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打开”这个动作成为潜意识进入到母亲的头脑里，是在母亲人生的后半场。天微亮是唤醒打开的一个信号，路上并没有什么行人，而母亲开始了她的打开。她打开杂货铺的窗，她一天的“打拼”就开始了。

说到“打拼”，实际上母亲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杂货铺门口的椅子里度过，除去偶尔蹒跚着挪进铺子为顾客拿货，连吃饭也在这把椅子里进行。她坐在椅子里，悄无声息地打量着从铺子门口经过的每一个人。那些眼见着从年轻变得和她一样老态龙钟的老熟人，那些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小孩儿们，那些从来没有见过的陌生人。但不管哪类人，他们都是母亲的潜在顾客。母亲常说，顾客就是上帝。所以母亲总是强打起精神收拾好她那重心下移的微笑，尽可能地让自己看起来更加慈眉善目，以便迎接随时降临的上帝。

如果父亲去了田地里，也没有上帝光临的时候，母亲就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杂货铺门口的椅子里，满地的鸡围着她转来转去。她静静地坐在那里，用静静地神态指挥着她的鸡吃食；让狗滚远点，别在脚下来绕来绕去，绕得她眼花；当然猫是允许在她腿上睡觉的。这是一只漂亮的虎斑猫。我常常惊呼：天哪，是谁让它长得这么好看？但是，爱漂亮的母亲说，漂亮并不能当饭吃。她时常抱怨，作为一只猫竟然不抓老鼠，她想不通。还让她想不通的是，作为一个农民，年纪不算太老的情况下，她竟然不能下地干活了，这还算是农民吗？

不说话的母亲坐在杂货铺门口，宛若一位女王。她的臣民除了前面提及的鸡狗猫。在离现在更远的以前，还有猪。不过她说，猪太能吃，现在她的腿瘸了，再也种不了地，上哪去找那么多猪食？也是，以前，母亲的腿好好的、还能下田干活的时候，我们家的猪食也是远远不够的。八只猪成天在猪圈里嚎，房顶都快被掀翻了。姐姐和我一放学就得背着背篓四处割猪草。猪草天天割，除了春天，其余时间长得又那么慢，村子附近的猪草就被我们割得光秃秃的了。好吧，好吧，走很远的路去很远的地方——下到对面村的山下去割吧。总之，现在猪是没有了。此外，那把发黄的竹编椅也是母亲忠实的臣民，几十年来随时听候她的调遣。不过近年来竹编椅开始造反，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闷不作声。只要母亲一坐下去，就吱吱咕咕地抱怨一阵。母亲叹口声说：你这个老东西，就你话多！

实际上，近二十年来，老熟人也好，陌生人也罢，从母亲眼前经过的人越来越少了，村子里已没有什么年轻人，连小孩子也少有见到了。杂货铺的生意日渐萧条，几乎赚不了什么钱，母亲“静静”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杂货铺在环境大变化中走向衰亡，但母亲说什么都不愿关掉杂货铺。一个春天，我陪母亲坐在杂货铺门口。村子里很静，对面的山浮动着一层浅绿。隔壁邻居的大门紧锁，院子里长满了杂草。那家男主人在很多年前就丢掉他背着药箱到处给村民看病的行当，南下广州再也没有回来了。杂货铺门前原先的石子路变成了四车道的柏油马路，车子一辆接着一辆地呼啸而过。偶尔有熟人经过铺子门口，妈妈便不失时机地喊住对方，并竭力将其挽留下来。对方买不买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坐下来。是的，只要坐下来。

那天，我们坐了整整一个下午。也就在那个下午，天黑之前我明白了杂货铺继续存在的意义。对于被圈在原地、动不了的母亲来说，她像被禁锢在一间黑屋里。既然她无法走出去见到太阳，那就开一扇窗让光照进来，这需要一个合理的借口。杂货铺曾经担任着赚钱养家糊口的重要角色，但随着它的没落，它恰好转变成了妈妈需要的一个借口。自此，杂货铺成了妈妈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通道，一个场域。如此看来，母亲的“静静”只是我主观上的判断，其实她的内心一直在不停歇地翻涌。我恍然大悟：在母亲七十几年的人生当中，她从来就没有“静静”过。

更重要的是，和母亲一起携手走过四十多年的杂货铺，从物理层面上看只是贩卖商品的一间屋子，实则是母亲精神信仰的栖居地——她是有用的。只要杂货铺还在，她的心就被“希望”填得满满地。尤其是当她的腿出现问题后，她再也无法用脚步去丈量她的田野，再也无法走向远方这样的事实摆在她眼前，她对杂货铺的执念更加强烈了。所以，房屋被拆迁后第一件事，是立即重建杂货铺。既然做不了纯粹的农民——母亲确实不是一个庄稼好把式，她种的每一样农作物的收成都不如别人，她那曾在民生公司做过职员的老父亲可教不了她如何把地种好。面对这样的现实，母亲下定决心做一个商人，尽管这不是什么大生意。一个人身陷困境，不能什么都不做而等死，这又是母亲常说的一句话。

我亲眼目睹母亲三番五次走出我们的村子，去向更大更广的地方。我没有想到的是，长大后我定居在了母亲年轻时去的次数最多的一座城市，这似乎是我接替了她年轻时的一个梦。这是她这一生中走过的第二座城市。那个留下她童年记忆的山城是她走过的第一座城市，她常常去朝天门码头等着她的父亲从那艘巨大的轮船上走下来，不过那里后来成了母亲永远也回不去的一个梦。如今，母亲再也不愿意离开她的村子，踏入她曾经有过豪情万丈理想的第二座城市。那时妈妈是年轻的，腿是健康的。但每次离开之后母亲最终都回到了小山村，她放不下家里的三个孩子。在母亲三十多岁时，她终于安下心来，修起了村里第一栋楼房，与此同时我们家的杂货铺也随之而来。那时杂货铺属于我们全家的，是我们全家的着落点。

上初中时杂货铺由我照看的时间多起来。我当然不像后来母亲那样坐在杂货铺门口。我是坐在铺子里面看书，或者透过铺子的窗看开得正艳的美人蕉，或者看墙上的那幅挂画日历。日历上的外国女人穿着我后来才知道一种叫比基尼的泳装。这样大胆的挂画我至今都不知道从何而来？那时村子里的年轻人陆续去了广东深圳沿海一带，我的哥哥姐姐也不例外。后来，随着我去外地读书，饱受腿疼病折磨的母亲彻底被限制在家，照看起杂货铺来，把进货的工作完全交由父亲。这以后，从形式到内容，杂货铺的所有格由“我们的”变成了“她的”，完全属于母亲一个人的了。

重建后的杂货铺从住房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它站在路口，像一座孤岛。尽管杂货铺离住房只有一百米的路程，但对母亲来说，也是遥不可及，母亲的住房就设置在杂货铺货内。母亲二十四小时生活在杂货铺里，与杂货铺融为了一体。如果杂货铺会说话，我叫一声母亲，它大概会附和母亲一起应答。

杂货铺从新到旧，从老址到新址，从繁华到没落，母亲也从年轻走向了暮年。从某种意义上讲，母亲与她的杂货铺是荣辱与共，白头偕老。

如今，即使没什么人光顾，在母亲的安排下，凡是与人相关的东西，杂货铺里都有的。这里“与人相关”中的“人”包含了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活着的人无非就是油盐酱醋茶，与农事相关的肥料等等。那么死去的人呢？在祭日、清明或者春节，活着的人为死去的人捎去成堆的纸钱，也进行了一年中为数不多的探望。

我可以这样说，村子里的每一个人跟母亲的杂货铺都有过交道，或者说跟母亲有过交道。每一次或大或小的交易，货币与商品交换的同时，双方也交换了或好或坏的生活状况，而杂货铺不动声色地记录下了这些碎片。

这里有一个死去的男人活着时的故事，关键词是“酒”。说是故事，其实没有情节、起承转合。结局当然是有的。你知道，每个故事都得有结局。

时间久远，我想不起那个男人的名字了。男人时常出现在我读初中一年级阶段的杂货铺前。如果是在夏天，大多数时间是昏昏欲睡的午后，他顶着烈日而来；如果冬天，他会在天黑前一小段时间里出现在杂货铺门口。他身上的钱只够买二两酒，拿到酒后他站在铺子门口一饮而尽，然后离去，从不多说一个字。后来，他用鸡蛋来换酒，慢慢地，鸡蛋没有了，他就抓一只鸡来，鸡换了很多酒，足以让好多天不出门。再后来就开始赊帐了。我想，那只鸡可能是他最后的财产。也许他还动了以狗换酒的念头，但在农村，狗这种生物家家户户都有，不值钱。于是他想到赊账。最后一次赊账，我一时找不到账本，情急之下抓起一支毛笔蘸了墨水在铺子门板上写下了他的欠账记录。之所以说是最后一次，是因为那次之后，再也没有见着他了。

没多久，我就听说那个男人死了。

男人的眼睛长年通红肿涨，像两只水蜜桃挂在脸上，两颗门牙也已不知去向。这张抽象的脸，让我想起挪威画家爱得华.蒙克的油画《呐喊》中那个捂住耳朵的人。也许，喝酒也是一种呐喊，向他的穷困潦倒呐喊，向他的郁郁寡欢呐喊，向他门前一左一右的两棵草树呐喊，向他狗窝里的老狗呐喊。只是他的呐喊是一种无声的、迂回的形式，尽管他呐喊过了，可是除了他自己，谁也听不见。

令那个男人没有想到是，他死后二十多年，他的欠账记录依然在杂货铺的门板上清晰可见。直到后来政府扩宽马路，我们家的房屋拆迁，那扇门才被一把火烧掉。我想，那个死去的男人终于松一口气，从此，他欠人世间的债再也不会有人提及了。

母亲，或者村子里的人不愿称杂货铺为杂货铺，他们称之为商店，商店听起来更高级、更积极向上。但在我，我固执地称之为杂货铺。杂货铺的重点在于它的杂，在于它的包容，在于它懒散的气质，在于，它更懂得乡村。我想，大地上的每一个乡村，一定都有一个这样的杂货铺，也一定都有一个像母亲这样的店主，一生都在等待她的买主上门。

很多年前，杂货铺不远处的村小消失掉了。随之消失掉的，还有比母亲的杂货铺历史更悠久的一家杂货铺，还有比隔壁邻居家历史更久远的一家诊所，取而代之的是村子的养老院。后来出生的孩子从来不会知道，这里坐着一排排老人的地方，曾是多少个孩子的童年集散地。

对于离开村子的那些人来说，母亲的杂货铺犹如地标般的存在，上面刻满历史的剪影。多少年来，它一直就在那里。即使黑夜归来，只要看到了母亲这间亮着灯光的杂货铺，他们就知道没走错路，他们到家了。

打开。打开杂货铺。这是母亲自己对自己举行的一场重要仪式，那些待在暗处或亮处的商品是证明她作为一个有用之人的凭据。不管有没有买主，不管是阴天雨天，还是晴天，“打开”这个动作，母亲一天也不会停下来。

（首发于中国作家网驻站内刊《四川188体育官方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