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睿：在城市潜伏
孙 睿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硕士，写小说为主，也写剧本。出版长篇小说《草样年华》系列、《我是你儿子》、《路上父子》、《背光而生》、《斜塔》等，小说集《酥油和麻辣烫》《火车不进站》。作品入选各类年选及城市文学排行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年榜，获《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等奖项。
《青年文学》：《青年文学》于二〇一七年开设“城市”栏目，二〇一八年推出“城市文学排行榜”，你曾在此栏目发表多篇小说，也曾入选“城市文学排行榜”，可以说你近年来一直深耕于城市文学，如今的你怎样看待城市文学？
孙睿：溯源至写作的原始冲动，当想写一篇东西的时候，我并没有“现在要写的是一篇城市文学小说”这样的概念，只是写了该写的东西。因为生活的局限性（没有非城市生活的经验），写出的东西离不开城市，所以看上去就属于城市文学了。若没有“城市文学”这个说法，还是该写什么就写什么。这个概念出现了，经过这么多年的确立，逐渐成为我对自己的一种提醒：当我们谈论城市文学的时候，最应该谈论的是什么？作为创作者，我想“城市文学”这个概念是在对文本的现代性提出要求。
“现代性”可用于各个领域，落在文学上，用一句话概括，我觉得就是，对人的处境从内部、外部进行逼真的展现。涉及表现手法，也关乎表达内容，必须对人的精神世界（尤其困境）进行探索才算数，不是说写了现在的事儿就有了现代性。的确，是小说就有人的行动，是行动背后自然会折射人物的精神世界，对精神世界的展现达到一定深度和浓度，方算有了现代性。这是我看待城市文学的标准。
强调现代性不是说一定得写“花哨”的东西——形式的多样固然有助于展现现代人复杂的精神世界，和当今复杂的物质世界也相称——在做形式上的探索之前，回到内容本身，比如对城市元素的使用，明确该元素在城市中的意义、对人的意义，物尽其用。
像酒吧这个空间，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会出现，它的作用和餐厅、商场差不多，只是人物在此见个面，传递信息或签个合同，并展现一下人物的阶层（消费习惯），小说是在用“游客眼光”看待这个空间——就像二十年前北京后海酒吧火的时候，导游会安排逛什刹海的游客顺道游览一圈酒吧，顶多是喝个东西坐半小时就走，貌似体验了一把生活在北京的人怎么“泡吧”——人物并没有“长”在这里。美国作家麦金纳尼的作品里，酒吧屡屡出现，和人物的精神连在一起，他们除了在这里买醉，还在这个昏暗的空间里彷徨，一直待到天亮，城市没有其他地方能给他们温暖。等天亮后走出酒吧大门，他们才发现又一次搞砸了自己的生活。城市的冰冷和残酷，人的无助与迷茫，在人与城市空间的结合中都被写出来了。
再如莫泊桑的《项链》，这个短篇小说的核心动力是“去party”。Party是城市文化的一种，大家见面时除了进行精神交流，也会展示物质成就。如果简单地把party写成一次热闹，那就没什么意思。莫泊桑在party里安放了“借面子”和“买假货”，也算某类典型的城市文化。如果能不仅仅停留在故事层面使用城市元素，我们写出的城市文学的现代性也会得到提升。
《青年文学》：《北京文学》推出“新北京作家群”，你也被纳入其中，北京这座城市，在你的城市文学版图中意味着什么？
孙睿：我差不多九成以上的小说里，都会出现北京。如果每篇小说都是一个杠杆装置的话，撬起每一个故事的支点就是北京，没有这个支点，那些人物在小说中的行动就不对。现实中我最了解的人，也是北京人和“北漂”。每个作家最好的作品写的都是他擅长把握的人物。
“作家群”这个说法很准确，因为现在一个作家根本无法写出当下的北京。从空间上看，北京太大了，每个区的节奏不一样，人的背景也各不相同，朝阳区搞文艺的比较多，海淀区科技人才扎堆儿，东西城北京土著多。可以说北京相当于好几座城市，不同区域的作家写他那个区域的北京生活，相当于待在各自“城市”中写作——大气候一致，局部气温各异。这是横向空间，从纵向空间看，北京的城市高度肯定比三十年前高了几十米。我小时候住平房，看北京的高度就是我的身高，所以那时候我们都特爱找个楼顶上去，因为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现在北京小孩的视角和我们小时候不一样了，他们的北京印象肯定也不一样，当然跟林海音《城南旧事》中的“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更不一样。北京城市向下的空间也在拓展，地铁总长度快一千公里了，相当于北京到南京的距离。在有些地方，能觉察到地铁在脚下穿过的震动，让人本能地心生不安，这都在影响着一个人的日常情绪。
从时间上说，一个写作者也很难把握“今天”的北京，因为这城市发展得太快，“明天”下一秒就来了。三十年前，姜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说，“记忆中那时候北京总有一股烧荒草的味道”，说的是五十年前的北京，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这种味道已是记忆中的记忆了。机动车早就摇号限行了，想烧荒草也没地方烧了，关键是没地方长草了，都被盖了楼。面对这些迅猛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新北京作家群”的创作可以此起彼伏，今天你写，写完明天我接棒，等你有了新发现，再接下一棒，靠集体的力量跟上北京的节奏。
从内容上说，北京既有超一线城市的特征，又有二三四五线城市的生活痕迹。北京有了越来越多的房子，有了越来越多的家庭，飞机、高铁、高速路把乡村生活和伦理也拉到了北京。比如这些年，我发现北京街头晚上“烧纸”的人明显多了，过去老北京人里这么祭奠逝者的不多。但北京这座城市的典型性并没有消失，它依然是中国最能聚拢追逐梦想人群的城市，这也是我觉得北京一直有故事可写的原因。
北京故事自然属于典型的城市文学，由此可见，城市文学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复杂性——因为城市本身太复杂了——这也是今天对文学的基本要求。所以在我看来，城市文学等同于“当代文学”。
《青年文学》：城市和北京跟你如此密不可分，你是如何从城市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创作题材的？
孙睿：表演艺术上有个理论是“真听、真看、真感受”，同样可以用到写作上。现在出行，能坐地铁我都会坐地铁，坐地铁是一个很好的集中看人的机会。我家门口有七号线和十号线地铁，七号线终点站或者说始发站是北京西站，坐在这条线上，总能看到拉着行李箱和脚下放着行李袋的人，他们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根据他们的年龄、衣着，以及和同行人的交流，有时候我的脑子里就会浮现出故事。十号线可以看作是三环沿线，途经国贸，早晚高峰上班族多，我是“没班可上族”，要写职场人物的时候，就会拿瓶水坐上十号线，看那些背着双肩包的男士和穿着板正服装的女士，坐够了再出来。有时候我会拼车，很多拼车的人，从上车到下车会一直打电话。我也爱听别人打电话。从单方的话语中，大概能知道对方说了什么。两人所说之事肯定有一个我不了解的背景，无异于对话中故事的留白。下车后听不到后面的对话了，相当于故事未完待续，作为听众（读者）我会为此感到遗憾，但作为写作者，我可以在这种遗憾中思考：小说一定要在故事维度有个结尾吗？遗憾不正是一种很好的结尾吗？
以上是“真听、真看”。“真感受”对于写作者，每天都在发生，生活本身就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参与其中自然会有体验。最近几年我写家庭题材的小说比较多，因为身处其中，每天都面临着孩子的长大、父母的老去，人近中年被无形的膜包裹住等问题。这时候不用外求，越在家，越能感受到城市中亲人之间的需求矛盾、代际矛盾和人与现代化的矛盾。
一个写作者就是主动、被动地潜伏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时空，“文学的心”时刻准备着。哪怕现实生活中这些问题解决不了，但它们促生出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会对“现实的心”产生抚慰。这样一来，就不光是从现实生活中找创作题材，还是创作治愈现实。
《青年文学》：本期《青年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抠绿大师Ⅲ·肥臀》是“抠绿”系列的第三部，前两部的故事也发生在城市，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个主题？未来还会将这个主题写下去吗？
孙睿：二〇二一年，我参加《收获》APP举办的匿名写作大赛，那期的主题是“我已成仙，法力无边”。我看到这个题目特别兴奋，觉得可以用写实的手法创作一个带点儿荒诞色彩的小说。当时的社会气氛，让我觉得人人都渴望一步成仙（做产品、创业热、网红经济等等），哪怕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被现实打回原形，仍有人前赴后继。我想自己熟悉的领域里，什么事情跟“成仙”沾边儿，自然想到特效，影视剧中的那些仙境，都是靠“抠绿”技术做出来的。我也跟特效公司的人打过交道，看过他们的工作环境，跟仙境比起来，太“现实主义”了，由此想到他们背后的生活，是不是更加“现实主义”。于是我选定“剧组副美术师”的人设，他一边过着一地鸡毛的日子，一边为影视剧搭建仙境，生活很割裂。与此同时，未来观看这些影视剧的观众，也许也是现实中并不如意的人，肉身无比沉重，仍向往着仙境的光鲜。这种背景下，我写了《抠绿大师》，当时没想着写第二部。
后来《收获》APP又举办了一个小说转化短片的活动，我在把这篇小说改成剧本的过程中突然觉得，小说里“抠绿”做出了假背景，如果短片里“抠绿”后做出一个人——一个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人——是不是更能体现“抠绿”的意义？于是就有了第二部。
之后我又想，当所有人都需要“抠绿”才能活得更精彩的时候，能不能有人死活不“抠”，活在自己的节奏里，成为一个值得尊敬的异类？《抠绿大师Ⅲ》的主人公就是这种异类，但出于对故事性的需要，最终还是靠“抠绿”完成了主人公的异于常人。不过“不抠”已经成为我心里必须写的一个东西，将来会写进第四部，主题就是“还原”。我们这个世界已经被过分装饰和渲染了，还原是迟早的事儿，也是必需的事儿。
从已写出的这三篇《抠绿大师》看，确实挺“城市文学”的。“抠绿”是“城里人”干的事情，有技术门槛，乡村没有这个行当。“抠绿”是一面放大镜，放大了城市人群的欲望和悲凉。
《青年文学》：你的九成以上作品的背景是北京，那么非北京背景的那一成作品，是否也属“城市文学”范畴？
孙睿：从小说展现的外部空间看，似乎写过三四个中短篇，故事不是发生在城市。但细究文本，还是城市作者在做表达。比如有两篇是偏重写自然文明的，这种对大自然法则的崇尚，也是基于对城市文明的疲劳和不甘受限，跳出城市去寻找出路。让城市文明和自然文明发生碰撞，暴露问题，人物从中领悟到什么是适合自己的。
去年发表过一篇写牧民放生的小说，他们不仅仅是做善事，还关乎信仰。写这篇小说不是为了展现这种信仰，而是展现城市人缺乏信仰。我想通过小说给混沌众生开一个小口儿，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茧房外面还有一片天地。
说到这儿我想起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今年无意中又翻到这部小说，看完非常感动。小说的背景是云南乡下，主人公是城市男女，干的事情也是农活儿，通篇散发着追求自由和纯真的气息，这是城市人才会考虑的事情。有意思的是，小说里“纯”的东西是体现在城市人物身上的，人物所处的非城市环境（原始的、自然的环境）反而是荒诞的，跟绝大多数的文学作品正好相反。所以城乡各自代表的符号意义，一旦在作品中被模式化，也会让文学思维僵化。有人说《黄金时代》是“知青文学”，有人说是“苦难文学”，我觉得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城市文学的一种变形，就像印章上的凸凹，阳刻阴刻不重要，重要的是刻了什么。
总之，无论是城市的文学，还是非城市的文学，都要触及人的终极才称得上文学。无论在文学前面加上什么定语，最后还是要回到文学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