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引言：1933年，鲁迅杂文的顶点与“结”点

正如李长之论鲁迅时所说：“一个人的作品，在某一方面最多的，就往往证明是一个人的天才的所在。”[1]显然，在鲁迅的创作中，杂文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其总数超出千篇，编定成集就有14部。以量而论，1925年是鲁迅杂文创作激增的一年，他由此开启了从“小说自觉”到“杂文自觉”的转变。近年来，学界围绕1925年前后鲁迅的“杂文自觉”，取得了一系列颇有影响力的成果，且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在持续进行中。然而，依循鲁迅杂文创作的增量逻辑，1933年显然是一个更为关键的年份。

1933年的鲁迅似乎进入了一种彻底“放开”和“自由”的写作状态，“这是他一生中杂文创作最勤奋、所写杂文数量最多的一年，收入文集的文章就有148篇之多”[2]，几乎是1925年的3倍。这一年，他经常以两天一篇，甚至一天两篇的速度进行写作，“如此密集的写作和发表，在鲁迅的整个杂文创作中创造了最高的也是惊人的记录”。[3]然而，颇耐寻味的是，鲁迅在杂文创作顶峰的1933年，对于“短评”“杂感”“杂文”等概念的使用却显得相当含混，“存在着着意将‘短评’、‘杂感’、‘杂文’的差异模糊化的一面”；[4]另一方面，他又力图实现方法论上的自觉，以使杂文这一文体具有彻底的独立性。1933年既是鲁迅杂文创作的巅峰，也是各方对其评价产生分歧和争议的节点。可以说，我们理解了鲁迅的1933年，也就理解了鲁迅的整个杂文创作。与其在那些聚讼纷纭的“文艺标准”中作“立场”的选择，与其在鲁迅既“明确”又“含混”的表态中各有择选地建构“杂文自觉”，不如回到1933年的历史情境，首先来考察鲁迅为何会如此密集地创作杂文，以及他是如何编纂杂文集的。

一、“批评空间”中的“抄袭” 与“拼贴” ?

论及鲁迅1933年的杂文创作，绝大多数研究都会从黎烈文接手《申报·自由谈》谈起。黎烈文托郁达夫向鲁迅约稿，鲁迅碍于朋友情面“漫应之”，黎烈文全身心投入《自由谈》以致无法照顾临产的夫人而丧妻，鲁迅深受触动从而全力支持他，于是频频为《自由谈》撰写稿件……这一情景既见于鲁迅结集《伪自由书》时的描叙，也得到了茅盾、唐弢等其他作者的印证，还获得了当时的文学史家的认可。例如，撰写《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的陈子展曾对唐弢说过：“如果要写现代文学史，从《新青年》开始提倡的杂感文不能不写；如果论述《新青年》以后杂感文的发展，黎烈文主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又不能不写，这样才说得清历史变化的面貌。”[5]的确，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黎烈文接手《申报·自由谈》后所进行的锐意革新，其意义不亚于此前茅盾改革《小说月报》。无独有偶，两次革新都是从鸳鸯蝴蝶派文人手中“抢夺”了阵地和读者，分别促成了小说和杂文观念上的更新和创作上的繁荣。而背靠老牌大报《申报》的副刊《自由谈》，其历史更悠久，在市民群体中受众更广，影响力也更大，可以说是中国市民社会和市民文化发展变迁的见证。

李欧梵就是借用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s）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理论，以《申报·自由谈》为依托，探讨了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在特定历史时期开创并逐渐丧失“文化和政治批评的‘公共空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他最后的重点落在了鲁迅及其1933年在《自由谈》上发表的杂文，认为鲁迅“滥用”媒体，通过杂文“肆意”骂人，造成了中国“公共空间”的缩小。这就是李欧梵的名篇《“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该文曾轰动一时传颂甚广，无数研究者跟风效仿，“公共领域”“批评空间”遂成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乃至形成固定的研究套路。姑且不论李欧梵“故意‘误读’”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这是他自己声称并津津乐道的；也姑且不论他有关30年代《申报·自由谈》“批评空间”和“公共空间”表述的自相矛盾，他一边说鲁迅为“自己开创了一点自由的空间”，一边又说鲁迅要为“公共空间”的萎缩而负责；仅就他对鲁迅1933年《伪自由书》等杂文的整体评价而言，其实并无多少新意：“我一直认为，如从文学艺术的立场来看鲁迅这个时期的杂文，其实并不出色，甚至较早期的哲理抒情性的杂文逊色。如果从意识形态的立场来看，左翼的人当然会为这些杂文叫好，然而，事过境迁之后，这一片叫好之声又似乎很空洞。”[6]显然，这和之前苏雪林等三四十年代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论述，几乎如出一辙，就连对鲁迅《伪自由书》杂文只是以“骂人”破坏“自由”的评判，也一脉相承，尽管他不厌其烦地援引套用哈贝马斯的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李欧梵在贬低鲁迅《伪自由书》的文学价值的同时，还从技法层面进行了论证：“就《伪自由书》中的文章而言，我觉得鲁迅在这方面反而没有太大的贡献。如果从负面的角度而论，这些杂文显得有些‘小气’。我从文中所见到的鲁迅形象是一个心眼狭窄的老文人，他拿了一把剪刀，在报纸上找寻‘作论’的材料，然后‘以小窥大’把拼凑以后的材料作为他立论的根据。事实上他并不珍惜——也不注意——报纸本身的社会文化功用和价值，而且对于言论自由这个问题，他认为根本不存在。”[7]李欧梵生动地绘制出一幅鲁迅杂文“生产”图：鲁迅一边剪报，一边粘贴拼接，然后一篇杂文写就，一本杂文集编成。李欧梵的“剪刀”“拼凑”论，的确触及了“鲁迅《伪自由书》中文章的生产”和杂文集的成书过程。当然，这也并非他的独特发现，因为在《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的后记中，鲁迅就已明明白白地交代了自己的创作和出书，就是“剪刀”和“笔”的结合，即他一再论述和强调的“剪贴”。李欧梵不过是把鲁迅的自我言说换成他极具主观色彩的词语，例如加引号的“引用”，或直接称其为“抄袭”“文抄公”：“这种‘引用’的结果（当然他也引用《申报》的消息，但较《大晚报》的少）是鲁迅变成了‘文抄公’，而且抄起来劲头十足”；“这种故意剪贴抄袭的技法”，“一方面他引用报纸上的其他文章和消息，一方面他又对这些剪下来的文章作片段的拼凑，再加以评论。‘原文’被他技巧地拼凑以后，变成了不可置信的说法，而鲁迅自己评论的声音，却显得更有权威。有时候，他即使只作拼凑的工作，也会拼凑出一种荒谬的现实”。[8]

李欧梵的用词不仅极具主观色彩，而且是经过刻意选择且颇具“攻击性”，例如“心眼狭窄的老文人”，要知道，鲁迅此前很多激愤的论争和反击，都与对手有意无意地用“老”字来攻击他有关。1933年，杨邨人便因沿用革命文学论争时的手段，始终抓住“老”字来做文章，引起了鲁迅的强烈反感，这在相关杂文中可明显看出。李欧梵贬低鲁迅《伪自由书》杂文的杀手锏，还在于他把鲁迅言说的“剪贴”直接等同于“抄袭”，这一指控在1925年就已被用来攻击鲁迅，并引发了他与陈西滢、顾颉刚等人的深刻矛盾。而鲁迅自己言说的“剪贴”手法，经过李欧梵颇具感情色彩的重叙，又变成“抄袭”“文抄公”，这是鲁迅研究尤其是鲁迅杂文研究中，一个需要被认真回应的问题。

二、“剪贴”成“集”：“群文”的凸显与鲁迅的“杂”编

《伪自由书·后记》中，鲁迅首先点出“剪刀”与“笔”的结合，是他兴致所在；《准风月谈·后记》中，鲁迅对“剪贴”的“剪刀”与“笔”，有更简洁明确的界定：“写的和剪贴的，也就是自己的和别人的。”[9]《伪自由书·前记》中，鲁迅曾有交代：“此外为我所看见的还有好几篇，也都附在我的本文之后，以见上海有些所谓文学家的笔战，是怎样的东西，和我的短评本身，有什么关系。但另有几篇，是因为我的感想由此而起，特地并存以便读者的参考的。”[10]由此可见，鲁迅的“剪贴”手法不仅仅是一种编排策略，更是他杂文创作的一种独特手法。他剪下反对者、攻击者的文章，附录在自己原文之后，同时也包括编选剪贴文而生发的感想和额外补写的文字。

鲁迅的《“以夷制夷”》旨在揭露国民党当局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真相，并讥讽其哭诉“国联”的行为，正合列强长久以来的“以华制华”策略，而非日媒所说的“以夷制夷”。文章在4月21日的《申报·自由谈》刊登后，《大晚报·火炬》副刊遂组织发表一系列攻击文章，指名鲁迅并骂他为“老于世故”“警犬”“乱咬”，或以“吾党（国民党）”立场出发附和之。鲁迅编定集子《伪自由书》时，干脆把这些文章直接附录贴于自己的《“以夷制夷”》之后，其中选有李家作的《“以华制华”》（4月22日）和傅红蓼的《过而能改》（4月26日）。这一做法既不是随意的选择，也不是任意的拼贴。剪下材料，只是“剪贴”的第一步，鲁迅通过“笔”撰写一些“点睛”的案语和定位文字，把相关材料粘贴在一起，才是“剪贴”更为重要的一步。在李家作的《“以华制华”》之前，鲁迅有案语“跳踉”，因为李家作的文章的确写得跋扈蛮横，通篇都在谩骂鲁迅“警犬”式的“老于世故”和“威风”：“只有他可以彷徨彷徨，呐喊呐喊”；“他的威风没有人敢冒犯，和哈吧狗比较起来，哈吧狗真是浅薄得可怜”。[11]在傅红蓼的《过而能改》之前，鲁迅给的定位文字是“摇摆”，因为傅红蓼接着李家作的“警犬”攻击，却以稍显“大度”的立场来劝说“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傅红蓼还特意为孔子的这句名言作补充，“再加上一句：‘知过不改，罪孽深重’”。[12]他看似“大度”地“劝转”鲁迅改过自新，但处处暗含警告和威胁：“因为警犬虽然野性，但有时被棍子当头一击，也会被打出自己的错误来的，于是‘过而能改’的警犬，在暗地里发急时，自又便会想忏悔，假使是不晓得改过的警犬……这种犬，大概是‘罪孽深重’的了。”[13]

除了这些有案语功能的文字之外，鲁迅另外补写了一篇《案语》随之附录，进一步说明和回应这些攻击文章。他明确指出，这些文章的出现，“大半倒因为我引以为例的《××报》其实是《大晚报》，所以使他们有这样的跳踉和摇摆。然而无论怎样的跳踉和摇摆，所引的记事具在，旧的《大晚报》也具在，终究挣不脱这一个本已扣得紧紧的笼头。此外也无须多话了，只要转载了这两篇，就已经由他们自己十足的说明了《火炬》的光明，露出了他们真实的嘴脸”[14]。可以说，通过“点睛之笔”“补写之笔”，鲁迅实现了对所剪材料的有机粘贴，原文和其后的剪贴文，俨然是一个有内在“叙事”逻辑的“大文本”，完整而全面地呈现了事件的本末。通过剪贴附录对手文章，鲁迅不仅呈现了自己先受、屡受攻击的史实，还展示了自己回应和还击的全过程。是非曲直只有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只有在全面查阅双方的言行后才可下判断，否则仅阅读鲁迅文章会推导出他喜好“骂人”的片面结论。

《不通两种》（写于2月3日，刊于2月11日《申报·自由谈》）以《大晚报》的《乡民二度兴波作浪》报道为材料展开论述，明明是军警镇压民众，且有民众当场被击毙，新闻报道却歪曲为乡民欲夺手枪，“当被子弹出膛，饮弹而毙”[15]。鲁迅旨在揭示，并非作者文字的不通，“大抵倒是恐怕‘不准通’，因而先就‘不敢通’了的缘故”[16]。编定成集时，鲁迅在《不通两种》后面附录有王平陵的反驳攻击文章《“最通”的文艺》，并冠名“因此引起的通论”，另附鲁迅7月19日所写的《官话而已》，并冠名为“通论的拆通”，以此作为答辩和回击。《战略关系》（写于2月9日，刊于2月13日《申报·自由谈》）讽刺所谓的“诱敌深入战略”实乃国民党政府放弃抵抗。鲁迅剪贴周敬侪在《自由谈》2月13日发表的《奇文共赏》，既作为鲁迅《战略关系》的有力佐证，又共同呈现出当时的舆论场现状。

此外，编定成集的《伪自由书》中，还有《颂萧》《止哭文学》《文人无文》《杀错了人》《透底》等，文后都附有剪贴文章。其剪材之用心、案语之巧妙，可谓论战性与叙事性的完美结合，在此不一一详述。其中，《透底》一文系瞿秋白所作，署鲁迅常用的“何家干”笔名发表于4月19日的《申报·自由谈》。《伪自由书》成书时，这篇文章后面附录有祝秀侠的《来信》以及鲁迅自书《回信》。这种类似答读者问的形式，在解答祝秀侠的“疑惑”与“质疑”的同时，很好地阐释了“透底”的“底”之所在。三篇文章共同构成一个完整叙事的大文本，鲁迅与瞿秋白在思想和文风上的相似性也得以进一步呈现。或可以说，正是剪贴群文的出现，鲁迅影响和主导了叙事主旨，使得瞿秋白署名“何家干”的文章更像自己的文章。当然，鲁迅的《回信》，以“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的现象为例，指出“这也是一种八股”[17]，明显是对祝秀侠化名“首甲”回应鲁迅《辱骂与恐吓绝不是战斗》的回应，表达了对革命阵营中的“极左”言论和“新旧八股”“洋八股”的批评。不难看出，剪贴有祝秀侠的文章，附录有鲁迅的《回信》，《伪自由书》中《透底》的主旨和具体的针对性，其实和瞿秋白署名“何家干”的原文略有不同。

和《伪自由书》相比，1933年编定、1934年出版的《准风月谈》中剪贴附录的内容显著减少，仅有三篇杂文后面附有剪贴材料，分别是《“感旧”以后（上）》《答兼示》和《扑空》。《“感旧”以后（上）》的文后，鲁迅编集时以“备考”为题，附有施蛰存的文章《〈庄子〉与〈文选〉》，紧接着就是《“感旧”以后（下）》。与1925年“青年必读书”论争的立场保持一致，鲁迅对开列推荐“国学”“复古”书目的负面作用始终保持足够的警惕。10月份之后，围绕“《庄子》与《文选》”之争，鲁迅和施蛰存展开了论争。施蛰存随后发表了《推荐者的立场》《致黎烈文先生书》《突围》等文章来回应鲁迅并表明自己的态度，鲁迅在《准风月谈》中，也依据时间顺序和应答逻辑，把这些文章剪贴附录。《扑空》文后附录施蛰存的《推荐者的立场》以作备考，另写《〈扑空〉正误》，坦诚自己在颜之推叙述中的一些错误记述，而这些错误正是施蛰存在《突围》中用来反驳鲁迅的材料。鲁迅坦然地把施蛰存的《突围》剪贴附录，并在“正误”中表明自己的态度：“在这里对于施先生和读者订正我的错误。”[18]在《扑空》及上述剪贴文章之后，《准风月谈》紧接着编排了鲁迅的《答“兼示”》。随后，鲁迅再次剪贴附录《致黎烈文先生书》，让读者一目了然施蛰存对鲁迅的三项驳复，以及鲁迅对此的“反驳复”。由此可见，《准风月谈》中附有剪贴文的篇章，都与施蛰存及其围绕“《庄子》与《文选》”的论争有关。或可以说，三篇附有剪贴文的作品，是三组小的“群文”，分别对应着论争的缘起、走势和没有“结论”的收束。这三组小“群文”，又共同构成一个大“群文”，系统呈现了鲁迅和施蛰存之间往复论争的全貌。因此，在《准风月谈·后记》中，鲁迅未再对此做过多解释：“这案件的往复的文字，已经收在本文（集——引者注）里，不再多谈；别人的议论，也为了节省纸张，都不剪帖了。”[19]这里出现的“剪贴”一词也明确地指向了结集时对他人相关文章的附录粘贴。

就直观效果而言，《伪自由书》《准风月谈》附录的剪贴文以及《自由谈》上曾经发表的原文，共同构成一组“群文文本”，呈现出互动式写作和言论的交错往复，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同时，由于“点睛”案语的存在，原文和其后的剪贴文被巧妙地粘贴成一个富有内在叙事逻辑的“大文本”，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都有所展示，鲁迅拆论、立论的过程也得以完整呈现。这种剪贴成集的方式，不仅强化了鲁迅杂文论辩性、战斗性的特质，同时也凸显了其叙事功能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更为重要的是，“剪贴”作为一种编集成书的方式，与鲁迅的“杂文”观息息相关。

近年来，关于鲁迅杂文概念的讨论和研究越来越多，成为鲁迅研究领域的热点。鲁迅本人对于杂文的说辞含混不一，也为各方提供了多种阐释的可能性。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杂文”之所谓“杂”，首先（起初）并非基于文体意义上的标识，而是源自鲁迅在结集出书时的编排处理。鲁迅最早使用“杂文”这一称谓是在《坟》的编选和出版过程中，他在1926年11月的《写在〈坟〉后面》中明确提到：“于是除小说杂感之外，逐渐又有了长长短短的杂文十多篇。其间自然也有为卖钱而作的，这回就都混在一处。”[20]鲁迅这里所说的“杂感”确实具有文体层面的蕴涵，更接近后人所理解的杂文文体；这里所说的“杂文”，则更多指向结集时的编排处理，即把不同体例的文章汇（混）杂统编在一起。所以，鲁迅称《坟》是“我的古文和白话合成的杂集”[21]，在《题记》的开篇也曾说：“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集合了做成一本书样子。”[22]1932年4月30日，鲁迅为其编定的《二心集》撰写序言时，又一次明确道出“杂文的结集”，依旧是从编集处理方式上来定义“杂”：“自从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写了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为揭载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们相称，就很少做《热风》那样简短的东西了；而且看看对于我的批评文字，得了一种经验，好像评论做得太简括，是极容易招得无意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后也不想再编《坟》那样的论文集，和《壁下译丛》那样的译文集，这回就连较长的东西也收在这里面，译文则选了一篇《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附在末尾，因为电影之在中国，虽然早已风行，但这样扼要的论文却还少见，留心世事的人们，实在很有一读的必要的。还有通信，如果只有一面，读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将紧要一点的几封来信，也擅自一并编进去了。”[23]在此，“杂”的汇编不仅包括鲁迅自己长长短短不同体式的文章，还进一步扩展到了译文。值得注意的是，鲁迅还将别人的来信和自己的回信一同“杂”编入集。与此同时，鲁迅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批评文字”“太简括”，容易招得有意无意的“曲解”“误解”，因此，把相关材料尤其是反对者的论说，一并“杂”编到自己的集子中，就成为他越来越强烈的愿望。《三闲集·序言》可为佐证：“‘杂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确也因此很吃过一点苦，但编集是还想编集的。只因为翻阅刊物，剪帖（贴——引者注）成书，也是一件颇觉麻烦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终于没有动过手。”[24]这里再次提到了“剪贴成书”，并明确表示这种“剪贴”与对手的言说有关：“至于对手的文字呢，《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中虽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并不足以窥见全体，我想另外搜集也是‘杂感’一流的作品，编成一本，谓之《围剿集》。如果和我的这一本对比起来，不但可以增加读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别一面的，即阴面的战法的五花八门。”[25]后来，在给杨霁云的信中，鲁迅还透露打算剪贴汇编一部自己被攻击、被围剿的作品集：“集一部《围剿十年》，加以考证：一、作者的真姓名和变化史；二、其文章的策略和用意……等，大约于后来的读者，也许不无益处。但恐怕也不多，因为自己或同时人，较知底细，所以容易了然，后人则未曾身历其境，即如隔鞋搔痒。譬如小孩子，未曾被火所灼，你若告诉他火灼是怎样的感觉，他到底莫名其妙。我有时也和外国人谈起，在中国不久的，大约不相信天地间会有这等事，他们以为是在听《天方夜谈》。所以应否编印，竟也未能决定。”[26]

可见，鲁迅谈及杂文时，常常将其与结集和编书联系在一起。“杂”字的运用，正是为了拓展“编”的范畴：从汇集自己长长短短体式不一的文章，到把译文收入，再到汇集剪贴对手的文字。就像鲁迅反复言说和期待的那样，“‘杂感’一流”的文章，因剪贴包括对手在内的文章而汇编成“杂文”合集。尽管“围剿集”最后并未单独编成，但鲁迅在《伪自由书》中开始尝试剪贴附录对手的文章，鲁迅“杂文集”之“杂”的蕴涵，因此也得以全面展现。需要强调的是，“剪贴”成“集”，相较于一般作品或仅由作者自身作品汇编成集，更为复杂且更费心力。例如，鲁迅自1933年3月就答应李小峰，把《自由谈》上的文章结集出版，交由北新印行，但最后到9月底才完成出版。固然是因为鲁迅忙于写作和翻译，又有家庭事务拖累，但主要原因是他采用了新的编排方法。6月25日，面对李小峰的一再催促，鲁迅复信说：“杂感尚未编过，恐怕至早要在下月初了。这回的编法，系将驳我的杂感的文章，附在当篇之后，而又加以案语，所以要比以前的编法费事一些。”[27]

在《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的剪贴文章中，《颂萧》及其附录的这一组特别值得重视，由此切入，既可以洞察鲁迅缘何对剪贴如此痴迷与投入，同时又可在比较中直观地体察剪贴的成效，使我们更清晰地认知“杂文”之“杂编”蕴涵。《颂萧》原题为《萧伯纳颂》，写于2月15日，发表于2月17日的《申报·自由谈》，入《伪自由书》时，鲁迅在其后剪贴附录《大晚报》“社论”《萧伯纳究竟不凡》和补写的回应文章《前文的案语》，署名是鲁迅曾用过的笔名“乐雯”。除了《颂萧》，鲁迅还有不少专论萧伯纳的杂文作品，如《谁的矛盾》《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萧伯纳在上海〉序》《“论语一年”——借此又谈萧伯纳》以及《打听印象》等，这些作品分别收录于《南腔北调集》和《准风月谈》中。就单篇文章而言，每篇意蕴和修辞各有所长，或行文回环曲折或一唱三叹，或“凝练紧凑”或“疏落雍容”。[28]然而，《伪自由书》中《颂萧》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其剪贴附录有《萧伯纳究竟不凡》《前文的案语》，三篇文章共同组成一个“群文”文本；同时，因鲁迅相互串联的“案语”或“题记”——“又招恼了大主笔”“也不佩服大主笔”[29]，三篇文章又链接成一个完整的有内在逻辑关联的“大文本”。这样的剪贴编排，远非报纸上的单篇或《南腔北调集》中分散的萧伯纳论可比拟。“就文字而言，文章针锋相对，插招换式，一来一往，铺排得都相当精彩；但就论战而言，鲁迅与乐雯一前一后，两面夹击，《大晚报》的社论遭到解构，其间的立论基础立刻坍塌”[30]。《伪自由书》中的《颂萧》连同其他两篇附录文章，已然是鲁迅“剪贴”而成“群文”的典范，但这仍不足以体现鲁迅对萧伯纳材料剪贴的痴迷与投入。在《伪自由书》成书之前，鲁迅就曾与瞿秋白一同搜寻有关萧伯纳来华的报道、评论和相关文章，汇编而成《萧伯纳在上海》。其成书之迅速，堪称中国出版史上的奇迹。《萧伯纳在上海》的奇特之处还在于它的署名——“乐雯剪贴翻译并编校，鲁迅序”[31]。《萧伯纳在上海》迄今仍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32]，更少有人从正面对“剪贴”展开论述，大家多把此书视为关于萧伯纳来华的资料集，把“剪贴”等同于资料的“汇编”[33]。鲁迅“剪贴”而成的《萧伯纳在上海》，是有选择地“剪”和创造性地“贴”的结合，是一部精彩的“杂”文编集，也是一个凝结了鲁迅文艺修养和创作才华的叙事文本，呈现出1933年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的林林总总，真可谓名副其实的“儒林”最新史。

三、“剪贴”入“文”与鲁迅杂文文体自觉

鲁迅把一些在《自由谈》上发表的散篇，收录到《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中，文章无疑就脱离了《自由谈》这一原生场域，但经过鲁迅的“剪贴”成“集”，原本“脱域”的单篇反被嵌入了一个更合乎历史情境的场域之中。当然，并非所有的文章在结集时都附有剪贴文。为了让读者明了各篇的由来和所指，鲁迅特意撰写了《前记》和《后记》。其中，《后记》尤为关键，它起到了“粘贴剂”的作用，把《自由谈》上的散篇编织成了一个相对严整的叙事文本。因此，不论是出版方还是反对者，都对《后记》给予了特别重视。北新书局在宣传该书时特别强调：“篇末有七八千字之后记，详述其投稿自由谈之经过，以及年来中国文坛之丑态，吐其感想，讥嘲怒骂，淋漓尽致……”[34]《伪自由书》出版后，《社会新闻》的编者迅速发表“读后”，把攻击的炮火对准《后记》：“伪自由书，鲁迅著，北新出版，实价七角。书呢，不贵，鲁迅的作品；虽则已给申报自由谈用过一道，但你要晓得，这里还有八千字的后记呢，就算单买后记，也值。并且你得明了鲁迅先生出此一书的本意，是为了那些写在自由谈上的杂感吗？决不是，他完全是为了这条尾巴，用来稳定他那文坛宝座的回马枪。”[35]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批评者也抓住鲁迅的《后记》来做文章，如右翼刊物《新垒》上的《关于鲁迅的伪“自由书”》、曾今可的《“鲁迅的狂吠”与“伪自由书”》等。[36]

鲁迅在编定《准风月谈》时，特别在《后记》中对《伪自由书·后记》所遭受的批评和非议作出了回应：“记得《伪自由书》出版的时候，《社会新闻》曾经有过一篇批评，说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书的本意，完全是为了一条尾巴——《后记》。这其实是误解的。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的了。但画上一条尾巴，却见得更加完全。所以我的要写后记，除了我是弄笔的人，总要动笔之外，只在要这一本书里所画的形象，更成为完全的一个具象，却不是‘完全为了一条尾巴’。内容也还和先前一样，批评些社会的现象，尤其是文坛的情形。”[37]鲁迅在此特别强调，有了《后记》这条“尾巴”，他的杂文世界才“更加完全”，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而且，《后记》的“内容也和先前一样”，写作方式也都一样。换言之，《伪自由书·后记》《准风月谈·后记》既是对前文的说明和导引，阐述何谓“剪贴”，本身又是《自由谈》风格杂文的典范，践行和展示了何谓“剪贴”，以及这种手法如何进入写作的全过程。

其实，《准风月谈·后记》中反驳《社会新闻》的那几行文字，是最后的定稿，鲁迅在初稿中的描叙要详细很多。“《社会新闻》曾经有过一篇批评”这一句在起初的手稿中为：“不久，就在《社会新闻》五卷十三期（二十二年十一月九日出）上，出现了一篇用花边围起来，以显示其重要的文章——”[38]破折号之后，鲁迅另起一段，原封不动地剪贴了署名“莘”的《“读伪自由书”书后》。尽管鲁迅后来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重写，但庆幸的是，这两页弃稿一直被许广平保存收藏，后把它随同其他手稿一并捐赠给了上海鲁迅纪念馆。近年来，随着《上海鲁迅纪念馆藏鲁迅手稿选》《上海鲁迅纪念馆藏品选》等公开出版物的发行，这两页被弃用的手稿也得以公开呈现于世人面前。这两页手稿的性质、界定以及是否收入《鲁迅全集》等问题，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39]更让笔者感兴趣的是，经由这两页弃稿，我们可一窥鲁迅杂文创作的构思和生产过程。通过比对《社会新闻》上的原文，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如何剪、如何贴，如何把报刊材料巧妙地融入自己的创作文本。对于鲁迅为何舍弃两页手稿并改动另写，学者朱正曾有深入分析。他认为，鲁迅是为了使批驳更加聚焦，直击论敌之“要害”。不过，朱正也坦诚，这并不意味着鲁迅对剪贴写作方式的舍弃。他进一步解释说：“自然，要全文照录也未始不可。只不过必须同时给以批驳。就象作者在《〈伪自由书〉后记》里和本篇后一部分里处理许多反面材料的办法一样。这两页弃稿表明，开始作者正是准备这样做的。”[40]

的确，不论是鲁迅为之辩护的《伪自由书·后记》，还是舍弃了《社会新闻》文章剪贴的定稿《准风月谈·后记》，剪贴文章已然成为“正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伪自由书·后记》其实并非像北新书局广告所说，“详述其投稿自由谈之经过”，而是在开篇就提到：“我向《自由谈》投稿的由来，《前记》里已经说过了。到这里，本文已完，而电灯尚明，蚊子暂静，便用剪刀和笔，再来保存些因为《自由谈》和我而起的琐闻，算是一点余兴。”所谓“余兴”，就是鲁迅继续利用手头从《大晚报》及其他报刊剪下的材料；所谓“琐闻”，就是指鲁迅与《大晚报》《社会新闻》及其相关作者之间的冲突。鲁迅特别声明：“只要一看就知道，在我的发表短评时中，攻击得最烈的是《大晚报》。这也并非和我前生有仇，是因为我引用了它的文字。但我也并非和它前生有仇，是因为我所看的只有《申报》和《大晚报》两种，而后者的文字往往颇觉新奇，值得引用。”[41]为了证明《大晚报》文字的“新奇”和“值得引用”，鲁迅援引了《大晚报》1933年3月30日的一篇报道，实际上是整篇的“剪贴”：他首先剪贴报道的正文部分，揭示其内容实际上是一起并无“伦常”关系的两性纠纷；接着，他原样剪贴报道的题目，揭露《大晚报》故意用“干叔奸侄女”等标题“耸动低级趣味读者的眼目”[42]。

《伪自由书》结集时，鲁迅剪下对手文章附录在自己原文之后，成为他独特剪贴手法的首要直观表征。而在《后记》的文本中，对《大晚报》相关材料的“完整引用”——基本不作改变地保留原初的印刷字体，成为鲁迅剪贴手法的又一直观表征。这种追求甚至延伸到了标题的字号和形态，鲁迅力求保持其原样，这在他的手稿和交给出版社的发排稿中尤为明显。然而，当这些作品最后成书时，都被统一成一致的印刷文字，使得剪和贴的痕迹相对淡化了。尤其是在后来编撰或再版的横排书籍中，这种剪和贴的效果又有所减弱，以至于很容易被读者忽视。

相较于《大晚报》及其副刊，《社会新闻》对《自由谈》和鲁迅的污蔑与攻击，“手段巧妙得远了”，“只驱使着真伪杂糅的记事”。[43]因此，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中，将相关文章一篇一篇原封不动地剪贴，并深挖其叙事逻辑。鲁迅先是剪贴《社会新闻》2月7日的《从〈春秋〉与〈自由谈〉说起》，该篇貌似“围观”守旧的礼拜六派文人和新派的黎烈文等“短兵相接战斗愈烈”的“好戏”，并不明确表态；[44]3月3日的《左翼文化运动的抬头》，通篇为“‘守旧文化的堡垒’的动摇惋惜”，为“左翼文化运动的抬头”而忧虑；[45]3月24日的《黎烈文未入文总》，看似替黎烈文“辩诬”，实则包藏祸心地指控，作者一边澄清黎烈文尚未加入“文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一边又检举黎烈文主编的《自由谈》已被“左翼普罗作家”占领，“确指鲁迅与沈雁冰为《自由谈》的‘台柱’”；[46]5月6日的《鲁迅沈雁冰的雄图》，该篇意在进一步检举鲁迅等左翼作家、进步作家，提醒当局注意管控《自由谈》。鲁迅在剪贴了《社会新闻》的相关内容之后，遂有一段评论。虽然《社会新闻》并未直接指控黎烈文的“左翼”政治身份，但其他小报由此跟进，传播黎烈文介绍《自由谈》作者加入“左联”的谣言。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社会新闻》等刊物的一再检举、告状，“到五月初，对于《自由谈》的压迫，逐日严紧起来了，我的投稿，后来就接连的不能发表”[47]。当然，鲁迅在此主要控诉了当时国民党治下文网的森严，并非完全归责“《社会新闻》之类的告状”，但《自由谈》因其风格和理念难以维系，鲁迅呼吁作者们“从兹多谈风月”，却是不争的事实。[48]鲁迅进一步通过剪贴《社会新闻》《大晚报》中的部分文章，如《〈自由谈〉态度转变》《到底要不要自由》等，揭露其中幸灾乐祸、居功自傲的言论。“比如《社会新闻》先是报导瞿秋白‘病死乡间’，钱杏邨写‘悔过书’；继而报导作家在北平待不下去了，逃往上海；又由于杨杏佛被刺，上海作家大撤退，鲁迅怕死躲到青岛，陈望道也一会在西湖一会去莫干山。”[49]这些消息和报道组合在一起，俨然是一套完整的叙事逻辑——从对左翼文学抬头的忧虑，到真伪杂糅的记事中夹带的检举和告发，再到对“左翼作家的懦怯”的嘲讽，直至左翼阵营的最终溃散。鲁迅正是藉由这些全文剪贴和些许的串联语，呈现出反对者的叙事逻辑，以编排对编排，以叙事来反叙事，使《社会新闻》精心传播的流言、《火炬》常常挥起的刀枪、《微言》不时所放的冷箭……都显出了原形。

描叙到此，鲁迅声称“《后记》本来也可以完结了”[50]，但他“余兴”未了，因为还有不少针对论敌个人的剪贴材料尚未使用，诸如《社会新闻》《大晚报》编造鲁迅“腰斩张资平”“侮辱曾今可”等等，以及张资平、曾今可、崔万秋等人在《中华日报》《社会新闻》《文艺座谈》《时事新报》《中外书报新闻》等报刊上对他的攻击。鲁迅一边剪贴他们的相关言说，一边揭露他们的险恶用心，费了不少纸张，虽意犹未尽，但“此后还有几个启事，避烦不再剪贴了”[51]。鲁迅的《后记》越写越长，越写越有兴致，一如这一年给《自由谈》的写作和投稿，他似乎不能自已，始终不愿丢弃这些“剪下的材料”。“《后记》这回本来也真可以完结了，但且住，还有一点余兴的余兴。因为剪下的材料中，还留着一篇妙文，倘使任其散失，是极为可惜的，所以特地将它保存在这里。”[52]于是，鲁迅又剪贴了《大晚报》的《火炬》副刊6月17日署名“柳丝”的《新儒林外史》，该篇以游戏口味叙说“左翼老将”鲁迅用“毒瓦斯”喷向“革命小将”杨邨人。对此，鲁迅并没有直接回应，而是选择继续剪贴《社会新闻》上《杨邨人转入AB团》的消息，一些先前的所谓“革命文学者”是如何变换色彩的，就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

《准风月谈》结集时的剪贴略显“敷衍”和“单薄”，基本上都是和施蛰存就《庄子》和《文选》的论争材料，但《后记》中鲁迅大量“剪贴入文”，却是极具针对性的补足。《后记》写作的“剪贴入文”与整本书的“剪贴入集”编排，呈配合态势，例如邵洵美相关材料的剪贴插入。

邵洵美是鲁迅的一个重要论敌，鲁迅对他的批评很是尖锐，并常以其婚姻身份来做文章，诸如“富家女婿”“富家的姑爷”“驸马”“有富岳家”“有阔太太”“有富妻子”“做了女婿换来的”。后人对此多有不解，替邵洵美鸣不平和“翻案”的文章越来越多。这些文章往往以反思“以鲁迅之是非为是非，随鲁迅之好恶而好恶”[53]为立场，或采信邵洵美的回应，认为鲁迅的批评是无理“谩骂”；或和当时一些“声援文章”的说辞相类，认为鲁迅的批评是出于“酸葡萄心理”。然而，这些看似“还原”历史的“翻案”，却恰恰脱离了最基本的事实。

邵、鲁冲突始于1933年，起因是邵洵美8月20日发表于《十日谈》上的《文人无行》。在这篇文章中，他把“行”字解释为“行当”的“行”，意在讽刺那些没有正当职业而打文人招牌的人。其实，“文人无行”是鲁迅1933年谈论的一个重点议题，他为此撰写了《文人无文》《辩“文人无行”》等专论，《伪自由书》结集时，他也收录了不少相关剪贴材料和案例。乍一看，邵文似乎是接续和配合鲁迅的论述，尤其是鲁迅刚在《文学》第1卷第2号上发表了《辩“文人无行”》，所以很多后来为邵翻案的文章作如是观。但稍一细究就不难发现，邵洵美在《文人无行》中的举例，都或隐或现地指向鲁迅。例如：“官场饭碗已满，只得退下来办本杂志，或是译几册浅近的外国书”；“学问有限，无处投奔，但是外国文字，倒识得一些；于是硬译各种文章，自认为时代前进的批评家”；“离开学校，没得饭吃，碰巧认识了一位尖人物”；“大学教授，下职官员，当局欠薪，家有儿女老小，于是在公余之暇，只得把平时藉以消遣的外国小说，译一两篇来换些稿费：或则以他曾参加过的某一集团的臭情秽史，就记忆所及，记录下来，而名之为小说”。[54]特别是鲁迅在8月接连发表了《关于翻译》《为翻译辩护》，并明确倡导“硬译”。邵文的矛头所指，明眼人一看便知，即讥讽鲁迅自己才是“文人无行”的代表。鲁迅自然不甘示弱，选择了迎战。因此，鲁迅在《后记》中率先剪贴此文，无疑起到了立此存照的作用，是谁先挑起争端一目了然。接着，鲁迅剪贴了一些声援邵洵美且具有“官方”背景的“甜葡萄文”，如发表在《中央日报》的《女婿问题》《“女婿”的蔓延》等。这就昭示，两人之争并非仅仅出于个人恩怨，邵和其他声援者都不过是“官方”指挥刀下卑劣的“勇士”。后来为邵辩护和翻案的，认为鲁迅此举属于“上纲上线”，但鲁迅其实并未“冤枉”邵洵美和其他“邵府”的“勇士”，因为“甜葡萄棚”里所产“甜葡萄文”[55]，的确“含着甚深的杀机”。[56]

例如邵洵美、章克标主编的《人言》曾刊载了一篇鲁迅的《谈监狱》，系从日本杂志翻译而来，用意就很是深远。鲁迅不仅剪贴抄录了译文全文，还特意把译者前面的“附白”、后面的“识”，以及最后的“编者注”，一一剪贴附录。前面译者“附白”中提到，虽未经鲁迅同意，但“以示尊重原作之意”，还是署上了“文坛老将”鲁迅之名。后面译者“识”补充道：“此外尚有《王道》及《火》二篇，如编者先生认为可用，当再译寄。”紧接着的“编者注”则郑重声明：“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在查禁之列。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事裁判。”然后，编者声明了刊登此文的意图，即作为反面典型：“统观此文，则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若非译笔错误，则此种态度实为我所不取也。”所以“编者”最后特别劝告“译者”：“《王道》与《火》两篇，不拟再登，转言译者，可勿寄来。”[57]与《萧伯纳在上海》中相类，经由剪贴的“政治的凹凸镜”和“比较翻译学”[58]，使得“译者”与“编者”之间的一唱一和，以及他们的“小辫子”“小心思”，都很容易被发现。对于译者和编者，鲁迅一直疑心系章克标，并认为是邵洵美在其背后作支撑，所以鲁迅挖苦章克标是“邵府”“恶辣的谋士”“邵家将”“邵家帮闲专家”，并由此把两人关联起来：“作者极高的手笔，其中含着甚深的杀机。我见这富家儿的鹰犬，更深知明季的向权门卖身投靠之辈是怎样的阴险了。”[59]鲁迅在给友人郑振铎的信中，也直指章克标：“章编《人言》……且章颇恶劣，因我在外国发表文章，而以军事裁判暗示当局者，亦此人也。居此已近五年，文坛之堕落，实为前此所未见，好像也不能再堕落了。”[60]鲁迅所猜不错，文章的确是章克标所翻译，即“译者”“附白者”都是章氏，但据章克标回忆，加注的“编者”是邵洵美。[61]很多当时为邵洵美声援者以及后来的翻案文章，都认为鲁迅由章克标迁怒于邵氏，属无理谩骂。但鲁迅“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62]，而“含着甚深的杀机”，“以军事裁判暗示当局者”[63]的正是邵本人。

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鲁迅剪贴“女婿”问题的相关材料，保存了基本的事实和真话，而且呈现了事情的本末和全过程。就像鲁迅在回应文章《漫骂》中所说：“诗人没有捐班，富翁只会计较，因为事实是这样的，所以这是真话，即使称之为漫骂。”[64]然而，与具体情境相隔的后人往往只看到“漫骂”，而所谓的翻案还原并不以鲁迅的观点为基准，这恰恰偏离了历史的真实情况。因此，鲁迅对于相关材料的“剪贴”，不仅不是多余的，反倒是远远不够的。后人若想要深入理解鲁迅1933年的杂文，必须配以大量的剪贴材料，否则就如同在听《天方夜谭》一般。

《准风月谈·后记》中几乎都是各种剪贴材料的组合，除了关于“女婿”问题的材料，鲁迅还特别挑选了六篇剪贴文：“这就到了我不批评社会，也不论人，而人论我的时期了，而我的工作是收材料。材料尽有，妙的却不多。纸墨更该爱惜，这里仅选了六篇。”[65]鲁迅“仅选”的这六篇文章依次是发表在《中央日报》上署名“州”的《杂感》和“鸣春”的《文坛与擂台》，《时事新报》上陈代的《略论告密》《略论放暗箭》，《大晚报》上戚施的《钱基博之鲁迅论》，以及《大美晚报》上王平陵的《骂人与自供》。当然，鲁迅同样是有选择地剪和创造性地贴，他明确道出了其中的叙事逻辑：“官办的《中央日报》讨伐得最早，真是得风气之先，不愧为‘中央’；《时事新报》正当‘全武行’全盛之际，最合时宜，却不免非常昏愦；《大晚报》和《大美晚报》起来得最晚，这是因为‘商办’的缘故。[66]”而且，鲁迅越“剪贴”越有“余兴”，一如《伪自由书·后记》的写作，最后只好意犹未尽地“且住”：“真的且住。写的和剪贴的，也就是自己的和别人的，化了大半夜工夫，恐怕又有八九千字了。这一条尾巴又并不小。”[67]

作为“尾巴”的两篇《后记》，无疑是鲁迅杂文写作的典范，也是“剪贴入文”的典范。正如鲁迅反复言说的那样，“尾巴”如同“一鼻，一嘴，一毛”般，使得他的杂文世界更加完整。由此反观和检视鲁迅1933年的杂文写作，与其说是“自由谈”体，毋宁说是“剪贴体”，其杂文文体的自觉与成熟也与“剪贴入文”有关。

写于1933年1月24日的《“逃”的辩护》，是鲁迅首次投稿给《自由谈》的文章，属于“间接引用”周木斋文章的观点。后来，鲁迅开始尝试大规模地“直接引用（大段抄录）”，再往后就是“径直剪贴（剪文插入）”，鲁迅对剪贴手法的运用和选择，越来越娴熟，也越来越自觉。其中，《萧伯纳颂》及其相关文章的写作，以及《萧伯纳在上海》的编撰，标志着鲁迅“剪贴”成集、成书的实践已趋于成熟，也是他“剪贴式”写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3月13日，《萧伯纳在上海》校讫后，鲁迅杂文写作中抄录剪贴的趋势愈发明显。例如3月15日写成的《“光明所到……”》和3月20日的《止哭文学》，前者针对胡适与民权同盟的冲突，鲁迅整段剪贴抄录了“外国人办的《字林西报》”所刊载的胡适言说，以此公开讽刺胡适的“模范监狱”和“监狱中很自由”论。[68]而在4月17日的《“以夷制夷”》中，鲁迅的剪贴式写作已基本成型，例如文中有对《大晚报》材料的“引用”：“然而四月十五日的《××报》上，有一个用头号字印《我斩敌二百》的题目。粗粗一看，是要令人觉得胜利的，但我们再来看一看本文罢——”，破折号之后，鲁迅另起一段，原封不动地抄录了报纸内容，甚至连“（本报今日北平电）”都原样收录。[69]鲁迅“立此存照”和“谨录”的意图愈发明显，文章的形式要素也开始定型。这种处理方式与《准风月谈·后记》中两页弃稿的处理模式相似，都是在破折号之后另起一段，并附上报刊原文。

经由《自由谈》时期的大规模实践，报刊印刷文字的剪贴插入成为鲁迅晚年杂文写作的一大特色，进而形成了风格鲜明的“剪贴体”。杂文之“杂”从作品集的“杂编”内化到文章的“杂写”，当“剪贴”成书之“杂”和“剪贴”成文之“杂”互相渗透交融时，鲁迅对“杂文”的命名便得以确立，他的杂文观也随之定型。延续《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剪贴式编写风格的“且介亭”系列，被鲁迅正式冠名为“杂文”和“杂文集”，就是最有力的证明。首先，鲁迅自己编定的《且介亭杂文》和《且介亭杂文二集》中有不少“附录”和“备考”，而许广平编选的《且介亭杂文末编》及其《附集》则缺少了剪贴附录的部分。可见，“剪贴成集”的杂文理念，当属鲁迅的自觉。其次，鲁迅编定《且介亭杂文》并为之写序时，系统而明确地道出“杂文”之“杂”的真意：“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70]鲁迅在此进一步阐明，只有在“明白时势”和“知人论世”的编年记事中，杂文的意义才能凸显出来。最后，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配合编年记事的杂文观，鲁迅强调文章的写作层面应“保留”并“立此存照”。报刊印刷文字的直接剪贴插入，在《伪自由书》之后逐渐成为他常态化的写作模式，从鲁迅后来的手稿中很容易验证这一点。

余论：在历史中发现文学

因为“剪贴”，李欧梵评价鲁迅的杂文“小气”。事实上，时人早有类似的说辞，有些人出于好意劝说，更多人意在奚落。他们认为，报刊材料的剪贴拼凑，进不了“艺术之宫”，更算不上文学作品；同时，执着于个人的恩怨纠纷，显得格局太小不够大气。《准风月谈·后记》的结尾部分，鲁迅兴致盎然地剪贴了林林总总的材料之后，终于“真的且住”。不过，他在最后一段中，道出了“剪贴”的意义与价值，这也可以视为他对此类说辞的一种回应：

时光，是一天天的过去了，大大小小的事情，也跟着过去，不久就在我们的记忆上消亡；而且都是分散的，就我自己而论，没有感到和没有知道的事情真不知有多少。但即此写了下来的几十篇，加以排比，又用《后记》来补叙些因此而生的纠纷，同时也照见了时事，格局虽小，不也描出了或一形象了么？[71]

对抗时光的流逝和记忆的消亡，“保留”“存照”“大大小小的事情”，这是鲁迅的首要关切。在他的笔下，个人的“小”与时代的“大”往往交织在一起，那些看似琐碎的个人经历，实则映射出时代的波澜壮阔。在《伪自由书·后记》的结尾，鲁迅吐露个人所遭遇的攻击，以及他要“保留”和“存照”这些“围剿”文字的目的——并非仅为自己，也是为了向后人传递这个时代的真实面貌。

鲁迅晚年一边在行文中不断进行剪贴式写作，一边由此不断引申阐述剪贴式编集的理论：“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但我也并非反对说梦，我只主张听者心里明白所听的是说梦，这和我劝那些认真的读者不要专凭选本和标点本为法宝来研究文学的意思，大致并无不同。”他借《谢宣城集》和《独秀文存》的例子来作引申，“《谢宣城集》虽然只剩了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赋咏的诗。我以为这样的集子最好，因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见他和别人的关系，他的作品，比之同咏者，高下如何，他为什么要说那些话……现在采取这样的编法的，据我所知道，则《独秀文存》，也附有和所存的‘文’相关的别人的文字。”[72]鲁迅甚至认为，这样的编排还不够，那些谩骂作者的文章，都应尽可能地剪贴收录，并特意申明：“其实是这些东西，一样的和本文都有价值的，即使那力量还不够引出无耻群，但倘和有价值的本文有关，这就是它在当时的价值。中国的史家是早已明白了这一点的，所以历史里大抵有循吏传，隐逸传，却也有酷吏传和佞幸传，有忠臣传，也有奸臣传。因为不如此，便无从知道全般。而且一任鬼蜮的技俩随时消灭，也不能洞晓反鬼蜮者的人和文章。”[73]随后的这一段概括和总结更像出自一个历史学家之口，而非基于文学家之眼：

所以我以为此后该有博采种种所谓无价值的别人的文章，作为附录的集子。以前虽无成例，却是留给后来的宝贝，其功用与铸了魑魅罔两的形状的禹鼎相同。

就是近来的有些期刊，那无聊，无耻与下流，也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物事，然而这又确是现代中国的或一群人的“文学”，现在可以知今，将来可以知古，较大的图书馆，都必须保存的。[74]

“现在可以知今，将来可以知古”，他的笔触没有局限于文学家的身份，而是展现出了历史学家的深刻洞察，鲁迅以“存照”“现在”为核心构建历史的意图彰显无遗。正如他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给“杂文”明确定义时所强调的：“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75]这段文字常常被人征引，用以凸显和说明鲁迅杂文的战斗性。但实际上，鲁迅强调的是以“现在”为核心的历史图景，这种“保留”和“存照”“现在”的历史意识，决定了鲁迅杂文写作的内容和形式——剪贴，在鲁迅看来，这比考虑未来文学性的“鸿篇巨制”更重要，因为失掉了“现在”就意味着失去了未来。不论是“围剿集”的剪贴编年，还是“我的杂感”的剪贴记事，鲁迅首先考虑的是史家之笔法和编法。换言之，鲁迅晚年杂文的史学属性决定并影响了其诗学内涵。因此，要理解鲁迅杂文的意义，不论是内容层面还是形式因素，我们都应当从历史的角度——也就是过去的“现在”中去发现。鲁迅强调以“现在”来确立“杂文”，尔后他略带“自谦”地评价自己的“杂文”集：“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76]鲁迅的“不敢说”其实是反向的强调，“有着时代的眉目”更是向读者和后来人昭示，只有在“史”中、在时代之中，才能真正领略他杂文的“诗”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鲁迅晚年的杂文是史与诗的统一，以“保留”和“存照”“现在”为目的，以“剪贴”为主导的《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及其之后的杂文集，都可称为现代史诗。

当然，鲁迅杂文的史诗性，并非简单地承续了“史官”风格的“《春秋》史例”。[77]众所周知，相比一般文人对“史官”和“钦定四库全书”的推崇，鲁迅更青睐“野史”“杂说”，这是因为“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78]。其中，“杂说”就是鲁迅常用的“杂感”和“短评”的代名词，即他在文体自觉意义上的“杂文”。换言之，鲁迅把自己的杂文视作新时代的“野史”，这一点在他给友人的书信中多次有相类的表述。例如，在给杨霁云的信中，他论及“现今之围剿法”和“明末的野史”所记的相似。[79]在给郑振铎的信中，他也提到：“段执政时，我以为‘学者文人’已露尽了丑态，现在看起来，这估计是错的。昔读宋明末野史，尝时时掷书愤叹，而不料竟亲身遇之也”[80]；“偶看明末野史，觉现在的士大夫和那时之相像，真令人不得不惊”[81]。由此不难看出，鲁迅对“文人无行”的剪贴存照、对1930年代社会现象的“实录”，与“明末野史”相类，亦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历史记忆。鲁迅杂文既是“其本人最出色的个人传记，也是20世纪中国的一份‘野史’”[82]。

当然，历史的“保留”与“存照”和文学的“修辞”与“表达”并非相互绝缘、非此即彼。强调“史学”的决定性和“文学性”在历史中的“变量”，其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鲁迅的杂文，理解鲁迅对中国社会的记录体察和艺术表达。“在这里，至关紧要的不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历史研究争夺空间，而是它们的联手与结合，当然，这是在努力辨析文学的艺术个性方向上的对话与合作，最终抵达的是艺术表达的深度。”[83]

注释：

[1]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2]李建英、陈方竞:《论鲁迅 <伪自由书> 、 <准风月谈> 的创作》，《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12期。

[3]乐融：《鲁迅激励下的黎烈文及〈自由谈〉》，《上海鲁迅研究》2014年第2期。

[4]陈方竞：《鲁迅杂文文体考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5]唐弢：《影印本〈申报·自由谈〉（1932.12—1935.10）序——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

[6]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载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15页。

[7]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载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16页。

[8]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载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11页。

[9]《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0页。

[10]《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11]《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118页。

[12]《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13]《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14]《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15]《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16]《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17]《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18]《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1—372页。

[19]《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2页。

[20]《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8—299页。

[21]《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页。

[22]《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23]《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196页。

[24]《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25]《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26]《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100页。

[27]《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0页。

[28]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页。

[29]《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目录”第Ⅰ页。

[30]郝庆军：《诗学与政治：鲁迅晚期杂文研究（1933—1936）》，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页。

[31]乐雯剪贴翻译并编校，鲁迅序：《萧伯纳在上海》，野草书屋1933年版，书名页。

[32]学界系统论及《萧伯纳在上海》的是郝庆军《诗学与政治：鲁迅晚期杂文研究（1933—1936）》，他把此书视为“一个意识形态分析的文本”，进而由此讨论鲁迅和瞿秋白的政治话语、社会话语建构。书中不少观点对笔者很有启发，文中也多次引用郝庆军的相关论述。除此之外，讨论《萧伯纳在上海》并肯定其价值的论著较少，反而是一些萧伯纳或萧伯纳与中国的研究，常常把此书当作资料来引证。

[33]四川人民出版社在1983年翻印1933年野草书屋版的《萧伯纳在上海》，其他地方都原封不动，而把“乐雯”改为“瞿秋白”，书籍版权页的署名直接变更为“瞿秋白编，鲁迅序”。参见瞿秋白编，鲁迅序：《萧伯纳在上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版权页。

[34]莘：《“读伪自由书”书后》，《社会新闻》1933年第5卷第13期。

[35]莘：《“读伪自由书”书后》，《社会新闻》1933年第5卷第13期。

[36]参见罗曼：《关于鲁迅的伪“自由书”》，《新垒半月刊》1933年第1卷第7期；曾今可：《“鲁迅的狂吠”与“伪自由书”》，《新时代》1933年第5卷第6期。

[37]《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2—403页。

[38]上海鲁迅纪念馆编，郑亚主编：《上海鲁迅纪念馆藏品选》，上海辞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页。

[39]参见侯桂新：《鲁迅〈准风月谈·后记〉弃用手稿小识》，《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6期。

[40]朱正：《抓住要害，主动出击——谈〈《准风月谈》·后记〉的两页弃稿》，《语文学习》1980年第3期。

[41]《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

[42]《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

[43]《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

[44]《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页。

[45]《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页。

[46] 《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

[47]《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169页。

[48]《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49]杨姿：《〈自由谈〉杂文与鲁迅的“都会革命观”》，《文学评论》2022年第5期。

[50]《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51]《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页。

[52]《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页。

[53]赵陵江：《想起了“〈人言〉事件”——一桩文坛公案之最新解读》，《书屋》2004年第10期。

[54]邵洵美：《文人无行》，《十日谈》1933年第2期。

[55]《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7页。

[56]《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1页。

[57]鲁迅：《谈监狱》，《人言》第1卷第3期，1934年3月3日。

[58]《政治的凹凸镜——“比较翻译学”和“小辫子的科学研究”》，乐雯剪贴翻译并编校，鲁迅序，《萧伯纳在上海》，上海野草书屋1933年版，第92页。

[59]《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0—411页。

[60]《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

[61]参见章克标：《世纪挥手：章克标回忆录》，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第189页。

[62]《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页。

[63]《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

[64]《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1页。

[65]《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年，第420页。

[66]《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0页。

[67]《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0页。

[68]《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69]《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

[70]《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71]《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0—431页。

[72]《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页。

[73]《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5—446页。

[74]《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6页。

[75]《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76]《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77]详见李国华对鲁迅“立此存照”系列文本的考释，他认为“鲁迅‘立此存照’系列文本既经由蔡元培重新阐发的《春秋》史例，与儒家道统发生了关联”，但笔者非常认同他对于“立此存照”文本中历史学家鲁迅的论述。参见李国华：《有意味的政治形式——鲁迅“立此存照”系列文本的考释》，《文学评论》2017年第5期。

[78]《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

[79]参见《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80]《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页。

[81]《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8页。

[82]汪卫东：《鲁迅杂文：何种“文学性”？》，《文学评论》2012年第5期。

[83]李怡：《在历史中发现“文学性”》，《学术月刊》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