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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东方，华夏神州的江右大地之上，三天子都（又名南天子樟，亦名匡庐、庐山）脚下有一汪神奇的湖泊，这里是令人无限留恋的水乡泽国、候鸟王国、鹤鹭的天堂，它的名字叫做——鄱阳湖。

鄱阳湖，浩渺烟波天作岸，波翻浪涌涛争先，鹤舞鹭飞渔舟晚，秋水一色祭长天。

很多人应该不知道，鄱阳湖它并不是一座真正地理意义上的构造形湖盆，而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积蕴、沉淀下来的产物。因此，我们今天站在历史的角度，从历史的层面及意义上来客观地认识鄱阳湖，理性地认知鄱阳湖，这应该是我辈鄱阳湖人应当积极承担起来的使命与责任。这是毋庸置疑的。

《禹贡》曰：“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太湖）厎定。”“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乂。”由此可见，彭蠡泽在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221年的先秦时代，是与长江主河道完全融为一体的泄洪湖泊，是和云梦泽（洞庭湖）、震泽（太湖）齐名的长江中下游的大型古泽薮。如果硬要说鄱阳湖的前身是彭蠡泽，客观地分析起来，这个说法是有失偏颇的。

说起彭蠡泽，从历史的地理意义上来说，江北、江南先后有两个名叫彭蠡泽的湖泊。先前的那座“彭蠡既猪，阳鸟攸居”的彭蠡泽就是战国时期位于江北的彭蠡泽，是这个今天位于淮河与黄海之间的江北彭蠡泽——巢湖。而之后的一座江南彭蠡泽，就是今天位于江西省北部的鄱阳湖。事实上，其时的彭蠡泽坐落在长江航道上，与长江融汇在一起，其南部的水域也只是到达了永修县的松门山脚下，而非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现代鄱阳湖的样子。

翻开《尚书·禹贡》便可见有两处有关“彭蠡泽”的记载：其一是“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这句话的意思是：淮河与黄海之间是扬州，彭蠡泽已经汇集了深水，南方各岛可以安居；我们不难从文字中读得出来，其时的彭蠡泽，它坐落的位置是在淮河与黄海之间，恰好与今天的巢湖相对应。这也与现代历史地理和湖泊研究专家们的意见相一致。邹逸麟教授辨误说：“认为古代彭蠡泽即今鄱阳湖，其实这是不正确的。”王育民教授更是确论说：“东汉时班固为了附会《禹贡》的彭蠡之说，把江南的湖口断陷水域误指为《禹贡》的彭蠡泽。古彭蠡泽的名称就这样被继续沿用下来。”（《中国历史地理概论》）鄱阳湖流域在两汉时期，仅只是河汊沼泽之地，叫做湖汉平原，大约在东晋末年、南北朝初期才渐渐地成为了大湖的。

其二是“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这句话的意思是从嶓冢山开始疏导漾水，向东流成为汉水；又向东流，成为沧浪水；经过三澨水，到达大别山，向南流进长江。向东流，则东汇成泽的水叫彭蠡泽。继续向东流去，便被称为北江，直接流进大海去。从这句话中我们亦可以看出，三澨水到达大别山以后向南就流进了长江，而一路向东流去则是进入了彭蠡泽，它的地理意义指向也正好是今天的巢湖，这与江北彭蠡泽的说法相一致。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远古的江北彭蠡泽就是今天看到的安徽巢湖。

另外，汉武帝时司马迁所作《史记》中的一段文字也足以说明以上的阐述是客观的。司马迁在《封禅书》中这样明确地记载道：“公元前106年,武帝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从这样的表述来看，汉武帝是在经过了寻阳，穿过枞阳之后才开始泛舟彭蠡泽的，这就说明那时的彭蠡泽在枞阳的东面，距离今天的寻阳，应该远在千里之外了。这就可以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并认定汉武帝其时泛舟而过的彭蠡泽,无疑就是战国时期的江北彭蠡泽——巢湖，而非是今天的鄱阳湖。

今天，人们口头上的彭蠡泽，它的前身原本是长江中下游“鄂皖赣”毗连区的一个超大型的无名湖泊群。由于在11000多年前，长江上的武穴至望江间的主河道向南移动到了今天所在的河道上，导致江北残存下来的河段，因处于扬子准地槽新构造倾斜下陷带的中心，一万多年以来，因地壳的升降变化而逐渐地发展变化成为了湖相，并与长江的水面相连接，这便是“鄂皖赣”毗连区进入历史时期无名湖泊群的过程。

这个湖泊群有多大呢？《汉书·地理志》曰：“枞阳，寻阳，《禹贡》九江在南，皆东合为大江；”这里的“九江”虚指是众多河道与长江汇流在一起了（先秦时期，江汉合流出武穴后，滔滔江水在冲积扇上以分汊水系形式，东流至扇前洼地潴汇而成泽。由于扇状水系汊道众多,《禹贡》概谓之“九江”）。实指的是古代的九江，今天的淮南市寿县寿春镇那个地方，而非是指现在的江西“九江”这个地方。由此可见，当时的湖泊群坐落在西起寻阳，东至枞阳的那一大片水域，并与寻阳盆地南缘宽阔的长江水面相连接，到达了永修县的松门山脚下，形成一个规模空前的超大型湖泊群。

至于后来人们是否有意无意地把彭蠡泽这个名字安在了鄂皖赣毗连区的这个超大型无名湖泊群的头上，就要问询汉代的大学问家班固老先生了。

班老先生在撰写《汉书·地理志》时这样说：“豫章郡，高帝置；莽曰九江；属扬州；户六万七千四百六十二，口三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五；县十八：南昌，莽曰宜善；庐陵，莽曰桓亭；彭泽，《禹贡》彭蠡泽在西；鄱阳，武阳乡右十馀里有黄金采；鄱水西入湖汉；莽曰乡亭；历陵，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为傅浅原；莽曰蒲亭；馀汗，馀水在北，至鄡阳入湖汉；莽曰治干；柴桑，莽曰九江亭；艾，修水东北至彭泽入湖汉，行六百六十里；莽曰治翰；赣，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新淦，都尉治；莽曰偶亭；南城，盱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汉；建成，蜀水东至南昌入湖汉；莽曰多聚；宜春，南水东至新淦入湖汉；莽曰修晓；海昏，莽曰宜生；雩都，湖汉水东至彭泽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鄡阳，莽曰预章；南野，彭水东入湖汉；安平；侯国；莽曰安宁；”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汉高祖设立豫章郡时，在豫章郡下分别设置的县治是：南昌县、庐陵县、彭泽县、鄱阳县、历陵县、馀汗（余干）、柴桑县、艾县、赣县、新淦县、南城县、建成县、宜春县、海昏县、雩都县（于都）、鄡阳县、南野县、安平县等共计18个县。众所周知，彭泽是在汉高祖初年建县的，班固是出生在公元32年，彭泽设县比他出生早了200多年。但班老先生却在撰写汉书的时候缺少了对彭蠡泽的认真考据与论证，只是先入为主地误以为是先有彭蠡泽而后才有彭泽县的。于是，他便随意地将“彭泽，《禹贡》彭蠡泽在西”的这个结论镌录在了《汉书》上。将彭泽县西边的那一片与长江交汇在一起的无名湖泊群说成是“彭蠡泽”了，这明显与《禹贡》中的“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所表达的意思是相悖的，班固的这个无心之误，不经意间将江北“彭蠡泽”这顶远古属于巢湖的帽子，结结实实戴在了位于鄂皖赣毗连区的这个江南的超大型无名湖泊群的头上，致使江北彭蠡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被无端地丢名失籍，迷失了自己，直到东汉的后期才被人们重新冠以了“漕湖”“漅湖”“居巢湖”“巢湖”等名字，一直到今天再未被改变过。这就是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与《汉书》所记载并演绎的江北江南彭蠡泽易名以及之后江南彭蠡泽改名为鄱阳湖的历史故事。

在江西、湖北、安徽三省的交界之处，长江自西向东奔腾流淌。浔阳在长江的南岸，来自江西腹地的赣江水通过鄱阳湖的湖口自南向北汇流进入长江。长江北岸则分别是属于湖北和安徽两省的，自湖口以上至黄冈的地域大抵是属于湖北省的，而湖口以下至安庆的地域则大抵是归属于安徽省的。

在长江北岸的这一流域内，有一大片东西逶迤相连的湖泊群，它们自西向东依次排列，分别被叫做作龙感湖、龙湖、大官湖、黄湖、泊湖等。这片湖群的主湖体坐落在安徽省的宿松县境内，但位于湖泊群最西端的龙感湖，有一小部分在湖北省的黄梅县境内，而江北诸湖则是一个较为独立的完整水系，湖水自西向东缓缓流动，最终通过望江县的华阳河注入长江。

对于江南的彭蠡泽来说，是先有彭泽县而后有彭蠡泽的。这就说明，彭泽县名的由来，并不是因为“彭蠡泽在西”这个原因，而是班固在撰写《汉书》时，因粗心之故，没有正确、精准地理解《禹贡》中“东汇彭蠡泽”的涵义，而犯下了中国地理学史上一个美丽的学术性错误。

而提起鄱阳湖，它与“彭蠡泽”又是两个常常最容易被混淆的概念。实际上，鄱阳湖是在南北朝时期，也就是刘宋永初2年的秋天，由于地壳发生了新的沉降过程而形成的一个新生湖泊，它远远晚于彭蠡泽全盛时期的先秦时代。自鄱阳湖口以南至永修的松门山那一片水域，本来只是赣水流入彭蠡泽的最后一段河道，也是彭蠡湖南部的一片水域，当时的松门山与都昌的大矶山（西山山脉）并没有分割开来，而是连在一起的整体，是彭蠡湖的东部水岸，而入江水道北端的湖口同时也是位于古彭蠡泽的南部水岸。因此，可以说鄱阳湖与古彭蠡泽是山水相接的隔代相邻的两个邻居，二者之间并不是同一回事，也并不存在历史上某种相互作用的继承关系。

翻看公元421年的大事记，其中有这样的记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刘宋永初二年九月，也就是公元421年的9月，因受地壳板块运动的影响，古县鄡阳发生了一次历史上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大地陷事件。那天，在千钧一发的倾刻之间，不只是鄡阳县城内岩浆四溅，一时之间将古城夷为了平地，还有彭蠡湖东岸的松门山也在此刻发生了严重的断裂并深深地沉陷了下去，这就导致了彭蠡湖水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般，撒开四蹄，向东狂奔肆虐起来，没用多久的时间就将鄡阳、海昏两座古县治给淹埋在了水底下，汹涌泛滥的洪水直接冲到了鄱阳城的脚下，将鄱阳山也围在了水中，形成了人们今天看到的现代鄱阳湖的雏形。

此次事件过后，在鄱阳湖流域就永远地留下了“沉鄡阳泛都昌，落海昏起吴城”这个千年的不朽传说。

追本溯源，鄱阳湖盆地及其陆地水系的形成和发展，是晚三迭世末期，也就是距今约18亿年前以来，在内、外地质作用下并经过长期雕塑带来的结果。在全新世早、中期时的鄱阳湖水系,还是处在广泛发育的河流景观初期，而鄱阳湖区最为广泛的发育季是在第四纪沉积时期，尤其是全新世流水沉积期。特别是赣江流域，不仅分布广泛，而且厚度颇大。它们的岩性岩相及沉积组合特征,是推断古水系形态和古环境状况的地质物证。赣江尾闾，即赣江四支分布地区，是鄱阳湖主湖区内目前控制得最厚的全新世沉积区。

在自武穴以下的浔阳、宿松、黄海和望江一带的望江凹陷中，全新世中期，长江中下游一带气候温暖，降水充沛，加上海平面上升，潮流界的范围大幅度向上游伸展，低洼处积水成湖，江南的彭蠡泽就是这样形成的。

而随后的《史记》《水经》中关于彭蠡泽的记载则说明古彭蠡泽应在长江北岸，此时的鄱阳湖盆地内并不存在大的水体，而湖口地堑内的季节性水域或许仅仅是彭蠡泽的尾闾。两千年以来长江河道不断迁徙，江南彭蠡泽的主体逐步萎缩并演化成今日的龙感湖、大官湖和泊湖等湖泊，而湖口地堑内的水域则逐步向南扩展，尤其是421年的地震之后，鄱阳湖慢慢地承袭了彭蠡泽、彭蠡湖之名。

从以上的这个层面来分析，这便是江南彭蠡泽，亦名彭蠡湖，今天的鄱阳湖，它的前生今世的来处。

为什么彭蠡湖后来又被易名为鄱阳湖了呢？

翻看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我们在唐以前的作品里根本就看不到“鄱阳湖”这三个字，但凡涉及到鄱阳湖的作品均是以彭蠡湖名之。但自从进入了唐朝以后，文学作品中便开始极个别地出现“鄱阳湖”这个名词了。

翻看《全唐诗》，在这厚厚的一本书中以“鄱阳湖”为题目的诗歌仅只有2首，一首是韦庄的《泛鄱阳湖》：“四顾无边鸟不飞，大波惊隔楚山微。纷纷雨外灵均过，瑟瑟云中帝子归。迸鲤似棱投远浪，小舟如叶傍斜晖。鸱夷去后何人到，爱者虽多见者稀”；另一首是释贯休的《春过鄱阳湖》：“百虑片帆下，风波极目看。吴山兼鸟没，楚色入衣寒。过此愁人处，始知行路难。夕阳沙岛上，回首一长叹”。尽管这两首诗的题目被冠之以“鄱阳湖”，但是在诗中却并没有使用“鄱阳湖”这一名词来进行表述。到时徐铉的《移饶州别周使君》：“正怜东道感贤侯，何幸南冠脱楚囚。睆伯台前收别宴，乔公亭下舣行舟。四年去国身将老，百郡征兵主尚忧。更向鄱阳湖上去，青衫憔悴泪交流。”以及《送表侄达师归鄱阳》：“故乡禾黍世亲稀，中表相寻只有师。惆怅离怀向何许，鄱阳湖上叶飞时。”这两首诗中有了 “更向鄱阳湖上去”“鄱阳湖上叶飞时”称呼眼前的湖泊为鄱阳湖的直白表述。其间，再无人使用“鄱阳湖”这一新名字来称呼过去的彭蠡湖。

就这样，一直到了南宋时期才再次在文学作品中重新出现“鄱阳湖”这个名字。著名诗人杨万里的《舟次西径》：“夜来徐汊伴鸥眠，西径晨炊小泊船。芦荻渐多人渐少，鄱阳湖尾水如天”。末句的“鄱阳湖尾水如天”已经将鄱阳湖的浩淼空远、烟波苍茫、水天一色的意境表达得一览无遗了。还有就是周弼的命题的作文《鄱阳湖》：“鄱阳湖浸东南境，有人曾量三十六万顷。我昔乘槎渤澥间，眇视天溟坎蛙井。浪何为而起於青云之底，日何为而碎於泥沙之里。太极初分一物无，天水相包若鸡子。扬澜可供李白青州杓，彭蠡付与卢敖洗龟壳。斗大孤山没处藏，斸取来搘鼎铛脚。胸中八九吞云梦，似此蹄涔亦何用。安得快意大荒之东东复东，指麾鱼鳖骑苍龙”。这篇《鄱阳湖》通过“鄱阳湖浸东南境”“彭蠡付与卢敖洗龟壳”不仅将鄱阳湖与彭蠡湖的前世今生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还充分利用“胸中八九吞云梦”描述，将鄱阳湖的磅礴大气描写的淋漓尽致。

通过以上的阐述，我们择取韦庄的生卒年代来与现代鄱阳湖的形成时期做一番有效的比较，就不难发现鄱阳湖从成形到这一名词的出现，中间走过了多少年的艰难旅途了。韦庄生于公元836年，殁于公元910年，唐昭宗乾宁元年，也就是公元894高中进士。《泛鄱阳湖》这首诗应该是在他中年人生落寞时期泛舟鄱阳湖时而作，估计那时候的他已经有四五十岁了吧？时间应该是在860至870几年之间。从公元的421年地震、地陷导致形成了现代的鄱阳湖，到公元860至870那一时期里出现以鄱阳湖命名的文学作品，故而，我们不难地知道从彭蠡湖的旧称到鄱阳湖这一新名词的出现，其间，它们已经走过了400多年的漫长旅途。

而鄱阳湖这一名词畅行天下、闻名于世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唐代以后南下北上的人们以及明代的历次大型移民运动所造就的。

自唐宋以来，随着我国政治中心的不断南移，鄱阳湖成为了南来北往的人们进入江右地区的唯一通道。特别是在南唐中主李璟迁都豫章以后，人们对于鄱阳湖的认识与理解便日益增多起来。唐末北方的战争频繁，人们为了躲避无情战火的袭扰，不得不无奈地举家南下，以求得安身立命之所。他们这些人，有的在湖区安顿了下来，有的则乘舟穿过鄱阳湖进入了赣江在赣南定居了下来，还有的人甚至翻过韶关梅岭进入了闽粤之地安居了下来，开创了独一无二的客家文化，为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这些南下的人们，自彭蠡湖口进入湖区以后经过的第一个大水面便是博阳河的入湖水面，人们叫它做博阳湖。由于南下的人员相较于北上的人员显得稀少，故而博阳湖一名并没有被广泛地叫出来。

而是当历史的脚步走到了明代的洪武时期，洪武皇帝朱元璋发起了历史上有名的“红绳赶散”运动，将饶州及九江等地的富户几乎全数迁移了出去，这就是中国移民史上“江西填湖广，湖光填四川”这一历史事件的来由。依据《明史》、《明太祖实录》的查证及其大量不同的姓氏家谱记载以及历史学家葛剑雄等人的考证，我们不难发现，仅在明洪武年间，江西就向湖北、安徽、江苏等地移民达到了200多万人。仅在洪武七年，迁江西饶州移民14万人到凤阳。洪武九年，再次迁江西饶州、九江移民五千人到安徽凤阳县西南。洪武廿一年时，朝廷从江西饶州移民30万人到了湖北的黄州。与此同时，还迁饶州、广信、九江移民12.2万人到武汉。迁9.1万人到安陆。迁10.7万人到汉阳、丐阳。迁16万人到荆州。迁了1万人到襄阳。洪武廿二年从饶州、九江两地迁27万人到安庆，这其中，就有20万人是来自鄱阳湖上的瓦屑坝的。继又迁饶州、九江等地移民6.5万人到池州。迁饶州移民6.4万人到合肥。洪武廿五年，又迁饶州、徽州移民23万人到扬州的各个府、县，淮安府的各县去定居。洪武卅年又从江西移民65.6万人，分别到长沙府的常德府各县，以及岳州府、安庆府和郴州、零陵、衡阳、靖县、辰州等地。在明洪武年间，江西总计迁出移民达214万余人，其中光饶州府就迁了近100万人出去。这江西移民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从鄱阳湖上的瓦屑坝走出去的。

那些被朝廷强制遣散出去而丧失了对家谱和祖先的记忆的移民后代来说，北有“山西大槐树”，南有“江西瓦屑坝”，便成了他们多少年来寻根觅祖的圣地。瓦屑坝，让那些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移民的后代子孙们通过口口相传，记住了生命中的瓦屑坝，传唱起心中的鄱阳湖，已然在不知不觉中让鄱阳湖这个朴实的名字，名扬天下。

因而，我今天有足够的理由说明：鄱阳湖，它并不是一座天然形成的湖泊，而是一座形体巨大而又底蕴深厚、丰富的人类文明遗址。它亦不是来自人类的自然赠与，而是人类历史的进程馈赠给我们深厚的，了不起的历史沉淀下的产物。

（首发于中国作家网驻站内刊《鄱阳湖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