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蓄洪屋和老俞

黄金口在荆江分洪区内，但是安全区，即专门围堤躲洪水的。有安全区，便有了蓄洪屋。一排一排的红砖红瓦房，虽然墙砌了，没粉刷，门缝与窗户的间隙大得可以钻进一条狗，但这房子却煞是气派。一是它多，多了就很显气势；二是在大都住茅屋的年月，这政府修建的砖瓦蓄洪房子，简直是太豪华了。

在安全区的四围堤垸外，则是分洪区。洪水一来，分洪区的农民就要躲进安全区避险逃命。

没有蓄过洪，但年年喊“今年要蓄洪”。有一年很有点要蓄洪的意思，雨大，水大，听说炸堤的部队都来了，头上还有直升机低飞，分洪指挥部的人就来号房子了。某某大队某某小队某某一家，这二十来个平方米一间的屋子，通常划两家——两家在分洪后合用一间。谁与谁合用，名字都写好了，用粉笔写在大门上。大家一看开始写名字号房，想今年分洪无疑。

分洪都是猜测，上面从来不告诉你实情，分还是不分，上面一句话，在他们心里装着。老百姓信息不通，因此总是谣言纷飞，人心惶惶。

那一年号了房子，洪水还是没来。一直到如今，分洪区都没分过洪。只是在一九五四年分过一次洪，但这蓄洪屋，却是五四年以后建的。没有分洪，这一排排的房子依然锁着，依然野草连绵，獾走鼠窜。也有不锁的，就让大门敞开，有乞丐、流浪汉，便作了卧室，其他的则让人与狗拉屎拉尿，堆放稻草棉梗油菜梗。

也有过其他用处，“文革”时，这一排排房子收拾后成了办学习班的地方，一九七〇年前后又成了一所“公安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校舍。有一位抗美援朝的特级残废军人，转业后带着一家子就住在蓄洪屋里。一个丈夫在台湾的女人，带着两个孩子也住在这里。

在离这些人很远的一排蓄洪屋里，住着一个叫“道人”的老头，我们都把他喊“道人”。他孤独一人，说外乡话。他的个头很高，穿很宽大的裤子，说话尖声尖气。为何叫他“道人”？据说这老头裆里没男人的尘根，不知是从小负伤割了还是生理畸形。

我们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他那儿，有人很想去摸摸，他裆里究竟是不是别人说的那样。有个调皮家伙那天就从他后面迅速出手摸了一把，等“道人”发现，调皮的家伙早就跑了，“道人”追了几步知道追不上，就站住骂人，用外乡话骂的，谁都听不懂。摸了的那同学便告诉我们，他裆里果然什么都没有，空空荡荡的。

说到那位抗美援朝特级残疾军人，叫俞义章，是公安县九个一等残疾军人之一。

他从部队转业回来时，被镇上安排到蓄洪屋里住。镇上给了他两间蓄洪屋，屋是很大，但比较破烂。俞义章讲的是黄金口方言，但他的老婆和两个女儿却讲一口普通话。俞义章在镇上拄着一根漆水很好的拐杖，穿着皮鞋，腿脚在走路的时候便咔嚓咔嚓地响。后来，他就把裤腿捋上，大家看到了一条塑料腿，上面用皮带系着大腿，那塑料腿有许多气眼。原来皮鞋里是一只假脚。

可他的皮鞋很不错，那是军官皮鞋，部队发的。他穿的蓝呢子大衣也不错，小镇人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好的呢子大衣，挺括得什么似的，威风凛凛。

俞义章这条腿丢失在朝鲜上甘岭战役中，他只是个炊事员，送饭的时候，腿炸飞了。另外，他的脑袋里还留了几块弹片，这就是他成了一等残疾军人的缘故。

他跟镇上的人讲起上甘岭，说与电影是两码事。他说那完全是用人堆的，公安县在上甘岭就死了许多，他能活着回来是个奇迹，上甘岭之战太惨烈了。

俞义章是我们小镇上的抗美援朝英雄，他因此不做事也能生活，每月县里给他工资补助，养活老婆和孩子是不愁的。

愁的是，他要经常去换那副假腿。听有人说，他那副假腿把膝盖那儿磨得血糊汤流，经常如此。换假腿县里没有，沙市没有，非得到武汉去换。他的老婆就陪着他去了武汉，回来，不仅换了一副走路好使的假腿，还换了一辆崭新的镀铬的手摇车。

那车也是县民政局发给他的，他有时不走路，坐在车上，用手摇着从新街到老街来，车上还搭个他的女儿。那车在黄金口也是稀罕之物，因为它是靠手摇动的。有好事者坐上老俞的车试了几下，很不错，很轻便，不费力就能摇出老远。那时小镇上连自行车都见得少，这手摇助动车更不消说了。于是俞义章的车摇到那里，车前车后就会跟着一群小孩子，前呼后拥，他在车上简直不需摇，自然有人推着他滴溜溜跑。

黄金口是手工业小镇，腿脚不便的人很多，那些人对俞义章羡慕得不行，但他们不敢奢望自己有一天能坐上那种车。一是那车贵得吓人，二是你就算有钱，也买不到。这车是分配给英雄的，只有英雄才配坐这种车。镇上腿脚不便的人依然拄着木拐走路，或挟着板凳走路，他们看着俞义章八面威风地套着假腿，摇着轮胎车，自叹弗如。

俞义章也经常发病，春天或者下雨天前，那脑袋里的弹片就作祟，折磨他。听说那些弹片在脑袋里都长毛了，取又取不出来。发起病来，他就疯了，打家人，摔东西，疼得在床上撞脑袋，很是痛苦。

清醒时他说起志愿军的事，说他们当年是用闷罐车把你装着，一直往东开，开到一个地方停下，打开车门，就到了朝鲜，就参战。他还说起长津湖战役，说冻死了好多志愿军战士。他说那几年打仗，就是苏联老大哥出枪弹，中国出人，跟美帝干而已。中国军人不怕美国鬼子，说白了，赤脚不怕穿鞋的。

岳 某

岳某生得高瘦高瘦，一副钓鱼竿身材，从他的做派来看，是个有文化的人，虽然在黄金口乡下当农民。事实上，他的确是一个有文化的人，而且文化还很高。他是“文革”前荆州中学的高中生，那时候读高中的人如凤毛麟角，还是上地区的高中，这样的高中生，相当于现在人眼里的硕士甚至博士。总之，读了那么多的书，是很受人尊敬的。然而，岳某却连在大队小学教书的资格也没有，原因么，很简单，成分不好。

他究竟是什么成分，只怕是很难划的，他不过是个土匪小老婆的儿子，那么土匪算什么成分呢？小老婆又是什么成分？

他的那个土匪父亲在黄金口是很有名的，这土匪专干杀人越货的勾当，黄金口与县城之间有个金猫口，金猫口就是刘备夫人孙尚香——孙夫人居住的地方，叫“孙夫人城”。因传说她有一只金猫，地名就叫了金猫口。在“孙夫人城”旁有一口大水潭，岳某的父亲每每月黑风高拦路打劫杀人后，便将尸首丢进这口潭里，在丢入之前把死人的肚子剖开，掏出肝来。这肝给谁去吃呢？给岳某的母亲、土匪的小老婆。

岳某的母亲据说年轻时非常漂亮，不漂亮当不了土匪的小老婆。这漂亮当地人说是吃了人肝的缘故，吃了人肝，长生不老，永葆青春。土匪杀人如麻，原来是要取悦小老婆。岳某的母亲三天两头口馋了，给丈夫说，弄点肝来吃。这一晚，某个无辜者就会丢一条命去，且肝还得被一个女人炒吃了，留不下整尸。

这吃人肝有讲究，从肚里掏出来得一个时辰内炒，最鲜嫩爽口，所以，吃人肝都是在半夜一时左右，叫消夜。这消夜消得着实恐怖。

这些故事是我在看人批斗岳某的母亲时听人血泪控诉的。而岳某的母亲也人老珠黄了，天天在生产队劳动，其丈夫在解放时吃了枪子，毙了，那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岳某在生产队是个瓦匠，有人家修房子则请他去，我们家做瓦房时请了他。因我那时喜欢读书，学写小文，自称是作家的他便与我做了忘年交。

岳某说他在荆州读高中时发过一些作品，还有个笔名“西谛”，直到后来发现三十年代也有个作家叫西谛，才没叫这名字了。岳某家里果然不同一般农家，他有些闻所未闻的书，那时我能借到《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就不错，他家里竟然有《三曹诗选》。

他借给我《三曹诗选》时，我第一次得知曹操竟能写诗，还是个不错的诗人。得知曹植曹丕两兄弟文笔不错，却关系不好，第一次读了《红灯记》中鸠山说的颓废主义的人生观，如“人生几何，对酒当歌”竟是出自曹操之口；知道了七步诗，知道了豆梗煮豆子的相煎何急的道理。然后岳某就摇头晃脑背诵：“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岳某那大一把年纪了，却没娶媳妇，有这么高的文化还有一门瓦匠手艺，也没女人爱他，都因为他是大土匪的儿子。他家除了一些书外，别无他物。我去他家时，他母亲对我和蔼可亲，彬彬有礼，要我坐，给我倒茶。这个农村老妇，一点儿也看不出当年的美貌，也不像是个能吃下人肝且几日不吃就嘴馋的人，跟一般的老人没有区别。

岳某好酒，因为做瓦匠，吃酒的机会不少。有一次我去找他借书，他正在一户人家屋里喝酒，是给人垒了墙之后的晚餐。我去时他喝得很多了，正滔滔不绝地吹嘘他过去在荆州读高中时的荣耀，什么女同学，什么诗与小说。他的舌头看着看着就短了，就硬了。他喝着酒，要我读什么什么书，要我写什么什么内容的小说，说着说着就溜到桌子底下去了。

几个人把他从桌底拖出来，他还说没醉。我架他回去时天已经黑了，走在台河堤上，高一脚低一脚，他浑身没劲，骨头像散了架似的，我搀他搀出一头老汗。见他在低迷的月光里吐着酒气，连连摇头叹息。

五 雀

五雀不叫五雀，是我现在给他起的名字，因为我在一篇小说《羵羊》中写到他，让他叫了五雀。他究竟叫什么，想不起来了。

五雀是一个特殊的人，五雀在黄金口不过是一只候鸟而已，人们很少看见他，如果看见他，则表明他刚刚被公安局遣送回来。

五雀是跟公安局打过交道最多的人，他还是个小孩，那时不过十四五岁，走路有点打横，流鼻涕，手脚全皴了，不是一般的皴，像树皮一样，穿着一双臭力士鞋。他来去匆匆，被公安局遣送回来，你今天看到他，明天他说不定就又走了，公安局拿他没任何办法。

他去了哪儿呢？他去广东，要私渡香港。这么小的孩子，当时的许多大人都不知广东往哪儿走，怎么坐车。他身无分文，却把广东走熟了，且多次私渡去香港，有一次还成功了。

他的父亲是个木匠，他们家是湖南人（黄金口很多湖南人），他没母亲，可能是死了或者改嫁了。木匠父亲管不住这个儿子，不知哪一年他去流浪，后来就流浪成性了。人跟兽一样，都走熟路。虽然公安局遣送，虽然他父亲曾走遍中国去寻找这个宝贝儿子，但无法把他的心收回来。

他懂得的事比所有小镇的人都多，大家对他肃然起敬。比如那时我们这个闭塞的湘鄂边地，很多人是从他口里才知道私渡香港是很容易的事，香港并不像我们报纸说的是黑暗之地，是受苦受难的英租界。

“好多好高的楼，到处都是汽车，蚂蚁一样的。”他说。他还说，“每天都有几百人私渡。”

怎么会向往香港呢？这是我们无法理解的，香港资本主义是地狱。五雀一次又一次往地狱跑，公安局一次又一次抓他，押他回来，他还是不死心。

这个叫花子，这个小流浪儿，的确在黄金口人的眼中是一个神秘的尤物。

铁罗汉父子

铁罗汉是搬运工，个子不高，但结实如牛，小腿肌肉鼓鼓的，背三四百斤的棉花匣子上船，晃都不晃一下，是黄金口搬运站力气最大的，因而得此诨名。

他儿子与我是同学，脚弓很高，把一般人的脚当一只猫，他那脚就是只发怒的猫。但两只脚一样，走路粗看没什么异常，细看才感觉有点问题，以脚尖和脚跟着地。所以穿鞋与人不同，买来的鞋子是无法穿进去的。

铁罗汉一个母亲、一个儿子，过日子照说是很幸福的。他儿子喜欢钓鱼，咱们经常结伴去乡下钓。可是，有一天铁罗汉就要结婚了——原因是原配夫人早死了，于是耐不住寂寞，想找个女人。一般来说，黄金口小镇上的人如搬运站的、铁木社的，出苦力、做手艺的之类，讨老婆都是讨乡下女人，但铁罗汉却讨了个城镇女人，看做派和长相即知。那女人非常漂亮，小铁罗汉一大截，结婚那天，我们小孩都去凑热闹抢喜糖，迎亲的队伍回了，铁罗汉的儿子却跑了。当时现场一片混乱，派出了许多人去寻找，根据线索，寻找的人沿着虎渡河上游的河堤，一直走到江陵县的弥陀寺，还没能追上铁罗汉的儿子，也许他压根儿就没往那方向跑。

这婚礼就有点糟了，女方那边非常尴尬，新娘又非二婚。很晚时婚礼才进行，我们抢喜糖的小孩都困得打起了呵欠，气氛显然十分压抑。新郎铁罗汉枯着眉毛，只见新人笑，不见儿子回。

两天以后，儿子回来了。去了哪儿，怎么回的，铁罗汉一概不知。这儿子与后妈（我们叫晚娘）的关系就好了。有一次，我们去他家玩，亲眼看到他后妈塞给他钱，未见任何虐待现象。而我们发现了，这年轻漂亮的女人还抽烟。在黄金口，年轻女人抽烟是没有的，年老妇女抽烟的也少见，可见这个女人不是一般的角色。

铁罗汉结婚以后，穿得更干净了，干活更有劲了。添了个女人，不久又添了一口，又是个儿子。同父异母的大儿子背着小儿子常与我们一起玩。而我这位同学的后妈也没吃闲饭，在茶馆帮人添茶，因为年轻漂亮——说准确一点，脸形极好看，五官极大方端正，身材极标致——给茶馆带来了更多生意。

后来我那同学与他爹铁罗汉一起，又成了一个新搬运工，但他高高的脚弓走路和承重显然不及他力大无穷的父亲。我常看见他赶驴车去县城送货拖货，一般去县城总有十几辆驴车来去，阵势很大，也很令人羡慕。送完货回来，往往是空车，就把板车搁在驴背上，坐车而回，常常能捎带一两个路人，主要是女性。在颠簸的碎石公路上呜溜溜地喝驴迅跑，其威风程度相当于现在的保时捷司机。

他后妈到了中年时，还是很漂亮，只是烟瘾看涨。

衣得法

衣得法就是姓衣，叫衣得法。就这个名字，在我们小镇，有这个姓。他有个亲戚在诊所里，好像是他表姐，这也是他唯一的亲戚。因为有了这层关系，衣得法就成了专门给诊所去县城拉药的人。

衣得法的板车套着一匹毛驴，车上放几箱药品。就这样，衣得法从黄金口到斗湖堤，从斗湖堤到黄金口，三天两头地跑来跑去，十五里路被他风风雨雨走了半辈子。

衣得法住在河堤上，那可是防汛的河堤、防汛的通道，但谁都无法阻止衣得法住在河堤上，把他真是“没得法”。他的房子很小、很窄，山间开门，屋顶不过两米高。那房子前面烧火做饭，后面住人——也只能放一张床而已。这个声音有点变态的、小巧的、闷声闷气的男人，有个儿子，但儿子从不跟他一起住，也不喊他，甚至没有谁见他与儿子亲热。他见了儿子也不喊一下，也不露一下笑脸，衣得法见谁都是一副陌生人的面孔。他儿子有一年跑了，他诊所表姐的丈夫是在县城开解放牌汽车的司机，长期在外，竟在北京将这孩子找到了。后来，这孩子就跟了衣得法表姐一起住，成了人家的儿子。衣得法呢，跟几个女人生活过，给他生了儿子的女人不知道去了哪儿。后来找了一个弱智女人，那女人邋遢，又不能伺候他吃喝，只有挨打的份。通常，衣得法把那女人打得哇哇大叫，在河堤上，人们经过那土墙房子时，总能听到衣得法打女人的声音。

那弱智女人被打跑了，又一个女人进来了。那女人的一只手畸形，不能活动，但头脑还清醒。不过最后还是被衣得法打跑了。衣得法最后只剩下一个人，一个人早早起来，套上驴子，在板车上放一捆草料，趁着星光往县城赶去。晚上，卸了诊所的药回到他河堤的小房子里，一个人生火做饭。板车锁在门环上，驴子在屋后的棚子里。有时候，这驴子下了一只小崽，便给衣得法的小屋添了点生气。

衣得法在镇上是最早一批戴手表的有钱人，他买了一块上海十七钻手表，总是把袖子卷得高高的，冬天也如此，以便让人家知道他有手表。可衣得法认不到表，或者说认不确切。人家问他：“衣得法，几点钟了？”衣得法说：“五点还差一韭菜叶子宽。”于是，“还差一韭菜叶子宽”成了小镇的流行用语。戴手表的人对别人问时间的回答，总是“×点还差一韭菜叶子宽”。

衣得法还说他的表是防震的，怎么摔都不会停，于是大家激将他摔摔看。被一些小镇看热闹的人起哄，衣得法不想摔也得摔，那些人就是想看这显摆的衣得法把他心爱的表摔破。衣得法说摔就摔，从自己的屋这边丢到屋那边，大伙捡起来一看，嘿，那表真还没摔坏，还一如既往地走得正欢呢。优秀的上海手表！

两个同学

罗胜娃和杨老五都住在我家后面，罗胜娃住在黄金口废堤下。门对废堤，堤上是镇加工厂，出门就是堤坡，没有一点屋场，房子两小间，住着他父母和他与他姐，四口人。他是我的同学中最穷的。

他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个子矮小，驼背，只会种地，他和周围的居民属荆城大队。在我们小镇，城乡人口是混居的。

据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没有户口概念，许多人不想有城镇户口，宁愿在周边乡下参加土改分田。后来分的田都归了公，而城镇户口虽没有田，以后就越来越好了，越来越有优越性。

罗胜娃家除了有两张床外，似乎什么也没有，说“家徒四壁”就像是指他家。他家总是用酱佐饭，蔬菜很少，穿呢，还周正。罗胜娃有个观点——也是他父母的观点，认为吃是关着门吃的，外人不知道，吃差点无所谓，穿是脸面，要穿好一点，所以他家过年也只吃两碗菜。

吃是关着门的事，也不尽然，也会留下后遗症。比如他小学没读完，眼睛就坏了。那时学习又不紧张，同学中没一个坏眼睛的，大约是严重缺乏营养特别是维生素所致。眼睛坏时他有了个姐夫，姐夫给他配了副劣质眼镜，他就这样成了黄金口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戴眼镜的孩子。

他比我们大，也比我们成熟得早，比方曾亢奋地教我们手淫。可是他没考上中学，就戴上很深的近视眼镜在生产队劳动去了。

有一次我在县城见到他，他热情叫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驮着两箩筐蔬菜，是来县城卖菜的，他跟他爹一样个子矮小，依然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还说他结婚了。后来我在菜市场见过他几次，都是卖菜。

经常一起玩耍的另一个同学叫杨老五，住在他家屋后，屋场很大，他几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全住在周围，就像一棵树发的一些枝丫，连他的大姐也在他家近旁。公安县喜欢招女婿，至今如此，不知何时形成此俗。

他并不排行老五，是指他家五个儿子中他数第五，于是小名老五。他还有两个姐姐，五男二女，五龙二凤，按当地的说法，是最佳的孩子数。在黄金口，多子女家庭很多，有五男二女的，只此一家。

杨老五家的兄姊一个个高大得像杨树，这么一大家人，谁都不敢惹，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敌手。他母亲是个高个女人，因此孩子都高，有俗话说：父亲矮，矮一个，母亲矮，矮一窝。反之亦然。

杨老五的侄儿侄女跟他年龄相当，有的还比他大，也就是说，他的母亲生他时，他哥姐也在加紧生娃。

杨家的人总是那么勤快，总是不停地挑粪、浇水、和泥。那时候，他们还编一些盐包席。用蒲草编织的，编成一块块，糊上纸，晒干，卖给日杂铺，这些席子不是包盐的，是用来剪鞋样的，只不过都叫“盐包席”而已。

他和他兄姊家都烧牛粪，省去了许多柴薪，那年月柴薪紧张。

拾到的牛粪在墙上贴成饼状晒干，剥下来就成了好燃料。在黄金口，只有他们杨家烧的是牛粪饼。我经常看见他们家人以及他挑着粪桶去拾牛粪，拾回后堆在门口，然后用手做成饼状贴在墙上，干枯后取下来烧。这很脏，一般人家都不会做。杨家兄姊的墙上，总是密密麻麻、排列有序地贴满了牛粪饼。他们的墙也是用牛粪抹的，牛粪抹的墙面光滑平整，永不裂口。每到过年之前，家家都要重新将土墙抹刷一遍。一般人家很难拾到牛粪，也怕脏，仅用黄泥抹，黄泥抹的墙不仅不平整，还容易掉，一年不到就花一块白一块，我家即是。而杨家们的墙是用黄泥掺了大量牛粪抹的，金黄发亮，从不剥落，也没有任何臭味，很让人羡慕。

杨老五跟我们打波，用的是钻了个眼的二百文铜板。打波就是在一块砖上每人出分币，在一定距离划线后，用铜板砸，砸下来的就属你了。

杨老五瞄准的时候从铜板的眼里看，那眼在铜板边缘。他跟我一样，是个左撇子，以肉眼对铜眼，笨里笨气的样子，可打时百发百中。从钱眼里看世界，是否总能成功？这好像有点哲理了。

杨老五每到夏天是最遭罪的时候，他全身不能出汗，没有汗腺，浑身上下都是红痱子，一只舌头就那么狗似地吊着，吊一个夏天，吊死鬼一样，人家说他是狗托生。

他后来去当兵了，当兵是吃大苦流大汗的事，不知他这个兵当得难不难受。

他后来当上了连长，按规定可以不回乡，转业到了县城，也就有了城市户口。他是他们家唯一有城市户口的，因此也最有出息。他转业到县医院，干后勤工作，但他没有汗腺的病应该是治不了的。他这一辈子，不知汗为何物。

杨老五有个外甥，他外甥家就住在我们旁边。他外甥有胆道蛔虫，一到深夜，就会杀猪一样地痛苦号叫，一号一夜，其状令人发指。一到天亮，他又好了，又没事一样、平平静静地该干什么干什么，栽秧、割谷、吃饭。天一黑呢，又开始了，又狂喊乱叫。

他的家人也习惯了，也呼呼地睡觉，不管他，晓得他晚上叫叫，第二天又恢复了，只当做了一场噩梦。

他到县城看过，医生说没有办法。哪会没有办法，只是没钱罢了。为一个小孩看病花很多钱，那是很不划算的，就让他疼去。

如此叫，小小的黄金口镇晚上半条街都听得见，家家失眠说：几条蛔虫就这么厉害，钻到胆里去了，也打不下来。我家旁边，他家门口，就是黄金口诊所。诊所的医生也会失眠，让他叫，不会管他的，一是管不了，医术有限；二是因为他们知道，就算诊所能治这病，杨家也不会拿钱给这孩子治病。就几条蛔虫，其他一切正常，不会死的。

当时的父母差不多都这样，比如我，每当入夏双腿总会长满脓疮，有的疮烂出骨头来，也没见父母给我弄点消炎膏、碘伏之类的擦擦，而且，诊所也就在大约十步之遥。面对如今瘢痕累累的双腿，我至今都不知道为什么父母这么狠心或者粗心。我们那一代人，就像野草，自生自灭。活过来，算你命大；活不过来，该你倒霉。

纪爹和他的儿子

纪爹在我们家斜对面，做火楠片子糕。这糕就是一种用火炕焦的面糕，非常酥脆爽口。纪爹和他的憨儿子、媳妇，一家三口就从事这糕点的制作。他的儿子弱智，平常一声不吭，目中无人。每天晚上两三点准时起来去磨坊磨面，磨面驴子戴着眼罩拉磨，他便照看面粉，比如加麦子、扫磨盘，这些他都能做，且做得很好。

磨好的面要筛，他们家用面粉量很大，所以筛不是用家常筛子，用的是箩柜。在箩柜里筛面总是发出箩筛与柜子的碰撞声，声音沉重响亮，筛箩柜是纪爹的儿媳，每天大约四点钟就得筛。因此，我们家和周围数十米的邻居，四五点就被纪爹家的箩柜撞击声给弄醒了，那正是好睡的时候。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人给他家提意见，似乎他家这么吵人瞌睡是应该的。为了生计，人们什么都能忍耐。也因此，我从小就是在半夜的箩柜声中长大的。当然，还有那些磨面的驴子的叫声，声音凄长、荒凉。

炕火楠片子糕是纪爹一手操作，一层一层的面糕切好，放进烘笼里，烘笼是砖砌的，里面火气逼人，因此纪爹总是满头大汗。

火楠片子糕要掌握火候，不能烤嫩，烤嫩了是白色，未熟的样子，让人不想吃；烤老了，就煳了。烤得最好的是两面金黄色，特别香。

一般情况是，人家到他家去买，他街上没有销售的铺面，再就是让他媳妇提着，走村串户，四处叫卖。

为了弄书本钱，我们家几个小孩都帮纪爹卖过火楠片子糕，两分钱一块，我们提成两厘。卖糕的盛具是搪瓷提碗，三层的，有提手，当年去学校带中饭的一种餐具，密封很好。我们一般是早晨带一提碗火楠片子糕去，中午休息时到学校和学校周围街上去叫卖，晚上回去给纪爹结账，未卖完的交给纪爹。我们虽然卖火楠片子糕，但不会自己吃一块，因为吃不起，两分钱太贵了，有时一天还赚不到两分钱哩。

纪爹识文断字，有些文化，每天烤完了糕，就在门口看书，他看的是线装书。他躺在躺椅上，他的躺椅是竹子的，竹子已经躺得发红了，一种老红色，估计那把躺椅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他喝茶不用杯子，用紫砂壶，我们叫咪壶。

有一天晚上，纪爹就那么悄悄睡了过去，既没有病，也没有痛苦。于是黄金口小镇上就再也见不到火楠片子糕了，甚至这种糕的名字也再没听说过，纪爹是黄金口唯一做这种糕的人。

我想，火楠片子糕是否就是外地说的麻烘糕？

纪爹有个儿子，纪爹活着和死后，这儿子似乎总是那个年纪，面色苍白，没有胡子，一颗牙齿是歪的，走路有点倾斜。他对任何人都不理不睬，看着地下，嘴里无声地嘀咕着什么、咀嚼着什么，从没有止歇。

他的老婆倒很不错，很能干很懂事理的样子，也不知当初是如何嫁给他的。他们没有孩子，婚姻却很稳定，从没见他们闹过吵过，女方也没表示过不满。他们只是不停地做着活儿，磨面、筛箩柜、做糕、烤糕、卖糕，小日子因此过得很殷实。

女的我们叫小欣姐，大人小孩都这么叫她。后来见她老了些，小孩们就叫她小欣妲（妲一般称父亲的妹妹，即姑姑，叫妲妲是街坊称呼）。

纪爹的这个憨儿子独往独来，穿着对襟棉袄，双手总是放在袖筒里，向虚空微笑着。

某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他的老婆起来发现他不见了，于是四处寻找，最后在离他家不远的小湖塘里发现了他。他落进水里，因为穿着棉袄，没有沉下去。寻找的人把他捞了起来，抬回家去，一时间他们家门口就聚集了所有的邻居街坊。

他一个人半夜出去，溜进湖里没被淹死，此事甚奇，当然就吸引了许多人来围问。

当他醒来后，老婆问他，他才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他半夜起来撒尿，见有一女人要引他去一个地方，他就跟着那人走了，那人走到湖边，直往水里走，于是他也往水里走。

他老婆告诉大家他半夜去湖里的原因后，大家才明白了，他碰上了潭子鬼，就是水鬼。

那湖塘阡陌纵横，分属几个生产大队，就有人传那水里有潭子鬼，说经常听得到潭子鬼踩水的声音，在潭子里说话。

这以后，我们到那片湖塘连钓鱼也不敢了。

熊麻子

黄金口的老街两边都很低洼，街两旁的门面建在高坡上，比如缝纫社。在缝纫社后门下坡，就是熊麻子的家。

熊麻子也是金城大队人，这些住在镇上的乡下人，都有一技之长，熊麻子和他父亲会掺屋——即用新稻草掺进旧茅屋顶，一层一层地掺进去，就可保至少一年不漏雨。掺屋的人我们叫茅匠。每到新谷登场，家家买来新稻草，就请茅匠熊麻子父子去掺。掺稻草的工具有一种屋顶楼梯、一种弓子、一种木棰。

掺了别人家的屋，自己的屋顶也掺得很厚很平整。而且他们家还有公共厕所，土墙的，一男一女，没有门，若有脚步声，里面的人就咳一声，表示茅坑有人占了。缝纫社、邮电所甚至供销社的人都上他们家公厕，我们家也上他们家厕所，因为我们家建不起厕所。熊麻子因此多了一笔挣工分的来源——给生产队交粪。

熊麻子成分不好，他父亲是地主。在我们印象中，他父亲经常拿着一本书看，证明他父亲读过书，而熊麻子却没读过书。

熊麻子麻得十分难看，麻子堆着麻子，因为成分不好，总是沉默寡言。

他的父亲不知患了什么病，每到夜半就呻吟，最后死了。他父亲死后他妹妹也出嫁了，婚、丧二事，在他家都是静悄悄的，没大张旗鼓——成分不好，一切只能从简了。

这以后他家就空荡荡只剩下他，再以后，他也走了，锁上大门，到四川大巴山去放蜂。

放了两年蜂，他竟从四川带回一个圆脸、肤白的漂亮女孩，女孩至少小他十岁。据说，当年的川东女孩特别好娶，几十斤粮票就可换回一个。熊麻子肯定不会有那么多粮票，听说女孩是听了他一番神吹才跟着他出来的，都知道湖北江汉平原富，白米饭敞开吃，就这么，她跟一脸大麻子的老熊来到了湖北。

用“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来形容熊麻子的婚姻，是很准确的，但熊麻子却不珍惜这样的婚姻。他性情暴戾，四川女孩不停地做家务，还要出工劳动，却时常遭到熊麻子的毒打。四川女孩的哭叫声时常响起，但谁都不敢去管，只在背地里说熊麻子的不是，念四川女孩的命苦，怎么受了他的骗跟他结婚。说她这个模样，闭眼睛抓一个也比熊麻子强百倍。

四川女孩后来生了个女孩，她就用从四川带来的背篓把孩子背着，用背篓背孩子，当地人没见过。她干活也把背篓背着，伛着腰，一副上山背洋芋的样子。就这么，孩子背大了，她还是时常被熊麻子毒打，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依然背着背篓，上工、做饭、喂猪、去河边洗衣。

她以后又生了一个孩子，但一点也没见老，依然圆脸，依然白皮肤，没一点皱纹。从没见她四川的亲人来过这儿，也没见她回去过四川老家。唯一的那个背篓，是她作为四川山里人的见证。

某 嫂

供销社收购门市部后面，有个洗肠衣的小院子，晾满了洗净的猪小肠，据说这些是做笛膜的。

洗肠衣的小工中有个全身干净、长相沉静的女人，就是某嫂。她带着两个孩子，一男一女，这两个孩子的父亲去了台湾，是国民党军官，四九年去的。

某嫂在洗肠衣的小工中找到了一个与她年龄相当的男人，男人是有家室的，只是与某嫂偷情，这男人是洗肠衣的师傅。

“文革”开始后，某嫂因为是伪军官家属，自然得批斗。批斗是在粮站的粮食仓库里，某嫂站在一个凳子上，名曰批斗，实则大家是来看热闹，因为批斗某嫂主要是洗肠衣男人的老婆。

这次批斗给了洗肠衣男人的老婆一次泄私愤的好机会，这女人大骂某嫂是个阿飞，并揭发某嫂与她男人何时何地胡搞，某嫂要破坏她的家庭云云。

在一片不堪入耳的口号声中，洗肠衣男人的老婆不知从哪里搞来一把剪刀，爬上板凳，去剪某嫂的头发。

咔嚓咔嚓一把把将某嫂的头发剪了下来，剪得像个茅草窝，剪得很短了，半边短得见了头皮，称为阴阳头，不知是谁弄来了一双破布鞋，两只鞋用一根绳子拴了挂在某嫂的脖子上，才宣布批斗会结束。

以后我到收购门市部卖破烂时，看到过她，还在那些水池里洗肠衣，头发自己整理了一下，还是很短。黄金口的女人是不蓄这种短发的，的确剪成了个阿飞头。

她肠衣倒是洗得很白，白得透明，好像可以直接去贴笛孔吹笛子。

她的男人是个国民党中将，也算是个黄金口的人物，跟我的名字一起登在县志上的“在世名人录”中。

后来，台湾开放探亲后，这个男人回到了家乡，某嫂和他的两个长大的孩子终于苦尽甘来，从他们借住的蓄洪屋搬到了县城。

邹银匠

邹银匠的银匠铺在黄金口老街，也就是“益阳街”。

邹银匠是个面色苍白、一动不动的人。打制银器是个磨性子的活，锤子也好，秤也好，都小巧玲珑，简直不像男人用的器物。

他的银匠铺是跟修理自行车、板车和白铁加工铺在一起的，那是个大排门，有高高的石阶，里面却乱七八糟。堆着各种各样的钢圈、钢丝、花毂、白铁壶、桶以及钳工台子，里面敲打白铁的声音异常响亮刺耳，靠里边的一个小屋里，邹银匠的工作台便挤在那儿。

他的工作台也很糟糕，那桌子很大，但矮，桌子坑坑洼洼，各种抽屉也破破烂烂，估计这桌子有几十年了。桌上堆着小铁砧、锤子、销银时放银子的砖头和树蔸，那砖与蔸都烧得残缺不堪。

他销银的火器是一个打气煤油灯，火烧燃后，用一个吹火的长管子吹那火熔销银子，当然也有金子。他吹火的技巧真是高超，一口气可以吹十分钟，两个腮帮子就那么鼓着。看起来他没换气，其实他是边吹边换气了，但外人根本看不出来。

这银器有镯子、钗子、项圈，镯子又分手镯和脚镯。往往是用旧的来重新加工，也有不少是用家藏的银圆或挖地挖出的银圆来打制的。

镯子有响铃，项圈也有响铃，这项圈与长命锁一起佩戴，主要是让男孩子佩戴。我们那儿，男孩子一岁时便戴上项圈与长命锁了。而镯子，不论手镯与脚镯，大都是属于女孩的。

在黄金口小镇，邹银匠的生意出奇的好，因此他总是一天到晚鼓着腮帮子吹火，一天到晚敲敲打打、磨磨锉锉。他锉下的银粉（或金粉）被接到一个抽屉里。如果他多锉几锉子，人家的银器就会少了分量。因此许多乡下人都是站在他桌前看他把东西制好，自始至终不离左右，以防他在银器中加入了别的金属和瞎锉。但相信他的也大有人在，拿去的银子是多少，打制好的成品还是多少，用他的袖珍秤一称，不会少的。没见到有人找他扯皮，说黑了人家的银两。那秤的刻度非常仔细，用肉眼要看半天才能分清秤星。

银子在当年并不值钱，我在河边曾扒出过一个脚镯子，找邹银匠去换钱，邹银匠给了我三角钱，这三角钱大约买得到三斤拃长的鲫鱼。

邹银匠有个儿子，儿子生下来是个豁嘴，据说是他老婆怀孕时，在门槛上劈了柴火。这豁嘴到七八岁时，去县城医院做了手术，给缝上了，缝上了还是看得到一条迹，且说话还是瓮声瓮气不清晰。

邹银匠这手艺在黄金口虽然是独一无二，生意也不错，但凭他一个人养活一大家人，也有点够呛。他除了有个豁嘴儿子外，还有几个女儿，老婆也不工作，都张着嘴找他讨吃喝。因此，邹银匠就想办法吃一些别人不吃的东西，比如猫肉。

猫肉听说是酸的，跟老鼠肉一样。哪家猫死了，都是放在一些树丫上让其烂掉。为何放在树丫上而不是埋在土里，这道理我如今还不清楚。可能某一次邹银匠从哪个树丫上取下了刚死的猫剥来吃了，吃出名声了，以后镇上哪家死了猫，就会来通知邹银匠，或者给他提去，他也不推辞，剥了便煮着吃，吃不完的，就腌了，晒干。他家的房梁上，一年四季都有腌制的猫肉，一条条倒吊在堂屋里，显得十分殷实。在最饥饿的年月，他的嘴也是油津津的。也不保证他吃的猫都是死猫，肯定有活的，用夹子在野外夹的野猫。

后来他还吃鼠肉，当然是大田鼠，剥了，腌了，一只只挂在堂屋里，那鼠的个头也差不多赶上猫了。猫与鼠这一对世代冤家，全成了邹银匠的下饭菜。

邹银匠吃了那么多肉，面色还是很苍白，神情还是很沉静，像吃豆腐青菜长大的庙里的老僧，在敲打白铁的噪声中，他鼓着两腮，埋头销熔着他的银器，然后细细地锤、剪、錾、磨，全然不顾周围震耳欲聋的环境。

周老师和周老师

周老师个子很矮，对学生很好，书也教得好，不过他的确有毛病，爱体罚学生。他的拿手好戏是用右手罩住你的头，让你转上几圈，正天旋地转不辨东西时，他一掌一推，你就跌出了教室门。

周老师对我并没有这么体罚过，因为我基本听话，学习成绩又好，是他喜欢的学生。

周老师的体罚现在想起来是爱学生，比如学校规定不准玩水，小学生大都不会游泳，玩水凶多吉少，即使会游泳，也不会自救。中午上学，天气太热，我们总会找一处水沟或小河去泡上半个时辰，周老师有一种很巧的对付我们的办法，中午上学时，一个一个站着进教室，他用指甲往你的腿上一划，划出一道白迹，你就是玩水了，若没有，就是清白的。只要划出白迹，他定用手罩你头旋你正反几圈，然后推出门外，摔得你嘴啃泥。

后来他的这一招划白迹的方法被我们破解了，我们发明了用沙子搓腿的办法，玩了水上岸，等腿干后，用细沙搓一遍腿，怎么也划不出白迹来。

另一个就是午睡，学生午睡，一个睡桌子，一个睡板凳，轮流来。桌子也短，但比睡板凳好一些，睡板凳，因为太窄，一不留神就掉下地，有人一个小时午睡，掉三四次。加上教室又凉，当风，蚊子又多，睡比不睡更难受。

于是大家午睡时总爱说话，玩东西，假装睡着。周老师是从不午睡的，有竹躺椅也不睡，总是端着一支烟监视我们，看谁说话，不睡。他在教室里走来走去，你就是装睡也难逃他的法眼。

凡午睡没安稳的，记下来，放晚学后补半个小时午睡。

放学了，大家都要回去，有的家住很远，七八里地，有的回家要割猪草、烧饭，有的想去玩游戏，最要命的是肚里咕咕叫，眼看夕阳西下，暮色四起，还得让你睡上半个小时，而且还要非睡着不可，这的确太损人了。

于是“文革”批判时，我就批判周老师这种补午觉的行为，是对革命小将的报复。

“说，周××，你罚了我睡午觉没有？承不承认！”

周老师就缄默，于是有人喊起了口号：“周××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周老师就承认了，什么都承认，反正是些小事，体罚学生的又不止他一个。

其实他对学生的某些体罚，真是用心良苦。就在那一年，我们班有个叫陈志春的学生，不会水，与另两个会水的外班学生中午去台河对岸的菜园里偷瓜，那两个会水的学生将他用手抬着，抬到河心，抬不动了，放了手，陈志春就沉入河中溺水死了。

学校在六六年“停课闹革命”，周老师也回到了乡下。

记得有一次我在镇上碰到他，他戴一顶大草帽，把人压得更矮更小，他吃着烟，脸晒得黑黑的，很瘦，估计是来镇上为生产队卖粮。他同我打招呼，我给他点了下头就飞快跑了。我无端地有些不好意思，因为批斗过他，并且无中生有说他罚过我补午睡。

周老师以后再也没有教书。

还有一个是教我们初一的周老师，这个周老师也是个矮个子，上唇有颗痣。那时候黄金口小学撤了，改成卫东中学，许多校舍好像也破烂了，由小学改中学，也就是一个初中，四五个班，我们便是此学校的第一批初中生。

升了初中的暑假，还没开学，我们几个同学在学校打乒乓球，几个小孩一起，说话语言粗秽，这时一个背着手的陌生男人就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咬着牙，点着我们的鼻子，狠狠地批评我们说脏话，其中特别多教训了我一会儿。这个说话咬牙，似乎对谁都有刻骨仇恨的爱管闲事的人，没想到一开学便成了我们班主任、语文老师，真是冤家路窄。

这老师有些教学手段，讲课吸引人，有时候讲得慷慨激昂，特别讲鲁迅的文章时，整个儿自己就变成了鲁迅，加之他有咬牙切齿的习惯，面对的似乎就是梁实秋、陈西滢、成仿吾了。

人说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名师出高徒。在他的手上学“尴尬”两个字，他念成了“抢盖”。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我们都将这两个字读成“抢盖”，谁敢怀疑学富五车的老师会念白字呢？

不过，以后在大学里，堂堂武大的教授、讲师们，也有会念白字的时候，有位老教授把“瞠目结舌”念成“堂目结舌”，奇怪的是，他念了这多年，教了这么多大学生，都没一个去帮助他纠正过来。另一位教外国文学的老师把“诅咒”念成了“区咒”，好在那堂课上，有人给指出了。

这位周老师在我参加工作去县城后找过我，那时我已经发表了一些作品，在县里有点名气，周老师找我时拿着一些诗稿，诗稿是他当时的学生写的，说是要我指教，要我找个地方帮忙发表。我帮助推荐了一下，在县里的刊物上发表了几篇。

闻常青与儿子和尚

闻常青没有做到生命“常青”，在他中年的时候就死了。他本来是搬运站的工人，以赶叫驴车为生，但也因他红案做得好，逢有哪家娶媳妇或放了老（老人去世）也请他去做酒席。有一年，供销社食堂的师傅不辞而别，就请上了他去顶几天班，没想到顶了三天，便因手指切了一刀，感染上破伤风，一个星期后便死了。

闻常青死了，他的三个儿子也就野马没了笼头，大儿子顶他的班，干上了搬运，腰里扎着一条又宽又大的蓝色搭巾，有时也把它包在头上，看上去像沙漠里的中东人。他的小儿子赶儿与我们是同学。所谓“赶儿”，是父母都不欢迎，自己硬要“赶来”的意思，我们那儿叫“赶儿”的不少。有一天，赶儿跟我们一起玩耍时，我们发现他腰里也别了一条蓝搭布巾，脚上还穿了草鞋——搭巾与草鞋属“劳保”用品，一问，大家才发现他小小年纪便参加了工作，跟他大哥一起成了搬运工。搬运工累得很，要是赶叫驴子得靠腿，一天一趟县城；若是背粮包和棉花匣子，几百斤一包的东西，背在肩上压得你屙血，走在跳板上，颤颤悠悠的，弄不好就掉进河里。

闻常青的二儿子后来招工去了县城，在一个街道工厂里不知做什么，见了我点点头。这二儿子叫和尚，和尚平时不声不响，他爱跟街上的痞子们待在一起。在黄金口时，他们家与我们家几乎没有交道，只不过是街坊而已，他与我本人也没多少交道。他招工到县城，我也招工到县城。县城很大，更无交往。有一天晚上，我在单位，他突然来访，来访的还有我过去认识的一位脸上长满了雀斑的女孩，以及这女孩的男朋友及男朋友的男朋友。

这伙人来了，也很文雅，说是来玩玩，因街坊来访，加上过去认识的女孩，对他们自然很客气，到处找同事的杯子给他们倒茶喝，他们也想喝茶，因为他们个个满口酒气，喝了酒口干。他们喝着茶，与和尚在一旁小声嘀咕着什么，然后就对我说，要我陪他们出去走走。于是我们来到江堤上。在堤上他们磨磨蹭蹭，又在一堆嘀咕。后来他们就说要走了，我说那我就不送了，于是我一个人黑灯瞎火回到了单位。

约一个月之后，有两个搞外调的人来找我，找我的原因把我吓了一大跳。搞外调的人说，我认识的那个雀斑女孩的男友是个二流子，因杀了人，现抓起来了，他还供出了准备杀我的事情。原来那天晚上，这个二流子从他女友口中得知我曾与他女友很好，于是就吃了醋，怀疑我与他女友有染，那天晚上不知怎么我的街坊和尚与他们搞到了一块，与几个二流子喝了几杯骚尿，就决定将我杀了，他的几个狐朋狗友也同意把我杀了——其实我与他们都不认识。说起我的名字，和尚说是街坊，知道我的单位和住址，于是自告奋勇地当带路党来杀我。

那天晚上，他们的袖筒里都藏着刀子，和尚没刀，但他是带路人。后来他们要我陪他们走走，把我引到了江堤上，是准备在堤上杀了我将我抛到长江中的。但那天晚上不知为何，堤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车也很多，只好作罢，准备改日再杀我。于是那天上天保佑，我躲过了一难。过了两天，二流子又去杀曾与雀斑女孩很好的一个男青年，那次就杀成了，于是，东窗事发。

让我不解的是，那雀斑女孩为何不给我通风报信呢？——可能是慑于她男友的武力，那二流子经常对她拳打脚踢。这可以解释，但和尚这人，我与他无冤无仇，我家也与他无冤无仇，而且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街坊，他为何要领了人来杀我呢？我到如今都百思不得其解。

曾瘸子

黄金口残疾人多，这大抵是手工业的缘故，残疾人在乡下不能做农活，就跑到镇上学手艺来了。曾瘸子学的是裁缝，他读过几天书，手艺较精，常常能把当时流行的服装做出来。黄金口一些爱赶时髦的年轻人，都找他做衣裳。他做的中山服非常贴身，在涤卡面料流行的那年月，有一件笔挺的中山服就是很有脸面的事，可想而知，曾瘸子是不愁没有活儿接的。七十年代初，武汉知青带来的古怪装束如靠板裤，曾瘸子一看就会了，做的不比武汉裁缝差，因此知青们也找他做。

他是缝纫社的社长。缝纫社属集体所有制，职工看病可以报销百分之七十药费，曾经非常红火。黄金口一个小小集镇，就有缝纫职工几十人，连对河玉湖区的也宁可舍近求远，来黄金口请裁缝，黄金口的裁缝师傅个个闻名遐迩。

缝纫社最红火的日子是七八年左右，四人帮倒台了，经济活了，缝纫社不知从哪儿承接来了大量的军队制服活，海军的陆军的都有。缝纫社人手严重欠缺，于是曾瘸子想出了点子，招一批农村孩子来学手艺，既是学手艺，他们就成了不发工钱的小工，比如说做口袋呀、做衣领呀、钉扣子呀、绞扣眼呀等等。于是小小的缝纫社挤进了上百台缝纫机，每位裁工师傅都带好几个徒弟，我父亲当时就带了五六个徒弟。

这种情况大约持续了不到两年，在外跑联系业务的一位伙计就卷走了几万元的货款，跑得无影无踪。这些货款是准备还贷款的，没有钱还，银行天天逼债，缝纫社一下子就陷入了垮台的危机中。

这个业务员是曾瘸子的亲信，是他请来的，有人说，曾瘸子与他是做笼子，放他携款潜逃，并且肯定知道他的行踪。

银行天天逼债，曾瘸子竟撇下一屋子职工，自己跑到县机床厂学机械修理去了。

他看准了机械修理将是一门小镇的新行当，凭着他的脑瓜子，由缝纫师傅改行为机工，没多久就将一套技术学回来了。

这时，缝纫社因无钱还款，缝纫社的房屋之前做了银行贷款的抵押，房子就归属了银行，有一天被银行封门，没收了。

曾瘸子已经溜之大吉，去了县城，可怜的裁缝们群龙无首，告别了这个让他们工作了大半辈子的缝纫社，挑起各自的缝纫机，回到家里。单位就这样在一夜之间垮台了，不复存在了，准备老有所靠，用过去劳动的积蓄来领取退休金的老职工们，突然成了失业者，真是好不凄惶。

后来曾瘸子又回到小镇，在封了门的缝纫社旁边开了一家修理店，修理任何机器，由摆弄皮尺、剪刀、划粉的裁缝，摆弄起起子、扳手、线圈和万用表来。他一点也没受损失，依然是黄金口的富人。

多年以后我回黄金口去，坐上面包车，卖票的竟然是他老婆。他当缝工的老婆成了售票员，而那辆新面包车，就是曾瘸子家的。

另外的那些裁缝呢，如我的父母，却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没有分文退休金，也没有社保，完全靠儿女们赡养。

孝裁缝家

在我的印象中，黄金口有三处古旧的三进深宅大院，一处是我的一位远房亲戚陈某爹的（名字我忘了），陈某爹穿长袍，咳嗽，住在黄金口的最高处，他家后坡下是铁匠铺。他家有前庭，作药铺，穿过药铺是天井，全是条石铺地，这里是炮制各种药的地方，丹膏丸散都可以做。过了天井是住家。家具、摆设全是很古雅的，我们每年拜年都要穿过几间房子才能走到陈某爹的面前给他叩头。

另一栋古宅是搬运站的，有木楼，三进，里面阴森可怖，门口是石狮，还有石鼓，夏天坐在上面很沁凉。搬运站的木楼也是黄金口唯一的楼房，听说此楼房是当年美孚洋行的，也有说是一大资本家的，后来跑到台湾去了。

还有一栋就是孝裁缝家的了，孝裁缝的老房子是他老婆的。很宽很宽的房，很高很高的房，青瓦，木廊柱，一家子住在那屋里，让许多人羡慕死。

孝裁缝和他经常头疼的老婆也是缝纫社职工，孝裁缝的老婆出生于大户人家，但其父的房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何没被政府收归国有，是个说不清的问题。反正他们临街的那栋房子是很让他们得意扬扬的。那时黄金口的居民大多挤在狭小的茅草屋里，而他们家的房子可以开一个旅社。

孝裁缝的老婆患有偏头痛，一年四季头上缠着毛巾，不缠就疼。他老婆是个神经质女人，对她生养的四个孩子非打即骂，就是个虐待狂。她因为有病，不做事，比如烧火、洗衣，这事全归他的大儿子做。她的大儿子姓刘，跟自己的外祖父或者外祖母姓。不知为何，黄金口许多男孩都跟外婆家姓，一家总有几个姓氏，比如说曾瘸子的大儿子既不姓曾，也不随母姓代，而是姓辜，一个奇怪的姓。比如我自己，也是跟母亲姓。

姓刘的这个孝家长子是一个可怜的孩子，天下最可怜的是他，每天做饭、洗衣、带弟妹，每天都要遭到母亲揪耳朵和下跪及打脑袋的惩罚。每天经过他们家，都听见刘小子遭母亲虐待的惨哭声。

这个会做饭的小孩子，出来与我们玩耍时，身上总有一些青紫伤痕。

在缝纫社，孝裁缝是最牛的一个人，他们家在黄金口乡下有许多亲戚，因此谁都不怕。这个姓孝的技术也不错，后来成了业务员，到处出差为缝纫社拉活儿做，也因此，他掏出钱夹，总有许多外地的粮票，比如北京的、上海的、广州的、浙江的。

虽然孝裁缝很有能耐，但全家也下放了。他们的老宅卖给了黄金口诊所，在里面做了门诊、中药房、西药房、注射室和妇产科。

后来我和孝裁缝的儿子刘什么松的都招工到县城，过去两家曾有的一些恩怨一笔勾销，我与刘什么松的成了好朋友。

他在邮电局当邮递员，那是个苦差事，他跑乡邮，在城郊的一个乡镇，一天据说要来回骑五六十里路，将每份报纸送到每个村和小组。路途遥远，乡道糟糕，遇上雨天就更可怜了。因此，他也学会了偷懒，常常是两三天送一回，报纸积多了，就塞到床底下，过年时让别人拿去糊墙。报纸这东西，送与没送无从查起，不须签字。据他说，这是对安排他当乡邮递员的领导的报复。

我经常到他宿舍去玩，也正是在他那儿，才看到了一些从未看见过的杂志，如《作品》《中国青年》《萌芽》等。拿来看两天，再还给他，他再送到订户手里，迟几天，订户不知道。印象最深的是《作品》中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这小说是当时轰动一时的作品。

有一次我看见他钥匙掉了，竟用一张塑料饭票就把门捅开了，这种高超的开门技巧，他不会去作他用，他是个老实人，比他父亲孝裁缝老实。

他还给我许多红茶菌菌种，有半年时间，我喝的红茶菌，都是源于他宿舍的那个大玻璃缸。在当时的县城，他是个有点名气的红茶菌专家。

奇怪的是，他的母亲从小那么虐待他，他依然是个孝子，而且在全家最孝顺。他爹孝裁缝死得早，他妈却在他的悉心照料下，活到了九十岁。

发小贺少雄

贺少雄就住在河堤上，那儿有一个小院子，是供销社的宿舍。在我的印象中，他父母都不是供销社的，他的母亲是镇上的一个女干部，比较和蔼，好像很管事，估计与工商有关。

贺少雄因为父母皆拿工资，在我们那帮孩子中算是最富的。他是一个快活而又有幽默感的家伙，整天嘻嘻哈哈的。在我的印象中，他的父母经常出差，两个妹妹好像也不怎么在家，总是他一个人守屋子，于是我们便经常去给他做伴。贺少雄有表演天赋，那时我们在一个宣传队里，我主要演什么翻译官、刁德一之类，而他演的是刁小三，就是抢包袱的那个。妇女说：“你干吗要抢我的包袱？”他捋着袖子说：“老子还要抢人呢。”每当这时，台下定会笑成一团。

他这个刁小三还经常篡改样板戏，他去抢包袱，自己发明了一些动作：往口里丢豌豆。往上抛一颗豌豆，便用口去接，十有八九能接到，这一绝活又让台下笑声四起。在我们那儿，改动一些样板戏，是没哪个来抓你“阶级斗争新动向”的，都是些小孩子，而且成分也不错。

贺少雄不仅有表演天赋，也有文学天赋。他爱看书，也爱写点小东西，于是成了我要好的朋友。

后来我下放了没有招工，到处搞“亦工亦农”（相当于现在的临时工），而他却招生到长航设在江陵郝穴的一所航道学校读书去了。我在休息时，或他在假期时，我们在黄金口，经常躲在供销社我们同学赵中平的宿舍里（他后来成了有名的木雕家），办一种荒诞离奇的小报，这报不印刷，就是写在一张大纸上，也排版，像报纸的样子，还有插图（我插画），那时候，总是办这种报纸打发时光。

尔后我招工到县水运公司，便与他是同行了，于是我们一起学着写文学作品，他寄给我一些长航办的刊物《海员文艺》，那上面发有他的许多作品，我于是也向《海员文艺》投稿，也发了一些诗歌。

他中专毕业后分配到了宜昌航道局，并跟航道局一位领导的女儿结了婚。我去宜昌出差到他家去过，小日子过得不错。后来他就调到宜昌报去了。但从那时起我便与他基本上没了来往，直到大学毕业我一次与几个人去宜昌出差，在宜昌的电视上，看到他作为某次演讲比赛的评委，与著名诗人刘不朽一起，手举打分牌，十分严肃地给别人打分——他成了宜昌的文化名人。

再以后呢，他成了《三峡晚报》的副老总，我们才又有了联系。他还是嘻嘻哈哈的，他告诉我说，他那儿还保存我们少年时在虎渡河上划船的照片。可我完全记不起我们曾经划过船并照过相，倒是有一张我与他在河边两人戴着墨镜的照片我还保存着，挺牛的形象。

又有一次，我在宜昌的一个公安老乡请我去玩耍采风，也请他来陪我，他拿来了几封保存的我当年与他的通信。那是八十年代初的信，信的内容充满革命朝气，但现在看，全是报纸语言，我虽然拍照了，也就不想引用，有心的少雄兄！而我因为到处搬家，过去与朋友们的通信几乎都不见了踪影，甚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