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2024年第9期|万宁:湮没的历史
一
走进临武汾市镇渡头村委会时,公元二〇二四年立夏后下午的阳光,穿过云层,在湿润的空气里投下斑驳的光影,远处的风绕着漫山遍野的桐花,在光影里起起落落,而后,低旋着从武水对岸的山坡上飞了过来。
这是一幢房子的二楼。
满屋子白色塑料袋与收纳箱,编着号,堆放在架子与地上。窗前案台边,穿着“湖南考古”T恤的修复师,在一堆碎陶片中,试图修复一只一千八百多年前的陶罐。隔壁的几个架子上,阵列着已经修复好了的各式陶鼎、陶壶、陶四联罐、陶钫、陶盒、陶釜,青瓷熏炉、铜镜、铜盒、铜钱、铜矛,以及漆器和环首铁刀。这些文物,有极少数只需清理覆盖在上面的尘土,古老的手艺与主人的气息就弥散在当下的时光里,譬如那几座陈列在架子上的千年屋,它们从西汉、东汉或晋代的墓穴里发掘出来。对了,从墓穴里发掘出来的陪葬品,应该叫明器,也叫冥器。摆在这的明器还有谷仓,上面刻了一个让人一辈子也吃不完的数字。来自樟木冲三星赶月墓群里的一座陶制千年屋,两层,一楼有两个门,左门边蹲着一只狗,右门有只小鸡探出头,里边有猪,有粮仓,有舂米的石臼与棒槌,主人的日子自然殷实富足。不过下辈子的事,谁都不清楚。考古人员说这些墓穴的主人都氧化了。棺木与尸骨腐化后如一缕轻烟,飘散在空气里了,倒是一些明器仍在原地,固守着主人当初的意愿,譬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古墓群分布在汾市镇的渡头、南福、白石三个自然村低矮的山冈上,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两千年前就已存在的渡头古城。墓穴里躺着的人,肯定有古城里的官吏。他们由朝廷任命,在这里开疆拓土,镇守边关。在渡头墓区的公公坪发掘了一处西汉夫妻同穴合葬墓。随葬品表明墓主身份地位非同一般,墓葬形式为带斜坡墓道和过洞的竖穴土坑墓,而这种带过洞的斜坡墓道墓常见于中原地区,加上随葬铜镜的习俗,可以认定这对夫妻为中原人。当然具体是哪里人谁也不清楚,但有一种可能是他们曾生活在渡头古城里。
古城的城壕在西汉早期就建成了,西汉中后期遭废弃并回填。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又在城外修建城壕,两晋时期沿用,至南朝晚期,城壕被废弃与回填。城壕内出土了成叠的粗、细绳或弦纹的板瓦,还有云纹、涡纹以及人面纹的瓦当,从人面纹瓦当来看,此城曾是东吴的一个地方性衙署。
二
仍是这个下午,我从村委会走出来,沿河向东,跨过光绪年间修建的渡头五拱桥,站在武水南面的雷公岭半坡间。
一整块坪地像是新开垦的,坪地的周围是茂密的杉树林,武水从西往东逶迤而去,几十里的南北两岸尽收眼底。放眼望去,裸露在太阳下带红色的黄土呈网格状,我不知道是考古发掘成这样,还是古城邑本就是这个结构。古城址呈长方形台阶式,四面城墙皆用夯土筑成,东南西三个方向有护城河遗迹,东南角有一个用夯土筑成的瞭望台。城的四周修成陡壁,并挖有壕沟。北城墙正中有城门,沿阶而下一百来米,就是武水河渡口,这里可屯船上百条,沿水道可下广州。这里也是武水的一道分水岭,它的上游多急滩礁石,无法航行。另外,古城东北边缘是先秦时期走出来的湘粤古道。如此,这城就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城邑了,而是一处重要的军事县邑,控制着湘南粤北的水路与陆路。
我在城址中部偏东位置,看见一处大型长方形房址,房子坐东北朝西南。房址的基槽、门道、道路、水井、活动地面清晰可见。考古人员说,房址就是当年的办公建筑。城址内是办公区,城址外东北角是居民生活区,而西北部的矿冶遗址为手工业生产区域。在房址的北边,有一口圆形井,十几米深。青砖从井口错缝相叠而砌,井壁竖直,井砖一侧平面饰有绳纹,侧面有菱格纹与中脉纹。我踩着井沿,从口径一米多的井洞里,弯腰往下探。目光穿过十几个世纪,才看到我头顶天空上的几朵白云在井水里飘荡。一滴壮实的水,落了下去,云朵碎了,古远的滴水声在井底寂寂回响,与此同时,一股千回百转的气流扑面而来,三国东吴时期临武的人与事从井口喷涌而出。
这并非我的幻觉,考古人员从这口砖砌井与不远处的竖穴式土井里发掘了近一万枚简牍,这简牍上的文字与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大体为同一时期,皆为三国吴简,内容也都是基层文书。简牍上有“嘉禾元年”“嘉禾二年”“黄武六年”“黄龙三年”等孙权的年号信息,所载的郡县与乡里,涉及临武、桂阳、便、郴、南平、耒阳、长沙、醴陵、武昌等。还出现了“锡”“银”矿的相关记载。官府记录有“锡作民”“银作民”“临川乡锡”的字样,可见那个时候临武的采矿业已经有一定规模。两口井的简牍内容大致为经济劵书、账簿、户籍、名刺、封检、书信等,是三国时期吴国临武县的官府簿籍档案。
三
从春秋战国至东晋末年,这千百年间,简牍是最重要的书写材料。简是用竹、木削成的长条,牍是用木或用竹剖成的板片。上面的文字用毛笔书写,而墨是烟灰做的。所以简牍到现在就成了一种有机质文物。一千八百多年过去,很多东西都灰飞烟灭了,而我们竟能读到渡头吴简上的文字,这不能不说其中暗藏了多个神秘的巧合。在古代,废弃后的古井常被用作垃圾坑或填埋坑,官府里的一些文书档案到一定时间是要作废的,现在有碎纸机,而那时一般是焚烧、集中填埋,或者日常遗弃。所以,我们见到的也许只是丢弃到井里的办公区垃圾。巧的是这两口井在七八米深就全是饱水环境,简牍完全浸泡在水里,这水神奇地隔绝了氧气和细菌的腐蚀,时间在吴简面前也就沉睡不醒。
于是,我们在简牍上读到了三国东吴时期桂阳郡临武县衙关于屯田、矿冶、赋税、账簿和田租往来的记载。简牍上很小的一个信息,都可以让我们遐想连翩。在渡头古城址的展板上,展示了两组简牍照片。有一枚简牍,是那时候的名刺,类似现代名片的文书简,上面书写着俊秀的文字:弟子黄䌉再拜 问起居 长沙郡醴陵字公直。字如其人。我们有理由想象这位名黄䌉字公直的人,年轻俊朗,风度翩翩,他来自长沙郡醴陵县,专门到临武衙署拜见某位人物。也许这位叫黄䌉的人是来任职的,他手执名刺,来衙署进行礼节性拜访。又或许他要南下,去广东,途经临武,而这里正好有他的一位老乡或者老师,他来拜会。还有一种可能,他是来投资的,临武矿产丰富,他经朋友介绍来此开矿。遐想在时空里奔腾,浩瀚与广袤像风一样,吹向无边无际。
简牍上的文字也有不能想象的,那是铁板钉钉的事实,更改不了的。譬如这枚合同,在古代叫“莂”,在这里我看着很像现代的收据。“莂”是一式三份,同样的内容在木片上写三遍,在年月日上面画了四横杠,以备单份剖开后,画上去的杠杠可以合得相同,这也是“合同”的原意。这枚合同只有两份,右边的一份被劈走,估计是给了支付人。合同上面写着嘉禾二年七月八日,一个叫徐佳的人,支付给仓吏谭蒙的钱税情况。仓是储存物资粮食的地方,仓吏负责登记、统计、核对,是那个时候的基层公务员。在这批出土的简牍中,有许多枚合同上都有“仓吏谭蒙”的个性签名,到后面他的签名变成“仓啬夫谭蒙”。仓啬夫是仓的长官,是仓的一把手。我们在这里偷窥到谭蒙职场的升迁史。
渡头城址的展板上,还有一枚特殊的简牍叫“封检”,它很宽很厚,相当于现在的信封。这枚封检上写着:西乡安善里。下面挖了个槽,槽横向锯有三道封线,中间还挖了一个四方框。槽下写道:个人名簿。下面又挖了一个跟上面一样的槽。下面写上年月日。考古人员说,信件或重要文件放在封检的后面,在两处槽的三道封线上绑上三道麻绳,然后用封泥封在中间那个四方框里,再在封泥上盖上印章。这种古老的邮书形式,传递着私人信件以及官府报送的各类文件,临武那个时候的古道是五里一亭、十里一铺、三十里一驿。“驿”为“邮”,是边境城邑,其意思引申为“从边境城邑传来消息”,后来“驿”专指为传递公文和军情所设置的机构,也可以说是最早的邮局。
无法想象这些只有寥寥数字的简牍,暗藏了那个时代鲜为人知的密码,一些生活细节与基层百态,像一幅画卷徐徐展开,而画面上完全不是我们从书上看到的,那个战火纷飞金戈铁马的三国。
四
这个城邑,在简牍里活龙活现,只是最终埋进了泥土。好在史书里有记载。《史记》记载:“楚南郡邑之最古者莫如临武”;《汉书·地理志》记载:“桂阳郡,高帝置……县十一:郴,临武……”《水经注》记载:“县侧武溪东,因曰临武县”……这些讲的都是临武古县邑,今天的渡头古城遗址。
泥土覆盖着城,慢慢地,庄稼种在了城邑上。人们抱怨:这地容易涝,不肥,泥土里老有断砖碎瓦。庄稼长不好肯定是地里的城邑在作怪。只是把一座城挖出来,这事情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渡头古城遗址的发掘区地层分为八个部分:第一层为耕土层;第二、三、四层为两晋南北朝(六朝)时期文化层;第五、六、七、八层为汉代文化层。不同年代的陶器、瓷器、瓦器、铜器、铁器就这样重见天日。沉默的城邑开口说话了。这里是汉朝至南北朝时期临武古县治所在地,也成了湘粤古道上唯一保存古县邑的聚落遗址。
这座城邑的消失一直是个谜。各种猜测似乎都与战争有关。也许本就是一座因战争而起又因战争而废的城邑。考古人员在北城壕发掘了一些陶制球状遗物,球上布有十几个孔,孔内还残存着木屑。这是一种陶制攻击武器,孔内插上削尖的木条或竹条,再把这个刺球投向敌人。说起来这座城邑更像一个城堡,高高地筑在山坡上,环绕着城墙与护城河,明明就是个军事哨所,观察与注视着中原与岭南的一切往来。公元前二一九年,秦始皇兵分五路南征百越,其中一路经临武进岭南,才最终实现天下统一。公元前二〇四年,秦南征将领赵佗在岭南建立南越国,与汉朝对峙,临武成为汉越对峙前沿。公元前一一三年,汉武帝派路博德将军平定南越国,在临武县邑修建军事要塞。此后,波澜不惊的生活里反反复复经历着朝代的更替,以及各种起义与叛乱,武临县邑被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摧残损毁,以至被彻底遗弃,成了荒山里的废墟,然后被时间的泥土深深湮埋。
然而沉睡在山冈上的城邑并不寂寞。一条千年古道从旁边经过,这可是“国道”,建于先秦,完善于东汉,它北起长安,南抵广东徐闻县,可接海上商船。此道贯穿临武全境,以渡头古城为中心,向北跨武水河,经汾市镇,到镇南铺至舂陵江上的舍人渡,古道沿着北藏岭的余脉缓坡而上,又缓坡而下,路途上十里一铺,五里一亭。古道向南,经南佛铺、梧桐境、猴子岭,抵骑田岭山脉的顺头岭,这里陡峭险峻,青石板顺着山势蜿蜒逶迤,两千多级石阶直通山顶的南天门老铺。此处设有驿铺,可供休息补充给养,走过这二十里,就到达星子埠,与广东的连江相接。如此,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的道路就互通了。再加上古城边的武水河——虽然之前是“崖峻险阻”“悬湍回注”“崩浪震山”,后经历代开凿治理,航行的船只越来越多,而且这里是航行起点,经汾市镇,出宜章,入广东,到韶关曲江与珠江的支流北江相连——这是老天赏饭吃的地理位置,想不热闹都不可能。
躺在泥土里的渡头古城,在明朝嘉庆年间,看见武水河上每天往来数百艘船,外地客商沿武水北岸置铺开店,一时成了南岭周边八州县最繁华的商业物资集散地。一条依武水而建的老街,房子在街的两头,紧挨着武水不断延伸。它们紧靠河一边,用大小不一的条石垒砌在石壁上,搭建起错落有致的吊脚楼,吊脚楼下又是各种码头,而每个码头都有一条用青石板铺设的石阶小巷连接主街道,街道两旁的商铺一家挨着一家。在粤盐通湖南时,那条从渡头遗址去星子埠的古道,每天熙熙攘攘,行走着数以万计的肩挑贩夫。这些人几乎是同一装扮:斗笠、皮坎肩、无袖的短汗衫、短裤衩、草鞋,一副沉重的盐担子。盐担是清一色油篓,一边篓盖上挂着芦苇编织的饭盒,一边挂着天凉要加的衣与一双新草鞋。人们叫他们“担盐古”,百把斤的担子,翻山越岭几十里,运气不好时还会遭遇抢劫。他们队伍庞大,带动了沿途的乡村、市集的人气,而人气就是财气。
只是所有的繁盛,都逃脱不了败落。有位叫曾昭璇的地理学教授,写过一篇万余字的考察汾市历史地理的论文。他说在这破碎的山地里,平原陷在狭小的河谷里面,这些村落仅足以自给,可是竟有这么多人集中在此,还建造了长达数里的宏伟建筑。他的视角与采访对象都在1945年。那时他是中山大学的一名硕士生,而此时中山大学正与汾市有交集。因日寇攻克乐昌,中山大学法学院、理学院从坪石镇迁到临武,理学院的设备从水路运到汾市后,再难以搬运,就租用了两间过去储盐的仓库存放。曾教授是不是随行人员,不得而知,但从他的文章里看他对汾市的了解,没有一年半载的研究是难以做到的。他全景式再现了汾市的街道与铺面,对密集的店铺逐店勘察,甚至丈量。
从前的繁华在文字里冒着缕缕热气,而人去楼空却已成事实。曾教授说许多店铺不开了,有的被用来造辗谷米场,有的作为住家,有的荒废到不可收拾,墙壁污秽,瓦面漏水,梁柱腐朽,后店倒塌,仅有一些壁画与浮雕让人感觉恍若隔世。他感触最深的是商店变回农舍,街上走着鸡和鸭。最后,他被大量的废墟遗迹惊到了。沿武水河走,西边与北面有一座座土基,四方形状,高出平地,看着是栋房子,屋里却种着番薯。一些耕种地,瓦片碎砖多得种不出庄稼。教授说这些砂砾土地,土地里的墙基,是多个时代的遗址。他推算,汾市最繁华时,人口有三万人左右,船夫与露宿的工人还未算在里边。他从各种角度各种机缘分析这里的风起云涌与潮起潮落,就是没有提到湮埋在地里的古城邑。
五
从渡头古城址走下来,太阳从西边的山丘穿过杉树林,把万丈霞光照进了武水,我站在五拱桥古老的石板上,长长的影子拉到了桥下。抬头似乎看见扑面飞来的桐花,从山谷溪涧,披着霞光降落到水面,那水面正停泊着数十艘船,人们忙着装货卸货。踮起脚再往西看,沿河棕灰色的房屋炊烟袅袅,那褐色的门板边,锃亮的石板路上,往来着担货的、挑水的、洗菜的,河边棒槌敲打衣服的“啪啪”声,在临街水面与山冈之间回响。我凝神静听,四周一片沉寂,武水河仍是武水河的样子,水里荡着青山树木,荡着白云蓝天,这里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不通航了,曾经的各种优势被现代文明冲刷得干干净净。
站在武水河上,我觉得渡头古城址似乎有话要说。也许在它正式开口说话时,这块土地又开始热气腾腾。人们争相而来,在这听兴衰的往事,看千年前百姓的日常,甚至用手指去触抚,从而走进这座城邑,随它一起经历沧海桑田,看花开花落。
如此一想,走到桥头的我忍不住再次张望,这回那片红色土壤忽然有了一种神秘莫测的表情,莫非这座城邑还暗藏了更惊人的秘密?
【万宁,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南省作协副主席。1991年开始发表小说,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中国作家》等刊物发表作品两百余万字,被多家选刊和年度选本转载。已出版《城堡之外》《麻将》《纸牌》《讲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