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如焰（节选）
“是身如焰，从渴爱生。”——《维摩诘经》
1
下午四点，一切照旧，蜀葵照旧开着花，红色，粉色，如果有人愿意数花朵，就会知道，蜀葵没有开出新的花朵，之前开的花也没有萎谢，一切照旧。停在院子里的破旧轿车车头凹陷的地方积着雨水，一只小鸟警觉地在水洼里喝着水，一辆车在院门外停下的声音惊走了它。
霍勇站起来，从屋子里走出去，周队一瘸一拐跟着他走出去，车上的人却已经走进院子了，四个穿着篮球背心和短裤的男人，拎着运动包，晃着肩膀，面无表情，和他擦肩而过。他想起来，刑警队派了几个人，参加全省的职工运动会，他有点失望，准备走回屋子，又一辆车停在了院门外，这次是了，是那辆面包车。
车上的人迟迟没有走进院子，只听到说话的声音，开关车门的声音，铁器滋滋刮在水泥地上的声音。然后是一阵静默。就在霍勇已经忍不住要走出去的时候，四个穿着警服的男人，晃着肩膀，面无表情，走了进来。他们看见了霍勇，却没有和他说话，只跟周队微微点了个头，这是他们表达疲累的方式，毕竟这疲累和霍勇有关。走到院子里，一个警察抱怨：“就不能找个小货车吗，我就一直顶着个筛子，筛子就一直在我脸上蹭着。”
周队开口了：“球长的一截路，给你配个车队。王晋山亲自给你开道。”说完，朝着屋子里喊：“尕马子，消毒水！”一个穿着篮球背心的年轻男人，拿着一瓶消毒药水出来，朝他们喷洒，他们屏住呼吸，摊开手，在药水的水雾里旋转。又一个个摊开手，让尕马子在手上喷洒药水。
第一个喷过消毒水的警察，拍拍衣服，先看看周队，再看看霍勇，说：“找到了。”
周队说：“都找到了吗？”
警察：“也没有都找到，还缺一些，不过已经够了，证据链就齐了，刘法医带回去检验去了。”
霍勇说：“就是她吗？”
警察：“已经检验去了。”
霍勇：“要是她，能给那个哈怂判死刑吗？”
警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还不好说，不过，警察已经把啥都知道了。”
警察什么都知道。警察什么都不知道。所有人也都知道，所有人也都不知道，不知道窄门，宝藏，篝火，不知道黎明即将到来时的呢喃，不知道街两边的房子在曙光里是怎样从蓝变白，不知道死者手抄的歌本贴没贴林俊杰的照片，不知道她的长辫子上别过什么发夹，也不知道坐在长椅上等待消息的男人，今天晚上在哪里喝醉，会不会被人丢出来，在街上蠕动。
也不知道离去的人都有特异功能，可以在万里之外，听见北方的天空里，鹤凄厉的叫声。
2
说起他们几个人的关系，古翠笑了：“我们五个人是一起长大的，幼儿园念的是一个幼儿园，光着屁股一张大通铺上滚，小学念的是一个小学，中学又是同一个中学。我们这地方太小，从幼儿园到中学一起长大的也多，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五个人最亲。”
只要说起他们五个人，古翠总是要笑的，不知不觉，笑意就从脸上渗出来。后来，对凶手，她也一定是这样笑着说的。这个，警察不一定知道。
霍勇岁数最大，1984年9月生的，然后是古翠，1984年11月的，邢玉川1985年2月，吴美凤1985年5月，王群1985年6月，再多一个月就和他们到不了一个班上。好像是为了让名字保持均齐，他们就自觉地给邢玉川和吴美凤去掉了姓，玉川，美凤，这样叫，课本上，作业本上，也都是这样写，有的时候，别人叫他们的全名，他们倒反应不过来。四个人里，玉川、美凤和古翠的个子都比周围人要高，玉川高中毕业的时候，长到一米八二，王群一米八，美凤和古翠都长到一米七二，只有霍勇的个子矮一点，刚刚一米七。
但五个人出身并不均齐，玉川家是部队上的，父母都是军官，美凤的父母亲都是政府的，王群父亲是园林局的副局长，霍勇父亲是民办教师，千辛万苦转了正，母亲在水电局后勤，长期称病不上班。古翠跟着母亲生活，从小就没见过父亲，据说他们那里的风俗就是这样的，男的结了婚，生了孩子，或者不等孩子出生，就离家去外地了，有的有音讯，寄点钱，有的没音讯，完全没有，到后来，到底有没有这么个人，都让人疑惑。古翠的母亲一下开小卖部，一下开裁缝铺，有时候神奇地撮合了一桩大买卖，一直在讨中间费，一直没有讨到，有时候到乡下去收药材，半个月没有消息，半个月后，押着卡车，坐在一卡车黑乎乎的块茎上回来了，一个黑皮包挂在胸前，晃晃悠悠。那时候，去过南方的人并不多，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学到的，把装了钱的包挂在胸前，也许是无师自通，颠沛的人从小就在百科技校里。
后来古翠霍勇全班去水上游乐园春游，古翠在游乐园的湖上看到一种游乐项目，用水上的浮板过湖，浮板的面积不小，有点浮力，但是半硬半软，底下也没有根基，板子之间也绝不相连，踩到板子上，借个力，就要赶紧跳到下一个板子上，趁着那块板子没有反应过来，再跳到下一块板子上，跳得好，就顺利地过了湖，上了岸，可以站在岸边看下一个人跳浮板，跳得不好，就要掉进水里，但水也不深，不至于淹死。古翠站在湖边，看着那个板子，就想起自己的母亲，她大概就是这样一块一块板子跳过去，一直跳到现在，还不知道要跳多久，什么时候是个头。古翠站在湖边，竟不忍心踩那个浮板。
但好在是五个人青梅竹马，不是两个人青梅竹马。
五个人各有出身，也各有样貌，各有性格。邢玉川个子高，一身的军人气质，小一号的国字脸，单眼皮，厚嘴唇。霍勇个子不高，皮肤黑，相貌端正，总是阴沉沉的，给人以稳重的假象，一旦高兴了，似乎就变英俊了，似乎身体里有个光彩夺目的他马上要破蛹而出，但又始终没有成功过。王群圆头圆脑，眼睛精光四射，活泼但不幽默，虽然常常和这几个人在一起，却也有点心不在焉，有时候消失几天，甚至加入别的小团体，但最终还是会回到他们这个小小群落之中。但即便和他们在一起，他也隐藏颇多，书包偶尔会有奇怪的物件，他们见过他从书包里拿出过《周易预测》《梅花易数》《在岩石上漂浮》，也看到他拿出过双节棍、机器猫面具，以及黑黝黝的铁块，装着黑色黏稠液体的瓶子，他从没告诉他的朋友们，这些东西都是哪来的，他消失的几天是去做什么了。
少年时期的吴美凤，一直是圆脸，却长着一对古画上古典美人才有的花瓣唇，和脸型完全不搭，被她的表情动作一调剂，却有一种娇憨之意，但班上同学谈论起同学相貌，却又从来不把她放到美女之列，大概因为她过于稳重，又一直担任学习委员。她的相貌起变化，是在去了国外之后，圆脸变成了瓜子脸，眼神也明亮妩媚许多，几乎判若两人。古翠在照片上看到后来的她，穿着打高尔夫的白衣服，在蓝天绿草间站着，异常奔放地大笑，觉得非常陌生，几乎要再三揣摩，在她脸上寻找线索，却从来没问过她，是整容了，还是生活环境和着装变了，还是以前为了学习，始终藏着自己。事实上，也是从来没有机会问。
古翠发育得比较早，标准的瓜子脸大眼睛，只是有点老相，又长年累月梳着大辫子，在大辫子已经不流行的年代。她倒是挺活泼的，玩笑不断，邢玉川的外号“串串香”，霍勇的外号“黑剑客”，都是她给起的，她的问题在于情绪非常跌宕，常常是笑着笑着就走了神。他们几个人都知道，她有一种迷信，觉得太高兴了，笑得太张狂了，就要有坏事发生，而且多半不是落在她头上，是落在她母亲头上。于她而言，这个迷信是有依据的，她八岁时，在外面疯玩了一天，笑得胸口都痛了，回到家，却看到母亲腿上被剪刀戳了一个口子，头发衣服也非常凌乱，至于这口子是她自己不小心，还是别人戳的，她从来没说过，古翠也从来没问过。她不敢问。
邢玉川是五个人的头，从小到大，什么事都是他挑头。爬山、下河、游水库、钓鱼、钻防空洞、在野外点篝火烤野食，都是他起头，用的东西也多数是他带来的，他也不让别人为难，就说那些东西都是公家的，食堂里拿的，仓库里要的，从俱乐部借的，分享就变得无比正当。霍勇想当然地相信这是公家的东西，古翠就多少有点怀疑，部队的食堂，再丰富，再大方，也不会长年累月备着各种缀着葡萄干的小点心、烤串和汽水。但邢玉川就是能够散布下一种气氛，似乎这样最应当不过，他们只要能接受他的好意，就是有所贡献。因为，他是在搭建一座友谊的战壕、帐篷或者堡垒，战壕是谁挖的都不要紧，要紧的是有人响应，可以和他一起静静待在战壕里，不然，这战壕就白建了。
在班级里，邢玉川似乎又是两样，他也热衷于起事、召集，但要他从头到尾跟下来，他又似乎没那么热忱。高二的时候，学校要办文艺汇演，班上几个男同学，打算组乐队排演零点乐队的歌，没有乐器，演奏能力也非常薄弱，只是有这么一个念想。邢玉川从部队俱乐部借了全套的乐器，邀请了会乐器的战士来为他们教授，甚至借了俱乐部的剧场排练，为了让这一套动作顺利完成，还让邢玉川的父亲在单位做了报备，把这项活动纳入“军民共建”活动中。乐队排练了三个月，最终顺利上了台，尽管在台上演出时，吉他贝斯鼓全都合不到一块，主唱也声嘶力竭破了音，却照旧获得第二名。后来，校方在文艺汇演的报道中写：“这是平阳二中第一次摇滚乐演出。”
临时乐队几位成员高兴得发了狂，演出结束，他们一定要凑钱请邢玉川吃饭，顺带捎上美凤、霍勇和古翠，但邢玉川并不愿意领这个情，拒绝了聚餐，以非常平静，但也老气横秋的语气对他们说：“怕影响不好。”
那几年，学校里的“军民联谊篮球赛”“军民元旦联欢会”“青春杯足球赛”，多半和邢玉川有点关系，但邢玉川一旦牵好线，就立刻隐身，只让学校老师和部队联系。有人要谢他，他也只是幽暗一笑，仿佛那事和他没有关系。
但对美凤、霍勇和古翠、王群，他却异常热忱，有始有终，似乎他生活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和这几个人在一起，在一起，不停地在一起，无论如何也不会厌倦。甚至，在那种热忱里，还蕴藏着一种危机感，那就是，他似乎早就明白了，他们只有这段时间可以在一起，以后必定分离流散。有人提醒他：“你组织着这几个小年轻钻防空洞窜老林子，万一出了事，你担不担得起责任。”邢玉川一愣，似乎从没想过这个问题，那之后足足有一个月，他再没招呼这几个人上山下河，但一个月之后，他就把这个提醒置之脑后了，他找到那四个人，宣布“我复出了”。
四个人曾经以为这是最当然不过的，直到他们长大一点，懂得识人。他们很小就见过邢玉川的父亲，虽然部队出入不方便，见面的频率没有那么高，但也不算陌生，到了十四五岁，心窍开了，再见到邢玉川的父亲，突然明白了，邢玉川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人。他的父亲很小就参军，从部队上了军校，虽然现在有了点身份，但也还是一脸热忱的样子，一直记得几个小朋友的名字，和他们家里的情况，每次见到他们，很自然地坐在他们中间，自然摆出“在群众中间”的画面，跟每个人提问，给这个鼓励，给那个加油，“我们霍勇也可以打篮球，又不是专业打球，不要管那么多，兼顾好学习就可以了”，“王群你给我看看手相”，“古翠你让你妈妈给我们食堂找点好的土豆来，现在这个菜铺子已经有点拿住我们，不把我们当回事了，什么发芽的烂掉的土豆都给我们供。”
改天也果然让人上门和古翠的妈妈联系，从她这里买了土豆，虽然不大可能让她做长期供应商，却也让古翠妈妈小小赚了些钱。即便这一单买卖，也跟他们的长期供应商打了招呼，说是要“照顾一下儿子的同学，解决一下燃眉之急”，强调同学这一层关系，也是要说明非亲非故，不用担心抢走地盘，那边供应商也就痛快答应了。但这一笔买卖，大大提升了古翠妈妈的口碑和影响力，她再做别的事也就容易了，至少半年，古翠妈妈把皮包挂在胸前，到处收钱。
也有人对古翠妈妈说：“你们家女子成天和那几个高干子弟玩，小心些，别吃了亏。”古翠妈妈说：“能吃什么亏呢，邢团的儿子，吴主任的姑娘，那都是跟我们翠翠一起长大的，能吃什么亏呢，学习也是他们学习好，不存在拉我们家翠翠的后腿。”那人说：“不是你想的那个亏，但凡能吃上那个亏，干脆嫁到他们家，那还好了。我说的什么呢，我们这周围都是什么人，他们周围都是什么人，跟着这种人家的一起玩，以为所有人都是这样的，说话细声慢气，弹钢琴看书，你好他好，再见古德拜，那就回不来了，再回过头来，连个‘X你妈’都说不出口，根本搞不过咱们身边这些吃下野粮食的，将来吃大亏呢。你看张慧她妈，跟着爹妈下放到咱们这儿的，跟隔壁的驹驴毛一家吵开架了，嘴里扭扭捏捏地说的都是‘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说’，我在一边看着都急死了，我上去就照着驹驴毛一句‘亏哈你先人的你把你妈X死了’，鼻子上再一锤，鼻血糊上一脸，比啥都管用。”古翠妈妈若有所思，她听得出来，所有人天然地知道，他们和邢家吴家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人，将来更不可能追上他们，但也没有把这话告诉古翠，她在浮板上跳了几十年，知道古翠霍勇以后恐怕也要如此这般跳几十年，不如先乐上几年，不乐这几年，以后也还是要踉踉跄跄跳几十年。
霍勇古翠没有想那么远，他们能够用来参考的，不过是他们已经活过的十几年，他们对将来的想象，超不出十五岁时对十六岁的想象。何况，每天都是崭新的，都有新的经验，而且是五个人一起经历的新经验，巧克力的甜，苏慧伦孙燕姿周杰伦林俊杰的好听，醉酒的放纵感，都是先落到一个人的耳朵眼睛里，再折射到另一个人的耳朵眼睛里，再折射回来，已经沾染上了几个人的温度，几个人的惊喜，那都是加倍再加倍的。
“你们在一起，最高兴最难忘的是哪一次？”有人问过，可能是凶手，可能是别的人，也可能很多人都问过，肯定都问得漫不经心，因为没有人会真正关心一帮孩子小时候的事，就是随口一问。古翠还是认真地想了想，认真地回答了：“那太多了，都记不起来了。”
还是记得起来的。八岁时，小学二年级，在学校里，一起学做风车的那个下午。是夏天，学校旁边的大树上，突然出现了蝉，不知道是从哪里飞来的，还是很早就埋伏在地下了，总之，夏天第一次有了蝉，有蝉的夏天，比以往炎热，孩子们就在教室里，听着蝉声，做着风车。霍勇说自己还记得当时的对话：“玉川说，‘我们这里要变成南方了吧’，王群说，‘北方变不成南方的，北方顶多就是像南方’。”古翠试图纠正霍勇的记忆，她记得那天王群不在，在玉川说过“我们这里要变成南方了吧”之后，是老师对他们说“北方变不成南方，地理方位是不会变的，北方顶多就是像南方。”霍勇没再试图坚持，就说：“把几个娃说的话，盯住纠正什么，小学老师就是这样，什么都是她对。”古翠打趣他：“你爸爸是中学老师，中学老师就自动变好了？就不是这样了？”
但有蝉的夏天，只有那么一次，第二年夏天，蝉声就没有了，蝉没再出现过了。吴美凤说，那是路过的蝉，蝉还是要到南方去的。邢玉川说，也许蝉不小心吸了不该吸的树汁，中毒死了。他们一直在等下一个有蝉的夏天，一直没有等到。后来，古翠曾经暗暗期待，时间就定格在那一瞬，蝉永远没有来，他们永远没有长大。除非蝉再来了，蝉声再起，他们才可以解除封印，哪怕轰然老去倒地身亡，也完全可以接受。
还有十二岁时，邢玉川想去县城（那时候还是县城，还没升级成市）外的一座引水高架桥上看看，但几个人都不知道那个高架桥该怎么到达，只是经常远远看到，落日下，满月里，一座孤独、高峻的引水桥，是明信片里才有的画面。他们就早早出发，朝着引水桥的方向走，先后经过大片的麦子地、一片白杨树林，一个散发着臭味的村子（后来他们才知道那个村子里有几个巨大的养猪场），一座被荒废的小白楼（后来他们才知道那是畜牧站曾经的办公楼），试过许多歧路，问过很多陌生人，终于在下午五点到达高架桥，在引水桥伸出那座高坡之前，其实是一条引水渠，渠两边有宽阔的白土路，路两边长满高大的白杨树，树叶金黄，不停地往下落，似乎永远落不完。邢玉川说：“欧洲那些林荫道也不过如此吧。”王群说：“你又没去过欧洲。”邢玉川说：“起码电视里看过，将来我们肯定能到欧洲亲眼看看。”后来，提起那次出行，霍勇说，那次去引水渠，是八个人，还有三个是隔壁班上的同学。古翠说，她不记得了，她不记得还有别的人。是的，世界分成了两部分，他们，和别人。
如果非要说出最难忘的，还是有。十七岁，冬天，寒假，邢玉川、霍勇和王群，约了初中时代的同学到学校球场踢球，他们有的已经参了军，有的没考上高中，去读了技校，有的已经在做生意了。一旦不读书了，这些人立刻显出了成色的差异，但差异还不大，也不过就是抽烟喝酒，多了些口头禅，何况，有差异也被青春抹平了。那天下了大雪，雪后初晴，太阳照在白雪上，把白雪变了颜色，先是粉红，后是金黄，他们就在淡淡的粉红和金黄之中踢球，也不是踢球，只是撒野，没有章法，没有秩序，最后连你队我队都分不清了。他们的叫喊声，在雪后清旷的大地上回荡，球场周围的白杨树和槐树上，不时有喜鹊或者乌鸦停下来，又被他们的叫喊声惊飞。后半段，县城音像店老板的儿子来了，他带来一架超大的录音机，在球场边放歌，放的是吴美凤提供的《铁血摇滚》磁带上的歌。那两张磁带，是吴美凤说自己要学英语，练听力，让家里人买的，其实里面的歌，没有几句能听得清歌词。但那套盒带，不只有磁带，还有两本小册子，附有中英文歌词和乐队介绍。古翠想说这些歌难听，但她不想让吴美凤扫兴，更是知道自己的喜好和吴美凤并不在一个水平上。听着听着，到那些歌和眼前的白雪、红日、白杨树、飞鸟揉在一起，她也觉得那些歌好听了。
不论去什么地方，不论什么时候聚会，邢玉川都要所有人拿着课本和作业，一起复习功课和写作业，每次也都要重复他的理由：“在这种地方看书写作业，记得最清楚，可以用我说过的联想式记忆法，背一个公式的时候，盯着一棵树，假设这个公式就是这棵树，这样记得最牢。几个人一起复习，互相提问，效率也最高。”其余四个人都不大愿意带着课本作业出门，觉得那太煞风景，但邢玉川又往往补上一句：“不然家长就觉得我们在一起什么都没学到，再出来就没那么容易了。”几个人通常是带着“要想吃糖先要吃药”的心态，带上课业，也会认真温习，因为，静默着，低头翻书写字，确有一种难言的温馨。
温习功课的中间，邢玉川偶尔也会拿一两首诗给他们看，那时候徐志摩、戴望舒正流行，邢玉川有次拿给他们的，就是徐志摩翻译的一首诗，《我们是七人》，原作者是华兹华斯。邢玉川说，这诗是他在《语文报》上看到的，原诗应该很长，《语文报》上只有这么一段，光看诗，不知道写的是啥，解析诗的老师说，原诗写的是个故事，华兹华斯到乡下漫游，遇到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就问她，有几个兄弟姐妹，小女孩说：“我们是七人。”实际上，七个兄弟姐妹，已经有两个夭折了，但不管怎么问，她都说“我们是七人”。
那几句诗是：
一个单纯的孩子，
过他快活的时光，
兴匆匆的，活泼泼的，
何尝识别生存与死亡？
其余四个人听得懵懵懂懂，不知道邢玉川为什么突然要提起这首诗来，光看这几句，似乎也并不优美。邢玉川急着解释诗的意思，越说越急，最后索性说了句：“算了。”那四个人不知道，这几句诗经过这样的转述，其实近乎誓言。
只有少数几次没有带作业，往往是在考试之后，或者假期的尾声。例如高二的一个周末，刚刚考过期中试，他们几个人，趁着霍勇父母不在，聚在他家做饭吃饭，饭菜上了桌，邢玉川突然要喝酒，在众人的劝阻声里跑了出去，再进门的时候，两只胳膊紧紧裹着运动衣，神秘莫测的样子，随后一掀衣服，一只手握着一瓶二锅头，藏在衣服里。那瓶二锅头，由三个男生均分，但最后，大部分被邢玉川喝掉了，有点醉意之后，他呆呆地流下泪来。其余四个人不约而同安静下来，王群轻轻拍了拍邢玉川的背，也并不说话。古翠却又感到一阵难以言传的暖意。
第二天，正常到校，霍勇去邢玉川的桌上拿笔记来抄，却在最后一页，看到几句话：“在最欢乐的时候，笑容戛然而止。在欢宴之中，突然有一种明亮的忧伤破空而来，迫使你我不得不提前退场。”霍勇判断，那是邢玉川新写上去的，他们几个的笔记都是抄来抄去，几乎每天都要在几个人手里过一遍，周末之前，霍勇还没有在邢玉川的笔记上看到这段话。
霍勇拿了笔记，翻到最后一页给古翠看，两人面面相觑，十几年的相处，他们自以为非常了解彼此，但看到邢玉川感伤的这一面，还是有点猝不及防。霍勇就以为邢玉川遇到了什么事，古翠也有点疑心，但阻止了霍勇去跟邢玉川问，她就是觉得非常好，似乎他的破碎，把她破碎的一面给补上了。
所有这些，霍勇和古翠的记忆都不大一样，也许是性别不一样，也许是角度不同，处境不同，两个人看到的记住的，都不大一样，以至于两个人常常要互相补充互相纠正。比如笔记本后的短诗，本来是霍勇拿给古翠看的，多年后，古翠记得这事，霍勇却完全不记得。有时候，连他们自己也有点诧异，人的记忆竟然可以如此摇摆不定，如此容易丢失和被篡改，但十年二十年过去，冬雪也像是春花，白马也像是黑马，肥皂泡也终于坚如磐石，指鹿也可以为马，到底是踢足球还是打篮球，到底是徐志摩翻译的还是戴望舒翻译的，到底听的是U2、九寸钉还是周杰伦、王力宏，都不要紧，他们分不清，别人更加分不清。
但终归，最主干的那些事是不需要订正的。高中毕业，邢玉川去了西安读大学，吴美凤去了北京读大学，都是和部队没有关系的学校，反而是王群去了洛阳读了军校。霍勇和古翠落榜，但没有人觉得意外。整所学校，每一届学生五百人，高三那届，算上补习生，足足一千两百人，能考上大学的，至多七八十个人，考不上是寻常，考上才是不寻常。
临别时，王群在霍勇的毕业留言册上，写下两句诗：“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大一和大二的第一学期，玉川寒暑假回来，还第一时间来找他们，把几个人聚在一起。大二的第二学期，空军部队大调整，他父母所在的那个部队搬迁到了另一个省，他们自然也跟着搬过去，从那以后，玉川再也没回过平阳，也渐渐从他们生活里消失了。没有了玉川这根线索，吴美凤和王群虽然也还时常回来，却也慢慢断了线，偶然几次聚会，都有点心不在焉。再后来，剩下四个人的友谊也难以为继。霍勇和古翠，是通过QQ朋友圈，知道一点他们后来的事，玉川大学毕业之后，先在广州工作了一段，后来读了研，再后来去了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吴美凤大学毕业就去了美国，一直读到博士。她和玉川分别在两个州，相隔不远，但极少联络和见面。
古翠搜索过邢玉川的名字，同名同姓的人很多，古翠一条一条打开看，终于确定，那个邢玉川博士就是他了，他名下有十几项专利，偶然回国，在大学讲学，协助几家知名企业做过几个项目，但再没和他们联系过。
无论霍勇还是古翠，后来再没遇到过邢玉川、吴美凤这样的人。他们也没有机会遇到这样的人，慷慨、宽容、大方这些词，似乎从他们的生活里消失了。从幼儿园开始，他们互相骗，自己骗，一直骗了十几二十年，直到这个骗局终于维持不下去了。但他们在这场青春骗局里养成的习惯还在，还在慷慨、宽容，以及渴望慷慨、宽容。那个人对古翠妈妈说的话是谶语，也是诅咒，他们吃了大亏。
对他们来说，友谊不需要成本、只需要青春的时代过去了。
3
古翠和霍勇是2011年结婚的，他们结婚那年，有一首歌正在流行，冷漠和云菲菲唱的《这条街》。
“有多少花开花谢阴晴圆缺/依然想你当初的笑脸/你给我留下了无尽的缠绵/珍藏在我心间/如今已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你已不是当初的少年/我永远怀念你/陪我走过的每一天。”
古翠非常喜欢这首歌，在街上听到之后，记下其中几句歌词，让霍勇去网吧，在网上找，并下了MP3存在手机上。但每次听到这首歌，以及这一类的歌，她都立刻想到，邢玉川、吴美凤和王群，大概是不会听这种歌的，少年时代就不会听，现在更没有可能。她知道他们的口味。和邢玉川在一起的那些年里，从磁带时代到CD时代，他们听的看的，都是邢玉川供给的。他带着他们听周杰伦、林俊杰、王菲、莫文蔚、五月天、杨乃文、赵学而、窦唯、U2、Suede、斯汀、布兰妮、Oasis、TakeThat，给他们借《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泰坦尼克号》的DVD。他异常热情地承揽了这项任务，毫不犹豫地觉得，他喜欢的，他们必定也喜欢，他们也觉得，他喜欢的，他们必须要喜欢。但邢玉川对他们的影响，是高度依赖他在场的程度的，一旦他不和他们在一起了，他们听的歌和看的电影就断了顿，甚至连路径都很难接续，他们不知道上哪里去找那些歌，又如何辨别好坏。更何况，在“他们”以外的世界上，歌没那么重要，一旦他们风流云散，他和她就要走进歌没那么重要的世界。
起初是街上放什么歌，他们就听什么歌，后来是网吧和QQ上传什么歌，他们就听什么歌。没多久，周杰伦和Suede全面从他们生活里退场了。有一天，古翠打开自己手机上的歌单，一眼看过去，不外是香香、杨臣刚、王强、冷漠、云菲菲，还有各种各样的DJ曲，突然意识到，他们的精神生活，开始显形了，他们回到他们应该回到的位置上了。她不太敢接受这件事，只好抱怨霍勇：“你看看你，听的都是啥？吵不吵？”霍勇直指要害：“那你让邢玉川给咱们发些歌过来，他听的歌就不吵，再吵也不吵。”但说完了，霍勇又觉得不大合适，似乎在抱怨邢玉川，可邢玉川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甚至古翠，甚至霍勇自己，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没有人做错什么，所有人都是顺势而为。
如果不把阴魂不散的邢玉川考虑进来，霍勇和古翠过得还好。高中毕业后，霍勇补习了一年，第二年再考，还是没考上大学，上了个中专，周围的人都说不划算，早知道这样，不如初中毕业就上中专。中专毕业，霍勇的父亲，动用了毕生积累的关系，竟把霍勇送进了水电局，而且是正式工。深究一下，是因为霍勇父亲有几个学生，在县上和市里任职。通常情况下，学生有了身份，就和老师疏远了，但霍勇父亲之所以还能够得到他们，还能说得上话，是因为他擅长书法，一直培养学生写书法，那几个学生，越往上走，越要写字明志以示淡泊，就一直和霍勇父亲有来往，并以“师徒”“书友”身份相称，几个“师徒”经常凑在一起，还形成一种支撑和监督，常常互相问“你给霍老师把事情办了没有？”“你去看霍老师没？”其实就是瘠薄的一点面子，一点腔调，这点瘠薄的面子，竟也成了一股巧劲，帮助霍勇父亲不费分文把事情办成了。
古翠的妈妈没有这些依傍，但好在在县城生活多年，到处都有熟人，也有一点巧劲。古翠高中毕业，先给办待业，又报了县工会和劳动局合办的就业培训班，一口气学了电脑操作、裁缝、理发几种技能，算是重新上了一遍学，有了应届生身份，有了这个气口，再找了几次人，就被派遣到教育局当临时工，想转成合同工，一直没转成，后来辗转在几家单位当临时工，最后是在商务局新成立的小公司里打杂，遇上商务局被挖出了贪腐窝案，受到连累，整个公司被遣散。当初那个气口就没有了。古翠就在小区楼下，找了间没装修的房子，简单收拾下，开了间理发馆。和霍勇结婚的时候，理发馆已经营业两年了。古翠不能不觉得，自己终归步了妈妈的后尘，在各个浮板上跳来跳去，也不知道理发馆这块浮板，又能让她站多久。
那时候，古翠的妈妈已经跑不动了，没有力气下乡收药材收土豆了，于是改做裁缝铺，年纪大了，眼睛不好，裁缝也做得马马虎虎。因为当初选铺面的时候，古翠妈妈图便宜，选了商业街朝北的铺面，常年阴冷，光线不好，暖气也和朝南的铺面不是一条线路，远远不如朝南的热。古翠就把裁缝铺的生意不好推给铺子的朝向和位置：“让你当初不要选朝北的，你也不听。”后来她让霍勇给裁缝铺换了个节能灯，大白天也亮着。古翠自己时不时过去帮忙。有一天在裁缝铺，拿着剪刀剪布料，剪着剪着，慢下来了，那个剪刀让古翠有了异样的感觉，古翠突然明白了，她和霍勇，跟邢玉川、吴美凤和王群，从根子上就不是一个水平线的人，只是那时候，青春遮掩了一切，让大家的差异没有那么明显，青春也给了他们一个叛逆的理由，让他们可以信心百倍地鄙视这一套“出身论”。但人和人的差异简直是生铁铸的，是剪刀形的，剪刀分岔处的一毫米，是剪刀开口处的一公里，甚至那豁口还在继续扩大，继续扩大，扩展成十公里，一百公里。别人早把这一点看得清清楚楚，只有他们自己不知道，也有可能，只是她和霍勇不知道，邢玉川和吴美凤、王群，都知道迟早有这一天。想到这些，她不免有点感伤，和他们分离，邢玉川也会那么感伤吗？可能不会，他们的友谊，和时间地点紧密相关，那段时间，那个地点，他们正好是他的材料，在没有更好的材料之前，他也愿意退而求其次，就地取材，并且沉浸其中。有一种人是游民，每到一个地方，都能迅速安家安心，心安就是家，但世界上属于他的这种地方，有无数个，他们对自己有严格的纪律，不会为任何一个家或者临时的家沉溺和感伤。这样想非常残忍，但也只有这样想，她才能更好地接受离别。
他们其实都不可能接受离别，离别伤害了他们，弥补这种伤害的方式，就是更紧密地依偎在一起，保住这个战壕残存的遗址。不然，这个世界就太虚无了，那将近二十年的欢聚、亲昵都太虚无了。2011年，霍勇和古翠结婚，距离高中毕业，已经八年过去。
没有媒人，没有提亲，没有这些过场，直接就领证结婚了。婚礼就在水电局餐厅举办，一共十五桌，婚房是水电局低价销售的房子，说是商品房，其实还是福利房，古翠妈妈给买了全套的家具电器算是陪嫁。听到婚礼消息的人，都觉得有点奇怪：“他们不是已经结过婚了吗？还是我记错了？”
霍勇那边，遇到过同样的提问，霍勇还推脱一下，似乎自己跟古翠在一起，不是因为他们这个小团体，不是因为他们从幼儿园时期就在一起。他想让人觉得，即便没有这个小团体，他也能找到对象，甚至还努力表示了不满：“她就是个子太高了”，收到的回答是“你咋不说是因为你个子矮。”
古翠还是梳着大辫子，婚礼上，把辫子盘起来，就算是盘过发了。婚礼上，反复放着《这条街》。那天婚礼上，还有个花絮，酒席行进到中间，有一桌亲戚，发现桌上有个人谁都不认识，也说不清是谁的亲戚朋友，光是埋头吃饭，什么菜上来都是第一个伸筷子，就把这事悄悄告诉古翠妈妈，古翠妈妈听了，不动声色过去看了一眼，的确不认识，退到柱子后面，跟报信的亲戚说：“算了，让吃吧，反正席上的菜最后都剩下了。”过了一会儿又反应过来了，悄悄跟亲戚说：“你跟桌子上的亲戚说，把手机钱包看着些，不要公开说，就在QQ群里说一声，反正两个群你都有呢，脸上不要给脸色，千万不要给脸色。”亲戚说：“直接赶走不就没有这些麻烦了。”古翠妈妈说：“人到了这一步，也是不得已，让补充些营养吧，再说了，大好的日子，不要生气，不要闹，不要吵，不要有事情。就悄悄吧。”
有一段非常好的日子。古翠和霍勇都知道这是好日子，也不能不觉得，这段好日子和那段友谊密切相关。他们再度严格遵守了中学时代的生活方式，找歌听，不是别人听什么，他们就听什么，也找电影看，县城的读书会、摩托车协会、钓鱼协会，他们都参加了一遍，甚至霍勇父亲的书法培训班，他们也去充过门面，每到节假日，特别是元旦春节，霍勇的父亲还带着他们，上街去给人义务写春联、写灯笼。当初邢玉川带他们去过的地方，他们也都去过了，引水高架桥、防空洞、水库、发电站、野花山谷。也去了南方，听到了久驻在那里的蝉声。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依序过去，每个季节都能找到相对应的旧事，也都能找到相应的地点。他们都知道这是好日子，直到霍勇生病。
小打小闹地病了一段时间，当作感冒治过，也消停了一阵子，最后，还是确诊了，住了半个月院，出院，再住半个月院，出院，再住院。往后就是那条很漫长的路，一周三次治疗，被尿素氮、肌酐、血红蛋白、血小板、白细胞、脉血液气体、尿比重这些名词围着，把自己的数据和正常数据区间牢牢记着。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已经是2015年，霍勇和古翠都有城镇职工医保，水电局又是所谓“好单位”。“好单位”给霍勇调整了岗位，没有具体任务，可以不用到岗，县城的这些单位，不到岗的大有人在，但只要是不去医院做透析的日子，霍勇仍然到单位转转，总之，不让管事的人为难。
“好单位”和医保，可以缓解一点不安全感，缓解不了疾病本身带来的失衡，眩晕，乏力，出血，食欲不振，恶心呕吐，频繁起夜，以及最严重的——“当不了男人”，这些症状让人失去关注别的事物的能力，过分关注自己，不断放大已经露出苗头的各种想法。霍勇以前不失眠，得病之后常常失眠，只要起夜，后半段就睡得七零八落，但这个病，有时候免不了频繁起夜。有一天夜里，霍勇起夜，经过客厅，在窗前站了一会儿，那时候是秋天，夜雨夜风把柳树摆动，柳树甩着一头的绿发，像是海底的某种植物，就在他站在那里的片刻，风雨越来越大，柳树越摆越狂，柳树的绿发东一下西一下，晃得他恶心，那种恶心非常清晰，他甚至能感觉到它是从大脑某处发端，一个肉色的螺旋，在头脑深处旋转到失去控制，然后依次传递到脸、耳朵、脖颈和食道，最后到达胃。他居然被这些看不到摸不到的东西打垮了，被眩晕感和无力感按住了。他被一种悲情征服了。
生病第二年，他终于对古翠提了离婚，没有吞吞吐吐，而是异常郑重，他简单说了几条理由：已经有欠债了，不想连累古翠，还有一条，就是“不能当男人了”，这两个现实推导出了离婚的势在必行，也带出了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也是更重要的理由：他这个状况，迟早要走，拖个几年再走，就把古翠拖老了，再婚再嫁都不容易了，不如早早做打算，离婚，分开，古翠早点找个伴，他走也走得安心。
古翠知道他的思想来源，《爱心》杂志上，有无数的尿毒症、白血病、癌症故事，每个有了绝症的人，都要高尚地提出离婚，每个妻子或者丈夫，也都高尚地拒绝了离婚，两个人互相支撑。她师傅的理发馆摆放着《爱心》，她的理发馆也有《爱心》，客人不多的时候，她坐在理发椅上看过那些杂志，她知道这些疾病的所有套路，也知道霍勇的套路。
“离了婚，你一个人就能把债还上吗？离了婚，你的病就能好些吗？”
“还上还不上，至少不拖累你了。”
“我没有那么急着找个伴，我现在不是有伴吗？”
“你这个伴迟早要走。”
“你走了再说走了的话，不是现在已经稳定住了吗？”
“那都是假的。”
“你是从《爱心》上看的吧？”
“《爱心》上不这么写，也得这么做啊。”
“要是人得个病就离婚，那也上不了《爱心》了，正因为能上杂志，说明这么做的人不多。”
“那是他们太自私了。”
“你高尚得很。”
“我不高尚，我现实得很。”
两个人绕开了疾病、债务，以及“不能当男人”这几个事实，开始讨论离婚的概率、媒体报道的真实性，以及他们的选择是现实还是不现实。因为疾病和债务是铁一样的事实，没有办法讨论，只有如何应对这一点，还有一点讨论的空间。最后他们发现，他们进入一个死角，那就是他们一直在关注“别人是怎么做的”，从小到大，他们都在“别人是怎么做的”这里面打转。邢玉川曾经是这个“别人”，给他们提供了一些范例，同时也剥夺了他们自己进行探索的习惯。如今，轮到他们自己做决定了，他们只有独自寻找参考，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但不论是《爱心》杂志，还是电视里的《人间真情》，其实都在用无数“别人”的故事，暗暗告诉他们，做选择这件事，高度依赖外部条件，他们的条件之下，确实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两个人互相拖着，也能上杂志，也是“人间真情”，两个人分开，高尚一把，也能上杂志，也是“人间真情”。这其实是同一个结果，不管他们牺牲了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牺牲了，结果都差不多，两个人最终都得葬送。普通人，只要遇上这种事，就已经在毁灭的边缘了，所有的动作，不论高尚的，还是下流的，都是无效的，可他们非这么做不可，非要做出一点“避免牺牲”的动作，才能让自己稍稍安慰。而有些人，从不会面对这种选择。
反复讨论了半年之后，去民政局谈了几次，最终办了手续。因为古翠最终看出，霍勇的确觉得自己死期将至，自己不是他，体会不到这一点，其次，霍勇觉得，主动提离婚，是高尚的、讲义气的，以及“邢玉川知道了也会支持”。在持久的争吵、讨论之后，古翠想，不如成全霍勇的自我期望，反正，她有把握，以他们的感情，结婚和不结婚一样，离婚和不离婚也一样。
他们的约定是，房子和房子里的东西都归古翠，霍勇搬回父亲母亲家去。但他们没有马上分开，从小到大，天天在一起，已经像是双胞胎了，甚至是双胞胎里最凶险的一种，连体双胞胎，骤然切断，恐怕两个人都要送命。要分开，但得慢慢分开，每天把连着两个人的皮肉割开一点，每天痊愈一点，每天死一点点心，每天消除一点折返的可能，每天往前走一点，每天分一点属于两个人的感情到别的地方去。一点一点，两个人从笨手笨脚，到逐渐得心应手。这是一种悲哀的技术，每用一次，自身就垮塌一次，但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果断地运用着这项技术。
霍勇不去医院做治疗的时候，就到古翠的理发馆去，在供顾客等待的长椅上坐着，看着古翠忙碌，有时候帮着给洗头、递毛巾、扫地，以及给顾客倒水、添水，有时候去交水电费和工商税。新发展的顾客，不知道这个男人是谁，就免不了跟别的客人问：“那个成天坐在长椅上的男人是谁？他等啥着呢？”“坐在长椅上的男人”代替了“前夫”这个称呼，成了霍勇的标签。后来，霍勇觉得那条木头长椅太硬了，不论自己坐着，还是顾客坐着都不舒服，就趁着水电局搬办公室，跟办公室的人说好，要了一个淘汰的沙发，搬运到了古翠的理发馆，从此，他就是“坐在长沙发上的男人”了，但人们说起他来，还是“坐在长椅上的男人”。
仅仅分开是不够的，如果分开后还相处着，不给古翠找个去向，当初离婚的理由就不成立了。办完手续，走出民政局的时候，霍勇就跟古翠说：“明天就到《信息天地》上登个征婚启事，我已经问过了，登一下五十块钱。”第三天，由某打字复印部制作，印制粗劣、免费分发的《信息天地》上，就多了一条征婚启事：“女，34岁，身高1米70（刻意少写了两公分）。”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霍勇不停地催促古翠去相亲、找男朋友，甚至自己托人给古翠找对象，还几次三番去古翠妈妈那里，让古翠妈妈也动作起来。有时候消停一阵子，要不了多久，就又卷土重来。他们人际圈子里的人，渐渐都知道了他们的事，免不了慨叹几声，说几句“了不起”“不简单”。这些评点再反馈到霍勇这里，就让他的决心更加坚定，帮古翠找对象的动力也就更充足。
古翠陆续去见了几个人，每次见完面，都跟霍勇详细讲述见面的情况，霍勇也跟她一起分析，这个人“是不是过日子的人”，觉得有必要进一步发展的，霍勇会打听男方的情况，有没有赌博，有没有家暴，外面有没有债务。见的第一个人，就是他们去高架引水桥时，经过的那个养猪场的场主的儿子。头两次见面，古翠感觉这人还比较务实，虽然偶然有点劲劲的，会竖大拇指自夸，也可以理解。不过，让古翠愿意去见第二面的，是这人的履历，他当过兵，也是那种小国字脸单眼皮的长相。第三次见面，这人就拖着古翠去会朋友，喝了几杯之后，突然丢了魂，有了怪异的举动——目光呆滞，双手撑在身体两侧，整个人像上了发条一样，向左边颠一下，又向右边颠一下，不知是有什么暗疾，还是有什么奇怪的习惯。古翠就再没和这人见面。没多久却接到这人的短信，说养猪场发生了猪瘟，周转不灵，要跟她借两万块。古翠和霍勇头凑头地看了那条短信好几遍，心跳加速，不知道是不是招惹了什么不合适的人，又该怎么回绝借钱的事。最后，还是霍勇做了决定：“干脆就不要回短信。”那人有一段时间销声匿迹，但八个月后又发来了短信：“猪肉涨价了！我们翻身了！再也不用低三下四求人了！做生意就是这么痛快！刺激！”古翠看了短信，暗暗松了口气，庆幸自己没和这人过多纠缠。
古翠见过的第二个人，蹲过两年监狱。蹲监狱也是有鄙视链的，这个人蹲监狱的理由，似乎在鄙视链的顶端。介绍人说，之所以蹲监狱，是因为捅了人，之所以捅人，是因为对方的宅基地的事，打了他的爹妈，他忍无可忍才动了手。古翠就犹犹豫豫地见了面，见面没几分钟，那人就说起自己捅人的事：“别的再能忍，打我爹妈我能忍吗，我不能忍。就是可惜了，将来我的后代不能考公务员了。公务员考试也确实不公平，爹妈有问题是爹妈的事，怎么能和儿女的前途绑在一起呢？这不是古代的连坐吗？再说了，前科也要看是什么前科，孝顺爹妈犯的事，这能算前科吗？就算不表彰，起码也不能影响后代考公吧？”古翠听他一口一个“后代”，以为他已经有了孩子了，就问了一句：“你的娃多大了？”那人翻了一个白眼：“这不是才要和你生呢吗？”古翠身子一顿，上半身往后一撤，不知回什么话才好。第二次见面，还是没几分钟，就又扯到捅人的事情上：“我捅的那个人，命真大，主要也是太胖了，刀子进去捅的都是脂肪，刀子往出拔的时候我低头一看，刀身上都是黄油，他的伤口往外翻翻着，也是黄油，一滴血都没有。”古翠没有再去见第三面。
也有短暂相处过的，是师范学校招生办的老师，岁数不大，只比古翠大两岁，已经秃顶，且结过两次婚。古翠也托介绍人问过男方两次离婚的原因，都说是性格不合，不是因为家暴，也不是因为赌博酗酒，周围人见了他，也都是“老师老师”地叫，两个人在一起，也看电影、听歌、散步，但古翠总觉得哪里不对，也可能是反常的人见多了，就总是期待下一个人也反常。后来是霍勇从别人那里听到，老师的前两任妻子，都是自己的学生，和学生结婚的同时，还和别的学生说不清道不明。那这个人也不能继续处了。
还见过一个，三十八岁了，一直和自己的母亲住在一起，这人出来和古翠见过两次面，他的母亲就在家里晕倒了两次。小城怪事多，充满喜和乐。
在水上游乐园看浮板的感受，又回来了，古翠原本以为，自己至多在谋生这件事上跳跳浮板，却没想到，连感情世界，也要跳浮板，感情世界里的浮板，比谋生领域里的浮板还要漂浮，还更不可靠，或者站不上去，或者她根本就不愿意站。她像是站在墨黑的深渊之上，四顾茫然。
这天，古翠和霍勇盘点过这些相亲对象之后，霍勇突然停了一会儿，望着远处，用了一种悠远的、平淡的语气说：“我还挺想邢玉川的。尽管邢玉川不要我们了，看不上我们了，但不得不说，邢玉川这人是真好，方方面面都好，没有一点儿不好的地方，我岁数越大，越知道他有多好，经历的人越多，越知道他好在哪里。他看不上我们，不要我们，有他的理由，是我们不争气，配不上他。他是从天而降，把我们一辈子的运气都给耗光了。我们其实根本不应该有这么一个朋友的，现在你让我说邢玉川是‘朋友’，我话出口之前都要犹豫一下，其实就是他从天而降，往四周一看，能抓的也就这几个人，就抓上一起玩吧。我们配得上的，就是我们瞧不起的这些人，我们能够得到的，也就是这些人，瞧不起也没办法，平阳就这么大。”古翠是第一次听到霍勇承认自己和邢玉川的差距，这是他以前从来不承认的，霍勇的父亲，因着技艺在身，有一种小城文化人的孤傲和执拗，打心眼里相信“高手都在民间”“高手都在武林外”，自己就在民间，就在武林外，算不算高手，你自己品，一旦出山，肯定一鸣惊人。到了霍勇这里，虽然他不写字也不画画，但还是继承了那种傲气，莫名地觉得自己是沉厚的，在什么地方天然地接上了文脉。能听到他承认自己的不足，的确不容易，但也说明，他们撞上的南墙有多硬，撞得有多痛，痛到足以让小城里的怪人觉醒。
一种流言开始在小城里蔓延。这个时候，平阳已经从县升级成了市，虽然城市的规模跟以前相比，并没有增大多少，但从县到市的改变，让这个城市在心理上增大了，县级的流言就变成了市级流言。这个市级流言的核心内容是，霍勇和古翠是假离婚，因为霍勇生了病，需要钱，他们不得不离婚，后来发现相亲是个生财之道，就组成诈骗团伙，古翠出去相亲，霍勇在背后指挥，古翠要钱要物，要到以后拿回家，两个人一起用。流言到了古翠妈妈这里，古翠妈妈毫不留情：“那能是假病？那能是假离婚？你们为了买个房子假离婚，当官的为了把老婆送出国假离婚，就所有人都是假离婚？”霍勇估计，这些流言多半是相亲失败的男方以及介绍人散布出来的，却找不到源头，无从辩驳，简直悲愤交加：“就给的那快过期的牛奶，真空包装都漏了气的小米绿豆，他以前老婆穿过的衣服，几张购物券、电影票，还是指定了在哪里用，还得先花现金买够一百两百的东西才能用的，这都能算是要钱要东西？我们还回去的是啥，我们给的是白沙烟，买的是七匹狼的衣服，我带着两个徒弟上门给当免费电工，给他家装修的一百二十平米的房子布线。”问题是，一旦霍勇出面讲了这话，“我们我们”的，越发显得他们像一个团伙，贪的都是小利。人们嫌弃贪，不嫌弃坏，不嫌弃恶，嫌弃的是没贪着，更嫌弃的是贪着的也是蝇头小利。
到了这一步，离婚不离家也不行了，不管两个人想着如何分开慢一点，也都不行了，无论初衷如何，他们都解释不清。这个世界不爱听，听也听不懂。
按照当初的约定，霍勇搬到了父母家，古翠住在他们住过的房子里，房本名字也早改了，再没有什么牵扯了。霍勇仍旧时不时到理发馆去坐着，打打杂，只不过，以前是只要不治疗，都去理发馆，现在变成三四天去一次。微信上也还是有联系的，有时候每天聊，有时候也稀疏了。古翠在做什么，和什么人在一起，霍勇也不完全知道，两个人也是刻意地有所保留，一旦毫无保留，后面的这一番折腾，也又失效了，会有更大级别的流言出来。
古翠的那些哀痛，那些寂寞，后来都说给谁了呢？她反复咀嚼邢玉川、吴美凤和王群和他们的往事时，对面都是谁呢？可能是凶手，也可能是还没来得及成为凶手的人。
……
（全文请阅《芳草》2024年第3期）
责编李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