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见档案看作为外交官的李金发
不少作家有多重身份、多种面目，作家身份而外，有的致力于政治，有的擅长经营企业；有的表面凶恶但心地纯良，有的假装和善在关键时候却显出本性。这样的多重身份和多种面目往往在档案里有更为直观透彻的呈现。李金发即是一例，他作为中国现代象征派诗歌的开山鼻祖，以诗人身份为人所熟知。李金发惯用新奇晦涩的意象和格调表现对人生命运的感叹，追求虚幻美，被称为“诗怪”。周作人在《微雨》出版导言中称赞其诗“国内所无，别开生面”。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经历了青年时期的创作高峰和抗战时期的风格突破后，诗歌生涯陡然收束，转而投向了外交界。这段经历让我们得以窥见李金发生命的另一种底色，他从朦胧晦涩的诗句中跳出，随即身陷官场漩涡，政治的残酷性塑造也呈现了一个诗人在沉重的现实引力下复杂的生存状态。然而关于李金发的这段外交生涯，相关研究者往往语焉不详，一手文献的缺失是其主要原因。我在档案馆里找到了作为中国驻伊朗大使馆一等秘书李金发的数份档案，藉以从中管窥作为外交官的李金发形象，深入认识另一个李金发。
一、“束装放洋，如出樊笼”
1941年，李金发经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郭泰祺介绍，前往重庆担任外交部欧洲司第二科专员。关于这一点，他曾在《答痖弦先生二十问》里有所回忆：“因为在上海租住郭泰祺的洋房,所以与他一家都很熟。在重庆他闹桃色事件那年,我偶然谈起欲再回外交部工作(在武汉时曾在陈友仁部下工作很短的时期),他毫无难色地请我去做专门委员。当时他没有‘你原来是艺术家’的念头,在欧洲司第二科办事，其实是人浮于事,无事可办可。”但政府机关中衙门式的单调无聊生活让他倍感疲倦。于是他在1944年入复兴关中央训练团受训一个月后取得了外放出国的资格，后经多方活动竞争到驻伊朗大使馆一等秘书的职位。根据台湾“国史馆”藏民国31年5月11日至民国37年5月3日驻亚洲领事任免案第八卷中记录，1945年2月22日，外交部正式“呈请国府任命李金发，免王念祖”。这是自他少年时期留学法国后，再次得到外出做长途旅行的机会，同时还能享有外交官丰厚的物质条件和薪资待遇，心情正如他自己所言“束装放洋，如出樊笼”。
李金发一家自1945年1月4日从重庆出发，途经印度加尔各答、新德里等地，于同年3月22日抵达伊朗德黑兰车站，然而并未有预想中的驻伊使馆工作人员前来迎接，风尘仆仆的一家三口只好自行叫车前往使馆。到达使馆后他才了解到伊朗公使李铁铮已于前一天到伊拉克公干去了，三等秘书吕式伦代理馆务。李金发虽是前来担任一等秘书，按惯例也得等李铁铮公干返回才能正式就任。李金发认为这是李铁铮对自己的一次“暗算”，其目的是不让李金发一到任就当代办。因为按当时的外交惯例，公使不在，则由一等秘书代理馆务。李金发曾在阿瓦士给李铁铮发过电报告知火车到达日期，而李铁铮故意在火车到达前一天出发公干。在此期间，他只好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中。这是李铁铮对初来乍到的李金发的第一个下马威，也为后来二人不合埋下伏笔。
直到后来李金发才知道李铁铮对他们在沿途多逗留了时日，且未曾向伊朗使馆报告行踪感到不满，觉得有损自己公使尊严。李铁铮原本在外交部做简任秘书，1942年5月起担任国民政府驻伊朗公使，1943年又兼任驻伊拉克公使。1945年3月12日，李金发到达伊朗前，在李铁铮的竭力争取下，外交部“将驻伊朗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李铁铮也由公使升任为大使。在短短几年内晋升速度如此之快，由此可以看出，李铁铮在官场中的手段比初涉政界的李金发要高明许多。彼时中国驻外使馆内勾心斗角的不良风气同国内没什么两样，李铁铮早已将驻伊使馆三等秘书吕式伦、雇员海维谅拉拢为心腹，而对于不愿进入自己阵营的职员则百般刁难使坏。李金发从一开始就与李铁铮有了矛盾，自然不肯与其为伍，两人的关系便进一步恶化。李金发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称李铁铮擅长于“暗算”和“缺德”。幸运的是，不久之后，李铁铮想要谋取莫斯科大使的职位，于是回国活动去了，李金发在此期间代理馆务。
二、作为外交官的李金发
这时候的李金发不仅负责管理馆内事务，还需要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汇报涉及伊朗经济、政治、军事、国际关系等多方面的情况。关于这一点，他在自传文章中写道：“我每月对中东局势的分析报告，我敢说称为专家，亦无愧色。”档案文献的发掘为我们了解李金发彼时的工作提供了更为直观的认识。1946年1月16日，他向外交部情报司发文：“一、此间左派报纸尽力攻击驻美大使，谓彼非伊朗代表而系世界帝国主义之保护人；二、闻ZIA昨被政府以飞机运往巴勒斯丁，左派对此流徙处分表示过轻；三、伊朗成立最高经济委员会以增加生产消费，提高生活水准；四、苏军继续撤退，惟恐系移动性质，从未出伊朗国境。”同年4月22日，外交部再次收到李金发发来的电文：“传闻伊中央军与亚塞拜然省军在边境大起冲突，死百余人。军事当局虽加否认，但首相宣称政府正调查真相及军队严守原防，勿作一切自相残杀行为，以和平办法解决悬案。发言人称亚省问题纯系内政问题，无须待苏军全撤始行谈判解决。”他在伊朗也写了一些介绍伊朗文化和风俗的文章供国内读者了解伊朗、了解中东，如发表在《文坛》月刊上的《近代波斯文学》，较为详尽地向读者介绍了伊朗的文学状况，还有《奇异的婚礼》介绍了伊朗的婚姻习俗。这可能既是出于好奇，也和作为外交人员的敏锐性有关。包括后来在被调往伊拉克做代办时，他有三次前往伊拉克大学演讲中国政治问题，并在报纸上发表宣传中国抗战的文章，这些都是作为外交官的李金发的本职工作。
在尽心处理本职工作的同时，在此期间，他了解到李铁铮公然讹索勋章、贪污受贿、损公肥私、侵吞公款的恶劣行径，李金发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写道：“如电报费，是以伊币支出，收人则为官价美金，其他办公费的多余(极力节省,连有公使馆头衔的信纸都没有)，及各种发财贪污的机会多得很，平日寄公事返重庆，则托英国大使馆的邮机带去，以省邮费，公文又不加火漆封固，什么秘密亦给人偷看了。”“他（李铁铮）报告外交部，伊京天气酷热，外交团多到山间去避暑，故望能有经费，租一别墅，为全馆人员避暑之用。果然言之成理，得到几千美金，他租了一小房子在山下，为一家人享用，使馆同人有谁能叨光？……他以外交官身份买新汽车免费入口，然后转卖出去，至少可盈余千把美金，于是他的财富在几年内就相当可观了。”李金发在掌握了一定证据后，就发动馆内其他人，由自己领衔，与除了吕式伦、海维谅以外的四五名馆内职员于1946年5月14日呈告国民政府：“为呈报李大使铁铮公然欺骗本国及驻在国政府，讹索勋章，大失国体，侵吞公款，请予惩办，以伸正气而肃官箴。”但控告的呈文寄往重庆后一直未有回应，彼时，李铁铮已被任命为新任泰国大使，政府亦并未因控告而收回成命。
李金发检举一事，原因可能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有着深沉爱国心，在越南逃难的经历让他目睹底层人民的沉重苦难和颠沛流离，而见证了李铁铮中饱私囊的行为后，自然充满鄙夷，希望能伸张正义，维护国家的尊严；另一方面，从个人利益出发，李铁铮对于自己的排挤和打压或许也是他选择检举的原因之一，而其他人的支持也许是政治斗争的妥协，因为当时李铁铮并不在驻伊使馆，如果反对作为当时一把手的李金发有可能会侵害自己的利益。总之，官场当中的博弈有太多的考量和权衡。
其实，李金发深知“中国腐败的官场都是官官相卫的”“控告上司是中国政治上最危险的愚行”，检举能否成功与李铁铮背后的靠山有很大的关系。可他依旧选择检举这种方式，不仅是出于强烈的爱国心，更透露出他虽然了解民国官场的运作模式，却对此时已腐败至极的政府机关抱有幻想，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认识不足。可以说，他一直都在对国民政府的失望与希望中游离。所以他最后并没有跟随国民党逃往台湾，也没有回到大陆，而是前往美国。“天地玄黄”之际的选择在当时已埋下伏笔。控告事件发生后，“多少识相的朋友，都知道这是做官的大患，不敢再与我们往来”，李金发感叹“社会没有正义感，自古皆然，于今为甚耳”。
三、从德黑兰到巴格达
1946年6月，李铁铮重回伊朗使馆担任大使，想叫李金发吃些苦头，于是向外交部建议将他调到条件更为艰苦的伊拉克使馆做代办，李金发则怀着被排挤的心情离开伊朗。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台湾“国史馆”藏民国35年1月10日至37年3月1日的中央机关公务员违法渎职档案，李金发在1946年7月13日向外交部补述了李铁铮的贪污劣迹，这一次举报的原因可能是与李铁铮斗争落败心有不甘，想再做争取，也可能是出于爱国心，不愿看着这样的贪官逍遥法外，亦或是两者都有，结果不出意外仍然是不了了之。据李金发在《巴格达的素描》中所述，他在离开伊朗前往伊拉克的飞机上，“油然生去国怀乡之感”，失意之苦可以想见，巴格达的烟尘滚滚缄默了挣扎于复杂人性与现实阴暗面的痛苦失落，留下的只有黯然妥协与无奈。他在驻伊拉克使馆代办的任上“香槟桥牌消磨盛年”，但也尽职尽责，“为中国使馆一洗寒酸气”，一直干到1950年，国内政局骤变，于是举家搬到美国，经营起了农场。从此彻底与外交政界告别，走上了从商的道路。
正如金星在《从重庆到德黑兰：1945年李金发的赴伊之旅》里所说：“李金发在国民党重庆政府任职的档案或许在第二历史档案馆中会有存留，尤其是在两伊期间每月发回重庆方面的局势报告依然是李金发文献中‘待发掘’的部分。”由此可见，利用档案的特殊性、较高的可靠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作家的多重身份，从而有助于对其进行更加全面的研究。本文以新见档案丰富作为外交官的李金发的形象，为李金发域外文献的搜集工作提供线索和支持，同时李金发与李铁铮的政治纠葛也表现出国民政府内部的腐败无能，为研究民国时期的政治面貌提供佐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二史馆’藏创造社作家档案整理与研究”（21CZW041）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