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日本人来了。天津卫满城杀气！

车轮与钢筋铸成的铁轨不停地撞击，发出阵阵轰鸣，仿佛是列车在华北大地的旷野里的低声呻吟。铁路沿线的村民每当听见这令人撕心裂肺的声响，便小跑着来到铁路旁，隔着铁丝网远望。模糊的视线里，黑色的车轮碾压着破旧的枕木，“咔嚓”“咔嚓”……随着列车运行速度加快，一个个硕大无比的铁皮箱子扑面而至，仿佛要往他们惊吓不已的眼珠子里钻。他们心里知道，这一列列装满军用物资的运输车正沿着铁路线往关内开，粮食、饼干、罐头、糖酒、酱油……车上装载的食品和日常用度，马上会把日本士兵养得膘肥马壮，也让中国人恨得牙痒痒。他们无法平静，心里像是煮沸的水，咕咚咕咚，连连冒泡。一些气急的人，恨不得纵身腾起，跃过铁丝网，抄起棍棒和斧锤，把铁箱子砸个稀巴烂，把那些吃食都抢回家去，把嗷嗷待哺的孩子喂个饱，好让那些人面兽心的日本兵喝西北风。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为了侵占天津，进而控制整个华北，先后调集关东军混成第1、第11旅团，驻朝鲜的第20师团抵达天津周边，并迅速组建了以德川好敏中将为指挥的“临时航空兵团”。上百架飞机轮番上阵，盘旋在天津城上空，炮弹一枚枚落了下来，仿佛自由落体运动，在天津城里炸开了花。炮弹追着民舍、学校和商铺炸，炸得这古往今来的九河下梢之地，突然间变成一张黑白照片，烟云蔽天，残损黯淡。

日本人对平民的大举进犯，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天津城一个个孱弱的小村庄，被大队日军掷弹筒和迫击炮猛轰。守军苦无火炮，只能以步枪、轻机枪、手榴弹还击。敌炮凶猛，不消多少时间，院墙被炸毁，机枪被炸飞，守军的阵地被夷为平地。可怜的是手无寸铁的村民。日本人冲进村子，见人就杀，或开枪射杀，或刺刀挑死，村口、壕边、垄旁，尸体随处可见。到了街镇上，就架设机枪，封锁地道口，对着满街的活人疯狂扫射，周围无一人幸免。两旁房屋挡住了射击线，他们就满屋洒上汽油，随即点火。火焰来势汹汹，一把火变成一团火，连片的住房被烧成灰烬，整座城镇化为一片火海。

1937年7月30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不足一月，作为近京畿城市的天津沦陷。这一年，张钟朴7岁。幸运的是，他们家并未毁于日军的炮火，彼时他在英租界读小学。

学校里有日本教员，一面教大家日语，一面监督学生和老师。那时候，天津从小学到各类高等院校，都要开设日语课。日伪“天津市治安维持会”教育局下发《关于各小学高级班每周添授日语课程的训令》，规定：为满足中日交往需要，在市私立小学中择取40所，设置日语教育高级班，每周进行一个小时的日语授课，且日语教员须由教育局选定。后来，“天津市特别公署”又将日语课程延长为两小时，日语还作为高中以上学校必考科目，被当局予以确定。

张钟朴年纪虽小，但生来讨厌日语课，他烦透了那套虚伪又固定的军国主义教学程序。日语课前，同学们心里都堵得慌，嘴里有话说不出，等日语老师一进门，全班学生全体起立，然后做操，边做还要边喊口令：“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张钟朴和同学们就像被人摆布的提线木偶，喊着机械的口令，配合做着重复的动作。一堂堂课上下来，心里别扭，身体拧巴，却又无法反抗，无计可施。日语老师倒是热情洋溢，做起操来可起劲儿。他站在黑板前，把脸抬得高高的，好让眼睛可以俯视全班。他耸了耸肩，搓了搓手后就一下子挺立起身躯，开始舞动起来。一会儿伸伸胳膊，一会儿踢踢腿，接着又晃晃腰，整套动作做下来，在张钟朴眼里，活像一只粘在墙上歪歪扭扭爬行的毛毛虫。做完操，日语老师一刻不休息，摊开书本就讲课。张钟朴看他口若悬河、一点不累的样子，心想，看来刚才那一通折腾，根本没费他多少气力。

家邦被毁，成了亡国奴，张钟朴和同学们只要一上日语课就蔫了吧唧，谁都提不起精神。日本人起先不以为意，当情况愈演愈烈时，老师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日本人找到校方告状，引起了校领导的重视。后来，只要日本教员来上课，教导主任就提前来班上交代说：“今天日本人来上课，你们可得老实点儿，别违反课堂纪律，否则日本人发火了，找到我，我也不好处理！”教导主任的难处大家看在眼里，为了不给学校惹麻烦，大家只能硬着头皮学日语。在五、六年级时，无心插柳柳成荫一般，张钟朴初步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日文文法。此时的他并不知道，日后当他进入中共中央编译局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参考日文译本时，这段学习经历还真起到了作用。

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张钟朴学到了六年级，要毕业了，功课不错的张钟朴考上了天津一所比较好的中学——天津工商学院附属中学，一所天主教系统的教会学校。当时，天津最有名的中学是南开中学，周恩来总理曾在此就读。抗战烽火燃起，南开中学被迫迁走，留在天津继续办学还比较好的，就是天津工商学院附中。附中在天津城区五大道的马场道，东北起南京路，西南自吴家窑入河西区。马路两侧都是英式建筑，一眼看去，一排排多重人字形坡屋顶依势排开，像是高高低低的音阶，均匀分布在五线谱上。坐南朝北的工商学院主楼，是法国天主教会献县教区耶稣会在中国创办的第二所天主教大学。站在马场道，从正面往里瞧，楼宇中间高，四周低，呈完完整整一个“工”字形。外立面铺设清水砖墙，辅以大块的蘑菇石装饰。外顶部的曼塞尔红瓦坡顶，和内部的法国孟莎结构穹顶，结为一个稳固的建构。屋顶前后墙体各嵌一座巨大的圆钟，被巴洛克式的券罩和断山花围个紧紧实实。门厅内悬挂利玛窦和南怀仁的画像，正中挂南怀仁绘制的《坤舆全图》。那些淡绿色的山脉，双曲线绘就的河流和深绿色的海洋……仿佛只要耐心瞅一眼这幅“世界地图”，天下六合、四夷诸侯就了然于心了。

利玛窦和南怀仁，这两位来自异邦的传教士，为十五六世纪的大明帝国既带来了宗教教义，也带来了哥白尼、克卜勒、布鲁诺、伽利略的神采与消息，更带来了天文学、测量学、几何学、水利学的理论和仪器技术。这些科学启蒙和理性思维的曙光，透过画像上两人炯炯的眼神传递出来，仿佛在向年幼的张钟朴诉说着什么。

刚读完六年级的张钟朴，当然理解不了《坤舆全图》的历史意义。他只朦朦胧胧记得，学校的校长和教导主任都是法国和奥地利的神父。除了漫长的上课时光，自习时间也多。下了自习，张钟朴会跟几个成绩比较好的同学，一道去校园里的北疆博物馆。博物馆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的神父桑志华建的，里头藏了大量的岩矿、古生物和动植物化石。张钟朴极感兴趣的，是一座巨大的猛犸象遗骸标本。望着眼前这些脱去了绒毛和骨肉的史前遗物，张钟朴在心里念叨：它们穿越了冰雪覆盖的西伯利亚冻土地带，被神父带到战时的天津，跟自己相见，仿佛天外的陨石降落，这是多么神奇啊！学校里还有一间小教堂，穿黑袍的神父在里面讲解《圣经》，出于好奇，张钟朴和同学们偶尔去听。等到以后能够熟练翻译马列经典著作里那些圣经故事，张钟朴或许才能明白，读这间教会学校的意义。教会学校因有各种西方势力在此胶合，日本人多少有些顾忌，附中在当时的混乱局面下，能够保持一方安静，学生能安静学习，老师能安心教课。

1945年8月15日，日本电台播出裕仁天皇宣读的《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消息一传到天津，整个城市都沸腾了。街上的人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这一年，张钟朴读初二，作为曾经的“亡国奴”，他也一蹦三尺高，跟同学们分享这胜利的喜悦。张钟朴心想，终于不用看日本教员的脸色了，也不用再做那套扭扭捏捏的课间操了。日本人一走，日子肯定好过了！令他没想到的是，他整日想、整日念的好日子没来，等来的是国民党队伍。当时的天津和北京，都在国民党统治下。但距离天津一二百里地的地方，就是解放区或半解放区。张钟朴的老家河北青县，就属于半解放区。

“等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是当时在国统区流行的一句顺口溜，张钟朴经常听到身边人念叨。国民党部队在天津各种为非作歹，搞得天津市民整天提心吊胆。士兵们在大街上开着车横冲直撞，没车开的士兵坐电车也不付钱，到了站拍拍屁股走人，留给售票员和满车乘客一个凶恶的眼神。老百姓看在眼里，敢怒而不敢言。在家里、学校里，张钟朴听着家人、老师、同学们的议论，心里奇怪得很：青县老家经常传来消息，国民党宣传说共产党要来了，要搞土地革命了，要“共产共妻”了，你们一家家的就自求多福吧。只有国民党才是你们的希望，蒋委员长才是国家的大救星。怎么这个大救星领导的部队，却是这副德行呢？如果真是这样一个党派领导国家和人民、领导军队打仗，那这个国家到底还有什么前途可奔、这个国家的人民到底还有什么幸福的日子可期待呢？

更让张钟朴惧怕的，是天津卫的大街上，忽然多了许多美国大兵。日本人投降后，天津城陷入了一种难以名状的真空状态。驻留天津的日本军早已不敢像往日那般嚣张，他们没精打采地窝在驻地，等待接管部队的到来。三两个不甘失败的，还会走上街，大摇大摆地欺负老百姓。这些人虽然穿着军装，但哪里还有一丝军人的样子，在天津人眼里，他们就是一群纯粹的地痞流氓，一群打了败仗、只会拿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撒气的战场懦夫！天津人心里也奇怪：说好的接管部队要来，怎么一两个月过去，连个人影儿都没见着？

时间在流逝，耐心也在时间的流逝中一点点耗散。9月底的一天，有消息传来，接管部队终于来了，而且是美国人。1945年1月1日，美军军舰USS LST-164号沿着海河上溯，停泊在天津大光明码头。消息不胫而走，舰船停靠前，就有大批市民齐刷刷地等在岸边，从舰船上望过去，黑压压全是人。每个人都伸长了脖子，踮起了脚尖，用直勾勾的眼神盯着那艘悬挂着星条旗的蓝灰色的大船，向着岸边驶来。一些小商小贩连生意都搁下了，挑着担子侧身挤进观望的人群里。他们一边望一边在心里好奇地问：这么大一艘船，得装下多少口粮啊？见到如此热情好客的天津人，美国大兵们也排成整齐的队伍，微笑着朝着岸上观望的人群挥手致意。看到这些黄头发、蓝眼睛、白皮肤的士兵们笑容可掬的样子，民众们也高高地挥舞手臂，予以回应。有的边挥边喊：“欢迎来到天津卫！”

风一阵阵地吹，军舰趁着风势稳妥靠岸，不再动换，像是一头大象被关进了动物园的笼子。不一会儿，甲板顺势垂下，几个全副武装的美国大兵迈着坚挺的步子走上来，露出一副令人难以置信的威严。天津的老百姓们哪里见过这番神气活现，还以为是庙里供奉的石雕金刚们活了过来，降临人间。紧接着，一辆美式吉普车开了过来，准备接驳。车上坐着的几个美国人，从着装和肩章看，肯定是军官。他们也板着一张脸、挑着两道眉，一副对人爱搭不理的样子。船上的军官见状，嘴角的肌肉抽动两下，算是打了招呼，便倏地钻进车里。吉普车撒开丫子，隔开喧闹的人群，径直穿过空旷的街巷，只在码头留下一排黑熏熏的尾烟。

多方打听才知道，这些人下了船、上了车，就直奔日本人驻地，他们是美军接管部队的先遣特派部队，先跟日本人谈判商讨接收天津的事宜。为什么是美国人来接收天津？据1945年8月12日《晋察冀日报》报道，晋察冀冀中军区已经任命杨成武为天津市卫戍司令，晋察冀边区任命张苏为天津市市长，准备好接管天津市。但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却下令城内日军和伪军不准向共产党部队缴械，当八路军准备进入天津城时，遭到了城内日军和伪军的疯狂抵抗。同时，国民党政府允许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在塘沽登陆，并授权美军在天津接受日本驻军投降。于是，1945年9月30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18000人在塘沽登陆，继而进入天津、秦皇岛等地。一个星期后，代替国民党政府在天津接受了日军的投降。

蒋介石一念之间，天津人有苦难言。没过多久，这帮接管日本人的美国兵们，露出了比日本人还要尖利的獠牙。天津人对他们的痛恨，甚至超过了日本人。在回家的路上，张钟朴经常能看到美国大兵们闲着没事，开着吉普车在大街上冲撞，车上还载着几个搔首弄姿的吉普女郎。这些被美国人搂肩掐腰的姑娘们，有的是美军的女译员，有的干脆就是城里的娼妓。她们陪跳舞、看戏、兜风、吃饭，时时刻刻变着法儿跟美国人一道取乐。这日夜不停驶来驶去的吉普车，载着这些寻欢作乐的登徒子们，穿过天津卫的街巷、商铺、鸟市、戏园、澡堂、茶馆，沾染着香奁里的脂粉、水沟里的污渍、餐馆里的泔水和大马路上漫天的灰尘，给天津人带来了难言的灾祸。美国人的吉普车里有一个电接触，只要驾驶员一踩油门，车子就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像是机枪在大街口扫射一样，把逛街的人群和四下的小贩吓得魂飞魄散。美国人看到他们吓破胆的样子，像是看到马戏团里踩高跷的小丑跌了跤，哈哈大笑。后来，吉普车越来越无法无天，直接开进商店，撞裂了柜台。有时候，两部吉普在马路中央互不相让，直接来一个“热吻”……

更让张钟朴灰心丧气的，是年节时候。到了中秋节、除夕日、元宵节，家家户户都要张灯结彩，大放鞭炮。这帮异乡人看中国人过年过节也不闲，就把吉普车开到路口，从车厢里搬下一堆“二踢脚”，随便找个开门的店铺往前一蹲，点燃了炮仗就扔进去。火药在密集的纸张里迅速燃烧，炮竹被向下喷射的气流推动，“嘭”的一声凌空巨响，吓得店家在屋子里抱头鼠窜。美国人和吉普女郎们看到这番场景，就又龇牙咧嘴笑起来。

短时间内，“吉普车”已成为天津城内邪恶的象征，转动的车轮下不知有多少枉死鬼。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10月1日至1947年9月，美国大兵在天津共实施重大车祸、故意杀人、抢劫、强奸、捣毁财物等犯罪案件365起，平均下来每两天发生一起，直接导致中国民众死亡、重伤高达2000余人，但是却没有任何一名美军士兵受到真正的刑事追究。更令人愤怒的是，驻扎在天津的美军还特别规定：“轧死一个中国人赔法币10万元，轧死一头驴赔偿法币135万元。”

国是民的依附，国若强，民又怎会遭欺？张钟朴虽年纪不大，但这基本道理心中还是有数的。当了几年日本人的亡国奴，对国民党的统治备感失望，如今又被美国人当街戏弄和欺负，中国人怎么就该受这轮番的折磨，怎么就不能抬起头、直起腰、扬起眉，堂堂正正做个人呢？在一次地理课上，地理老师一番讲话，让张钟朴内心充满了热望。这位地理老师一上课，就像是一面被强风吹顶着的风帆，充盈着一股一往无前的力量。在课上，他根本不讲地理课本，而是讲“五四运动”，讲中国到底是怎么从一个封建帝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后来，张钟朴回忆说：

“我们的地理老师专门跟我们讲，从1840年中国鸦片战争开始，到现在刚好一个世纪，中国人灾难深重，中国人民到了该翻身解放的时候了。怎么翻身解放他也没有一个结论，他说你们自己去研究，你们来日方长。我们当时也有点懂事了，慢慢觉悟了，就怀着一个朦胧的救国思想，因为青年人嘛，从懵懵懂懂到现在初中生二年级了，稍微知道一点今后应该怎么生活，应该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一心就想要为国家富强出力。至于怎么才能富强仍然不知道，但是有一条我们知道，就是好好读书长本事，所以认真读书对于自己而言成了大事。”

二

家中有粮，心里不慌。但没过多久，天津的粮食供应出了大问题。

抗战时期，日伪天津市政府为了把粮食消费牢牢控制在手，搞起来一套违背经济规律的“粮食配给”制度。所谓“配给”，即天津的粮食只能由日伪控制的“华北食粮平衡仓库天津支部”供应，定期、定量地售卖给持有购买证明的市民。张钟朴和家人为了买到口粮，必须拿着由伪天津市民粮食调配处统一印制的“天津市民粮食配购证”。张钟朴数着家里这些黑色、绿色、红色的三联纸张，上面注明了月份、期别、粮食种类及数量，他心里想：就凭这些花花绿绿的小小纸张，全家人就能填饱肚子？这一时期，配给的粮食以混合面为主，掺有麸子、玉米秸、橡树皮、橡子等大量霉坏的杂粮，甚至连军马都不吃的军用饲料，都被日本人拿来掺到配给粮里，一起磨成面粉供市民吃。吃着这样的粮食，天津中等之下的家庭都无法正常生活，大街上经常能见到饿昏冻毙于街头的乞丐和无业游民。

抗战胜利后，相关粮食清册显示，天津接收各公私仓库之日伪杂粮仅3.6万余吨。又据1946年1月的积谷情况调查，天津、静海、宁河、武清4县中，仅武清县尚有积谷2526石5斗4升9合，约合224余吨。1946年7月，张廷锷称天津粮食消耗量“月需三万吨左右”。而依李洛之等人的估算，战后天津各类粮食的年需要量为576356吨，合每月4.8万余吨，府库存粮实难足全市月余之用。

与粮荒交织在一起的，是天津当局物价的阶梯式上涨。据《益世报》记载，抗战胜利后，津市物价一落千丈：8月25日的行情较沦陷时期之最高峰下降90%～95%。《大公报》对此也有报道：八九月间的天津市面“物资充足，物价一月以来起伏不定，然较两三个月前跌落至多。人民前于夜间即排立店前待购杂合面之现象已不复见”。

可惜好景不长，自9月下旬开始，物价又复猛涨，至12月份，各种物价反而比沦陷时期峰值还高。尤其是日用必需品的零售价格居高不下，并以食盐、烟煤、火柴、报纸4种物资涨价最烈，其中烟煤价格较11月中旬上涨了136%，食盐价格增长了1倍，火柴与报纸价格也分别增长了94%与65%。自国民政府宣布法币与伪联币的比率为1∶5后，“各商竟有藉此机会将原订伪币之价改售法币，无形中增加五倍以上”。

日子再也过不下去，张钟朴全家做出决定：搬到北平去！

到了北平，张家把家安在北新桥附近。当年，北新桥一带商铺齐全，商品琳琅满目，居民日常所需之物都可以在这里买到。比如吴裕泰、万丰号、永馨号茶叶店，增福泉、德成号油盐店，天福斋酱肉铺，元发永、仁和店米面铺，大生堂、志善堂药铺以及当铺、烟叶铺等，应有尽有。来此不久，张钟朴便考入了离家不远的北京一中读高中。

国民党统治时期，北京的中学都是男女分校，张钟朴所在的一中是男校。学生里分成两派：一派是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这帮人在校园里横着走，整天不好好上课，净在校园里捣乱，监视进步学生，一旦进步学生有些什么风吹草动，他们就向学校当局打小报告；还有一派是“地下党”，这派也不都是地下党员，也吸纳了很多外围组织成员，像是“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联盟”等。他们上课也不认真学习，平日里互相传递进步小说读，像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母亲》。张钟朴是醉心于学习的学生，这两派他都不参与，“地下党”有成员把小说传到他手里，他吓得赶紧退缩回去，颤抖着嘴唇说：“这……我不敢看，要是被三青团的人发现了，可是要把我拉进黑名单的。”他心里清楚，上了三青团的黑名单的学生，特务机关审核后就会被抓走，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张钟朴爱学习，他跟几个相投的同学一起，为了把成绩搞好，中午都不回家。早上爸妈给他准备一个铁饭盒，里面装着一块窝窝头，一堆酱咸菜，中午他跟同学们啃一口窝窝头，塞一口酱咸菜，午饭吃得简简单单，也热热闹闹。北平的冬天冷，教室里就生起一个大铁炉子。教室外，寒风呼啸，雪花飞舞，蓬勃的生命在慢慢枯萎。北风把树叶刮了个干干净净，一棵棵枝丫变得光秃秃，挺立在户外忍受着寒风吹彻。北风拼命地吹，吹得玻璃窗簌簌地响，吹得看门的老大爷鼻头通红，吹得太阳和云彩消失得无影无踪。教室里，大铁炉子锈迹斑斑，却也金光灿灿。同学们围着大铁炉子，听着炉膛里的木柴噼啪作响，讨论着今天老师讲的哪一章节太难了，自己根本听不懂。柴烧成了炭，微弱的炭火透过通风口冒了出来，闪闪烁烁，星星点点，散发着温柔的热力，深吸一口气，同学们胸口的寒冷皆被驱散。讨论了一段时间，大家饿了，就把各自带来的窝窝头撕成片，贴在炉子边烤熟烤热。被冻僵的窝窝头接触到热度，一点点蓬松、起酥，不一会儿教室里便充盈着迷人的面香。张钟朴和同学们啃着热乎乎的烤窝窝头片，热烈地讨论着当前全国各地局势。这个时候，东北野战军一部在塔山地区已浴血奋战了6个昼夜，解放军占领了锦州和长春，长春围困战告捷。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即将在中原和华东战场，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发起最后的攻势。一群中学生跟小大人似的，一会儿笑嘻嘻地指点江山，一会儿皱皱眉毛不明就里，仿佛窗外的寒冷和肃杀全部与己无关。

1949年1月，北平的市民们经常聚集在东长安街三座门前，看解放战争形势图，地图上挂着硕大的标语：看国民党反动统治就要完蛋。大家心里清楚，胜利的时刻即将到来。终于，1949年1月底，一座停留在明清时代闲散凋敝的古城北平沸腾了，解放军进城了。战争年代，接管一座城市首先是接管防务，实行军管。1949年1月31日，大年初三，北平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天。中午12时30分，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1军莫文骅部由西直门进城，开始接管防务。解放军从永定门入城，装甲车部队穿过正阳门牌楼，威武地行进在前门大街上。榴弹炮部队来到前门箭楼下，与欢呼的民众一起拍手。入城的骑兵部队，头戴狗皮帽子，这是东北野战军的标配。他们骑着高头大马在市民身边穿行，仿若驰骋在广阔的原野上。工人、学生、市民、教师、商贩……所有群体、所有民众都像是大冬天里洗了个热水澡般畅快，准备接受新政权的洗礼。

张钟朴家住在北新桥，解放军进城那天，北平城北风呼啸，沙土飞扬，石块滚动，天地一片灰蒙蒙。爸妈跟张钟朴说，就别去天安门了，那里人多，挤着摔着不好办。张钟朴听话，就站在北新桥的十字路口处等解放军路过。先是聂荣臻的部队——华北野战军，穿着土黄色的军服，戴着棉布军帽，身后的武器装备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汽车、军械等不够先进。华北野战军过后，便是东北野战军，整个队伍焕发着另一种风采。士兵们戴着毛皮帽子，穿着绿色军装，挂着新式的机械化装备，这些漂亮的装备是从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那里缴获的美式装备。很多武器装备被装在一辆辆六轮卡车里，跟在队伍后头。孩子们看到这些新奇的枪炮，都耐不住好奇爬到卡车上去。学生们摇动着小红旗迎接，一些高年级的学生抓起粉笔满墙满地地写标语：“热烈欢迎解放军”“毛主席万岁”。

后来，张钟朴听同学说，为了防止特务搞破坏，入城式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并没有在北平城内广泛宣传。在所有经过的街道，安排在前三排的，也几乎都是地下工作者和青年学生。然而，令平津前线指挥部诧异的是，当天虽然有沙尘暴，但老百姓们依旧热情不减，闻讯赶来，不惜在寒风中站立4个多小时，也要一睹解放军的风采。最终，差不多有一半北平市民参加了入城式。

中国共产党打得了天下，这个天下也要坐得了。进城以后，共产党的“泥腿子”干部，能不能管好一个偌大的北平？早在1948年夏天，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就接到了培训接管干部的任务。他随即命各地遴选100名县团级以上干部，火速到西柏坡旁的西黄泥村接受训练。李克农给学员们讲解当前的大好形势时说：

“北平是国民党统治华北的大本营，社会情况十分复杂，既有清朝遗老、下野的军阀、失意的政客，又有汉奸、官僚资本家、逃亡地主、封建把头、恶霸、惯匪、惯窃以及地痞流氓，还有国民党特务机关特务分子等。所以我们的工作任务将非常艰巨。”

训练班的同志一个个都是久经沙场的悍将，但绝大多数没有城市生活经验。李克农经常教给大家一些城市生活常识。大家一向点油灯，他便教大家如何开电灯。有人开灯拉拽绳子用力过大，绳子都被拽变了形。再比如教大家如何打电话、如何使用抽水马桶等。学会这些，李克农还不忘告诫大家：进城了依旧要保持党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要坐人力车，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

训练在继续。这一年12月17日，中共北平市委在保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定下了北平的领导班子：叶剑英出任北平军管会主任和北平市市长，彭真任市委书记。

有了前期训练，军管会干部给北平的老百姓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国民党留下的北平，只能用千疮百孔来形容，如火箭般升空的物价，极端恶劣的通货膨胀，百姓的生活每天都在泣血。面对“烂摊子”，北京市军管会成立后，为了稳定市场和民心，立刻开始货币兑换工作——把原来国民党发行的钞票，兑换成解放区的钞票。彭真在大会上说：“粮、煤、票子，一进去就会遇到这三个问题，必须解决，解决不好，一切都搞不好！”军管会定下货币兑换原则：人民币兑换金圆券，工人、学生、职员是1∶3；独立劳动者、贫民也以1∶3兑换。每人以500元为限，超过数目以外以市价1∶10兑换。粮食首先供给工人、学校职员，剩下拿到市上，将来拟组织合作社，分配到市民手中去。手中有煤炭十几万吨，可以烧两个月。

张钟朴听到这个好消息，也拿上家里的金圆券跑去兑。到了军管会，他发现来兑换的人排成长长的队伍，一望不到头，他就折返回家，准备第二天再去。第二天去了却发现，所有兑换窗口贴出了布告：暂停兑换。现场的人叽叽喳喳，张钟朴听他们有一嘴没一嘴地议论起来。原来，排队的人里很多并不是学生，但为了占便宜，都谎称学生身份，按照学生的优惠兑换。为了刹住这股歪风，当局不得不暂时关闭兑换窗口，研究好应对办法再开兑。这时候，一个年轻的学生模样的人走到关闭的窗口前，对着工作人员哀求说：“帮帮忙可以嘛，我昨天就排了好久的队，今天又来排！”工作人员不慌不忙，答说：“对不起，按规定目前不能兑，等组织上研究出新办法，一定给你兑。”张钟朴在一旁看到，心里想：这共产党真不得了，统一高效，头一天发生的事，晚上一研究，第二天全市都统一不兑了！

刚解放的时候，学校里一团乱糟糟。学生没个学生样儿，一天天不上课，教室整天空荡荡，黑板比地板还干净。校方觉得，长此以往学生学业都荒废透了，该到整顿教学秩序的时候了。整顿首先要有人来上课，学校就在各年级组织复课比赛，看看到底哪个班吸引的学生多。比赛办起来，原来地下党的那些进步青年们都规规矩矩坐回教室里了。同学们心里生疑：解放前不好好上课，一解放就突然变成模范生了？装模作样给谁看啊！校方发现，进步学生并没起到号召作用，办法还得另想。

党员干部就找到以张钟朴为代表的一帮好学生，希望他们参与办壁报，号召大家来上课。张钟朴一听，就来了兴趣。他们抄写岳飞的词《满江红》，给壁报也取这个名字，意思是全国解放，祖国山河大地一片红。报头请美术专业的学生画上一面红旗，把“红色江山”的意蕴表现得更显著。大家还围绕学校的教学、解放后北京市的现状、解放区的情况等写文章、写诗，将这些文艺作品发表在壁报上。《满江红》办好后，在校园里反响很好，学生们经常驻足观看。不知哪一天，学校里突然新出了一幅壁报叫《黑无常》，上面画了几个装神弄鬼的形象，要跟《满江红》搞对立、作斗争。

虽然经常给壁报写积极进步的文章，但张钟朴逐渐感到写作思路的枯竭。这时候，老师建议他去读毛主席的文章。张钟朴忽然想起曾经的地理老师对“五四运动”的推崇，随即他翻开毛主席的书，其中《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文章，读起来令他心潮澎湃。这是1939年5月4日，延安青年群众举行“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到会并发表的演讲。当时的革命形势极其胶着，广州、武汉相继失陷，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部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抗击着日本侵华军的主力，成为中华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敌后抗日的领导中心——陕甘宁边区及其首府延安，成为未来中国的光明之所在。大批爱国进步青年从日本占领区、国民党统治区以及异国他乡，冒着生命危险，穿过炮弹纷飞的战场，突破日军和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线，奔向延安。他们在延安学习革命理论，研讨抗战国策，接受军事政治教育，在新的生活环境中锻炼和成长。但是，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抗战的形势以及青年运动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还缺乏坚定认识，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如何发挥作用也不甚了解，甚至存在着模糊和错误的认识。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毛泽东的演讲就是为了回答上述问题而作。毛泽东在演讲中说：

“中国革命干了几十年，为什么至今尚未达到目的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原因在两个地方：第一是敌人的力量太强；第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一个强了，一个弱了，所以革命没有胜利。所谓敌人的力量太强，是说帝国主义（这是主要的）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太强。所谓自己的力量太弱，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表现的弱点，但是主要的是因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所以表现了弱，所以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如果要把几十年来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就是全国人民没有充分地动员起来，并且反动派总是反对和摧残这种动员。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

真是一篇读罢头飞雪啊！张钟朴在心里暗自钦佩毛主席的战略洞察力和政治判断力。那时候的中国，北平刚刚解放，淮海战役正在持续。试想一下，60万对阵80万，土生土长的解放军“泥腿子”将领，对阵喝过洋墨水受过正规教育的国军将官，以轻武器为主的步兵纵队对阵装备豪华的国民党军队……如果光看这些纸面数据，国民党军应该稳操胜券。然而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城略地，胜利即在眼前，这活生生的现实难道不能证明共产党的道路，是正确、是光明的吗？后来，张钟朴回忆说：

“就因为办壁报，我的思想才开始真正转变，我要走左派道路，跟工农兵相结合，也就是说我要信共产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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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百花洲》2024年第5期

【作者简介：康岩，201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有报告文学作品、188体育官方ios作品及评论见于《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曾获人民文学奖、刘勰188体育官方ios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