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孙隽明，山西兴县人。1963年出生。现居深圳。1984年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地理系。自九十年代写作188体育官方ios随笔、抗战史追寻等文章，散见于各类报刊。闲时写字、画画以自娱。

其实，在山西师范大学的八年，我始终以一个学生身份生活在临汾那座小城里。这八年的学习，使我从怯懦中汲取了在关键时刻不自弃的力量。

——题记

本以为，退休后在家闲居，与山西南部那座叫做临汾的小城以及被舍弃的校区，早已渐行渐远。谁知，大学同学召集毕业四十周年聚会。连日来，同学老陈号召大家写文章，并询问进度。同学纷纷响应，太原、榆次的同学还提出了活动初步方案，令我怦然心动，引发了我对那所大学和小城的回忆和怀想，由此情不自禁而泪眼迷离——顿时醒悟到，原来我与那所大学早已血脉相连，空间上的距离并不能阻断情感的纽带。毕竟，我最好的年华是在那里度过的，山西师范学院和临汾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

一

1980年参加高考，我被山西师范学院地理系录取。9月初，大哥送我去学校，从我家门口乘长途公共车到阳方口（宁武）换乘火车经太原去临汾。这是我与吕梁山之外世界的第一次接触。

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的感觉新奇又欣喜。从阳方口到临汾，坐了十多个小时晃荡的绿皮火车，到校后一连几天，脑仁都在晃荡，但这些丝毫未减少我对上学的向往与兴奋。

入学后，迎接我们的是崭新的一号教学楼、五号学生宿舍楼。开学典礼也是在一号楼南面刚刚建好、还未铺设草坪的操场上举行的。地理系的迎新晚会由77级仇锦学长主持。至今还记得77级学长演唱的小合唱《美丽的塞纳河》和79级学长吴体刚、佘可文表演的相声。当第一学期的课程表发下来时，才知道我们是实实在在的理科生，我们这些文科生要学数理化。已经入学了，学好学不好反正就是埋头学呗，就这样懵懵懂懂开始了我的大学之旅。

对我来说，上大学最重要的是身份改变，至于在本省上哪一所学校没有选择的必要，只是觉得到临汾比去太原多坐七个多小时火车。

按部就班的大学生活，波澜不惊。来来往往的人群穿梭在宿舍、教室、食堂之间，我熟悉或陌生的面孔，匆忙地对视，彼此检阅着。如此几年。

二

说实话，我在地理系上学的四年并不是一个好学生，同时也不是老师喜欢的学生。在诸多课程中，认真学过的就是《数学》《地质学基础》《地球概论》《地貌学》《气象与气候学》《经济地理学导论》。现在看来，能把上述几门课学好了，地理学的基本知识也就掌握了大半。对于我来说，即使认真学了，也是浅尝辄止。

我喜欢上数学课，也是因为遇到了两个好老师：上微积分的吴诗咏老师，上数理统计的张国础老师。我们班都是文科考生，很大的原因是数理化不是强项。我选择文科，是因为天生长了个学文科的脑袋，但我的数学并不差，高考84分。当大家对数学畏难时，我可得学好。于是从图书馆借来相关的讲义、请教数学系的同学，登门向张国础老师求教。有一回数理统计单元测试我得过100分。毕业留校后，听过一次周作胥老师的量子力学课，正是通过和数学、物理两个系同学的接触，我渐渐产生了对大自然的敬畏，认识到世界上的确存在一些不可确知的东西。

我们上土壤学和土壤地理学，却是我最不愿意学习的，我是农民出身，带着与生俱来的土味，最熟悉的不就是地里刨食，我出来上大学，不就是要离土远一点吗？以致上土壤课几乎都在看小说，我可能是全班这门课得分最低的，也感谢赵修齐老师没让我补考。每个人在年轻时都会因无知而有偏激的表现，当明白了这种无知时，已经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尽管不喜欢花花草草的植物学，老师的讲课对我如催眠，还是从普通植物学上到植物地理学，从科属到植物分布、生态环境，认识到自然界看似自然生成，也是有高级、低级，尊卑、强弱之分的。我们上心理学，学习如何从个体推断群体的集体无意识，看见一些人的外在表现，就会联想到其人的心理。总结四年的学习，有意或无意，总会有所收获，有所茫然。

最可炫耀的是，我们每一学期有一次野外实习的机会，让别的专业的同学羡慕不已。带着罗盘、地质锤、卷尺、相机，还有草帽，近处坐学校的卡车，外地则坐公共车、火车，同学们都学过摄影，还能咔嚓咔嚓地拍照留影。回想起来，挺恨那些持相机的同学，比如陈国栋，怎么就没给我拍个照片？

野外实习的时候，估计其他男同学和我一样，总想着创造机会与女同学搭讪，但由于我天生笨拙，注定不会走近女生。而女生们也似乎从来不想搭理我这类男生。我曾心想，即使我从山顶上滚下去跌死，她们都不会过来看我一眼。

三

在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突然清晰地看到了我的将来，即再回到吕梁山中的一个县城中学任地理教师。因为贫困山区更缺乏地理老师。即便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从来也不知道到底该干什么，才能摆脱命运的安排。因此，我经常神情恍惚，独自游荡在城墙上、与学校相邻的公园里。

年少时莫名的青春躁动，是接近本能的意识，是欲望在成长过程中必经的迷惘，无理由的颠覆，无所谓的表情。我庆幸在这个时候突然萌生了画画、学书法的想法。

在考上高中之前，我执过羊鞭、牧马割草，再没指望上学的时候，想做一个民间艺人。当时放牲口是有时间看书、画画的，看书、画画、写字，是我的全部业余生活。那时，看完电影后在家里的煤油灯下，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画出来，临摹所能见到的书刊中的画及插图。我画过装进死人的棺材、殷实人家的炕围和四扇柜门，画过街头宣传画、刷写过比我高的标语，画过大批判墙报报头，用毛笔抄过公社和村里的批判文章。然而，命运却又给了我考高中的机会。

也就在那时，仇锦学长发起美术学社，我成了骨干成员。三年级时认识了语文报社美术编辑王伯俊老师，有过那两年刷标语、出黑板报的训练，我写美术字的水平是过关的。在没有电脑打字的时代，写美术字是报刊美术编辑的必备之功。当时语文报社仅王老师一个美术编辑，根本忙不过来，因此我有机会给王老师帮忙，画一些栏图和题图，而且还有稿费拿。

写到这里，想起西谚：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四

1984年8月中旬，我以待分配名义来语文报社做美术编辑，在没有正式分配之前，每月可向报社借40元生活费，俟指标下来正式报到后补足。上班后，我买的第一本书是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盖因毕业之际，中文系的同学在传阅此书，在当时温饱尚不能保证，买书无疑是件奢侈的事。

买到《美的历程》后，我读了无数遍。这本书以审美的视角将中国文学、艺术画龙点睛般展示出来。阅读此书，当领略到作者将凝聚了中国五千年的或狞厉、或温情、或奔放、或浪漫的文化,以这样一种娓娓道来的形式从作者笔下汩汩流出的时候,我们甚至能听到那其中工匠攻玉勒石的铿锵与诗人吟咏和曲的悠扬。阅读这类著作，对我来说是一种从内容到语言的美的享受。从此，我便猝不及防地喜欢上了哲学、美学。并与中文系83级同学鲁顺民、吴焕棠他们班一起学了林清奇老师的《美学原理》课。

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不单单是一个学术现象，它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一种表现。就像一条河被封堵多年，一旦解封便向各处冲泻。卸去桎梏的人们，表现出对美的强烈诉求。继《美的历程》之后，我又读了李泽厚评述康德哲学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因此又对照李泽厚此书，硬着头皮，忍受着味同嚼蜡的痛苦看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哲学：《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和《纯粹理性批判》。学了康德哲学，最大的收获就是明白了逻辑和价值判断，使我获益终生。

在语文报社的四年，年轻的我没什么负担，因报社举办的全国性活动多，经常去京、沪、苏、杭、榕、渝等地出差。虽然身居小城，眼界却没有局限。

有一段时间，我的阅读完全是自由放任的，我不以知识的积累为快乐，而是以自由放任和随心所欲地阅读为生活乐趣。我纯粹地经历一种自由而没有约束的思想生活。因为，我虽然可以选择性地在学校文科专业听课，但又不愿意融入学院化或学术化的那种学习与写作。那时语文报社给大家发了很多新思潮中有代表性的书。比如，“中国传统文化观察丛书”、三十多册的“走向未来丛书”。这个时期，语文报社的学长蔡智敏和南开大学分配来的刘阶耳对我的影响最大。蔡兄是一位纯粹的读书人，在他的引导下，我读了许多汉译经典名著，如雷·韦勒克、奥·沃伦的《文学理论》，黑格尔的《小逻辑》《精神现象学引论》等。在诗人刘阶耳的影响下，我开始学写诗，大量阅读当代文艺思潮的文章。是他们拉近了我与文学的距离。

多年以后，我能通过写作而找到饭碗，全仗于那几年的读书。而那个年代的读书，不仅仅是获得功利性的满足，更是思想的寻求。尽管是肤浅的，甚至是迷惑的，但通过阅读认识世界，尽可能给自己寻找一个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所，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思考路径。

读书杂而不精。我天生就不是一个学术中人，而是一个问题中人。

五

我总想，我是幸运的。来语文报社工作后，新建的校图书馆在10月开馆，能在宽敞的教工阅览室学习了。紧接着山西师范学院更名为山西师范大学，学校又决定筹备建校26周年庆祝活动。陶本一校长提议学校应该有个校徽，当时校内还没有艺术系，能设计图案的也就只有语文报社的两个美术编辑。于是校庆筹建办的高国顺老师找到王伯俊老师和我，让我们在半个月之内设计数个校徽图案，供校领导班子选用。结果我设计的校徽方案被选中！一直沿用到现在。

四十年来，我不止一次想过，终有一天，校徽会被高水准的设计图案取代。但刚刚从地理专业毕业的我，成为山西师大校徽的第一个设计者，何其幸哉！

……

全文载于《山西文学》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