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陈彦的小说创作具有浓重的现实关怀，他的小说始终将目光对准人民大众，关注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生态，并借此回应时代问题。陈彦小说的现实关怀集中呈现在对劳动的书写之上，其作品正视当下的社会现状及其精神疑难，探索文学在新时代书写劳动的可能。其小说创作借对劳动的书写重新阐释劳动的伦理意义及启蒙价值，发掘劳动在新时代重塑社会总体性和个体价值尊严的意义，并以此种方式赓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及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亦为当下文学创作如何回应现实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关键词：陈彦 劳动 总体性 伦理 启蒙

人类的历史发展始终与劳动息息相关，劳动不仅创造了人，也创造了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这个意义上，文学艺术的诞生即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劳动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叙事资源。在传统社会，劳动更多是作为一种美德而存在，自近现代以来，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劳动的内涵也有了新的变化。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及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下，“五四”时期的蔡元培、李大钊等人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1这一口号在中国各个领域得到宣传，文学创作受此影响，对“劳动”及劳动人民的书写涵盖了不同题材，这种创作思潮延续至延安文艺时代及当代文学时期。文学作品对劳动的书写，不仅让读者认识劳动的意义和价值，也提供了一个观察社会历史的视角。

时代与社会的发展，使得人们对“劳动”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变化，陈彦的小说创作在新时代正视这种变化并及时给予回应，并探索文学在新时代书写劳动的可能。在此，需对本文涉及的“劳动”概念做出说明，陈彦的小说《西京故事》《装台》《喜剧》中的罗天福、刁顺子、潘五福等人均为底层劳动者，所从事的是传统的体力劳动；《主角》中的秦腔名伶忆秦娥为艺术工作者，所从事的是精神财富的创造，但其成名过程中的下苦练功仍可视为另一种形式的体力劳动，因此，本文论述的重点主要是“体力劳动”。当下的社会，传统的体力劳动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用历史与审美的眼光去看待劳动，不仅是了解劳动人民、了解社会的重要途径，更承载了守护人类精神家园的重要意义。陈彦的小说创作借对劳动的书写回应当下的现实问题，重新阐释劳动的伦理意义及启蒙价值，发掘劳动在新时代重塑社会总体性和个体价值尊严的意义，并以此种方式赓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及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亦为当下文学创作如何回应现实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一、劳动书写及其危机

陈彦小说中的劳动书写可谓是新时代文学直面当下，关注普通人在历史及现实语境中所遭遇的迫切问题，并试图重建个体信仰及时代总体性的尝试。事实上，新文学史上，文学中的劳动书写曾经具有上述的诸多功能，只不过随着时代发展及社会的转型，此种功能一度出现了断裂。因此，将陈彦的小说创作置于新文学史上劳动书写的变迁中予以考量，则更能体现出其创作的当下意义。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巨变，西方的进化论、民主、自由等思想的传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都意味着中国开始步入“现代”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这一实践活动始终参与其中，不仅重塑了个体的生命形态，甚至建构起人们对一个“现代”国家的想象。在这一过程中，“人”获得了一种全新意义的阐释，也即所谓“劳动者”，并进而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主体性。2

“五四”时期“劳工神圣”的观念涉及当时不同题材的文学作品，如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亲》、刘半农的《铁匠》、鲁迅的《一件小事》、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等，在这些作品中，下层劳动人民成为主要表现对象。但此时，“劳工神圣”这一口号更多的则是一种抽象意义的概念，是启蒙者试图启蒙底层的“工具”，这些作品中的底层劳动者大多仍旧只是启蒙者眼中的“他者”。尽管这些作品歌颂了劳动人民善良、正直、坚强等品质，但他们并未因为“劳工神圣”就获得了个体尊严，也没有因为劳动而激发出自觉改造世界的行动力，更谈不上真正意义的解放。及至左翼文学时代，情况并未有太多改变，茅盾“农村三部曲”中的老通宝一家一年的辛苦劳动换来的却是不断积压的债务，好收成并未给他们带来好生活，可以说，类似老通宝这样的底层劳动人民的劳动仍然处于一种茫然状态，他们的劳动行为更多是出于生存本能，劳动并没有使他们获得自我意识。

劳动真正使劳动人民获得一种“强大的解放力量”3，并使之在延安时代获得一种主体性。延安时代，中国共产党通过“大生产运动”“劳模运动”“改造二流子运动”等形式在根据地形成了“劳动光荣”的潮流。劳动使劳动人民成为真正意义的“劳动者”，并使这一群体获得主体尊严，并具有一种“主人”意识，获得了政治地位和道德身份，从而实现了劳动人民的“翻身”，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中国特色的劳动伦理精神。同时，劳动者“政治身份与道德身份的确定，为工农在‘革命中国’建立主体性，确实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4。因此，劳动也成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实现现代革命的一种想象和实践活动，为一个平等社会的实现提供了合法性支持，并借此建构起一个关于“新时代”的想象的共同体。延安时代对劳动的全新诠释也体现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如歌颂劳动英雄的《吴满有》《田保霖》《高干大》等作品；反映二流子改造运动的《钟万财起家》《刘二起家》等；尤其是一些女性题材创作如赵树理的《孟祥英翻身》更呈现出女性经由“劳动”从而某种程度上实现解放。延安时代所建构的关于劳动的想象延续到了共和国时代，在这一“革命后”时代，实现“社会主义”的构想成为整个新中国为之奋斗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仍然需要“劳动”的参与。柳青的《创业史》再现了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进程，正如小说扉页上的那条民谚“家业使兄弟们分裂，劳动把一村人团结起来”，柳青试图探索“合作化运动”如何借助“集体劳动”这一崭新的现代劳动形式使劳动人民“创造新生活”，并进而创造一个“新世界”，尽管这一新世界带有某种程度的乌托邦想象的成分。延安时代建构的“劳动光荣”观念贯穿于1950—1970年代的文学当中，劳动不仅关联着平凡的世俗生活，更指向彼岸的乌托邦图景。及至新时期之初，关于劳动的书写仍然呈现在诸如《受戒》《灵与肉》等作品中。

但新时期以来，尽管仍有作品歌咏劳动之美，但社会历史语境的变化也使得社会对于劳动的认识发生变化。事实上，危机早已出现，新中国前三十年社会结构已然出现“三大差别”，尽管普通劳动者享受着劳动带来的尊严，但实际待遇和领导干部（包括知识分子）仍有不小差距。同时，这一危机也源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无法解决的难题，人一旦接受知识的传播和教育，便会萌生出脱离底层进入精英阶层的欲望，这一欲望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脱离劳动。关于劳动的危机在1980年代的文学中已然呈现，路遥的《人生》就是一个典型的文本。尽管路遥在很多场合及文字当中热烈赞美农民的“诚实的劳动”，但从路遥的奋斗历程看，他并不甘于做一个在土地上劳动的农民。《人生》中的高加林有一种“对劳动的不适应感”5，小说中出现的高加林的劳动场景并不是出于“劳动光荣”，而是不得不劳动的无奈，更是一种发泄。高加林真正获得满足的时刻反而是在县城图书馆阅读《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参考消息》等报刊的时候。更有意味的是，巧珍，这样一个以劳动和持家为操守的乡村女孩在为高加林设计每周“过星期天”的日子时，流露出来的却是自己的劳动比不上高加林的精神劳动这一潜意识。《人生》中关于劳动的危机似乎在此后的《平凡的世界》中已隐去，《平凡的世界》可以说是一部关于“劳动”的赞歌，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通过“劳动”向命运抗争，从而摆脱了苦难，实现了生活的富足，找到了生存的意义，两兄弟建立在“劳动”之上的创业史和奋斗史感染了无数读者。然而无法改变的是，在那个时代，“‘劳动’的历史实践，所包含的‘改变世界’的面向，不断地被弱化”6。改革开放时代让孙少平、孙少安兄弟通过“劳动”改变命运，同时，这个时代政治经济结构变化所导致的阶层分化预示着进入1990年代，“‘劳动’被改写成‘工作’，‘劳动者’被改写成‘劳动力’”7。

1970—1980年代之交，中国再次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现代性”取代“革命”成为社会主潮，曾经给予劳动者尊严和神圣感的社会语境已发生变化，社会转型更多的是需要现代性意义上合格的劳动力而已。这种情况自198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新世纪，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知识在现代化生产方式中占据核心地位，“当聪敏的知识掌握者利用互联网的某一信息赚取的利润远远超出了一个体力劳动者一年半载的收入，当体力劳动者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辛勤产出的劳动成果被各种商家最大限度地‘榨取’时，劳动观念本身的意义就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而过去劳动者身上所具有的力量与技能所呈现的美感也就自然地难以为人所关注、所欣赏了”8。尽管文坛也出现了“打工文学”和“底层文学”，但这些作品的书写对象也仅仅是“劳动力”以及他们的不幸与苦难。

陈彦的作品恰恰在这个时代凸显了其意义，罗天福、刁顺子、忆秦娥、潘五福通过“劳动”安身立命，也让自己获得尊严。小说中的劳动具有伦理的意义，是个体价值尊严的彰显，这种尊严曾经在改革开放时代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被人摒弃，但在陈彦的小说创作中又得以接续。小说中主人公对劳动的态度，体现出时代之“变”中的某种“常”。陈彦小说中的劳动书写不仅有对人性和生命的理解，更呈现出作家直面当下纷繁复杂的社会及其精神难题的勇气以及对未来的想象。

二、基于劳动书写的伦理和文化重建

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中潜藏的劳动危机自1990年代迄今愈加显现。时代的巨变，使曾经赋予“劳动”以“尊严”的社会历史语境已不复存在，劳动已不可能像柳青《创业史》所写的那样起到整合社会并建构起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作用。甚至在当下时代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眼里，劳动本身就被摒弃，他们崇尚的是不劳而获。这种危机在当下经济全球化时代，在社会阶层分化、生产方式和劳动观念已然发生变化的时代似乎难有解决的途径，“劳动力”们在物质及精神层面都处于贫乏的状态，并且已经衍生出种种时代病症。学者程光炜曾对富士康公司年轻打工者“跳楼事件”不无感慨，“关于劳动伦理、底层民众在现代化挤压下的命运和生存价值的讨论，屡屡挑战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进程的道德底限”9。面对这个时代，文学也显得有些无力，似乎也无法再赋予“劳动”曾有的意义。因此，陈彦的小说通过书写劳动再次赋予“劳动”价值和意义也就具备一种“‘反潮流’的‘潮流’意义”10。

陈彦小说中的劳动者如罗天福、刁顺子、忆秦娥、潘五福身上都体现出劳动的伦理意义，劳动不仅是他们的生存技能，更是他们在喧嚣浮躁的时代得以保持自我、安身立命的信仰。陈彦的书写自与当下潮流化的观念有着抵牾，但这未尝不是解决当下种种社会时代病症的途径。陈彦试图通过他笔下的人物回答“在一个劳动不再光荣的时代劳动还有什么意义”这一问题，并进而尝试在当下时代对伦理和文化进行重建。

陈彦小说中的人物对待劳动的态度构成了其不断申明的“恒常价值”，即“经过人类历史检验、并继续适用于今天社会秩序结构、人的全面发展”11的重要内容。陈彦小说中的人物不论出身、职业，都奉行一种“诚实劳动”的行为准则。《西京故事》中的罗天福和那个时代无数从乡村进入城市的人一样来到西京城寻梦，他的梦想就是供一双儿女读完大学，这个新环境充斥着种种生存压力和对农民无处不在的歧视与不平等，罗天福通过诚实劳动在城市中安身立命，找到认同与尊重。他以打饼为生，尽管条件艰苦，他仍每天起早贪黑地劳动，在东方雨老人看来，“这真是一种太苦太累的活计，我观察一个饼平均需要四十多个手工动作，一天打四百个左右，也就是一万六千多个机械动作，每早从四点多亮灯，每晚都是十二点左右熄灯，一年四季，无论刮风，下雨，飞雪，降雹，几无停歇”12。他打的饼也是“料用得实在，价钱不乱涨，薄利多销”13。他一生坚持的信念就是“以诚实劳动安身立命”14，尽管他这种“靠双手刨食吃饭”的生存方式在儿子罗甲成那里一文不值。在现实生活中，有太多人是用非正常手段来获取自己的财富，不择手段，投机取巧，如小说中卖菜盒的朱大头靠抹黑诬陷打压罗天福。面对生存困境，罗天福也痛苦过，也曾想一走了之，但他还是挺住了，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用脚踏实地的劳动换取回报。诚实劳动让罗天福在城市安身立命，最终打动了儿子，更让自己的人格具有了光辉，“他以诚实劳动，合法收入，推进着他的城市梦想；他以最卑微的人生，最苦焦的劳作，撑持着一些大人物早已不具有的光亮人格”15。《装台》聚焦一群面对日常生活的内忧外患虽挣扎但也有着坚守的装台人，深处底层的刁顺子等人不同于罗天福，已无法通过“劳动”获得一种尊严感，辛苦劳动对他们来说也仅是谋生手段。刁顺子称自己就是一个“下苦的”16，他从事的装台是西京城里最苦的行业，“基本上没明没黑，人都活成鬼了”17。干的是最苦的行当，周围人却将他的劳动视为“低下”的一类，同村人瞧不起他，连身边人都不理解他。在女儿菊花眼中，这个父亲“一副奴才相”18；在养女韩梅眼中，这个养父“活得如此卑微”19；在妻子蔡素芬眼里，他“活得太可怜太窝囊”20。尽管在他人眼里，刁顺子太卑微，但他每次装台，哪怕是苛刻的要求，他都认认真真完成，从不偷懒。在刁顺子看来，装台就得“下苦”，天经地义，装不好台毁了台上的戏是不道德，他甚至体会不到自己的辛苦劳动背后有什么意义，可这种近乎本能的“下苦”反而让人看到一个小人物身上的人格光辉，正如朱老师对他的评价：“我的学生刁顺子，是一个靠自己双手吃饭的活得干干净净堂堂正正的人不比他谁低贱。”21在陈彦看来，刁顺子们尽管永远活在光鲜的舞台背后，但有他们自己的价值坚守，“他们不因自己永远处身台下，而对供别人表演的舞台持身不敬，甚或砸场、塌台、使坏。不因自己生命渺小，而放弃对其他生命的温暖、托举与责任，……在我看来，是有着某种不容忽视的庄严感的”22。《主角》中的忆秦娥身份不同于罗天福、刁顺子，作为“秦腔名旦”，她已跻身艺术家之列，但她成功的背后，是同罗天福、刁顺子一样的“下苦”，是凭借“她吃了别人吃不下的苦”23而练就一身扎实的“手眼身法步”功夫。无论是在灶房，还是在练功场，她“比别人多出几十身臭汗，比别人多使出几十倍牛马力气”，“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24，一个卧鱼动作可以一两个小时不动，这是如同罗天福、刁顺子一样的“诚实劳动”。《喜剧》中的贺加贝是一个反面典型，同为秦腔艺人，他走的是一条与忆秦娥截然相反的道路，忆秦娥的成功凭借的是劳动式的下苦，而贺加贝的成功反而是放弃了下苦的技艺精进，急功近利，迎合市场，用庸俗的笑料包装喜剧，最终走上悲剧之路。反而是小说中着墨不多的配角潘五福，相对于主角贺加贝，更体现出劳动之美，潘五福和《西京故事》中的罗天福很相似，虽只是个在农村卖饼的，但秉承诚实劳动，他卖的饼物美价廉，灶具每天洗得干干净净。

对罗天福、刁顺子、忆秦娥、潘五福而言，通过诚实劳动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其实很渺茫，如果说忆秦娥凭借自己下苦练就一身功夫（当然她的成功也有机遇的因素）一鸣惊人改变了命运，那么罗天福、刁顺子、潘五福进入另一个阶层，过上另一种生活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他们渴望改变命运，但也顺天知命，并不强求，他们并不在意自己的身份是“劳动者”还是“劳动力”，并不在乎身处的时代是否还能赋予劳动尊严，他们依然倔强地坚持用诚实劳动作为生存之道，这是一种源自内心的信仰抑或只是一种生存本能。正因为如此，才更显现出他们将诚实劳动作为安身立命之道的崇高来，从更深层次来讲，这是一种生存的意义和尊严。鲁迅先生在《故乡》结尾中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25学者汪晖对此有精辟的分析：“作为一种现实的行为，‘走’表达的只能是实践人生的方式，同时也是面对现实的执着态度。”26劳动对罗天福、刁顺子、忆秦娥来说，就是他们实践人生的方式，哪怕外在的生活重压一度让他们绝望，他们仍然用“劳动”来“反抗绝望”，哪怕这种方式在他人眼里是蠢笨的。这就如同余华《活着》中福贵的生命形态，“活着”本身就体现出了福贵对人生的执着态度。这种生活态度也是沈从文眼里普通生命的正大庄严，“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分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不管怎样活，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27。陈彦小说中的人物从不逃避为了生存而应付出的诚实劳动，他们用劳动行走在喧嚣的尘世中，或者说，是在“俗世中的艰难修行”28。他们的劳动甚至呈现出了一种超越时间与空间、与人类最原初的生命形式紧密相连的劳动之美，这劳动之美来源于土地，并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长河中。

陈彦小说中的劳动书写，体现了作者的“民间认同”，具体而言就是对劳动的道德认同，这种道德认同来源于土地，与人类最原初的生命形式紧密相连。“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农耕经济的持续性是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显著特点之一。”29农民在土地上劳动，这是他们的生活常态和生存方式，春耕、夏种、秋收、冬藏融于大自然的四季变化之中，融于“天人合一”的“整体性”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就是农人的价值追求，“劳动成为农民的内在本质特征，尊重劳动、信任劳动成为他们的基本价值规范”30。农人将劳动视为基本价值规范，从而形成了中国的耕读文化，“劳动”被视为个人的“美德”，从而构成一种“德性政治”31，维持着民间的伦理秩序。在这样一种乡土文化传统中，“劳动”成为辨别一个人是否具有“德性”的标准，《创业史》中，梁三老汉之所以信服敬佩郭二老汉，就因为郭二老汉是劳动的好手。颇有意味的是，《创业史》中对郭振山的描写，劳动的场景出现次数非常之多，柳青这样写的意图原本是表现郭振山的个人发家致富思想，对公家事的漠视，这种思想对于共产党员郭振山来说显然是落后的。但对郭振山劳动场景的描写在某种意义上反而冲淡了他的负面形象，这可能也是柳青始料未及的，以至于柳青也不无感慨：“劳动是人类最永恒的崇高行为！人，不论思想有什么错，拼命劳动这件事，总是惹人喜爱，令人心疼，给人希望。”32

从罗天福、刁顺子、忆秦娥、潘五福身上，就呈现出这种来自民间大地的美德，“诚实劳动”使他们身上具有一种崇高感，尽管他们自己可能并未意识到。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那种与人类原初生命形态紧密相连的劳动之美一直在民间存在，并未随着时代社会语境的变化而消失。陈彦通过小说中的劳动书写，勾连起了民间古朴的价值伦理，但陈彦并不满足于此，更试图从更宏大的意义上重建传统文化，这种重建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新的建构，寻找传统文化能够重塑当下的可能性。《西京故事》中的罗天福凭借诚实劳动安身立命，在东方雨老人眼里，“他身上有许多古代圣贤身上的东西。所谓圣贤，就是那些始终在持守社会常道，一旦发现人类恒常价值、恒定之规遭到歪曲、肢解和破坏时，就站出来说几句话，提醒人们不要有狂悖心理，要守常、守恒、守道”33。《喜剧》中的潘五福靠卖饼、修鞋养活全家，供儿子上大学，任劳任怨，这样的人，就是民族的脊梁。《装台》中的刁顺子尽管艰难生存于社会底层，但自有他的责任、担当和价值坚守，诚实劳动让他“不靠天，不靠地的活得周正硬朗”34。刁顺子坚韧地行走在人世间，这让他“无论面目如何柔弱卑微，其内在精神力量都是坚不可摧的”35，骨子里是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主角》中的忆秦娥以自己柔弱之躯吃了别人吃不了的苦承继起秦腔这门艺术的人生历程恰恰契合了秦腔的精髓，即那种“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36。

陈彦小说中对劳动的书写，是用中国古典思想来观察当下人世，罗天福、刁顺子、忆秦娥、潘五福等人之所以能在喧嚣浮躁的时代坚韧地行走，用诚实劳动作为安身立命之道，正是源于其精神深处深藏的民间伦理道德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进取的因子。“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文明史积累，已总结出了诸多生命演进的常识与通识，也可以叫价值范式，其实我们更多时候，是需要站在当下，做好继承以往价值谱系的工作，把那些最有价值而又被时尚不断遮蔽、湮没了的东西持续‘打捞’上来，让它们在新的生活现场重放光芒。”37因此，小说中对劳动的书写呈现了陈彦试图在当下时代重建伦理和文化以解决现实难题的深度思考。

三、劳动：启蒙与总体性重建

如上所述，陈彦小说中的人物对待劳动的态度包含着传统中国文化的种种元素，同时，这些人物以自己的诚实劳动为中介，将这些传统元素转化成当下社会所缺乏的新的价值和精神力量。在当下社会，劳动的贬值是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劳动也很难再赋予人尊严和自我认同，急功近利的时代氛围使越来越多的人迷恋不劳而获，就像《喜剧》中的贺加贝。在这个意义上，罗天福、刁顺子、忆秦娥、潘五福身上脚踏实地诚实劳动的品质反而更加可贵，尽管这品质源自传统文化，但在新时代却有了一种“新质”，这种“新质”在历史连续性的意义上接续了1942年《讲话》以来并在当代文学前三十年成为主潮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1942年延安时代以来，中国开始实践不同于五四的另一种“现代性”，在这一“现代性”的实践过程中，“劳动的人”是实现现代性的核心要素之一，不仅是现代性得以实现所需的物质基础的主要创造者，也构成了一个关于“新世界”的“想象的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传统道德伦理的劳动观念内化为当代中国的价值指向，即“中国革命政治中的‘德性传统’”38。柳青的《创业史》无疑是对这一过程的经典呈现，其书写方式也成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典范，但这一文学传统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启及持续的现代化进程开始式微，路遥的创作成为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在新时期最后的坚守。

同时，这种“新质”让罗天福、刁顺子、忆秦娥、潘五福等人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新人”，这样的时代“新人”连同小二黑、梁生宝、孙少安、孙少平、带灯、吴小蒿构成了一个现代文学史上的“新人”谱系，而这一“新人”谱系恰恰又是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中的核心要素。“新人”往往是与一个“新世界”互为表里的，如柳青的《创业史》，“劳动”可以创造新世界，这一过程的重要根基即是梁生宝这样的“新人”，同时，这一“新世界”同样可以塑造新人，当梁三老汉真正理解了儿子的事业，接受了合作化这一新事物的时候，他也就迈入了“新人”的行列。这里需要思考的是，当下社会处在前所未有的巨变和转型当中，可谓也是一个“新世界”，那么这个“新世界”需要什么样的“新人”？这样的思考，使得当下文坛出现了如带灯、吴小蒿这样的人物。贾平凹《带灯》中身为乡村基层女干部的带灯为乡镇工作竭尽全力，充分体现出了精神之正能量；赵德发《经山海》中的吴小蒿同样身为基层干部，她正义、果敢、坚韧、仁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干部。陈彦同样用他的小说告诉我们，这个新世界需要的“新人”恰恰不是那些能够紧跟潮流的“新新人类”，而是罗天福、刁顺子、忆秦娥、潘五福这样看似“旧”的人，但他们身上看似“旧”的东西反而是这个时代所需的“新”的东西，是当下时代所缺乏的价值认同和精神能量，这些反而是不断推进当下“新世界”向前的动力。同时，“新”意味着一种启蒙的力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还需要启蒙吗？人们真的获得了一种精神的自由吗？从陈彦的小说看来，“劳动”恰恰在这个时代具有某种启蒙的功能。

事实上，“劳动”曾经在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变迁中承担启蒙的功能，承载起新时代的精神风向和价值坐标。五四时期，知识精英曾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尝试对底层劳工大众进行启蒙，尽管其启蒙效果未必理想，但不可否认的是，“劳动”确实是个体重新审视自我的一个重要途径。劳动真正实现其启蒙价值则是在延安时代，劳动使劳动人民成为真正意义的“劳动者”，劳动不但承担了对人的改造功能，还使劳动人民获得主体尊严，具有一种“主人”意识，这一启蒙功能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当代。可以说，“劳动”所具有的启蒙功能既有其蕴含在传统中的“德性”因素，也有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所赋予其的政治认同、社会认同和个体认同。但吊诡的是，赋予劳动启蒙功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种种传统在新时期“思想解放”之后日趋式微。1980年代李泽厚对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流思想概括为“救亡压倒启蒙”39，思想界对这一观念的认同，也启动了1980年代以五四思想资源作为武器的“新启蒙”，但始料未及的是，“新启蒙”虽使中国人摆脱了“文革”时期政治的蒙昧，其借用的西方话语在之后的市场经济时代及至经济全球化时代又使中国人陷入了物质主义的蒙昧。同时，由“思想解放”运动催生的“文化热”虽也有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思考，但并未对传统文化如何在实践层面有效介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出有效的路径。在文学层面，出于“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目的，曾经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也被剔除在1980年代文学主潮之外，其价值意义几乎被全盘否定。“寻根文学”貌似回到文化层面，但“文化”更多是作为一种武器以与以往的“政治”话语抗衡，同时试图建立一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平台。由此可见，1980年代的“新启蒙”所秉持的“现代”话语使其忽视了传统文化中的有益部分，同时也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一整套价值观视为“陈旧”而全然抛弃，加之“国家自己逐渐丧失了以精神话语来补偿来支持来激发人的劳动热情的可能性”40，劳动所具有的启蒙价值也就逐渐衰退。“文革”之后，中国重启“现代化”进程，国家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松动，使得物质主义重新出现了，由社会的边缘地带和边缘群体伴随着不断扩大的商品经济辐射能力逐渐向核心地带和主流人群扩散，中国进入了世俗化时代，这一时代同样会参与对人的塑造。因此，从1990年代至今，整个社会及个体的精神层面越来越物质至上，作为个体的人面临另一种“异化”。

那么，如何重新塑造时代和个体精神呢？《创业史》中梁生宝带领一群农民经由劳动而“创业”的过程让人看到了“新世界”并不是遥不可及；《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孙少平兄弟通过诚实劳动改变命运的故事曾经成为无数草根的黄金信仰。那么，当下时代，劳动以及与劳动相关的创业、奋斗能否让个体重新获得自我认同和个体尊严呢？陈彦的小说给出了肯定的答案，罗天福、刁顺子、忆秦娥、潘五福等人始终秉持诚实劳动的信念，这就是他们的黄金信仰，凭借这一信仰，他们坚守自我，脚踏实地行走在人世间，陈彦也意识到这样未必能完全解决他们的生存困境，但这样的信仰在当下是最有可能重塑时代及个体精神的。当下时代价值观的混乱，源于我们认定只有抛弃旧的根基才能更好向前走，很多时候需要摆脱急功近利的心态向后看一看，往往那些看似“旧”的东西恰恰是成就今天事情的前提、基础、条件和保证。同时，种种问题也迫使正走在经济高速发展道路上的中国社会不得不重新面对一些基本的情感和价值判断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中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价值观在当下也具有“启蒙”的功能，哪怕这些传统的整体形态可能会瓦解，但“它内部的那些元素又可以以单个的方式或者以群体的方式潜入到下一个时代，然后又和其他的因素结合起来，组成新的生命形态或是物质形态”41，这一新的形态也即当下社会所缺乏的新的价值和精神力量。如果劳动在当下具有“启蒙”的意义，能生成新的价值和精神力量，那么它也就具有重建总体性的可能。回到文学层面，陈彦小说通过对主人公诚实劳动的书写，赓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及社会主义文学传统，这也是文学在当下时代试图重建总体性的努力。

如何认识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如何理解时代发展的动因与趋势？如何在人类历史长河与全球范围内书写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如何有力地写出当代中国的眼前现实，生动活泼地塑造当代人的形象？这种种的问题都使作家面临巨大的考验和挑战，需要作家具有总体性的视野，即“历史视域、现实关怀甚至对未来的可能的希望愿景的总体性体察”42。同样，这种种问题也不独是当下作家才会面对的，柳青写作《创业史》时，面对合作化运动这一崭新的事物，他“并不满足于对周围生活的稔熟而透彻的了解；他同时还把自己的眼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和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中去，以便将自己所获得的那些生活的细碎的切片，投放到一个广阔的社会和深远的历史上去检查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43。同样，路遥在写作《平凡的世界》时，以宏阔的视域勾连起了1975—1985年十年间乡村与城市的社会生活及其生活在其间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只是，当下的时代远不是柳青、路遥生活的时代，这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是一个“总体性”危机的时代，但“总体性在危机中才能呈现出来”44，这也正是陈彦小说之于当下的意义，陈彦通过小说不仅是在发现总体性，也是在建构总体性。

在陈彦笔下，总体性具体凝结和聚焦在“劳动”这一行为上，正是在“劳动”这一个点上，历史与现在、传统与现代、时间与空间、个体与总体得以统一起来。“劳动”在上古时代将人与自然融于整体之中；“劳动”在共和国时代曾经让人民大众团结在建设“新世界”这一共同体中；“劳动”在当下同样有可能让人们摆脱物质主义的藩篱，重拾伦理信仰，激发出潜藏于历史深处的热情和能量，让我们在当下这个更大更复杂的现实语境中建设一个“整体性”意义上的中国，并有能力面对未来可能的种种危机。因为，“劳动”本身有着基于千年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所赋予的道德性、合法性、正当性、神圣性，能够实现生活世界和价值世界的契合。基于此，罗天福、刁顺子、忆秦娥、潘五福脚踏实地劳动的品质不仅让他们作为个体能够坚守自我，并且在他们身上迸发出一种生生不息的向上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当下时代不仅能够形塑个体精神，也能够形塑时代精神，能不断衍生出更多的“新人”，同样也可以塑造一个“新世界”。

陈彦小说中对劳动的书写在当下生产方式和劳动观念变化的时代重新赋予劳动理想和情怀，这让陈彦笔下的人物得以凭劳动安身立命、坚守自我，并迸发出“明朗、刚健的力量和生生不息的气象”45。这体现出劳动在当下具有“启蒙”的意义，如若个体的人能够摆脱急功近利、不劳而获的浮躁心态，重拾自觉劳动并从中获得个体尊严，则会激发出促进社会积极发展的力量。这力量源自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是构成国家民族栋梁所在；这力量同样源自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能使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现代”世界，那么在当下则能形塑个体及时代精神，孕育出新的共同体，这一新的共同体之建构也即总体性的建构。

结 语

劳动从本质上就是人类的生命活动，因此，劳动本身就是一种美好的、充满生命气息和创造性的审美意象，人类的文明是劳动创造的，文学的起源也与劳动息息相关。无论是在社会历史文化层面，还是在文学审美层面，劳动都是不该被遗忘和完结的话题。如果文学的视线远离劳动，则不仅是内容的缺失，也是文学担当和信仰的缺失。陈彦小说中对劳动的书写，探索了文学在新时代书写劳动的可能。陈彦小说中的劳动是罗天福、刁顺子、忆秦娥、潘五福作为个体的生存之道，这一基点和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呈现出新时代的某种“新质”，但同时，这一“新质”本就存在于这片土地上，流淌在历史长河中。陈彦小说立足劳动这一基点，不仅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生态，还勾连起中国古典传统和社会主义文学传统，重新阐释劳动的伦理意义及启蒙价值，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种融合“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生活”与“意义”世界的总体性视野。在陈彦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劳动的“美”与“创造”“启蒙”的价值，这些不仅存在于过去和现实当中，更指向未来，指向一个“新世界”。

[本文系西安外事学院高层次人才启动基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XAIU20230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1918年11月16日，蔡元培在天安门庆祝“协约国”获胜的集会上，喊出了“劳工神圣”的著名口号；同月，李大钊发表了以《庶民的胜利》为题的演讲，提出“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参见《新青年》1918年第5期。

2 3 31 38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24、226、242、241页。

4 姚丹：《重构“革命中国”的政治正当性：劳动、主人及文学叙述》，《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1期。

5 9 程光炜：《关于劳动的寓言——读〈人生〉》，《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3期。

6 7 黄平：《从“劳动”到“奋斗”——“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文艺争鸣》2010年第5期。

8 谭桂林：《文学当重新书写“劳动”》，《人民日报》2012年9月14日。

10 42 杨辉：《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论陈彦兼及现实主义赓续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0期。

11 35 陈彦：《边走边看》，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第373、13页。

12 13 14 15 33 陈彦：《西京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80、316、377、381、420页。

16 17 18 19 20 21 22 陈彦：《装台》，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5、5、26、124、138、299、433页。

23 36 陈彦:《主角》（下），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894、897页。

24 陈彦:《主角》（上），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372页。

25 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同心出版社2014年版，第199页。

26 汪晖：《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与“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卷），王晓明编，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版，第202页。

27 沈从文：《历史是一条河》，《沈从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28 李敬泽：《修行在人间》，《会议室与山丘》，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174页。

29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页。

30 张明：《毛泽东劳动观的当代解读》，南京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32 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页。

34 陈彦：《坚挺的表达》，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第179页。

37 陈彦：《〈西京故事〉创作感悟》，《四川戏剧》2011年第5期。

39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40 41张旭东：《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7、50页。

43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37页。

44 李敬泽：《会饮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年版，第165—166页。

45 张新颖：《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从“关系”中理解“我”、文学、思想和文化实践》，《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

[作者单位：西安外事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