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与融合——刘醒龙《听漏》的叙事探索
内容提要:长篇小说《听漏》以召唤传统之“礼”为核心命题展开,在文体上呈现出向通俗小说跨界融合的特征,它吸收悬疑小说的叙事要素,借鉴情爱小说的“三角恋”模式,还采用了通俗小说“演义”的叙说方式。近年来,这种突破“纯文学”范畴、向通俗小说寻求跨界融合的艺术探索取得了不俗成绩,这正体现出中国当代小说向古典文学传统的回归,亦是中国当代小说文体革新之症候。
关键词:《听漏》 刘醒龙 叙事形式 文体 通俗 融合 通俗小说
一
1980年代的小说界革命,肇始于王蒙、茹志娟等掀起的书写内心世界的潮流。的确,转向书写内心世界的小说革命打破了“十七年”小说仅重视反映外在客观世界的桎梏,使小说进一步拓展了表现对象。随着书写对象的变化,小说在表现技术上的革命也随之出现。小说的表现技巧日益丰富,意识流、荒诞、象征等表现方式为小说艺术革命提供了不少名篇佳作。这股注重小说艺术形式探索的浪潮孕育了先锋小说。先锋小说的问世将小说艺术革命推向高潮,小说怎么写成为小说创作追求的旨归。这一股小说革命浪潮基本沿着西方小说艺术发展的路径前行,西方百年小说艺术发展道路被中国小说家用不到十年的时间一一“走完”。小说革命另一个路径是向中国古典资源进行回溯,如汪曾祺、孙犁等作家将笔触伸向笔记,将笔记传统运用得出神入化。两股小说革命的资源分别为西方资源和中国古典资源,但是,它们共同聚焦于小说的文体革命。1980年代兴起的小说文体革命,扩展了小说的表现对象,将情绪、情感、情调等纳入小说表现对象,使小说超越了中国作家遵循已久的巴尔扎克模式,让中国作家相信,小说可以不再写得像巴尔扎克那样。即使如此,小说仍然是小说。汪曾祺之所以去吸收笔记传统,也是为了让小说写得不那么像小说。总之,这两股小说探索潮流的旨归是一致的,那就是革除小说太像小说的“命”。为何要革除小说太像小说的“命”呢?其原因在于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上的“小说”,并不是生长于中国本土的文化土壤之中,而是源于西方,是引入、接受西方的小说规范的结果。但是,源于西方的小说概念和中国本土产生的小说之间存在着深深的隔阂。这就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为何不停地有小说家、批评家主张小说要回到中国文化传统上去的主要原因。不过,小说家也好,批评家也罢,所主张的文化传统是知识分子喜欢的文学传统所青睐的审美趣味。
因此,1980年代小说革命无论走的是吸收西方文学资源还是回归到中国传统之中的路径,无一例外的是,小说仍然是高头讲章。从这个角度来讲,1980年代小说革命仍然拘囿于知识分子的文学传统。自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走大众化的道路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一些作家开始将目光投向大众,例如,赵树理的文学理想是要做一名地摊文学家。“十七年”小说也基本上沿着大众化的路径前进,中短篇小说向话本小说传统靠拢,长篇小说向英雄传奇走近。1980年代小说革命浪潮虽然仍以知识分子的审美旨趣为圭臬。不过,以冯骥才为代表的小说家,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艺术传统吸收进来,拓展了小说艺术革命的道路,使小说不再沿着精英文学的路径发展。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主要是指市井之中说书人说书的底本,不同于精英知识分子所喜欢的诗词歌赋、文言小说,它们基本上属于通俗小说的范畴。
因此,通俗小说在中国自古就有其深厚的传统,公案、演义、情爱、侠义等叙事,源远流长。进入现代文学史,除了“鸳鸯蝴蝶”派小说,中国现代侦探小说也很发达。“十七年”反特小说从前苏联引入,20世纪八十年代,情爱小说走俏,科幻小说兴起,新世纪随着网络小说的兴起,类型小说成为通俗小说的一大支流。近些年通俗小说得到发展,同时,也被“正统”的纯文学收入麾下。这种现象推动了长篇小说文体探索的深入发展。《暗算》《回响》《千里江山图》等三部作品获得茅盾文学奖,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长篇小说和通俗文学文类融合的重要价值。《暗算》吸收谍战叙事,但是,其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仍然值得肯定。它在破译密码的传奇故事中展开曲折的叙事,展现人的心灵世界。《回响》充分融入侦探小说的叙事元素,以富于认识和感染力的艺术形式,探索当代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千里江山图》吸纳谍战叙事,丰富了革命历史题材写作的艺术向度。总之,三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都吸收了通俗小说的艺术要素,在反映历史表现社会和探索人的精神世界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其实,刘醒龙的长篇小说比较早开始融合通俗小说。《蟠虺》就是一部吸收了多种通俗小说艺术元素的作品。《蟠虺》“是一部整体设计、一次成型、结构精细、对缝合榫、成竹在胸的作品。同时,它充满了弹性,预留了空间。古典与现代、写实与浪漫,已经没有了边界,而推理、悬疑、奇幻,甚至盗墓等许多类型小说的因子都被整合进来”1。时隔十年之后,《听漏》也融合了多种通俗小说的因素。尤其是在对悬疑小说、情爱小说、演义小说元素的融合上,《听漏》显示出独有的魅力。
二
《听漏》是以悬疑小说为外壳的一部长篇佳作。《听漏》悬疑迭起,令人不忍释手。中国自古就有悬疑小说发展的丰厚土壤。首先,中国发达的志怪小说传统,为悬疑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温床。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2神秘性是悬疑小说的生命线,而提供神秘性生长土壤的,恰恰就是中国深厚的志怪传统。其次,中国古典章回小说为悬疑小说提供了文体资源。章回小说很善于设置悬念,每一回到紧要或者是关键之处,叙述就戛然而止,一句“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充分吊起读者的阅读胃口。再次,互联网的兴起为悬疑小说发展加入了助推剂。网络文学繁荣的时代,悬疑小说作为重要的小说类型,受到热捧。《达·芬奇密码》《我的名字叫红》的热映带动了中国悬疑小说的繁荣,中国诞生了以蔡骏为代表的悬疑小说家。刘醒龙虽然没有专门从事悬疑小说的创作,但是,他的长篇小说很善于设置悬念。比如《威风凛凛》自始至终围绕一个悬念而展开,即河西镇到底谁最威风凛凛。《天行者》围绕民办教师转正设置悬念,《圣天门口》围绕雪、杭家的命运展开,也是悬念重重。上述几部作品之中,悬念还只是小说的叙述要素,而从《蟠虺》开始,悬念是小说的叙事骨架。探索曾侯乙尊盘的真伪,构成了整部小说的核心情节。同样,《听漏》也是以悬念构成小说的骨架与脉络。《听漏》以九鼎七簋出土之后,寻找第八只簋为主要悬念来结构小说。九鼎七簋是曾国国君的陪葬品,按照周朝葬礼制度,曾国国君下葬后,陪葬的青铜器应该是九鼎八簋而不是出土之后的九鼎七簋。那么,第八只簋在哪里呢,《听漏》主要围绕这一悬疑展开。
随州本是周朝时期随国的疆域,但是,随地出土的青铜器长期以来只有“曾”而没有“随”。不过,在读书人的文章里只有“随”而没有“曾”。其原因大概是古代读书人秉持基本的道德底线,不愿意承认得国不正的“曾”。这也就解释了司马迁的《史记》也只有“随”而无“曾”的原因。一方面,势力微弱的周天子不得不承认曾侯窃得国君之位的现实。另一方面,周天子也下了敕令,必须在第八只簋上刻上“天子不灭天灭”的铭文,以示惩戒。而曾侯不愿意照章办理,以拖为主,企图蒙混过关。第八只簋的陶范虽然早就做好了,却迟迟没有浇注。曾国国君离世后,只好将陶范连同原来的九鼎七簋一同下葬。九鼎八簋出土时,众人只注意到青铜器九鼎七簋,而没有注意到还只是陶范的第八只簋。这也就是楚学院的专家经过这么多年反复勘探,而没有找到第八只青铜器簋的原因。因为,谁都没有意识到第八只簋还只是陶范。
除了第八只簋在哪里的悬疑,《听漏》还有众多悬疑,组成了悬疑重重的叙述网络。和第八只簋相关的悬疑还有关于秋风的墓地在哪里。秋风是六大人的私生子,当秋风得知自己心爱的女人小玉另有所爱,怀上了别人的孩子后,心里非常痛苦,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才有此一大劫。为了惩罚自己,他临终之前,自己挖好竹筒墓,倒埋倒葬,让自己的灵魂不得超生。但是,秋风的墓地到底在哪里呢?这是《听漏》的又一重要悬疑。最后,还是听漏工曾听长“听”出了秋风的墓地。也正因为听出了秋风的墓地,才最终找到第八只簋。
小玉的一对龙凤胎到底流落何方,龙凤胎的生父是谁,也一直是《听漏》的重要悬疑。小玉本和秋风相恋,因为爱上了考古队的青年,并且怀上了这位青年的孩子,生下了一对龙凤胎。这一对龙凤胎到底在哪里?孩子的生父是不是如一直风传的那样,是曾本之?龙凤胎出生后,他们的命运又如何呢?纪检干部梅玉帛在调查水务局副局长陆少林的时候发现,陆少林手背上的纹身是甲骨文的马头,而自己手臂上的纹身是马身,冥冥之中梅玉帛觉得找到了自己的亲弟弟。而经过调查,梅玉帛知道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就是马跃之。
还有一个重要悬疑是《湫坝镇文史资料》(第一辑)是否找到,上面到底又是什么内容。《湫坝镇文史资料》(第二辑)市面上很容易找到,而第一辑据说是被六大人全部焚毁。但是,谁都没有注意到的是,秋老太太却抢下来一本藏起来了。这唯一的一本《湫坝镇文史资料》(第一辑)上面写的什么内容而触犯了忌讳呢?秋老太太声称,因为自己写的文章惹得六大人雷霆震怒,六大人才下令焚毁《湫坝镇文史资料》(第一辑)。秋老太太过世之后,梅玉帛收到了这本书。梅玉帛发现,秋老太太说的,其实并不真实。
表面看来,《听漏》是围绕上述悬疑展开的叙事, 貌似一部悬疑小说。但是,《听漏》只不过是借用了悬疑小说的叙述路数而已。它用上述几个悬疑,将小说叙述编织得严丝合缝,紧紧围绕核心的思想问题展开叙述。
从根本上讲,《听漏》是一部召唤“礼”的作品。仁义礼智信为儒家“五常”。《礼记》说:“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乎?”“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从一定程度来讲,“礼”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核心关键。人类社会也是遵循一定礼制而运转。本来,九鼎八簋是周朝时期诸侯国国君殉葬的礼器。而曾国国君是窃随国而上位。这在礼制上就是“僭越”。周天子下敕令,要求曾国国君在第八只簋上刻下“天子不灭天灭”的铭文以示惩戒。曾国国君虽是心不甘情不愿,虽然拖拖拉拉,最终还是在陶范上刻下了这几个字。而关于秋风、小玉的龙凤胎和《湫坝镇文史资料》(第一辑)所涉及的悬疑,除了在叙事功能上起到推动发现第八只簋的作用之外,其所呈现的意义也非常重要。秋风带着第八只簋的陶范倒埋倒葬竹筒墓,是对小玉心有他属的怨恨,他执意要到另一个世界去寻找说法。从这个角度来讲,秋风对“礼”也是充满敬畏之心。六大人在《湫坝镇文史资料》(第一辑)里叙述了湫坝镇的几桩事情,笔触之中带有传统的“礼”制思想。曾国国君窃国,但是,对于周天子仍然心存基本的敬畏。秋风、六大人等,对于基本的“礼”也心怀尊重之心。但是,正如小说结尾所言,当下,“礼”崩。正厅级干部郑雄,为了早日升上副部级,在曾本之一退休就匆匆忙忙成立“九鼎七簋研究小组”,着手寻找第八只簋,以求给自己仕途上升提供助力。然而,天道昭昭,当一心想上爬的郑雄,带着在仕途上可能帮到自己的“姜部”来欣赏第八只簋的陶范时,这只陶范在众人眼皮底下,瞬间碎成一堆粉末。用作训诫曾国国君的第八只簋,在郑雄面前变成一堆粉末,这也算是以“礼”来训诫郑雄。
三
“三角恋”也是《听漏》所吸收的通俗小说叙述元素。小说涉及的“三角恋”大概有三组。一组是六大人和秋风的母亲、秋老太太之间的“三角恋”关系。一组是小玉老师、秋风、马跃之之间。再就是万乙、王蕊分别和他们的恋爱对象之间也构成了复杂的“三角恋”关系。“三角恋”是文学常见题材,“鸳鸯蝴蝶”派小说也常常通过书写“三角恋”来满足读者的阅读兴趣。“三角恋”也因此成为现代通俗小说的常规叙述元素。不过,严肃文学也会出现“三角恋”书写,《莎菲女士的日记》算得上一篇非常典型的“三角恋”小说。但是,这样一篇和“三角恋”相关的叙述,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莎菲女士的日记》被认为是一篇“五四”时期女性主义文学的宣言,它展现了女性开始以独立的情感体验来支配自己。这种情感体验所包含的传统与现代、情感与理智的冲突,通过“三角恋”的叙述,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听漏》在构筑“三角恋”的叙述模式的时候,采取了非常有意思的方式。我们可以注意到,《听漏》所构筑的“三角恋”按照时间线索来划分的话,主要有两组得到比较充分的展开。一组是秋风、小玉和马跃之之间。一组是万乙、王蕊和他们的恋爱对象之间。这两组“三角恋”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年代。我们可以先看看两组“三角恋”之间的书写情况。
小学教师小玉和秋风本是一对恋人,二人相恋多年,即将步入婚姻殿堂。少女小玉在地里捡到一块青铜残片,上面有奇妙的图形。这个奇妙的图形其实就是甲骨文“马”的上半部分,它看起来像“曾”的上半部分。小玉自然不认识这片青铜残片是甲骨文“马”的上半部分。考古队来湫坝后,年轻的考古队员马跃之在野外散步时,也发现一块青铜残片。这块青铜残片恰巧与小玉老师发现的青铜残片,严丝合缝,凑成一对。两种图形拼接到一起,正是甲骨文的“马”。不同时间捡到的两块青铜残片居然能天衣无缝地合成一个字,这不得不令人称奇,简直是天作之合。更为神奇的是,这个合起来天衣无缝的“马”,竟然是年轻考古队员的姓。小玉老师和年轻的考古队员为这般天作之合欣喜不已,虽然约定好要将青铜残片交给考古队,但是,小玉老师却一直不舍得交。《听漏》虽然没有详细叙述小玉和马跃之之间的美妙爱情,但是这种天作之合应该是小玉和马跃之之间感情最为真实的写照,否则就不会有小玉和马跃之所孕育的双胞胎。而此时的小玉,正和秋风相恋,二人也确定了婚期。小玉和秋风之间的爱情自然也是真挚的。秋风是六趾脚,这在当时的乡村社会,要低人一等,更何况,秋风的非婚生子的身份,也难有异性爱上他。因此,如果从小玉和马跃之相爱作为评判小玉和秋风之间爱情的标准,显然有失公允。我们只能说,小玉和秋风之间的爱情是冲破了世俗偏见的爱情。而小玉与马跃之之间的爱情是天作之合的爱情。秋风因为小玉移情别恋,郁郁寡欢,最终选择终结自己的生命来为夭折的爱情“殉葬”。而小玉生下一对龙凤胎后,穿上洁白的婚纱,一头撞死在秋风的墓碑上。可以说,这一组“三角恋”体现了对爱情的敬畏之情。秋风、小玉殉情而死,这一行为归根结底是为爱情的崇高意义而殉情。只不过,秋风所殉之情是冲破了世俗观念的爱情;小玉所殉之情是天作之和的爱情。
如果说,马跃之介入了小玉和秋风之间的爱情,为爱情赋予“天作”的内涵,使人世间的爱情,诸如鄙弃世俗与偏见、海誓山盟等,显得那样苍白和无力,而秋风、小玉之死也为这段“三角恋”注入了悲情与反思。那么,万乙、莎璐和王蔗之间的“三角恋”在意义上就显得虚无。莎璐和万乙走到一起,也就有冲破世俗与偏见的意义。莎璐为了追求爱情,和丈夫离婚。从这个意义来讲,万乙和莎璐之间的爱情也具有超越世俗的意义和价值,也是难得的美好爱情。但是,随着王蔗的出现,万乙和莎璐之间看似美丽的爱情出现了裂痕。万乙和王蔗本不认识,一同去考古现场的车上才相识。但是,即使是第一次相遇,二人却相见恨晚,一见钟情,路途之中万乙的左手与王蔗的右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此时二人才相识不到一天的时间。后来,二人保持着紧密的恋人关系。在这场情感关系之中,万乙和莎璐之间仍保持着恋人关系。而王蔗和市税务局的卢小才也是恋人关系。这复杂的恋人关系并未影响万乙和王蔗之间情感的持续升温。他们在工作之中,哪怕是物理距离遥远,二人相见的频率和肌肤之亲的热度也不曾降低。但是,这场“三角恋”从根本上看也许还谈不上是一场恋爱。最终结果是,万乙和莎璐如期结婚,王蔗和卢小才也步入婚姻的殿堂。有意思的是,这两对新人的婚礼居然是同一天同一个时间开始举行。这一组“三角恋”显然谈不上有精神价值上的追求,最终的结果是涉及的两对恋人最终也走到了一起,看似各得其所,各美其美。但是,这一组“三角恋”和小玉、马跃之、秋风那一组相比较而言,价值追求不一样。前一组追求的是更高的精神价值,而这一组追求的恐怕是肉身的狂欢。因此,前一组“三角恋”的最终的结局是以殉情而结束,这一组则是仍然充满了世俗的大团圆结局。
《听漏》设计这样的两组“三角恋”,目的也是很明确的。它表明,时间让一切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渐渐流失。“他妈的,你们也变了……”。这段《火烧云》本该有的一句话,足以概括《听漏》对于两组“三角恋”书写的目的。时间改变了爱情。然而,更可怕的是,这场意义匮乏的“三角恋”的当事人,并没有像小玉、秋风那样,为了爱情而受到惩罚。恰恰相反,万乙和莎璐、王蔗和卢小才两对夫妻,看起来在世俗的生活世界,仍然那么和和美美。两组“三角恋”的叙述,让我们看到一切对意义和价值的追求都已经成为过眼云烟。意义走向缺失,然而却没有受到谴责,更没有惩戒降临。《听漏》由此写出时代之痛!
四
无论是吸收悬疑小说的叙事要素,还是借鉴“三角恋”的叙述元素,对通俗小说的叙述元素的融合,使《听漏》充满了阅读的快感。我们也注意到,《听漏》还吸收了演义的叙事元素。演义是中国古代白话通俗文学的重要体式,它侧重于对历史事件、人物的叙述。其叙述的主要历史人物和事件基本属实,但是,也有虚构的事件、人物和场景、细节。像《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即是其中代表作。《听漏》也是典型的一篇有关演义的长篇小说,不过,它所演义的不是人物、事件,而是一些人物与事件相关的知识。为何有这种选择呢?我想,是因为《听漏》是一部关于青铜考古相关的作品,里面必然涉及相关的知识。不过,以相关知识为演义对象,倒是拓宽了演义小说的叙事疆域。
《听漏》在叙述之中穿插的知识,大概有文物知识和地域文化知识两种,前者主要是关于鼎和簋的知识,后者主要是关于倒埋倒葬竹筒墓和早酒的相关知识。鼎和簋都是周朝期间的重要青铜器。但是,二者的功能并不一样。鼎用来盛肉汤,簋用来盛米饭。九鼎八簋本来是周朝诸侯国君享用的礼器,为何出土的是九鼎七簋呢?这和曾国的历史有关。随国的曾侯僭越礼制,篡位窃国,最终曾国取代了随国。周天子虽然无力改变既定的现实,但是,又还得显示天朝的威仪,就让曾国国君在第八只簋上刻下“天子不灭天灭”的字样,以这种方式来减少曾国国君使用簋的数量,暗示曾国国君造反无用。因为,米饭吃不饱,即使喝再多的肉汤,部队也不会有战斗力。《听漏》关于鼎和簋及其搭配的知识,其实是和小说的主题相关。小说的主题是向“礼”致敬。而实际减少簋的使用数量,表现了礼制不可僭越的训诫,和小说的主题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早酒”相关的历史知识也是《听漏》的关键叙述知识点。湫坝镇一代有和早酒相关的风俗。早酒因何而来,《左传》中有记载。楚文王讨伐黄国“……还,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这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记载。但是,民间关于早酒的传说更为丰富。相传楚王(即《左传》中记载的楚文王)打了败仗,身受箭伤,不得不退回国都。但是,守城的官员不准楚王进城,并说,不打胜仗不得进入都城。楚王不得不重新投入战场。这一仗打胜了,楚王带领部队班师回朝。一大早楚王的部队路过湫坝,湫坝人家家户户早早开门,迎接楚王凯旋,并请楚王喝当地的美酒。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由于箭伤复发,再加上前期战事繁忙,楚王身心俱疲,突然撒手西归。弥留之际,楚王给每家每户赏赐一坛美酒。为了纪念楚王的恩典,又为了成为神仙的楚王任何时候路过湫坝都能受到美酒的款待,当地人夜不闭户,并预留酒菜在客厅桌上,便于成为神仙的楚王任何时候进屋后都能喝上美酒享用美食。天长日久,预备款待的对象,由从天而降的楚王演变为不期而至的客人。如果这一晚楚王没来也无客人造访的话,这么好的酒,这么好的菜,主人早上起来便吃了喝了。这就是关于“早酒”的历史“知识”。
都城守城官鬻拳在楚王败北之际,为何不开城门,迎接受箭伤的楚王入城呢?这里是否有僭越的嫌疑呢?从鬻拳事后的反应来看,他此举并非是僭越而是出于对楚王的忠烈之心。得知楚王死后,鬻拳愧疚不已,来到楚王墓前自刎而亡,并留下临终遗言,要为楚王把守墓门。此外,他还将自己的肉身倒埋倒葬于竹筒墓之中,三千年不得超生。早酒的传说,既体现了楚王的美德,也体现了涉嫌僭越者的自我惩罚。
竹筒墓的相关知识也是《听漏》反复提及的内容。所谓竹筒墓是随枣走廊一带的墓葬形式。选择这种墓葬的逝者基本上是作恶之人。在埋葬的时候要将恶人的遗体倒过来,剥光衣物,头朝下,脚朝上。直直地塞进竹筒墓地里。这种墓地一般是深为五米、边长为一米的长方体。为何是深五米呢?因为民间传说中,墓地深一尺,所埋的恶人投胎转世就要等两百年。竹筒墓深五米,所埋的恶人大概要等三千年才能投胎转世。竹筒墓是用来惩罚恶人的一种墓葬形式,民间有所流传,东周、西周时期,那些淫乱纲常的恶人,都是这样埋葬的。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秋风努力挖出一座竹筒墓,亲手挖出倒埋倒葬自己的竹筒墓,备好流沙。眼看时日无多,秋风头朝下直挺挺地倒着钻进墓穴,同时请一位值得信任的人,将备好的流沙填进墓穴。秋风为何要将自己倒埋倒葬呢,其原因何在呢?这自然和秋风的身世、命运遭际紧密相关。秋风本为私生子,他的生父和生母之间是情人关系。他的生父是六大人,因为是长了六根脚趾,秋老太太不愿意跟他生孩子,担心孩子也遗传了六趾。六大人迫于妻子的压力,和外面的寡妇相好,生下了秋风。从出身来看,不合伦理是秋风的原罪。长大成人后,婚恋的不顺,让秋风悲痛不已,他整日郁郁寡欢,借酒浇愁,以致身患肺癌。秋风认为,婚恋的不顺,是对自己原罪的惩罚。他深深觉得自己就是一位罪孽深重之人。为了惩罚自己,也为了自我救赎,他干脆把自己葬入竹筒墓。《听漏》所叙述的竹筒墓的知识,并非就是真的给读者介绍墓葬知识。竹筒墓不同于一般的墓葬之处在于,它充满了对罪责的惩治。其背后所隐含的文化心理是,作恶是要受到惩罚的。《听漏》在叙述竹筒墓时,根本目的在预示郑雄这样的一心想往上爬的人,包括在马跃之评选资深研究员之际,写匿名信来捏造罪名,企图破坏马跃之当选资深研究员的恶人,最终都要接受命运的审判。
无论是周天子敕令曾国国君铸造九鼎八簋之际,在第八只簋上刻上“天子不灭天灭”的铭文,还是关于早酒和竹筒墓的知识,其实是围绕僭越与惩戒的内容展开。周天子的敕令是对僭越者的惩戒。僭越者心中尚抱有对“礼”的一丝敬畏,终其一生不愿意在第八只簋上刻下周天子的敕令。勉强刻下周天子的敕令,也不愿意迟迟烧制出簋。而关于早酒的历史传说,也是关于僭越与惩戒的再次书写。鬻拳虽无僭越之心,但是,楚王之死,与他的行为多少有关联,因此,他以忠诚之心,自刎而死。留下肉身葬于竹筒墓的遗言。而竹筒墓的知识在秋风之死上再次出现,再次印证了僭越与惩戒的主题。秋风之所以要把自己的肉身葬于竹筒墓,主要原因在于其身世的悲惨与婚恋的不顺,让他认识到自己来到人世间其实是僭越了天意,来到人世间也不应该享有和小玉之间的美妙爱情。作为惩罚,他把自己倒埋倒葬于竹筒墓之中。
由此观之,三段关于鼎与簋、早酒、竹筒墓的知识,表面上毫不相关,也不是《听漏》的核心情节。但是,表面的“离题”并没有妨碍三段知识的“切题”。它们紧紧围绕僭越与惩戒而展开,成为小说主题深化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结 语
以《暗算》《蟠虺》《回响》以及新近出版的《听漏》为代表的长篇小说,不再局限于“纯文学”的范围内寻求艺术变革的路径,而是向类型文学,例如侦探文学、悬疑文学、情爱小说敞开胸怀。长篇小说的这种文体上的跨界与融合情况,“正是文学融合的‘大势’。纯文学有容乃大,‘万物皆备于我’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是时代与文学发展的自然要求”3。我以为,这种判断是能够成立的。这种现象从根本上讲是中国当代小说回归到文学传统的一个主要体现。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小说,本来就是通俗小说之别称,“小说者,乃坊间通俗小说,固非国史正纲,无过消遣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悉,以豁一时之情怀耳”4。总之,与通俗小说相融合,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文体革新之症候。
[本文系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双一流建设项目基金“中国现代文体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汪政:《刘醒龙长篇小说〈蟠虺〉:价值、知识与话语》,《文艺报》2014年6月9日。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
3 徐则臣:《近年文学的新变及思考——以〈人民文学〉为例》,《文艺报》2024年6月7日。
4 (明)无名氏:《新刻续编三国志引》,《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上下),朱一玄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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