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学》2024年第11期 | 胡烟：待诏（节选）
胡烟，原名胡俊杰，山东龙口人，中国作协会员。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专业，文学硕士。鲁迅文学院第 27届高研班学员，现居北京。出版188体育官方ios集《读画记》《忽有山河大地》《纸上寻幽——中国画里的二十四节气之美》《见山——穿越中国画的笔墨时空》。曾获第八届冰心188体育官方ios奖、三毛188体育官方ios奖、《广西文学》年度188体育官方ios奖、《北京文学》年度188体育官方ios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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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第一位待诏出场之前，我先引入一个画面：1600年前，大明宫内春阳和煦，唐太宗携众臣子妃嫔漫步于后花园赏花，心情十分怡悦。忽见池中有色彩绚丽的水鸟随波嬉戏，姿态娴雅。看花观鸟两相宜。皇帝兴致很高，即刻诏见阎立本，将这美好的一幕画下来。大画家十万火急地赶来，双手捧着画具，追着几只水鸟，“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青，目瞻坐宾，不胜愧赧”，最终总算完成了任务。回到家之后，狼狈不堪的阎立本教导儿子，日后不论从事什么行业，千万别当画师，“辱莫大焉”。
像阎立本这样艺术才能出众、等待被皇帝诏见的画家，便是待诏。这是我对这个词汇最浅白的理解。此处，我只是将阎立本的故事借用，实际上阎立本的职务并非待诏，而是贵为宰相。
待诏是一群人。这一称谓最早来自汉代，当时皇帝以才技征召士人，使之随时听候皇帝的诏令，谓之待诏。唐初，置翰林院，凡文辞经学之士及医卜等有专长者，均待诏值日于翰林院，给以粮米，使待诏命，有画待诏、医待诏等。这是一群因具备艺术特长而被皇帝所需要、赏识的人。
我们很容易将历史的聚光灯射向大唐最耀眼的待诏——李白。李白一生最风光的时日，是他担任翰林待诏的那一年多。皇帝一句话，他便成了御用诗人，即诗待诏。曾高喊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李白，起初沉浸在从天而降的荣宠中无法自拔，时日一长，他开始不满足于做一个闲散陪同。每每酒醒时分，他便觉得浑身不自在——无论是杨贵妃为他斟酒，还是高力士为其脱靴，都是只有面子而没有里子的消遣，饭后茶余的谈资而已，与他入仕的理想南辕北辙。最终，诗仙认为自己遭遇了不公，以怀才不遇的心境黯然离去。而实际上皇帝经过理性斟酌，判断出眼前的天才诗人并非治国安邦的有力辅佐。既然不能给他司马相如、东方朔的宫中地位，便默许了他的决定。临别，爱才的皇帝给足了李白面子，给了很多盘缠，美其名曰赐金放还。
言归正传。历史上名正言顺地戴着“待诏”这顶帽子的，是一群画家。任何一门艺术的全面发展和繁荣，都离不开皇权的支持。五代后蜀主孟昶，这位写出中国第一副春联的艺术家皇帝，于明德二年（935年）首创翰林图画院。到了北宋，宋太宗继承其规模，在画院内设画学正、艺学、祗侯、待诏等职位，以待诏为最高。他一面广纳后蜀、南唐归降后愿意归顺的前朝宫廷画家，一面采用社会招聘的方式吸纳民间画工高手进入皇家画院。
为了鼓励画家创作，在“待诏”的身份职级之外，皇帝还给出了佩鱼、赐金带的奖赏。唐代五品以上官员才可以佩鱼袋，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宋代并赐近臣，以别贵贱。而在北宋初期，一些深受皇帝恩宠的画院待诏，可特许穿绯服佩鱼，如画院待诏黄居寀就曾于太宗朝“赐紫、金鱼袋”，象征最高荣誉，风光至极。宫廷画家们以技艺侍君而得恩宠，让那些经历寒窗苦读科举入仕的文官深感不公，佩鱼的待遇在北宋真宗时候被弃用。而到了宋徽宗时期，画家的地位又大幅提升，独许书画院待诏佩鱼，打破了禁令。
至元代，画院被废，“待诏”称谓不复存在。
明代的翰林待诏中，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明四家”之一的画家文徵明。文徵明的前半生坎坷不断。上天好像有意刁难他，有志入仕的文徵明参加了九次乡试，均以失败告终。他只好另辟蹊径。嘉靖二年（1523年）春，他终于在朋友的举荐下，经吏部考核，被授予翰林待诏。这一年，文徵明已经五十四岁，具体负责的工作，是担任皇帝的侍讲，即应对皇帝咨询、编写史书、抄写典籍等。由于文徵明既不是进士，又不是举人，所以受到同行排挤。有人讥讽曰：“我衙门中不是画院，乃容画匠处此耶？”嘉靖三年（1524年），“左顺门”事件爆发，与文徵明交好的官员或退休，或遭贬官。政治环境的炎凉，令他如坐针毡，连续上了两道辞呈，最终回到故乡苏州，当起了自由艺术家。
到了清朝，不设画院，但宫廷美术兴盛，康熙时期，宫廷机构中设有画院机构——如意馆，后来的西洋画师郎世宁和中国画家冷枚、丁观鹏都在此供职，统称“画院供奉”。待诏一词，渐被遗忘。
颇具戏谑效果的是，1664年，清顺治帝下令剃发蓄辫，剃掉下圈，梳理上圈。当时，全国多地搭建简易的棚子，上挂圣旨牌，剃头免费，强令行人剃头。又招贫民领牌照走街串巷，挑担理发，上悬圣旨，称为“待诏理发”。这些剃头匠手持圣旨，逮住一个剃一个，为此，百姓将“待诏”改称“逮住”。待诏的历史就此画上了诡异的句号。
之所以将“待诏”一词从历史中打捞出来，是源于近来我集中阅读两宋绘画史。为众人称叹的宋画高峰，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院体画的繁荣。院体画，代表着最高统治者对美的定义和标准。自绘画艺术诞生以来，宫廷绘画的主要功用是“表功颂德”，但两宋时期的皇家画院，在功利性之外，以格物为手段，以追求诗意境界为创作主旨，厚积薄发，在审美的领域登峰造极。你很难想象，这群人带着“规矩”的镣铐，跳出了绝代风华的舞姿。
绘画史，亦是人的历史。这些以待诏为首的两宋顶级宫廷画师，画而优则仕，是一群幸运的人。同时，他们也是将个人命运系缚在宫廷政治上的人。他们在“宣教”与“艺术”之间游走，一面在突破自己艺术瓶颈的征途上苦苦求索，一面对皇家审美察言观色。荣宠与冷落，偶然与必然，他们如何谨慎地享受优渥，如何扛起绘画世家的大旗穿越颠簸的时代纷争……这些散落在历史缝隙中的故事片段如吉光片羽，残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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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末年，出现了具备画院性质的机构，大量的职业画家开始出现。绘画，成为一批人赖以谋生的手段。为了鼓励创作，为我所用，皇帝开始把“翰林待诏”一职授予画家。唐朝获得翰林待诏的画家，可考的有四位，吕峣、赵德齐、高道兴、常重胤，名字在绘画史上并不耀眼。赵德齐、高道兴两人是因为给皇家宗祠画了一百多面壁画，仪仗、旌麾、车辂、法物等，内容极其繁复，被授翰林待诏，赐紫金鱼袋。
至于常重胤，僖宗皇帝幸蜀回銮的那天，当地百姓都知道他是南朝大名鼎鼎的画家张僧繇的传人，恳请他为皇帝画像，给成都大圣慈寺留念。常重胤也曾绘制文武大臣壁画，毫发不失，极传神。被授予翰林待诏，赐绯鱼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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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大画家吴道子擅画佛像。寺院道观，是宫廷画家发挥才干的重要舞台。古代帝王注重利用宗教确立政统、安定民心，他们大量建造寺观庙宇，举行盛大的宗教活动，传播惩恶扬善的价值观。
吴道子给长安兴善寺画佛像的时候，长安城的老百姓全都跑来看，挤得水泄不通。画佛像头顶的光环，吴道子不用圆规，“其圆立笔挥扫，势若风旋，人皆谓之神助。”在景公寺，吴道子画《地狱变相图》，老百姓争着去看，看了之后毛骨悚然，都不敢作恶了。一时间，长安城的街巷，不卖酒肉。
吴道子并非待诏。公元713年左右，吴道子被唐玄宗召到京都长安，入内供奉，充任内教博士。由于画名太盛，向他求画的权贵太多，严重干扰了创作生活。皇帝便来救场，命他“非有诏不得画”。后来，他官至“宁王友”。宁王友是个什么官职？宁王李宪是玄宗的亲哥哥，热衷艺术，善画鹰马，十分欣赏吴道子的才华，为他提供了优裕的物质条件，使之不再为生活艰辛而奔走。“宁王友”的职级从五品，有了这个官职，吴道子还可以自由出入皇亲贵胄府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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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欣赏《韩熙载夜宴图》，闻不到其中的“谍”味，只享受纯粹的审美。
绘画作品应用于战争之中，颇有些令人意外。唐五代时期，画家被作为间谍派往敌国，绘画是探测和记录敌情的有效军事手段。
南唐画院待诏顾闳中来到韩熙载家，观察、记录、描绘，是奉了后主李煜的秘密旨意。李煜听说宰相韩熙载生活放纵，便找了顶级的宫廷画师前去打探，相当于如今的人工监控。韩熙载的夜宴，阵容豪华，内容丰富。这幅长卷，引生了众多话题，比如屏风背后含蓄暧昧的床榻与红烛，众宾客的政治身份和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用山水屏风来隔断叙事时空的创作手法，还有歌妓们袅娜的身姿、配色和谐明丽的衣裙……但最耐人寻味的，是韩熙载木然的表情，那是侦察与反侦察的较量。
无独有偶。画家王霭，也是著名的“谍画家”。五代时期，王霭以善画闻名。所谓树大招风，王霭的画名招来了契丹人这股“狂风”，将其掳走。宋朝开国之后，王霭被放还。攻打后唐之时，宋太祖重新启用王霭，派他前去刺探后主李煜的朝堂，收集重要情报。利用这一类绘画，赵匡胤了解南唐大臣的面貌、个性以及相关生活习性，分析对方的气质、心态和能力，伺机攻打南唐。王霭的职务，是画院祗侯，比待诏低了一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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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人黄筌，字要叔，或许是绘画史上影响宫廷绘画时间最长的待诏。黄筌于17岁时仕前蜀王衍，19岁即被赐朱衣银鱼，以艺事备受王衍优遇。后蜀孟知祥僭位称帝，黄筌知遇依旧，进三品服。其子孟昶即位后，迁黄筌为翰林图画院待诏，赐紫金鱼袋，并主管画院。北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宋灭孟蜀，孟昶降，黄筌随孟昶归宋，入宋画院，赏赐甚厚。
虽生逢乱世，但黄筌始终在皇权呵护下专注地投身艺事，没有性命之忧。这或许应该感谢那个艺术繁荣的时代。
唐末，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迫使唐玄宗和唐僖宗到蜀地避难，与之相随的有大量官员、士绅、文人士大夫以及画家、画工等，许多宝贵的书籍文献和历代珍贵文物随之来到蜀地，西蜀艺术发展和文化随之繁荣。
前蜀画家进入后蜀之后，画院得到迅猛发展。后蜀时期，翰林院下的画院具有了真正的画院性质，人员组成与北宋初期大体一致。获得“翰林待诏”一职的画家大幅增加。据《图画见闻录》记载，共有11人左右。从晚唐至五代，虽然战乱频仍，军阀割据，但并未影响绘画艺术发展的进程和轨道。不仅如此，在一些封建割据的地方小朝廷中，绘画艺术得到了君主特殊的爱护与扶持，花鸟、山水、人物画均超越了前代水平，尤以花鸟画成就为大。这些，都是两宋绘画繁荣的信号。
江山易主，黄筌也两易其主。好在，舆论对于宫廷画家并没有过多苛责。联想到士大夫身份的赵孟頫，作为赵氏子孙仕元，引来了众人声讨。“贰臣”的阴影伴随他大半生。
人非草木。黄筌由蜀归宋，其内心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悲痛和纠结，据说当年皇帝孟昶对黄筌十分厚爱，到了北宋翰林院之后，黄筌由于顾念旧主，不久之后就大病一场，最终愧疚离世。尽管如此，黄筌还是不负皇帝的赏识，将西蜀的宫廷画风带入北宋画院。传世的《写生珍禽图》，是黄筌给儿子黄居宝练习绘画用的画稿，相当于绘画教科书，画昆虫鸟兽等共23种，左下方署“付子居宝习”。但后来黄居宝早逝，继承黄筌艺术的是另外一个儿子黄居寀。“黄家富贵”风格统治了北宋早期的宫廷花鸟画风几近百年。
宫廷画家与文人画家的最大不同，是他们几乎不会将自己的际遇和情绪影射于画作。无论自身命运如何，他们的目光始终关注着帝王的喜好，恪尽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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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富贵，徐熙野逸。”一个“野”字，暗示了徐熙与皇家的疏离。徐熙画在南唐甚受重视，为后主李煜所欣赏。在宋代也享有很高声誉，宋太宗见徐熙所画石榴，以为“花果之妙，吾独知有熙矣，其余不足观也”。他与黄筌都代表了五代花鸟画的新水平。
但与黄筌的性情不同，徐熙出身江南名族，性情豪爽旷达，志节高迈，一生以高雅自任而不肯出仕。他经常漫步游览于田野园圃，所见景物多为汀花野竹、水鸟渊鱼、园蔬药苗。每遇一景，必细心观察，传写物态，意趣生动。在画法上他一反唐以来流行的晕淡敷色，另创一种落墨的表现方法，即先以墨写花卉的枝叶蕊萼，然后敷色。徐熙为何没入宋代画院，没有定论，有人认为他在南唐灭亡之前就已经离世，也有人认为他拒绝了北宋翰林院的邀请。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后人徐崇嗣等人，入北宋画院之后，审时度势，将野逸的风情不断向着“皇家富贵”的方向调整，才在宫廷立住了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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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人石恪，佛道人物画得极好，因而被北宋皇帝招揽到汴京，为大相国寺绘制壁画。效果，皇帝十分满意，“授以画院之职不就，坚请还蜀”。据传，他性情古怪，滑稽玩世，果断拒绝了画院的邀请，完成任务后就回了四川老家。豪门贵族请他画画，稍有怠慢，便在画中讥讽挖苦。
又有道士吕拙，界画十分出色，为画院祗侯，立功之后，“迁拙待诏，拙不肯受，愿为本宫道士，上赐紫衣”。
在自己很难成为自己的时代，他们坚持了“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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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郭熙得到宋神宗长达二十年的宠爱，这是令所有宫廷画家钦慕的际遇。
作为享有盛名的民间画师，应诏进入皇家画院这一年，郭熙已经60岁。这一年，是宋神宗赵顼登基后的第二年。
宋神宗对郭熙画作的喜爱，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他非常倚重郭熙，很多宫廷场所，他认为“不可不令郭熙画”。在他经常出入的殿宇，常常“一殿专皆熙作”。
郭熙画作，以一字概括，便是“远”。郭熙穷尽一生，都在探索如何用水墨表现“林泉”的意味。如同他在《林泉高致》中所写：“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与黄筌细致描摹花鸟草虫不同，郭熙更喜欢画有气象的自然。他认为，“山水，大物也。人之看者，须远而观之，方见得一障山川之形势气象。”宋神宗所爱的，正是郭熙画作的不凡气象。
在神宗的恩宠下，郭熙很快从艺学升至待诏。
走进郭熙的山水世界，如同走出宫殿，步入林泉。林泉，丘壑危立，松竹蓊郁，蒹葭荡荡，秋水潺湲，是高人隐居之所，是心灵休憩之所。那个时代，经历过挣扎困顿的人，无不需要山水的医治。
疲惫的宋神宗，渴望呼吸到最为澄澈的林泉空气。宋神宗赵顼即位时，北宋统治危机四伏。首先面临的是财政亏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繁冗、政费繁多，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像是雪上加霜。其次，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加重，暴动反抗屡压不止。内外忧患，年轻的赵顼认为，变法是缓解危机的唯一办法。
于是，由宋神宗支持，宰相王安石主导的一场天翻地覆的政治改革在北宋熙宁年间展开。变法政令一出，朝野震动，朝廷官员因政见不同，迅速分裂成两派：维护旧法的旧党与支持变法的新党。北宋名臣如司马光、欧阳修、黄庭坚、苏轼、苏辙等等，无一不卷入这场激烈的党争，无数人的命运因之而宦海沉浮。
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利弊，历来争议不断，这并非此处讨论的重点。我们关注的是宋神宗此时的心境。由于变法在推行时操之过急，触犯了皇族权贵、世家地主、巨贾商人的利益，各层势力的阻碍令新法的实践进程十分坎坷。宋神宗的祖母曹太后、生母高氏，与后族向氏都极力反对新法。神宗虽贵为天子，要推行新法，却也掣肘重重。在新法施行的过程中，宋神宗不仅失去了赵宋宗室的支持，而且还要面对来自前朝与后宫的多重压力。
何以解忧？或许，只有在郭熙的画中，他的心神得以畅快，高远、深远、平远，远离尘世的山水之境，暂时消解了政务上的困扰。
郭熙其画，温柔解意，既有大山堂堂之开阖，意境通达寰宇，也可以柔克刚，化石为云，缱绻以去燥乱。郭熙笔墨虽然继承了李成的萧瑟，却枯寂得恰到好处，在冷寂中孕育希冀，如林间清风，为神宗解开了政务上的烦忧。宋神宗对郭熙的宠爱，不无道理。
郭熙作为画院的待诏直长，他深知自己的职责，殚精竭虑，精研绘画，将毕生成就倾情奉送给北宋皇室。其子郭思如此描述父亲作画的情境：“凡落笔之日，必明窗净几，焚香左右，精笔妙墨，盥手涤砚，如见大宾，必神闲意定，然后为之……”可见郭熙作画，已达到心与神会、境与道合的境界。他的职责与身份决定，其创作宗旨始终是服务于宫廷，而非墨戏自娱。
苏轼曾题诗郭熙《秋山平远图》：“玉堂昼掩春日闲，中有郭熙画春山。鸣鸠乳燕初睡起，白波青嶂非人间……”
黄庭坚也有《次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七言：“黄州逐客未赐环，江南江北饱看山。玉堂卧对郭熙画，发兴已在青林间。郭熙官画但荒远，短纸曲折开秋晚。江村烟外雨脚明，归雁行边余叠巘。坐思黄柑洞庭霜，恨身不如雁随阳。熙今头白有眼力，尚能弄笔映窗光。画取江南好风日，慰此将老镜中发。但熙肯画宽作程，十日五日一水石。”起笔从苏轼开始——当年，那位被放逐到黄州的诗人还未被召还，在江南江北饱看了绿水青山。如今，在玉堂中躺着欣赏郭熙的画作，引动游兴，心早飞到青林间。由此可见当年的文人圈对郭熙画的认可与推崇。
令人唏嘘的是，再伟大的作品，也难逃朝代更迭离乱的命运。哲宗继位后，对其父神宗的审美趣味不以为然，将宫廷中所有的郭熙画作全部撤掉，换上了自己喜欢的作品，开启了自己的审美时代。先前被视若珍宝的郭熙画作居然被工人当成了擦拭几案的抹布。最终，哲宗对这批过时的郭熙画作进行了妥善处理，全部赐给了臣子。
时过境迁，荣际难再，这或许就是御用画家的命运。幸运的是，郭熙当时已经不在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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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于北宋仁宗、英宗时期的长沙人易元吉擅长画獐猿，被认为是“世俗之所不得窥其藩”的绝技。
易元吉初入绘画殿堂，主攻花鸟蜂蝶。后来他见到花鸟画家赵昌的作品，认为难以超越，耻为第二，于是转画猿猴。他性情执着，为了画好猿猴，住进深山老林，日夜观察揣摩猿猴獐鹿的生活习性，笔下极富生趣。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汴京景灵宫中的孝严殿建成，朝廷特诏易元吉进宫绘画。他渴盼的机会终于来了：“吾平生至艺，于是有所显发矣”，欣然赴京。在孝严殿内，易元吉奉命画御座后面的大型屏风。中间一扇，他画太湖石、鹁鸽、牡丹，旁边两扇，各画孔雀。接着，他又在神游殿的小屏风上画“牙獐”。因出手不凡而名声大振，皇帝也十分满意。易元吉成为画院待诏指日可待。之后，他又奉诏在开先殿西厢画《百猿图》，迎来他展示才艺的绝佳时机，但画作还未完成，易元吉就暴病身亡。有人说，他得到的恩宠太盛，遭到画院同行的嫉妒，于是在其食物里下毒将其毒死。
新星陨落，令人扼腕叹息。长期与山林鸟兽打交道的易元吉，未能料到，人群之中，远比大自然凶险千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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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节选部分，全文载于《山西文学》2024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