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是从小吃着山芋长大的。

山芋，家乡的老人们叫红薯。老家什么时候开始种植山芋不得而知，反正从我儿时起村里就有了种植山芋的习惯。大马闸口村地处黄河故道，多沙质土壤，适宜山芋的生长，所以是家家户户都种植的农作物。但那时仅是为了吃鲜，栽种的面积也比较少。每年入冬前，村里人都要在村前、房后或枣树行隙间挖一个地窖，把秋季收获的山芋贮存起来，这样就可以从秋入冬一直吃到来年春天。在这个漫长的日子里，除逢年过节外，家家户户的早饭恐怕没有不喝山芋粥的。

建国初期，上级派来一位驻村干部，老百姓都叫他“于指导员”。他告诉大家：山芋不光能鲜吃，还能切成片晒干，轧成面蒸窝头或饼子吃。于是，有的人家按照他的话做了。 刚开始，人们觉得蒸出的窝头、饼子吃到嘴里甜甜的，确实不难吃。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以至于成了农家孩子们喜爱的零食，有时作为稀罕物，分享给还没有山芋面的人家。从那时起，越来越多人家开始有了晒少量山芋干尝鲜的习惯。

转眼到了1958年夏季，因为山芋高产，上级要求大面积种植。其实那时村前村后的高地里栽种的都是山芋，但上级领导认为力度还不够，让洼地里也必须改种山芋。我们村北有一片几百亩的低洼地，叫郭家洼，黑粘土本来不适宜山芋生长，何况当时满洼黑油油的玉米已近膝盖高。工作队调来了一辆那时少见的拖拉机，要强行把玉米毁了改种山芋。村上的干部无人敢阻拦，只好慌忙派人跑到毕孟，告知正在那里帮助工作的村里老书记刘耀庭。残废军人出身的老书记闻讯火速赶了回来，没进村便直奔郭家洼。他来到正在耕地毁苗的拖拉机前面，手指着驾驶员大喝一声：“你给我站下！大马闸口村这一千多口老百姓秋后还指着这几百亩棒子（玉米）跟我要吃的呢！”最终，还是因为有老革命资格的老书记的阻挡，郭家洼的玉米才没有被毁掉。玉米虽然保下来了，但大面积栽种山芋的做法却推广开了，从此山芋成了家乡的主要农作物。

山芋栽种分春夏两季，长出的块茎分别叫春山芋和晚山芋，农家又把晚山芋叫麦茬儿，因为它是在收了麦子以后栽种的。春山芋块大，淀粉多，产量高，但不耐储藏。除了入冬前吃鲜的，绝大部分需切成片后晒成山芋干，为此，山芋面成了当时农家的主要口粮（山芋算粮食作物，四斤鲜山芋顶社员一斤的口粮指标）。原先农家栽种山芋都是鲜吃，重视的是口感，从1958年开始重视的是产量，旧的品种就被淘汰了，换成了高产但不好吃的新品种。这样的山芋面蒸出的窝头、饼子没有了甜味，又缺少玉米、高粱面的香味，非常不好吃，大家吃得腻腻歪歪，被形容为“塑料窝头”、“塑料饼子”。

栽种山芋，加大了农家的劳动负担。且不说春季的育秧、栽种，每年秋季完成小麦播种后，紧接着就到了山芋的收获日子，生产队全力以赴，起早贪黑地收山芋。早晨、上午，老人、小孩在前面用镰刀打秧子，男女青壮年用泥叉在后面刨；下午，再把地里刨出来的山芋担挑筐背地堆放在一起，评估出重量，再用人抬着一秤一秤地按人劳比例，一堆一堆地分到社员各户名下。傍晚，无论大人孩子，也不分上班、上学的和从事其他劳动的人们，都要赶到分山芋的地里。人们车推肩挑，把山芋从田间运到家里。那时每到晚上，家家户户都是切山芋的声音，一直切到深夜，还要用水扁担把一筐筐切好的山芋片提到房顶。天亮后，再上房把昨晚新切的山芋片一片一片地摆好晾晒；待晒干后，赶紧收集起来，腾出地方再晾晒新切的山芋片。那个年代，每到山芋的收获季节，远远望去，家家的屋顶上都晒满了白花花的山芋干。遇上秋雨连绵的日子，屋顶的山芋干都发了霉，变成了黑色，大家干着急没办法。那份焦急、痛惜的心情，至今还深深地留存在我的记忆里。

吃大食堂，社员的口粮不准分到各家了，而是集体储藏，所以山芋干就在种植山芋的地里直接晾晒。当时人们也曾发明了山芋切片机，分大、中、小三种。大型的切片机需要两队人用大绳牵着一松一拽做动力，运转起来，山芋片漫天飞舞，场面也是相当壮观。中型切片机用脚蹬，小型切片机用手摇。但不管是大型切片机也好，中、小型切片机也好，都容易把山芋挤碎，损毁的现象比较严重。等到大食堂解散以后，口粮分到社员家里，切片机就再也没有人使用了。开始人们用菜刀切，后来发明了小铡刀，虽然比用菜刀切的快了，但切出的山芋片厚薄不一，不是理想的工具。而且这种工具很不安全，稍不小心，就会把手指切破，鲜血直淌。慢慢地不知谁根据礤萝卜的礤冲子的原理，琢磨出了礤山芋片的礤冲子，这种略带原始风格的作业工具，人们一直使用到改革开放不再晒山芋干为止。

说起山芋，有一件至今难以忘怀的往事。那是1968年的初冬，我刚从学校毕业回家不久。一位参加过平津战役、解放后复员回乡的本族爷爷，深秋的早晨下地刨山芋，把仅有的一件棉袄忘在了地里被人拿走。没有钱，他只好打算把山芋运到县城，换点粮食再顺便卖点钱添件棉衣。他招呼了我们几个邻居，半夜起身，每人用独轮车推着几百斤重的山芋，顶着北风，顺着坑坑洼洼的津盐公路，一路颠颠簸簸赶往县城。由于患气管炎，大家陪着这位族爷一路上不知歇息了多少回，早晨八点左右总算来到了黄骅城里。我们几个把装满山芋的小推车刚刚停放在原县政府东面的路口上，从县政府后头粮食局的东门里走出来一个穿草绿色上衣的人，不容分说，逼着我们把装着山芋的小车推到了当时的直属库，尽管大家苦苦哀求，但最终还是以每斤只给一分多钱的价格通通给变卖了。更让人气愤的是，当着这些眼含泪花的老百姓，几个穿戴整齐应是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员，嘻嘻哈哈地每人挑选、装满了一袋山芋，在磅秤上象征性地称了一下，心满意足地提着走了。记得当时有着相同遭遇的不知是哪个村的一位农民含着眼泪，用带哭腔的语调大声说：“你们这样做，给贫下中农的滋味太难受了！”我曾用打油诗记下了这件往事：“雄鸡未啼天满星，夜半坎坷路不平。家贫偏遇顺手客，出门更遭顶头风。忍把口粮推街头，欲换棉衣进县城。可怜寒民滴滴泪，难阻官员嘻笑声。”

在1958年成立大食堂的初期，人们的伙食吃的还算不错，到了秋季，每人顿顿除了有“小火轮”(饼子)吃外，还有大铁锅烀的熟山芋。每到食堂开饭时，那香甜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真使人垂涎欲滴。当年我最爱吃的就是那新出锅的熟山芋了，也是从那时起，它就成了我一生的至爱。慢慢地，山芋舍不得烀着吃了，大都切成了山芋干，用山芋面蒸的窝头、饼子，成了唯一的餐桌上的饭食。随着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到来，食堂办不下去了，家家户户餐桌上纯山芋面的东西都见不着了。低指标，瓜菜代，山芋面掺上米糠、野菜甚至港菜等蒸出来的东西有多难吃，恐怕没吃过的人们想象不出来。那时候人们面对着放在桌子上的糠其旒、菜烀饼、膊啦盖，特别是看着那些骨瘦如柴、饥肠辘辘的老人和孩子，大家都说：“什么时候能吃上一顿不掺糠菜的饼子、窝头，哪怕是纯山芋面的也行啊！”

打倒了“四人帮”，文革结束以后，不久国家的粮食政策有所松动。虽然山芋的种植面积还很大，但可以多种经营了，于是生产队开办了干粉房，把大量的山芋秋季收获后加工成了制作粉条的“淀粉”；再有就是拿出去交换粮食。当时，附近十里八村，也有稍远一点像城关公社如苗庄子有的生产队，都纷纷用胶轮大车拉着玉米、高粱到我们村里换山芋。生产队上的大马车也把山芋拉到黄骅城里及附近村庄，与城里吃商品粮的居民和附近不种植山芋的社员们交换粮食。那时，“马闸口的山芋”好吃，在黄骅一带是出了名的。只要听到街头吆喝“马闸口换山芋的又来了！”大车前很快就聚拢了很多人。可惜的是，直至今天，“马闸口的山芋”没有形成产业，却让相邻的孟村县杨寨村的山芋占据了黄骅的市场。现在，“马闸口的山芋”好吃，恐怕鲜有人知了。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山芋种植得少了，人们再也不晒山芋干了，山芋面从此退出了人们的餐桌。偶尔有的人家晒上一点山芋干，却成了餐桌上的“珍品”。但时至今日，山芋仍然是马闸口一带农民们家家必种的农作物。除了秋、冬、春三季自食外，更是馈赠亲朋好友的佳品。而且人们越来越追求山芋的口感，像原先虽然高产、淀粉含量高的白瓤山芋，如“徐薯18”等品种早已被人们淘汰。种植的都是红瓤的、含糖量高的“唐山红”、“北京红”等品种。

西晋文学家张翰，江苏吴县人，在北方做官时，因秋风起而思念家乡的“莼羹鲈脍”，竟辞官归乡。有人说他多年在洛阳任齐王司马炯的属官，官职不高，难以施展抱负；又因官府诸事繁杂，颇多不顺心之处；加之他预见到司马炯将要垮台，恐累及自己，便想避祸退隐。以我对山芋偏爱的感受，我宁愿相信这是美食与乡愁的渊源。如今，每逢山芋收获之日，身回故里，总让家乡的亲人们给我熬山芋粥或烀山芋吃。我爱吃家乡的山芋，特别是用大铁锅烀熟的山芋，色焦嫩黄，未揭锅便香气袭人，甜味浓郁，使人百吃不厌。记得有次回村，带回来在自家的大铁锅里烀熟的山芋，连平时不爱吃山芋的儿子都连说：“好吃！好吃！”我曾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添得新柴入灶膛，大锅烀成焦嫩黄。香过莼羹鲈鱼脍，归乡最爱秋风凉”。事已经年，年近古稀的我直到现在总感觉不论什么美味佳肴，都不如家乡沙土地里长出来的山芋好吃。

我热爱家乡，眷恋故土，对从小就陪伴我成长、给我带来无数美好感受和记忆的山芋的感情，千言万语难以用文字表达。只好用我的打油诗结束吧：“瓤似蛋黄色倍红，甜如柿子味更浓。不求天天鱼虾宴，餐有山芋我不穷”。

（首发于中国作家网驻站内刊《渤海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