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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地理于小说而言极为重要。地理不仅构成小说的空间场域，更是以其符号意味和交互关系构成小说的深刻语义结构。海飞的《昆仑海》是一部极具地理诗学分析价值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海飞最为独特的地方，就是构造出自己的“小说地理学”。海飞擅长以空间地理的独有历史内涵，构造出小说的特定叙事意涵，生发小说的主题；以地理关系结构故事、处理人物关系，营造小说的叙事张力。在“谍战”的外衣下面，《昆仑海》饱含着复杂的家国天下的主题，海飞既肯定家国主题，同时更有对家国主题下的战争、杀戮等有着清醒而深刻的审视。

关键词：《昆仑海》 海飞 小说地理学

地理不是小说之外的东西，而是小说本身。地理之于小说，不单是给小说中的人物活动和故事的开展等提供必要的空间和场景，更为重要的是，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地理思维、地理观念、地理情感等。这些内在的主体性的东西，会渗透到小说的各个环节，赋予小说以特殊的意涵。另外，因为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军事的、经济的等原因，小说家写到的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之间，往往会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复杂地缘关系，这种地缘复杂性，更会为小说生发出无穷的意趣。

如何合理和巧妙地运用地理元素，深化和拓展小说的主题，丰富人物形象的内涵，这是小说家们原本当用心和用力之所在。传统的中国小说非常重视小说的地理问题。像《三国演义》，倘若没有地理的眼光，不要说写不出那样的鸿篇巨制，即便是读，恐怕也是似是而非而不得要领。《三国演义》中的地理是写实，《红楼梦》《西游记》中的地理则虚实相间，实在的地名，与或隐喻或隐语的虚构地名，自成一个系统。传统小说重视地理问题，首先在于地理是与星野、五行等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根源，就在于传统文人的治世事功之心，“凡有志于用世者，河渠、边防、食货、兵制，皆其所有事也。然而莫重于舆图，何也？舆图者，史学之源也”。1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文学的聚焦点转向社会和人事，特别是地理知识被专门化，文人作家难以形成地理方面的专门知识，所以，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地理元素被极度淡化，鲜有那种从山川形要中见天下形势的力作。但是，这并不是说当代小说中没有地理元素，而是说现代以来的小说家们，少有小说地理的自觉与主动而已。

比较而言，海飞是当代小说家中为数不多擅长运用地理元素来创构小说的作家。他的《惊蛰》《向延安》等一干民国谍战题材小说，主题、故事、人物俱各不同，但其核心地理构架则多在上海、重庆、南京、北平、延安之间穿插连缀。特别是新近出版的《昆仑海》，其中的小说地理实践更是韵味无穷。检讨这部小说中地理元素与小说诗学建构之关系，既是理解《昆仑海》的一个角度，亦是理论上对小说与地理关系进行案例分析的实质性尝试。

一、地理、符号与小说的张力

《昆仑海》沿袭海飞近些年创作的一贯特点，仍以谍战为主。小说以明代抗倭为历史大背景，叙述锦衣卫小北斗门掌门昆仑赴台州古城拔除倭寇暗桩，押解犯人回到杭州受审，夺回明代海防图之事。却因一场有预谋的大火，顿生波澜，昆仑远赴琉球，最后夺回明朝海防图，摧毁日本在琉球设置的兵工厂及火药库。从故事层面来看，《昆仑海》确实是一部悬念迭起的小说。海飞极擅布势，扬抑、藏露、明暗、奇正、顺逆等，尽在掌控之中。叙事节奏上，海飞似乎尽得中国文人画的心意，“凡势欲左行者，必先用意于右；势欲右行者，必先用意于左”2。起笔写昆仑一人一马，冲出杭州城东的候潮门，瞬间在驿道上奔跑成一道闪亮的光。这是起势。小说从强处写起，以京城锦衣卫小北斗门掌门的身份，清除几个边陲倭寇暗桩，岂非轻而易举？然而，接下来的事实，却是昆仑处处碰壁，几近丧命。仓皇之间赶赴桃渚营试图挽回颓势，却同样是遭遇到重重的危机，步步惊心，甚至小北斗门的两个同事韭菜和寻枪，也不明不白地成为千户所城墙外河沟里的两具浮尸，所要押解的犯人骆问里越狱出逃，杳无踪迹。至此，昆仑已处于穷困之势。小说从强势写起，至此而转弱。接下来，再写昆仑孑然一人，远赴琉球岛国，经过几番较量，绝处逢生，最后完成任务，再而从穷困转换为强势。其中，势在强弱盛衰之间的转换，为《昆仑海》带来故事情节的顿挫与起伏。

这种强弱盛衰的势能转换，是小说的节奏，更是海飞小说的“文法”。欲合而故纵，欲纵而故合，起落之间，顺势结撰，自成丘壑。从小说的结构上看，《昆仑海》的空间地理特点还是非常明显的。小说的四个部分，就是四个地理空间的相互切换。第一部分，名曰“日落紫阳街”，全部的故事，都是发生在台州府的紫阳街上。第二部分，“雾锁桃渚营”，则是以台州府治下的抗倭重镇桃渚营作为故事发生阵地。第三部分，“琉球国长夜”，地点则转移到东海之一隅的琉球岛国上。第四部分，“台州府明月”，故事再次回到台州府城。有意思的是，海飞没有把每个部分叫作“章”，而是写成了“波”，故而就有“第壹波”“第贰波”“第叁波”“第肆波”这样的篇章结构。之所以是“波”而不是“章”，我想，海飞突出的，除了台州府城和琉球岛国都在波涛之畔，另外，当是整个事件展开的过程之中，内部各种力量的激荡和暗流涌动，从而造成外部的汹涌和起伏吧？从《昆仑海》给人带来的整体阅读感受来看，故事的编排，确实犹如江海之潮，时而夺云蔽日、吞天吐地，时而蓄势待发、寂然无声。

《昆仑海》所写到的地理单元，不止是台州府城与琉球岛国，另外还有北京、杭州、辽东、云南、日本等。海飞有详有略，各有侧重，各有轻重。海飞的小说地理，运用得恰到好处。小说中的每个地名，其实都暗含着深刻的历史寓意。这种历史寓意，是历史地形成的一种暗含着前文所说的地缘政治学的历史叙事意味的空间存在。《昆仑海》中，首要的地理单元，当是台州府城与琉球岛国，两者构成一对特殊的关系。在今人的地理意识中，台州府城或许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所在，但是在明王朝的历史上，台州府城却是抗击倭寇的最前沿阵地。明代的台州府城，不在今日的台州行政区划中心之所在地，而是台州下属的临海，那里有明代戚继光所修建的长城，以作为抗击倭寇的重要军事设施，至今仍保留完整，是临海最重要的历史景点。《昆仑海》中所写到的紫阳街、桃渚营千户所、台州府城等，都是在今日的临海，而非今日之台州行署所在之地。正是如此，临海与琉球岛国，构成了一对富有历史张力的空间地理结构。临海作为一个地理存在，本就有它的特殊符号，那就是它的长城。此一地理意象，召唤出的，本就是人们对明代抗倭的历史想象。而琉球岛国，在明代的时候一方面是明朝的附属国，成君臣关系，受明政府册封；另一方面，琉球因为地理位置介于日本和中国之间，在明代倭患严重之时，琉球便成为倭寇侵害中国的一个跳板。正是如此，临海的古城墙，便构成一种抵抗倭寇入侵的地理符号；而琉球则是作为另外一种地理符号而存在的，那就是它的跳板的作用。当两种地理符号并置在一起的时候，事实上，如此的两个地理意象无形当中就会构成《昆仑海》的特定历史语义，并且限制了小说的主题。在“临海—琉球”这样的地理结构中，小说的主题不可能会突破“抗倭”与“侵略与反侵略”之类的家国天下的叙事框架。至于小说中的京城和日本，虽说涉及甚少，但其犹如震源，各种力量的发动，皆是出自两处。

临海与琉球，是一种历史的张力。而小说中的辽东和云南，则与“京城”构成另外一种历史的叙事结构。两地一南一北。小说中，海飞不止在一个地方写到了辽东，“辽东落下来的雪，每一片都有白色的海鸥那么大，覆盖着战场上茫茫的尸体”3。海飞以富有诗意和梦境气质的笔力，写出的却是辽东战场的惨烈与悲凉。从历史自身的脉络来看，小说中写到的辽东，是明代王朝北方边境的最大压力，此后明亡于清，就是这一历史脉络的延伸。大明王朝从嘉靖到隆庆再到万历年间，北方有辽东的蒙古和女真，南部有云南的土司叛乱，东部有日本倭人之海上侵扰，大明王朝像是四面漏风的墙，最后倾颓于北方女真的蛮暴入侵。海飞写地理，辽东、云南，是与京城构成对应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民族关系，亦是政治关系。骆问里从京城出发，跟随李成梁所部征战辽东，这是从中心出发，对边缘的征伐；昆仑出征云南，也是从中心出发，对边缘的征讨。小说中的地理结构，临海和琉球是一组对应关系；中国和日本，是另一组对应关系；而京城和辽东、云南，则是又一组对应关系。

在海飞构造的三重地理结构中，表面看，叙述的是一个古典的谍战故事，但是其在更开阔的地理空间层面，叙述出的却是大明王朝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国势和气运。小说中，海飞不止一次写到“万历三十五年”。整部小说故事的时间聚焦点，就在“万历三十五年”。从春分日昆仑打马出杭州城，到小满日昆仑在琉球与“花僮”接头，再到夏至日昆仑在桃渚营与“穿云箭”中的倭谍“箭”——张望——这个抗倭前线明军中的千户长的对决，再到冬至日，在郑国仲的亲自率领下，满载着兵勇与火铳的六艘战船浩浩荡荡地向东矶岛驶去，最后将陈五六、丁山、苏我明灯等一一除灭。海飞以不同的节气为要领，将各种事件编排在一起，而成为完整的故事。这是在“万历三十五年”内部。而从“万历三十五年”的外部来看，时值1607年，世界早就进入大航海时代。就是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荷兰在直布罗陀海大败西班牙，英国殖民美国的弗吉尼亚。大航海时代，风水轮流转，西班牙、葡萄牙等早期的海上殖民帝国渐渐没落，荷兰、英国等新兴的海上帝国逐渐崛起，改变着世界的格局和进程。《昆仑海》中，海飞虽然没有把大明王朝的命运放置在大航海时代和世界五百年的殖民史中去看，但是，实际上小说不可能不涉及这样的世界格局与形势。比如说海飞在小说中写琉球岛国：

明灯客栈像个热闹的集市，里头的客人来自世界各地，除了中国、日本和朝鲜，还有金发碧眼鼻梁高耸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以及意大利人。到了夜里，这些五光十色的面孔便纷纷从房里出动，聚集到客栈院子中那排密集的灯笼下，一起喝酒，一起赌钱。4

大航海时代，琉球虽然只是处在东海之一隅，但是却再也不是那种孤悬海外、与世隔绝的，被世界遗忘的岛屿，而是进入新的世界体系中的五方杂处的世界。此乃天下情势，大势滔滔。紫阳街的边防长城再坚固，终究还是挡不住天下的滔滔大势。“万历三十五年”，琉球虽是五方杂处，但毕竟还和大明王朝保持臣属关系，琉球国王易位，都需要接受大明王朝的册封。这是“万历三十五年”的琉球，是“万历三十五年”大明王朝海外的局势与情势。然而在小说的结尾，海飞却如此写道：“1897年，琉球岛被日本完全占领，又在若干年后更名为冲绳。”5从“琉球”到“冲绳”，地理之名变，实为天下情势之变。如此的名变，隐含着的其实是海飞某种家国天下的历史忧思。时也，势也，运也。海飞将特定的地理结构，植入历史事件的经纬中，通过时间与空间的相互诠释、相互激荡，生发出历史主题的苍茫感。

二、地理、关系与小说的张力

海飞极擅长设计各种人物关系。小说不是故事，但却离不开故事，故事因人而生，而人又处在各种“关系”中，所以，“关系”以及“关系”的变化，是小说情节、故事变化的生生不息的气机。有些时候，看一个小说家、一篇（部）小说、小说中的故事好不好，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看他或者它是否写出好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海飞堪称深得小说创作的精髓。《昆仑海》篇幅不长，涉及的人物并不算多，但是其中的人物关系却极为复杂、玄妙而富有意味。如昆仑这个人物，围绕他，小说便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网：他与礼部郎中郑国仲，锦衣卫小北斗门中的韭菜、横店、胡葱、风雷、寻枪与千八等，是朝廷系统内部的上下级关系；他与笑鱼（苏我明灯）之间，则是少年的情谊，是复杂而又单纯的朋友关系；他和骆问里之间，则是缉捕者与逃犯的关系，亦是子与父的关系；他与丁山和杨一针之间，是男女的情爱关系。昆仑的关系，是一张密织的网，在人物与人物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当中，行动、冲突、连断、转折、反转等，构成一个非常繁复的具有多重塑造可能性的故事世界。不独昆仑如此，《昆仑海》当中，几乎每个人物都处在交错的关系中，如骆问里与昆仑、阿普、张望（“田鸡”），就有父子、情人、似友实仇的朋友关系；笑鱼与昆仑，与自己的“父亲”，与“叔父”苏我入鹿；丁山与昆仑、陈五六；苏我入鹿与笑鱼、笑鱼的母亲、阴阳师楼半步、灯盏，等等。这些人物无不是处在各种各样的复杂、动态、不确定的关系当中的。唯因《昆仑海》构造出形形色色的、动态的人物关系，所以小说才显现出百川交织的激荡和流动的气质。小说中的故事展开，有时如怒涛腾沸、水阔天空，有时则若潺湲缓流、隐而复出。整个故事的缓急、浅深、轻重与浓淡，皆由人物关系和关系的变化而出。

《昆仑海》中人物关系的处理，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以地理单元来结构和完成人物的命运推展、故事构造和形象塑造。比如骆问里，他的人生轨迹、故事叙述、形象塑造，就有一个清晰的地理逻辑结构，那就是“京城”—“辽东”—“杭州/台州”—“琉球”这条地理线索。在北京城那条狭长的铁匠胡同，骆问里出生在此。在那个总是开满桂花及石榴花的院子里，他是他的铁匠父亲的儿子，他是他刚过门的妻子的丈夫，如果不是远赴辽东，他自然就是昆仑的父亲，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香火代代，绵延不绝。后来他去了辽东，在辽东战场，摇身一变，成了李成梁将军麾下一名策马奔腾、奋勇杀敌的勇士，大雪飞舞中，他身负重伤。可是世事无常，在杭州和台州，他的身份却成了一个杀死上峰的叛逃士兵、一个赌徒、一个与人通奸并误杀死别人丈夫的通缉犯。再后来，为了逃避追捕，他受到别人的欺骗，带着明朝的海防图离开了大明的国土，逃到了琉球，终而沦为叛国者。骆问里的命运和身份之变——从凡俗之人到英雄到逃犯，再到为人所不齿的叛国者，有一条清晰的地理变迁的轨迹，时移地易，人的名位亦随之而变。这种地理变迁与人物身份的位移，在小说中很多人物身上都可以看到，较为典型的如阿普。骆问里的地理结构是“京城”—“辽东”—“杭州/台州”—“琉球”，阿普的地理结构则相对较为简单，就是“杭州”—“琉球”。在杭州这样的南方之地，阿普并没有多少妇道的观念，作为有妇之夫，她和骆问里这个赌徒勾搭成奸，导致自己丈夫误死在骆百里的刀剑之下。但是，当阿普被掳到琉球岛国的时候，她内心的耻辱感、罪感则被充分唤醒了。唤醒阿普内心耻辱感和罪感的，不是偷情、通奸和误杀自己的丈夫，而是她死心塌地爱恋着的骆问里，成为了一个背叛明朝的人，这是阿普所绝对不能原谅的，因为背叛国家的人，就是阿普永世的敌人。在琉球岛的灵鹫寺里，阿普青灯古佛，在墙壁上用鲜红的血写出一个大大的“问”字。阿普的“问”字里，海飞处理的其实是一个“小节”与“大义”的问题。在杭州，阿普和骆问里偷情、通奸，导致丈夫被误杀，她虽然知道这是罪孽，但她却并没有因为这些行为和结果而断绝和骆百里的往来，因为她知道这是小节，自己是于小节有亏。可是当骆百里到了琉球，带着大明千里海疆的海防图，为倭寇制造入侵大明的火器和火药，虽然骆问里并非主动，但这却是阿普绝不可以原谅的，因为这是大义，是国家的大义、民族的大义。阿普虽为女子，却不敢于大义有亏。海飞借助“杭州”—“琉球”这样的一对地理结构，完成对阿普形象的道德、伦理的重塑。阿普的蹈海赴死，是海飞对她的形象净化，也是对小说中的家国天下主题的升华。

《昆仑海》中，以地理的空间之变写人的身份、名位之变最突出的还是笑鱼。在台州府城，昆仑初见笑鱼时，他是一个目光明亮的盲人少年，一个青涩的犹如被雨淋湿的竹子一样的白衣少年。回到琉球之后，青涩的白衣少年笑鱼，成了锦衣华服的富贵少年苏我明灯。尽管还是一样明净的笑容、一样清澈的目光，但毕竟是此一时彼一时，笑鱼与苏我明灯，是大明与日本的区别，笑鱼是大明少年，苏我明灯则是日本少年。小说中，苏我明灯与昆仑有段对话，在琉球岛国，昆仑与苏我明灯相遇：

你来琉球多久了？明灯说，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你不像是以前紫阳街上的昆仑。

你以前眼睛看不见我，又怎么知道我不像以前？

我虽然看不见你，但却不影响我在人群中分辨你的气息。6

两个少年朋友，一个叫笑鱼，其实是明灯；一个是昆仑，却成了海掌柜。时间、地点之移位，名亦随之改变。这种名变，主要是人物的关系之变；而这种人物关系之变，亦是因应地理之变。笑鱼在台州府城紫阳街时，他的父亲，还是那个骑着一匹白马、狂奔在炽烈的阳光下、最后随着那匹犹如鬼邪附体的白马坠入深海的那个人。紫阳街上，他的父亲，是他的回忆，活在那个他时常进入的梦境之中。可是回到琉球岛，他的父亲却成了他的叔父苏我入鹿，他的叔父苏我入鹿成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那个他反反复复梦到的人，却成了他的名义上的父亲和实际上的伯父。苏我入鹿和苏我明灯，虽有父子之实，却也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因为，苏我明灯的父亲其实是死于谋杀，死于他的叔父苏我入鹿之手；苏我入鹿为了占有苏我明灯的母亲——自己的嫂子，给自己的兄长安排一匹发情的种马，并给种马喂下令它狂躁的药，导致自己的兄长连人带马坠入悬崖，葬身大海。

海飞不仅善于以地理的空间之变写人的身份、名位之变，他更擅长在各种地理关系中去把握人物关系，通过地理构造来强化和突出小说中的人物关系的张力。骆问里与阿普的关系中夹杂着“杭州”—“琉球”的地理张力；笑鱼与苏我入鹿的关系，同样有着“台州”—“琉球”的地理张力。特别是昆仑与骆问里之间的父子关系，更是富有地理张力。在昆仑的记忆中，他的父亲一直是个英雄，是一个为了国家战死沙场的英雄。昆仑自小开始，在吉祥孤儿院里就接受了一个事实，他的父亲死在了辽东，那片尸骨遍野的、白茫茫的原野，杂草丛生的战场，埋葬着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与国家、英雄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后来在琉球，当骆问里告诉昆仑，自己就是他的父亲时，昆仑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他的父亲是骆问里这样一个事实。因为，在昆仑的地理意识中，父亲是与一个叫作“辽东”的地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辽东”—“战场”—“英雄”，这是昆仑对“父亲”形象的全部记忆和全部想象，除此之外，不可能再有第二个父亲。况且，琉球的骆问里，早已经是朝廷的要犯，是一个通敌叛国者。所以，在骆问里详尽地告诉昆仑，铁匠胡同丙陆号是他的家、他家世世代代住在那里、昆仑的母亲姓沈这样的事实时，昆仑其实已知骆问里是他事实上的父亲，但在心理上，他拒绝接受这个事实，因为，“辽东”在昆仑的地理情感中，已经化为一个“英雄父亲”的符号，而“杭州/台州”的骆问里，则是朝廷罪犯的身份，“琉球”的骆问里，更是叛国者形象。

这种地理结构上的张力，是历史地形成的。大明与日本，隔海相望，异域同天，本无瓜葛，但因为倭寇对大明沿海的侵扰，地理空间上就有了敌对的关系，地理与地理之间，就具有特定的张力，并进而影响到人物关系和人物相互之间的命运。骆问里与阿普、昆仑与苏我明灯、骆问里与昆仑，等等，终究是历史的造化之物，由不得自己。

三、地理、主题与小说的意味

《昆仑海》多被视为谍战小说。谍战成就了海飞，亦减损了海飞。之所以说成就了海飞，是因为他的小说多被改编成电影或者是电视剧，所以谍战让海飞名声大噪。说减损了他，是自此之后，众人皆视海飞为“类型小说”作家，便对他小说上的用心与创造不甚留意。的确，因为有影视二度创作的考量，海飞的小说创作从人物关系、对话，到故事情节安排、场景设计等，都有影视改编的前置性介入，如此，则形成海飞小说注重场景描绘和画面感、注重小说人物对话的声音属性、注重小说人物的动作设计等特点。但是，世间万事万物，皆是万变不离其宗，海飞谍战小说的“宗”，还是落在“小说”。就《昆仑海》而论，“谍战”不过是它的外衣，这部小说真正成功的地方，并不是海飞写出多么惊心动魄的谍战故事，而是他在小说艺术层面的独特创造，特别是以地理驾驭故事和人物的“小说地理学”创造等。地理在《昆仑海》中，不仅是符号和关系，还是小说主题形成的最根本元素。《昆仑海》最核心的主题，就是家国天下。这个主题，海飞是以“台州”—“琉球”的地理符号、地理关系完成了深刻的表达。

《昆仑海》中的家国天下主题，渗透到人物、故事之中，其中最显眼的人物，自然是昆仑。但是，从人物的丰富性来看，小说最精彩、最成功的人物，我以为却是骆问里。骆问里这个人物，内涵复杂、丰富。在京城时，小说并没有着墨多少，但显而易见，他是个热血青年，否则就不会远赴辽东抗击外侮。在辽东战场上，他奋勇杀敌，因为战事急转直下，当他从充满血腥味的死人堆里爬出后，成了敌军把兔儿的一名俘虏。之后好不容易回到明军，却受到非人的待遇，骆问里一怒之下杀死上峰，自此开始了逃亡生涯。后被捕关押在台州府城监狱，从台州府监狱逃脱后，辗转到了琉球，并带去大明海防图，成为一名叛国者。从骆问里的人生轨迹看，已然是充满着复杂的变化。不过，海飞写骆问里，我以为最有力量、最饱满的，不是写出他复杂多变、悲凉而荒诞的人生，而是他多变人生背后不变的东西，那就是他的内心深处持守的那种最坚韧的力量，就是责任、担当和家国情怀。表面上看，骆问里毫无疑问是一个从英雄堕落到赌徒、杀人犯、叛国者的形象，但是，他的灵魂深处却有着牢固而持久的东西，就是爱。杀死上峰后，他不敢回到京城那个铁匠胡同，是出于爱和保护，保护他的妻子和尚未谋面的孩子。他和阿普相爱，虽有悖人伦和法律，但却是赤诚而热烈、不顾生死的，这自然是爱。他在赌桌上，逼迫潦倒的日本武士归还所欠的朝鲜人的赌帐，用骆问里自己的话说，就是“爷爷跟万历皇帝一样，最看不惯的就是日本人欺负朝鲜人”。即便是在落魄之际，骆问里仍然是有大义的。被迫逃亡到琉球，他将大明王朝的海防图绘制在自己的头皮上，其实是将大明的海疆安危与个人的生命捆绑在一起的。小说最后，当骆问里身受重伤的时候，他央求昆仑割下他的头颅将他的头颅带走，以防明朝海防图落入苏我入鹿的手里，这是民族大义在他身上的回归。至此，骆问里完成了他灵魂上的自我救赎。骆问里是逃兵、杀人犯、通奸犯、越狱者、赌徒，但他同时也是大明王朝的英雄。

《昆仑海》中，其实有一个深刻的主题，海飞没有去展开，但通过很多人物，却已经涉及这个主题。就是大明王朝的国运问题。外忧自然可见，通篇都在写倭患。结尾写云南土司叛乱，此为内患。但是，其他呢？骆问里明明是一个喋血沙场的英雄，却被一步步逼到逃兵和叛国者的地步，原因在哪？不独骆问里如此。小说中的陈五六，他的爷爷就是戚继光将军手下的前锋右哨，他一直以自己的爷爷为荣耀，可是，就是这样的抗倭英雄之后，同样被大明朝锦衣卫的一个百户随意羞辱，被割去了左边的耳朵。陈五六与灯盏在一起，倒不是他就是死心塌地与明朝为敌，而是他与肮脏的朝廷有仇，“撒尿也要跟那些人隔开一条路”。陈五六如此，李不易和张望同样如此。李不易是戚家军后裔，张望的祖父曾是云南的总督，他们都是朝廷重臣或将门之后，本应该是大明王朝的国家柱石才是，可偏偏却都成了大明朝廷的反对者，与朝廷为敌，这其中的关节，想必是大明王朝盛衰兴废的很重要的原因吧。

谍战之外，《昆仑海》还有一个很有意味的小说主题，就是“寻父”。小说中反复出现一部戏——《花关索》，演的是关羽第三子关索千里寻父的故事。陈五六酒后登上戏台，拉住演关索的演员，送给他一块元宝要求和他一起演，陈五六演关羽——那个丢下关索不管却让他千里寻找的爹。陈五六的记忆和情感深处，爷爷是戚继光的前锋右哨，那是陈家的全部荣光。陈五六被割去左耳，自然是爷爷的威名不再，故而被朝廷和爷爷“丢下不管”，但朝廷不是他爹，他当然不会去寻，可爷爷陈大成却不同，四十六年前嘉靖四十年四月的花街之战，爷爷挥舞着刀子横冲直撞，冲入倭寇的阵营取倭首的首级如入无人之境，这是陈家荣光备至的历史和高光时刻。陈五六的“寻父”，是寻找家族的荣耀和辉煌。某种程度上，李不易、张望同样有“寻父”情结，只是，他们背离大明走得太远，已是无“父”可寻了。

陈五六的“寻父”是精神层面的，而昆仑和笑鱼（苏我明灯）的“寻父”，则既有精神层面的，更有伦理层面的。昆仑对父亲的想象，是伦理和肉身层面的“失父”，而精神层面的“得父”。父亲战死在辽东沙场，是肉身和伦理层面的“失父”，但父亲作为英雄形象植入昆仑的脑际，则是精神层面的“得父”。小说的最后，昆仑完成“寻父”的全部主题，不仅在伦理和肉身的层面见到了父亲骆问里，还在精神层面，因为骆问里的自我救赎和为大明王朝的自我牺牲，昆仑承认自己是骆问里的儿子。《昆仑海》中，笑鱼与昆仑构成一对复杂的人物关系。两人岁数相仿，性情相投，在紫阳街结下深厚的友谊。昆仑是在辽东得父，在琉球知晓骆问里是自己的生父而失父，最后因骆问里荡气回肠的壮举，而再次得父。可笑鱼却有所不同，他在紫阳街时，父亲都是那个骑着一匹通体白色的白马坠入大海的人，可是回到琉球，却发生惊天逆转，父亲成了自己的叔父，叔父成了自己的父亲。在苏我明灯的想象中，精神上的父亲，就是浮现在蓝天白云之间的那张慈祥仁爱的脸庞。苏我明灯对父亲的反复召唤，就是那段带有祷词性质的文字：

阿父，请带我饮风啊

阿父，我要到你的梦里头，你要捧着我

我就能飞到云口端

阿父，请带我去摘鸡冠花

阿父，请带我去剖海珍珠

阿父，请带我寻找晨露呀

阿父，我要游玩，我要回家，我要长大

这段祷词，最见苏我明灯的心性，亦最见海飞的瑰丽的想象力。昆仑是在琉球得父，而苏我明灯却在琉球失父。昆仑伦理上或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最后与精神上的父亲完成了统一，而苏我明灯的伦理上或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与精神上的父亲却永远是分离的。昆仑和苏我明灯，友情的背后，有着家国的冲突。特别是骆问里和苏我入鹿之间，在骆问里的民族大义复苏之后，产生了另一种冲突。最后，骆问里因为苏我入鹿而身受重伤，难以脱身后献出自己的头颅。说骆问里死在苏我入鹿的手上并不为过。正是如此，当苏我入鹿落入昆仑之手时，一为家国，二为杀父的私仇，昆仑绝无可能放苏我入鹿一条生路。苏我明灯向昆仑求情放过苏我入鹿，这是血缘伦理的必然，但昆仑杀死苏我入鹿，除了血缘伦理上的替父亲报仇外，还有家国利益的考量。苏我明灯与昆仑割袍断义，实在是血缘伦理之使然。直到小说最后，苏我明灯在郑国仲下令的炮火中，被炸上了天空，昆仑看见空中的昆仑双灯，像是明灯在向他做最后的告别，海面血水中，漂浮着明灯身上炸碎开来的一片洁白的袍衣。被隔断的情义最终被连接起来。

这种情义的连接，是超越地域、超越时空、超越仇恨的。它是人类最基本的道义。这个道义，构成对战争、杀戮、阴谋等的审判。代表这个审判的，阿普自然算一个，但是她还是对自我罪孽的审判，“灵鹫寺”作为佛家庄严与般若之所在，增加了她的反思与忏悔的坚决程度。小说中，正义审判最重要的人物，自然就是苏我明灯和他精神上的父亲——那个骑着白马坠落海中的慈祥仁爱的父亲。从很小开始，苏我明灯就听父亲说，世间最好的人生，就是远离纷乱的刀光。可是，苏我明灯终究是生活在一个刀光剑影的时代，从国家到个人，不乏追求王图霸业者，又怎么能没有刀光？苏我明灯从紫阳街回到琉球时，所带回来的《花关索》剧本，其中就夹杂着灯盏带回来的情报，一页毫不起眼的空白纸，遇火后显现出密写的内容。这份情报导致牛刀刀暴露身份，最后死在苏我入鹿的手上。当苏我入鹿和牛刀刀经过一番苦斗，双双倒在地上，明灯将现场唯一一把刀子踢给苏我入鹿时，其实，明灯自然就是杀害牛刀刀的凶手之一。苏我明灯之所以叫“明灯”，是因为他的那个精神上的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善良者在黑夜里自带明灯，善良者无敌。”不过，生活在一个布满阴谋、杀戮的无耻的、狼心狗肺的时代，明灯还是不能周全自我，他根本没有办法保持他的那份通体透明的纯良和友善。那枚升腾到天空的烟花并不是传说中的天梯，没有办法让他攀附着天梯，上天去见他的父亲。苏我明灯只能留在大地上，承受着血腥、杀戮、阴谋、背叛、死亡等。他不知道，人世间的残杀何时是一个尽头。残杀、王图霸业，是历史，也是人性。历史是人性的历史，人性是历史的人性。只要人性不改，历史自然就不会改变；只要历史不改，人性同样不会改变。善良者是无敌的，但善良者也是脆弱的。苏我明灯的父亲死于背叛和谋杀，苏我明灯死于征伐。在征伐的世界里，只有强弱，没有善恶。小说最后，明灯手中的烟花弹升空而起，郑国仲的炮弹落下，一升一降，这是梦想与现实的并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地方路径起源的文史互证与学科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1&ZD26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原序二》（一），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9页。

②顾凝远：《画引》，山东画报出版社2017年版，第67页。

③④⑤⑥海飞：《昆仑海》，作家出版社2023年版，第71、101、251、108页。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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