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时隔一年再次落地广州，熟悉的感觉如再见一位不必握手见礼的故人。凌晨一两点，不少店面依然通明，卖豆浆、粿条、肠粉、竹升面和猪杂粥。往来食客趿着拖鞋，踩过白日的积雨，落座在松垮脆弱的塑料板凳上。即便没有夜食的习惯，档口的蒸汽与灯光也令人心安，因为人总会遇上一个莫名失眠与饥饿的深夜，毫无征兆地走向街头，而抚慰张皇失措的辘辘饥肠，这座城市一早就准备好了。

脚下有半掌大的蟑螂爬过，有的蟑螂还长了翅膀，会飞。巨大的褐云玛瑙螺粘上路边的台基，目睹榕树的根茎如青筋暴起，生生撬开地砖。流浪猫在从未断绝的雨水中失去蓬松的毛发，瘦嶙嶙倚在街角，暗处有刺耳的尖声传来，是老鼠，叫声在路灯的光纹里回荡，猫与人都不去睬，不过片刻，便已融入温吞昏暗的夜色当中。

是，我对这座城市的兴趣不仅出于所谓的“烟火气”与“人情味”，更迷恋的，是她晦暗、混乱与复杂的底色，这绝非什么贬义词。相比干净整饬、明亮舒朗的北方大城，这里起伏的道路、崎岖的方言、阴晦的窄巷、淘金的鬼佬，以及随处冒出的神龛宗庙对我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洲头咀，东风东，海心沙，江南大道，寺贝通津，永汉戏院，单看那些地名就平白令人相信，这里注定会有故事发生。汪曾祺曾说，别人的诗是写在白纸上的，而李贺的诗是写在黑纸上的，所以色彩鲜明浓烈。我愿意相信这片土地就是一张纹路模糊的黑纸，是无数瑰异故事的温床。

《断指》即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起源于一则一闪而过的新闻帖。有段时间我在广州没有工作，“灵活就业”，每日在大街小巷做citywalker，倒也没什么压力，甚至还觉得自在。于我而言，如果这个词能被翻译，恐怕不应被译成中产气息浓郁的“城市漫步者”，而是漫无目的却也自洽自得的“街友”。后来忽然就不能出门，citywalker也没法做，生物钟很快失灵，变得昼夜颠倒，每天盲目而机械地上网、刷手机，疲惫像披风一样罩在身上，无法抖落，越压越沉。就是在这样的刷屏中，我看到这则帖子，停顿了一下，很快又划了过去——手指，抑或说大脑的惯性让我无法停止，等回过神想去截屏，却发现再也找不到了。那段时间我一个字也没写，只日复一日地做饭、吃饭，我也为自己陷入写作的荒漠而焦虑，觉得自己不该这样，至少应该做点记录，但我没有办法。很久以后，我读到埃莱娜·费兰特的演讲，她在谈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提到，无论能力多少，我们创作小说不是为了让假的看起来像真的，而是为了通过虚构，以绝对的忠诚说出最难以言说的真相。她的话让我想起了那则新闻贴，它像一朵浅淡的乌云，正在被忘记的边缘飘散，于是我拿笔把它记了下来。

找与藏，对与错，生病与健康，聪慧与痴傻，这些特质并非刻意的设置，而是故事的黑纸让撞色尤为明显。编辑小王老师说，镜像对照不必刻意，也不必分派在几人身上，要让对立的两面在一个人身上共存。我们反复打电话，讨论如何处理这样的对立统一。我觉得她说得对。

关于小说中广东话的使用，也是由故事的气氛决定的。作家蔡东曾言，对小说的构思，不光是情节意义上的，要考虑的，还有故事的气息和氛围，是幽暗还是明亮，是童话感还是现实感，基础调子是温煦还是寒冷的。根据需要，引入合适的元素，反复强化。《断指》中广东话正是这样的元素。语言是人物的核心，人物说出口的话代表着这是怎样的一个人，语言要与人物身份适配，还要与相应的情节适配。阿才很少出家门，人又痴傻，于是全程说着单调的白话，阿弟在读了幼稚园后，开始朗声讲普通话，并且倾向于用普通话与人交谈，这是教育的结果，也预示着某种变化。

粤语九声六调，保留大量古汉语音调，韵母更复杂，入声短促有力，与普通话相比，有着更加波澜曲折的声线，具有天然的故事感。音节的音调变化越丰富，旋律表现自然就会越好听，同一首歌曲，粤语版明显要比国语版更好听动人，就是这个道理。当广东话呈现在故事的黑纸上，线状的吐字感让叙事的色彩愈加分明，让亮处更亮，暗处更暗，有如套上一层对比度极高的滤镜，这是普通话叙事很难做到的——说来奇怪，我自幼生长在北方，也没有什么语言天赋，但却能在极短时间内熟悉广东话的用法，做基本的听读，并且热衷于学习和使用，这大概是一种特殊的缘分。

我十分欣赏的作家黎紫书曾在一篇创作谈中提到，她坚信每一篇小说都该有属于它自己的“声音”。因着内容的不同，即便都以中文书写，每一篇小说的语言都该有不同的质感和温度。我非常赞同。巧的是，写下这篇文章时她正在广州，她说，这些年我连在自己的国家都一再被误认为外国人，而广州却漫不经心地认领我，一点不以我的长相打扮和口音为异。我想或许在未来，我也能重新被这座城市认领，并在其中继续“walk”，为笔下的故事寻找独属于它们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