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主题写作：坚守“儿童至上”
主持人语
本期发表评论家崔昕平和作家徐玲的文章。 崔昕平结合近年来主题写作与出版方面的实践，提出并分析了“儿童文学的主题写作，仍应是彰显作家主体性的、富有才情的创作”“如何让重大事件落地，成为生动感人的文学作品，同样检验作家的创作准备”等观点。文中对一些创作个案和作品的评述分析，值得关注和思考。 徐玲结合获奖作品《流动的花朵》，从创作的“出发点”、创作过程等角度，谈到了“儿童文学作家的心里只有时刻装着儿童，时刻想着儿童，才可能创作出写到孩子心里的作品”等感受。因为是真切的创作体验和感悟，所以看似平常，却依然珍贵，依然富有温度。 ——方卫平
立意在更深处
□崔昕平
2003年，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开始实施主题出版工程，至今已20年有余。中宣部、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每年对入选的重点主题出版物选题给予基金申报、宣传报道、展示展销等多方面的支持，支持的力度也不断加大。不少出版单位将主题出版作为工作重心之一。这一来自出版领域的重要政策，推动了儿童文学主题写作的不断扩容，也迅速累积了一些问题，形成一个当下性的、被高度关注与讨论的文学话题。这再次显现出儿童文学的“文学主体性”的自我确认，还处在一种“在路上”的状态。
虽然从文学社会学视角来看，制度政策、媒介传播与文学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其独特的审美属性和艺术特性也是清晰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主体性，作家是具有自觉性的主体，以个性化的审美体验、情感体悟与艺术创造，传达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与感悟。文学通过情感体验去发现美，传达美，创造美，满足自身的审美创造需要，为社会提供审美价值。
主题出版“热潮”为儿童文学创作拓宽边界
回到主题出版，“主题出版是指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就一些重大会议、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节庆日而进行的选题策划和出版活动”。应该讲，主题出版工程对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主题出版为当代儿童文学创作者提供了更为开阔的选题视野，揭示了更具历史维度与思想深度的主题价值，推动着儿童文学不必以“童心童趣”而自限于清浅、非主流、非功利的写作设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主题出版还让部分作家寻找到了新的创作灵感，获得了新的开掘方向，寻找到有价值的写作内容。不少主题出版物是由出版人物色作家、组织采风、督促创作，并得以最终面世的。
在主题出版成为“热潮”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当下儿童文学题材边界的空前延展、许多未书写领域的拓荒性书写，儿童文学表现生活之开阔与多维，都是有目共睹的。仅以近一年来读到的新作为例，聚焦当下重大事件的儿童文学作品，如陈楸帆新作《山歌海谣》以一种“近未来”的想象描绘科技之城“碧城”的生活图景，严谨且富有诗意地描写了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天眼”与重大环保战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这在儿童文学写作领域而言，还是第一次。葛竞新作《宇宙的梦想》与曾有情、张子影新作《绽放太空的玫瑰》，讴歌我国航天事业，书写新时代少年成长，都是中国航天科技快速发展背景下凸显时代新意的儿童文学作品。赵菱新作《会发光的声音》以我国对口援藏、民族融合的时代主题展开创作，聚焦“红领巾演讲员”群像，以建立空中课堂等事件，展现新人、新事、新生活。王棵新作《珊瑚在歌唱》的创作与我国珊瑚保护行动基本同频，敏锐触及海洋保护、珊瑚知识等领域，关联了中国珊瑚保护的多项举措。还有如保冬妮的首部儿童小说《童年树》，描绘了60年、四代人如何创造堪称人间奇迹的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的真实故事。基于重大历史事件的描写，如刘东《回家的孩子》是对东北城市大连深重而屈辱的殖民历史的具象传达，揭示了日本殖民者对大连人民施行的奴化教育和残酷统治。再如，时值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马三枣的新作《慈江雨》对这一重大主题做了具象化书写。这些主题出版物均紧扣重大事件，发掘了独特的题材与视角。
主题写作不能让作家的主体性“缺席”
主题出版所助推的主题写作，无疑极大地拓展了儿童文学创作题材领域的深度与广度，但回到文学创作的主体性问题上，还需谈及的是，主题写作不能沦为命题写作、任务写作、缺乏作家主体性的写作。创作这类题材时，作家若过于依赖或过于用力于原始材料，不能将主题内化并充分浸润作家主体性的情怀与感悟，就可能导致作品艺术感染力的大打折扣。很多主题出版作品艺术品质的粗糙是令人惋惜的。儿童文学的主题写作，仍应是彰显作家主体性的、富有才情的创作，是以文学情感之柔软细腻承载重大主题之“重”，以具象的文学形象穿透重大事件之“硬”，做出属于作家的、真挚的主客体交融后的个性化文学创造与表达。
这让我想到阅读彭学军《大鸟》时脑海中蹦出的关键词——文学的本位观与松弛感。《大鸟》是一部聚焦鄱阳湖候鸟保护主题的、有原型人物的时代之作。彭学军的创作，有意识地规避概念化、宣教气，规避对人物的过度拔高。创作之初，彭学军屡屡追问自己，原型人物为什么要如此破釜沉舟地投入候鸟保护事业，并逐渐找到能说服自己的理由。都市白领周蔷在一次拍摄经历中被白鹤起舞的美所打动，不屈不挠地种藕救鹤，如果止步于此，周蔷仅是一个令人仰视、远观的理想主义者，是简单化、单向度的人物。作家让周蔷在现实打击下逃离，再让敦煌石窟的千年白鹤触发她童年心灵救赎与保护生态理想的和鸣，重新确认继续的信念。作品中的儿童人物，作家也逐一赋予他们合情合理的行为驱动，爱鸟护鸟的行为不仅源于“施爱”，也是大自然给予人类心灵的慰藉与回馈。作品密织着生活细节与情感细节，阅读感受流畅、松弛、真挚，带着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美学特质。还有如裘山山的《游过月亮河》，重回1998年，以解放军战士抗洪抢险救助群众为背景。裘山山有意识地将这一重大灾难做了个体生命聚焦。正如有学者所说，“裘山山在这部小说中采取了一种有效的处理方法，那就是将大事件落地，落到具体的人物和故事上。”作家落笔于光伢子与郑连根，聚焦于灾难后的勉力疗愈，描绘两颗受伤的心努力正视和纾解各自内心深处的伤痛，通过施爱、互爱，建立新的情感联系并找回自爱，找回朝向未来生活的希望。作家将二人间真挚的情感互动徐徐地植入故事，以创伤书写纾解创伤，并在最后的瞬间爆发出强大的情感冲击力，触动人心。
让重大事件落地，探寻人性的纵深处
创作才情之外，如何让重大事件落地，成为生动感人的文学作品，同样检验作家的创作准备。刘东创作《回家的孩子》，为了重回历史语境，翻捡资料，写写停停，前后长达10年；舒辉波创作《听见光》，前期准备是历时3年的追踪、120万字的笔记；左昡创作《我的世界》，为了写好外卖骑手的故事，深入北京那些巨大的、住着数万外来务工人员的社区中生活，在平台注册成为外卖骑手，亲身体验在炎炎夏日送外卖，感知他们的喜怒哀乐，融入他们的精神世界；马三枣之所以能在《慈江雨》中写出抗美援朝亲历者般的真实感，源于这是作家的老师于善明的真实故事，多次的采访、交谈，让这位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支教少年鲜活于作家笔下。亲历者个体视角的历史记忆、切身经历，是“抗美援朝纪念馆里没有介绍，战争实录的文献中也没有记载”的，写出的是活生生的人。汤素兰新作《绣虎少年》以湘绣技艺贯穿全篇，通过可依托的大量地域生活素材与文化素材，自然呈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自然涵容的诸多传统文化，也写出了真正意义的“活态”的文化。
足够充分的创作准备，支撑了作品富有感染力的主题，也更利于作家以文学艺术的方式探知、表达人类“真实”的心灵景象，让作品承载更多维、更具深度的历史、文化、人性之思。翌平新作《新雨过后的空山谷》，以体现时代特征、书写新时代少年群像为主题，作家力避概念化、假想式的少年书写，力求探寻当代少年心灵真相。我视之为一部对抗思维惯性的作品——既是创作思维惯性的对抗，也是成人认知思维惯性的对抗。一位导演和一位摄像师策划了一档《灿烂青春期》的真人秀节目，锁定了一些“问题孩子”，把他们送到乡下去接受艰苦锻炼。这个故事很容易陷入一种书写模式：乡村的艰苦劳动、淳朴民风使少年实现完美蜕变，成人的教育目的达成。这部作品相反，被圈定的几个“问题孩子”到了乡间以后，不按成人制造“冲突”与“感动”的台本走，而是以自己的主见和想法，坚定地主导了节目的走向。这也是对当代少年时代特性的精准把握。这种“失控”，是少年的自我确认与选择，也是少年心灵的秘密成长。当作家在前四章平行设置了四个孩子的故事时，惯性的处理方式是将四个孩子的故事聚拢、交织，最终糅合成一个整体，但翌平突破了这种设计。最后一章，作家突然把“幕后”推到了“前台”，以一个“终章”曝光了导演与摄像的理想。正是追求“真实”的导演和摄像师，给予了少年们空间，让节目中的少年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真实的成长轨迹。作家也借此亮出了对少年成长的“守望者”的立场，描绘了时代少年的成长真相，发人深省。左昡的《我的世界》中，一个被遮掩在人类世界各路精英、各类政治经济文化热点下的都市新职业群体——外卖骑手与他们的生活真切地走进了大众视野。作家生动展现了这个群体自食其力、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抱团取暖、相互鼓励的人际关系。但作家的立意同样不仅是写个励志故事，作品真实呈现了当下城市人与外来务工者物质生活层面的差距，但并没有概念化地将城里人写得颐指气使、傲娇冷漠，而是有意识地摹写了当代文明环境中的“平等”与“尊重”。作家也以这样一个新的城市生活群体为镜像，反观了现代都市隐在的问题，让作品的立意走向了更深处。
同样能触发更深刻思索的作品，还有舒辉波的非虚构新作《听见光》。作品真实描绘了中国首位盲人小提琴演奏家张哲源的童年成长与曲折坚韧的寻艺、寻光之路。作品一方面将健全人不甚熟悉的领域——盲人生活做了一次深度的“打开”，另一方面，作为具有能动性的叙事主体，作家充分表达了主体的在场。作家与笔下的哲源共同追问着一系列问题：如何面对强大的命运，一个人的生命意义究竟是什么；健全人群体与盲人等其他群体的“成功”指向是否应该有所差异，盲人的人生是否限定了“边界”。哲源不竭努力的精神状态，超越了自我限定，也为整个人类群体修正了所谓“边界”与“限定”的认知。作品真实深入盲人世界的同时，也给予健全人类深刻的触动与思考。健全人世界对盲人世界形成的无意识的限定，是需要去打破的成见。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社会问题。这部作品的读者，显然绝不仅仅是少年人。
主题写作并不因缘起于主题出版而受限，也不因主题出版的起点而降低对创作终点的要求。作家的主体性创作更不能简化为被动的任务写作，若是三言两句便被参悟了主题，或者触目可及的生硬理念浮游于空洞的故事架构之上，那是低层次的命题写作。充分彰显作家主体性的主题写作，不止于承载主题、复现事件，同时需具有创造性的、强大的艺术感染力与思想的深刻性。当主题出版工程的主题开掘日益开阔、触及更多的主题时；当主题写作成为一种对当下、对时代的敏感捕捉与表达的常态，主题写作也便不必再成为一个创作子类被区别探讨。
（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教授）
坚守“儿童至上”，让高品质创作成为可能
□徐 玲
主题创作是高品质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风向标。一个好的主题能够引导儿童正确认识世界，理解生活。在当前的出版领域，市场与评奖已成为两根重要的指挥棒，对出版社的选题策划和作家们的创作产生着前所未有的影响。
市场体现了读者的选择，是作品能够获得大众关注与欢迎的直接呈现。评奖则是对作品艺术价值、文化内涵和社会影响的一种专业评价。值得注意的是，市场与评奖两者之间往往存在差异。某些作品在市场上受到读者的欢迎，却未必能得到评委的专业认可；反之，评委看好的作品，也不一定能够得到读者的喜爱。这种差异现象背后，既有文化审美的多样性，也反映出市场与专业之间存在的价值差异。高品质的儿童文学创作应当是作家对“儿童至上”理念的自觉追求与实践的过程。
回首20多年的创作历程，我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写下了多部被出版社和评论家归为主题创作类的作品，这些作品似乎在不断印证，我也是摸着主题创作这块石头，从文学的大河中趟过来的一员。
2007年，我开始动笔创作《流动的花朵》。那时，儿童文学主题创作的说法尚不明了，我在创作之初对此也毫无概念，纯粹就是凭着一股子初生牛犊般的写作热情和对教育的了解，觉得应该尽快将农民工子女就学难这个题材写下来。那阵子，只要一想到农民工子女上学的情景我就夜不能寐。农民工子女同样是祖国的花朵，应该享有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公平的教育待遇。在当时奋笔疾书的初衷里，根本没有市场和评奖的想法，就是觉得应该把现状写下来，把我对教育公平的愿景写下来，希望更多的人能关注这个群体，从而让教育公平成为可能。写完后，出版社觉得作品的主题具有前瞻性，可以参与评奖。
就这样，一部完全由我自发创作的作品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现在回想起来，《流动的花朵》能成为主题创作的成功个例，很关键的一点是我在创作时没有受到所谓的市场和评奖的束缚和干扰，完全是笔书我心，口说我想。
我的本职工作是教育，多年的创作和育人体验，让我认识到儿童文学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儿童的发展，所以唯有立于“儿童至上”的创作才真正是儿童所需要的，儿童成长所需要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就是儿童文学的永恒主题，有益儿童成长的创作就是主题创作。
在创作《流动的花朵》时，我的出发点很单纯，就是想写一部和当时童书市场上的其他作品区别度很大的现实题材作品，我给自己设定的创作标准就是作品要贴近孩子的真实生活情状，能让孩子们一下就读到自己的样子。为此，我一直非常注意观察身边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有一次，我去一所新建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上语文课，当无意中在阶梯教室的桌肚里看见“将来我要做本地人”这行歪歪扭扭的字时，那些我熟悉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形象一个个浮现在我的脑海，让我兴奋，让我感慨，并催促我去深入采访和思考，写下了王弟的故事。少年王弟是我在作品里塑造的主人公，王弟和姐姐王花跟随打工的父母一起来到美丽的江南城市，和所有外来民工家庭一样，意想不到的困难甚至灾难一个接一个向他们袭来，他们的生活无比艰辛。
随着创作的推进，我日益觉悟到，儿童文学的创作，是对“儿童至上”的艺术阐述和不懈追求，创作主题类儿童文学的目的，不应尽是直书现状。儿童纯洁的心灵犹如白纸，写给儿童看的作品必须艺术地表达，才能让孩子乐于沉浸其中，生出成长动能。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对主题和人物设计进行了艺术调整。
主题表达上我没有停笔于农民工子女上学难，而是着力去描绘生活中的温暖和希望。比如，当王弟得知外地生将全部被分流到新市民子女学校上课时，心中充满了委屈和愤怒，他觉得外地生像多余的人一样被无情地赶出了公办学校。为了让读者看到希望而不是绝望，我大胆提前刻画了教育公平的美好前景。呈现在王弟眼前的新市民子女学校的一切并不是他想象的样子，那里不仅有很好的环境，同样也有很好的老师，特别让王弟兴奋的是连他最喜欢的吴老师也到了新市民子女学校支教，继续做他的老师。
主题创作素材来源于现实，人物的真实性是打动读者的根本。为塑造人物，我刻画了王弟身体里的两个“我”，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左边的自卑，遇到问题会害怕、退缩，甚至瑟瑟发抖；右边的倔强，遇到问题会不服气，甚至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冲动。这两个“我”肩并肩站在王弟身体里，你挤我，我挤你，只要王弟的思维稍微朝任何一方偏一点点，那一方就站出来说话、指挥。所以，有的时候王弟很自卑，有的时候又很倔强。两个“我”在王弟的身体里不停挤压和碰撞的过程，正是王弟成长的过程。这样的两个“我”，很容易让读者觉得是真实的，并会和自己作比较。
“儿童至上”，是对儿童文学创作的艺术要求，同样是对作家创作态度的要求。儿童文学的服务对象是儿童，儿童文学作家的心里只有时刻装着儿童，时刻想着儿童，才可能创作出写到孩子心里的作品。创作《流动的花朵》时，我和主人公王弟生活在一起，我忧愁着他的忧愁，快乐着他的快乐。王弟，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只不过他的名字不一定叫王弟。
儿童是美的化身，给儿童享用的文学应该是精致而有温度的。高品质的儿童文学主题创作不是对市场和评奖的迎合，而是对文学艺术本质的用心把握。尊重市场和评奖，坚守“儿童至上”，以贴近真实生活的小切口用艺术的手法来反映大主题，才有可能创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佳作。
（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