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枨不戒，作品散见于《山东文学》、《读者（原创版）》、《青年文摘》等，188体育官方ios集《老去的小镇》曾获第31届梁实秋文学奖首奖。

一

高铁坐了十个小时，我双腿酸麻，头脑昏沉，像只塞进竹笼里的鸡。上次回来还是五一，参加爷爷的八十大寿，这次回来，却是参加爷爷的葬礼。爷爷怕死，自打过了六十岁，口头禅就是“我爹只活了六十一，我怕是快了”，话天天挂在嘴边，肥肉和老酒却一天都不断，这担忧就成了挑逗死神的一种暧昧玩笑，他在抱怨中，活过了一年又一年，掉光了头发，又掉了牙齿，最后变成一个弥勒佛般的光头老汉。我以为他会这样一直活下去时，他却死了。母亲说，爷爷是在睡梦中走的，没受一丁点儿罪，头天晚上还吃了半碗蒸肉，喝了二两高粱酒。对于他这个年纪的老人来说，这是最好的死法了。车厢里很吵，前排的三个壮汉在打斗地主，似乎认为嗓门大就代表了牌面大，过道旁边的中年妇女外放抖音，我被迫听了十多集家庭妇女逆袭打脸，都是生活的声音。我站起来看了眼厕所的灯，还是红色，我又坐了下来。我将来应该没这么幸运。

去年过年，我给爷爷买了顶兔皮帽，帽子是黑色的，里外都是獭兔皮，风毛很厚，爷爷很喜欢，我给他照了几张照片。照片里，爷爷戴着兔皮帽，穿着黑色羽绒服，挺直身板坐在太师椅上，咧开的嘴里露出没戴假牙的牙床。拍完照片，爷爷关心起我的人生大事，问我什么时候结婚，说他像我这个年纪时，父亲都两岁了。我说等工作了再说。爷爷说现在大学生不是可以结婚吗，报纸上还有在读大学生生小孩的，你为什么还要等。我一时语塞。母亲连忙过来打圆场，说不工作，怎么知道在哪儿买新房啊？爷爷点点头，说买房是个精细活儿，念叨了两句，就去听《说唐》了。照片我传给母亲，她在楼下的复印店洗了出来，爷爷很喜欢，把照片压在写字台的玻璃下，父亲选这张照片做了遗照。爷爷的死亡已经成了事实，我在理智上清晰知道此事没有任何回转余地，但情感上我根本无法接受，十个小时的时间仍不够我消化这件事。爷爷的社保和身份证已经注销，他的灵魂消失不见，可是我脑海里的记忆是那么深刻，只要一闭眼，我就想起他在太阳下打盹的样子，想起童年时他给我买的铁皮青蛙，当下的真实和过去的真实在我大脑里互相缠斗，让我本来昏沉的头脑变得更沉重。比起混乱，我们更害怕的那些记忆随着时间流逝。在我脑海里驰骋的回忆，不过是因为内疚，长大的我早就忘记了爷爷，现在我却要装作我们从未远离。高铁到站了，我听着广播的声音迷迷糊糊站起来，手刚从行李架上捞到箱子，前排的大哥大手插过来，一把拉出箱子旁边的背包，箱子一歪，跟着掉下来，我一把抢起来，差点闪到腰。

排队出车厢时，腿根酸胀，我忍不住拉了拉牛仔裤。排在前面的女孩回头看了我一眼。她看起来二十出头的样子，身材微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肉粉色摇粒绒外套，不是我喜欢的类型。眼神交汇过两次后，为了避免寒暄，我拉着箱子挤过人群，快速冲出车厢。到站前半个小时我就想上厕所了，但厕所一直是红灯，不消说，里面要么蹲着个便秘史超过三十年的大妈，要么是个玩手机玩到忘记时间的小伙子，那会儿我还不太急，所以等得起，没想到一到站，肚子绞痛难忍，下腹的坠胀感让我恨不得飞到厕所。一番淋漓畅快之后，我提裤子，才发现裤兜里塞了个充电宝，裤子比较紧，会让裤子那块支起来。原来那女孩不是对我有想法，而是在警告色狼。活了二十五年，我还没对女孩这么失礼过，真是尴尬，这都怪黄晓华。这裤子是她给我买的。去年生日那天，黄晓华带我去逛商场，说要给我买礼物，她其实忘记了，根本没有准备礼物，是看见导师给我蛋糕券才想起来这事。我说去负一楼买点零食就好，她非拉我往四楼跑，给我选了这条裤子。裤子标价598，质量对得起它的价格，我和黄晓华都分手了，这裤子看起来还像是新的一样。

黄晓华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初恋，我们是同专业的同学，开学军训就认识了，大三下学期黄晓华开始对我展开攻势，又是给我带奶茶，又是在图书馆帮我占位，我问她是不是喜欢我，她说她考察了三年，觉得我挺合适的，我正好也单着，就同意了。黄晓华不算美女，皮肤黄黑，身材干瘦，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不笑的时候显得很严肃，但我是个善于发现美的人，她那头浓密的秀发总让我浮想翩翩。后来我才知道，这份合适是基于我俩成功保研的基础，黄晓华要的不仅是男友，还得是个永不掉队的战友。我是个被惯性推着往前走的人，黄晓华却是个上进的人，报名考公时我的犹豫已经让她不高兴，在复习的关键时刻，我执意要回家参加爷爷葬礼，黄晓华劝阻无用，拿分手来要挟。我心里正难受，一气之下就说“好”。

父母在出站口接我，隔着人群，我一眼就看到了他们。母亲穿一件红褐色的连衣裙，上面布满大朵红色西番莲，枝蔓张牙舞爪，原本的长发剪短到耳根，烫成红色的小卷，充满了老年妇女特有的喧嚣鲜艳；父亲头发白得厉害，穿着半旧的白色短袖衬衣，站在母亲身边像个沉默的背景板，一见到我，脸上荡漾起微微的笑意，但因为神情疲倦，这笑就有些苦相。意识到父母的老态，我心里涌起一丝悲凉，他们就是我的镜子，再被生活捶打三十年，不，也许只需要二十年，我就会变成他们这样。“你怎么才到？”母亲一个箭步上前抢过我的箱子。同样的年龄，妇女总是比男性灵敏活泼。“晚点了。”我解释。“你中午吃的什么？”母亲的嘴打开了就闭不上。我逐一解答。“你瘦了。”母亲端详着我的脸总结。“我前天才称了，都一百三十斤了。”“我们直接去殡仪馆吧？”我对父亲说。“你才下火车，不回家睡一会儿？”母亲惊讶。“直接去吧！”我揉了揉酸胀的太阳穴，“我想看看爷爷。”

汽车启动，街道画卷般铺开在车窗外，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枝江县城却还是老样子，火车站出来是迎宾大道，迎宾大道尽头左拐是文化宫，文化宫尽头是电影院，电影院的背后是实验中学……这个井字形锁定了县城经济文化中心，也锁住了旧时光。殡仪馆在滨江路，江水徐徐吹来，树影森森摇动，灵堂里几个姑奶奶抹着眼泪，休息室里麻将声比哭声还大，表弟端着茶杯出来倒水，看到我，拉着我的手就往院子里跑。“你刚到？”他问。我点点头。他说：“你知道吗？玉莲死了。”我问是哪个玉莲，他说就是小时候和我们同班的玉莲啊。表弟拉我出来，指着旁边的灵堂，摆在门口的花圈上飘着“钱玉莲”三个字，我这才反应过来，表弟说的是哪个玉莲。隔着人头，我把目光探进去，遗像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到。我转身走下台阶，表弟跟着我来到花坛边，从裤兜里掏出香烟，花坛里的两棵银杏叶子已经变黄，我们站在树下，遥望着栅栏外的江水。“她是难产走的，一尸两命。”表弟说，“上午两家人还打了一场，就在灵堂前，闹得鸡飞狗跳的。”那个扣眼里别着栀子花，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的女孩，会变成产床上紫胀的尸体，我不相信。花坛边的瓷砖刚修补了，地上有一堆碎砖、小石子，我捡起一块石头，在手里掂了掂，朝栅栏外扔去，石头变成一只白鸟，高高划过马路，飞进江堤。“她嫁给了谁？”时隔九年，我终于又问起玉莲。“一个人渣，开县际巴士的。”表弟扔掉烟蒂，啪唧吐出一口浓痰。

二

我们家是从问安镇出来的，父母年轻时是镇上供销社的员工，后来供销社倒了，父亲开了一家杂货店，卖些日用品和文具厨具，后来又租下旁边的门店卖衣服鞋袜，生意越做越红火。初中毕业后，我们全家搬到县城，我正式成为城里人。枝江靠酒厂闻名全省，县城背靠长江，三面环山，好山好水种出枝江特有的小粒高粱，配上清冽的长江水，酿出清香爽口的枝江大曲，酒厂建在县郊的荒地里，把整段国道和问安镇都笼罩在酒香中。我们的小学，就建在酒厂的对面，我和表弟上学，只要一看到酒厂的烟囱开始冒白烟，就知道快迟到了，叼着发糕死命往学校跑，书包里的文具盒在背上颠得哐啷哐啷响。玉莲是班上住得最远的，每天却是第一个到，她爱穿一件白底印银色梅花的衬衣，头发高高绑成马尾，老师提问时总是第一个举手。小时候，我和玉莲的关系并不好。玉莲是班长，除了帮着老师收作业，还监督纪律，我和表弟总是迟到，还喜欢在上课时讲话，玉莲看不惯我，经常向老师打小报告。我也看不惯她的正儿八经，给她取了个绰号叫“小报”，我每次一喊她“小报”，她就气得用小纸团砸我。

小学里的孩子分两个阵营，一半是镇上孩子，家里要么是职工要么是商贩；一半是乡下孩子，家里是附近村子的农民。我是镇上孩子的领头羊，玉莲是乡下孩子的表率。玉莲家住在村子最远的山坳里，上学要走半个多小时，她家里还有一个弟弟，爸爸有病常年要吃药，妈妈帮酒厂的一个职工带小孩，平常住在雇主家，爷爷奶奶打理田里庄稼，玉莲放学回家还要洗衣做饭。班主任每次表扬玉莲时，都是同一套话——“你们看看人家钱玉莲，家里条件那么差，学习之余还要做家务，成绩都比你们考得好。”我们笑嘻嘻听着，心里不以为然，玉莲的表情也不是骄傲，而是一脸隐忍。也是，谁喜欢在大家面前被揭伤疤。母亲很喜欢玉莲，说她聪明，又勤奋，将来一定会成器。我说：“那我呢？”母亲白了我一眼，说：“你只要不淘气我就谢天谢地了。”在带着酒香的白烟中，我们打打闹闹度过了童年，酒厂现在还在，只是烟囱不再冒白烟，江边建了化工厂后，水质严重受影响，酒厂不再自己酿酒，而是分销从四川买来的散酒。

表弟拉我到江边大排档吃烧鸡公。地方不远，就在滨江路尽头的小吃街。中考我考了全市第一，被县一中免学费录取，父亲高兴得给所有亲朋好友打电话，在镇上酒楼大摆谢师宴，家里本来在县城就买了房，父亲把店铺转让了出去，在县城盘下一家超市，问安镇的老家，我们只有过年才回去看看。一中的管理最严，高中三年我除了学习就是学习，根本没有时间回乡下，等到爷爷奶奶年纪大了，父亲把爷爷奶奶也接来县城，我的生活和问安镇彻底切割。

“玉莲怎么这么早结婚？”我问表弟。

“不上学，可不就得结婚吗？”表弟用牙齿咬开啤酒盖。

“以她的聪明劲儿，怎么没挑个好点的？”我问。高中的时候流行交笔友，玉莲给我写过一段时间的信，印着水墨图案的信笺纸上，玉莲的字纤细秀丽，将她在工厂的生活娓娓道来，诗词引用信手拈来。我实在想不通，以她的眼界、她的野心，怎么会嫁给一个开县际巴士的半文盲？

“这是命。”表弟灌了一大口酒。

中考那年，玉莲爷爷去世，她奶奶在学校门口摆了个早餐摊贴补家用，卖发糕，卖糍粑，卖粽子。玉莲早餐就吃家里卖剩的吃食。中考时她吃了隔夜的粽子拉肚子，原来模拟考能上一中的，结果只勉强过了二中的分数线。玉莲爸爸早就有言在先，考上一中就读，考上普高就去打工。乡下人固执地认为，只有重点高中才能考上大学，二中这样的普高读三年只是浪费钱。玉莲进了镇上化肥厂，倒也不气馁，工作之余还在坚持看书，《名人传》《远大前程》《海上花》，她的书看得比我还多，年底厂里搞庆典，她毛遂自荐，写了一篇稿子，还被厂长当众夸奖了一番。信里她跟我说，厂长把她调到了宣传部，她再也不用下车间了。这也就一年的工夫，玉莲是个有想法有本事的姑娘。

“那个男的是厂长亲戚，是个偏脑壳，家里搞运输，有好几辆巴士，彩礼给了二十万。”表弟闷声说，“她爸那会儿已经是尿毒症，每个月透析都要花几千。”

“她弟弟呢？”我干巴巴问道。

“靠她的关系，也进了化肥厂。”表弟喝完一杯，又说，“结婚后，那男的开巴士，玉莲就在车上卖票。前年我坐车碰到了她，她认出我，不要我票钱，我把钱硬塞给了她……她爸把二十万彩礼拿去给她弟弟买了房，她出嫁时一分嫁妆没带。大家都以为彩礼至少会拿出一半，没想到她家做得这么绝，那男的吃了大亏，一不高兴就打她出气。”

我嘴里的啤酒慢慢没了滋味，一时说不出来话，火锅早被江风吹冷，吃到嘴里油味很重。我和表弟喝完了酒，烧鸡公没吃完，也懒得打包，沿着滨江路往回走的时候，风从领口钻进来，透心凉。表弟之前守了一夜，我让他回家补觉。西边的太阳还没落山，一轮透明的弯月已经挂在东山，跨进殡仪馆大门的时候，我瞥了一眼，玉莲的花圈已经不在了，看来他们已经谈好了价格。

我的淘气没有一直维持下去，到了小学四年级，我对表弟那些捉青蛙钓龙虾的勾当已经不感兴趣，我上课时不再调皮捣蛋，玉莲却还是一双眼睛盯在我身上，专门挑我毛病。上初中后我们被打散了，我在一班，她和表弟在二班，平常见面的机会并不多，摆脱了玉莲之后，我反而有些怅然若失。初二市教育局举办作文比赛，我和玉莲被选中，代表学校去市里参加比赛，教导主任带队，我们站在校门口等车，有人叫我，我一抬头，逆光中，一个高挑的女孩笑着朝我走过来。玉莲和小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她抽条了，长长的脖子长长的腿，走路一蹬一蹬的，像只白天鹅。她的脸也变尖了，显得两只眼睛更大更黑，唯一不变的是清爽的气质。我心里一动，愣愣看着她。在我的注视下她的脸缓缓爬上一层红晕，像极了夏天荷塘里绽放的粉色莲花。我笑着调侃她，说她变文静了，她也不生气，抿着嘴只笑，等到前面女生转过头来和我说话，她那爽脆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埋汰起小时候的我来。那次比赛，我拿了个二等奖，玉莲拿了个优秀奖，老师把我们的作文用毛笔誊抄在红纸上，在公告栏贴了一个月。我心神浮荡，忍不住联想——我们的名字并排站在一起，像是红色囍字请帖上的一对新人。后面我们经常在校园里碰到，晨读时，午餐时，去小卖铺买东西时，每次见了我，她都会停下来，用一双笑眼注视着我，我心里一片激荡，却说不出话来，只能笑着朝她点点头。初中时也有同学谈恋爱，两个人彼此都有意，用信笺纸写信传情，在周末约着去江边散步，冬天时互送围巾手套。圣诞节，我买了一双红色手套，偷偷摸摸请同学转交她，一个星期后，她回送了我一条蓝色的手织围巾。但我从来没有给她写过情书，她也没有说破，手套和围巾里的卡片上都写着——To my best friend。

那条腈纶线织的蓝色围巾早就不在了，而我也已想不起她的模样。我看着爷爷的遗照，心里突然泛起一阵恐慌，我会不会有天也会忘了爷爷的模样？答案我不敢想。

三

爷爷在我回来的第二天上山，虽然现在已改为火葬，父亲和小叔还是按习俗找来了八大金刚抬棺，爷爷的骨灰盒放在租的黑漆柏木棺材里，被八个系着白腰带的中年男人抬到墓地。墓地在镇东头的磨盘山，是爷爷生前选的，群山环绕，瞭望长江，是块风水宝地。骨灰盒放进墓穴后，师傅封上水泥，大理石墓碑上爷爷的照片在阳光下反着光，看起来像个弥勒佛。八大金刚带着棺材回去，我们跪在地上烧纸。玉皇大帝的红色头像在火苗舔舐下卷曲、变形，最后变成纸灰飘起，随着热浪往人脸上袭来，除了新式纸钞，还有传统的黄表纸。火光中听不到纸的惨叫，只有死亡的辉煌盛宴。

“老爹，给你多带点钱，遇到看门的，你就用钱打发，在下面想吃就吃，想穿就穿，随便花，不够了我再给你烧。你在下面要保佑家里的几个孙儿，保佑他们学业有成，工作顺利，早点成家立业。”父亲一边烧纸一边念叨，仿佛要烧到地老天荒。

表弟急躁，把黄表纸一叠一叠放进去，纸没摊开，把火压熄了，姑姑骂他烧纸都不会，他嘿嘿一笑，拉着我往外走。墓穴旁边是一条水泥路，两边种着一人高的柏树，隔十几米立一个水龙头。远处姑父用烟头点燃万字鞭，红纸包裹的鞭身像一条被激怒的蛇，在地上翻滚蹦跳，刺鼻的火药烟雾中，红色纸屑飞得到处都是，有几粒都越过水泥路，蹦到了我的脚前。太阳已经升得老高，烤得我心烦意躁，中午的席面上，我需要两瓶冰啤酒。水泥路那边，仪式已到尾声，大家脸上带着笑，姑姑和姑太太在讨论五七烧包裹，小叔等着火熄了，把带来的五粮液放到墓碑前，母亲和婶婶在商量怎么处理爷爷的衣服……这些话飘荡在墓碑前，有商有量，仿佛爷爷能回答一样。爷爷要是不死，这会儿正好跟我们下山去吃席，今天绝对没人拦着他的酒杯；可爷爷要是不死，我们这群人，又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整整齐齐凑在一起？

“山上的水好冰人！”表弟说。公墓卖的檀香掉色，握了后两只手心都是红的。

“这里接的是山里的泉水。”我说道。

这地方我们小时候常来，那会儿磨盘山还没有建公墓，小学每年春游秋游都是来这儿。山顶有一棵树龄超过八百年的桂花树，树上挂满红色绸带，山脚下有家历史博物馆，学生不用门票，看门的老头儿总是打瞌睡，展柜里有一个凤纹的红色漆盒，玉莲特别喜欢，把纹路描在作业本上。

“你这次回来待多久？”表弟问。

“不知道，票还没买。”

“那你干脆多待几天，我们去莲湖玩一趟。”表弟提议。

“莲湖有什么好玩的？”我使劲搓着手心的染色，兴致索然。

“那里野鸭子多，我们一起开车过去，可以打点野鸭子。”表弟笑着说。

“野鸭现在是保护动物，抓住了可不得了。”我不是很想去。小时候表弟撅着屁股在沟渠里钓龙虾时，我从来不去，一是怕晒，二是怕脏。我最多只能接受在小溪里钓鱼。

“没事儿，别人发现不了的。”表弟一副经验丰富的样子，看来是已经实践过了。

“我就算了。”我摇头拒绝。

“小时候我们在一起多高兴。”表弟一脸沮丧。

表弟说的高兴，是指我们背着大人在江堤上骑自行车，一起去供销社后院打枣子，在昏暗的录像厅看黄飞鸿电影，那种高兴，过了年龄就不适合做了。我小时候身体不好，长到七八岁还是个药罐子，表弟就不一样，生下来像小牛犊子一样壮实，说起来我是哥哥，但其实一直是他带着我玩，捉鳝鱼，粘知了，钓鱼摸虾，他样样精通。我们从幼儿园到初中都是同学，他没考上高中，初中毕业去了技校，读了两年出来工作，已经在县郊的酵母厂上了七年班，按道理，他也该谈女朋友了，却还是一脸孩子气。

“下个月我要走了。”表弟说。

“去哪儿？”

“去俄罗斯，是工厂里的安排，这个机会只给工龄五年以上的老员工，拿到这个名额可不容易呢。”表弟说着，露出沾沾自喜的神色。

“你又不会说俄语。跑那么远？”我打击道。他长这么大还没出过问安镇，这么一副天真的性子，出了国谁放心。

“不会俄语也没关系，反正吃住都在工厂里。再说了，厂里配着翻译。”表弟满不在乎说道。

“你还是把俄语学学，多学点东西没坏处。”

“我爸这边，我是通过气了，就是不敢跟我妈说，她胆子小，想得又多，我怕她不同意。”

“她不同意你就不去吗？”

“都定下来了，怎么能不去？”表弟说，“我不像你，在外面读书，什么世面都见过了，我到现在连武汉都没去过，每天都是在工厂里。有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像是被困死了，生活一眼望得到头，现在有了出去的机会，我总要试一试。”

这话简直不像是从表弟嘴里说出的，我认真打量他，原来不知不觉中，他已经长大了。这些年，我学校里的事很少和他讲，他也没和我讲过工厂里的事，学校里的风花雪月和工厂里的两班倒，有什么可讲的呢！玉莲倒是和我讲过，可是我听多了也就懒得听了。

“姑姑能理解的，”我说，“她总是盼着你好的。”

“可是隔了四千多公里呢。”表弟苦笑。

对面父亲朝我们招手，我拍了拍他肩膀，转身往外走。

“你知道吗？”表弟在背后喊住我，“那会儿，我也喜欢玉莲。”

“我怎么不知道？”我惊讶。

“可惜她看不上我。她只喜欢你。”表弟嗤笑。

四

表弟还是跟姑姑说了，当着全家人的面，姑姑哭着狠狠擂了表弟两拳。父亲和小叔来回劝解，姑姑终于止住眼泪，她虽然不再哭，却也不和姑父、表弟说话。我知道她脾气，这会儿气得再狠，只要表弟撒娇卖痴闹一番，这气也就消了。母亲拉着姑姑坐到麻将桌上，偷偷给她放炮，姑姑连着胡了三把，脸绷不住了，开一丝笑意。剩下的人也都坐到桌子上，一时间乒乒乓乓，只听见碰牌的声音。我不爱打牌，就在旁边看牌，顺便帮他们算账换钱。姑姑气儿松了，不再堵着表弟，结果却把枪口对着我。

“晓华这回怎么没来？”姑姑一边码牌，一边问。上次爷爷做寿，黄晓华同我一起回来，家里人都见过她了。

“她忙着复习呢！”我一时语塞，想说分手了，又怕她们刨根究底，只好用忙这个万金油来敷衍。

“晓华这个姑娘好，”姑姑感叹，“人上进，说话做事也麻利，阿辉和她在一起后，懒散的毛病都被治好了。”

“晓华智商高，将来生的孩子也聪明。”堂妹跟着打趣。

“阿辉你什么时候结婚啊？你爷爷生前还在念叨，说怕没看到孙子结婚就走了。”旁边姑奶奶也凑过来。

“我们工作还没定呢。”我狼狈地回答。

“你们准备考哪里？”小叔关心地发问，还没等我回答，他又自言自语道，“还是近点好，大家互相之间还能照应。”

“现在考公的人这么多，哪里能挑拣？考得上就不错了。”现在回答的是父亲。

房间里的气氛热闹起来，把表弟带来的冲击完全盖了过去，我坐在这里已经没有必要，他们要的是话题，并不是真的想听我的想法。香烟的味道熏得我头昏脑涨，我趁没人注意，偷偷出去了。

表弟瘫在沙发上玩手机，见我出来坐了起来。

“被催婚了？”表弟坏笑。

“你倒是好，这一下出去，没有两年回不来。”我羡慕地说。

“迟早要来的，我妈前段时间逼我相亲，我没去。”表弟叹气，“现在县城里男多女少，有男孩的家长生怕被剩下打光棍，相亲成风。”

我睇了眼表弟，一米七五的个子，肌肉紧实，浓眉大眼，怎么看也不像是滞销品。

“你不会还想着玉莲吧？”

他不作声。

“算了，人总要往前看。”我劝表弟，“都没开始过的事。这男女之间，没有发生过关系，就不算有关系。等你真正谈了女朋友，你就会忘了她。”

大二那年冬天，玉莲来找过我。她在电话里跟我说的时候，我吓了一跳。高中我们做了一年笔友，一开始通信频繁，每个星期写一封，后面功课太忙，我的回信就变慢了，她的信还是雷打不动地寄来。渐渐地，我的新鲜感消失，她写的那些琐碎日常实在无趣，我说要专心学习没空回信，她也就不写了。高考后的升学宴，她也过来了，穿着一件白色连衣裙，腰掐得细细的，笑着恭喜我考上大学，上了两百块礼金，还送了我一支钢笔。母亲看到玉莲眼睛一亮，拉着她说话，问她考了哪个大学，玉莲一脸尴尬，没吃饭就走了。那以后，我就再没见过她。我是曾经对她有些好感，但那是初中时候的事了，那样的好感，我后来也有过几次，玉莲不再是唯一，也就在我心里慢慢失去位置。电话里，玉莲的声音温柔如水，那些回忆在我心里渐渐苏醒，我有些好奇，几年没见，不知道她现在长什么样了？女孩子工作以后，都会变得时髦。

玉莲来的那天正好是圣诞节，寝室里有女友的都出去约会了，我对着镜子捯饬了半天头发，穿了一件同学的皮衣，结果出了宿舍就下雪，我站在路灯下面等玉莲，全身都冻得发抖。我一边抖腿，一边想去哪儿吃饭，雪花扑簌落下，玉莲白天鹅般的身影在碎雪中飞扬，这样聪慧骄傲的女孩子，得去吃西餐才合适，坐在昏黄的落地窗边，桌子上摆着红玫瑰……幻想随着玉莲的到来戛然而止。她穿着一件绿色灯芯绒棉袄，衣襟上隐隐有几点油渍，染烫过的头发半截黑半截黄，枯草般梳成一个低马尾束在脑后，下半身则是黑色的紧身裤配着白色高筒靴，蜡黄的脸上带着局促的笑。我幻想过无数次见到玉莲的场景，只是没想过是这般，这是玉莲，又不是玉莲，时间把她身上的光彩打磨干净，站在我面前的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厂女孩。她喊了一声我的名字，笑容里依稀还有过去的影子，可是寒暄起来，她蹩脚的普通话就显得格外陌生，而她努力想要克服这种陌生感的镇定却让她的努力变得可笑而滑稽。我开始慌张，兴奋如退潮般散去，随之到来的是羞耻，要是同学看见我和玉莲这副模样，指不定怎么编排笑话呢。玉莲说她想在武汉找个工作，问我有没有渠道。我说没有。她又问，能不能帮她找个地方住。我说我也没租过房子。她眼里的哀求我不是看不到，可是租了房子之后呢，她会不会有事没事来找我？她会不会把我的好心当作旧情难忘，干脆以我女友的身份自居？大雪中音乐声袅袅，往来的男男女女拿着玫瑰花和红苹果，笑靥如花，我的心里却焦躁不安，像只落入陷阱的老鼠。我已经做好了玉莲借钱的准备，她却没有开口。“省城工资高，开销也大，你之前在问安那个厂待得好好的，怎么突然想换？”我不耐烦地问。“我就是想出来看看。”玉莲笑。“山的另一边还是山，海的那一边还是海，工厂都是一个样，我觉得你还是待在问安比较好。”玉莲点点头，说她去火车站住一晚，明天就回去。看着她挎着大包的身影消失在风雪里，我有些羞愧，却并不后悔。也许是幻想戳破了，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想起过玉莲。

“你就是这么想的吗？”表弟从沙发上跳起来，照着我眼睛就是一拳。

“你疯了吗？”

“你配不上她的喜欢。”表弟咬牙切齿道，“小时候你还是个人，怎么长成这么个无情无义的玩意儿！”

“你骂谁呢？”我冲上去，抱着表弟扭作一团。

晚上亲戚们离开，母亲忙着收拾茶杯，打扫地上的烟蒂、瓜子皮，父亲拿着碘伏棉签给我消毒，我看着电视里的《大话西游》哈哈大笑，一笑就扯到伤口，可越是扯着痛我越想笑。

“你们两个今天怎么回事？”父亲板着脸问。

“闹着玩呢！”我看着电视不眨眼。

“你什么时候走？”

“明天的票。”

“怎么这么急？”母亲放下扫帚，拿了一瓶牛奶过来。

“要复习啊！”我接过牛奶，笑嘻嘻对母亲说，“我觉得考公也蛮没意思的，找个公司上班也不错。”

“那怎么行？”父亲说，“下了决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怎么能半途而废？”

“打工哪比得上铁饭碗啊！”母亲也在一旁劝。

我笑笑没说话，看着屏幕里的至尊宝和二当家跑来跑去，不知怎地，就想到了玉莲。小学时表弟和我去镇上录像厅看碟，每次都会带上玉莲。我们一开始都看《古惑仔》，但玉莲说《大话西游》好看，表弟就换《大话西游》。那会儿我们以为是喜剧，把《大话西游》翻来覆去地看，现在我知道是悲剧，但再也没人陪我看。

来的时候是母亲和父亲接我，走的时候还是他们送我，车开进火车站，我从后备厢拿出行李，表弟没有来。他到了莫斯科之后，应该也不会想我。过去的一切，已经离我越来越远，就像海子写的诗——“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可是除了向前走，别无他法。我慢吞吞走进车厢，刚坐下，裤兜里的手机响了。我连忙拿出来，却是黄晓华的短信。她让我回学校时在南门给她买杯接骨木海盐咖啡，说她今天痛经不想下楼。我望着窗外，脑海里奔马一样跑过许多杂念，一会儿爷爷收音机里的评剧唱段，一会儿是玉莲稚嫩的笑脸，一会儿是黄晓华浓密的长发，挤挤挨挨，无穷无尽，最后化作一团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