处跑。不是本子限制了，你还想往天上跑？同学，黄金时代，应当珍贵，混来混去，下场可悲。我这样费尽心思写批语，你切莫走马观花装箱里！”当时我们入学不久，同学们互相之间还不很熟悉，不知道这是哪位同学的作文本，都被王老师的慷慨激昂震住了，大家大气不敢出，气氛很紧张。后来当事同学告诉我，他看到王敬老师写在黑板上的粉笔字工整中带有连笔，遒劲有力，十分仰慕，就暗暗模仿王老师的笔体写字，自己感到很得意，没想到当众受到了批评，满腔热情被浇了一盆冷水。他心里很受伤，学习的热情一下子减退了，甚至想过退学。这件事情提醒我们，批评人要注意方式方法，做到动机和效果相统一，否则可能会事与愿违。从那以后，我特别注意一笔一画写字，写了几十年也写不好，我觉得写字是一种天赋，光靠练是不够的。

王敬老师讲课很认真，备课很充分，站到讲台上，左手拿着课本，右手拿着粉笔，一副忘情的样子，边讲边走动，边讲边往黑板上写关键词，无论是说文解字，还是内容解读，信手拈来，恣意剖析，洋洋洒洒，妙语连珠，讲着讲着就把我们带入了课文的情境当中。印象很深的是讲鲁迅的杂文，讲古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曹刿论战》等，有些句子我现在还能背出。特别是讲解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长征》《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等，那么深远的意境，那么优美的词句，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文字之美、文学之妙，听得如醉如痴，不知道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词汇，那么丰富的想象！很受震撼，佩服极了！

我尤其感谢王老师对我写作文的指导和鼓励。从第二学期开始，几乎每次讲评，都把我的作文作为范文，点评一番，表扬一番，要同学们向我学习。有时甚至让我帮他批改作文。王老师的欣赏和表扬，提高了我在班上的地位，也极大地增强了我的自信，增添了我学习的动力，使我的高中生活充实而快乐。

印象比较深的老师还有讲数学课的刘正中老师和张相汉老师，讲英语课的朱葆华老师，讲政治课的张裕老师，等等。

刘正中老师是晋城人，辅仁大学毕业，年纪比较大，只身一人在神中任教。上课时总是膊弯里夹着大大的三角尺和量角器，提前走进教室。上课铃声一响，便饶有兴致地开始讲课。一会儿侧着身子边讲边在黑板上解题，一会儿转过身去在黑板上画几何图形，身上落满了粉笔灰，也全然不顾，直至下课铃响起，才收起手里的教具，先拍拍双手，再拍打衣服。在讲数学的“极限”概念时，刘老师口里念着“无限大无限大无限大……”，两手摊开一直向外伸张，又念着“无限小无限小无限小……”，双手收拢慢慢地合回，嘴角处溢出了唾沫，他也浑然不知。

张相汉老师是本地人，间断性地代过一段数学课。他的板书很工整，讲课很有耐心，性格很好，不发脾气，很少批评学生。有几次他在台上讲课，前排有学生眯着眼睛呈睡状，他就拿个小粉笔头扔过去，边扔边说：“不要睡不要睡，呛球的又睡着了！”我们就会意地发出笑声，感到很亲切。

朱葆华老师，东北吉林人，听说曾就读于同济大学和辅仁大学。小老太太，衣着整洁，满脸慈祥，一口普通话，背后同学们昵称“朱老娘娘”。当时英语课时安排得不多，好像每周一次，朱老师总是提前进入教室，热情地和同学们打招呼，嘘寒问暖，等上课铃声响了，就走上讲台，用英语开始讲课。每次开课时重复的几句是：“请起立！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请坐下！”这几句英语，我现在还会说。其他讲了些什么，当时也没学好，后来也没处用，全忘光了。记忆里只剩下微笑慈祥的朱老师。

张裕老师是副校长，本地人，给我们讲政治。当时没有课本，是临时选定的一些学习材料。印象深的是讲授《共产党宣言》，还有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开始我们连文章的标题也弄不懂，连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是个外国人的名字也不知道，文字也感到很拗口，一脸迷茫，听不进去。慢慢地跟着张老师的讲解，才了解了大概内容，知道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ABC。

还有石仑山老师、熊绍勋老师、赵云武老师、尹振水老师，等等，都是外地人，有的名牌大学毕业，博学多才满腹经纶，口口相传名气很大，校园里见到让人肃然起敬。可惜我没有福气，未能听上他们讲课。物理老师王建英、化学老师刘建生、体育老师张丑生，也是外地人，都很敬业，讲课很认真很投入。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在神池，在这块富饶又贫瘠的土地上辛勤耕耘，播撒知识的种子，开启了当地众多青少年的心智与智慧，为祖国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

当时的校领导对我影响也很大。郝明校长，是位资历深级别高的老干部，好像是岚县人。冬季学期同学们在宿舍里生火取暖，要到一个堆放柴禾的地方取秸草，毛手毛脚经常就撒落到地上。我从宿舍到教室、从教室到食堂的路上，常常看见郝明校长弯着腰捡拾地上的秸草，边捡拾边念叨：“这些灰娃娃们！”俨然像一个慈祥的长辈，跟在晚辈后面收拾残迹。我没有和郝明校长面对面说过话，他可能不认识我，但他留在我心中的形象很高大。

高中期间，除了认真学习学校安排的课程外，我还半懂不懂地读了好多课外书。两年学习，收获很大，终身受益，可以说为我以后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我被水罐车闷倒了

当年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遵照指示，学校在抓好教学的同时，每个学期都要安排勤工俭学活动，组织我们参加劳动。

记得我们班一共有过四次大的勤工俭学活动。一次是1972年春季学期，到东湖公社苍儿洼大队薅谷子（间谷苗），住在村子里劳动了半个月。一次是1972年秋季学期，自己动手维修校园的围墙。下午放学后，同学们有的到五里地之外的南瓦窑背砖，有的在校园里烧石灰、拓土坯。各班分段包干，开展劳动竞赛，热火朝天地干了一个多月，数公里长的校园围墙“旧貌变新颜”。第三次是1973年春季学期，到南山脚下的碾槽沟村，打开灌木丛种树，把灌木柴禾运回学校生火用。第四次是1973年秋季学期，参加全县绿化朱家山的大会战。

几次勤工俭学都很辛苦，也很艰苦，锻炼了我们的体质和意志，增强了组织纪律和团结互助意识。我印象最深的是参加绿化朱家山大会战。

朱家山位于神池县境内中间地带，东西走向，将全县隔为南北两块。南至管涔山脚下，丘陵、河谷、平川交错，北为大面积黄土丘陵，间接有些盆地。那一年县里决定，动员县直机关干部职工，附近的农民群众，开展绿化朱家山大会战。我们班集体住在山下的义井村里，每天带着干粮，早出晚归，往返二十多里路，到山上挖坑、植树。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高音喇叭里不时播放着指挥部的通知，通报着工程进展情况，表扬着工地上的好人好事，还不停播放催人奋进的革命歌曲。老师带着我们和别的班开展劳动竞赛，校长又要带着全校走在别的单位前面，我们使出浑身的力气挥汗大干，多挖坑多植树，抢时间抢进度。傍晚收工的时候，累得都快迈不动步了，可是还得走十多里下山的路，才能回到住地，吃上晚饭。

有天收工的时候，看到前面路口停着一辆拉水的汽车，水罐上面挤满了人，好像是要准备下山。我们几个同学像是发现了救命的稻草，瞬间爆发了力气，撒腿跑到汽车跟前，挤着扒到了水罐上面。司机师傅见状，几次劝说水罐上的人下来一些，否则他不敢开，怕途中有人摔下来。可是挤上去的人谁也不愿意下来。司机没办法，就一直不启动车。僵持了一会儿，几个大人对我们说：娃娃们坐到水罐里面去吧！我们一听，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就在大人们的推扶下，从水罐口子爬进了水罐里面，坐在湿漉漉的罐底，觉得很舒服。车子启动了，我们先是感到很颠簸，东倒西歪的，一会儿又觉得气紧头晕，想呕吐。坚持到了山下村里，车子停住，我已经浑身瘫软，坐不起来了。原来是水罐的口子垂直向上开着，汽车开动后水罐内缺氧，我们几个被闷倒了。大人们伸下手把我们拉上来，我晚饭也没有吃，晕晕沉沉睡了一夜，第二天感觉好点了，又上了工地。

在老师同学的共同努力下，那次大会战，我们学校被评为先进单位，受到了县里的表彰。而我被水罐车闷倒的经历，也成为人生中难忘的一页。

“一道道山一道道水”

紧张的学习和劳动之外，学校的文体活动也很丰富很频繁。班里好像每天上课前或下课时都要集体唱歌，隔段时间学校还要组织歌咏比赛。

王敬老师特别想夺第一，常常拉着手风琴带我们练歌。班里的文娱委员张玉枝同学，可能小时候就练过唱歌，能把准调子，嗓音又好，领唱的事就由她承包了。还有位女同学叫朱宝玲，天生嗓音清脆，唱了几次后，就由她和张玉枝共同领唱。开始是她俩唱一句我们跟着唱一句，后来就由她们起个头，全班同学一起唱。当时我们会唱的歌曲也不多，记得主要有《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社会主义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北京的金山上》《南泥湾》《打靶归来》等红色歌曲，有些歌曲在上高中前大家就会唱。

为了取得好成绩，王老师要求学唱新歌，主要学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还有几首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和陕北民歌。我天生五音不全，不会识谱，缺乏唱歌方面的艺术细胞，一首新歌大家都会唱了，我还唱不好，从来不敢单独站起来唱歌。印象最深的是学唱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随着张玉枝和朱宝玲清脆的领唱，教室里响彻着婉转激越的嘹亮歌声。大家齐声唱过几遍后，王老师说不能有“南郭先生”，点名让部分同学单独唱。每当这时，我就一脸窘态，唱不下去。为了弥补短板改变形象，我一有空就轻声哼这首歌，哼着哼着从词到曲记在了心里，别的歌不会唱，这首歌成了拿手戏，至今兴致来了就唱出声，唱着就想起了当年的高中生活。

除了唱歌等文艺活动外，学校的体育活动也很丰富。每周按时上两节体育课，体育老师带着我们跑步、做操、打篮球、吊单、双杠、骑木马，还组织拔河。这些活动大多我都不擅长，印象不太深。

印象深的是打篮球和打乒乓球。体育场上，每天早晨和傍晚，都有同学在打篮球。隔段时间，班级之间、年级之间，就要组织篮球比赛。我们班的陈金平同学，个头挺拔，英俊潇洒，常常穿一身蓝色或红色运动衣，在篮球场上跑来跑去，左冲右突，动作娴熟，球艺高超，纵身一跃，就投进一颗二分球，不时赢得阵阵掌声。他活跃的身影犹如一道亮丽的风景，吸引着众多同学的目光。

在学生食堂空旷的大厅里，时常摆放着一副乒乓球台子。课余时间，王敬老师经常叫上几个同学去打乒乓球，有时我也跟着去观看。高二年级的常守贵、董俊同学球艺高超，王老师打不过，就躲避着不和他们打。我们班的王玉柱、十班的孟凡辉同学可能小时候练过，能陪王老师打出回合。王老师每打出一个漂亮球得了分，就高兴得手舞足蹈哈哈大笑。每吃了发球或应对不当丢了分，就面呈怪相呵斥对方：“你这臭球，怎么打的！”观战的同学会心一笑，很开心。

我对文体活动先天禀赋不足，后天兴致不浓，常常是能少参加少参加，能不参加不参加，别的同学在外面热闹，我躲进宿舍或教室看书。很多的课外书，就是利用这种时间看的。

“早上铜铃铃，中午红绳绳”

高中的伙食比在东湖上初中时好了很多，不用自己带什么吃什么了，而是由食堂统一供应饭菜。饭菜比较简单，早上一碗小米稀饭，一个玉米面或高粱面窝头；午饭有莜面或高粱面河捞，还吃过一段烘干了的玉米面细面条，当时叫“钢丝面”，还有全麦面馒头，偶尔还吃顿白面馒头、大米饭。就饭的菜蔬，有半碗土豆茴子白烩菜，里面放点咸盐和黑酱，有时也能看到油花花闻到油香味；晚饭又是稀饭和玉米面、高粱面窝头。尽管不够丰盛充裕，我们也感到很受用很满足，戏称“早上铜铃铃（玉米面窝头），中午红绳绳（高粱面河捞）”，每天都精神饱满，劲头十足。

当时我们正是长身体费饭的时候，消化功能特别好。尽管学校想尽办法让我们吃饱吃好，有时还会感到饥饿。我们的教室南面，隔着操场，有一大块菜地。秋天的夜晚，总有些同学悄悄潜入那片菜地，扳起一颗茴子白就地生吃，或者拿回宿舍里食用。我也出去过好几次，把茴子白扳倒拔起来，掰掉边上的叶子，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咀嚼，又甜又香的味道至今还能想起来。

有一次中午食堂吃大米饭，当时凡吃白面大米都是限量供应，一个人不能超过9两。我把一位请假同学的饭票拿上打了两份，直径足有7寸的大碗满满两碗白米饭，就着半碗烩菜，一会儿就全吃光了。这是我一顿吃过最多的饭，一生难忘！

班里有个叫邸金贵的同学，个头不算高大，饭量却不小。有次吃早饭时，班长恶作剧开玩笑，和邸金贵打赌：能不能吃进5个窝头？吃进去了就班长请客，吃不进去就自掏饭票。邸金贵欣然应战，我们几个同学围着观看。当时邸金贵已经吃进一碗稀饭一个窝头了，面对班长买回的五个窝头，又狼吞虎咽大口吃起来。不一会儿四个窝头吃进去了，上课时间也快到了。邸金贵拿起第五个窝头，咬上一口在嘴里嚼半天，很费劲地咽下去，又咬一口，嚼半天，咽下去，终于全吃进去了。当时我们年少无知，没有想过这样吃万一撑坏了怎么办？好在邸金贵同学也平安无事。

我们的寝室坐北向南，木门木窗，进门一铺顺山大炕，十几个同学同榻而眠。春夏之际，凉爽舒适，到了冬季，寒冷难熬。门窗密封不严，寒风冷气直逼室内，地面结着薄冰。整个屋子就靠一铺火炕取暖，炕头上的同学往往烫得睡不住，炕尾的同学却冷得睡不下。前半夜灶火烧着还略好些，到了后半夜，灶火熄灭，屋里就像冰窟一般。为了抵御寒冷，我们常常两人合睡一铺，把两床被子摞在一起，再搭上棉衣、皮袄，相互依偎着取暖。

“城灰渣”和“村猴子”

“城灰渣”和“村猴子”，是村里学生和城里学生互相给对方起的绰号。

我们班共有54名同学，其中来自县城的有20人，农村的34人；男同学39名，女同学15名。

县城的同学大都衣着得体，干净利落，显得比农村生精干。他们自小共同成长，彼此间早已建立起深厚的情谊。进入高中这个新环境，自然而然地聚在一起，毫无不适感，展现出胆大活泼的一面。有的在言谈举止中，还会流露出一种优越与自信，让人感受到他们的逞强与张扬。我们叫他们“城灰碴”。

相比之下，来自农村的同学则显得更为朴素。大都衣着朴实，形象并不张扬。初来乍到，由于彼此之间不熟悉，大都表现得比较内敛，以谦卑的态度面对新环境，遇强则示弱。被称作“村猴子”。

王敬老师组建班委会，从城关生中选了4人，农村生中选了4人。班长李德全、团支部书记王玉柱、文娱委员张玉枝、劳动委员李长青，是城关生；副班长兼学习委员李高山、体育委员陈金平、伙食委员郝守华、卫生委员麻海全，是农村生。这样的组合，既把握了数量上的平衡，又发挥了城里同学的优势。

在班委会的引领下，“城灰渣”和“村猴子”们互相磨合、互相影响，结成了一个团结友爱的班集体。

班长李德全入学时已近18岁，属于大龄学生，年少气盛，责任心强，敢作敢为，霸气十足，是典型的“孩儿王”，王敬老师的得力助手。班里的大事小情，他都能插手处理，王老师倚重他，同学们也服他管。

城关生中不少是干部子弟，有几位同学的家长还是县里的领导干部。李长青同学的父亲是县人民武装部部长，张玉枝同学的父亲是武装部副政委，薄争鸣同学的父亲是县人民法院院长。这些出身于干部家庭的同学都很谦虚低调，不张扬不显摆，尊重他人，友善待人，相处中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当时正值部队在地方“支左”时期，武装部的领导位尊权重，声威很大。李长青和张玉枝悄无声息融入同学当中，带头遵守学校各项纪律，带头参加班上各种活动，丝毫没有表现出家庭的优越感，同学们也没有觉得他们有什么特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那个年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

我和李长青关系甚好。我们有着许多共同语言，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一致，常常在课余饭后一起散步，倾心相谈，分享彼此的思想与感受。有个周末，他还带我到家里玩耍。那是我第一次踏入县武装部的大院，第一次见到那么宽敞的住房，其实也就是3间平房，收拾得比较干净整洁而已。他的父母非常热情好客，一会儿给我倒水，一会儿给我递水果，硬是留我吃了饭才离开。

那时由于学校宿舍紧缺，城关生不住校，每天早自习前到校，晚自习后离校。应该说他们跑得很辛苦，特别是冬季学期，挨冷受冻，很受罪，为农村生安心住校学习做出了牺牲。但在当时大家好像没有这样的认识，城关生没有怨言，农村生也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农村的同学同吃同住，相对联系更紧密，关系也更亲近。有几位同学和我关系尤为要好，有空就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共享干粮，共度时光。有次我们把宿舍里的水桶放在灶火上，你拿出小米，他拿出土豆，还有莜面、猪油，自己动手煮了一桶和子饭。那香气四溢的葱花猪油和子饭，味道美极了，至今想起来还回味无穷。

来自南庄子村的郝守华同学，家里人口少不缺粮，每个星期都带来一布袋子炒面，和我们分享，我没少吃他的炒面。我们俩睡觉的地方紧挨着，冬天冷得不行，就合盖两床被子睡一个被窝里，抱团取暖。

男同学和女同学的关系有点微妙。那时候，无论是班级还是整个学校，都弥漫着一股“男女授受不亲”的氛围，男生和女生互相不说话。不是大家不想交流，而是心中那份踌躇与顾虑让彼此望而却步。若是谁胆敢和异性同学说话交谈，往往会遭到周围同学的取笑，使当事人尴尬不已。正因为这样的氛围，彼此之间便形成了一种神秘且朦胧的距离感。大家心照不宣地保持着这份距离，又心照不宣地互相关注。

农村的女同学中，我对詹改枝和朱宝玲的印象比较深。詹改枝紫红色的脸庞棱角分明，脑后扎着两个马尾小辫，性格直爽，快人快语，学习成绩比较好，也勇于表现自己。有时数学老师讲完题后问大家“会了不会？”詹改枝就抢着举手回答：“会了！”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朱宝玲圆脸大眼，嗓音好，清脆响亮，听到她的说笑声，就会想到小说里写的“银铃般的笑声”。由于嗓音好，王老师安排她经常领着我们唱歌。

城关的女同学中，印象比较深的有宫新花，身材高挑，面容姣好，齐腰的长辫垂在脑后，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未开口就先脸红了。还有阎新华，身材适中，皮肤白皙，常常是老师刚走上讲台准备讲课，她站在教室门外喊“报告！”，嘴里似乎总在咀嚼着什么，让人忍俊不禁。

印象最深的女同学是张玉枝，我们有过半年的同桌经历。为了同学之间互相学习，有个学期王敬老师安排我俩坐同桌。前面说过张玉枝的父亲是县武装部副政委，我和她坐同桌心里很高兴。上政治课的时候，老师在上面讲《共产党宣言》《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同学们在下面没有书本，也没有参考资料，一头雾水地听着。张玉枝就从绿色军用挎包里掏出从家里带来的学习材料，打开放到课桌中间，明显地是让我和她一起看。尽管互相不说话，但心里都懂对方的意思。我就凑过去看着她摊开的学习材料，有原文，有解读，很解渴，很受益。上数学课的时候，我也有意把做好的题放到中间让她看，特别是有次数学考试，我把卷子放到中间，边答题边让她看。考完试后，有一天刘正中老师找我谈话，操着浓浓的晋城口音说：“高山同学，帮助同学要在平时帮助，不能在考试的时候帮助！”我辩解说没有故意让她看，可能是我做题时她无意看到了什么，搪塞了过去。张玉枝后来参了军，再后来随父母回到了河北老家工作，我们一直断断续续保持着联系。

城关生和农村生之间有时也闹点小意见。当时每个星期六的晚上都要开班会，找出一两个不遵守纪律的同学，像迟到早退了，上课说话了，上自习吵闹了，在教室里抽烟了，等等，都要在会上做公开检查，大家进行批评。以上那些不遵守纪律的行为，每周都有发生，城里的同学也有，村里的同学也有。由于班干部中城关生的话语权更大一些，所以每个周六晚上的班会上，几乎都是村里的同学做检查，受批评。我从小谦卑做人，不惹事不好胜，虽然有时也觉得不太公道，但看见班长他们几个意见一致，王老师也同意，就没有发表过不同意见。时间长了，村里的同学心里不平。最后一个学期时，几个要好的同学找我，希望我在班干部开会时为农村生说话，替他们“出头”。

我经不住他们的怂恿，在一次班干部研究周六晚上让谁做检查时，发表了不同意见。班长等人提出人选后，我说根据我的了解和大家的反映，这个星期违反纪律的人有好几个，有在教室里吵闹的，有上自习抽烟的，你们应该也都知道是谁。不能每次开会，都让村里的同学做检查。这样不公道，村里的同学们有意见。我说完后，大家不吭声了，班长拉下了脸，阴沉沉的，王老师好像也不高兴。此后借故批评过我好几次。过了一段时间，这些不快也就烟消云散了。

我们毕业后，王敬老师又带上了新的班级，各位老师又给新入学的学生讲课，就像跑马拉松一样，开始了新的一程。八班的同学们各奔东西，各展所长，走向社会，创造自己的新生活。有的回村创业，有的在城里打拼，有的上学深造当了教师或干部，有的参军或当了工人，也有的下海创业成为小老板。大家都积极上进，努力活好自己，展示精彩人生。也有几位同学因病早逝，离开了人间。由于交通通讯等多方面的原因，有的同学慢慢地没有了信息，但不少同学还是保持着联系，无论是远方的电话问候，还是偶尔的相聚畅谈，彼此都能感受到那份深厚的同窗情谊。每当有同学家里有了婚丧嫁娶等大事急事，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前去帮忙，庆贺或分忧。这在神池小县城里成为口碑相传的佳话。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50年过去了，我们由一群意气风发的同学少年，变成了含饴弄孙的夕阳红，神池县也追随着伟大祖国前进的步伐，发生了沧桑巨变。羊鼻子梁早已成为县城的一部分，周围的庄稼地变成了街道和楼房，对儿泉沟填平了，南低北高的坡势也取平了一截，羊鼻梁中学更名为神池县第一中学，迁到了新的校址，县职业中学的大楼耸立在原来的校址上。然而在我的记忆深处，那个站在校园高处可以瞭见北城墙上豁口的羊鼻梁中学，永远高高的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