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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前，作家格非评价汪曾祺的时候，以为其作品属于先锋派。这个看法隐含的话题意味深长，细想起来，是将京派的传统与文学突围意识连接在一起了。这也使我思考一个问题，京派传统里，是否存在先锋性？答案是显然的。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京派的文学处于一种演变的过程，古都的文人，不都是带着“苦雨斋”的调子，有许多是在孤独中表达自己的现代意识的。这些人虽然属于少数，但在今天看来，他们反俗的笔致，是丰富了审美的表达的。

新文化运动后，北京的文学教育中，不乏有趣的人物，张中行在回忆通州师范学校的生活时，描写过一位怪异的老师于赓虞，说他的作品深切地影响过自己。文章说于氏“词语离不开地域、荒冢、死神、魔鬼等，所以有人称为魔鬼派诗人”，与传统的诗文大异其趣。张中行的写作向来有一点雅正气的，虽然内心欣赏罗素和弗洛伊德，精神带有前卫性，而审美还是周作人的“苦雨斋”味道。有意思的是，那时候在北京的一些文人，是带有现代主义偏好的，废名、林徽因、卞之琳不都裹在平淡气里，还有各种超常规的语体实验。比如废名的作品，就恍兮惚兮，《竹林的故事》《莫须有先生传》都不在常人的逻辑里，时空是扭碎的，变形的图景里，佛音缕缕，有时甚至带有一丝玄学气，于微茫里得到妙趣。张中行一位好友顾随，就翻译过安特列夫的小说，一时沉醉在那种不确定的时间的体验中。他自己的文字也深染鲁迅和安特列夫气，不规则的、恐慌和沉寂的意象，将思绪引入空无的旷野里。顾随的小说与废名的作品不同，不是把现代性的悸动化在古风里，而是反古典的直觉的外化，小说《废墟》就仿佛鲁迅的《白光》和安特列夫的《红笑》，实验性和冒犯性闪动，给人一种精神的惊异感。这种写作一反“苦雨斋”诸君的典雅、和顺之风，与后来海派的“新感觉派”也未尝没有相似之处。

顾随的文学活动，限于很小的范围，他的学生们在他身上得到的多为古典学的风雅，印象中未能开掘其师身上鲁迅式的峻急感，以至后来的人不太知道顾氏的另一种笔墨。顾随的文章和小说常常流露出对于非写实的神秘的审美趣味的偏好，他的文学志向属于鲁迅方向，而非周作人式的平淡趣味。《驼庵诗话》有这样的陈述：

“玄妙”与“神秘”不同。神秘是深的，而玄妙不必深。西洋大作家的作品皆有神秘性在内……恐怖也是一种诗境，但中国诗写此境情调者极少。西洋有人专写此境界，如法国恶魔派诗人Baudelaire，写死亡之跳舞，但写的是诗。恐怖是一种诗情。人对没有经验过的事多怀有又怕又爱的心理，故能有诗情。但此种诗情在中国诗歌中缺少发展。大诗人不写此。（1）

上述的话，可以说是对于古典诗学的偏离。有此类兴趣者，还有几位，三十年代《大公报·文艺副刊》发现了许多新人，何其芳的188体育官方ios《画梦录》就曾获得赞誉。早期的何其芳带有浓烈的文人调子，感伤、无奈，痛楚流露在字里行间。作品受到了神秘诗学的影响，独语中有灰暗之感的喷涌，无路可走的叹息处处可见。与何其芳的追求有所接近的卞之琳，对于北京的描绘也带有诸多哀凉感，他自己就说，受到波德莱尔写巴黎街头穷人、老人甚至盲人的启发，艾略特对于自己的冲击也是有的。由此可见，北京诗人的许多探索，是因了域外文学的启示，现代主义打开了表现情感的另一扇门，孙玉石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中注意到了古都诗人的反讽和痛楚的沉思，体味到背后的影子。他对于何其芳与卞之琳的“荒原意识”的透视，就为京派作家作了另类注释。

从正襟危坐气里走出来，放逐自己的情思，是那时候许多青年的选择。比如翻译家南星，不仅诗歌写作有先锋性，188体育官方ios也大胆超越“苦雨斋”群落的风格，与《大公报·文艺副刊》作者群也是有别的。他的许多作品收集在1941年出版的《蠹鱼集》，1945年出版的《松堂集》和1947年问世的《甘雨胡同六号》。这些作品受西方188体育官方ios影响很深，但又无翻译腔，是典型的北京新文人的低语，带出现代性的忧郁、痛楚和无法行路的不安几乎无所不在。早期冰心的短文，俞平伯的笔调，有过类似的声音，但似乎不像他那么余音袅袅，绕梁不去。他喜欢的作家，大约也带着类似味道，像泰戈尔的现代诗，劳伦斯的句子，以及小泉八云的文笔，无不刺激了自己的思考。从文章里看出，他平时与人交往甚少，仿佛有一点自闭的样子，而内心却有浩荡之风。不知道他的阅读趣味在什么范围，留下的文章透出一丝痕迹，欣赏的是路易士、金克木、张中行等少数人，这些出入书斋而又有个性的作者，都吸引他聆听、思考，在词语的锤炼里拷问着古都的什物，好像那些神秘的，不可思议的影子与味道，都有着可以凝视的意义。而生命的趣处，大抵就在一种冷然的端详中。

南星的文章内觉丰饶，他善于发现常人忽略的东西，比如写声音，就是不同于常人的，欣赏的不是嘈杂的市井的调子，也非茶舍的私语，而是旷野里的那些飘忽的、带着碰撞的微鸣。《骡车》写碾过冰雪和沙地的车轮的震动，冷路的辛苦让他对行路者顿生怜意。而丰收时的车子发出的声音，似乎也有了笑意，这时候的作者也有了开心的一乐。那些对于节气的描述，也多见神笔，《冬天》一文，对于温度的描写是细微而带肌肤之感的。这篇文章先写灰白色而纯净的天空，然后是树上久已变色的叶子，“必须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听得见一声麻雀的鸣叫，一丛树枝的窸窣，轻细而隐约。另外是烟和水汽冲入天空的声音，这需要深切的听觉上的注意”。《来客》写各种飞虫，精到之处多多，各种叫不出名字的飞虫，给寂寞的自己带来的不是厌烦，而是深思，能够与那些非我族类的生命对话，岂不快活？《更夫》写夜行者的世界，有非人间的人间性，作者的哲学也依稀可见：

他得以看到世界的另样的形容，夜的虫声或鸟声，星光或月光，草的或露珠的气味，将给他以各种感觉上的幸福。夜仿佛是一个宝库，其中密藏的许多我所不熟悉的东西。当雨雪来访问时，我们有时竟完全不知道，只有更夫毫不耽误地会见了他们（2）。

如此钟情于未知世界的阴晴冷暖，不在乎文字是否取悦于人，就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性。他自己是翻译家，对于域外文学自有心解。中国188体育官方ios一向在布道的路上，有时候带出自然山水，不过是逃到其间舒缓都市里的烦恼。那结果是借着自然的力，拽自己到微茫的地方去，却与花鸟草虫内在的世界无涉。南星似乎觉得，与其将尘世的功利心带到自然，不如拒绝一切杂念而赤诚地面对万类霜天。人本来可以对话于自然，理解自然，而可惜误入另一条道路。南星的写作大概也快意于和时风的对立，那就不免题材单一，有时也多意念与诗境上的重复。不过细读他的作品，引人愉悦的地方随处可感，重要的是因诗眼而近天心，所得呢，自然非他人都能悟到。非常之态中有平常之心，就远离了民国乱世的嘈杂，这在今天看，也是难能可贵的。

在沙漠般枯寂的古城，知识人以智性去抵抗粗鄙的街市之音，在静谧里审视身边的一切，便不免有些如鲁迅所说的“有意低徊，顾影自怜”。然而那些淡雅的调子，也奏出一类人的心曲。动荡的环境里，希望给审美留以安宁之地，不无苦楚之心。这里不能不提的是林徽因，她的小说显得复杂，笔致有逆俗的地方。她曾是《大公报·文艺副刊》工作的参与者，作品很快获得人们的好评。那些作品对于知识人的讽刺颇为到位，而表述古都的夏日生活《九十九度中》，现代主义的碎片感里，有丰富的意象。《吉公》里的主人公有很好的技术，对于科学颇为着迷。可惜在一个灰暗的幻境里，个性不得伸展。小说对于社会窒息人才的揭示，看出作者的忧患之心。另一篇《文珍》对于叛逆的女子的生活选择，有出其不意之笔，这类拒绝长辈的媒约而跟随爱人出走的女子，在那时的文学形象里不多，显出作者视界之宽。最有冲击力的是《绣绣》，小说描述一个生活于不幸的家庭的女孩绣绣，因为父亲另有所爱，抛弃了母亲，且母亲性格暴躁，一直没有安宁的时候。加之父母偶尔的冲突，将绣绣置于难以忍受的境地。作品对于女孩子充满了同情之心，受难、挨打、病危、死亡等片段，散出无边的冷气。由此看出作者的悲悯、人道的目光，情怀显然不亚于写实主义作家，虽然暴露了黑暗，却不去以流行观念简单观照之，便与左翼作家有了明显的区别。林徽因的作品在结构上具有难度，审美有超常的新意，格局比冰心、庐隐等人要大。比如她的话剧剧本《梅真同他们》，就写出北平社会的一隅，深度与广度都有，带有精神的亮度。

京派小说最具现代主义特点的无疑是汪曾祺。四十年代末便已经崭露头角，其写作带着明显的非写实的痕迹。他从南方来到古都后，虽带有沈从文的某些调子，但意象的达成也渺乎难觅踪迹。《邂逅集》常有词语的跳跃，和叙述的癫狂气，而语态则拽出明清文章的痕迹，杂趣混搭中，有奇气流溢。严家炎就把他视为京派的一员，并这样写道：

汪曾祺从他的前辈那里有着多方面的吸取借鉴：从废名那里吸取语言跳跃和诗意，从沈从文那里借鉴作品的象征暗示和情趣，从纪德和意象派那里参用意象组合，从弗·吴尔芙、普鲁斯特也许还有阿佐林、劳伦斯那里学习意识流……从某种意义上说，汪曾祺是京派作家现代主义实验的集大成者（3）。

这是对的。从民国的京派各种文体实验中，能够感到，诸写作者在笔墨间，寻觅到汉语表达的非静穆化的空间。他们儒雅的辞章内，也有精神的不安，和凝视不可知之物的惶惑。即便在沈从文主持的副刊上，出现了邵燕祥这些青年人的作品，但样式也非沈从文式的安宁，形式上与思想上求变的冲动也是有的。而另一位青年王蒙则开始背叛父亲的哲学，沉浸于苏俄先锋性的作品，狂欢于革命的激情，卷走了旧京的暮气，在十字街头的呐喊里，开始迎接属于自己的生命的晨曦。

民国后期这段历史，有许多是被后人遗忘的了。直到八九十年代以后，先锋实验又一次兴起，新出现的作家显得比四十多年前的前辈要更为凶猛和荒诞。萨特、卡夫卡、巴别尔、博尔赫斯的名字已经进入读者的视野，高行健、刘索拉、徐星都不同于民国作家，显得目标明确，而史铁生、王小波的叙述语态，和本质主义完全不同了。对比四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先锋实验，前者多是翻译者暗中摸索的小心的迈步，后者则大胆从域外拿来思想，而辞章的旧学之影不免模糊。诗坛上则有了顾城、戈麦的对于传统诗学的挑战，他们的文字经过几十年后，依然显示出不凡之光，那些飘动着灵异之音的文字，成了时间隧道里的刻骨的记忆。

京派的先锋性，往往是反京味的书写，他们摒弃了市井气，老舍那种贫民感稀薄得很。但是八十年代后，我们看到了文人气与市井气的结合，京派与京味两种审美交织在一起了。最早进行这样实验的是汪曾祺，他渐渐放弃了早期小说的意识流的涂抹，注重于民间的声音、色彩，那些关于高邮的记忆有谣俗之美，而北京生活的刻画亦带烟火气。《八月骄阳》已经带出老舍的味道，但时空里的不安的扭曲的形影依然存在，只是轻易不被发现罢了。他晚年的小说表面带有宋明笔记的痕迹，但精神的游弋和荒诞感依稀可见。在他那里，象牙塔里的独语与民风、方言、野趣连在一起，比先前的写作，更带出弹性来。后来过士行、刘恒也作过类似的探索，在灵动的审美意识里，折射的是百姓的苦乐，遂拓展了审美空间。像过士行的话剧《鸟人》中的变形感觉里的京味，已经将精英文人的独白和胡同的烟火气汇入在一起，不分彼此，景观也自然不同了。刘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寓荒诞感、现实感和慈悲感于一体，该作在很多时候令人想起鲁迅的《阿Q正传》，起伏的叙述空间里的忧思，还是略可体察一二的。

这是先锋性与日常性的一种奇妙的汇合，北京文学的浑厚气由此可见一斑。一百年来，各类知识人云聚古城，文学教育发达，或迷恋古之文脉，或摄取域外思潮，文法不定于一尊，笔墨自含东西。端木蕻良、宗璞善于从古代遗风中寻找现代性的资源，林斤澜、王小波则直接从现代主义那里获取诗意的参照，精神的空间是开放的。不同人的文学书写既各行其路，又彼此交叉，将各种可能位移于自己的世界。汪曾祺在今天所以被人一再提及，源于其思想的通达性和表达的灵动性。他的特点是古今打通，中外不隔，将汉语调适到雅俗共赏、新旧互动之所。今天的新京派作家，有许多继承了这些遗产，格非说汪曾祺属于先锋派，其实也是一种内省，原来自己苦苦摸索的路，前人就尝试过，且有许多隐秘值得回味。今天的作家，无论走得多远，仔细想来，其实都在前人文脉的延长线上。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注释：

(1) 《顾随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2) 南星：《寂寞的灵魂：南星作品全集》，花城出版社2023年版，第218页。

(3)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第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