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路》的“内心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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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赶路》故事梗概非常简单：一个十六岁的山东乡下青年，爹娘双亡又被狠心族人赶出家门，他来到天津卫谋生，历经生活磨难、克服各种困难，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技术工人。小说时间跨度从1936年到1979年。
从这样的梗概来看，《赶路》似乎仅是写了一个人的“个体经历”。是，但又不是。
《赶路》既不是早先的“社会叙事”，也不是后来的“车间叙事”。它叙事没有边界，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框架中，叙事触角延伸到社会各个角落。我想用一个不太规范的命名来概括《赶路》——“社会工业题材”。
在构思、写作《赶路》的两年时间中，我的思维没有任何羁绊。这样的创作心态来源阅读感悟。有一个时期，我集中阅读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的小说，特别是他的短篇小说，让我产生了浓厚兴趣。当我静下心来，突然发现卡彭铁尔的作品貌似关注个体，其实那只是表象，他的真实目的是将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巧妙地镶嵌到历史的框架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阿莱霍·卡彭铁尔是一个具有“编年史”意识的作家。
我尊敬卡彭铁尔，向往他的写作目的。我在创作《赶路》时，希望自己能够写出历史横断面。我采取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办法，在大时代背景下，呈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同事、街坊、亲属、家庭成员等所有社会关系，也包括个体与时代的关系。
要想写出时代风貌，就要写出人物在时代背景下的真实状态——生存状态、精神状态。所以，我在努力写好主角的同时，也更加努力写好主角周围的群像。大时代背景下人的状态，仅仅依靠一个主角不可能实现，必须依靠群像来完成。
我是这样思考的，也是这样创作的，至于我是否达到目的，还需要读者的检验，那就请您去阅读《赶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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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想法是写作一部三代工人家庭的故事，分为上、中、下三部，书名叫《平原故土》，为此我写了一个五万字的详细大纲。但是后来，我打消了这个想法，已经写了三万多字的开头，我全部舍弃了，在电脑上完全删除。
我改变了最初的想法，要用不同写作风格来创作三部“社会工业题材”长篇小说。我不想“生产”出来长相、服饰、语调、动作完全相同的三胞胎，我想要“生产”出来个性独立、面貌不同但又血脉相连的三兄弟。面貌相同的重复写作，让我提不起任何兴趣，字数的堆积是浪费自己和读者的时间。
《赶路》这部长篇小说，是后来才改的名字。申报2024年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的时候，它还叫《荆棘之路》。后来，看过书稿的编辑朋友，说《荆棘之路》这个书名与内容不太相符，有些“隔”、有些“空”、有些“大”，最后改成《赶路》。我觉得现在的标题非常适合这部作品。
在创作《赶路》之前，我集中阅读了数百万字的历史资料。根据以往创作年代小说的经验，阅读资料越多，资料越是丰富，也就越是容易陷入“资料的沼泽”中。我不想被多年收集的丰富的资料捆住自己的手脚，因为一旦被束缚，也就困住了创作的想象力。智利评论家路易斯·哈斯讲过一句话：“仅凭阅读文献不足以捕捉一个地方的回响，而文献有时反倒可能成为写作的障碍。”他说得非常精准，真是说到了我心坎上。
所以，我在阅读资料的基础上，还加入了“实地考察”。
《赶路》的内容涉及京津冀鲁地区的人文历史，于是我利用写作间隙，驾车前往河北、山东等地，先后去了保定、宁津、正定、胜芳、临清、青州；我还深入工厂企业，与老、中、青工人交流，了解他们工作与生活的心态；还去了出现在小说中的天津某些地方，把“人、地、事”和“往昔与当下”相互结合，认真思考和总结，尽一切可能，给干巴巴的文字资料注入创作所需要的“精神养料”。
四十年的创作经历，我深知作家职责是什么——应该让历史在你的笔下鲜活而生动，而不能在你笔下成为僵硬的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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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情，比写作重要许多。也正是来自阅读的滋养，还有多年以来写作“阅读笔记”的习惯，让我的写作视野开阔许多。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助苏格拉底、阿德曼特和格罗康之间的对话，提出一个“讲故事”的标准——要讲“大故事”。
什么是“大故事”？
苏格拉底给了简洁清晰的解释：“过去讲给人听，现在还讲给人听”；随后他又讲了写不好“大故事”的原因，“最严重的毛病是说谎，而且谎说得还不好”。
诚然，小说家职责就是讲述虚构的故事，说得谐趣些，写作过程也是一个“说谎的过程”；但一定要“把谎说好”，要“讲给人听”，要“让人相信你的谎”。因此，这就要求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始终葆有一颗面对世界的真诚的心，只有内心真诚才能讲好“艺术的谎”。
如今，长篇小说《赶路》已经成为过去，接下来又要开始新的创作；我将继续“社会工业题材”写作，继续讲述我所理解、我所认知的生活。
米兰·昆德拉对小说创作有过浪漫的说法，他说小说是“理解他人的一个永恒的邀请”。
谢谢《当代》。谢谢生活。谢谢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