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前言

我在上军校时曾经发表过两三篇小说，分配到野战军后，领导知道我会写小说，就觉得肯定也会写材料，把我调到了宣传股。干了半年，忽然有一天，集团军宣传处来了个通知，说是要编一部军史，把我借调过去参加这一工作。他们也是觉得我会写小说，就应该会写军史。这个工作一干就是六年。主要是在军区一个离休的副司令的带领下，在全国各地采访那些老兵和首长。副司令的想法很宏伟，我们这部军史不是纯粹的学术著作，而是要写成一部纪实文学作品，让每个战士都爱读，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于是，我接触到了周英。周英是个老红军，也是我们集团军前身“老虎部队”医院第一任院长，她丈夫是我们军首任军长吴胜天。可惜吴胜天已经去世十多年了，我没能采访到他。采访周英，本来是为了核实吴胜天的一些事情，核实完以后，她却给我讲起了她和吴胜天的爱情，以及他们生的那几个孩子的事情。他们一共有四个孩子，但只有一个叫吴彩云的女孩活了下来。那时解放战争开始没多久，周英生下吴彩云三个月后，就跟随丈夫吴胜天南下了，在山东打了几仗，又参加了千里跃进大别山。到了大别山，她突然很想念自己还在河北邯郸留守处的女儿，就让老红军、保育员李田生带着孩子，前来相见。那是1947年冬天，形势还很紧张，沿途匪患甚多，又有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溃兵流窜，李田生带着吴彩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于1949年6月在浙江金华终于追上了部队，把吴彩云安全地交到了他们手上。

这个故事很传奇，说不定可以写成一篇小说。如果有人看上，拍成电影也不是没有可能。我一下子来了劲，采访完周英，又去采访了周英的女儿吴彩云。李田生呢，虽然早已去世，但我仍然利用休假的机会去了一趟河南麦县皇路店镇——这是他复员后生活的地方，可惜他从来没有给人讲起他在部队的经历，以至于很多年过去了，这里的人甚至都忘了他曾是一位老红军。很遗憾，我在这里什么也没采访到。英雄就是这么低调。

如果没有后来出现的赵铁牛，也不会有现在这篇小说。那部军史出版后，在集团军举行首发式时，我意外遇到了吴胜天的警卫员赵铁牛，他主动给我讲了他所知道的李田生千里护送吴彩云的故事。这完全是另外一个版本了。

这就不再是个传奇故事，而是一个精彩的小说了，无需我再作任何虚构，只照实把周英、吴彩云、赵铁牛三人向我讲的如实记录下来，就已很圆满了。但赵铁牛不让我这么做。他给我讲了这件事儿，是因为，他需要有人记录下来，告诉世人真相，但他又有个要求，要等他和周英百年之后，我才能这么做。我遵守和他的约定，把采访笔记庄重地收起来了。

十多年过去了，就在上个月，我突然接到赵铁牛去世的消息，这才想起，我和赵铁牛的约定已经到期了。周英走了，他也走了，我可以把这个故事公之于众了。我把当年的采访笔记找了出来，除了必要的补充和梳理，没有作任何修饰，你们将要看到的，都是真实的。

第一章 革命时期的爱情

时间：2000年9月17日

地点：江苏省南京市军干休所

讲述者：周英

年轻人，你听我说，我接下来要讲的事情，虽然不能写在正史里，但我希望你能用自己生花的妙笔，写成一篇文章，最好能在全国最大的报纸上发表，让世人看到，曾经有这样一位伟大的老战士，肩负组织的重托，千里走单骑，护送首长的女儿，从河北走到浙江，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经历种种磨难，最后圆满完成了任务。他叫李田生，护送的是我和吴胜天司令员的孩子彩云。

我们医院当时驻扎在浙江义乌。那天一大早，就有一只喜鹊落在我窗前的树上叫个不停，声音婉转动听，就像唱歌一样。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声音，以前没有听过，以后也没有听过。我披衣起床，拉开门来，那只喜鹊看着我，竟然也不害怕，似乎还冲着我笑了一下。年轻人，我不骗你，我能看出来，它就是冲我笑了一下。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我就知道，肯定会有天大的好事要发生了。

果然，快到中午时，吴胜天的警卫员来了，就是赵铁牛，你以后会采访到他的，他是从牛城警备区司令员的位置上退下来的。一个生在太行山区的苦孩子，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大字不识一个，后来参加了革命，建工无数，最后当上了正师级干部，娶了个女大学生，一口气给他生了七个孩子。那时他只有二十来岁，骑着马冲到我跟前，脸上的笑意就像熟透的石榴籽一样接二连三地迸了出来。我愣愣地看着他，我就知道，那个天大的好事来了。他跳下马，向我敬了个礼，大声地说：“报告院长，云云找到了，云云找到了……”

他的声音那么大，嗡嗡地响，每个字就像炸弹一样，在我眼前炸开了。我的眼前一黑，身子就软软地要歪下去。我知道是天大的好事儿，却没想到会这么大。赵铁牛抢上一步，扶住了我。我愣愣地看着他，有好多话要说，有好多的问题要问他，但我就是说不出来，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是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赵铁牛这人非常善解人意，他笑哈哈地对我说：“院长，你放心，云云一点事儿都没有，有胳膊有腿，活蹦乱跳，李田生也没有事儿，他们两个在首长那里，正等着你……”

我抓住他的手，颤抖着说：“快，快，快……”

医院的王协理员很快就牵来了一匹马。他脸上带着不可置信的表情，咂了咂嘴巴，却没有说出话来。是啊，云云已经失踪一年多了，所有人，甚至包括我，都认为她早就不在人世了。现在，云云失而复得，别说是他们，就连我，也觉得像做梦一样呢。

王协理员把我扶到马背上，关切地看着我，轻声道：“院长，快去吧，去吧。”

我骑上马，跟着赵铁牛向军部奔去。风儿在我耳边呼呼地吹着，速度已经够快了，但我还是不停地拍打着那匹马，我想快点见到云云，只有亲眼看到她活蹦乱跳地站在我面前，我才能放下心来。

她是我唯一的孩子。她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就再也没有后代了。原因很简单，我做了绝育手术。我是在生下云云后不久做的这个手术。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甚至包括吴胜天。他听了我的打算，低头沉默良久，低声道：“我尊重你的选择。”他这样说，我很欣慰，不过，我们两个也都知道，我决定的事情，向来很少改变，他即使不同意，也没什么用。在别人眼中，我是个女人，但吴胜天和我都知道，我首先把自己当作一个战士，然后才是一个女人。至于母亲，我更是把它放在了最后。对我们这些革命女性来说，做母亲，而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你想啊，我们每天都要行军，要战斗，自己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如果再挺着个大肚子，那还如何闹革命？最要命的是，我们还没有很成熟的堕胎手术，一旦怀上，就只能等着瓜熟蒂落了。这怀胎十月，是最为漫长的十个月。孩子生下来了也是一件麻烦事儿，你能带着行军吗？想想都不可能。

我生下云云之前，曾经有过三个孩子，但他们都没能活下来。

在说孩子之前，得先说说我和吴胜天的婚事儿。怎么说呢？我是自愿从军的。我原本在江西南昌女子师范学院读书，父亲是我们雉城县城关小学校长。18岁那年，我们家的女佣李大嫂突然来到南昌，她带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父亲重病，医生说是病危，他希望能尽快见我一面。我听到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母亲刚在前年生病去世，只剩下我们父女两人相依为命。父亲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办？我那时根本就没往其他地方想，你想嘛，我们雉城离苏区很近。部队源源不断地开过来，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我们县城周围经常会打仗。父亲去年把我送到南昌来上学，他回去时，忧心忡忡地看着我，长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没有什么事儿，你就不要再回去了吧。”我确实再也没回去。在这种情况下，他让李大嫂特地跑到南昌带我回去，可见他的病情是多么严重啊。

我心急火燎地要回到雉城去，李大嫂却不急不慢，一路上絮絮叨叨地说着张家长李家短，不知道怎么就扯到了周老板。周老板这人我也认识，是我们雉城最有钱的，但我一直都不喜欢他。他很胖，特别是他那凸起的肚子，就像身上扣了口锅，更要命的是，他左边脸上还有一个很大的黑痦子，上面长着一根长长的毛发，不知道为什么，他也不把那根毛发剃掉。每次我看到他时，都恨不得上去把它拔掉。他去年过了五十大寿，搞得非常隆重，就连前来“剿匪”的胡将军也出席了。

我们快到老家雉城县城时，李大嫂对我说：“你知道吗？前不久，周老板的老婆从娘家回来，一头闯进了战场，一颗流弹当场就把她打死了。”

我着急地问她：“我爸到底得的是什么病？”

李大嫂说：“你说吧，这个周老板也真是的，老婆刚死，还不到半个月呢，就又要娶媳妇了。唉，你说说，这算什么事儿呢？”

这样的事儿，周老板完全干得出来，他就是一个为富不仁的家伙嘛，但我对他的事儿并不感兴趣，我说：“管他呢，我爸到底得的是什么病？”

李大嫂说：“周老板虽然是急了些，但他那么有钱，无论是谁，跟了他，都会有享不完的福。”

我点了点头，觉得李大嫂说的也有道理，无论谁再嫁给他，确实吃穿不愁了。

李大嫂一脸神秘地看着我：“你知道周老板看上的人是谁吗？”

我们那条街上，长得漂亮的女人，我也认识几个。李大嫂成功地勾起了我的兴趣，我赶紧问她：“是谁？“

李大嫂得意地笑了，说：“是你啊。”

我一下子愣在那里，这怎么可能呢？我第一反应是觉得好笑，李大嫂这是跟我开玩笑呢。我笑着打了她一下：“李大嫂，你别拿我打趣了，到底是谁啊？”

她一脸同情地看着我，这让我有点紧张了，她说的是真的吗？但我随即把它否定了。可以说，父亲是我们县最开明的人，年轻时曾是同盟会员，据说还是我们县第一批剪辫子的。他在我心里，一直是个君子固穷不坠青云之志的知识分子，他最看不起的就是商人和官员，经常说，金钱乃万恶之源，官场乃污秽之地。即使周老板看上我了，按照父亲的骨气，他也不会同意的。我看着李大嫂，冷笑了一声，这玩笑有点过分了。我懒得再理她。

我们一回到家里，我就明白了，李大嫂说的都是真的。她把我带到父亲的书房，只见父亲很精神地伏在书桌前写着什么。我的脑袋嗡地响了，父亲什么病也没有。也就是说，他骗了我，很可能，就是让我嫁给周老板的。父亲挥了挥手，让李大嫂退出去了，然后一脸慈爱地看着我说：“英儿，回来了？”

我喃喃地说：“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要骗我？”

父亲说：“我并没有骗你，我确实有病，是比身体上的病痛更严重的心病。”

我愣愣地看着他，我没有想到，即使我把他的骗局拆穿了，他仍然会如此淡定，一点也不羞愧，连装一装的意思都没有。

父亲站起来，来回走着，声音低沉：“英儿啊，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我们得提前为自己铺好后路，像鸟儿筑巢一样精心准备。毕竟，手里有粮，心里不慌……”

我冷冷地看着他，心里暗笑，说吧，你说吧，我看你还能吐出什么样的话来。

父亲接着说：“周老板呢，虽然岁数是大了些，但岁数大了知道疼人。你嫁给他，以后日子就好过了，不用愁吃愁穿。有钱嘛，啥事儿都好办……”

我再也忍不住了，充满怨恨地看着他，说：“爸爸，你怎么能这样呢？我还要上大学，将来要当个老师呢……”

这个理想，我很早以前就告诉父亲了，他一直都很支持。

父亲打断了我：“如果放在以前，我是百分百赞成的，可现在是多事之秋，记住了，未雨绸缪总胜过临时抱佛脚……爸爸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但我实在担心你啊……”

父亲的所作所为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他挥手让李大嫂走开时，同时给她使了个眼色。我也看到了，却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这是让她去向周老板通风报信。我还没来得及向父亲表达我的愤怒，周家的几个下人就赶来了，他们把我抓了起来，关在了周家一个厢房里。周老板和父亲商量，决定当天晚上就给我们举办婚礼，生米做成熟饭，我也就没办法了。他们根本就没想到，我那时其实是下了必死的决心，但在我死之前，我会放把火把整个周家大院烧掉的。说起来，我也算是小家碧玉，但我一点都不娇气，这事儿要是放在别的女人身上，估计早就六神无主了吧。但我没有，我被关在周家的厢房里，没有哭，也没有闹，而是一门心思地想着出去了，如何避开众人，如何找到火种，如何点火，如何让火势尽快地烧起来。年轻人，我没有骗你，我真的是这么想的。要不，怎么说我是天生的革命者呢？

当天晚上，周家大宴宾客。周老板的面子果然够大，连胡将军都请来了，大大小小的军官坐了一院。你不得不佩服，周老板的办事能力还是很强的，从我回来到晚上六七点，也就七八个小时的时间，他居然就把一个婚礼准备得排排场场。两个女佣把我带到梳妆台前，那里已经有个女化妆师在等着了。梳妆台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发饰和首饰。

我的头发被精心盘起，上面插一支翡翠发簪，闪烁着温润的光泽。我的双手戴上了一副珍珠手镯，与旗袍上的珍珠纽扣相呼应，更增添了几分贵气。他们给我梳洗打扮好，换上新娘的喜庆衣服，那是雉城最有名的吴裁缝精心缝制的大红旗袍，上面绣着精美的牡丹图案，寓意着富贵和吉祥。旗袍的剪裁合身，完美地勾勒出了我的身材曲线。周老板本来还不放心，门口安排了两个壮汉，以防我逃跑。他们没有想到，我会如此配合，倒有点不好意思了，不但连正眼都不敢看我，还对我毕恭毕敬，点头哈腰。你想啊，婚礼过后，我就是周老板的夫人了，是老板娘了，而他们仍是下人，聪明人都知道该怎么办。

周老板虽然是个土鳖，但他请来办事儿的人却都是当地的顶尖专家。整个婚礼现场布置得既传统又浪漫，红色的灯笼和金色的喜字挂满了整个院子。周老板站在院子的另一端，他穿着笔挺的中山装，显得英俊挺拔。他看到我出来，忙迎了上来，牵着我的手走上红毯，接受着亲朋好友的祝福和掌声。

我们两个在会场中央站定，我一眼就看到，周老板左边脸上那颗黑痦子似乎变得更大了，上面长着的那根长长的毛发也更长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到这颗痦子上的毛发，就想冲上去把它拔掉。我用左手紧紧地握住右手的手腕，拼命地克制着。那个念头如此强烈，以至于我的整个身子都颤抖起来。他们还以为我是太过激动，哈哈地笑了起来。我连忙低下头，紧紧地盯着自己的脚尖。周老板却觉得我这是害羞了，他因此更加兴奋，笑意更浓，那满脸的皱纹仿佛瞬间苏醒，层层叠叠地铺展开来，那些自命不凡的得意怎么也藏不住，争先恐后地从每条皱纹里溢了出来。我感到一阵难以名状的厌恶，仿佛被一股无形的恶臭笼罩，让我的胃都忍不住翻腾起来。我急切地想要逃离这片被污染的空气。老天爷好像听到了我的呼唤，就在我们即将交换婚戒时，酒席上一个年轻人突然站了起来，他戴着眼镜，穿着长袍，像一个儒雅的教书先生。他撩起长袍，掏出一支短枪，向着邻桌的胡将军射去。枪声一响，天啊，那些端盘子的、烧火的，甚至周老板请来的戏班子，都像变戏法一样，纷纷从身上掏出枪来，冲向酒席上那些军官。在震耳欲聋的枪声中，我听到了远处城墙那边传来了几声炮响。

红军就在那天晚上攻破了雉城。这是三年来，雉城第一次被攻破。我的婚礼帮了红军的大忙，胡将军的部队所有校级以上军官都来参加婚礼了，战场上没有人指挥，那些城墙上的守军在内外夹击之下，很快就溃不成军了。

周家大院闯进了更多的红军战士。我好奇地打量着他们。他们忙碌而有序地穿梭在院落之间，搬来医疗器材，搭建起帐篷，一座简易的救护所很快建起来了。我站在那里茫然张望，到处都是死掉的胡将军的部队士兵，胡将军静静地躺在那里，脸上带着一丝神秘的微笑。周老板和我父亲早就跑得不见踪影，不但是他们，似乎所有雉城的老百姓都消失不见了，整个雉城只有红军战士在来来回回地奔跑着。我津津有味地观看着这一切，对那些红军一点都不害怕，反而跟着他们跑来跑去，甚至还帮着几个女兵一起抢救伤员。她们看着一身新娘打扮的我，一脸惊讶，我也充满好奇地看着她们，女人也能当兵，这放在从前，我是想都不敢想的。也许就是从那一刻起，我萌发了成为一名革命战士的想法。

天刚蒙蒙亮，我们安置完所有伤员，刚要坐下来喘口气，一个骑兵赶来，他急切地大声传达着上级的命令，国民党大部队已经向雉城开来，先头部队已经在二十里外与阻击部队开火，雉城所有的部队都要赶紧撤退。刚刚安静下来的周家大院立即又活过来了，就像他们搭建救护所时一样，他们眨眼工夫就把它拆得干干净净，要不是地上残留着的血迹，你根本就看不出来这里曾是一个救护所。那些红军像风儿一样走了。我回头打量着周家大院，这才想起，我本来是要烧了它的。好在现在也不晚。我立即找来火柴，来到堆满木头的柴房，急切地划着火柴，毫不犹豫地将它投向柴房。那堆干燥的木头被点燃，火势迅猛地蔓延开来。火光熊熊，照亮了夜空，也映照出我兴奋的脸庞。我静静地站在大火前，感受着火焰带来的热度，心中充满了说不出的快意。

年轻人，我这一生，也算是轰轰烈烈了，干过很多大事，比起其他事儿来，这算是一件小事儿，但它却是我18岁时干的最大的一件事儿。本来觉得很艰难的事情，结果却是如此简单。我兴奋得大声呼喊，声音在火海中回荡，仿佛要将这份激动与喜悦传递给整个世界。这一刻，我感受到自己身上充满力量，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我知道，今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将无所畏惧，因为我已经拥有了这份火一般的勇气和力量。

对了，你可能猜到了，在我的婚礼上第一个掏出手枪的那个穿着长袍的斯文先生就是吴胜天。我那时决定把周家大院烧了，至于烧掉以后，我要怎么办，倒没有想那么多。这下好了，有了红军，有了吴胜天，一切都明了了，我要投红军去！我穿着一身火红的新娘旗袍，宛如一团燃烧的火焰，跟在红军的队伍后面小跑着。这身装扮在清一色的灰布军装的红军队伍中格外醒目，红军战士投来好奇的目光，有的窃窃私语，有的摇头轻笑。尽管心里怦怦直跳，但我尽量保持着镇定，微笑着向他们点头致意。就这样，我跟着红军队伍顺利抵达了苏区，成为了一名红军战士。

我本来是在红军医院工作，没过多久，吴胜天就找来了。当时，我还很惊讶，瞪着眼睛问他：“你怎么知道我参加了红军？你又是如何知道我在医院里？”他笑了笑，说：“我是干什么的？我是搞侦察的，你就是变成一只鸟，我也能认出来，把你从几百只几千只鸟中找出来。”他是代表组织来找我，说是要选派几名女同志到上海做地下工作。吴胜天后来告诉我，红军本来计划，在我进入洞房后再开枪，但他看着我与那个丑陋的老男人拜完天地，就要交换婚戒时，实在忍无可忍，就掏出短枪，提前行动了。为了这事儿，他还受了批评呢。

我有些惊讶，对我们红军来说，一是一，二是二，任何事情都不能如此随便，何况是一次大战？他擅自行动，仅仅就是受到一点点批评吗？他狡黠地看着我，嘿嘿地笑了，说：“那当然，本来还准备给我立功呢。我为什么提前开枪？我告诉他们，是因为一个假扮成上菜的红军不小心露出破绽，被胡将军看出来了，我不得不当机立断，击毙胡将军，提前行动了。”

我们家老吴，还是很聪明的。后来他向组织提出来，让我和他一起前去上海做地下工作。上海是什么地方？那是龙潭虎穴啊。对于地下工作者来说，最好的掩护身份是什么？当然是夫妻了。如果有个孩子，那就更理想了。你想嘛，敢于投身反政府的，都是些什么人？都是无牵无挂的年轻人嘛。如果成了家，有了孩子，心里有了牵挂，也就等于捆住了手脚。国民党特工也是懂得这一点的，所以，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往往会假扮夫妻。说是假扮，但天天生活在一起，变成真的了该怎么办？这是我不能接受的，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让我们成为真正的夫妻。于是，我就向组织提出，要我和吴胜天假扮夫妻前去上海搞地下工作可以，但我必须和他先结婚。就这样，我和吴胜天结婚了。不可能有什么婚礼了，就是请来几个同志，摆上几盘干果、糖块，有一搭没一搭地嗑着瓜子，说着闲话，算是做了见证。

我们在上海呆了两年。形势越来越紧，更多的人叛变革命，同志们不断地被捕。我和吴胜天一直没有孩子，房东总是旁敲侧击地问我们，怎么还没孩子啊。就连首长，也暗示我和吴胜天，最好还是有个孩子，这样就更像是一对夫妻了。要不，就是真夫妻，也像是假的了。我们立即行动起来，我终于在半个月后怀上了孩子。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和吴胜天兴奋地讨论孩子的名字，最后决定如果是男孩就叫向夏，女孩就叫向秋。夏天热烈，秋天绚烂，看上去很正常很普通的名字，实际上却蕴藏着我们坚定的革命信念，向夏，就是向夏明翰烈士学习，向秋，就是向鉴湖女侠秋瑾致敬。我们也觉得很幸运，上海这个花花世界，肯定比苏区的条件好，生起孩子来，也相对安全。但人算不如天算，随着顾顺章、向忠发等人的叛变，1932 年 12 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临时中央决定撤出上海，秘密搬迁到瑞金苏区。

我们是分批秘密撤出上海的，我和吴胜天在第二年七月抵达瑞金。没多久，向夏就出生了。向夏的降生，如同一道曙光照进了我们的世界。吴胜天抱着他，眼中满是慈爱和温柔，仿佛所有的疲惫和困苦都烟消云散了。我也沉浸在这份喜悦中，抚摸着向夏娇嫩的脸庞，眼中满满的都是母爱。

然而，好景不长。一个多月后，敌军发起了第五次“围剿”，瑞金再次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我们不得不将向夏寄养在远离瑞金的一个叫丁村的小山村，这里有对中年夫妇，结婚多年却不曾生养。他们对向夏的到来惊喜交加，再三向我们保证，他们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悉心照料他。

在离开丁村的前夜，我抱着向夏，在月光下轻轻地晃动，给他吟唱着红色歌曲。说来好笑，我也是在南昌上过学堂的，但我真的把那些流行的歌曲全都忘了，只记得参加革命后学的一些红色歌曲，那些歌曲都是热气腾腾的，好在向夏早就睡着了，他的呼吸均匀而宁静，仿佛整个世界都为他而安静。我亲吻着他的额头，心中默默祈祷，希望他能在这个远离战火的地方平安成长。临别时，我抱着向夏久久不愿放手，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但我知道，这是为了保护他，为了让他能够在这个乱世中更好地生存下去。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不断与敌人没日没夜地进行着厮杀。那场战争进行了整整一年。伤亡很大，吴胜天刚到瑞金时，本来只是一个营长，一年时间，就成了师长。他当然也很英勇，但死的人实在太多，战争的残酷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1934年10月，我们不得不离开瑞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临出发前，我不顾吴胜天的劝说，甚至也不顾组织的命令，执意要再去看看向夏。我骑着马，穿越战火纷飞的山林，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见向夏一面。当我抵达丁村时，眼前的景象让我惊呆了。村庄早已经化为灰烬，只剩废墟和残骸。我四处寻找着向夏，但除了废墟和残垣断壁外，什么也没有找到。当地的老乡告诉我，我们把向夏送到丁村的第二天，国民党反动军队就袭击了这里，村里人都遇难了，包括向夏。

我无法想象向夏那么小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无法想象他临死前是多么无助和害怕。我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我抱着头，跪在废墟上放声大哭，哭声在空旷的山谷中回荡。如果我一直带着向夏，如果我把向夏换个地方寄养，也许他就不会遭遇这样的厄运。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悲痛和绝望，但我也明白，我是一名战士，还有更重要的使命要完成。我擦干眼泪，站起身来，骑上马，去追部队，泪水随风向身后飘去。回到部队后，我因为擅自行动而受到了组织的警告处分。这是我这一生中唯一一次受处分，但我并不后悔。

在接下来的长征路上，我时常会想起向夏那纯真的笑容和稚嫩的脸庞。每当夜幕降临，我都会独自坐在火堆旁，凝望着远方的星空。我想象着向夏此刻正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快乐地生活着，他的笑容如同星星一般璀璨。我也想象着我们重逢的那一天，我会紧紧地抱着他，告诉他，我有多么爱他，多么想念他。

岁月如梭，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我已经从一个年轻的女人变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然而，在我的心中，向夏的身影却从未消失过。这是我的第一个孩子，他固然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时常会坐在窗前，望着远方的天空发呆。我知道，在那个遥远的天堂里，向夏一定也在默默地注视着我。我们虽然相隔万里，但我们的心却始终紧紧相连。我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里，我们一定会在那个美好的世界里再次相遇。

向夏的死亡，对吴胜天的打击是惨重的。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就不用多说了，她是抗战时期在延安出生的，是个女孩，我们叫她向秋。那时红军改编成了八路军，吴胜天由红军的师长变成了八路军的团长，他特地抽空从前线赶回，但他甚至都没来得及看上她一眼，她在出生半个月后就因为伤寒而去世了。我当然也很悲痛，吴胜天为了带我走出伤痛，和我商量，我们准备再要一个孩子。

我们与日寇进入持久战，日子相对平静了一些，吴胜天也从前线赶回，在延安学习。他又提起要孩子的事情。我没有什么理由拒绝，只好同意了。那时生活还是很艰苦的，但就是奇怪了，我还真的很快就怀上了。过了十个月后，顺利地生下来了，是个男孩。他小小的，红红的，像极了春天的桃花。我望着他，心中满是欢喜，于是自作主张地给他取名元元，寓意着他是我们新生活的起点，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吴胜天一有空就赶到我这里，抱着元元，满脸洋溢着满足的微笑。这份幸福如同初升的阳光，温暖而动人。

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他很快就去前线了。

组织为了照顾我，特地把我安排在延安保育院。我在保育院呆了两年，实在无法忍受这种不上战场的日子，就向组织要求也去前线。组织拗不过我，只好安排我到一个分区的野战医院当了院长。我带上元元，踏上了那条充满未知与危险的道路。

在前线，元元成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头宝。他天真无邪的笑容，总能给疲惫的官兵们带来一丝慰藉。然而，好景不长，日寇突如其来的“扫荡”打破了这份宁静。敌人如潮水般涌来，我们且战且退，掩护我们医院的部队被打散了。长时间的奔波，大人们都吃不消，更不用说一个孩子了，元元变得越来越瘦弱，后来他发了一场高烧，没撑几天便没了呼吸。每次一回想起他那小小的、苍白的脸，我的心就揪着痛。

两个月后，吴胜天带着部队经过我们分区，我将元元的事情告诉了他。他的眼神瞬间变得空洞而失神。他愣在那里，仿佛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他的双唇微微颤抖，想说些什么，但最终只是沉默地低下了头。他的身体微微颤抖，仿佛无法承受这巨大的打击。他的眼角滑下一滴晶莹的泪水，无声地滴落在地上，破碎成无数细小的碎片。

“元元……”他低声呢喃着，声音沙哑而颤抖。他抬起头，望向我，眼中充满了痛苦。他伸出手，想要抚摸我的脸庞，但手却在空中停住了，叹了口气，收了回去。他蹲下身，抱着自己的头，喃喃地说：“是我……是我没有保护好他……”他声音中充满了悔恨和自责。失去孩子的巨大悲痛淹没了我，我也蹲了下来，和他一起相拥而泣。

我们失去了三个孩子，每次对我的打击都犹如抽筋剥皮。我暗暗发誓，在打败日本鬼子之前，我是决不会再要孩子了，我再也承受不了失去孩子的痛苦。我和吴胜天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只能杜绝同房。我们那时连三十岁都不到，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夫妻生活对我来说倒没什么，只是委屈了吴胜天。他为了发泄过剩的精力，就拼命地训练部队，打仗时就带头往前冲。他从团长升为旅长，在抗战结束时成为分区司令员。我不让他碰我，他满脑子都是打仗，整天琢磨的也是打仗，哪里还有打不好仗的道理？

我没有想到日寇说投降就投降了。那一晚，整个延安都沸腾了，欢乐的人群在街头巷尾涌动，人们脸上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喜悦，欢声笑语与激动的泪水交织在一起，人们互相拥抱、放声高歌。我和吴胜天跟随着人群，一直转到后半夜时才回去，还是激动得睡不着，一切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我还抱着侥幸心理，觉得就这么一次，不可能怀上的，但我没想到，还是中招了，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日寇虽然投降了，但还有国民党呢。我不想让这个孩子捆住我的手脚。我瞒着吴胜天，偷偷地吃了堕胎药，又用了各种土办法想把孩子打下来，但这个小生命极其顽强，即使我用肚子使劲地撞击桌角也没用，最终还是在我的体内生根发芽悄然绽放了。她的到来，让我既感到欣喜又忧虑。我给她取名叫彩云，希望她能像云彩一样自由、纯洁。面对彩云的到来，我内心深处对吴胜天还是有点怨恨的。如果没有他，也许我就不会陷入这样的困境了。好在，这种恨意很快就过去了，看着彩云那双清澈的眼睛，我的心都化了。我那时就下了决心，无论再难，我也要把这个孩子养大，我再也不能失去她了。

组织上看我辛苦，主动帮我找了一个保育员。这个保育员是个男的，叫李田生，有三十来岁。他是红军长征到达四川时参的军，在抗战快结束时，他在战斗中负伤，虽然命保住了，但却成了瘸子，只好留在延安保育院当了一名保育员。他个子不高，显得有点佝偻，一脸憨厚，即使穿着军装，也像一个老农民。他心很细，天生就是一个保育员。孩子出生没多久，我就没奶水了，全靠李田生搞的面糊糊喂着她，他还在面糊糊里加上了剁碎的蔬菜，研磨成粉末的干虾，把彩云养得白白胖胖的。说实话，他要比我这个母亲还要细心。有他照顾彩云，我和吴胜天都很放心，吴胜天在前线指挥作战，我在医院里也忙个不停，我们甚至可以十天半月把孩子扔给李田生而无需任何担心。

在彩云出生两个月后，形势紧张起来，国民党反动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这个时候，我突然得了阑尾炎，只好住进了医院，准备手术。我独自站在医院走廊的尽头，内心犹豫不决，我想在做这个手术的同时，把绝育手术也做了。我实在是不想再生育了。我承认，我一直都是个合格的革命战士，但却不是一个好母亲。我也无意去当一个好母亲，就像彩云，我虽然也爱她，但把她交给李田生照顾，我也可以十天半月地不见她。一个彩云已经足够了，我很爱她，我愿意把所有的爱都给她。

我深吸一口气，就这么决定了。当我告诉医生时，他愣了一下，微微皱了一下眉头，但很快恢复平静了，说：“您需要明白，这意味着您将永远失去生育能力。”我点了点头，声音中透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我明白。”他看了看我，又把头扭向了窗外，显然，他对我的决定感到不安：“我需要请示一下吴司令员。”我微微一笑，说：“不错，我是吴司令员的爱人，但我也是一个革命战士，一个独立女性，我自己可以做出这个决定。”我直直地盯着他，语气中透露出不容置疑的威严。我是医院院长，他不能不听我的。他沉默片刻，最终点了点头，同意了。

手术进行得异常顺利。我醒来后，躺在床上，望着窗外明媚的阳光，却感到一种莫名的空虚。我做出了一个无法逆转的决定，尽管我并不后悔，但这也不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决定。吴胜天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赶来了。他坐在我床前，眉头紧锁，默默地凝视着我，似乎试图从我的脸上找到答案。

“你……真的做那个手术了？”他艰难地开口，声音中透露出一种无奈和痛苦。

我看着他，轻轻地点了点头，说：“是的，我已经做过了。”我挑衅地看着他，声音中充满了坚定和决绝。这有什么呢？大不了，我们就离婚。我反正已经有了彩云，做过母亲了，我是个完整的女人了，这一生，没什么遗憾了。

吴胜天沉默片刻，无奈地叹口气，仿佛所有的挣扎和不甘都随着这口气消散在空气中了。他轻轻地握住我的手：“我知道，这是你的决定，我……我没有办法改变。”他低声说道，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我尊重你所有的决定！”

“胜天，谢谢你。”我轻声说道，声音中充满了感激和温柔。

吴胜天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握紧了我的手。

军队很快被组织起来，拉上了战场。在彩云刚刚过了百日，吴胜天被任命为纵队司令员，我也被调往纵队医院担任院长。部队要南下，我们只得把孩子留在了河北邯郸留守处，由李田生抚养。我们约定，等战争结束后，我们就回来。

一年多的时间转瞬即逝。我们一路南征北战，打到了大别山。这时的战斗已经不那么激烈，我有时间开始思念起远在北方的彩云了。我和吴胜天商量，让李田生带着彩云前来大别山与我们团聚。吴胜天立即同意了，他也想念彩云。

胜利的脚步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它甚至超出了李田生和彩云的脚步。他们在11月份出发，历经艰险，第二年四月份到达大别山时，我们已经转移出了大别山，到了河南。他们又追着赶往河南，但在他们赶到河南时，我们又转移到了湖北参加襄阳战役，然后又前去豫西南麦县打了一仗。等到李田生带着彩云赶到麦县，我们又去参加淮海战役了。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与他们两个失去了联系。一直到1949年1月份淮海战役结束，李田生和彩云仍然没有消息。我们在安徽蒙城一边紧张地进行强渡长江的准备，一边焦灼地等待着他们。吴胜天甚至不顾相关规定，偷偷地派出保卫部长带领一个班，沿着我们部队走过的路，重新走回大别山，一路上打听两人。一直到河南麦县时，才听到当地的农会主席说，在我们部队出发不久，曾经见过一个中年瘸腿男人背着一个大概两岁左右的小姑娘在寻找部队。保卫部长问了很多人，反复确认了，李田生和彩云最后确实消失在了一个叫庙岭的村庄，而那个村庄当时遭到了敌机轰炸，早被夷为平地了。

保卫部长带回来的消息如同一把尖刀，深深地刺入了我和吴胜天的心中。我们两个再在一起时，就变得沉默寡言，小心翼翼地避免提起这个话题。每个夜晚，我都会在梦中见到彩云，她不再是个三个月大的婴儿，而是一个三岁多的天真无邪的儿童，她冲着我咯咯地笑着，张开双臂朝我扑了过来。可不是嘛，算一算，彩云应该三岁多了。

有天晚上，我站在窗前，望着远方的星空，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焦虑。我喃喃自语：“彩云在哪里呢？”吴胜天正在整理床铺，他突然停了下来，愤怒地瞪着我，眼中充满怨恨和痛苦地问：“你当年为什么要那么做？为什么不和我商量就做了绝育手术？”

我无言以对，只能默默地承受着他的指责和怨恨。我知道他心中的痛苦和失望，但我却无法解释和弥补。彩云如果真的死了，那我和吴胜天就再也没有自己的孩子了。是的，我也有点后悔了。

吴胜天愤怒地丢下手中的被子，转身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好吧，我承认我输了，我甚至已经做好了准备，革命成功后，我就和吴胜天离婚，让他娶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给他再生一个孩子。

我们打过了长江，向江南进军，五月份的时候，解放了金华，部队进行休整。本来，对于生养孩子，我和吴胜天都已经心如死灰，一年多了，李田生和彩云如果还活着，他们也早就该找到我们了。现在没有找到，那说明，他们很可能已经死在河南。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赵铁牛赶来告诉我，李田生和彩云安然无恙地到达了军部。你能想象那一刻我的心情吗？那是一种悲喜交加的复杂情绪，仿佛黑暗的夜空中突然绽放的烟花，既耀眼又令人心痛。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是感激、是欣慰、是思念，也是愧疚。这个消息，就像是一束光，照亮了我心中那片被阴霾笼罩的天空。这就是生活啊，总是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我赶到军部，终于见到李田生和彩云，心中的激动如潮水般汹涌而来。然而，当我走向彩云时，她的反应却让我心头一紧。她望着我，眼中满是陌生和好奇，她似乎对我这个突然出现的陌生人感到害怕，紧紧地依偎在李田生的身边，不愿意接近我。

吴胜天轻轻拍了拍彩云的背，轻声地对她说：“那是你的妈妈啊，孩子。”

彩云却摇了摇头，似乎对我的身份依然感到困惑和不安。我的心如被刀割一般，一阵难以名状的酸楚涌上心头。我离开她时，她还只是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如今已经三岁多了，时间的流逝让我在她眼中变得如此陌生。

我深吸了一口气，强忍住心中的哀伤，含着泪水，缓缓伸开双臂，温柔而坚定地说：“彩云，我是妈妈啊。”

彩云看看我，又看向了李田生，眼睛里仍然是疑惑和胆怯。在吴胜天和李田生的鼓励和引导下，她慢慢地走向我，小心翼翼地依偎在我的怀中。我紧紧地抱住她，仿佛要将她融入我的骨血之中。我亲吻着她的脸颊，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她的名字，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滑落，滴在她的头发上。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和满足。我感激李田生这些年对彩云的照顾和关爱，也感激他终于把彩云完整地带到了我们身边。如果我失去了彩云，也可能会失去吴胜天。虽然我和他之间没什么爱情，但就像一双鞋一样，穿惯了，就是最合适的了，也就懒得再换了。

李田生告诉我们，他们的确是在河南麦县遇到了空袭，不过，不是在庙岭，而是在一个叫皇路店镇的地方，他为了保护彩云，腿被炸伤了，为了养伤，他们在那里耽搁了大半年。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怪不得我们一直没有他们的消息。

李田生带着彩云，跟着我们从江南打到了西南，我和吴胜天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李田生看我和吴胜天工作太忙，就继续带着彩云，一直到1960年，彩云上中学了，他这才复员。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坚决不要任何职务，就要回去当个农民。

你要采访他？现在晚了，他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彩云当时还有病，但还是坚持前去参加了他的葬礼。他的墓碑也是彩云立的，上面还刻有她写的一首诗：“李叔如慈父，爱我似亲儿。恩情深似海，永留我心间。”他护送彩云的经历，我虽然听说一些，但知道得最多的还是彩云，这是她的亲身经历。虽说那时她只有两三岁，并不记事，但在她成长中，仍旧是李田生在照顾她的吃穿住行，李田生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啥话都对她说，当然也包括护送她的事情。你要是想知道，最好还是去采访一下我女儿吴彩云，她和我一样，也是部队医院院长，人很和善，一定会对你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好了，年轻人，我所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你要是还想知道其他的，就去采访云云她们去吧。

……

（节选自《青年作家》2024年第8期）

【作者简介：裴指海，本名裴志海，出生于1974年7月，原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2021年退役。著有长篇小说《往生》《锅盖头》《香颂》，中短篇小说集《白毛女与白月梅》《亡灵的歌唱》《亲爱的裴指海》等，曾获全军优秀文艺作品奖、全军中短篇小说奖、紫金山文学奖等，现居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