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祝福》：“第二次绝望”与鲁迅的文学行动
鲁迅1924年创作的《祝福》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小说，作为《彷徨》的开篇之作，学界对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已有深刻体认。长期以来，除了《祝福》作为现代文学史上“反封建礼教”“批判儒道释文化吃人”等启蒙范式解读被学界所公认外，还有从作家自我精神内面进行解读的“反抗绝望”理论，“为绝望之中的民众开启一条道路的启示”，“‘呐喊’之后的‘重压之感’”等，抑或从民俗和乡愁文化视角来挖掘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对故乡和乡土中国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启蒙现实的再确认”，以及从宗教伦理和民俗领域等多重维度进行的阐释，等等。这些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祝福》的思想和文学意义，凸显了《祝福》的经典性和鲁迅文学的深刻性。
《祝福》独特的叙事技巧和“两个故事”的形式安排，不仅内容上承续“呐喊”时期的“封建礼教吃人”的启蒙主题，而且在思想上凸显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困惑，由此而形成的复调叙事和张力结构，开启由“呐喊”的批判民众的外向写作，转向“彷徨”审视自我的内面写作，在小说形式和主题上表现出不同于呐喊时期的叙事特质。无论是对于鲁迅及其文学创作来说，还是对中国现代文学而言，《祝福》所呈现的独特的叙事与情感氛围，都彰显了作家所处的复杂时代和自我精神镜像以及丰富的思想内涵。
本文拟从《祝福》的创作时空场域和历史语境出发，结合作者经历“第二次绝望”的现实处境，以及主人公祥林嫂的母性受难与“我”的内心矛盾，由此开启了作者彷徨时期的反省之路，包含着鲁迅对绝望与希望、启蒙与革命、传统与现代等全面的反思与理解，成为“鲁迅精神”及其文学呈现的独特镜像。
一、“第二次绝望”与《祝福》创作的时空背景
1923年的鲁迅经历了“第二次绝望”的精神困境：7月“兄弟失和”，9月大病一场，社会、家庭的一系列变故使其陷入黑洞一般的绝望与痛苦。1924年2月7日，农历正月初三,在过年的氛围中,鲁迅完成了小说《祝福》的写作，3月25日发表于《东方杂志》。回顾其日记，2月4日是旧历的除夕，鲁迅记到：“晴。上午寄三弟信，附致郑振铎笺”，“旧历除夕也，饮酒特多。” 2月6日：“雨雪。休假。下午许钦文来。夜失眠，尽酒一瓶。”2月7日：“晴。休假。无风。无事。”这也是鲁迅离开八道湾后第一次在砖塔胡同的租居地独自过年，从日记中不难感受到鲁迅创作小说《祝福》时的现实情境，旧历的年底与故乡鲁镇是故事发生的时空背景，小说塑造一位漂泊在外的游子还乡，映射出作家其时的精神失落与无助。
“祝福”是鲁镇传统社会中非常重要的民俗祭祀活动，寄寓着作者浓郁的儿时回忆和乡愁体验。关于“祝福”这一越地民俗，按照周作人的解释，是越地腊月年底的一种民俗仪式，“祝福，岁暮谢年，谢祖神，名此，开春致祭曰‘作春福’冬至后三戌为‘腊’，腊祭百神，说越的‘祝福’与吴的‘过年’都是‘腊’的遗风，未始不可”。《祝福》中的“我”在整个鲁镇准备着祝福仪式的“旧历的年底”中回到故乡鲁镇。对于漂泊异乡的游子而言，故乡是寄寓乡愁的对象，回乡过年的传统历来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宿，温暖着每个个体，毫无疑问，正是“思乡的蛊惑”促使“我”返回“已没有家”的鲁镇。过年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个传统的欢乐节日，具有世俗和宗教的双重意义。《说文》云：“年，谷熟也”。这是中国传统全家团聚，祈福祭祖的节日，过年可以实现家人团聚，维系亲情，也获得一年中难得的轻松和闲暇时光，一家人围坐餐桌彼此交流一年的得失过往，展望来年生活气象，其乐融融；孩子们喜欢过年，则更因为它会带来成长的喜悦和尽情玩耍狂欢的快乐，回味昨日时光。
余世存在《节日之书》中通过对古代作家节日书写的梳理指出：“古典作家对传统中国人生活是写实的，尤其是他们引入了大量的节日，几乎无节不成书，节日期间社会整体的狂欢和个别家庭的生离死别形成强烈的反差，由此生发出古代小说叙事的‘乐中悲’模式。”过年，历来是中国人最注重的传统节日，包含了诸多喜庆快乐的寓意。然而，进入《祝福》开头所营造的氛围：“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像”而“不是”，回到“故乡”然而“无家”，烘托出此时惆怅的心境。就传统生活而言，回家过年，这个“家”又常是和故乡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年”的失落，也意味着“家园”的失落和故乡的失落，“无家感”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情感体验。
故乡鲁镇的情景“年年如此，家家如此”，故乡的人“单是老了些”，其时已是辛亥革命后的民国，但“内骨子是依旧的”。鲁四老爷大骂其新党“还是康有为”，表达了其曾经满怀希望的民国失望之情，鲁镇的现状也映照了辛亥革命及其挫折的状态。鲁迅曾欣喜于辛亥革命的成功与民国的建立，但“革命的第二天”来临时却一切照旧，依旧沿袭着千年的历史循环：“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故乡鲁镇整个都沉浸在“祝福”过年的氛围中，只有“我”一个人无所事事“剩在书房里”，成为鲁镇局外人。鲁四老爷书房挂着朱拓的陈抟老祖写的大“壽”字，以及剥落了“品节详明德性坚定”，只剩下“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对联，及案头堆着“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近思录集注》和《四书衬》都暗喻故乡鲁镇的颓废和精神的暮气，看不到一点生机活力，而下雪的阴郁天气更使“我”百无聊赖。外在萧索景象和内心的无聊寂寞导致“我”在鲁四老爷家待了三天以后，“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这种彷徨时期“何处是归程”的情感也投射到《在酒楼上》《孤独者》等的小说氛围中，成为这一时期作者典型的时代心理症候。“走”的意象也成为彷徨时期鲁迅小说创作的一个独特的象征意象。
无论在“呐喊”或“彷徨”时期，鲁迅在其创作中不时呈现出回归故乡的渴望与冲动，面对想象中故乡的诱惑，现实的故乡让自己的精神陷入更大的痛楚与寂寞。1921年创作的《故乡》中，现实的故乡“没有一些活气”，显示出出门在外的“我”对故乡情感的疏离。而记忆中的故乡却一直成为“我”“思乡的蛊惑”，闰土的一声“老爷”将“我”带回现实，即故乡永远回不去了，故乡与希望成为虚妄的存在。这样的故乡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发现”的产物，故乡成为启蒙与改造的对象和乡土中国的原型；借助《故乡》书写，鲁迅展示出五四启蒙时期乡土中国的现实处境，1924年的《祝福》再次通过回乡叙事及祥林嫂的故事呈现了中国乡土社会及其背后的人与文化，藉此反思五四启蒙与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
当鲁迅加入《新青年》开启呐喊式启蒙写作，从批判“礼教吃人”到改革国民性，鲁迅所立意的乃是通过小说创作进行思想革命，实现由立人而兴国的中华民族现代转型。1918年鲁迅通过《狂人日记》为新文化运动“呐喊”，但1920年新文化运动的落潮使其陷入对启蒙有效性的怀疑。1923年茅盾就发现：“至于比较的隐藏的悲观，是在《端午节》里。‘差不多说’就是作者所以始终悲观的根由。而且他对于‘希望’的怀疑也更深了一层”，在精神上进入了彷徨时期。在《自序》中，鲁迅以回忆的笔触谈到第一次文学行动中经历的“无聊”“寂寞”乃至“痛苦”。随着新青年同人的解体，鲁迅又一次经历了革命后的“第二天”的虚妄与挫折，加深了彷徨时期痛苦寂寞的感受。
1923年之于鲁迅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如果说“S会馆”时期是第一次沉默，1923年则是鲁迅陷入的第二次沉默。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对鲁迅人生而言具有转折意义。一是7月19日收到其弟周作人的绝交信，导致兄弟失和，致使鲁迅搬离八道湾，结束了传统的大家庭生活；二是7月23日鲁迅收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聘书，这涉及后来的女师大事件和许广平，为开启了新的人生历程打下伏笔。1923年的鲁迅又一次沉默，全年基本没有写作，特别是“兄弟失和”对于鲁迅是重大的打击，其后陷入搬家、找房、装修等琐事，过度劳累使其大病一场，人生陷入低谷，“1923 年的沉默意味着第二次绝望的来临”。
相比“S会馆”时期经历第一次绝望，1923年的第二次绝望之于鲁迅而言更是致命的，但鲁迅终于走了出来。新青年解体和兄弟失和，使其失去了外在的一切寄托而只剩下孤独的个体，这样的状况使其能够摆脱一切外在的顾虑从而回顾自我与时代，在返本开新层面上重获自我。由于鲁迅呐喊时期的开口走上言说道路，“而一发不可收拾”，因此这一次沉默时间不长。1923年底发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标志着重新开口言说。1924年初，鲁迅创作《祝福》开启《彷徨》的写作，9月开始《野草》的创作。从《祝福》开始，鲁迅放弃了“为他人”的“呐喊”式写作，开启“彷徨”叙事的范式，即以《祝福》的创作为标志，鲁迅结束了五四时期的“听将令”写作，转而回到内心深处的《彷徨》《野草》式写作，从而“在终极的意义上形成了他的文学自觉的”。《彷徨》以“屈原放逐，彷徨山泽”来表达其当时的创作心态和描述背景，承续了屈原《离骚》的“抒情传统”，利用象征及托讽的修辞手法表现作者无以言明的痛苦和绝望。概而言之，这一时期的系列写作构成了“第二次绝望”后的“彷徨叙事”。《祝福》既是鲁迅对过年时节乡愁体验的文学表达，也是彷徨时期心情绝望的情感呈现。“已没有家”是小说中的回乡者“我”和现实世界鲁迅的共同处境。因此，虚无和绝望情绪成为彷徨时期小说的背景氛围，被传统乡土社会所放逐的感伤不时流露于小说叙事中，揭示了作家生命深处的乡土情结和寻根冲动，也促使了鲁迅对中国乡土社会的重新发现和审视。
二、母性的受难与“我”的失语
《祝福》小说中包含着“两个故事”：“我”的回乡故事和祥林嫂的故事，其中祥林嫂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她不仅代表了传统中国底层女性所经受的精神奴役与苦难，更是让知识分子“我”在与祥林嫂的对话中得以反思和重新审视自己。
小说《祝福》通过祥林嫂的故事讲述了其悲惨的一生。她没有自己的姓名，经历了丧夫失子和被赶出家门,不幸的遭遇换来的却是被鲁镇的人们嫌弃排斥,最后沦落街头乞讨,最终在祝福的爆竹声中凄惨地死去，“我”是故事的讲述者和见证人。正如研究者所指出：“乡村女性事实上已经成为鲁迅反复思考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知识精英与蒙众、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乡村之间关系,并借此对启蒙本身进行自我反思、自我追问的重要支点”。祥林嫂与“我”的对话将“我”从启蒙者变为被审视者，同时也让“我”感受到自身对祥林嫂悲惨处境的无助。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空背景下，无论是“我”还是祥林嫂所承受的痛苦和绝望的根源在于自我身份的迷失和无可救助的悲哀。祥林嫂因失去儿子阿毛丧失了母亲的资格而受难，鲁镇人的冷漠更是将祥林嫂推上了绝路。“我”作为知识分子应该为处于绝望的人们提供一条救赎之路，却面对祥林嫂的追问而无言可对，只能敷衍和逃避，面对祥林嫂精神的求助而无力承担，失却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通过自欺欺人获得精神解脱。
作为《彷徨》的第一部小说，《祝福》中主人公祥林嫂是现代文学女性的一个典型形象，“是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的典型。她身上集中了中华民族不识字的旧式妇女所有的压迫和苦痛”，这种形象使其母性的受难显得更加震撼人心，烘托出作者彷徨时期的感伤意象。木山英雄认为，鲁迅通过独特的现实主义刻画女性，多数设定为寡妇的形态，成为“民众之悲惨与痛苦的纪念碑”，作为母亲的女性形象多次出现在鲁迅彷徨时期的作品中，无论《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抑或《野草》中都出现了故乡与母亲的意象。在中国文学抒情传统中，“母亲”代表了故乡，是乡愁的承载者，“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她与童年、故乡、爱紧密联系在一起。鲁迅说过：“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祝福》中祥林嫂是一位寡妇，同时也是一位母亲。祥林嫂的悲剧与其说是“生活视域中关系序列的彻底坍塌”，毋宁说是母爱在现实世界的被剥夺，正是祥林嫂在“母性”的受难中让作为知识者的“我”感到不安，以“母性”为媒介，使“渐渐的舒畅起来”的我，开始共情于祥林嫂的“半生事迹”，并开启了日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伦理自觉。或许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超越了呐喊时期对国民品性的批判而开启了对生命本身的哲学思考。
祥林嫂最终被鲁镇的人们“弃在尘芥堆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向“我”，一位“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的人，提出了灵魂的问题：死后有无灵魂？有没有地狱？死后一家人能否见面的终极之问，而“我”却以“说不清”搪塞处于末路的祥林嫂。正如李欧梵所言：“祥林嫂的问题是从她想和死去的儿子重聚而激发出来的。尽管如此，仍然和‘我’的模棱的、空洞的回答形成惊人的对比，因为作为知识者的‘我’本是更有可能去思索生死的意义的。”这是作为母亲的祥林嫂的切身之问，因此超越了“迷信”和“启蒙”的限度而具有了“奇怪的思想深度的音响”。没吃过人的孩子阿毛却被狼吃了，这是启蒙或人道主义同情所无法回答的灵魂之问。“我”的逃避恰恰说明启蒙者无法拯救祥林嫂这样底层人的命运，在母性的受难前无能为力而处于“不安”。
祥林嫂第一次出现在鲁镇，是一位年轻寡妇，那时“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并且“不很爱说话”但做工“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虽然辛苦劳作，“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第二次来鲁镇是作为母亲的身份，由于被认为是“败坏风俗”而变得无事可做，在无聊中难以排遣内心的苦闷，只能到处诉说“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这也是作为一位母亲丧子的故事，祥林嫂对儿子阿毛之死的不停念叨纠缠着鲁镇中的人们，也包括“我”。但鲁镇却容不下一位受难的母亲而将其排斥在整个鲁镇社会之外，因而祝福作为小说的标题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反讽。
祥林嫂在鲁镇诉说儿子阿毛的遭遇首先是基于母性的受难，即做母亲而不得的悲哀与痛苦。在向鲁镇的人们唠叨残忍故事的过程中，既经历自我折磨，也借此回味曾经的作为母亲对儿子的母爱之情。其次，“我真傻，真的”，祥林嫂通过絮叨向鲁镇的人们表达对阿毛的想念和失去儿子的痛苦。并通过对鲁镇的人们诉说来维持一位母亲的身份，而不是一位“寡妇”的称呼。再次祥林嫂通过絮叨，还带有“忏悔”的宗教意识，祥林嫂“向他人告白自己的过失，希望得到人们的原谅，借此使被击垮了的自己获得解放”。但是鲁镇社会并没有给祥林嫂获得救赎的希望并将其推上死亡的绝路。鲁镇的人们对待祥林嫂先是好奇，最后是厌烦、唾弃甚至嘲笑她的唠叨，也否定了其捐门槛的救赎方式。
祥林嫂由于母性的受难在鲁镇得不到救赎的希望，反观出在鲁镇这样的一种社会生态中，“我”所代表的新文化启蒙理性的缺失，作为呐喊时期的启蒙主体，在此却“成为被审视对象的客体之我，经常出现‘失语’和‘弱势’的状态，只有内面的‘看’和‘想’，缺乏行动实践性”。鲁四老爷所代表的儒家道德存在的失落，以及鲁镇社会“祝福”民俗宗教仪式中的神性森严的丧失，使得祥林嫂“没有来自任何一方的慰抚和鼓励，礼教信仰中宽恕意义的缺失，使得栖身其中的芸芸众生，无以忏悔和救赎，只能在一种进退失据的‘疑惑’中走向死亡”，祥林嫂母性的受难，失去孩子的悲哀和对寡妇的歧视，在鲁镇世界中“若非经由出于爱与怜悯的恩典之途，这样的苦难和煎熬是难以获得劝勉和安慰的”。正是在母性的受难中，小说构成了巨大的反讽与悖论：鲁镇的人们祭祀鬼神，注重祝福的民俗仪式，却将最需要怜悯与救赎的祥林嫂排斥在祝福的仪式之外，不能包容受难的母性，而让其在喜庆的祝福氛围中死去。正是基于新文学对“人”的关注，每一个底层民众都有获得自由幸福生活的权利和平等对待的新观念，旧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愚昧、落后、野蛮的风俗遗存被揭示出来，从而引起现代知识分子疗救的注意。祥林嫂的死成为“我”对祥林嫂故事重述的契机，让被鲁镇人遗忘的祥林嫂悲剧得以重现，通过祥林嫂故事“重估一切价值”，对鲁镇社会及风俗进行价值评估，从而开启“寻路者”的思想之旅。
祥林嫂向“我”提出的灵魂有无问题虽然是从“迷信”出发，却超越了“科学/启蒙”的话语，作为知识分子的“我”无从回答，无论是“有”与“无”，都不能拯救处于绝望中的祥林嫂，无法使其母性的受难得到终极的安慰，同时“在这个‘我’身上就重叠着鲁迅自身的无力感、忏悔和罪的意识”。借由祥林嫂的母性受难而发出的灵魂有无之问，我们可以打开作品中作者所隐藏的人生困境思索。
鲁迅自己也无法回答这一终极话题，但“人”与“鬼”的纠葛却是其一生思考的问题。就此而言，祥林嫂的灵魂有无之问，也是作者所关注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有主体意识的人，无论如何都会遇到类似的精神困惑。鲁迅在日本时期开始关注人的“精神”并提出“迷信可存”的问题，五篇文言文涉及科学、文学以及迷信宗教信仰背后的人的“灵魂”（即精神）。鲁迅在《彷徨》《野草》创作中，祥林嫂、过客、影、死后等一系列意象，《朝花夕拾》中“无常”“阿长与《山海经》”等，以及与友人的通信中，都以不同方式探寻“魂灵的有无”之问题。
作为有着强烈自省意识的作家，鲁迅对能否写出国人精神的痛苦是怀疑的：“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自1924年创作《祝福》后，鲁迅一改呐喊时期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民众以及传统文化，而是将批判指向知识分子自身的退化和苟安，在解剖别人时，更多地解剖自身所隐藏的“毒气和鬼气”。伊藤虎丸认为，“我”回答不出祥林嫂之问场面表明鲁迅的向下超越思想，即“不在知识分子的‘启蒙’而在‘鬼’和‘迷信’当中寻求民族生命力再生的根据”，使知识分子在后五四时期精神的孤独与民众的隔膜的发现成为必然。这种向下超越、自我审视与反抗虚无，“‘鬼’就具有了一种从‘最低处’展开的超越性的视角，一种与鲁迅的‘生命主义’密切相关的‘终末论’的表现”。鲁迅通过讲述祥林嫂的故事，既确认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后五四文学的启蒙传统，又隐含了鲁迅彷徨时期“上下求索”的行动生命哲学思想，从而超越了个体的绝望而探索现代知识分子自我存在的价值路径。
三、家园失落与反抗绝望的文学行动
《祝福》中的“我”作为出门在外的游子，年底回到故乡，然而“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我”虽回到故乡，但故园不在，家园失落，已经无法融入故乡的氛围中。家园认同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生命感受，是个体精神得以休憩的港湾和亲情聚集的场所，鲁迅谙熟中国传统文化，必然曾有类似的乡愁体验。他通过旧体诗“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还家未久又离家，日暮新愁分外加”等诸诗句抒发离别故乡和亲人的离愁别绪。可以看出，家园的失落是《彷徨》的典型意象。《祝福》中祥林嫂代表着家的不断丧失。“无家”是祥林嫂悲惨命运的起点，也是鲁迅本人这一时期的精神映射。作为《彷徨》小说集首篇，《祝福》与《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以及《野草》中的作品类似，小说呈现五四退潮以后鲁迅精神和生命面临的双重危机。现实的困境使“我”一次次精神返乡，故乡作为“乡土中国”的精神缩影，寄寓着鲁迅复杂的情感，被设置成彷徨时期的感伤与寂寞心境的背景。更深的失落，还是“精神”的失落。因此“我”逃避祥林嫂的“灵魂的有无”之问，毋宁说是现代知识分子无法直面的人生虚无感。作为一种文学母题，《祝福》中体现的“家园失落”，既是“彷徨”“野草”时期鲁迅最深切的情感体验，也是五四一代“人之子”的历史宿命。作为现代主观叙事小说，《祝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回乡叙事及乡愁作品，而是通过外在的叙述呈现以“呐喊”为起点的新文化启蒙者从希望到幻灭的心路历程。
《祝福》正是借助祥林嫂的痛苦，表达了作者自身的现实境遇，并与祥林嫂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互为镜像的关系，即彼此从对方身上映照自我，并为后续的行动创造了契机。祥林嫂的“灵魂有无”之问，关乎着未来和希望，触及现代知识分子深层的精神困境，并激发了思想者的寻路之旅。因此从鲁迅的生命哲学的视角而言，《祝福》的“彷徨”叙事是一场复性革命，“既指向过去也指向未来，既涉及内面主体也涉 及外部革命”，将革命从外因转化为自我精神革命，从而构建新革命主体。“我”在回忆祥林嫂故事的同时，那些“呐喊”之后的绝望及为“末路人寻路”的理想又被重新激活，发出“与黑暗捣乱”的“抗争”——走，成为彷徨时期的必然选择，从而有了“反抗绝望”生命哲学的发生，确切地说，是“民族魂鲁迅”和“革命鲁迅”传统的新生。
鲁迅彷徨时期的文学行动延续了《祝福》开启的“寻路者”形象，经历了“第二次绝望”的鲁迅，终于发现到自身与社会传统之间悲剧性对立和难以割断的联系，这在随后创作的《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中都有所体现，结尾中隐含着对“旧我”的告别和“走”的姿态。“走”即行动的姿态与能力，鲁迅终其一生，始终将生命与行动联系在一起，从早年的“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试图走出一条希望之路。到中年时期坚持无论是“歧路”还是“穷途”，依然“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走”的意象集中反映在这一时期的《彷徨》以及《野草》中，也是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的文学呈现。在随后的文学行动中，鲁迅越发凸显其反抗绝望的“行动”哲学：《在酒楼上》“我”告别吕纬甫，意味着告别“旧我”而独自前行；《孤独者》中“我”永别了魏连殳“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这一切都凸显出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以及为寻求“新生的路”而绝不妥协的“走”下去的行动哲学。
王晓明认为鲁迅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鲁迅是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加入《新青年》启蒙的，他（鲁迅）对启蒙的信心比其他人小”，“他也克制不住要怀疑，这世界上恐怕只有黑暗和虚无。”鲁迅在与写《祝福》几乎同一时期的演讲中谈到：“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对鲁迅而言，启蒙者内心的孤独与寂寞，使启蒙成了绝望的抗战，在民众中得不到回应，同时超越于时代同行者而“高处不胜寒”，这一孤独寂寞感反映在彷徨叙事中成为作者无以言说的绝望和悲哀。
借助祥林嫂的镜像，“我”终于意识到，能够拯救自身的绝望与困境的从来不是自身以外的“他者”，而只能是自己的行动，在注定要走向“坟”的人生结局中，只有当下的行动才是拯救自我、摆脱绝望的唯一选择。《野草》与《彷徨》一起构成了鲁迅反抗绝望的文学行动，《野草》将长期缠绕的矛盾以哲学的方式打开，通过生命的虚无与意义的黑洞直接抵达生死的生命终极之问。从“彷徨于无地”的“影”到走向“坟地”的“过客”，最终发现“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本味”永无由知，人生的意义乃在于执著于当下的行动。面对“无物之阵”，“这样的战士”举起投枪，永远战斗；在《死火》中，死火宁愿选择自我燃烧也不被动冻灭；在《影的告别》中，“影”告别一切而独自彷徨于无地；《腊叶》中暂得保存的“腊叶”在穿透死亡的契机中获得新生。所以，鲁迅在《题辞》中说：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中略）
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而鲁迅在《彷徨》中显示了寻路的困境及其突围的精神历程，并在《野草》的生命追问中形成“中间物”意识，最终促成了“依自不依他”反抗绝望哲学的形成。借助“祥林嫂的故事”指向了人生在世“活”与“行”的问题，个体的生活（生存）与“行动”始终是鲁迅文学所关注的人生基本问题，涉及鲁迅的人生哲学。汪晖从鲁迅的“反抗绝望”人生哲学谈到：面对绝望的现实与无望的命运，知识者除了反抗绝望之外别无他途，用现实的生命活动（“走”）筑成了“现在”的长堤，从而使自己成为生命和时间的主宰，诞生出“反抗绝望”的哲学主题。“反抗绝望”乃是个体在生命困境中如何寻找一条希望之路的行动实践，也是鲁迅“知行合一”生命哲学的核心价值。
鲁迅通过文学行动将心声与痛苦结合，《祝福》将祥林嫂的痛苦表达出来，沟通自己和读者之间共同的痛感，激活麻木的灵魂，减少人间悲剧，为自己和平凡人寻找一条现实的新生之路。这就是鲁迅的执著当下现实反抗绝望和虚无的行动哲学，在生与死的纠葛中通过自身的生命实感为自己和他人探索出一条活与行的人生之路，也预示着中期鲁迅经历了一场自我复性革命的风暴后走出绝望。《祝福》作为彷徨时期人生困境的心灵探寻，鲁迅借助祥林嫂的悲惨命运反观现代知识分子的“内部之生活”，最终在《野草》中确立了作为中间物反抗绝望的行动哲学。
结 语
就文本形式而言，《祝福》以“两个故事”的巧妙组合形成了“结构叠合，多声部轮唱的独特叙事”，为现代小说的创作技巧展现出新的可能性。1924年鲁迅的首篇小说《祝福》在其一生的文学行动中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呈现了后文学革命阶段五四式启蒙的限度以及知识分子精神的困境，也在生存与死亡的观照中展现了尼采式的“反抗虚无”的生命哲学，暗含了鲁迅的文学行动以及行动如何讲述的问题。
以《祝福》的创作为标志，鲁迅将后五四时代的外在世界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内在自省呈现出来，进而由启蒙的呐喊转向寻路的彷徨。对文学者鲁迅而言：“‘文学’将作为‘革命’终结”的‘失败’”，而成为“中国革命的有机环节和‘革命之再起’的深层动力”，也是中国现代社会革命与人生革命中的“执拗低音”。相比于呐喊时期的写作，《祝福》所开启的彷徨叙事更多地从“为他人”的启蒙转向了对笔下人物的同情之理解。鲁迅说过：“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通过文学行动介入现实的人生，“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鲁迅将文学作为表达他人与自我的痛苦，展现灵魂的挣扎与搏斗的历程，激活潜在的精神主体感受痛感，寻求个体和民族命运的新生。
鲁迅早年“弃医从文”的契机乃是对人的“精神”的关注，崇倡“摩罗诗人”“精神界战士”的独异精神对人的启蒙和“立人”之功效。五四时期鲁迅借助“狂人”指出传统社会“吃人”的本质，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在离别故乡时还留下“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希望未来。但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落潮，包括鲁迅在内的知识分子，都必然面临“革命的第二天”的选择。在这一过程中，鲁迅先参加了国民革命，后又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从历史的中间物变为革命的同路人，通过文学积极介入历史和改造社会。王晓明认为：“在他的小说中，《祝福》是一个转折，正是从这一篇起，他的自我分析正式登场了。”伴随着《彷徨》《野草》的写作，中期鲁迅实现了艰难的自我转换。后期的杂文自觉及在文学与历史的互动中释放自己的主体能动性，与早年追求“心声”，呼唤精神界战士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立人文学观遥相呼应。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鲁迅借屈原的“求索”精神表达后五四时期的内向写作，孕育了“第二次绝望”之后的文学行动及其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思想：“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鲁迅作为20世纪“民族魂”的高度在于，他以文学介入社会与现实人生，将自我与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自我与时代的融合使他的文学书写充满着对中国社会和乡土中国有着独到深刻的发现，既为20世纪中国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参照，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形态建构起一个理想的范型。
注释：
1 高远东：《〈祝福〉：儒道释“吃人”的寓言》，《鲁迅研究动态》1989年第2期。
2 汪晖：《“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上）》，《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9期。
3 曹禧修：《〈祝福〉〈野草〉与鲁迅独异的生命哲学》，《学术月刊》2018年第11期。
4 姜异新：《“呐喊”之后的“重压之感”——〈祝福〉细读》,《文艺争鸣》2022年第2期。
5 谢晓霞：《回不去的故乡——〈祝福〉与1920年代的乡愁》,《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6 邵宁宁：《〈祝福〉与鲁迅小说中的宗教伦理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1期。
7 汪卫东：《鲁迅的又一个“原点”——1923年的鲁迅》，《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8 鲁迅：《日记•十三〔一九二四年〕二月》，《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500-501页。
9 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95-196页。
10 余世存：《序：在节日里活出中国》，《节日之书》，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9年版，第14页。
11 鲁迅：《朝花夕拾•范爱农》，《鲁迅全集》第2卷，第324页。
12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一至四）》，《鲁迅全集》第3卷，第16页。
13 25 鲁迅：《彷徨•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5-6、10-11页。
14 雁冰（茅盾）：《读〈呐喊〉》，1923年10月8日《时事新报》副刊《文学》第91期。
15 汪卫东：《“鲁迅文学”：20 世纪中国的文学行动》，《文学评论》2022年第5期。
16 [日]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32页。
17 王宇:《知识分子与乡村及乡村女性——以“五四”时期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报告和鲁迅小说为例》,《学术月刊》2014年第7期。
18 42姜异新：《别样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10、106页。
19 [日]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赵京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20 鲁迅：《而已集•小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第555页。
21 邢程：《旧历年、团圆、仪式及其他——再读〈祝福〉》，《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
22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 “这也是生活”……》，《鲁迅全集》第6卷，第624页。
23 24 [美]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6、76页。
26 [日]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秦弓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页。
27 34 邱焕星：《〈朝花夕拾〉：“旧事重提”与鲁迅的“复性革命”》，《鲁迅研究月刊》2023年第6期。
28 李丽琴：《祥林嫂的“疑惑”与鲁迅的终极之思——一种文化神学的视域》，《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2期。
29 31[日]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李冬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40、342-344页。
30 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 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第83 页。
32 41汪晖：《反抗绝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58、300-304页。
33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别诸弟》，《鲁迅全集》第8卷，第531页。
34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37 页。
36 鲁迅：《书信•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第16页。
37 鲁迅：《彷徨•孤独者》，《鲁迅全集》第2卷，第110页。
38 46 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60、100页。
39 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第166页。
40 鲁迅：《野草•题辞》，《鲁迅全集》第2卷，第163页。
43 李哲：《革命风潮转换中的文学与‘汉字’问题——〈秋夜〉‘棗’字释义》，《文学评论》2022年第2期。
44 45 鲁迅：《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第120、120页。
47 48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8、67页。
[本文系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鲁迅‘文学与革命’传统范式转换与关联研究”（2023AH050452）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