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骏：《曹家渡童话》后记
《曹家渡童话》源于2016年秋天创作的《猫王乔丹》，因此开头写到鲍勃·迪伦的诺奖。至于盘踞在我的引擎盖上那只健硕的流浪猫也是真实存在过的。那只尾巴尖上燃烧着红色的猫，确实在曹家渡的天井里陪伴我度过了半个暑期，早已被我无数次写进了小说，从二十多年前的短篇《恋猫记》到我的第三部长篇《猫眼》，甚至《天机》等等。那只猫似乎从未在清晨死去，而是变成一个精魂，伴随着我一点点长大，仍然活在我的梦里撒欢、掉毛、沾花惹草以及安眠。小说最后那一场猫鼠大战的烂尾楼，而今已焕然一新，“现在时”不知不觉间成为“过去式”。彼时，我并未有意识要写曹家渡，更多是写人与猫的关系，却带入许多曹家渡的记忆——曾经的“沪西五角场”，三区交界的神奇地带，从三官堂桥通往中山公园后门的农贸市场，夏日苏州河水面上的油腻波光，神秘五角星似的五岔路口，贴着手绘海报的沪西电影院，三角形街心岛如同一艘惊涛骇浪中的战列舰模型，连同黑夜里我外公沉重的呼吸声，都已沉没到海底坟场去了。重新浮出海面的是赛博朋克的二十一世纪，是天主教堂的哥特式尖顶，以及晚高峰排队拥堵的车流。次年，《猫王乔丹》发表于《十月》。我从未想到自己还会再写第二篇关于曹家渡的小说，直到三年后的冬天。
2020年的一月到二月，伴随着长江中游传来的消息，全国人民封闭于家中，恰好我在昼夜不休地书写《戴珍珠耳环的淑芬》。我与沪西曹家渡的空间距离，仅一步之遥，凭窗可见暗黑流淌的苏州河。我与曹家渡的时间距离，却是漫长的三十年。我只能从记忆的博物馆中复原，褪去光阴的包浆，一寸寸雕刻，打磨，上色，重新缤纷浓烈起来，仿佛画像叔叔笔下的淑芬，直至小说结尾，衰败淡薄归于尘土下去。而我少年时学画的经历，尽管一无所成，却让我的脑中充满曹家渡的颜色。奥尔罕·帕慕克说：小说本质上是“图画性”的文学虚构。《戴珍珠耳环的淑芬》篇名，自然源于荷兰画家维米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一度是我的手机壁纸）。维米尔毕生创作于荷兰小城代尔夫特，多是绘画日常生活人物，除了那位众所周知的少女，还有《倒牛奶的女仆》、《花边女工》、《写信女子与女佣》……画中每一位平凡女子，粗粝，健壮，红润，世间从不知晓她们的姓名，至今却鲜艳如生，她们都是我的淑芬。维米尔还有一幅风景画《代尔夫特风景》，展现故土的水乡风光。维米尔去世两百余年后，法国人普鲁斯特注意到这幅画中一小块黄色墙面，“犹如小孩盯住他想捉住的一只黄蝴蝶看”，这一感受被普鲁斯特写入《追忆似水年华》，便是贝戈特临死前的段落——
“我也该这样写，”他说，“我最后几本书太枯燥了，应该涂上几层色彩，好让我的句子本身变得珍贵，就像这一小块黄色的墙面。”
画家死后三百余年，维米尔的代尔夫特还是一座荷兰小城，我的“沪西曹家渡”已是上海的心脏地带。我只要走数百米路，或开车五分钟，就能来到曹家渡的心脏地带。尽管一切皆已面目全非，唯独眺望童年住过的大楼，似乎确有一块黄色的墙面。当时我刚写完长篇小说《春夜》，便决定把《春夜》的语言风格加之于曹家渡，也是加上一块独属于上海的颜色。因此可以看到《猫王乔丹》与《戴珍珠耳环的淑芬》的腔调差异。
这年春夏之际，《戴珍珠耳环的淑芬》发表于《人民文学》。当我想起小说里的“画像叔叔”和“老神医”，便有了写一组小说的念头——他们生活或工作在曹家渡附近，与我的童年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他们的人生看起来波澜不惊，却又潜伏着某种惊心动魄。然而，我在2020年到2022年之间，却着手写了两部长篇悬疑小说《一千万人的密室》与《谎言之子》，暂时放下了中短篇小说的计划。
2022年春天，又一场静默突袭上海。我回到了两年前被关在家里敲打《戴珍珠耳环的淑芬》的时光。颇为幸运，我家小区尚未有断炊之虞，然而家家户户的重心转到了冰箱。我在曹家渡居住过的那幢楼，至今幸存于苏州河畔，居住着不少高龄老人，他们恰恰是这次危局中最令人揪心的群体。我又想起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如果有一台神奇的冰箱，不但能未卜先知十二年后的饥饿，还能源源不断传送食物和药品……解封当日，我步行前往曹家渡，来到那幢六层楼房前，黄色“水马”依然堆积在门口，苏州河上的风习习而来，我只能凭空想象楼里的数十台冰箱们一切安好。感谢《上海文学》在2022年夏天发表了《饥饿冰箱》。次年五月，《上海文学》七十周年社庆，我还被邀请在庆典上朗诵了《饥饿冰箱》的片段。那是在虹口北外滩的江畔，当我仰望对岸摩天楼的灯火，默默许愿饥饿不再降临这座城市。
写完《饥饿冰箱》，关于《曹家渡童话》的念头已成长为一株悬铃木。我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创作了《断指》。2022年5月27日，微信视频号有一场罗大佑的线上音乐会里，当我听到六十八岁的罗大佑唱出1983年的《未来的主人翁》“每一个今天来到世界的婴孩，张大了眼睛摸索着一个真心的关怀，每一个来到世界的生命在期待，因为我们改变的世界将是他们的未来……”世界当然改变了太多，但这首歌里所唱的或者所预言的依然未变。超过三十年前，在真实的曹家渡宇宙之中，确实有一对木匠父子来到我家打造一套组合家具。我清晰记得那位年轻的小木匠裸露上半身肌肉，汗流浃背地使用锯子和凿子的画面。我们经常和木匠父子一起吃饭，每次小木匠都能吃上两碗白米饭。有天傍晚放学后，我为了看动画片（也许是《变形金刚》）挪动电线插座意外灭了外面的灯，小说里的小木匠剁掉了自己的手指头——现实中却幸运地差之毫厘。所谓“小说”，大概就是与现实差之毫厘的那个“毫厘”。哪怕只有一根手指头的“毫厘”，也会生长出一根无限的宇宙平行线，那里有楼上的栋梁哥哥和梧桐妹妹，一个神秘的木头人，一次手指头历险记。从前我写过动物视角，也写过马桶视角，这次我想写一根手指头的视角，当它具有自己的生命和情感，必能窥透我们见不到的隐秘世界，被我们的肉身面具隐藏的灵魂世界。这根手指头甚至能潜入苏州河的淤泥之下，横穿整个上海的下水道。我不敢说是魔幻或荒诞，只想说是一个童话，既属于孩子，也属于成人，或者说曾经是孩子的成人童话。这年秋天《断指》发表于《芙蓉》。
2022年，大约有三分之一光阴，我被困于家中，每天看着苏州河水，几乎可以计算出多少分钟前流淌过三官堂桥下穿过武宁路桥到我面前，但我的肉身来到曹家渡心脏地带的次数屈指可数。相形之下，我的灵魂却无数次回到曹家渡，回到我童年栖息过的底层天井，回到冬天冰冷刺骨的室内，用生着冻疮的手指贪婪地阅读某一本书。这一年，我写了三则关于曹家渡的小说，《火柴》是最后一篇。盛夏，我经历了一次远行从西宁归来，重读了威廉·福克纳的小说《烧马棚》，重看了李沧东的电影《燃烧》。我在记忆里悄然点着一枚火柴，照亮了少年时代那些转瞬即逝的朋友们。我在较短的时间内开始构思，这回不需要复杂的故事，只需要一枚火柴，就能点燃一篇小说。关于遥远的大兴安岭，其实跟我爷爷有关——他的退休关系在加格达奇铁路局，九十年代的某一日，两位客人从大兴安岭风尘仆仆赶到上海，代表单位参加我爷爷的葬礼。客人们的皮衣上残留森林的气味，鞋底踩过狗熊的粪便，声音里含混着伐木工人们的号子。小说最后改定于初冬，彼时全国由“由阴转阳”，换了人间，而今想起《火柴》的结尾，我义无反顾地夜奔，冲向中国最北端的村庄，不仅释然。
2023年春天，《火柴》发表于《当代》。同时《曹家渡童话》进入出版流程，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感谢《当代》杂志主编徐晨亮兄。但我总觉得还少些什么？那是一个人间四月天（公历而非农历），我在成都刚做完一场签售，大约下午五点，我在听一位前辈的讲座，但实在人困马乏，昏昏欲睡之际，突然想起中学时代课堂，午后第一节课，强忍着不能睡着的痛苦。如果有一位口音独特腔调乏味的老师，自然会成为中学生们的催眠大师。我的人生记忆之中，确实遇到过这样的老师，但我并不觉得他不称职，只是他已被时代远远抛弃令人怜悯。当时我在为准备下一部长篇小说而重读鲁迅，一个月前我还在上海虹口的1925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店（内山书店原址）签售过两本新书——就在那个极度疲惫的瞬间，我想到了《曹家渡童话》第六篇的创意，如同一杯浓茶灌入脑海，睡意烟消云散，我这才发现前辈的讲座相当精彩，令我重新振作精神一直听到最后。回到上海，我读完了鲁迅的日记与书信，重温少年时读过的《呐喊》《彷徨》与《野草》。五一期间，我特地去了一趟虹口四川北路，第一次进入山阴路大陆新村的鲁迅故居，站在二楼房间内凝视鲁迅写作的书案，远远看到那三支绍兴“金不换”毛笔。几日后，我便完成了《鲁先生传》初稿，并在盛夏发表于《北京文学》。
至此，《曹家渡童话》六篇小说已构成一个小小的曹家渡宇宙，但又远不至于曹家渡的百科全书，仅仅存在于1988年到1992年之间，一幅幅早就不见了写生对象的风景画，一半来自个人岁月的流逝和内心的回望，一半来自时代剧变和面目全非的故乡。正如郁达夫先生说过“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真的。”至今，仍有许多人生活和工作在彼处，沉默地度过这一时代的每个春秋，它可以叫曹家渡，也可以叫中国大地上的任何一个地名。曹家渡是我的童话，也是庶民的史诗。
2023年6月11日星期日于上海苏州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