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脚趾与夜上海
为了牢牢枕在这个洁白的枕头上，老高每晚都用铁链把自己锁在病床上。只有每天早上被太阳例行查房，并且以主治医生的口吻命令她务必谨遵医嘱，安心卧床休养，老高才能心安理得地开始新的一天。住院期间，从职工到病友，她几乎认识每一个人，也送走过一些颇有不舍的朋友，救护车出任务时，她会肃穆祈祷；重症监控室的门口，她安慰了不知多少家属，但是新来的护士们见到她仍然像见了鬼一样，老远绕着走开。
老高在这家三甲级别的大医院一个人住了三年。自己煮饭，自己锻炼，本来一切都好好的，直到上个星期，医院把她告到了法院，理由是她这三年来无视院方的出院通知多达二十次。哪有二十次？她琢磨着，全身检查倒是有几十次，可每次报告结果都显示她身体的每个部件均健康。老高觉得，一定是哪里不对，哪里出了问题，不然她的左小脚趾不可能平白无故地痛上三年。
那是一种特别的痛，时而发作，从左小脚趾的指甲根部延伸到乳房，严重的时候就像被碎玻璃扎在肉里还要踩着石头过河一样，根本无法到达对岸。自打车祸发生以后，这种感觉一直存在，表面上什么都看不出，拍片子检查也无济于事，只有当她回想起车轮是否真的压过这个脚趾时才会发作，一连持续好几天。小高说，你这就是心理作用，忙起来就好了。老高说，我整天都忙也没见好。小高说，那你没忙到正地方，你可以忙活我，我得在上海落户，你想想办法托托关系。老高说，这个事情还是要靠你自己，我要有那本事，早把自己户口迁过来了。
小高说，要不你给我介绍个条件好一点的男朋友，我也能少奋斗几年。老高说，为了你这个事情我求过好几个人；可你看看你自己，要长相没长相，要身材没身材，头发都懒得洗，谁家小伙子能看上你？小高说，可是跟我同届的晶晶毕业就落户了，她也是外地人，家里据说还蛮困难的。老高说，你有人家成绩好吗？你拿过奖学金吗？你创过业吗？她早上六点就来食堂打饭，每天都是一碗白粥半张油饼，晚上九点多才回来买一份盖浇饭，你见过吗？
老高和小高曾经生活在同一所大学，小高学文，老高在一食堂打饭。文科楼距离一食堂只有几步之遥，但每次中午下课小高都要绕路去二食堂，她害怕别人知道自己母亲在食堂打饭。朋友们都以为她是本地人，父母是大学老师。事实上她没有爸爸，老高原本是她的姨母，她的亲生妈妈是老高的妹妹。小高本不想说谎，但在现代社会要跟别人解释“过继”这种事情还是很伤脑筋的。老高与小高很有默契，按照小高的课表给自己排班，她也不想见到这个每次都摆着一副臭脸的“女儿”。
小高“摆烂”了四年，这是老高亲眼见证的。周末不住校的时候，她会把脏衣服用编织袋扛回两人的出租屋，完成一次一个人的务工潮。回到家里一件件慢慢搓洗，这样就有了不学习功课的理由。到了实习的时候，她竟然找了一间寺庙做义工，给前来吃素斋的香客们打饭，提醒他们不要浪费一粒粮食。但是只要她们两个人一起吃饭，只有她们两人的时候，小高总是剩下一大半，回卧室偷偷啃薯片。不知道小高上辈子会不会是一只松鼠，她的枕头下面总有各种奇怪的东西：卫生巾、烟、面膜，有一次老高还发现了成人用品。她想就此质问小高，但始终不知怎么开口，她觉得自己作为一个跟她毫无血缘关系的监护人，还是尊重对方的隐私为好。
大四毕业季，小高打算做无人贩卖的成人用品生意，她向老高借钱说是启动资金，后面工厂前头店铺打理、防火防盗等都需要钱。老高第一次见她真心想做一件事，虽然不怎么光荣，却也是能赚钱的买卖，就从银行取了一大笔积蓄。谁料回来的路上，她被一辆拉货的三轮车撞倒，车轮碾压过了她的左小脚趾。当时倒也没什么事情，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她的身体素质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五六岁。
成人用品店刚开业的时候，老高每晚从食堂下班回家都要躲在店铺附近暗中观察一番，看看究竟什么人会来买这种东西，结果令她大吃一惊——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男女老少蔚为大观。她心想白天的上海和晚上的上海真是大不相同，像自己这个年纪，原来有这么多老不死的禽兽。老高一生未婚，直到现在都是黄花闺女，她长得不赖，至少比小高要好看许多，但因为带着这么个半女儿半外甥女的孩子，还是错过了几段姻缘。其中，令她最难释怀的一个男人从种满了棉花的地方来，人也像棉花一般白净柔软。他走的时候为老高留下一个枕头，是他用家乡的棉花亲自做的，枕头鼓鼓的，软硬适中，像父亲的肚子。她对父亲仅有的印象停留在对方的肚子上，很小的时候她总是睡在上面，在此起彼伏的呼吸中做一些香甜的梦，但这些记忆老早就模糊不清了，只剩一些温度和气味。
脚趾痛发生在车祸后的半年。那晚老高照例观察成人用品店的销售情况，一个熟悉的男性身影引起了她的注意——此人饶有兴趣地精心挑选，买了许多价格不菲的新款玩具，当他走出店铺从老高身边高昂着脖子路过时，她吓了一跳——是他！自己每晚枕的枕头就是出自挑选情趣用品的这双手。她紧忙闪躲，左脚小趾重重地撞在了水泥墙的直角上，一种无法形容的痛像生根了一样迅速蔓延到她的头顶，以及头顶上面更远的地方。原本以为几天后就会好，可是痛感却越来越强烈，她已经骑不了自行车，在食堂打菜时也是一副爱吃不吃的表情。小高带她拍片子，结果却没有一点问题，她的小脚趾像一口枯井一样健壮。
然而伴随着脚趾的疼痛，是从未体验过的乳房胀痛。老高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仿佛有喷泉在胸前涌荡。
小高说，你躲什么躲，这么多年了，他怎么还能认出你？老高说，可我一下子就认出他了，他好像没变老似的，还和那时候一样。小高说，当年我就觉得他不是什么正经人，就你觉得好，你这个人爱看脸，肤浅。老高说，我看上的是他的人品，虽然那时候他穷小子一个，但对我还是实心实意的。
小高哼了一声，说，他现在怎么有钱玩这个了？哎，你说他女伴多大岁数，是阿姨还是小姐……姐？对了，这么多年他一直在上海，难道他落户了？怎么落的？可真有本事。这么说来，你俩当初要是成了，今天我就能坐收渔翁之利了。哎哟，可惜了这个未给我做成爸爸的人。
可老高的脚趾一直在痛，尤其夜里枕在枕头上的时候，不仅脚趾痛，乳房也胀。枕头再也不像软糯的父亲的肚子了，那些让她做过许多美梦与噩梦的棉花纷纷向她控诉，仿佛枕在上面自己就是个罪人。她想起小时候许多个安眠的夜晚，即使没有父亲的肚子，也可以枕在装满了咖啡豆的麻袋上，伴随着浓郁的香气仰望码头的星空。那时候，她对上海这座城市充满了奇怪的幻想：它是什么性别？它和其他什么城市是朋友？它什么时候会飞起来？。她也幻想自己长大以后会做什么，是和父亲一样往返南洋运送咖啡豆，还是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童年时期的老高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她总是安静地待在一旁，在人来人往中自得其乐。
直到一天，父亲带回来的一个女人在炒咖啡豆的时候加了油盐和糖芝麻，研磨后在开水中煮沸，再过滤加入炼奶和糖；她用一杯正宗的南洋咖啡俘获了父亲的胃。这个女人身上有种和咖啡截然不同的香火味，她的女儿则既没有咖啡豆的味道，也没有香火味，而是浑身散发着烟草味——她总能逃过大人的眼睛，在只属于她的地方津津有味地抽烟，像一头老成的母羊羔。
此刻，老高在三甲医院的病床上狠狠枕着这个洁白的枕头，和家里比，还是这个枕头更让人踏实。“你没有病”是医生和护士这几年来苦苦劝说她的言辞，他们从一开始很好的态度变成了后来极不情愿的面孔。他们说老高是精神病，应该转到精神病院。他们说女人一辈子没结过婚真是悲哀。还暗暗猜想那个叫小高的也不怎么来看她了，估计是丢不起这人。不过，也有心地善良的医护说，你们也别这么说人家，你们没喝过她冲的咖啡吗？好特别的味道，但是很好喝，又香又甜，那次她端了好多杯到护士站。哦，对了，说是什么南洋咖啡。老高慢慢翻了个身，尽量让自己身上铁链的碰撞声轻一些，不要打扰病友睡觉。她下定了决心，就是神仙来请她，也要死死地住在这里，睡在这张床上，因为只有睡在这张床上她的乳房才不会胀，小脚趾也就不再痛。她无法解释个中原因，但医院的病床确实使自己的乳房从喷泉变成了死水。作为一个没结过婚的女性，老高觉得这是她能捍卫自己身体的最后一种努力。
白天法院来人送来了传票，是个年轻的男孩，与他同来的是小高和她的生母。老高已经十几年没见过自己这个异父异母的妹妹了，听说她年轻的时候搞服装批发，后来去了广东一阵子，现在上海卖红酒。她还是一如既往的漂亮，岁月在她身上没留下太深的刀口。
老高妹妹照例点了一根烟，别人让她熄掉。她厉声质问那个男孩，你看看我姐现在这个状态，她像是装的吗？有病就是有病，我们也不是没花钱，凭什么不让我们住院？
男孩说，阿姨您不了解，高女士的住院理由一直都是曾经出过车祸，我们也找当时的肇事司机了解过情况，跟人家没关系。可是高女士总借口身体抱恙，找那个肇事者麻烦。这次下传票，不单单是医院的意思，也是那个肇事者了解具体情况后强烈要求的。
妹妹说，你这话怎么说的，我们家没要那个人任何赔偿，她起哪门子劲？男孩说，于情于理，医院是给真正有需要的病人住的。您家这种情况算作老赖也不为过。妹妹一听这个词就气不打一处来，说你这人讲话怎么这么难听？老高说，你们不要吵了，让我安静安静。
她的确经常去三轮车司机家，那是个勤快的女人，每天要骑着三轮车往好几家饭店送蔬菜，也包括老高所在的大学食堂。车祸后有一次她来送菜，老高认出了她，她显得很尴尬。老高一面和她一起搬马铃薯和豇豆，一面闲聊，对方只是笑着点头，并不想与她谈论。这时候一个小孩子忽然从包菜麻袋后站了起来，哇一声吓了老高一跳。孩子手舞足蹈，神志不清，掀开上衣露出了自己的肚子，像皮鼓一样拍起来。三轮车司机见状，马上打了孩子一巴掌，让他乖乖坐回去不要出声，否则回家不给饭吃。孩子识趣地坐了回去，在蔬菜麻袋后露出光溜溜的脑袋和一双好奇的眼睛，偷偷打量老高。
打那以后，食堂包了肉包子、粽子或者新烙的糖饼、卤鸭腿之类的，老高总把自己那份省下来带给孩子。他和他外婆就住在老高下班回家的必经之路上，有时候孩子自己在家，被铁链锁在窗框边，像一只马戏团里上下跳跃的猴。老高没有办法替他解开，只能陪他说话，尽可能教他一些拼音和简单的算数。他外婆不喜欢老高，尤其不喜欢她接近孩子，好像同时要面对两个瘟神一样。每次见到老高和孩子有说有笑，她就会制造出各种不情愿的声响以示抗议。有一回老高在某个隐蔽的地方找到了铁锁的钥匙，悄悄配了一把，狼外婆不在时就把孩子解开，一听见三轮车咣当咣当的声音，再急忙锁上。
有一回，学校里的年轻人举行露天文艺汇演，老高赢得狼外婆同意，带孩子去凑热闹。那个傍晚天上满是大雨过后的红色晚霞，草坪散发着青春的味道。孩子挣脱老高跑到人群中，他兴奋极了，不住地叫喊、撒欢儿，后来老高觉得他应该是在模仿台上唱歌的哥哥。最后她在一个漂亮的女孩身边找到了孩子，怎料他见到老高忽然惊恐，直接伸手抓住了女孩的长发。女孩尖叫起来，更加刺激了孩子，他一边抓一边扯，女孩的几撮头发霎时落地。现场一片骚乱，老高拼命拨开人群想要阻止孩子，一把大提琴掉落，重重地砸在了她的左小脚趾上。
狼外婆赔了女孩不少钱，她希望老高不要再打扰她和她外孙的生活。老高识趣地走开，努力让自己不去想那个孩子的生活，可是她越转移注意力，脚趾就越痛，乳房也愈发肿胀，只能躺下来，枕在塞满了棉花的枕头上。枕头的高度可以使她透过窗子看到东方明珠的塔尖，有时飞机从上面飞过，像是在表演杂技。很多关于上海的景象老高已经看腻，对她而言这是一座无情的城市，她和更年期的女人一样会在夜里盗汗，会暗地里诅咒被她养育的人。
老高想把自己的脚趾扔掉，但是做不到，于是她扔掉了枕头。睡觉不枕枕头是一件神奇的事，刚开始很不适应，几天后早上起床时后背会自然挺直，像新做的标本，被一根钉子钉着。她渐渐期待夜里躺平在床上的时光，有种死去的感觉。她没死过，但却拥有对死亡的感受，那是一个人走回自己身体的感觉，不必回头看，也不用左顾右盼，只是缩回去，陷入一个冰冷但舒适的深渊。
护士长无数次劝说老高，你把自己锁床上，搞这么粗的铁链子，是要搞出大事情来的。咱们谁也没欺负你，你身体确实也半点毛病没有，住在医院不嫌晦气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如悄悄搬走，大家都有面子。
老高说，我年轻的时候特别想离开上海，我的理想生活是放牧，到一望无际的草原去，每天看马儿们飞奔。现在我就想守在上海，最好能死在这里，连我的骨灰一起都融到这儿的土地里。
护士长说，不就是因为小高要跟他妈妈落户了吗？你把户口也迁过去不就得了，犯得着演这么一出苦肉计吗？
老高觉得护士长完全是在胡乱揣摩自己。小高的店近年来不景气，关门大吉。她说这两年人们没什么玩心，人类的性行为快要变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了。靠自己落户上海的梦想彻底粉碎，她想去投奔生母。老高说，你母亲现在是有钱人家的夫人，你还有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去了也是自讨苦吃。小高说不见得，做人嘛，讲究“树挪死，人挪活”。在这个弄堂我已经死了，你闻，臭吧。老高说，不落户就是死？你也太极端了吧，全上海这么多年轻人，没户口的多了去了，怎么就你特殊。小高鄙夷地看着老高，说咱俩住了这么多年的房子，还是你爸的朋友施舍给你爸的，产权在人家手里，哪天人家想起来了，直接把咱们赶出去。死不可怕，流浪才要命。
老高在这个弄堂里住了大半辈子，在这儿送走过父亲。父亲癌症晚期的时候，为了省一支杜冷丁，咬碎过橱柜角。木屑掉下来，在固定的地方形成一撮冲积扇。为了不让他咬柜角，老高试过很多办法，最后父亲说你要么给我买瓶安眠药，要么把我锁起来。老高求他去医院继续治疗，这个倔老头表示坚决不浪费一分钱。老高说要不把兰姨叫回来，老头子说你敢。父亲死亡的那个午夜，他的身体一动不动地在铁锁链里沉默着，老高知道他走回了他自己，把剩下的肉和骨头毫不惋惜地撇给了世界，像喂狗一样。老高凑近嗅了嗅，有股浓郁的咖啡味，很醇香。她把自己脱光，月亮般的身体躺在父亲身边，她感到极其安详且冰凉。父亲纹丝不动，空气也是静止的，仿佛父亲和她都不曾来过人间。她把一只手从铁链的缝隙中伸进去，握住了父亲的一只手。她的小脚趾碰到了父亲那只溃烂的脚趾，于是她感受到了同样的腐烂从脚下更深的地方传来，从这座城市建成以前很久很久的时光中传来，蔓延到头顶，像是一瞬间释放了无数个黑夜。她记得曾经读过一位诗人的诗，里面有句话是“就像水消失在水中”，就是这个感觉。
前来悼念的只有兰姨女儿一人，也就是老高的妹妹。她抽了好多烟，浓雾掩盖了房子里的最后一丝咖啡味。她给了老高一笔钱，把一个小姑娘留下来，说等她境遇好了再把孩子接走。小姑娘姓阮，从母，老高说既然还没名字，就叫阮高吧。回到家里来。她妈妈说行，这名字好听。随着小高逐渐长大，她的阮姓也慢慢被“高”字覆盖，只有帮她在试卷上签“家长阅”时，这个姓氏才会昙花一现。
老高觉得如果不把自己固定住，她就要蒸发了。像绳子缠在电线杆上的风筝一样，她自己放飞自己；一头想去天外，一头说不行；于是两头互相拉扯，可中间的绳子从来不断，十分坚韧。现在她想把飞去天外的那一头扽回来，没有理由，只因为她是绳子。
她对医院的院长说，我知道我的脚趾没有事，全身都没问题，但我的确不舒服，我觉得我就要消失了，或者，就要喷发了。院长说如果你要闹，请自便，我们只好走法律程序。老高说，我感觉自己踩不住大地，要飘起来了。院长建议老高转去精神科。老高说我离不开现在这张病床，从窗外只能看到太阳和月亮，别的什么都没有，让我很安心。你知道的，这种视角在上海其他地方很难找到。于是，老高即将被强制性拖走。
老高换了一把更结实的锁，准备进行最后的抗衡。她的病友们说你这么做毫无意义，明天过后你非但不是病人，还是罪人了。老高说无论什么名义，给我定下来就好，我想要下降。病友们不理解，怎么有人如此不正常、不要脸？老高说我只是想落下来，什么都行，不然我就要远去了。去哪儿？病友们大惑不解。老高说回到我自己深处。
其实在她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好些天都没有回家。她徒步绕着整个上海走了一圈，从大街到小巷，每一条路都走过，形形色色的人都遇见，她确定自己不爱这座城市，她只爱这个城市上面的天空和下面的土地，唯独不喜欢它本身。她不知道家人为什么都深爱这里，朋友为什么都不想离开这里，就连野猫都被困住了。她失落地回到家，所有人都没发现她已经好久没回来了，他们招呼她吃饭，就像上一顿的碗筷她刚刚洗好那样。继母那天还送了她一双新鞋子，非常漂亮的红色布鞋，带一点高跟。老高试穿的时候，右脚尺寸刚好，左小脚趾却挤得要命。她勉强走了几步，疼痛感从脚趾席卷全身。她脱下鞋子将它们还给继母，然后跑开。她越跑越快，越轻，晚霞都被甩在了身后。
那个夜晚很热，她从码头附近跑到了繁华区。在灯火通明的大街上，她有种想把身上衣服全部扯掉的冲动。于是她接着从繁华区跑到一处没有人的胡同，把自己脱了个精光。她太热了，汗水流遍全身，同时她白皙的身体像天上掉下来的月亮一样，把小胡同照得通亮。她的小脚趾肿得鼓鼓的，看起来晶莹剔透。她期待着能有一个男人经过这里，惊讶地看着自己，然后不自觉地向她靠近。这是一条死胡同，身后就是尽头，脚趾的疼痛已经使她无力逃跑，发生什么她都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然而胡同口静静悄悄的，什么人都没有经过，连只老鼠都没有。不知过了多久，她只好失望地穿上衣服，踉跄地回到家中。
也是自那晚起，老高认定自己不喜欢这个城市，它从不对自己施以情节，只会收回原本属于她的故事。
在食堂打菜是退休以后的事情。老高原来的本职工作是一名药剂师。她给许多人开过药，治好过不少疑难杂症。有一个少女曾经慕名前来求医自己坏死的左小脚趾，老高用尽了办法也无济于事。有一天夜里，少女跑到老高值班的药房，说她的脚趾有感觉了，按下去会痛。老高问她是怎么做到的，她说她找到了那个欺负过她的流氓，用这只脚狠狠踢了他的裆下。这件事情老高一直记忆犹新，导致她偏执地认为要想恢复身体某个零件的功能，就要去踹点什么。
所以老高把自己锁在病床上，也是为了不让自己去踹任何东西。这个想法伴随了她好久，可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实施对象。如果踹一棵树，它是无辜的；踹一个人，就会被定义为寻衅滋事。踹什么东西都没有理由，因为她不恨它们，也不喜欢它们，而这完全可以使她对一切绕路而行。小高曾几度劝说老高，不要在医院里犯浑给她丢人，她总是一副居高临下的命令姿态，小小年纪仿佛已经厌恶一切。老高也想踹她，但还是忍住了，说只要我一直住在上海的医院里，就不用担心流浪。家有可能被收回，但病房永远不会。
每当夜晚来临脚趾疼痛时，老高不仅愤怒，同时也失重。她不止一次看到自己的双脚从病床上不自觉升起，带动她的腿和胯慢慢向上，这使得她的乳房更加胀痛，并且如果不牢牢抓住什么，她好像真的会飞起来！但是有铁链锁着就不同了，她感到踏实、安心，仿佛自己终于爱上了这座城市。夜深人静，病房里除了喘息和呻吟的声音，就是老高身上铁链的声响，清脆细微，有时候像风铃，有时候像风本身。老高觉得，自己锁住的是一扇门，一扇通往神奇世界的门，一扇足够逃离上海的门，但是谁也不能进去，包括她自己。
天亮了，老高听见执法人员沉重的步伐正迈向自己。她看到许多光晕在眼前铺展开来，一只拥有金色翅膀的小鸟衔来了一把钥匙。被子下面是她一丝不挂、正在从枯萎中复活的身体——她的乳房里流出了许多乳汁，瀑布一般带着彩虹和力量。
责任编辑 贾雨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