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记
本期“文学史研究”中，郜元宝《从“城乡交叉地带”到“城乡共同体”》一文对改革开放以来文学作品中由“城乡交叉地带”向“城乡共同体”书写的转变作了深度现象观察，同时也兼及文学史书写脉络及方向的整体把握，具有鲜明的问题性和启发性。吴秀明的《当代文学史“下限”及其相关史料问题研究》提出了一个对当代文学史研究至关重要的问题——当代文学是否存在“下限”以及“下限”如何确定。通过对“下限”探讨的历史渊源深入剖析，在此基础上主张在不确定性中对“下限”范畴的史料进行分类，进一步推进对下限背后所潜藏的当代文学基本问题及观念问题进行关注，对当代文学史的学科完善有着整体性的思考。杨扬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的重构》将茅盾研究放置在系统的文学史研究中加以考察，指出茅盾研究与文学史研究是互相建构的结果，在个体研究与整体研究中架起了桥梁。2024年第5期刊发了李建军的《论周扬与苏俄文学》（上），本期刊发的是《论周扬与苏俄文学》（下），在前一部分的基础上接续辨析了周扬接受苏俄文学中的误读和顺从态度。丛新强、王光东的《“文化主体性”的文学表达》以“十七年”时期的小说创作为核心，发现了“十七年”文学中“文化主体性”的文学表达，对文本价值的阐释和文学史的重构具有参考价值。
本期“重温经典”对《实干家潘永福》《长恨歌》《废都》三部经典作品分别进行了重读与新解。李国华的文章从《实干家潘永福》的复杂阅读史为出发点，指出文体的特殊性、“事例的线条”的刻画人物的方法及其缺憾，以及劝人还是劝己的思考，揭示出赵树理写作的历史复杂性。行超的文章从“空间”的角度对《长恨歌》进行了重读，着重探讨了主人公王琦瑶的生命空间、作为时代象征的上海城市空间以及小说所呈现出来的文本空间三个方面，并且与《考工记》做了对比分析，揭示出1990年代日常生活美学的特征与局限。顾奕俊的文章意识到《废都》出版后，学界和批评界未能够注意到“西京”城市空间的独特性，剖析了1990年代初期写作者如何理解城市与想象城市、如何处理城市空间与知识分子生存境遇之间的书写关系。三篇文章虽是对经典作家之作品的解读，但颇具文学史视野，显现了研究者们良好的学养。
本期“最新文本”中，王春林的文章将研究的焦点聚焦到了《云落图》的“县城叙事”所展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人性世界的勘探。赵勇的文章是在李建军论述《在旷野里》的基础上接着继续讲，着重探讨了文本中的深层结构，眼光独到。周新民的文章抓住了《听漏》在文体跨界融合方面的特征，指出其在文体革新上的症候性。
本期“思潮现象研究”中，傅逸尘的《新时代“人民史诗”的文学之“革命历史再叙事”》对新时代“人民史诗”之“革命历史再叙事”展开了详细论述，并且进一步建构了“新红色经典”的文学现象，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有益的理论资源借鉴。
本期“作家作品研究”中，吴思敬的《读长诗〈喜马拉雅〉兼谈中国现代史诗的建构》从题旨、语言、结构三个方面论证了现代史诗《喜马拉雅》的成功实践。周保欣的《〈昆仑海〉与海飞的“小说地理学”》论证了《昆仑海》所表现出来的“小说地理学”的独特写作特征及其家国主题的表征内涵。刘传霞的《宏大时代里的个人传奇：〈戴花〉的工业劳模再叙事》认为《戴花》突破了二元对立的创作逻辑，在时代的宏大叙事中书写了真实的工业劳模形象。
本期其他文章，也各有特色，可圈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