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精神史的《中国新文学史稿》
内容提要：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草创而成的“新文学史”，其增删、出版、普及都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并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变迁，需要将其视作思想史的材料，加以系统的探讨。通过揭示《新民主主义论》与《中国新文学史稿》在思想方法、历史观上的联系，呈现《中国新文学史稿》引起的讨论中所具有的共识，指认在文学史的体例中具有的政治性、思想性，以及王瑶的治学理路具有的激进一面，进一步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具有一般性的思想状况。《中国新文学史稿》本身具有思想实验的性质，其内部的增删与公开的讨论都可以视作是思想史上的典型个案，体现着思想改造的艰巨性。打开《中国新文学史稿》作为个人的、集体的精神史的维度，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历史转折期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激活“新文学”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王瑶 《中国新文学史稿》 精神史 马克思主义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文学教学的重要著作，其写作、修改、出版的过程都具有历史转折期的特定内涵，也集中体现着一代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变迁。既有研究或聚焦《史稿》内部处理作家、作品的矛盾，或强调《史稿》对《中国新文学大系》等新文学史著作的继承、发展，对于《新民主主义论》与《史稿》在思想上的联系，对于王瑶治史的资源、取向、定位，对于《史稿》撰写、修改、出版过程中知识分子所共享的历史语境，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史稿》本身具有着思想实验的性质，其内部的增删与公开的讨论都具有思想史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将《史稿》也作为一份新中国初期思想史的材料，将其写作、修改、出版的过程视作具有典型性的历史个案，将其中所反映的时代风气的变化视作观察社会心理的一个入口，换而言之，《史稿》作为个人的——也同时是群体的精神史的维度，需要重新在历史中打开。
一、《新民主主义论》的下降与“新文学”的上升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2月15日，经过整理之后，这一演讲又以原标题发表在《中国文化》杂志的创刊号上。①2月20日，此文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标题，发表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期、99期合刊之上。《新民主主义论》的产生，具有论战的性质。作为一份纲领性文件，具有反拨时论、提供建国方略的政治意图。其锋芒所指，一方面在以“三民主义”作为“中国立国原则”的国民党，一方面在居中调和的民主党派，可谓两边开弓。于是在论述上，语气自然坚决、强硬，表达“很清楚的”“性质”论断②，甚至出现“谁不懂得……谁就不能”③等排除性的句式，其反复强调的历史的“真义”，也正是借由被历史排除者来加以确认。能够继续生存，而不是已经生存，在合法性的成立根据中，具有最高的优先级。其合法性论证的重心，并不在追溯一个起源，而在描绘一个被历史承认的未来。因此，《新民主主义论》与其说是一篇“论文”，不如说是一篇“方略”，其中关于历史的论证，在逻辑上并不是无疑义、无死角的，它提供的毋宁说是一种有力的历史观。它需要借助强势的论证来激活历史的方位感。换而言之，其论证正是为了结束论证，对现实进行介入。作为一种历史观，《新民主主义论》要的是简约；作为一套建国方略，一个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行动性纲领，它要的是强硬，使自己也刻入行动之中——它的向前是为了终结，它的向后却是为了重新开始。
正是在历史观与行动纲领的意义上，《新民主主义论》作为一种思想方法的“下降”，与“新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上升”，得以双向进行。
1949年10月，华北高教委给华北各地高校下达了《各大学专科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④，要求公共必修课程需包括“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简史；第一学期学完，每周三小时）与“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史；第二学期学完，每周三小时），同时对“中国文学系”的“本系基本课程”作出规定，包括“中国文学史”（历代和现代）、中国语文、文艺学、写作实习四个部分。其中的“现代”——1949年的“现代”，已经足够同“历代”并列。
王瑶在《史稿》的初版自序中提及，1950年5月，教育部召开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在原有的华北高教委《规定》的基础上，制定了《高等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草案》，规定“新文学史”课程是各大学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并要求：
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188体育官方ios、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
所谓“新观点”，“新”在《新民主主义论》式的“新”；“新方法”，则是由《新民主主义论》而来的矛盾论、发展论。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学”“新文学史”作为基本且主要的课程，同“现代”时段的历史定位密切相关。换而言之，“新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存在，其合法性基于现代时段的历史知识的教学、普及，其目的在于为《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历史提供一份“文学”的证词。在总体定位上，“新文学”具有为现代时段修史的作用。“新文学史”，要求的是《新民主主义论》式的发展史⑤。并且尤为关键的是，作为一部文学史，“现代”时段的作家作品，并不能以陈列的方式，穷尽式地展现于“新文学”的“史”中。他们必须被读入到历史之中，同时在历史中被读出。这就决定了方法优先于内容，历史优先于文学。或者说，强调发展、斗争的“新观点”“新方法”，在文学史的写作中是第一位的。这在事实上造成对其他观点、方法的排除，为了提供简明的历史，则不得不以强调一种论争来结束“新文学”内部已有的论争；为了激活对现实的介入意识，则不得不着重“新文学”在行动上的强硬与实践上的指导意义。如何模拟《新民主主义论》完成对“新文学”内部的更新，提供一份新文学建设的方略，比“新文学”在历史上的真实更急、更吃紧。新文学要“上升”为历史的文学肉身，“现代”要与“历代”并列，如果不借助对于未来的想象与“感觉”，这一论证在逻辑上将无法实现。《史稿》的出现，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语境。
二、著史与教材：再论《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失范”与“失实”
高校的课程改革，是促成《史稿》写作的直接因素。新中国成立初，《史稿》并非被当作个人“著史”，而是被当作“教材”来普及使用。1950年《高等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草案》颁布后，教育部组织了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改革小组。其中的中国语文系小组，拟定了中文系各门课的大纲，据李何林陈述：
其中“中国新文学史”一课的教学大纲草拟工作，由老舍、蔡仪、王瑶和我（原定有陈涌同志，他因忙未能参加）担任。因为大家都很忙，我们只在一块商讨了二次：第一次根据蔡仪、王瑶和东北师大张毕来三同志所草拟的三份大纲，交换了一些意见；会后再由我参照这三份大纲草拟一份大纲，第二次即讨论这个大纲，略加修改通过……⑥
参与讨论的蔡仪、王瑶和张毕来，都在一线教学，而且都在整理讲义准备出版。同时，三人的文学史写作，也必须参考已经拟定的课纲。据当事人王瑶回忆，对于当时的大学教师而言，这些改革小组拟定的教学大纲，就如同“宪法”，“是必须执行的”⑦。蔡仪后来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史讲话》（1952年11月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出版时间在“座谈会”之后），张毕来后来出版了《新文学史纲》（第一卷）（1955年10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王瑶的《史稿》最为“适时”⑧，1951年9月，上册即由开明书店出版，首印五千册。《史稿》分上下两册，上册的写作比较顺利，下册的写作就比较曲折，据王瑶自己回忆，下册的脱稿时间为1952年的2月⑨，但在“本年八月，我知道了领导上要为这本书召集座谈会的事情以后”，即决定通知书店方面，嘱令暂缓付印，并且上册也嘱令暂勿再版。三本文学史著作中，《史稿》影响最大，而这“影响”，有一个基本的层面，就是作为按照课纲编写的“教材”的影响。因此，虽然就产生方式而言，《史稿》是个人编写的，区别于后来的集体编写的文学史著作，但是就其影响、效应而言，它又有着与集体写作类似的生产机制的作用。所以，后来对于《史稿》的批评，重心也在于它作为“教材”的“示范”作用失范了，在于按照拟定课纲编写的教材，导向导偏了，不合纲。
1952年8月，由出版总署和《人民日报》文艺副刊部委托《文艺报》承办，时任出版总署副主任叶圣陶主持，文艺界召开了有关《史稿》的座谈会。会上发言者，诸如吴组缃、李广田、李何林、林庚、杨晦、钟敬文（同时代表丁易）、黄药眠、王淑明、蔡仪、臧克家，都是当时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文艺工作者⑩。会上的发言中，有肯定的部分11，也有批评的部分。如前所叙，对于《史稿》的批评集中在其“政治性”“思想性”，以为《史稿》作为“教材”，其“政治性、思想性不强”产生了错误的，至少是不那么“正确”的示范、导向作用。例如，有人指出《中国新文学史稿》对材料不能分别取舍，以至于兼容并包，结果“轻重不分、主从混淆、判别失当”，并且，这一缺陷归根结底是“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的表现”12。
概括地说，会上的批评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就具体的作家、作品被读入“历史”中时，“失范”的等级、序列而言，譬如将胡适、周作人等与郭沫若、蒋光慈等作家平列地论述，这是属于“主从混淆”，属于读入的方式问题。一类是就撰史者的立场而言，认为问题不仅在于读入的方式错了，更在于读入者本人思想的缺陷，是比方式问题更为“根本的”思想、立场问题。撰史者采取了“落后”的立场与观点，这被认为是导致“政治性”“思想性”不强，不“先进”的根源。这两类批评，暂且不论其是否客观、公正，可以从中揪出来的，还有一个对“新文学史”怎么写，或者说，大致的“模样”的想象。那么，一个关键的问题便是：什么样的“新文学史”，才算得上是“先进”？
从批评者的发言中，可以得出这样两个标准：其一，对待“新文学史”，要贯彻革命史观。所谓“贯”，是指在“发展史”的书写中，自始至终要有阶级意识，并且要突出文学论争，甚至是斗争的线索。《史稿》的批评者，蔡仪、张毕来后来分别写作的新文学史都可以作为《史稿》不能一“贯”的反证；所谓“彻”，则强调的是叙述立场，甚至是叙述动机的唯一性，如要“彻底”，则必须以为事实本就如此，不存在革命史观不能容纳的历史。这两方面的要求往往产生“可信度”的问题。但是就《史稿》座谈会的语境而言，讨论者与其说在争论“史”是否如“实”，不如说在争论“新文学史”要进入的是哪种现实的问题。在《史稿》上加以“前进”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及《新文学史纲》，之所以受到认可，不仅在于，相较于《史稿》，他们对作为纲领的《新民主主义论》更为体贴，也在于《新民主主义论》中的现实也得到了更好的落地。这无疑有一个“新”的对于现实的感知结构，以至于能够形成共识。
其二，在具体的操作上，作家作品的研究并不是第一位的，他们总是其次的。譬如，在评论李金发、徐志摩等人的诗歌时，王瑶给予了他们一些肯定评价，这点便受到了所谓“资产阶级趣味”的指摘。但是在这些批评中，如果仅仅认为批评者是揪着“趣味”不放，搞“立场”批判，也把问题简单化了。令批评者更不满的，是趣味背后的价值观的失衡。理想的平衡应当是有序的、有高下的平衡，而不是无差别的、无高下的平衡。把郭沫若、蒋光慈们平列地和胡适、周作人们放在一起讲，主要是郭沫若、蒋光慈们不够“高”，而不是胡适、周作人们不够“低”，引起所谓“趣味”的指摘。也就是说，并不是胡适、周作人们完全不被允许提及，而是他们必须在主要的郭沫若、蒋光慈们得到文学史中合适的“位置”后，才可以、可能被允许提及，这有一个优先级的问题。对胡适、周作人们的评价之高低其实是第二性的——把胡适、周作人们“贬”到何处，并不构成这些批评的主要方面。或许，这可以当作是在以历史后果追认一份历史。但也可以这样认为：这是在借由历史来说明现实。作为历史的文学证辞，“新文学史”，必须同《新民主主义论》的逻辑一致，为现实提供不得不如此的合法性证明。这种强烈的现实指向，正是其价值序列产生的一个主要动因——这份证辞必须要说明的是，现在所拥有的现实，即是历史的最优解。作家作品的研究、评述，都必须让位于这一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判断。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王瑶的问题在于其做得不够，而不是对错。
对于座谈会上的批评，王瑶也是当作“严肃”而“切实”的讨论来对待的13。在《史稿》“失范”“失实”的问题上，王瑶的“落后”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讨论《史稿》时正向的尺度不应当在历史化的过程中丢失。事实上，《史稿》被认可的部分也提供着有关这一尺度的历史内容。吴组缃对《史稿》的评价，就肯定了王瑶在一般性的思想原则、发展脉络与具有特殊性的作家作品之间作出平衡的努力14。将《史稿》的座谈会片面地理解为对王瑶的批判也是有失公允的，《史稿》激起讨论的缘由，或许正在于全景式地展现“新文学史”的艰巨性，乃至需要不断总结全景中的“败笔”。“新文学史”殊难完善，眼下急务实为“补缺”——这同样是一种有关“规范”的共识。
历史的复杂之处便在于，这一“规范”事实上是高度临时性的。加之于王瑶《史稿》“身上”的正向的尺度，究竟无法被精细化、实体化。《新民主主义论》“下降”到《史稿》的过程中，究竟难以找到一双大家公认的、真的合脚的鞋。后而观之，对于《新民主主义论》式的现实的认同，是以在“新文学史”中不断“激进”来作为表现的。“现实”的边界，究竟无法被认定“到此为止”。“规范”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再调整，原本合乎规范的，也还会不“够”合乎规范，“新文学史”就不存在一个“定本”。当《新民主主义论》遭受毛泽东自己的批判时，这一“规范”的临时性就更明显地暴露了出来。1955年，《文艺报》重新批判王瑶的《史稿》，并且此时也发表了王瑶的检讨书15。在一个正向的“规范”之中，历史的当事人似乎只能逆向性地添加内涵，判断什么不是“规范”的，比什么是“规范”的，来得更为简单易认。这尺度的确立，总还是一个“进行时”。因此，王瑶在初版自序中提到的，自己这本“新文学史”是“草创成的东西”，自然不是谦辞；所谓“难免疏陋”，也无疑是一种真实的忐忑。即便王瑶此时真有着“逢其时也”的心境16，为“现代”历史铸成“新文学”的肉身，也并不是其自信能够胜任的使命。
三、绪论的“思想性”与《中国新文学史稿》的改版问题
1952年8月的座谈会之后，王瑶对《史稿》已出版的上册，与未出版的下册都进行了修改。有研究者谈到改版的问题，出版技术、条件的确是影响《史稿》修改面貌的重要因素17。但是修改的内部，各个部分也有轻重缓急之分，并不平均。譬如，1951年版的《史稿》中，王瑶在“绪论”部分说道：
但新文学的性质也不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学，虽然无产阶级的思想一贯是新文学的领导思想，而俄罗斯文学，特别是苏联作品，又给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以极其巨大的影响；但中国新文学还不可能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服务，也并不一般地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生活，因而就他的基本性质来说，不能说新文学就等于无产阶级文学。当然，就新文学的发展史来说，反映无产阶级的生活和阶级要求的作品是逐渐增多着的，像近来（1950）石家庄铁路工人魏连珍所创作的剧本《不是蝉》，代表了觉悟了的工人在人民政权下的解决要求，自然可以说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但一般的就新文学的基本性质来说，它并不就是无产阶级文学。（着重号是笔者所为，后不复注）
对于将“新文学”等同于“无产阶级文学”，在此时的王瑶，无疑是持保留态度的。在“史”与“实”之间，理应尊重“事实”，这是王瑶这段话里表露的基本原则。但是，在座谈会之后，王瑶对相应的这一段话做了修改、删改，并在后面加上了一段“强调”18：
中国新文学的基本性质，它是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服务的，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它必然是由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文学。它的性质和方向是由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方向来确定的。但正因为新文学是由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并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因此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发展，经过了无产阶级对其他各民主阶级领导的加强（团结和斗争），新文学在发展中经过了一次次的思想斗争和改造，从“五四”开始即是逐渐向着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
与之前的保留不同，基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方向”，这里对“新文学”的“性质”有了更为明确的判断。较为矛盾处在于“但正因为……”之后接续的内容，与前文有语气、文法上的不顺。前面所说的“新文学”的性质，并不够“但是”的，甚至与后文有重合。补充说明“领导的加强”，则是吸收了蔡仪在座谈会上的批评19，突出党的领导与“新文学”的关系。《史稿》修改的困难，与其说是怎样“削足适履”，不如说是如何“水到渠成”。
《史稿》的修改，受到出版的技术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但在“绪论”等着重修改的部分，还受到文体、形式上的因素影响。绪论部分在“政治性”“思想性”的问题上，与其他部分相区别。先于《中国新文学史稿》出版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李何林著，1938年由生活书店出版，光华书店发行），在编目上就非常强调绪论的写作。譬如，不同于后来的文学史，以一篇绪论统摄全书，李何林的这本《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总共三编，每一编都有一篇绪论，第一编的绪论名为：从“五四”到“五卅”的文艺思潮之社会背景；第二编则名为：从“五卅”到“九一八”的文艺思潮之社会背景；第三编名为：从“九一八”到“八一三”的文艺思潮。都是以历史的“节点”“事件”来进行分期、概括的。这正是所谓“发展史”的一个典型模式，在叙述模式上套用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对社会发展阶段的描述模式，即一种阶段论。“从……到……”则是其形式上的表现。
《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的绪论，并不仅仅是为了对正文进行概括，更多的是为了提供一份理论说明。“绪论”作为正文的“纲领”，具有赋予质料以形式的意义。可以说，对于“新文学史”，绪论是无法被排除在外的。换而言之，如果《史稿》等“新文学史”不写绪论，只有作家作品评述，且评述中也不加以“绪论”式的内容，变成作家作品论，它可能还是“新文学”的“史”，但它却不会是作为“发展史”的“新文学史”，更不具备为《新民主主义论》提供文学肉身的合格资质。在“新文学史”的写作中，“绪论”事实上优先于正文，与其把绪论看作正文的提炼，不如把正文看作绪论的扩容。无论《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国新文学史稿》，还是《中国新文学史讲话》或《新文学史纲》，都有着论述逻辑、方法上的一致性：同样地强调历史“节点”的意义，同样地运用着“反映论”的方法论，同样地将“文学史”读入到“革命史”中。无论其程度如何、效果如何、评价如何，这些著作都体现着这一历史场域当中“嗜大”的倾向。历史的当事人似乎不用任何刻意的举动，就自然地拥有着整体性的、全局性的视角。绪论的使用是被默认的思想方法。
事实上，《新民主主义论》的写作也经过集体的讨论、修改，并且具备一个理论的序列20。可以说，《新民主主义论》也是被当作历史正文的“绪论”来加以创制、普及。这种绪论大于正文、方法大于内容的思想形态，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个基本的文化语境。文艺界对于《新民主主义论》的接受，之所以来得如此“顺当”，是“很清楚”的，正在于一个历史场域之中，对这一“知识”的默会。王瑶以大幅修改绪论来加强“政治性”“思想性”的过程，正是这被默会的“知识”的外显。
四、“释古”风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感觉”
据王瑶年谱记21，1943年7月（时年三十岁），王瑶从清华中国文学系毕业，并于同年九月考入清华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部，师从朱自清攻读中古文学。在写作《史稿》之前，王瑶的主业是研究中古文学。他是以中古文学研究者的身份被组织分配、“转业”到“新文学”的教学研究中。《史稿》的写作，也保留了《中古文学史论》的痕迹。可是这“旧学”背后，未必老朽。
《史稿》的行文，夹叙夹议，引中带评。这样的写作既体现着撰史者“保存资料”的用意，也体现着撰史者学术理路上的取向。《史稿》的正文部分与朱自清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作的导言部分，文法上十分类似；对于早期象征派诗歌的认识，王瑶也直接引用了朱自清的观点；以文类、文体来讲“流别”，则是治“中国文学”一贯的做法。这种承袭、援引在《史稿》的座谈会上引起了钟敬文的批评22。但值得提及的是，王瑶自身在旧学中的位置，其实并不保守。据杜琇回忆，王瑶早年对中国文学系涉及“近代文学”的《新文学研究》没有开班表示不满，但“对清华的学风是满意的”23；王瑶晚年回忆闻一多，重提“清华学派”的“释古”风气，强调对历史现象的解释带有“研究和探索的性质”，“只要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可以存在”，自认深受此种学风熏陶24，始终不以“信古”“疑古”为然。
“清华学派”固然来自事后追认，但“释古”的确是一时风气。王瑶的同窗赵俪生，就对闻一多的《周易》研究有类似评价，尤为推崇其综合社会经济、民俗、训诂、金石之学的做法，颇能说明蔚然的风气25。王瑶对闻一多治学理路的模仿、学习，在《中古文学史论》中有鲜明的体现。其《小说与方术》一章，在论述方术、方士的起源之时，就广泛采用了有关民俗、社会经济、训诂之学的资源、视角，模拟了闻一多《周易》研究的做法26。
除此之外，鲁迅的治学思路对王瑶也可以说是影响至深。许寿裳回忆鲁迅“想要做《中国文学史》”，分章是：
（一）从文字到文章，（二）思无邪（《诗经》），（三）诸子，（四）从《离骚》到《反离骚》，（五）酒，药，女，佛（六朝），（六）廊庙与山林。27
第一部分牵涉鲁迅撰写中国文字史的想法，晚年的《门外文谈》可以视为这方面思考的集中之作；诸子部分则有关思想与文体；《离骚》部分则有关政治与言谈；“酒”与“药”的部分已有《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女”与“佛”的部分则较为零散，只有相关的思考散落诸篇。“廊庙与山林”则有关仕与隐，在意象的概括上，具有所谓的“两极性”28。总体而言，鲁迅的治学，讲求在大量的材料上作出典型的概括，以具有丰富意味的典型来给材料“赋形”。这样的做法被王瑶深刻地认同，《中古文学史论》中论及玄言与东晋诗、文人与酒、文人与药、拟古与作伪等主题，就具有鲜明的“鲁迅气”。《史稿》中论及“新文学”中的188体育官方ios，以“匕首与投枪”“写景与抒情”“叛徒与隐士”三节分而论之，无论意象的提取抑或类型的归纳，与鲁迅的治史之法都有相通之处。王瑶服膺的学术，本就不重考据而重义理，考据只是为了使义理免于空疏。
1954年，在批判俞平伯、胡适的思想运动中，王瑶主动写了两篇文章：《从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谈到考据》与《批判胡适的反动文学思想——形式主义与自然主义》，对胡适、俞平伯的考据之学有学理上的批评，据说写得“认真”且“煞费苦心”29。对“考据”这一旧学的高地，王瑶素来保有距离。在治学的素质上，他深以自己的理论素养为傲。王瑶自己就曾放言：
我以为中国念马列主义的人多半不念古书，就是念也只念中国历史或中国哲学，绝没有人念中国文学，因为他如果喜欢文学就念新文学了。而一般大学学者又只懂古书，绝不会懂马列主义。我狂妄地以为这三方面，我都有些基础，如果有时间条件，一定能一举成名的。30
赵俪生也回忆“含苞”“脱颖”时期的王瑶“整天手不释卷的是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卡尔斯基”，就人生志向而言，他并非以学问为人生的理想，“论‘坯子’，王瑶兄应该是一个革命者，或者说一个激进主义者。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出他准备当学者的意图”31。朱德熙亦回忆王瑶“并没有把全部精力放在学问上头”，由于才高志广，“除了读书，还关心现实”，“做学问总带着点逢场作戏的味道”32。学术并非王瑶心中的首选。就《史稿》来说，固然王瑶是用了研究“古代文学”的方法研究“新文学”，强调“现象比规律丰富”，把“新文学史”当作“作了古”的历史来强调“真实”，但是这并不构成对于“马列主义”的拒绝。把王瑶的旧学等之以食古，忽略其综合古代社会经济、民俗、训诂之学的方法，事实上是欠缺公允的。王瑶“向下”观察古代社会历史的方法，与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方法的普及密切相关；王瑶服膺“释古”，一如其倾心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感觉”33。对于王瑶这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马克思主义”，并不要求概念上的精确，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知识，不如说是一种精神。或许正如卢卡奇所言，即便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被驳倒，每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都可以完全抛弃马克思的所有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34
对于从中古文学研究“转业”而来的王瑶而言，学术上的“释古”风与马克思主义不仅相关，而且相通。王瑶的旧学从来不是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障碍，忽略王瑶自身的治学理路在旧学中的位置，以为其旧学不过考据辞章而已，也就必然遮蔽王瑶在旧学中所呈现的激进的一面，将传统中具有爆发力的部分也一并推开去。
结 语
王汎森在谈论近代思想的现实影响时，曾提及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思想要落实到现实，总要“降一格”；现实对思想的作用，总是包括一个“俭约原则”35。与之相区别，新中国成立初的历史状况，则是要求现实按照应然的理念来规定自身。所谓“思想”，不止是要“影响”现实，更是要成为现实。作为思想纲领、行动方略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历史中的出场，就是要使它自己也刻入历史的进程之中。“新文学史”的书写，也同样服务于这一历史要求。《史稿》的写作、修改、出版、普及，也都处于这一时代“风俗”之中。
其中的难题则在于，思想要成为现实，并不能仅仅依赖理论上的突进，对于现实的感觉往往存在着不相协调的惰性。思想与感觉，在速度上总有一个“差”。就新中国成立初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而言，吴组缃所谓“打得很痛”36，王瑶所谓戒“大烟瘾”37，都提示着思想改造的艰巨性。
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改造的痛苦并非完全由于被动。事实上，历史的当事人如果不是主动要求去“适应”，痛苦也不会如此剧烈。如何获得“我们马克思主义者”38的感觉，成为王瑶及其《史稿》反复要求解答的难题。将思想改造等同于政治迫害，将改造过程视作“黑幕小说”，只会造成历史境遇与精神困境的简化，“同情之理解”更无从谈起。正如研究者所言，历史的令人叹惋之处往往是“出于拥护的背叛”39。当王瑶写完批判考据的两篇文章，又“恢复”了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感觉之时40，其中的历史情绪，无疑是相当沉重的。在王瑶所想象的“下棋式”41的社会之中，他并没有那么“水到渠成”。然而，这一历史的困境或许不应成为重访历史现场的阻碍。《史稿》作为一部精神史的打开，正是为了重新召唤时代风貌中所包含的对于历史的创造欲，在“历史的后方”再次激活“断代”的能量。
注释：
①《新民主主义论》的版本较多，其间有字词、标点等细节上的差别。发表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最早的版本，后来刊登于《解放》第98、99期合刊的《新民主主义论》，又是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的首次发表。1940年3月解放社出版了单行本的《新民主主义论》，1941年5月出了第2版，1942年4月出了第3版。1940年4月10日，《群众》第4卷第10期也予以刊登。1943年10月，中共晋绥分局出版《毛主席三大著作》，收录此文。1944年7月，晋察冀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收录了《新民主主义论》。1946年4月，大连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收录于第1卷。1948年东北书店出版的六卷本《毛泽东选集》，收录于第2卷。同年，只在党内发行的《毛泽东选集》（晋冀鲁豫中央局出版），下册中收有此文。另外，1946—1949年间，香港民主出版社以单行本形式陆续出版了《毛泽东选集》，《新民主主义论》是其中一册。
②③[日]竹内实监修、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集《毛泽东集》（第7卷），延安期Ⅲ（1939.9—1941.6），苍苍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147页。
④《中华教育界》（复刊）第3卷第10册。
⑤强调“发展史”，即一种有上升的方向感的历史，在认识论上是“矛盾论”的结果，在思想方法上则是辩证法的结果。如同“新观点”与“新方法”一样，是二而一的。这种“文学史”的论述无疑是“新”的，传统的“文学”著述，并不存在严格意义的“发展史”。主要的，又是以鉴赏为主，即便是《文心雕龙》这样成系统的著作，要“论文叙笔”“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在定义上，也还谈不上强调“斗争线索”的“发展史”。《中国新文学史稿》在此意义上，虽然并不具有开创性，但也可以作为一个区别所在。同时要提及的是，李何林在1938年9月就出版过《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这种风潮，或写作范式，并不是自《中国新文学史稿》始，也不是随着《新民主主义论》而诞生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结果，一个马克思主义普及的例证。
⑥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起草：《〈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新建设》1951年第4期。
⑦王瑶：《“鲁迅研究”教学的回顾与瞻望》，《王瑶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⑧“适时巨著独创新”，吴组缃语。参见朱德熙《哭昭琛》，《王瑶先生纪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⑨王瑶：《读〈中国新文学史稿〉座谈会记录》，《王瑶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279页。
⑩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11 12《〈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文艺报》1952年第20号。
13王瑶在《读〈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说道：“对于各位所提的那些意见，根据我现在认识和思考的结果，我以为都是正确的；我愿意表示接受，并希望能在今后的工作中把这种结果来具体地体现出来……但根本上实在是一个思想改造问题，我痛感如果不彻底地改造自己，是什么工作也做不好的”，这一文章曾送《文艺报》，被退稿。参见《王瑶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6页。
14 22《〈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文艺报》1952年第20号。
15王瑶：《从错误中汲取教训》，《文艺报》1955年10月。
16 30 37王瑶：《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自我检讨》，《王瑶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7、265、271页。
17孙晓忠：《大学内外：建国初期王瑶的新文学史写作》，《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3期。
18 1953年新文艺出版社再版的本子和1954年同一出版社再版的本子，此处内容又有不同，这里所引的是1953年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
19蔡仪以1951年本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第15页为例，批评道：“党对文学战线的领导作用，是一个时期比一个时期加强而健全的，并逐渐巩固和扩大了它的影响。”（《〈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认为笼统地突出党对文学战线的领导是不够的，要有阶段的“发展”——这才谈得上“发展史”。
20在此之前，毛泽东还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两篇论文都被归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列。
21 23杜琇：《王瑶年谱》，《新文学史料》1990年03期。
24王瑶：《王瑶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57页。
25 31赵俪生：《篱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79页。
26王瑶：《中古文学史论》，《王瑶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27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峨嵋出版社1947年版，第61页。
28[日]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赵京华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
29 33 40钱理群：《读王瑶的“检讨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3期。
32朱德熙：《哭昭琛》，《王瑶先生纪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34[匈牙利]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8—49页。
35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
36《光明日报》1951年10月23日第3版。这一号的头版，刊登了《彻底肃清欧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残余 京津高校教师开展改造思想学习运动 在中央教育部下成立京津高校教师学习委员会 周总理作报告号召认真进行批评自我批评》的新华社简讯。吴组缃在引文中所提到的被“打得很痛”的发言，也是就此而谈。
38 1955年5月27日市高校党委办公室动态简报第98期《北京大学几个教师对学术思想批判的反映》。转引自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改造侧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82页。
39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5页。
41王瑶：《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自我检讨》，《王瑶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7页。
42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先驱者的足迹——王瑶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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