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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对于新世纪作家而言，书写传统文化并非单向度地“复活”过去的时间，而是藉由文学话语的审美力量去重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他们从新世纪的文化经验出发，以充满当代性的文化视野重新阐释民族传统文化，同时也试图发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资源来促动当代文化的价值增值。作为书写传统文化的最新长篇小说文本，《包浆》《窑变》对充满物质性的“传统物”投以高涨的审美热情，同时以极具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工匠为重要文化切片，重点描摹了器物与人物的相遇，物质与精神的碰撞以及日常之气与超越之气的聚合，并由此打开了重塑工匠精神的审美之门，最终在庙堂文化传统与民间文化传统的碰撞、对话中衍生出反哺当下现实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徐风 《包浆》 《窑变》 “传统物” 工匠精神 小传统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日益奔涌，本土文化经验得到越来越多的呼吁与重视，它不仅成为新世纪文化场域的重要思想源泉之一，也开启了重审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契机，更凝聚着当代中国复兴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热望。在这一整体时代语境中，新世纪文学中的传统文化书写不仅通过重返历史现场而重构了民族文化精神，同时也对传统文化的当代命运、未来走向投以深切的关怀与思索。对于新世纪作家而言，书写传统文化并非单向度地“复活”过去的时间，而是藉由文学话语的审美力量去重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他们从新世纪的文化经验出发，以充满当代性的文化视野重新阐释民族传统文化，同时也试图发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资源来促动当代文化的价值增值。2023年，江苏作家徐风的最新长篇小说《包浆》首发于《钟山·长篇小说专号》A卷，无独有偶，河南作家李清源的最新长篇小说《窑变》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作为书写传统文化的最新长篇小说文本，《包浆》《窑变》虽然以各具特色的叙事姿态开启了“向后看”的历史话语进程，却又都在经历了漫长的话语跋涉后共同汇聚于“向前看”这一终极价值旨归。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两部长篇小说共同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审美重构，努力探索民族文化传承的困境与路径，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当下创作界的民族文化观念以及思想状况提供了重要样本。

一、生民之道沧桑：作为文化载体的“传统物”

对于置身全球化时代的当下作家而言，书写民族传统文化既承载着他们文化寻根的企盼，也倾注了他们审美创新的冲动，更凝聚着他们依托传统文化建构当代文化的价值吁求。不管是在《包浆》中，还是在《窑变》中，当代经验都成为重返历史现场、重构传统文化的叙事前提和价值归宿，即是说它们都并非为“复古”而“复古”，而恰恰是以当代经验重新“述古”，并藉由这一重新叙述的产物来重新观照当代人的命运以及当代文化的命运。尽管两部小说在呈现传统历史的具体方式上略有差异，但当代视野却几乎成为它们重审历史的共同经验前提。具体而言，《包浆》主要呈现的是古今夹杂的时间形态，依托当代人钦子厚这一核心叙述视角在当下和历史之间来回切换，而《窑变》则主要采取了“当下—历史—当下”的叙事时间线索，前者往往伴随着一把老壶的出场便抛出一段与之相应的“故事”，而后者则是以小楷书稿这一大型嵌套文本将翟家历史整个地和盘托出。在叙述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两位作家几乎都旗帜鲜明地确证并肯定了“叙述”这一行动本身的力量，而不管是口耳相传，还是文字传播，它们在小说中既是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要路径，也为当代人打开了重返传统文化历史现场的审美通道。不容忽略的是，在回返传统文化的叙事起点上，《包浆》《窑变》都将审美焦点投注到“传统物”之上，它们依托宜兴紫砂壶、神垕钧瓷等审美对象来重现充满实感和质感的历史现场，并由日常属性、空间特性开启了充满“物”性的审美观照，进而从民间性立场与悲剧性内涵两个维度重启了对传统文化的审美反思。

首先，从基本属性来看，小说中的这些“传统物”既是生活用品，又是艺术品，同时还是具有流通性的商品。结合文本来看，明清老壶牵动着数百年来无数绝世壶手的人生传奇，而宋代钧瓷更是在万众瞩目中走向古代瓷艺的巅峰，不过，作家们并未将这些令世人叹为观止的稀世珍宝塑造成被束之高阁的圣物。恰恰相反，他们让古壶、钧瓷等传统器物走下神坛，回归民间，不仅真实还原了这些珍贵器物的原始生产环境，也细致再现了它们因受权力掣肘而载浮载沉的历史命运，进而从实用性、技艺性、行业性、商业性等多重维度诠释了“传统物”的符号内涵。通读小说可以发现，这些作为传统文化表征的器物无不出自底层平民之手，而对于民间性的发现和强调则内蕴着作家们的叙事立场和价值判断。有别于官方主流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包浆》《窑变》循着古壶、钧瓷等传统器物的历史变迁所追踪、爬梳的正是隐于民间的平民话语。究其根本，这是一种面向普通民众、面向日常生活、面向现实人生的平民化写作，它自觉疏离了官方话语和启蒙话语，在“规训”“改造”“启蒙”等思维惯性之外更多地去发现普通民众生活的日常性、自然性乃至创造性。

其次，从空间特性来看，小说中的这些“传统物”往往根植于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古老小镇，这片古今交汇的空间不仅成为历史遗留物的重要容器，也以不可撼动的物质性记录着传统商业的历史遗痕。面对这些可触可感的物质文化形态，小说家们的“寻古”“访古”之旅被赋予浓郁的实物考证与实地考证的双重色彩，“古镇”“古街”“古宅”也随之成为苦心营造的历史现场。在常见的文学作品中，摩登都市常常被塑造成全力追逐现代性的现代空间，传统乡村则往往被想象成施展启蒙理想的传统空间，那么介于二者之间的小城镇则为当代作家提供了既不同于城市也不同于乡村的空间经验。结合小说来看，古蜀镇、神垕镇无疑都具有极为鲜明的“历史中间物”色彩，它们在时间上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处，在空间上则位于乡村与城市的交叉地带，而针对这些历史古镇的文学书写则在城市书写、乡土书写等主流经验之外开辟了一片独属于近现代工商业的叙事空间。就历史语境而言，“重农抑商”的传统经济政策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工商业的繁荣与发展，然而，聚集在小城镇的手工业者凭着精湛的技艺在民间社会结构中仍占有一席之地。因之，针对紫砂壶、钧瓷等器物文明的书写将活跃于小城镇的手工业者推向文学舞台的中心，进一步丰富了以知识分子、农民为主流的文学人物形象谱系，同时也借助小城镇经济运作模式的历史嬗变来反思民族工商业的近现代转型。

最后，从叙事基调来看，小说中的这些“传统物”常常与家族悲剧命运盘根错节地缠绕在一起，它们在独放异彩、彰显价值的同时，却又往往令与之相关的匠师、壶手或民间收藏家跌入极其不幸的命运旋涡。如，在《包浆》中，明朝廷曾因在蜀山窑厂大开杀戒，一些制壶好手命丧窑厂，但“血流蠡河”的悲剧并未就此终止而是反复上演；在《窑变》中，烧瓷高手翟日新因得罪袁知州而身陷囹圄，尽管最终有幸洗雪冤情，却也已是“膑踝俱碎，四肢尽折，神昏目迷，气若游丝”1的残疾人。类似令人唏嘘不已的例子在两部小说中不胜枚举。笼统说来，这种充满悲情色彩的叙事基调常常指向民间工匠“因物致祸”的人生困境，他们往往基于生存选择、个人兴趣或家族传承等原因而痴迷并精通器物创造，然而，却又常常随着权力话语的强势介入而灾祸不断。对于这些技艺超群的民间工匠而言，精湛的手艺似乎既不能为他们提供优渥的生活，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卑微的地位，反而不断地将他们抛向风波、挫折、灾难甚至死亡。

结合小说的历史语境来看，这种将“传统物”与家族悲剧紧密关联的叙述方式大体蕴含以下三重含义：其一，依托情感危机、家庭危机甚至民族危机的话语氛围去彰显器物文明自身的脆弱，并由此来呈现明清以降民族文化的多舛命运；其二，以“因物致祸”的病态现象去投射“物高于人”的价值偏颇，真实再现普通民众个体生命价值饱受压抑的历史情状，从而开启了对于包括皇权、王权、政权在内的一切权力话语的鞭笞与挞伐；其三，即便不断面临权力话语的重压，来自民间社会的器物文明仍然在任何可能的罅隙里沿袭着生命之光，这也恰恰反向说明了它作为民众实践产物所具有的天然魅力和强大吸引力。这些器物往往与底层民众的生活、情感、风土、习俗、审美等密不可分，既凝聚着底层民众实践能力和文化想象的历史迁衍，也承载着权力话语掣肘之下底层民众的生命沉浮，因而，在一部看似充满物性的器物发展史背后还有一部被忽视、被压抑、被遮蔽的底层民众生命史。在莫斯等技艺研究学者看来，“文明的历史，就是不同社会的各种物品及其成就在各社会之间循环流动的历史”2。就创造性、发明性的维度来说，作为技艺实践产物的传统器物真实再现了不同历史时期集体生活的具体形式，围绕它们的生产、使用、传播也逐渐累积成一个庞杂的知识谱系，而这也为我们探寻文明的动因、方式和后果提供了不同以往的视角。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一种以一定形式存在和流通的传统实践，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被认为是象征性的。当一代人把手工工艺知识和身体技术传给下一代时，权威和社会传统发挥了影响，正如语言传递时，权威和社会传统发挥了影响一样。这就是一种传统、一种持续。”3与先验式、观念化的历史书写有所不同，《包浆》《窑变》对充满物质性的“传统物”投以高涨的审美热情，借助日常性、空间性等书写策略去发现“传统物”文明的客观性与实体性，围绕“传统物”的制造、消费、收藏、修复、散佚甚至再利用而再现了其有着多重意涵的社会生命历程，进而依托“传统物”的社会生命历史去询唤基于民间立场和民众生命体验的历史真实。

二、术道相济：作为文化主体的工匠精神

不管是《包浆》中的宜兴紫砂壶，还是《窑变》中的神垕钧瓷，均非天然存在的自然物，它们不仅是包孕着中华民族文明符码的“传统物”，而且还是与人类生活、生产实践活动息息相关的人造物，《包浆》《窑变》正是通由这些人造物重返传统文化的历史现场，作为造“物”者的工匠群体便随之浮出历史地表，而重勘技艺的历史效用则为我们重审传统文化开启了重要契机。在传统思想的范畴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二分法可谓世代沿袭，而所谓劳力者往往因文化素养、书写能力的缺失而被塑造成低层次、边缘化、对象化的存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历史因袭，重审技艺的历史意义、恢复劳力者的主体地位就更加显示出弥足珍贵的思想探索价值。笼统说来，在由劳心者所主导的“观念的历史”中，“重道轻器”几乎成为想象传统、建构传统的主导性倾向，而“物的历史”之呈现恰恰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我们回溯传统、重构传统的现实路径。它将我们关注传统的目光从高高在上的庙堂拉回到扎根大地的民间，不仅让占据社会结构大多数的劳力者获得更多的出场机会，也充分肯定了技艺在社会发展以及文明进程中的历史价值。较之庙堂型的传统文化想象姿态，《包浆》《窑变》的艺术探索价值恰在于其对手工技艺及其实践产物的审美关注，它们让久居社会边缘的民间工匠逐渐摆脱“失语”状态，通过对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充分肯定而真正赋予他们之于民间文化传统的主体性地位。

在重塑民间工匠文化地位时，《包浆》主要循着两百余把明清古壶的遗迹去爬梳五百年来民间制壶高手的生命轨迹，而《窑变》则重点再现了翟家五代人与钧窑长达一个世纪的命运纠葛。不能忽略的是，尽管小说看似是以处理个体经验的方式再现民间工匠的历史命运，事实上，他们身上仍然带有挥之不去的群体性身份标识，作为谋生策略的技艺凝聚着他们“共同的思维和行动；它们首先是社会生活生产和再生产的手段与媒介”4。细读小说可以发现，《包浆》中的古蜀镇几乎成为明清时期宜兴地区民间制壶高手的聚集地，而《窑变》中的神垕更是中原名镇，“世代以烧瓷为生，求财帛于窑火，仰衣食于埏埴”5。即是说，在民间社会中，工匠往往带有家族性、聚合性、行业性以及地域性等群体性身份形态，而这两部长篇小说则主要依托由技入“气”、术道相济的内生路径去深入探寻民间工匠的身份内涵。

结合小说文本来看，对于传统技艺的顶礼膜拜构成了民间工匠的第一重身份内涵。在《包浆》中，紫砂泰斗古希伯“课徒甚严”，要求他们必须严格按照传统手工技法制壶，“一步一法，如同卯榫”6，为了捍卫古法制壶的理念而不惜将离经叛道的爱徒冒小成逐出师门。在《窑变》中，晚清匠人翟日新偷偷试烧宋代钧窑的行为本身即是回望传统、致敬传统、复现传统奇迹的有力证明；在翟家第五代传人翟旦宁眼中，热衷复古的爷爷翟光照如同“逐渐褪色的雕像”，而“这世间唯一让他倾注感情的东西，大概就是钧窑，唯一让他倾心做的事，则是烧钧窑”7。笼统说来，这些民间工匠虽然以手工技艺为基本谋生手段，却又并非疲于奔命的麻木不仁者，他们对于传统手工技艺特别是濒临失传的独门绝技有着异乎寻常的热爱，同时也乐于在勤学苦练之后去努力再现传统技艺的辉煌。李清源借助小说人物之口，一语点破其凸显“技艺”价值的内在逻辑：“道是由术而入的，术高自然道深，不讲术只讲道，都是空谈。”8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观点，人凭借技艺向对象施展力量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动作、姿态的动态连续过程，在此动态过程中来自物质的、社会的乃至象征性的诸多因素在龃龉、协调中完成建构。正是对于这个动态过程的追踪，让莫斯等人类学家开启了“为技术正名”的学术志业，并赋予“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文明史价值：“正是技术在社会中的发展，带来了理性、感性和意志的发展。正是技术使得现代人成为最完美的动物。”9

不过，《包浆》《窑变》对于民间工匠身份内涵的探索虽始于技艺却并没有止于技艺，而是试图藉由有形之技去触摸无形之气，借助有形之术去勘探无形之道，最终通过深挖各类工匠的生命史、情感史而建构出由技入“气”、术道相济的理想化人格，而这种理想化人格本身也构成了传统文化精髓的重要表征。正如徐风在《包浆》中所言：“壶，虽然可以做得很好，但天机不悟，难成大器。大器与小器，相差的，已然不是技艺，而是一口气。”10所谓“气”者，究竟若何呢？毫无疑问，两部小说所孜孜以求的工匠之气既基于技艺，又高于技艺，亦成为人与器物、人与社会、人与文化的重要连接。结合小说人物命运来看，工匠之气涵盖了日常之气和超越之气。所谓日常之气，主要指向普通民众的精气神，它凝结着普通民众“过日子的诚意”11，而在本质上则言说着普通民众热情乐观、积极向上、乐于创造的生活态度；所谓超越之气，显然内蕴着超越世俗生活的更高要求，它既明确了对戾气、俗气、火气等庸俗之气的自觉抵抗姿态，也标榜了以“高古之气”“虚静之气”“浩然之气”为内在道德律令的工匠精神。针对匠人习气，《窑变》里有这样一番表述：

匠人习气，大多眼高于顶，目无余子，唯独宋及物，合镇无人不服。他不唯手艺精，境界也高，发明出一套做瓷即做人的道理，诸如，“练泥如练性，修坯如修身”“釉欲和先和其气，胎欲正先正其心”，俨然已是由术入道，以大师自居了。12

由此可见，唯有手艺精、境界高的工匠才能获得由民众所授予的大师桂冠，而“练性”“修身”“和气”“正心”则统统指向“物我合一”的道德人格要求。这种来自民间社会的朴素的人性观念和道德理想最终也在无形之中接续了传统社会的文化想象：“有术无道，君子所耻，有术有道，方是正途。”13为了全面凸显“术道相济”的价值内涵，《包浆》《窑变》还分别塑造了冒小成、翟光烈两个典型人物，依托他们误入歧途的人生经历去揭批“有技无气”“有术无道”的行业乱象，也通过他们最终的迷途知返而牢牢捍卫了工匠的社会尊严及工匠精神的历史价值。

概言之，《包浆》《窑变》以极具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工匠为重要文化切片，重点描摹了器物与人物的相遇、物质与精神的碰撞以及日常之气与超越之气的聚合，并由此打开了重返历史现场的审美之门。对于这些技压群伦的民间工匠而言，“物品经验是与其身体经验捆绑在一起的”14，他们在创造了技艺的同时也创造了自身：“他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纯粹的人造物，但是他的思想又深刻地嵌入这些造物中。这就是所谓的实践理性。”15随着实践理性的凸显，民间工匠成为民间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存在：由工匠悉心打造的一系列器物缀连起不同历史时期民众生活史、民众情感史的吉光片羽，而工匠精神则为民间文化的流动与赓续注入了源源不断的价值源泉。

三、贯古通今：作为文化流脉的“小传统”创生

对新世纪作家来说，书写传统文化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回到过去”，而“怎样回到过去”和“回到怎样的过去”则随之成为他们首先面对的两个问题。如果说，“怎样回到过去”关乎当下作家回望传统的现实写作路径的话，那么，“回到怎样的过去”则内蕴着当下作家理解传统的基本价值立场。《包浆》《窑变》以“传统物”为媒介，重勘民间工匠的技艺实践、生命体验和文化地位，进而在“重道轻器”的传统观念之外有效扩充了“术道相济”的文化观念。在这一文化观念烛照之下，《包浆》《窑变》所呈现的“过去”便更多地展现出民间立场和民众主体的双重色彩，在对民间和民众的双重发现中也重新发现了一个与民间现实生活、民众情感实践紧密缠绕的“小传统”。美国人类学家芮德菲尔德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小传统”这一概念：

在某一种文明里面，总会存在着两个传统；其一是一个由为数很少的一些善于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大传统，其二是一个由为数很大的、但基本是不会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小传统。大传统是在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出来的，而小传统则是自发地萌发出来的，然后它就在它诞生的那些乡村社区的无知的群众的生活里摸爬滚打挣扎着持续下去。16

相较于以往一元化的传统观念，小传统的提出无疑更进一步地扩大了文化的主体、丰富了文化的层次进而拓深了传统的内涵，同时，小传统因贴近民众、立足民间而更多地显现出自发性、自然性、日常性等基本特点。当然，不管是大传统，还是小传统，它们都不应该被视为凝固的、刻板的、一成不变的，它们自身所具有的那种强烈的时代适应性使得它们始终处于“发展中”的状态。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传统是一种只有在发展中才能流传和保持的东西；发展不是原有规定性的重复和扩大，而是不断地产生新的规定性。传统中包含着‘古’和‘今’的因素。”17就传统文化的审美重构而言，贯古通今不再仅仅只关乎写作技法和时间意识，同时也内蕴了以古今对话、古为今用为潜在诉求的价值判断。就贯古通今这一写作立场而言，《窑变》主要以钧窑世家五代人的命运更迭去投射百年来传统阐释范式的数次转型，从而以此纵向展现小传统生成、延异的“过程性”特质，而《包浆》则重点借助民间收藏家这一重要枢纽而串联起民间社会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进而深入探究小传统流动、传播的“开放性”结构。

在《窑变》中，复烧钧窑几乎成为翟家的家族基因密码，一代又一代地在家族血脉中沿袭下来，然而，几代人对于复兴国瓷进而复兴传统显然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和阐释。晚清时期，金火圣母的民间传说为久已失传的钧窑披上了神秘而玄妙的外衣，民间社会通常将这种火与土的奇观归功于不可解释的“天工造化”，第一代匠人翟日新每次试烧失败后几乎都会前往窑神庙祈福；民国时期，常光烈在洋学老师的科学启蒙下精准分析出了釉泥的主要成分，第一次从化学和物理反应的视角重新解释窑变现象；新中国成立后，作为钧县国营陶瓷厂技术骨干的翟光照常年专注于钻研窑变技术，却又在钧窑完全工业化这一现实趋向面前再度举起了“复古”的旗帜，主张以复古的方式去反抗工业化、回归艺术性。由此，围绕钧窑这一“传统物”，晚清以降的民间社会先后出现了神秘主义、科学主义、技术主义、艺术主义等多种阐释范式，它们不仅以多元共存的矩阵构成了想象民间小传统的动态化景观，也实际参与到民间小传统建构的动态过程之中。

除了凸显“过程性”的特质，充满“开放性”的结构特点也凝聚着当下作家对民间小传统的重要发现，这种“开放性”在《包浆》中至少囊括了以下三个层面的具体内涵。其一，以民间收藏家的重要视角去回溯由民间工匠所创造的“传统物”文明，通过追踪“传统物”的流通去呈现民间小传统的流动，同时也将民间收藏家作为重要的传播媒介进而有效沟通了个体与公共、民间与官方、地方与世界之间的内在关联；其二，以升斗小民的日常生活、情感需要、生命价值为重要的价值判断依据，在古壶与人命发生冲突的时候始终坚持选择后者，甚至不惜模糊、含混乃至颠倒所谓的世俗层面的真假价值判断，充分彰显了以生命关怀与现世关怀为终极追求的开放文化胸襟；其三，在聚焦小传统的同时也没有掉入自我设限的封闭圈套，而是敏锐地捕获到“文—匠”交集这一重要历史现象，从而真实再现了传统文人与民间工匠之间的内在互动、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历史对话。

一般认为，传统知识结构往往由士人主导，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一社会想象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故此，士人与工匠在知识生产过程中难免处于话语不对等的状态：

从古至今，在读书人眼中，读写是通往知识最高形式之道，不管是传统儒生的理学抑或现代科学家的抽象理论。……士人崇高的社会地位所衍生的这种服务自我的价值判断，也在巩固前者。为维持这个神话，士人贬低工匠体现的知识，将非文本化的知识斥为不可信。关键不在于缺乏资料，反倒是历史学者秉持的文献为先，尤其是刊印纸上文本的优越感，持续阻碍着工匠及其知识登上历史殿堂。18

面对以上这种由来已久的历史性偏见，《包浆》恰恰通过“文—匠”交集这一重要支点去重新撬动传统的巨轮，并在历史的缝隙处得以成功发现文人与工匠的合作、知识与技艺的融合、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交汇，进而展现出严谨的考古姿态和开放的文化视野。此外，不管是《包浆》中的叙述人“我”（钦子厚），还是《窑变》中的小说撰稿人董主任（退休前为陶瓷局局长）都是善于舞文弄墨的文化人，“我”继承岳父衣钵之路恰是对工匠文化地位及其精神价值的指认之路，而董主任的小说创作则基于与翟家的现实渊源以及对工匠精神的致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包浆》《窑变》又何尝不是“文—匠”交集这一新型关系所带来的大小传统对话的重要产物呢？

不管是大传统，还是小传统，它们都不是彼此孤立、相互割裂的，即便是“小传统”的提出者芮德菲尔德也反复强调对待两个传统的基本立场：“我们可以把大传统和小传统看成是两条思想与行动之河流；它们俩虽各有各的河道，但彼此却常常相互溢进和溢出对方的河道。”19论者在这里将传统极为恰切地比附成河流，无疑是为了强调其在横剖面上涵纳了思想观念和行动方式两个重要维度，而在纵向时间轴上则始终处于动态演绎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大传统和小传统虽然是各有河道的差异化存在，却又在流动的过程中常常发生彼此交叉或相互背离。不管是交叉，还是背离，其实都是两个传统之间的互相调适，既要从根本属性上确保彼此的差异性，又要从文化沟通上维持彼此的对话性进而实现生命延续和意义增值。《包浆》《窑变》的可贵探索之处正在于，在大传统这条昼奔夜涌的河流之外，发现了小传统这条载浮载沉的河流，不仅沿着器物文明的历史遗迹重新打捞民间记忆，同时也以民众本位的价值立场重新想象传统文化，最终在庙堂文化传统与民间文化传统的碰撞、对话中衍生出反哺当下现实的当代价值。

结 语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明确提出，作家的“历史的意识”并非单纯地继承过去，而是必须含有这样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20对于徐风、李清源等当下作家而言，传统不再是凝固的、僵硬的、已经完成的规定性，而是在当下现实生活空间中继续延伸并最终指向未来的“未完成的规定性”，因而，他们重构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落脚点最终落到了“传”这一现实诉求上。面对如何接续传统与社会现实这一重要命题，《包浆》主要从“壶以人传”和“人以壶传”两个维度厘清了“传”的基本内涵，而《窑变》则从“世无不变，唯变不变”的生命本质申明了“传”的价值依据，更为重要的是，它们都以灵活变通的立场肯定并认同了“传”的现实路径：那就是植根当下，面向公众。李清源在《窑变》中塑造了翟旦宁这个大胆而叛逆的当代女性形象，她不仅质疑了金火圣母这一经典民间传说的残忍性，还打破了女性不得祭拜窑神的传统惯例，同时还以网络直播的方式扩大了祭拜仪式的传播面和受众面。在《包浆》中，从“藏壶”到“捐壶”的价值理念转换更是对家族传承这一传统传承观的当代重构，它将原有的占有资源转化为共享资源，同时从封闭的家族结构、民间社会结构中破框而出，并重新建立了一种面向社会公共生活、餍足公众审美需求的传承观。在时间的滔滔巨流中，“传统是流动于过去、现在、未来整个时间性中的一种过程，敞现出无限的超越性”21，而唯有真正强化了传统和社会现实以及普通民众之间的内在关联，才更有可能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从而更有可能接近那“无限的超越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文学大系整理、编纂与研究（1900—2020）”（项目编号：22&ZD271）、江苏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世纪江苏长篇小说文化谱系研究”（项目编号：22ZWB00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5 7 8 12 13 李清源：《窑变》，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10、11、461、467、35、163页。

2 3 4 9 15 [法]莫斯等：《论技术、技艺与文明》，[法]施郎格编选，蒙养山人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年版，第45、76、21、49、54页。

6 10 11 徐风：《包浆》，《钟山·长篇小说专号》2023年A卷。

14 18 [美]高彦颐：《砚史：清初社会的工匠与士人》，詹镇鹏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270、78页。

16 19 [美]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王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5、97页。

17 常思敏：《传统与现实生活》，《哲学研究》1995年第2期。

20 [美]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页。

21 包也和：《传统概念探析》，《哲学动态》1996年第4期。

[作者单位：张光芒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王冬梅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