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第一次见到萤火虫是十三岁。说起来，作为一种书面形象或者意象的萤火虫，老早就很熟悉了，但没亲眼见过，至少在十三岁前没有，迄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生活的那座平原小城千湖纵横，荒野丛生，毫无疑问是适合萤火虫生存也必定有萤火虫的。那时我就熟识不少水生野菜，见过野鸭、野兔、黄鼠狼，还在坟地撞见过细弱的漆蓝色的鬼火。按理说，我早该见过这种小东西的。不知怎么回事，从来没有见过。要不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可能我与它们的第一次谋面就要推迟许多许多年了。

那天是周六，我突发奇想，决定去找况杰平。他不知道我要去，我也不知道他在不在家。但这个下午实在太无聊了。烦闷。莫名其妙。我想找人说说话，而身边没有一个说得上的。我忽然想到杰平，确切地说，是想到了他之前说过的一句话，再也坐不住，随即离开那个乱糟糟闹哄哄的房子。我家在城中心，一年前改成一个家庭旅社，无牌无照，上下两层，五个房间，窝了六七个长期旅客，尽管他们从不承认这点，但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得出来，他们无家可归。他们从上午就开始摸牌，桌腿四周覆满了烟头、黑痰、擤鼻涕的纸团，整个屋子充斥着一种刺鼻的焦煳味。我离开时老孟跟老龚又搞起来了，手臂抵着对方的鼻子，嗓门像破锣一样尖厉。我从他们身边漠然挤过去。走很远，还听得到他们的吼声。也只是这样而已。等我走到电影院时他们就会重新坐下来，继续砌牌，甩牌，骂骂咧咧。可是在巷口我远远看到了父亲，手提空酒瓶，嘴里叼着烟，佝偻着背站在嘈杂的陈记杂货店门口，津津有味地听那一堆老头儿扯白。我朝另一边走了。

杰平家我去过好几回，都是放学后，晃荡到天黑跟着他去的。如今那儿是风景优美的城市核心地段了，那会儿还是郊区，孤零零一座村子就像从沼泽地里长出来的，湖和水田，格子那样一块块摆在四周。我没在白天去过，也很少一个人走那么远。这儿太偏了，所以杰平才喜欢拉我去他家过夜。我不去，他就去拉毛三，要是毛三也不去，他就没人可拉了。我有很多朋友，可他只有我们两个朋友。杰平是独宝。他很想有个弟弟或哥哥，但只有三个姐姐，都出嫁了。他只能跟树玩——门前院坝里有一棵愁容满面的苦楝树，它是他的玩伴。

下午四点过，我路过了自己的学校——红旗中学。然后是人民路菜场。接着从文化宫门口过马路，对面是浩荡的一片湖泊，也是小城唯一的公园：东湖。说起来是公园，只是在湖心建了个二层亭台，亭子左右两端各牵一条蜿蜒的水泥栈道，每到黄昏，观景的人会把栈道都站满。但这会儿没什么人。我沿着湖，向北快走六七分钟，直到看见人民医院的赭色围墙，才慢下来。这儿，不细心是很容易错过的，与医院围墙相对的方向有条窄道，隐秘地伸进去，匍匐在两排竹林之间，竹林前面是蓊蓊郁郁的大树，冠盖大得吓人，阴沉沉的。越往里越宽，泥坑越多，是雨天被马车、摩托碾过，又被来来往往的厚鞋底踩踏出来的凹印。不过只有短短一截，不到五十米，然后可以看到树丛后冒出来的黢黑瓦顶，两三排房舍，有楼房，有平房，不很规则。找到第二排那个巷口，右拐，杰平家在最里面的端头，一栋平房，两进的，挨着一壁高高的土崖，看到那一棵苦楝树，就到了。

从巷子拐进来的时候，我在心里反复哼着一支歌，其实就只有几句歌词，不确定我哼得对不对。那是过马路时在路边小卖部的录音机里听到的，它把匆匆赶路的我忽然拽停下来。我站在湖边听完这支歌，随后那个旋律便长在我心里了，包括几句歌词：你可知道，我想你恋你怨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过去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尤其最后这句，哼着哼着，有个寂寞的影子忽然从我身上脱壳而去。就像不知不觉走进歌里，走在一座山谷中央，两边高崖耸起，小路被阴影完全覆盖，在那种伴奏中，我心里的什么东西在日光下显影出来，湿漉漉的。只是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就是忧伤。

我在门口叫了几声杰平的名字，他的小平头噌地从窗户伸出来，迷惑的眼睛瞬间发亮，很兴奋地冲出来：“狗日的！你怎么来了？”我说：“找你玩啊。”然后看着堂屋，“谁在屋里？”“我妈。”他对里面吼：“妈！高伟来了。”他妈妈从后院走出来，一双黢黑的手掌在蓝布围裙上搓了搓：“稀客稀客！”然后说了一些大人们常说的套话，让我不要走，晚上就在这儿吃饭。杰平也不征询我，兀自补了一句：“他要在我们这儿过夜的。”他妈妈问：“家里知道你来吗？”我含混地回答：“说了的。”“哎呀啰唆！不要问东问西了。”杰平拉着我，“走，我带你去看看，沟里有好多虾子。”他妈妈说：“杰平，你们莫下水哟！”我们说好。然后杰平提上桶就带我飞一般跑远了。村子里几条小狗在后边跟着撵，吠叫不停。路边有一条蜿蜒狭长的灌溉渠，我们就在那儿玩。不到二十分钟就钓了一满桶龙虾，用树枝、麻线、棉花，还有龙虾肉。“这东西痴得很，”杰平说，“也不晓得为什么这么蠢。”我说：“原先好像没这么多。”这条沟我跟着别人来摸过一回螃蟹，鳑鲏很多，还有水蛇。我们刚刚也发现几个水蛇洞，但没掏到。他板起脸：“还不是日本人干的坏事。”我问是怎么回事。他说：“听说是鬼子偷偷带来中国的。这狗日的繁殖力太强了。池塘里但凡有一只，整塘都毁了，它们啥都吃。”他正色道：“我告诉你，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杀了很多中国人，这个小龙虾就是那时带过来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们专吃尸体。现在没有尸体了，就专吃腐食，越是污水它们越喜欢。”我说：“但小龙虾还是好吃。”他沮丧地说：“我妈她不会弄，难吃得要死。”我知道他妈妈喜欢清淡，炒菜从不加辣子。说完他把小龙虾泼回沟里。我问他：“你有烟没？”他说家里有半包。于是我放心地掏出带来的两支，分一支给他，面对面点上，深深吸了一口。他晃了晃：“狗日的，好晕啊！”我说：“你第一口不能抽太猛。”虽然这么说，其实我也有点儿头昏。我们坐在坡坎上，看着远处的落日，沟渠对面，树林透着粼粼点点的光泽。这时那种忧伤又莫名地出现了，就像我的心里什么地方也染上了这些不均匀的颜色。我终于提到了那件事。“你为什么说黄雯丽身上很香？”

昨天放学后，我跟杰平挨着走，他忽然神神秘秘趴在我耳边说：“你觉不觉得，黄雯丽身上有一股香味！”我愣了愣神，还没来得及说什么，毛三冲过来将他一把扯起跑了。所以，这是叫我一整天心神不宁的第一件事。我一直以为这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秘密。很多时候，她身上散发着一种神秘的香气，很轻，很细，像一根透明的若有若无的绳子，暗中牵扯着我，但我一直搞不清楚那是什么味道。然而我尤其关心的是这个：“你怎么知道的？”

杰平瞪了瞪我：“你天天坐她旁边闻不到吗？”我躲开他的眼睛：“好像是，有时，嗯，是闻得到。”接着说，“可能是抹了什么香粉吧。”他断然否定：“绝对不是。”其实我哪能不知道呢，不是香粉，也不是蛤子油，不是雪花膏，但就是搞不清那是什么，从哪儿散出来的。杰平长叹一声，表情诡秘地说：“傻子！是体香。”我顿时好像就明白了。“就像毛三那样吗？”毛三长得气鼓鼓的，可皮肤比女生还嫩还白。他摇头：“不是，毛三是奶臭！奶腥味！黄雯丽，那是处女香。”他这样一说，我似乎又闻见了那丝香味，就像记忆里有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我陶醉着，马上警惕起来：“你是不是喜欢黄雯丽？”他说：“我不喜欢。”我不大相信：“你不喜欢？你为什么不喜欢？”他眯着眼看我：“因为你喜欢嘛！”我脸红了：“什么？我喜欢她？”“哈！”他很好笑的模样，“未必不是？”我心里就像被什么撞了一下，口干舌燥，莫名兴奋，又觉得很羞耻，仿佛什么东西在我心里突然膨胀，胀得让人难受：“还有哪个晓得？”他乜着眼，“你应该问，还有哪个不晓得？我们又不瞎！”忽然，我觉得自己好像被什么戳破了，很明亮，很快活。我终于意识到，是的，我喜欢她，就是喜欢她。每个早晨，我努力睁开眼睛，是因为马上可以见到她。我买了一本《世界幽默笑话集锦》，每天偷偷背一则，背得滚瓜烂熟，然后讲给她听，我喜欢看到她乐不可支的样子。她捂嘴轻笑的时候我就像躺在软绵绵的棉花糖上。想着她的笑脸我便觉得有种甜蜜浮出来。想到后天一早就能见到她，我的心啊，马上跳跃起来；可是想到要等到后天才能看见她，我就很沮丧，空荡荡的。

我们提着空桶回来，堂屋里，饭菜已经码在八仙桌上了。我瞟了几眼，小声问杰平：“你爸呢？”他翻了个白眼。“肯定又被喊到哪里喝酒去了。”我暗暗有点儿失望。事实上，我是期望见到他的，特别是今天。虽然在他面前我总嗫嚅地说不了话。话说回来，谁又不怕况彪呢？这名字跟他实在也太相称了！脸膛黢黑，肩胛和胸背比平常人厚出好多，就像是一个人背上还绑着一个人，就那么厚墩墩的。他是拳师，听杰平说的。有徒弟十三人，这是听别人讲的，不记得是谁了，只记得是“十三罗汉”。况彪的气度是我在别人那里从没见过的：披黑色绸褂，飘飘飒飒；下身扎脚灯笼裤，走路带风。加上那张黑脸，厚嘴唇，看起来凶神恶煞的，让人畏惧。还不说身后追随的一众徒弟。他嗓门也大，说到激动处我感觉屋顶的瓦片都在颤抖。不过他在我们面前就不一样了，笑眯眯的，一脸慈祥。最有意思的是什么，杰平竟敢张口骂他老子，况彪还笑嘻嘻的不敢还嘴，反倒像是儿子。这叫我又惊又羡。有一次我跟他说，你家还缺不缺儿子？缺的话收我一个。杰平笑，难道你不敢？我说，你老子在外面凶，谁都怕；我老头儿相反，出去就是一条虫，只会在屋里凶。我不敢。我要是在外面被人欺负回去也不能说。杰平问为什么，我哀伤地告诉他：“那只会让我再挨一顿揍。”有一次在电影院背后那条巷子，我被几个杂碎撵得连滚带爬，晃眼看到父亲从巷口迎面过来，我原以为他会来救我，可他愣了一瞬，反身往回走了。不过这件事我没告诉他，跟谁都不会说，实在是奇耻大辱，太羞耻了！想到这儿我又止不住开始幻想：我老子是况彪就好了。

扒完晚饭，天昏昏的，还没全黑，我们躲在院坝一侧的崖壁下抽烟，红塔山，是偷况彪的。杰平一脸痛苦地吸着，思索晚上能去哪儿干点儿什么，我没心思。我想着溜巴给我讲的那件事：昨天放学后，杰平扔下半截话跑了，我心事重重走到水产公司门口，溜巴忽然从门口闪出来，喊住我，表情很奇怪，说你小心点儿哦，胡新华放话了，他要打你。我问他胡新华为什么要打我？他欲言又止，说反正话我给你传到了。就走了。胡新华是这个学期插班来的，是个很招摇的人物。很多父母喜欢骂儿子无法无天，包括我老妈，但只有胡新华才真配得上这个词。现在他读初二，却已上了四年初中，换了三个学校。每次都因为打架。不过他开餐馆的老子有些钱，总能摆平，然后给他转校。见他第一眼我就不喜欢，眼睛和嘴总是翘着的，看谁都是一副很藐视的样儿。他来没几天，就成了老大，每天一堆人跟在屁股后。人人都绕着他走，老实说我也有点儿畏惧。他身上有种说不出的浑劲，让人觉得危险。所以我也避得远远的。可他还是要弄我，并且，显然丝毫不把我放眼里。要不也不会专门让溜巴来传话。于是我把这件事原原本本讲给杰平听。“扯淡吧，溜巴的话你也能信？他那张汉奸嘴！”杰平说，“关键是，胡新华为什么要打你？”我说我不清楚啊。杰平说那更不可能了，兴许就是溜巴跟你开玩笑。我试着回想会不会是我说了什么话被传到胡新华那里去了？杰平不耐烦听这些分析，腾地站直了。“打就打，有什么嘛！”论打架，杰平自然是不怕的。虽然其实他没真的打过什么架，也不在街上混。况彪把他管得严，不像我们成天晚上电影院、溜冰场厮混，信息不灵通，不知道胡新华究竟是个什么角色，谁都敢干。胡新华让我发怵的是什么呢，从他眼里看不到一点儿感情，很空，很旷，就像野兽的眼睛。那时我也打架，多半是挨打。书包里常假模假式地装着半块砖头，或者一根自行车链条，但基本没派过用场。即便拿出来，跟胡新华比起来也太小儿科了。听说他玩刀。我提醒杰平，胡新华几次退学都是因为动了刀子，见了血。杰平说：“你亲眼看到的？有多大仇啊，还刀刀见血的？就是打一架嘛！打就打啊，谁怕谁。再说，”他拍着胸脯，“我不在旁边吗？”我顿时感觉有了底气：“我要是况彪的徒弟，我走路也横着走。”他笑：“螃蟹才横着走。”我央求他，给况彪说一声，教我几天。“什么几天？你以为是武打小说啊，都是靠练的。”他指着门口那棵楝树，“这就是我的沙袋。”我凑近看，树干上有块白疤，明显是长期捶打形成的，树皮都不可能再生了。我抓住他的手，指背上厚厚一层茧：“你这样打了多久？”他说：“从五六岁就开始打到现在。”随后他摆开架势，双手出拳，轮番击打，越打越快，击打声越来越闷，树干岿然不动，但不一会儿飘下几片叶子。他停下来抹汗。我摸着他气鼓鼓油滑滑的肩胛，十分艳羡，多有劲啊。我说我要是有你这功夫，我怕谁呀？他哈哈笑，说那你试试！我试了一拳，马上就缩回来。太痛了。不知道他是怎么把那些坚硬的树皮给打得完全消失的。杰平摇头，汗水洒了几滴在我脸上。“你啊，太弱了。”我不服气，也像他那样，对着树干连续暴击，强装若无其事，心里其实痛得抽搐不已。收起拳头，手背擦破了，渗出点儿血丝，我龇着牙，还硬撑：“我勇气不弱啊。”他咧嘴笑：“是啊，你英勇得都流眼泪水了。”

那晚我留宿在杰平家，心里一直盼着能见到况彪。我觉得假如有可能的话可以给他讲讲我的麻烦，至少我觉得有这个希望，他可能会有一些解决办法。这种想法让我安心。可直到我们不得不被赶进蚊帐，他还没回家。睡前，我们贴着耳朵说了一会儿话。当我提起黄雯丽，杰平就没兴趣了。他很快睡着。我有点儿失落。我想睡却睡不着，脑子里缠满了线头。睁开眼又什么都看不到，太黑了。这儿跟我家完全不一样，静得要命，没有一丝嘈杂，听不到电视的声响、脚步和人声，房舍陷落在巨大的漆黑中就像死去一样，外面草丛里无数虫子远远近近吹奏着一支悲悼的曲子。这让我产生了一种幻觉，这所漆黑寂静的房间就像一条轻轻荡漾的船，我躺在上面，此起彼伏的虫鸣抬着我，就像在黑暗中慢慢浮了上来。我睡不着。那支歌又开始在脑子里循环播放。随后我看见她从雾中出现，先是那件鹅黄色的干净得有些过分的罩衣，然后是她的下巴，薄薄的嘴唇和两边的酒窝，最后才是她的眼睛，就像窗外的星星，似笑非笑地盯着我……接下来她就不见了。我被窸窣的动静惊醒，看见一柱白炽的强光在房间里摇摇晃晃，霎时熄了。脚步忽然停住，一个巨大的阴影伫立在床边，我下意识屏住呼吸，闻到十分浓烈的酒味，接着一只粗壮遒劲的手掌拨开蚊帐，搡了搡我的胳膊：“杰平，杰平。”是况彪，我不敢搭话，也不知道怎么搭。他小声嘟哝：“已经睡着了啊？”嗓音仍然那么粗哑，不知怎么却像女人一样温柔。我的皮肤都绷紧了。他继续搡着我，说：“起来起来，我带了个好玩的东西给你。”随即他的手臂从蚊帐外面抻进来，我侧躺着，偷偷瞥见他手里好像握着一个玻璃罐头瓶。我赶紧闭上眼，装睡。那只手又搡了我两下。片刻后，有点儿失望地缩了回去，将那个瓶子留在枕头边。况彪在床畔沉重地坐下，过了几秒，忽然兀自笑了两声。随后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艰难地站起来，摇摇晃晃离开了，出去的时候拉上房门。等到他走了一会儿，等到对面厢房窸窸窣窣的说话声完全消失，等到一切重归寂静，我从床上坐起来，拿起那个玻璃瓶。慢慢地，我能发现那里面闪着一点一点晶亮的东西，答案马上跳进我的脑子：萤火虫？是萤火虫。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萤火虫。这样说好像也不准确，因为我看不见它们，在漆黑的蚊帐里我看不清它们弱小的形象，只能看见它们制造的光：一亮一熄，很微弱。为了能更清楚地看到它们，我离开床，走到窗下，那里有夜光透进来，透过窗口能看到那棵楝树熟睡的黑色树枝，叶子一簇一簇像是一种不规则的浓墨悬在空中，它们背后是一些更加模糊的剪影，更远处是鱼钩那么小的月亮。我将那个玻璃瓶举起来，从远处泄漏进窗棂的月光掺入玻璃瓶中，形成了一种粼粼的复杂晦涩的光线，就像一汪微微荡漾的活水，它们沐浴在这种自然的光中，就像细微的蜉蝣。那些游弋的亮晶晶的事物有一种节奏，跟呼吸很相似，或者什么微小的精灵在努力吹着一个看不见的气球一样，很无助，很伤心，很无辜。我的心也好像被月光打湿了。忽然我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我想把这瓶萤火虫带去给她。我开始幻想她见到这些萤火虫将会是什么样的，越想越兴奋……即便过去近四十年，这一幕，仍像发生在昨晚那么清晰。那个房间、熄灯后那种寂暗、画框一样悬垂的窗户，包括青砖墙和那张老木床的潮湿气味，以及况彪手背上那个暧昧不明的刺青。

真是奇怪啊！当时那个叫我咚咚心跳、夜不能寐的暗恋的女孩，我早已记不得她的模样；许许多多过去被我认为的痛苦，如今消失殆尽；很多曾觉得无比重要的事，毫无痛感地湮灭在时间的灰烬里。但我仍记得那晚。很晚了，我还在床上辗转反侧。因为我好像无意中攫取了一个隐秘的宝藏，那个宝藏的存在和入口，只有我知道、只被我所发现，它很神奇又如此微不足道，但因为知道它的存在就会让普通的、懦弱胆怯和卑微的人也能变得尊贵和值得别人敬仰。我，即便像我这样的人，也可以。至少那晚，我不再惧怕任何人、任何即将到来的事，我身体每一处都流溢着勇气。

不过我并没能把它们送给自己同桌，这不可能。尽管我将玻璃瓶藏在枕头旁，用衣服细心包裹。瓶子还是滚落出来。那些无辜的萤火虫就像被抽掉水的鱼，第二天一早全死了，就像一种十分微弱的花，寂灭了。杰平甚至不知道它们存在过。醒来他发现床上有个玻璃瓶，看都没看，很生气地甩了出去，我看着那道抛物线落到细密的草丛。

说来也有意思，之后几十年我再也没见过萤火虫。直到最近，一个朋友在歌乐山做了一个耗资巨大的亲子项目，萤火虫山谷，邀我去看看。于是我带着女儿去了，一直等到深夜十一点之后，它们才次第从人工沟壑两侧的草丛亮起，慢慢地，慢慢地，就像被什么点燃了一样，星星点点，铺在水涧四周，歇在灌木上，有些开始飞行，如同微弱的夜晚的呼吸。我捉了几只，放在手掌上，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和这么细致地观察它们。我发现那些光藏在它们身体的尾部，就像一种甜蜜的负担。为了发出那一丁点儿微小的光，它们必须贪婪地吞咽这巨大的黑暗和黑暗中潮湿的露水。我们眼里看到的那些浪漫其实只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痛苦，就是欲望和欲望所述说和描摹的样子。而几乎在离开萤火虫山谷时我才猛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巧合：我女儿今年恰好也是十三岁。不确定她是不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生灵，但应当是第一次置身于这么多的萤火虫之中，就如置身于某种神秘之中，置身于深夜的精灵环绕中，她美得就像是神秘本身。

难免地，我想起了我的经历，我跟萤火虫的故事。那晚后，又过了一天，周一下午，第一节课结束了，我趴在桌上，跟黄雯丽说着小话儿，胡新华忽然走到我跟前，背着手说，你是不是要跟我搞？我转头，还没反应，似乎也根本反应不及，他从背后抽出刀劈下来，我伸臂挡了一下，他又挥了一下，我就倒下了，倒地后，他对着我小腿又连砍两下，最后这个动作直接导致我此后两周只能卧床。这件事很快就解决了，他父亲提着一兜营养品上门来道歉，我母亲很快谅解了。她就是那样的人。没多久胡新华退学了，但不是因为这件事，而是他自己不想上了。我后来大概弄清楚了，根本不是我对胡新华有什么冒犯或背后说了什么引来如此报复，事实很可能是，溜巴也喜欢黄雯丽。他只是看不惯我也喜欢，并且更看不惯为什么是我跟她挨着坐，天天说说笑笑。他在当中搞了鬼。但我并没去报复他。因为我失恋了。这件事让我在她面前再也没什么自尊可言。一些人说胡新华砍的时候我哭了，还有人传我尿裤子。事实是，我没哭。我丢人了，但没哭。我发誓。当时杰平就在我后边，全程傻坐座位上，什么都没做，在残暴的刀斧面前有时会点儿武术大概也是无用的。至于黄雯丽，在初中剩余一年多时间里我们没再说过一句话。我躺在家中时，分班成绩出来，她到了快班，而我在慢班，意味着之后我们不可能再同桌了，很多东西也完全不同了。十二年后我见过她几次，她嫁给了副食品公司的驾驶员王山，傻大个儿，那年我们一块儿打过几次麻将，老实说王山只是看起来傻乎乎的，其实心里精得很。看到她我还是很不自然，我感觉她也有点儿，当然只是我自己的感觉。然后，没多久，我就开始了四处漂泊的生活，直至来到重庆，在这儿生根发芽。我们再没见过。三年前，很意外地，我见到了她。不是真的见面，而是被拉进了一个同学群里，她也在，从她朋友圈寥寥几条信息大约可知道，她内退了，目前在一个美容机构上班，不知具体干什么，肯定不是老板。我偷看了她的近照，有种极遥远的感受。被岁月扫过的她的轮廓，基本还是记忆中的样子，又截然不同。我第一次发现，她的眼睛有点儿吊三角。我们互加微信，没说一句话，各自发了个表情。之后她也没发过朋友圈，总之我没看见。杰平不在群里。他从部队复员后做了狱警，七八年后，跟着一个做地产开发的老板，听说是他先前的囚犯，先做保镖，后头自己也搞土建工程，之后他在哪儿和在干什么几乎没人知道。估计发财了，但愿是。我也是很久后才知道况彪根本没有什么十三太保，早年是屠夫，确实也练过，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村里的贤达。胡新华的轨迹大家就都很了解了，先是做拆迁发家，后来垄断河沙，投资酒吧KTV，设赌放贷，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大哥，直到省里来了个专案组，他和他的股东们被抓，羁押一年半后公审，判了十九年。案子轰动一时，作为重要打黑成果，省报、省台包括央媒都做过专题报道。

关于那一夜以及那夜之后的故事似乎就结束了。是，也不是。我想描述的和感到遗憾的其实不是这个结果，甚至不是这个过程，而是这个故事里的空白。这个空白就是我父亲——就像在这个故事中，他也并非真的完全空白，而是寥寥数笔，以不重要的形象出现在不重要的段落。某种程度上，这段经历不知不觉被我在意识里窃取并悄然篡改。

不知为什么，此后几十年，每每提到父亲，我脑子浮现的场景就是那晚：一个中年男人，深夜醉酒而归，他在乡村小路的草丛里发现了那些亮闪闪的精灵，他蹲在露水四周，伸出粗壮的手掌，小心翼翼地握起它们，一只，一只，又一只，他耐心采集，直到玻璃瓶里发出闪闪烁烁的亮光，随后他继续往回走，推开门，站在沉睡的儿子的床榻前，将那个亮晶晶的精灵作为一份礼物，温柔地放入蚊帐。我多次讲述这段经历。只不过将那个父亲换成我的父亲，放于女儿的睡前故事里或某个酒后的散谈中。

事实不是这样的。事实是，父亲活着的时候我跟他很少说话。他去世后，我常常想到他，多次梦见他。回忆他衰败卑微的样子总是叫我心情低沉，我甚至为他流过泪，不是葬礼上，而是午夜梦回藏身于寂静黑暗的时候。这是少年时我从未设想过的。我居然会怀念被我所鄙夷的他，这么想念。而我想起来便疼惜和悸动的，往往正是他被我窥见的那些懦弱、软弱和虚弱的瞬间。现在我知道，那就是他。那也是我。他，我父亲，或其他比他更好或更差的父亲，那些沉默不语的父亲，就是一种萤火虫，不是山野里那些自由的灵魂，而是被放进瓶子默默接受命运、无能为力呼吸着的、最终衰竭于空气匮乏、只能活在一种无止境的追忆里的，那些萤火虫。

宋尾，诗人，小说家，现居重庆，自由职业者。著有长篇小说《完美的七天》《相遇》，小说集《一个平淡无奇的夜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