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在1990年以降的学术范式的探索中，陈晓明的批评实践自有其特殊位置。如果仅从“后学”旗手意义上理解陈晓明，必然会阻碍我们充分挖掘、清理其丰富的“思想—学术”矿藏。本文拟摆脱从“后学”出发理解陈晓明的一般路径，从其对“后新”时期（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思想的整体性判断——“浮躁”——入手，考察陈晓明1990年代在挣扎中不断朝向“浮躁”的回心体验，如何影响其精神立场的选择与批评实践的发生。

关键词：1990年代 陈晓明 “浮躁” 后现代 启蒙

自1994年汪晖的雄文《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毫不留情地批判“后现代主义”:以一种断裂论的姿态对“启蒙主义”进行瓦解——“他们不过是在说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和社会运动的‘启蒙主义’是如何地不合时宜，因为他们已经置身于受商业化的大众传媒支配的、消费主义的‘后现代’社会”1；且以一种犬儒的、与消费主义合谋的姿态将市场经济合法化。在长期学术史的描述中，“后学”的兴起都呈现为一种与1980年代割席、消解一切、日渐保守的思想症候，“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的立场和使命就此被排斥和喜剧化……‘后学’言说思想动因的‘政治不正确’导致了这一言说在大陆思想界内部未能展开更深刻的思想讨论”2。

当笔者重勘被整体性负面评价的后现代诸资源，发现较之于张颐武积极地告别启蒙，以1990年代的去精英化的消费现场；同为“后学”思潮的重要旗帜的陈晓明的批评实践，却呈现出一种更为犹疑的、“一步三回头”的况味。彼时，陈晓明在“后学”凯歌高奏中所发出的不和谐音，并没有被既定的学术史充分理解与表述。笔者认为，陈晓明并非典型的1990年代的“后学”学者，其能充分介入后现代的关键，实则来自“后新”时期（1980年代中后期）所产生的“浮躁”认同。一种无法告别的“现代性—启蒙”内在情绪，在向“浮躁”的回心中，使陈晓明呈现出与1990年代诸批评迥异的面貌。

一、从“浮躁”出发

1991年陈平原说“单用‘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来概括80年代中国学界，起码是不公允的。我更愿意将学风的‘浮躁’与‘空疏’归结为旧规范的失落与新规范尚未形成。”3“浮躁”作为关键词，构成了1990年代知识分子指认1980年代由“文化热”引发的诸问题、以及转向“学术”（书斋）的重要依据。转向“学术”：一方面“可以在市场经济的剧变和国家官僚机构的话语机制的理性化过程中……重新抓住知识分子的意义与正当性。”4；另一方面可将1980年代知识分子所负载的历史、文化责任感进行一次象征性释放。客观上为后现代思潮提出出走1980年代“现代性”打开空间。

但彼时，陈晓明却自觉与转向“学术”的场面拉开距离，警惕其反激进倾向；并在一种正向的意义上使用“浮躁”——“唯有在‘浮躁’的跨越中才能保持敏感性和创造性。‘浮躁’是当代理论和批评面对西方整整一个世纪的成果而造成的……‘浮躁’不过是理论的敏感性过于急迫的表现形式而已。”5在八九十年代之交，陈晓明并没有过快地从“思想史”向“学术史”转型，而是保持1980年代时代氛围中所特重“思想”的“敏感性和创造性”。而这种保持的底气，源自于其把“学术史”所反对的“浮躁”，作为彼时思考的出发点。换言之，陈晓明并没有随转向“学术”而进入1990年代的论说场域，而是试图停留在19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所制造的某种理论热症——“浮躁”——中，保持类似“继续革命”模式所带来的不断自我推翻、更新的批判力。在这种自我推翻、更新的批判力中重塑后现代话语，虽指向对“深度模式”的拆除。但其后现代话语自有面对现实的分量——“20世纪的文学走出深度之后，不会一劳永逸地在‘平面’上游戏。‘平面’不过是饱受磨难的文学（艺术）暂时的栖息地”6。至少在1990年代来临的前夜，后现代话语被陈晓明视作“继续革命”模式中最新的一环，它随时可能被更新的一环替代。这个随时的紧张感、不稳定感，就是后现代话语与“历史—现实”接壤、摩擦的地方。这与1990年代中期前后“后学”论争中，企图引入后现代话语来一劳永逸地“终结现代性”，有相当距离。

1980年代末，在其与汪晖合写的《文学的巴别塔已经倒塌》中，我们能更清晰地发现作为“浮躁”的后现代自我生成来自于对失落的“现代性”挽歌，“他寻找归宿而注定无家可归，他渴望有序而终于无序，对统一性的探寻只能归结为不统一”7。甚至将鲁迅抉心自食的中间物意识（典型的启蒙主义思维）与后现代的文学事实以及批评提案相对位。进而，在彼时陈晓明的身心体验中，后现代话语的启用毋宁是“启蒙大众”向“自我启蒙”的转型。一种强烈“现代性—启蒙”内在情绪对后现代话语的重置，使后现代话语中涌现了自我启蒙的品格。

如是，重思既往的学术史写作是有必要的。一种线性时间的历史梳理究竟有没有可能处理一种非线性、去中心、转向历史空间化、多变的后现代思潮的登场？如果说八九十年代之交，后现代面对着一种“浮躁”的理论过剩的时代热症。那么，不同后现代学者如何入门、如何在巴别塔倒塌之后选定个人的理论—现实参照系、以及运用参照系能达成何种结论，一定会产生或细微或显著的差异。后现代本身意味着一个极为“浮躁”的多线叙事。正如汪晖彼时判断，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表现出更甚于中国的“启蒙主义”的含混。

从参照系出发，有助于区分陈晓明与1990年代初出现的后现代主义者所呈现的差异。陈晓明是在1980年代“文化热”的脉络中，以1980年代中后期以降的“后新时期文学”（“先锋派”“新写实”）为参照系，完成的对后现代的转向；而张颐武们更多是面对1990年代商品化浪潮、第三世界现实处境，经由对经济—政治结构的认知，完成其转向。这也就是陈晓明要一再区分“中国的后现代好像一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先锋派的，一个是大众文化的”8。背后实际上隐含的是，陈晓明对自身批评位置的把握。驻足于1980年代中后期，而非1990年代；驻足于文化—思想、而非经济—政治——构成了陈晓明在后现代思潮中的独特站位。如此站位，使陈晓明并没有站在“告别革命”的1990年代延长线上，以“某种老于世故、几近犬儒的见地”9，一劳永逸地体验后现代所带来的“历史的终结”。当后现代的提案与19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派”深度捆绑，陈晓明不得不挣扎于如下处境：1990年代必将到来、大众文化越谈越热、“先锋派”丧失自身的历史势能——“‘先锋派’从来都是艺术进步的牺牲品，那些最后的殉难者不会再有激动人心的悲剧效果，有的仅仅只是自杀者的凄凉和悲哀。”10现实中后新时期参照系逐渐式微、理论上后现代难以再“后”，向“浮躁”回心，正面临着自身的批评限度。

当“浮躁”走向艰难，重新理解“后学”思潮中里程碑式的著作1993年《无边的挑战》则别具意义。这本书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一种“后”的开启（学术史的一般论断）——后现代打开了自己面向现实的理论可能性；反而意味着一种结束——后现代话语终于在深入1990年代后，将其因文化/思想溃败而生成的创造力11消耗殆尽。

“现在已经没有人怀疑这段历史（先锋派历史）意味着一次艺术革命，同样，也少有人相信这次革命能开创文学的历史新纪元……所谓‘先锋派’完成的艺术革命，不过是文化溃败时代的馈赠，并且是最后的馈赠。”12当彼时的陈晓明与“后学”思潮的赞歌逆身而行，其身上“现代性—启蒙”的姿态被照亮，“经历过八十年代前期文化洗礼的人们（例如我本人），总是难以忘怀那些热闹的场面”13。鲁迅的中间物意识从1980年代末延续到了1990年代初陈晓明的自我表述之中。在文化上扮演尴尬的双重角色的陈晓明，“一方面我们拒绝那些独断论的‘绝对真理’和不可能的‘终极梦想’；另一方面我们同样不能忍受不负责任的、急功近利的、虚假的文化现状，试图拆除那些人为的思想障碍”14。在“浮躁”时代氛围中，陈晓明陷入过剩“敏感性和创造性”的宕机：既拒绝“新启蒙”所带来的“大写的人”的政治性想象；又拒绝妥协于商品化的“小写的人”的后现代处境。

心有不甘的“宕机”，体现出其内置的“现代性—启蒙”情绪幽微的返场——既反1980年代理想又反现实的理想主义。“现代性—启蒙”情绪因双重拒绝的无根，使陈晓明身心对过剩“浮躁”的体验，变成了过剩的“匮乏”。彼时，1980年代中后期“先锋派”的形式实验恰好与陈晓明过剩而“匮乏”身心形成了一次深度对位与连接。“先锋派”在《无边的挑战》中，被视为对世纪末美学神话的照亮。毋宁说是照亮了一代学人短暂从“匮乏”中“自我启蒙”的情绪，以及精神安顿的可能。陈晓明无不想从形式实验中，抓住形式注定难以包蕴的历史—现实和身心实感。“我坚持认为，我们时代的‘晚生代’终究是从自己生存的文明现实中体悟到特殊的记忆形式，并且以此表达对语言异化和历史困厄的反抗。那些多元化的决定作用最终要依靠深刻的生命本体力量来实现。”15但坚持随着“先锋派”的失败而失败。明知失败的失败，凸显出陈晓明于“浮躁”的的跨越中，“无边的挑战”的决心。

《无边的挑战》在文化溃败的时代，做出了一次极具洞见的学术史发明：后现代话语之于文化的创造力（1980年代中后期），业已在后现代处境（1990年代初）来临之前，耗尽了其动能。换言之，后现代话语的创造力和其处境呈现出一种错位。当一种话语不再构成一种现实处境的异质物时（譬如，后现代话语之于80年代中后期“现代性”转型的现实状况），“浮躁”将因缺乏新质（错位的异质物）而空转，进而错失与现实的摩擦力。所以从“浮躁”出发，向“浮躁”回心，毋宁说是身处1990年代陈晓明希望经由“浮躁”——向后新时期的历史情绪借势——倒逼出这样错位的异质物现身，以更好地咬住，并挑战—克服彼时错综的1990年代历史—现实。

二、“真实”的批评尺度

正如“浮躁”所提示出的那种自我推翻、批判，陈晓明对“浮躁”的态度以及借由“浮躁”所构建的批评尺度，并非一成不变。甚至同一时期，陈晓明对“浮躁”的态度也呈现为一面肯定，一面却抱有隐忧。如果说在1989年《拆除深度模式 ——当代理论与创作的转型》中“浮躁”表现为一种“敏感性和创造性”。几乎同期的另一篇文本中，“浮躁”则被视作：“不妨把现代的思想‘进步’看成是一连串的思想掠夺。这里已经没有秩序井然的线索，只有各种观念的堆积”，则“已经纠缠住现代人的头脑。这到底是现代精神崩溃的预兆”16。换言之，早在1980年代末，陈晓明一面认为“浮躁”激发“先锋派”朝向一种巨大的美学成就；一面也前瞻性地发现了“先锋派”溃败的远景，甚至现代精神溃败的远景，无不与过剩的、无标准的“浮躁”有关。当1980年代前瞻迅速在1990年代成谶，陈晓明并没有来得及从崩溃感和可能性交织的“浮躁”中，迅速找到新的可供安放的批评尺度。回心于“浮躁”，又在“浮躁”的动力装置下试图超克“浮躁”，陈晓明逐渐形成一条以“真实”为支点的新批评尺度。

《无边的挑战》中说“努力寻找一种‘真实的历史感’——对于我来说这是文化批判的基本立足地，我们无法否定一切，拒绝一切”17。面对全球化的后现代处境下错综的结构和反结构，努力寻找“真实的历史感”很可能会陷入到某种紊乱、歧途和自我矛盾。但陈晓明并没有因困难而放弃寻找，或当机立断。站在当下重新细读陈晓明1990年代文本，会发现其中的论述存在一些困扰、犹疑和观点的抵牾。但或许正是由于这些抵牾，使笔者得以一窥1990年代陈晓明把握文学发展之慎重与努力，以及一代学人珍贵的学术精神。本部分拟从1992年《常规与变异》（下文简称92年文）、1993年《反抗危机》（下文简称93年文）、1995年《真实的迷思》（下文简称95年文）中考察其“真实”观的变迁。

根据《常规与变异》的落款提示，“初稿于1991年12月 改毕于1992年6月”。这篇断断续续思考了大半年的文章，提供了有关陈晓明思想—精神变动的痕迹。陈晓明在文中，一面如《无边的挑战》中态度相仿，将“新写实”、“先锋派”、王朔等等梳理进1990年代文化溃败的处境中而表现出失望——“如果这次常规化是一次一劳永逸的休憩的话，那对于小说反倒是一次真正的末日审判，那些小打小闹的变异，不过是理屈词穷的辩解而已。”18另一面又在其中隐约寻找重建文学和文学批评尺度的肯定性因素：譬如说“新写实”已经有向“寻求更复杂和更纵深的历史意蕴”的势头，这显然于八九十年代之交，后现代话语中拆除“深度模式”，将历史去历史化的诉求有所不同；譬如肯定扎西达娃、余华、王安忆等人的1990年代写作，着力于他们如何处理“真实”等相关问题的分析——“给出了现代（或后现代）生活的真实体验”，“表达了余华‘回到真实的生活中去’的愿望”，“活生生的历史故事”19。这条不断摸索“真实”的以及“真实的历史感”的线索，在陈晓明面对文化溃败的历史性悲情、整体的负向评价中逐渐浮出论述的地表。文章最后一节中，陈晓明抛出了形式实验（语言的乌托邦）溃败后，另一种批评和写作的可能——即“回到‘真实的’生活中去”20。换言之，当以后现代话语为限度的形式革命在耗尽自身的历史势能，“浮躁”所期待的错位的异质物，被发明为“真实”。

对陈晓明来说，彼时，如何阐释何为“真实”的批评尺度有犹疑。一方面，后现代话语仍对“真实”的表述影响很大：“真实”可以以“不真实”来自我呈现——因为这恰恰是后现代生活中真实体验；“真实”亦可以是对1980年代真实的理想主义的解构、重写。另一方面，一旦文化溃败感激发出的“现代性—启蒙”情绪开始搅动陈晓明的身心，作为“对生活，历史，对人情世故洞察力”的“真实”，就企图返回后现代话语的前身——批评的伦理建设。

但在1993年《反抗危机》中，或许是因为陈晓明深度参与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与“后学”思潮同步发生，其态度和立场迅速明确为摆脱1980年代情绪的策略与批评尺度。相较于1992年文中还没找到“真实”的可靠分析文本而犹疑；1993年文中则干脆利落地将“真实”直接对位于“新写实”。相较于1992年文中“新写实”还被视作“这又是一次堂而皇之的撤退和自作聪明的受降”；在1993年文中“新写实”已然变为“‘先锋派’进入历史是一次退却的话，那么‘新写实’则可以看成是一次冲刺”21之类的肯定性表述。

当“真实”与“新写实”相对位，后现代话语更为明晰地操作了“真实”意义的生成。譬如1992年文中“更复杂和更纵深的历史意蕴”，进一步明确为1993年文中“向着‘历史’纵深地带行进，‘新写实’小说虽然保持原来求实的叙事法则，却也更多寄寓了对‘历史’的特殊理解……这种‘理解’完全是叙事本身呈现出来的”22。以及“试图发掘不同的历史法则”23。换言之，彼时复杂和纵深的“历史意蕴”（“真实”的表现之一）并不源自对某种“历史客体”的寻索，而是在福柯知识谱系学的意义上将“历史”视作经由不同“知识—权力”操作得出“历史叙事/法则”。唯有对不同“历史叙事/法则”做出特殊理解与把握，才能生成真实的“历史意蕴”。

针对“新写实”进行创造性摹写的“真实”，也更明晰地建立在两个指标上。（一）个人化的“后革命”写作。在1990年代提出“真实”并以其作为批评尺度，毋宁说是对“新时期”状况及其之前的“集体”情绪和准“革命”状况“非真实”的指认。虽然陈晓明也意识到“尽管说，放弃一种意识形态实践将会落入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圈套”24。但他同样意识到，如果不从实质层面上重构被“现代性—启蒙”情绪影响的“真实”观，而仅仅在形式层面上与后现代保持某种同构，我们将始终无法走出1980年代文化溃败感的困境。“真实”观以超克后新时期的“浮躁”限度出现，并为重思后新时期的文化溃败如何在1990年代不溃败提供契机。（二）“反抗虚构”。当“真实”从对形式—虚构的高蹈落地为“反抗虚构”，陈晓明对后现代与形式革命同构的认知，也就转变为后现代与“现实—真实”同构的认知——“拒绝远离生活经验的叙事”。当现实生活本身已然经由商品化浪潮而被指认为典型的后现代处境时，“新写实”（后现代话语）对“真实”的摹写，变成一种“无为”——“粗糙素朴”“简明扼要”“零度状态”等。因后现代在现实中俯拾皆是，陈晓明无不敏锐地判断“其‘反抗性’意义，乃是历史强加的结果。如果略去这一背景，‘新写实主义’将一无所有……当代文明（的解体情境）在文化上给予‘新写实主义’的，要远远大于‘新写实主义’在艺术上给予当代文明的贡献”25。后现代的历史背景，为“新写实”创造了指向“真实”可能的批评尺度。所以吊诡的是，当现实处境后现代化，古老的长时间被指责“不真实”的经典现实主义写法反而获得了其生命力。后现代似乎只有走向自己的反面，才能赢回对自身的言说。而针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表述和明确，则留待1995年《真实的迷失》的努力。

1993年文中，虽然从表面看对“新写实”的评价一改往日态度，但细读之，仍能感受到其中的不和谐音，零星地将“现代性—启蒙”的情绪泄漏出来。譬如，“新写实”这种缺乏“革命性”的写作方法是让陈晓明感到失望。这种失望来自于“后新时期”由“先锋派”建立起来的“纯文学”意识：如果“新写实”没有能力提供一种新的写作方案，其在自足的文学审美的层面上如何成立？譬如，陈晓明在为“新写实”的“真实”寻找支点时，引用了李锐的表述：“我们需要的是自己生命的真实记录者”，“需要用刻骨的诚实来面对自己，面对我们身处其间的双重的幻灭”26。笔者注意到其在脚注中补充到“对‘刻骨的真实’这一词的偏爱，某种程度上受到该文的影响”。如此“偏爱”所攫取的、激荡的强烈情感共鸣，究竟来自于何处？显然并非来自摹写经验表象的“新写实”本身对陈晓明的触动（因为“新写实”在陈晓明的批评视野中，视作一种不得不的妥协），而是来自“刻骨的写实”背后所反映出的“自己生命的真实记录”“刻骨的诚实面对自己”这样唤起陈晓明对应的“生命本体力量”的、抉心自食的自我启蒙。这恰恰是“新写实”无法提供，而“现代性—启蒙”独有的安顿身心的“真实”体验。

1995年《真实的迷失》试图通过梳理“真实”的谱系，把握1990年代使用“真实”的分寸。这篇文章一面勾连起上文所说的经典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新写实”）之间的悖论/断裂：首先，将作为一种写作手法的经典现实主义转化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历史事实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而，将“真实性”视作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都共同追求的、一以贯之的美学基本范畴。另一面也在“真实”的谱系细致梳理中陷入“迷失”。“真实”在“先锋派”那里“不再是客观真理，不再是还原现实的法则，仅仅是个人的感觉和内心体验。他们乐于在语言的平面和幻想的空间舞蹈”。在“晚生代”中指向“抓住当代生活的外部形体，在同一个平面上与当代生活同流合污，真正以随波逐流的方式逃脱经典现实主义文学由来已久的(反映历史本质规律)的规训”。“真实”在内面化与随波逐流中，迷失了自身作为尺度的意义。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解构，不意味着我们终于赎回了“真实”，而是“一系列新的（也许是更严重的）问题刚刚开始”27。

从1992年《常规与变异》到1993年《反抗危机》到1995年《真实的迷失》，陈晓明逐渐完成了自身以“真实”为支点的批评尺度。正因“真实”作为参照系介入彼时的文学研究、批评的场域，陈晓明得以敏锐地把握混沌的1990年代文学所做出的努力以及值得努力的方向。同样，也正因“真实”本身构成一个复杂、多义的话语场，陈晓明才能够不安顿于某个变动不居的判断标准。从客观上说，选择复杂、多义的“真实”为支点的陈晓明，实际上内在仍指向着一个不断回心的“浮躁”。“浮躁”中那种没有办法很好地整合一个世纪的西方资源与中国现实处境的不稳定感，构成了陈晓明启用“真实”为批评尺度的动力，并进一步激活了处理1990年代“真实”状况时的理论敏感性与创造性。

但即使如此，也必须承认“真实”的批评尺度，在陈晓明1990年代的表述中始终悬而未决。从1992年文中表现出对后现代处境中“新写实”调和、折中的失望，到1993年文中对“新写实”调和、折中的宽容、默许，到1995年煞费苦心对“真实”历史化后再次表露的隐忧与迟疑。“真实”的追寻，似乎越慎重、越努力，就越疑窦丛生、越迷失。

三、再造人文精神与“浮躁”的限度

面对“先锋派”形式实验的溃败、重构批评尺度时“真实”的迷失——向“浮躁”回心，一次次从活力走向不了了之。我们必须正视，“浮躁”（敏感性与创造性的过剩）终究是一次次不得不的消化不良——“及物”时疲软与对问题真正解决的延宕。1990年代的陈晓明，正迎来“浮躁”的批评限度。但这一限度恰如木山英雄分析鲁迅那般，是由“作为契机的‘失败’意识及与此相联系的绝望感，和再无法归于沉默的生之运动之间的矛盾纠葛”28而促成挣扎与缠斗的限度。这种深度嵌入“失败”“绝望”与“生之运动”之间的身心纠葛感，以及经由挣扎与缠斗逼近限度的决心，或许正是当下愈发流水线化的学术精神场所重度缺失的。

本部分拟从19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与1990年代末“知识分子”与“民间”诗人之争——两次分别开启和结束1990年代的论争——出发。由前者中梳理一条贯穿陈晓明1990年代的精神立场，从而充分理解伴生于“浮躁”的“现代性—启蒙”内在情绪如何“生之运动”；由对后者的细读，探讨“浮躁”为何最终迎来自身的限度。

回看1993年到1995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笔者以为，1994年陈晓明《人文关怀：一种知识与叙事》对“人文精神”的批判，其实并不来自对“人文主义者”判读当下处境上的不同理解。譬如，崔宜明说“今天的文化差不多是一片废墟”29，陈晓明在《无边的挑战》中同样提供了“溃败”的1990年代文化景观。陈晓明也并没有像“后学”的另一面旗帜张颐武一样，以理论立场的不同，来批判“人文精神”：过快地将对“人文精神”的批判放置在“现代—后现代”的对称框架中，进行一次迅速且有效的后现代话语理论操演，以击中“人文精神”“权力—知识”的操作机制。而是花了大量的笔墨对人文主义者表达“历史的尊敬”，“我感兴趣的依然是那些怀有真实历史感的同代学人，他们的人文立场和终极关怀构成了这个时代意味深长的文化现象”30。这种尊敬是一种“同路人”的尊敬。在《无边的挑战》中，陈晓明对自己也同样表现出一种后人文主义时代的人文主义者的想象，“对付这个自行解构的时代——为了使自己不会落到堂·吉诃德那种可笑的境地，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扎根‘在人文科学的浪漫主义传统之中，在其人文主义传统之中’”31。所以，陈晓明不仅不反感“人文精神”，甚至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人文精神”的追随者。那么，问题就变成了：陈晓明究竟为何在此次论争中站在了“人文精神”的对立面？

回到《人文关怀》文本，“人文精神”之于陈晓明的真正不满与愤怒在于：“人文精神”被旗帜化这个行为。当“人文精神”被旗帜化，变成一种迫使知识分子“殉道”的道义，其就被钉在了某种不可反思的神话位置。1990年代好不容易赎回“小写的人”的知识分子，重新嗅到了1980年代“大写的人”的那种消极的意识形态气息。一种默许在一代学人中的对“人文精神”恋旧之煎熬（因为人文精神意味着1980年代自身实践的“失败”意识与“绝望”感）突然被“人文精神大讨论”合理化。“人文精神”不再作为隐匿于学人心中成为面对当下“溃败”处境时的痛定思痛，而是作为失败的80年代经验的重新复活。尤其对于在“浮躁”中持有更新理论手段的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对失败经验的大肆宣扬甚至权威化，这毋宁是一次彻底的倒退。

“人文主义者”实际做出的批评实践，也证实了其在后现代主义者眼中的倒退。譬如，王晓明轻易地使用“人文精神”的尺度，认为1987年以来的“先锋派”“新写实”兴起导致了“精神后退”。这显然与陈晓明在挣扎与缠斗中生长出来的判断是抵牾的。所以我们不难理解陈晓明虽未直指“人文精神”，却对其批判充满了范式的不满。同样，也可以理解1993年陈晓明在《反抗危机》中对“新写实”的辩护。陈晓明动用后现代话语对“人文精神”的知识构型化、权力化、精英—权威化进行批判，毋宁说是愤怒于“人文精神”这面旗帜与“人文精神”作为安顿身心的生之力量已经相去甚远。在《人文关怀》最后一段，陈晓明对自己的批评态度做出了区分：一面尊敬有“人文关怀立场的当代知识分子”；一面打破对“尤为关注人类的命运和精神价值”这样人文主义者存在的迷思——“他们也不过是在讲述一种话语”。对后者的不满：来自于后现代话语形塑的后现代处境中“小写的人”，已经不必要也没可能拥有这样的命运和精神动力；来自于陈晓明自身的人文精神体验以及宿命感——“我们时代的人文主义者以及‘纯文学’的追寻者，发现自己处在绝路上……19世纪尼采说‘上帝死了’，20世纪福柯说‘人’死了，我们不可能指望任何‘个人’来拯救历史，甚至连文学都拯救不了。而我们——这些文化守灵人，只有被命运拖着走，这就是我们的劫数”32。

陈晓明从“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反映出的独特精神立场，我称之为——反“人文精神”的人文精神。这样的精神立场将一直绵延在其1990年代的批判实践之中。反“人文精神”的人文精神究竟为何？前一个“人文精神”是作为立场的、不经反思挪用1980年代时代情绪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之于陈晓明来说，已然作为一个疼痛历史事件而“失败”了。而“反”的意思是让在论说者身心已然形成观念的、失败的“人文精神”重新问题化，甚至在当下处境中生长出反对它的力量。这就是说：即使“人文精神”失败，而彼时实无替代“人文精神”的更好提案，陈晓明依然拒绝沉默，也拒绝退回1980年代的失败情绪中。在对“浮躁”的跨越中反“人文精神”，生发“生之运动”。后一个人文精神是指，经由1980年代文化洗礼的一代学人（包括陈晓明）自然而然与人文精神相连接的那种情绪。这种情绪可以是恋旧的、作为中间物而感到尴尬的、在意识之下混沌不明的。一旦意识层面对现实处境出现了巨大问题，新的洞见亦难以解决。这种作为情绪的人文精神会成为搅动陈晓明身心和现状的异质物，进而影响其精神立场、批评实践。换言之，反“人文精神”的人文精神，并不是逻辑层面上辩证法的扬弃，而是精神层面上不得不的自我挣扎。这种挣扎不意味着正确，而仅仅是经历过1980年代美好的陈晓明面临1990年代巨变时，突如其来的中间物般的自我感知。当1980年代“现代性—启蒙”的挫败，陈晓明对人文精神进行悬置。其拒绝沉默走向了另一面——以后现代话语反“人文精神”。但当1990年代的挫败同样是随之而来，那个悬置而未遗忘的人文精神将搅动陈晓明的身心。被悬置而未被遗忘的“现代性—启蒙”装置，在人文精神的搅动中，以自我启蒙的方式开始了其“生之运动”。

当反“人文精神”的人文精神这条线索厘清，我们就能把握1990年代末“知识分子”与“民间”诗人之争时，陈晓明的立场倾向。譬如，陈晓明虽站在了被“民间”视作精英、权威的“知识分子”写作这一面，这一看似与“人文精神大讨论”相反的抉择。实际上内在精神立场却是一贯的。如果说当1980年代“人文精神”作为旗帜，已然丧失了人文精神的内涵且难以作为彼时补足思想状况的动能。那么，1990年代诗歌（“知识分子”写作）之所以获得陈晓明的赞许，正是因为：在“思想空场”的时代，他们虽与当年人文主义者一样愤怒，一样是1980年代的人文精神中生长的一代，却深刻地认识到1980年代的整体失败与退场，“总之必须与1980年代决裂......至少必须在精神上死一次”。从“启蒙大众”到“自我启蒙”，反“人文精神”的人文精神搅动的身心，不能以整体性而只能以后现代处境下零星碎片的方式，对“思想空场”进行补足。“一部分诗人不过是在这个分裂的间隙（in-between）以一些单薄的思想片断填补思想空场，虽然无济于事，但总是一种努力。”33

“努力的无济于事”与“无济于事仍要努力”感，始终萦绕于陈晓明1990年代的批评情绪之中。在八九十年代之交，陈晓明曾雄心勃勃地从“浮躁”中感受到理论过剩，并认为这正是获得“敏感性与创造性”的契机。但1990年代无数次寻索与迷失后，身处1990年代末，陈晓明发现努力最终迎来的仍是“思想的空场”。“浮躁”的理论过剩，终究没能转化为思想的过剩、更不必说行动的过剩。理论与思想的错位，正在切实地迎来“浮躁”的限度。

《词语写作》就是面对“浮躁”的限度时，出现的一篇重要文献。无疑，《词语写作》以其深刻的批评洞见打开了1990年代诗歌研究的一个重要向度：即“语言本质主义”（词语写作）与思想缩减之间的对位关系。但另一方面，陈晓明在评价“1990年代中国文学唯一还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行当可能就只剩下诗歌”34所用的尺度，恰恰是那个八九十年代之交深刻激荡着其身心的“先锋派”的尺度。语词写作毋宁说是“先锋派”形式革命在1990年代诗歌中的呈现、复活。

暂且不管语词写作有没有使1990年代诗歌陷入自身的困境，其确实让陈晓明看见了形式革命不断自我生成、具有长时间生命力的可能。陈晓明对“先锋派”的判断是：“用形式主义策略来抵御精神危机，来表达那些无法形成明确主题的历史无意识内容”35，这与判断1990年代诗歌（尤其是“知识分子”写作）“机智地遣词造句，巧妙地避开思想重负，在语词碰撞的瞬间，既把自己与时代剥离，又委婉地与其拥抱。”36几乎如出一辙。由“语词—形式”构筑的美学乌托邦，从“抵御精神危机”“避开思想重负”诸类表述中泄密而出。

“浮躁”的悬浮感终究无法形成愤怒抑或革命穿透思想壁障。在后现代话语与巨大历史创伤（告别革命）的裹足中，陈晓明只能期待一次次迂回地触摸“历史—现实”——无论是表达历史无意识、还是与时代剥离又委婉地拥抱。当1990年代初的批评尺度与对尺度的反思，最终落到1990年代末的无可奈何——“个人性既是一个出发点，也可能还是一个终点，也不得不是一个终点”37。陈晓明在一次次向“浮躁”回心的激情中迷失了如何落地，最终迎来了自身以及1990年代一代学人的倦怠和“浮躁”的自我重复。彼时，唯有突破“浮躁”的限度，才使陈晓明获得向陈培浩所说“学术深化和成熟期”38跨越的契机。

余 论

以1990年代的陈晓明为方法，我们已然获得了一种与汪晖所批判的“后学”完全不一样的后现代体验。陈晓明在2004年写出了整理自己1990年代批评思路以及展望批评未来的重要文章——《现代性与后现代的缠绕及其出路》，这篇文章企图与之商榷的重要对象，正是汪晖1994年的那篇雄文。文中，陈晓明忿忿于：一方面是受到后现代滋养的“新左”仍坚持不懈地抨击后现代；另一方面是当“新左”执着于批判“资本主义”和现代性历史时，“人们已经不再关心当下的问题，不再看当代文化不管是诡秘的还是生动的面目”39。后现代的失落，不仅仅关乎一种批评话语的退场，更是关乎那个始终在“浮躁”的不稳定感中敞开地对当下“敏感性和创造性”的丧失。从21世纪回看1990年代后现代话语的位置，陈晓明的判断是中肯的——“当代知识和观念的推进，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后现代清理出的一块基础。”40在这个意义上，“浮躁”的珍贵或许不并在于它怎样收纳了过剩的后现代理论，而在于它如何经由过剩的后现代理论不断瓦解、爆破陈见，以“清理”出一块可供纳入新质的空地。

步入21世纪的陈晓明，从“浮躁”的1990年代中突围。开始更为冷静地对“现代性—后现代性”这对命题进行重思。“简单地说，现代性的那些基本价值理念可以作为思想的出发点；而后现代的思想视野可以看到更复杂多样的差异状况。”41当后现代的批评实践在1990年代陷入迷失，现代性的批评力经由“新左”不断召唤回1990年代的批评场域。现代性的基本价值理念重新在陈晓明的意识层面获得整理、正视。而后现代话语也从1990年代那种与身心的共构关系，分离为一种“思想视野”、一种“问题意识”。进而，那个不断搅动身心的“浮躁”抵达了自身的历史限度，在21世纪初，陈晓明的批评实践也完成了其从“思想—精神史”向“学术史”的转换。

当“现代性—启蒙”不再构成一种异质的内在情绪，而和解为价值理念；“浮躁”的身心所可能引入歧途的迷失与痛苦，落地为冷静克制的“思想视野”。陈晓明所代表的一代学人在1990年代的学术精神——那种主体在思想重负下回心于“浮躁”，并历经一次次搅动起内面情绪的艰难选择之身心知觉，也就在21世纪来临、“浮躁”的热症散去后缓慢落下了帷幕。

注释：

1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82页。

2 许纪霖、罗岗等：《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101页。

3 陈平原：《学术史研究随想》，《学者的人间情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30页。

4 9 张旭东：《全球化与文化政治：90年代中国与20世纪的终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4、158页。

5 6 陈晓明：《拆除深度模式——二十世纪创作与理论的嬗变流向》，《文艺研究》1989年第2期。

7 陈晓明、汪晖：《文学的巴比伦塔已经倒塌》，《文学自由谈》1989年第2期。

8 陈晓明：《后现代：文化的扩张与错位》，《上海文学》1994年第3期。

10 18 19 20 陈晓明:《常规与变异——当前小说的形势与流向》，《文艺研究》1992年第6期。

11 关于文化/思想溃败而生成的创造力，可参见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对王安忆1990年代前后小说的评述：“穿越过二十世纪末期文化溃败的历史场合，确实写出了一代人的历史境遇，写出一种文化的历史境遇，而具有非同凡响的震惊力”。

12 13 14 15 17 31 32 35 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312、314、33、313、313、315、105页。

16 陈晓明：《理解的艰难》，《文学研究参考》1988年第3期。

21 22 23 24 25 陈晓明：《反抗危机：论“新写实”》，《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

26 李锐：《“现代派”—— 一种刻骨的真实，而非一个正确的主义》，《文艺研究》1989年第1期。

27 陈晓明：《真实的迷失：从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湖南文学》1995年第7—8期合刊。

28 [日]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北京大学出版2004年版，第25页。

29 王晓明、张宏、徐麟、张柠、崔宜明：《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

30 陈晓明：《人文关怀：一种知识与叙事》，《上海文化》，1994年第5期。

33 34 36 37 陈晓明：《词语写作∶思想缩减时期的修辞策略》，《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王家新、孙文波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93、93、109页。

38 陈培浩：《后现代之后的现代性探索——陈晓明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转型》，《文艺争鸣》2024年第1期。

39 40 41 陈晓明：《现代性与后现代的缠绕及其出路》，《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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