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文昕：于阴影处留笔迹
2018年7月，我坐在台北回广州的班机上，看见地勤人员朝我们挥手，留下一个苍凉而美丽的手势。我与一段悠悠岁月作别，嘱咐自己振奋，重新投入生活。不想两地开始了经久的隔绝，我与短暂交往四个月的朋友们交谈愈来愈少，连怀念的精力也逐渐被消磨，只剩下一封封反复被阅读的旧邮件，最后一封开头写着：“文昕好：好久不见，而且，还真不知何时能见呢。”
《距今六十九海里》故事的形成，便是模模糊糊地，从“距离”这一概念开始。它像一个时空体，囊括着我对两地、家庭关系、现代人离散生活的观察。它在毕业前夕写成，作为被美化了的日子来怀念，难免具有含情脉脉的目光。
福建女孩章一琳后知后觉地背负上母亲的志愿，嫁给一位台湾老板，希望能在一定期限后拿到台湾身份。面对丈夫施暴和母亲病危，她不得已返乡，最终决定留在故乡生活。故乡，在某种程度上寄寓着乌托邦式的美好想象，从虚构的层面，它写出了离散的人如何在故乡找回平静的生活，但从现实的角度，却是很多人难以做出的选择。
因此，当小张老师提醒式地问我，写这样一个故事有什么意义时，我才重新对自己的笔，以及笔下的故事有了反思。
奶奶去世后，我再度打开这篇小说。相距一年，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章一琳的故事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我现在的生活——被“好的标准”捆绑，受困于某个期限，不得不怀着明天会更好的自我安慰，惶惶度日。但在小说中，章一琳的心终究从母亲转向了自己。我想她比我更勇敢，在沉默中突破了关系的囹圄。也说明我写这篇小说的当下，已对未来生出些悲观的念头，但依然有惯性的希望，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如今它反过来，安抚了现在的我。
母亲有没有爱过我？这应该是小说中的章一琳最想问的问题，却无法直面可能的答案，如同台湾与故乡相距的“六十九海里”，很近，但难以跨越。于是它化作章一琳对母亲体贴背后的不理解，与弟弟的房产冲突，对自己房间的保留。思考这个问题时，我总会想到奶奶的脸庞。我隔着不远的距离，看见她要永远地与我们分隔，那一刻却极平静，不再受到爱与不爱的困扰，而是知道矛盾终结于此。我频频想到王文兴的《家变》，父亲走后，紧张的日子竟显示出一些松动，甚至愉悦。我久久凝视着这个念头，感到羞愧，又在小说写作时，感到一些自由。
我常常写福建女性在他乡的故事，她们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在他乡用自己的方式开凿出了生活的许多可能性，偷渡，假结婚，或是寻找当地的男朋友，在他乡做美甲、开超市、做保洁，困境让她们变得很真实、鲜活。在不确定的危险和不见天日的恐惧中，要求自己保持生的希望。我受她们鼓舞，于虚构和非虚构中不断追寻她们的踪迹。在一场文学比赛中，一次偶然的机会，项飙老师读到了我的非虚构作品，他评价道，如果不写，没有人会关注她们的生活，更没有人知道她们是这样生活的。我想这也是写作的一种意义和责任，无论是哪一种形式，应当要写出人的某种处境，包括困境。
写作初期，我试图用小说写出现实世界里无法解答的问题、压抑的念头，而后是我观察到的，那些边缘和细小的“不适”。我难以直面大的冲突——生活和小说中都是这样，但总为情感和表象倾心，也乐于想象它们背后的遭际，并通过虚构的方式，将它们变成完整的故事。写作是一条起伏的生命线，我在其中越来越满足，仿佛创造了某种为我所有的、解释世界的逻辑方式。
《潮汐车道》的创作同样从一个问题开始。某年夏天我作为实习记者，在法院听了不少案件，其中一位失独父亲，不想嫌犯被判死刑，而是希望得到一笔赔偿，以此还清贷款，为日后生活提供基本保障。而另一位有同样遭遇的家庭不接受任何赔偿，只接受对嫌犯的死刑宣判。刚开始我并不理解，后来才明白，在某些时刻，生命价值的衡量标准离不开现实生活。我想起鲁迅先生在《伤逝》中写道：“必须要有生活，爱才能有所附丽。”想起那位父亲所说的，他还有车贷要还。
我在新闻中完成了过程的记录，而在小说里面，给情感留下更多空间，更多的是想象一位父亲在儿子死后的世界里探寻。时至今日，我的手机还能看到那位父亲的朋友圈，开业庆典、家乡新闻，偶尔兼职。可见，生活和小说不同。生活没有结尾，作为写作者，我能做的仅仅是不断地发现问题。
当下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很多。我很难说我的写作关注了这些问题，甚至有些主动回避，但小说中对幽闭的恐惧，对自由的渴求，在平凡和追求间的摇摆，对某些秩序的不信任，时常存在，这些也是每个人身上的投影。通过文学创作，我明白即便事物无法改变，也要看见它们，并在将被淡忘的阴影处留下笔迹。
我开始坚定地写小说，并相信它可以成为支撑我生命的部分。时间并不很长远，并不是经年累月的自我认可，而常常是自我怀疑和贬抑。但在这条路上，我也是幸运的，得到了许多鼓励和帮助。来自老师的，编辑的，同辈朋友的。她们的肯定与善意，对于起步时不够自信，也尚未发现独特性的我而言，有深远的力量。我开始将现实生活和写作的世界分开，试着面对创作中无限宽宏的宇宙。写不下去的时候，我常常会去读自传，或是读作家的访谈，倒不是为了学习具体的笔法，不过是想要将自己放在更广的纬度中，相信自己终究会写出些什么。看到他们在某一阶段犹疑、徘徊、突破，甚至是对以往自我叛离，感叹互联网不留情面之余，也知道有些必然的历程，尚未抵达。
青年时期的写作像在颤抖，总是怀疑，种种不逮之处……好在反应很诚恳，将直觉作为故事，将语言作为修饰。越投入生活，越会发现更多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我的未来计划仍在飘忽，但在写作的世界里，想写的欲望是源源不断的，这使我高蹈，充满希望。作为观察者、创作者，游弋在问题之中，文学是我的庇护所，亦成为我的应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