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批判精神的寻找
我自己是读师范出身的，从事教育工作也有许多年。但只陷在中国现代文学专业里，却很少思考文学研究的教育学的话题。最近读到陈军先生的大作《中国师道史论——追寻我们的批判精神》，旨在从千年的教育史中寻找批判思维，并从这个遗产里建立现代性的审美和认知方式。忽然觉得这刺激了自己，便想，至今依然有默默的思考者在，他们在被世人漠视的地方，寻找到稀缺元素，是可贵的。这种研究与思考，也令我想起胡适那代人整理国故时的内心期待，从传统中打捞有意味的存在，或许会启示我们发现历史的盲点在哪里。
这是大家知道的：教育是文明的传输带，在进化的途中，它连接着古今文脉，思想之河因之而得以流淌。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知识人起到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每个时期的文化形态与教育形态，都有一些差异，这些差异性的语境，是新思想诞生的土壤，对于文明的提升，起到或多或少的作用。但我们的文明的一个特点是，一直存在一个相似的模式，即自古以来就习惯于长者对于幼者的训导，是知识与道德的流露，也就是让人按照圣人的思想行事。这与古希腊的文化不太一样，像苏格拉底那样的人物，只是五四时期的鲁迅与之略有几分相似，但后来不太易见到了。
记得许多学者对此有过论述，相关的论点是被一再引用的。在一个道德话语浓厚的社会，人的思维有时候是定向的，教育强化了这种定向，而不是放年轻人到开阔的地方去，这是五四那代人就批判过的。应试教育的存在，导致辩诘的对话退到后面，师者就充当了正确思想的化身，学生只能匍匐在前人的躯体上。所谓师道尊严，或许也是这种理念的产物，历史上很少有科学家和哲学家出现，在这个层面都可以得到解释。
今人读古人的书，疑惑的地方很多，彼此的隔膜是显然的。我们的古人，创造了独特的文化形态，这些形态经过时代变迁，有的保留下来，有的消失了。文化兴盛，教育自然发达，师者的意义也大。孔子与墨子的思想不同，传播方式也有别，后者一度消失，是否与社会形态的单一有关，也未可知。我们读孔子的言论，都会被循循善诱的精神感动，在那时候能够不分阶层，有一种向上的力量在。辜鸿铭先生说，西方的教育重在传授知识，中国的教育则言君子之道。那么，这个传统是从孔子开始的吧。《史记》里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可见孔夫子深味文明之要义，弟子们对于他的敬佩和礼赞，也说明其人格的力量之大。后世读书人喜欢孔子，包含的内容就有师道，汪曾祺有一次礼赞孔子的境界之高，就以《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为例，那种与弟子的随和的对话，内中有静穆的精神之美，背后是含着相当的智性的。
我一直觉得孔子的淡泊语境，有我们看不见的神思，那是经过内心的冲突也说不定。历代文人喜读其妙言，而遗其忧思，往往不得要领。唐代的韩愈，就看到了此点，他的《师说》《原道》《进学解》《原毁》等文对于君子之道的延续，有特别的理解，思想是直接从孔夫子那里来的。他认为“圣人无常师”，要广泛汲取别人的智慧，鼓励像古人那样“从师而问焉”，而非“耻学于师”。师，在韩愈看来是闻道在先的人，这样的人也有责任将自己的心得告诉后来之人。“传道、授业、解惑”乃为根本。韩愈认为，真正的君子，“其责己也重于周，其待人也轻以约”（《原毁》），这句话大概也可当作师道内涵的一种注释，就是如何对己，怎样待人。应当说，这是很有境界的人才有的感悟。韩愈以古人为师，“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原道》），要像伯夷那样有特立独行之美。
这种思想，乃儒家精神的外化，至于如何做到这些，其实是语焉不详的。后人传递前人的思想，慢慢变得空泛起来，王阳明、龚自珍便是扭转此类风气的人物。研究教育史的人，不能不注意于此。不同时期的书院，培养了不少人才，从鹅湖书院、岳麓书院到复性书院，可写的人与事颇多。书院教育，乃古人精神传播之所，它的形态也决定了师生之关系。过去读《传习录》，见王阳明与弟子的交流，觉得是自然而带着开启性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生命顿悟的传达。王阳明看事看人，有自己的尺度，对于孔子学说与儒家思想流变，见识并不随于流俗。他讨论问题的方法，与古人不都一致，是有学识的。这种讨论问题的视角和眼光，在古代最为难得。作为思想者，王阳明对于后世的影响，至今也没有消失过。他不仅喜谈认识论问题，也把如何达成真知的路径告诉学子们，就不是纸上谈兵了。王氏讲知行合一，论述得有条有理，让学子茫然中得悟。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启示性一看即明。看王阳明与弟子们对话，智性闪动中，流出思想光泽，对于世间庸常之思，具有很大的颠覆力。我觉得古代教育和思想，因为有了这样的智者的存在，多了耐人寻味的美质。
有时候，思想、教育的发达，是有赖于文化中的内力的，陈军先生把这种内力看成批判思维，这是很有道理的。但我们的教育一般都是“信”的教育，而非“疑”的思考，所以历朝历代中，怀疑精神是被压抑了的。细想起来，古时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多少有点逆向思维，但转了几圈，不知为何后来又落脚于旧的范式里。所以，这种循环是思想不得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是到了五四，情况才得以改变，自从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李大钊、陶行知出现，新的精神才拥有了可能性。
对批判性思维进行体察，会发现古人的危机意识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人类意识的进化，总是不断突破自己的盲区。当一种思维成为定式，不能翻新的时候，另一种精神之潮涌来，则会卷走陈旧之物，带来新的气象。东汉后佛经的引入，就促进了认知时空的变化。这变化也刺激了不同时期的人的辨析力的增长。王充、李贽、龚自珍、章太炎在思想史上是颇有影响力的人物，对于教育思想也有所促进。他们的可贵，就在于从腐儒的旧路里出来，踏上新途，能够以非流俗的眼光审视世界，看到众生未曾注意的存在。这些人知道汉文明里最为重要的遗产在哪里，而言行中反俗学的选择，使黯淡的精神王国有了一丝生气。
将古代思想者的批判性思维系统整理起来，寻找其间的流传路径，对于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不无意义。其实无论汉学还是宋学，都有诸多可以借鉴的遗产。孔子、孟子的思想中，有一种辨析之力，从复杂中理出纯然之思，这个过程自然伴随批判思维。潘光旦在《自由之路》一书中论述古代尊贤教育时，注意到孔子的“众好必察，众恶必察”的思想，对于判断力是一种检验。不过潘光旦也承认，古代文化的主要问题是“见同而不见异”，这个传统直到现在依然存在。如何将古代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由小变大，强调个性的精神，其实已经不仅仅是教育学与社会学的话题了。
自从西学涌进，文化的平衡才被打破。这期间，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促成了新思想的诞生，中国社会的风向有了一次重要的转向。新文化运动提倡的个性主义和世界主义，使人们的认知水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里不能不说是近代科学理念的延伸，刺激了新方法论的出现。而近代哲学的反本质主义，也增进了人们感知世界的能力。思想不再定于一尊，精神向更为广阔的原野挺进，为后来社会的进化，播下了绿色的种子。
谈及新文化运动，不能不提及蔡元培先生。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是中外兼顾、东西交汇的。他在《华工学校讲义》中强调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理念，《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则认为“超轶政治之教育”，即思想的独立性才更为重要。学界早就有一个共识，北京大学后来能够出现新文化运动，引领时代风气，乃是师道的坐标位移的结果。这是中国的现代性的应有之义，也是新式文明的标志。研究这些才知道，文化的变迁，实则是异质文化介入的结果。五四新文化的重要性就是，强调思想之自由，寻找突破旧模式的途径，在教育方面，则是以幼者为本位，能够拥有批判性的思维，回到自身，不再奴性地对待前人的遗产，这才是重要的。
新文化运动后，新式教育开始普及，传统的书院教育式微。也有学者看到了其间的问题，试图恢复旧的书院式教育。马一浮曾在抗战时期创办了复性书院，但未能成功。这说明旧式的逻辑可能出现了问题。新式教育之所以取代了旧式书院教育，与现代观念的出现很有关系，陶行知先生的许多言论和实践，证明了此点。他的“民主教育”思想，与鲁迅的精神多有交叉；“教学做合一”的思路，有着人的解放的探求，是一种大的慈悲感的流露。陶行知是将思想转换到实践中的先行者，落实的也是“新民”与“立人”的理念。五四以后的文学家、教育家，思想有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将奴性文化变为人的文化，教师与学生也是互为主体的存在，这就在根本点上，与古代教育思想不同了。
但现代教育其实很快就出现了问题，主要是社会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影响逐渐置换了主体的自由选择，从古代的本质主义转到现代的本质主义路途上。用鲁迅的话说，现代教育是培养适应社会的工具，独立性是不易坚持的。虽然新式应试教育放弃了古代书院的形式，但权力和利益也不断污染着校园。这时候就出现了与古代教育体制相似的排他性，独立之精神被置换成单一的思想。鲁迅当年对于章士钊不满，就是看到了其主持教育界工作时复辟旧影的可怕，那结果是，精神不得生长，将教育固定在一个模式里，思想被单薄化了，所以鲁迅叹道：
古来就这样，所谓读书人，对于后起者却反而专用彰明较著的或改头换面的禁锢。近来自然客气些，有谁出来，大抵会遇见学士文人们挡驾：且住，请坐。接着就是谈道理了：调查，研究，推敲，修养……结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则，便得到“捣乱”的称号。我也曾有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见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这个与那个》）
教育的过程，虽然重在知识的传播，但也是不断纠错的尝试。治学者发现新材料，或者有新理路时，便感到旧说的不确，重新阐释文本也是司空见惯的。章太炎当年在日本讲学，就别是一路，对于明清学界一些看法是持怀疑态度的。鲁迅与周作人、钱玄同似乎都感染上了他的怀疑主义精神。章太炎虽然怀疑学界旧说，但自己的思想与审美，都凝聚着古人的精善博雅之气，所以“不失固有之血脉”，在他那里是一种美德。章太炎的教育模式是新旧参半的，书院的样子和新学堂的风格都有，也因此被不同的青年所推崇。新式学堂的出现，使情况有了变化，学科分工变细，引入科学理念，辨析、反诘成为常态。胡适在北大教书时，强调治学要有科学眼光，主张大胆怀疑与小心求证，引起学术理念的更迭。疑古派史学的出现，就与此有关。这也可以说是批判意识的一种运用。但胡适的师道意识不脱本质主义之迹，所以那怀疑意识是在一个确切的逻辑里的怀疑。而鲁迅则将主体也置于审视的位置，有时悬置了先验理念，以生命体验的方式，进入精神沃野，思想便如现象学那样，是流出未有过的曙色的。这种教育理念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精神很像，也提升了精神哲学的境界。
今人看旧岁里的不同知识群落和古今不同的教育形态，视角略有一些变化，有时候对于古代不同流派的遗存，已经不再是将它们置于对立的位置简单述之。像徐梵澄这样的学者，是将古代遗产与现代遗产分开审视的，从中各自都摄取了自己以为有趣的养分。这就带有一种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求实精神。能够以整体性思维面对以往的遗产，所得自然是多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从孔夫子到鲁迅，值得反复体味的遗存很多。新儒家看重前者，新文化人多推崇鲁迅，二者似乎水火不容。倒是像蔡元培、徐梵澄这样的人，欣赏孔子，也礼赞鲁迅，看到了二者不可替代的价值。我自己也觉得，五四时期，蔡先生就能够深处时代旋涡，又能于旋涡之外思考问题，其态度殊为难得，是有一个大的时空概念和包容之心的。孔夫子的许多思想，已经融化在世人的血液里，容易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没有鲁迅、胡适那代人的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情怀以及现代性的眼光，孔子精神将会生锈于时光深处。当我们以整体的文化视野打量新旧思想时，就会感到，没有古文明的温润之思，世间不免轻浮，而缺乏现代性的思想沉思，众生还仍在老路上。回望过去的历史，曲折有之，陷阱亦多，但人们总算磕磕绊绊走了下来。长者对于幼者，不是对过去的成功的炫耀，而是告诉大家思想的有限性，如何克服这种有限性，五四以来许多知识的思考与实践，都值得好好总结。
在一个世俗化的社会里，学校应是精神奥秘的探索地和思想的攀缘之所。就教育理念而言，师生之间、教学之间、问答之间，是一种平等的精神对视，重要的是回到自我的世界，以心聆听天地之音，分辨明暗，体察有无。古人提倡做君子，今人则强调地之子和人之子。在社会方面是平等与法治，于人心而言则谓之率真无伪，而智性领域则是对于未曾浏览过的存在的凝视，创造别一类的思想。陈军先生做了认真的有趣的探索，对于读者都是不小的启示。我觉得还可以在他的思考里再思考，追问更多的存在和意识。这是一个寻找新路的跋涉，也是精神自新的过程。宋代苏辙说：“天下之道，惟其辨之而无穷，攻之而无间。辨之而有穷，攻之而有间，则是不足以为道。”（《老聃论·下》）认真想来，古人的话，在今天也是没有过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