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任大星任大霖二位先生给我们讲述了许多独特的故事，这些故事从前未有人讲过，它们只属于任氏兄弟。

比如大星先生的《三个铜板豆腐》。

我是在很多年前看的，但至今还记得那个故事：当时，三个铜板可以买一块豆腐。大星（这是一篇自传性的小说，我相信这里的“我”就是大星先生本人）与弟弟跟随妈妈到外婆家，第一次吃上了美味的豆腐。外婆见兄弟两个心满意足的样子，许诺他们下次再来时还请他们吃豆腐。然而世事变迁，再次见到外婆已是二十多年后，那时外婆已偏瘫在床。但外婆却一直没有忘却当初的承诺，她让兄弟俩从她的贴身口袋里拿出了保存许久的三枚暖烘烘的铜板，要请他们再吃一次豆腐。然而，因物价飞涨，三个铜板已经买不下来一块豆腐了。但外婆那绵延了二十多年的记挂与爱，让他们泛起盈盈泪光。

比如大霖先生的《灯笼》。

也是一篇第一人称的作品。作品讲述了他学生时代的一位可亲可敬的老师——平老师的故事。平老师不仅勇于在日本兵面前保护学生，还敢于在歌咏比赛上让学生合唱爱国歌曲，因此被敌人打伤，不久后便传来他去世的消息。“我”（我以为这里的“我”就是大霖先生）为此内疚不已，大病一场，因为他曾在平老师的婚礼上失手掉落灯笼，弄熄了蜡烛，这是不祥预兆，年少淳朴却又无知的他觉得是因他的过失而导致了平老师的死亡。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他却意外地见到了平老师——平老师并没有死，当年他逃离家乡参加革命去了。一直压在心头的郁结刹那间打开，乌云顿去，如日中天。

他们二位都很在意“文学”二字。文学在他们那里是一门讲究的艺术。他们的故事总是很有质地，既有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又有能让当今读者产生强烈共鸣的情感。这些作品具有可以超越时代的品质。

当我们在回忆任氏兄弟时，是不是应当重提现实主义的话题？之所以提及这两篇作品，目的也正在于此。他们以及他们那一代作家，是非常强调现实主义的。他们喜欢写第一人称的作品，其实不是选择什么叙述视角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十分在意个人的生活经验而自然选择了这一叙述视角。当然，这里并没有暗含一个观点：第三人称就是非现实主义的。事实上，大部分现实主义经典，都采取的是第三人称视角，但在任氏兄弟这里，第一人称的使用确实是他们在意个人的经验、在意现实主义使然。其实，他们大量的作品也还是第三人称，但即使第三人称，写的依然是他们的个人经验。

巴西作家若热·亚马多，也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当他谈到他的代表作《可可》的写作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力图在这部书中，用最低限度的文学性和最高限度的真实性，来讲述巴伊亚州南部可可庄园工人们的生活。”他为了强调现实主义精神，故意有点极端地作了如上表述。其实，他是一个同样注重文学性的作家。我们光是从他的作品的名称都可以看出其“文学性”。

现实主义精神，是人类文学史的魂。我们不经意提及的那些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基本上都是现实主义精神的产物。但到了上个世纪中期，这一精神渐渐地不再像从前那样被强调了。“观察”“体验”“凝视”“逼真”这些词渐渐远去，代之而起的是“虚构”“想象”“幻想”这些词——它们成为作家们（包括儿童文学作家）津津乐道的高频词。现实主义精神淡化，是不争的事实。

前些年，我说得最多的也是这些词。这没有错。中国当代文学（包括儿童文学）想象力不足，这也是不争之事实。但过去这么多年之后，我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当我们将全部注意力放在“虚构”“想象”之上时，我们的目光渐渐从历史、从现实之上挪移开了，殊不知，被我们忽视了的、漠视了的那一切，是文学的根本性写作资源。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那些故事，其实是任何虚构、任何想象都无法相比的——我们的想象力即使强大无比，也不可能超过造化、超过现实，超过冥冥之中的造物主的设计。想一想，连我们的所谓想象力，都是它给予的。

中国儿童文学是不是需要重新面对任氏兄弟、面对“现实主义”？我们是不是该重新考虑想象力与记忆力的关系？是不是应该这样想：想象力固然重要，但记忆力——对现实的记忆能力更重要？是不是应该回到现实主义的大旗底下，再用冷静而犀利的目光观察、打量这个风起云涌、变化万端的世界，去眺望苍茫无极的远方？

现实主义创造了文学史的辉煌，一部儿童文学史的辉煌同样离不开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存在的根基，也是文学存在的理由，我们无法对其淡漠，更无法背弃。中国当下的儿童文学需要尊重现实主义，需要认真的回归，那是应有的一份理性。感谢任氏兄弟留给我们那么多富有指导性和启发性的文学文本。

任氏兄弟是我敬仰的两位作家，我曾是他们的忠实读者。作为后来的作家，我从他们的作品中获得过很多写作的经验，这些经验至今在影响我的写作。他们是新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先驱，他们创造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儿童文学范式，他们的作品有许多来自他们童年的经历，质朴的文字、真诚的写作态度、从内心深处自然流露的情感，以及他们对儿童文学永不停歇的探索和思考，都值得我们后来的作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