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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方法的创意写作: 融媒体视域下的当代文学研究转型
来源:创意写作研究(微信公众号) | 罗长青   2024年12月05日10:02

摘要:创意写作通常被视为艺术表达,而不是学术路径。作为一种探究思维或研究视角,创意写作能够推动当代文学的研究转型,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融媒体背景下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创意写作倡导创新、创造和创意精神,打破了传统文类、学科和媒介之间的壁垒,呈现出跨文体、跨学科和跨媒介的特征,促成了“跨界”作品的生成。创意写作将精英文学创作引入大众文创领域,拓展了融媒体的叙事路径,凸显了文学的动态性,重塑了作品的审美价值,推动了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创意写作增强了文学批评的活力,促进了学院批评、学者批评和专业批评对文创产业的关注。创意写作还为当代文学史编纂指明了新的道路,通过更新编纂理论和结构体例,将跨文体、跨媒介和跨领域的创作纳入文学史的叙述,使其更具时代感和前瞻性。

关键词:创意写作;文学转型;文创产业;新文科;非虚构

“作为方法的某某”或“以某某作为方法”是日本学者惯用的学术表达,如竹内好的“作为方法的亚洲”、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子安宣邦的“作为方法的江户”。这样一种以特定概念、地域、时代为视角,在工具性和方法论意义上推动学术进展的做法,也被不少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效仿。例如,洪子诚提出以“八十年代”作为方法,探讨如何建立复杂的模式来理解文学的多重面孔(1);李怡提出以“民国”作为方法,讨论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推进(2);王尧提出以“当代文学史料”作为方法,强调史料整理之于文学史研究的价值(3)。事实证明,“作为方法”的学术路径确实能够带来创新和突破,包括为研究提供新的资源、理论、视角及方法等。

创意写作通常被视为一种艺术表达,而不是一种学术路径。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起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初衷是培养作家的创作能力和文学想象力,后来逐渐发展为将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结合的独特教学和研究方法。爱荷华大学成立的“ 爱荷华作家工作坊” (Iowa Writers’ Workshop)标志着创意写作被正式纳入高等教育体系。进入21世纪后,创意写作在中国逐渐扎根,这一方面归因于高校的中文教育改革,特别是教育界对传统中文教育和写作教育的反思,另一方面得益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创新创业背景下的“产学研” 融合。经过20余年的发展,当前创意写作已建立了涵盖本科、硕士、博士的三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出版了大量国外译著、创意写作教材及学术专著,并举办了各类创意写作赛事、写作工坊和学术研讨会。在此过程中,中文创意写作逐渐确立了三条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径: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为代表的“培养文学作家” 路径;以上海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为代表的“文化创意产业各个环节的写作人才”路径;以武汉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传统写作”路径(4)。

研究者已经关注到创意写作在中文教改、课程模式、教育教学等方面的方法论意义,例如《高校中文教育改革与“创意写作” 学科建构》(5)《创意写作———课程模式与训练方法研究》(6)《创意写作:作为一种教学方法》(7)等。得益于学界一系列“作为方法”学术表达的启示,以及以“创意写作”作为方法论的教学探索,本文提出将创意写作当成特殊的学术路径,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四个方面,审视融媒体背景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转型问题。

一、“跨界”作品形态与“创意”融合理念

在创作多元化的背景下,“杂文学” “泛文学”“俗文学”“亚文学” 等概念被广泛提及。以创意写作为视域的文学研究能够更为包容地解读这些多元化的文学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常常提及“纯文学”,目的是强调文学的独立价值,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和工具论倾向;强调创作的艺术个性,避免技术化和形式化的倾向;关注作品的审美属性,抵制商业功利主义的侵蚀。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创作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传统的文学界限不断被打破,跨媒介和跨文化的创作方式不断涌现。在这种背景之下,“纯文学”概念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取而代之的则是融合多种元素、兼具多种价值、适应消费需求的“杂文学”。例如结合个人旅行经历撰写的188体育官方ios随笔,不仅记录了旅途中的所见所感,还融入了实用的旅行资讯介绍,成为兼具文学艺术价值的旅行指南;又例如以现实事件为素材的非虚构创作,既具有新闻报道的严谨性,又具有文学作品的感染力,因真实性与可读性而广受读者欢迎;再例如将科幻元素、科学原理、技术前沿相结合的科幻小说,不仅满足了读者对未来世界的好奇和想象,还巧妙地融入了科学知识,间接提升了读者的科学素养。在文学转型与重塑的背景下,杂文学扮演极为着重要的角色,不仅是作者个人创意的艺术表达,而且是艺术创作与时代脉搏的同频共振。

如果说“纯文学/杂文学” 对应的是创作理念,那么“文学/泛文学” 关联的则是体裁样式。根据表现形式和内容特点的不同,文学可以分为不同的体裁样式。传统的文学体裁分类有诗歌、小说、188体育官方ios、戏剧等,但随着文学的转型与重塑,传统文学体裁分类已经不足以涵盖新兴的创意写作样式。随着数字营销和社交媒体的崛起,商业软文已成为市场营销领域不可或缺的创意写作样式,其目的是提升品牌知名度并促进产品销售,通常以讲述故事、描绘场景、塑造形象、渲染情感的方式来吸引读者。苹果的Think Different、华为MATE7的《千万不要用猫设置手机解锁密码》、德芙巧克力的《青春不终场,我们的故事未完待续》就是成功案例。这些作品不仅传递了企业品牌的核心价值观,而且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游戏文学是伴随数字技术和消费文化兴起的创意写作样式,代表性作品有蝴蝶蓝(王冬)的《全职高手》

、顾漫的《微微一笑很倾城》、唐家三少(张威)的《斗罗大陆》等。虽然在剧情设计、角色背景、世界观构建方面仍然依赖于文学素材,但游戏文学确实打破了文学与娱乐、文字与数字之间的界限,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存在。剧本杀则是顺应体验经济、互动娱乐和沉浸式体验发展趋势产生的创意写作形式,代表作品有治愈情感本《你好》、历史机制本《粟米苍生》以及欢乐机制本《来电》等。作为继网络文学之后兴起的文化业态,剧本杀将读者变成玩家,将文学接受变成沉浸娱乐,实现了从文学消费到游戏娱乐的转型。

此外,“俗文学”和“亚文学”两个概念同样反映了当前文学的多样性。“俗文学” 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早在1938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当前与“俗文学” 更为接近的则是“通俗文学”概念。在学术界,涵盖了包括武侠、言情、社会小说等在内的通俗文学研究也得到过肯定。例如,苏州大学范伯群教授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就曾获得“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和“第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著作一等奖”。尽管如此,通俗文学创作仍然不容易被主流文学界认可,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张小娴、席绢( 吴珍英)、辛夷坞(蒋春玲)等言情作家,她们的作品在文化市场上获得了巨大成功,拥有数量庞大的读者群体,还被改编成影视剧等其他形式,但她们的作品却很少被专业期刊和文学史论著提及,也不容易获得主流文学奖的认可。创意写作鼓励多元化的文学表达,不存在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区分,这有助于营造更为包容和开放的文学氛围,也有利于不同类型作品的共同发展。

与俗文学相比,“亚文学”在疏离主流文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当前尚未有明确的亚文学定义,但通常指那些介于主流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难以被简单归类的作品。有研究者曾这样概括,“当今的文学已然可以从以前精英与大众的雅俗二元结构区分,发展为雅文学、俗文学与亚文学的三级结构划分。” (8)亚文学作品经常关注社会边缘群体、非传统生活方式,喜欢采用反叛、实验或游戏化的表达手法,并且语言风格和叙事方式也较为独特。千夫长的手机短信小说《城外》、蔡骏的悬疑推理小说《荒村公寓》 都可以当成亚文学作品来看待。相对来说,亚文学挑战传统观念和审美标准,容易给人留下非主流、另类、异端的印象,所以有时还会遭受主流文化的排斥和质疑,但亚文学也为丰富文学生态作出了贡献,并且促使人们以更加包容的态度看待多元文化。有研究者指出,“青年群体通过形式多样的亚文化表现形式不断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思政教育必须有效回应青年的真正关切,在话语体系、沟通方法和教育内容上进行回应。” (9)因此,如何在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引导亚文学积极健康地发展,这也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课题。

在创意写作背景下,“创作” 与“写作”、“文学”与“作品” 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传统的文类、学科、媒介观念受到冲击,不少作品呈现出跨文体、跨学科、跨媒介的特征。就跨文体写作来说,创意写作不囿于传统的小说、诗歌、188体育官方ios、戏剧分类,使得不同的文学体裁、样式、风格走向融合。例如,188体育官方ios诗便是188体育官方ios与诗歌融合的代表。周庆荣、灵焚、亚楠、宓月、毛国聪等人创建了“我们”诗群,他们的作品就体现了这一趋势。另外,诗化剧作为188体育官方ios与戏剧结合的形式,也展现了跨文体写作的特点,刘锦云的《阮玲玉》、廖一梅的《恋爱的犀牛》、黄纪苏的《切·格瓦拉》等就体现了这一点。虽然188体育官方ios诗和诗化剧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传统,并非当代独有,但在融媒体和文学转型的背景下,这些跨文体写作又获得了新的活力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创意写作理念的引导下,跨文体写作领域还将涌现出更多打破边界、融合创新的作品。

在创意写作的范畴中,不仅小说、诗歌、188体育官方ios、戏剧等文体界限变得模糊,而且文学、文化、艺术等学科边界也不再泾渭分明。上海大学许道军教授就表示,创意写作“存在于文学、文化产业、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出版、新闻学、广告学、公共关系、新媒体技术等多个学科” (10)。这种跨学科的创作方式,使作品能够以更广阔的视野反映社会现实,探讨深刻主题,在不同领域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并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例如,热门网络小说的成功不再局限于文字本身,其影视化、游戏化和动漫化的趋势,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链,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影响力和商业价值。知名儿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通过授权开发形成玩偶、服饰、文具等衍生品,也成功地将文学影响转化为商业收益。近年来兴起的沉浸式剧本娱乐,通过将历史元素、文化遗产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打造集主题街区、实景演出和互动体验于一体的全新娱乐,吸引了更多年轻人了解历史文化,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此外,商业软文通过精心打造的品牌故事和广告文案,来提升品牌的文化内涵,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与此同时,创意写作的跨学科特征也为作品的分析、解读和研究带来了机遇。以游戏文学为例,我们可以借助现代哲学解读游戏叙事背后的深层符号意义,运用体验经济学分析游戏如何创造独特的经济价值和消费体验,并通过认知心理学探索玩家与游戏叙事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这些跨学科视角的引入,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游戏文学作品的多维特性,同时也为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随着融媒体时代的到来,文学文本、数字技术和视觉艺术之间碰撞出更为耀眼的火花。创意写作不再局限于单一媒介,而是借助跨媒介融合的方式,以更加立体、生动的叙事手法,为更广泛的受众群体带来沉浸式的感官体验。这种多元化的表达方式,不仅拓展了作品的边界,更赋予了故事全新的生命力。刀郎的《罗刹海市》 便是跨媒介融合的典型案例。这首歌曲将传统文学与现代音乐相结合,借助数字媒介和社交网络的传播力量,在短短 11天内便获得了超过80亿的全球播放量,相关话题更是在社交媒体上持续刷屏(11),使得《聊斋志异》中的古老故事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Fresh果果的《花千骨》IP续作则是另一个成功案例。《花千骨》这部作品最初以网络小说形式面世,随后通过共享知识产权( Intellectual Property)的方式,被陆续改编成纸质小说(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10)、手机游戏(天象互动,2015)、画册(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电视剧 ( 慈文传媒,2016)、电影(影聚天际,2024)。这种跨媒介的连续性改编展现出《花千骨》 故事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也凸显出融媒体时代跨界融合的显著特征。依托音频、视频、数字媒介等多元化手段,跨媒介融合已成为创意写作领域的重要创新手段,其不仅带来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更开拓出数字时代全新的叙事路径。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创意写作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在“纯文学”时代,“朦胧诗”“实验剧”“先锋小说”等创作流派引领了创作潮流,它们在形式、叙事、语言等方面对传统文学范式进行了突破。在“融媒体”时代,“创意写作”强调创作者的创新能力,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个人的智慧、技能和天赋,创作出多样化的文学和文化作品。因此,“创意写作的兴起意味着 当 代文学热点的切换”(12)。从传统“文学”到创意“作品”的切换,不仅体现在作品类型的日益丰富、学科边界的逐渐消融、媒介形式的不断拓展方面,更体现在“创新、创造、创意”始终贯穿于创意写作的发展历程之中,成为其一以贯之的灵魂和主脉。

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创意写作”区别于传统的“文学创作”和“应用写作”,突出和强调的就是“创意”。这种命名方式不仅突破了传统中文、写作、艺术学科观念的束缚,而且将创新、创造、创意作为评价人才和衡量作品的核心标准。与传统“应用写作”概念相比,“创意写作”更加突出创作者的主体地位,而不是学科、体裁、规范的诸多限制,从而助力创作者施展自己的智慧、才能和天赋。“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 创意写作行业不拘一格,欢迎各路英才。无论是传统作家、自由诗人、影视编剧,还是相声演员、软文写手、文案策划师,都能在创意写作领域找到一席之地。这种开放包容的行业生态,有利于吸引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发展需求的创新型人才,从而孵化出满足个性化需求和符合体验经济发展趋势的产品,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二、“流动”的文学性与“开放”的文学理论

创意写作是一种以原创性、个性化表达和艺术创新为核心的文学实践,尤其强调作者独特视角的呈现,致力于通过新颖的叙事手法和结构来打破常规,从而实现思想的深层传递与情感的深刻表达。整体而言,创意写作鼓励打破常规文学形式,推崇跨媒介创作,不断探索语言的边界和叙事的无限可能。由于以创新、创造、创意作为主脉,创意写作将此前精英化的文学创作引入到更为广阔的大众文创领域,持续开拓融媒体叙事路径并积极融入文化创意产业。一度兴起的“盗墓题材”创作,代表作品如天下霸唱(张牧野)的《鬼吹灯》和南派三叔(徐磊)的《盗墓笔记》

,就充分展现了创意写作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巨大潜力。这类盗墓题材作品最初多以网络文学形式呈现,迅速吸引了庞大的读者群,随后不断拓展至纸质图书、有声小说、互动游戏乃至连续剧等多个领域,这样一种跨界转化现象揭示出创意实践在媒介转换和产业链延伸中的无限可能。在谈到网络文学与短视频的合作性博弈时,研究者就曾分析过这类媒介转换和产业链延伸带来的协同效应:

作为文化产业领域的两大类头部应用,网络文学和短视频在生态位的争夺呈互动发展而非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网络文学为短视频提供优质IP、为其导流、突破盈利困境等;短视频也为网络文学带来用户的下沉、IP改编风险降低、作品“破圈”等便利。(13)

换句话说,网络文学与短视频相互提供资源和机会,共同推动各自创新并持续拓展市场,将创作引入更为广阔和多元的创意领域。“跨界” 和“出圈”也会带来文学样式的“融合”。传统的文学样式如小说、诗歌、188体育官方ios和戏剧,曾经有着相对明确的边界,但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背景下,汇聚了音频、视频、数字媒介的融媒体表现形式登台,不仅文学的边界变得越发模糊,而且文学、文化、艺术等学科的边界也不再那么明晰。

创意写作挑战了传统的文学边界,但从文学演变的角度来看,融媒体时代创意写作的蓬勃发展又有其必然性。在《宋元戏曲考》当中,王国维就提出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14)每个时代都有其代表性的文学,它们都会在特定时期留下光辉绚烂的篇章。这一观点对理解当前的创意写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启发学术研究的方式方法,创意写作迫使研究者重新思考“文学”的定义和“文学性”的内涵。

鲍曼提出的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观点能够为理解“流动的文学性” 提供启示。在《流动的现代性》 一书中,鲍曼从全球化、消费主义、技术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的背景出发,深入探讨了现代社会包括资本、劳动力、信息等在内的流动性特征。根据鲍曼的理论,古典批判理论认知框架下的沉重、静止、固态、浓缩、密集、系统的现代性,被轻灵、液态、液化、散布、毛状、网络状的流动的现代性取代(15)。流动的现代性不仅体现在社会结构和经济模式的转型升级中,也渗透于文学创作和文化艺术领域的表现形式中。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文学创作也是流动和变化的,能折射出社会和个体经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文学性不应被视为固定不变的范式,而应被理解为一种随社会变迁而不断演进、适应的动态实践过程。这已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蔡志诚的《流动的文学性》就是其中一例。这篇文章在梳理西方近现代文论中文学性概念的演变基础上,提出了双重维度的文学性观点:一是包含语言、形式和结构的内在维度,二是涉及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外在维度。作者认为,西方文论经历了从泛文学到现代文学观念的变迁过程。文章结语进一步阐明了这一观点:“审美自律的现代‘文学’不再是自然自发的内生现象,文学性也不再是一种自我指涉、自我决定的内在品质,而是社会关系之缠绕与意识形态之经纬复合而成的历史衍生物。”(16)不难看出,作者认为文学性应被看作随着时间和社会变化而演变的结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特质。

如果将创意写作当成学术研究的方式方法,那么“流动的文学性” 就可以成为理解融媒体背景下文学创作实践的理论基石。这不仅在工具性和方法论上具有创新性,更重要的是拓展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首先,流动的文学性理念强调的是作品形态的动态性与可变性,将创作视为一种更为活跃和灵活的创造性实践,从而不断突破固定模式和现有风格。在这样的理念下,创作不再是单纯的文字组合,而是发展成为综合的艺术形式,能够为参与者提供全方位的感官体验和思想探索。这种跨媒介和跨领域的融合使得创作不再受限于传统的定义和范畴,变得更为多元、开放和包容。其次,流动的文学性也重塑了研究者对作品审美价值和艺术性的理解。研究者不再将作品的价值局限于文字和语言表达范畴,而是拓展到包括跨媒介和跨领域的多元表现形式,考察不同媒介和文化背景中作品与受众之间的关联,关注如何通过这些形式形成情感共鸣并获得思想启发。再次,流动的文学性还展示出创意写作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与时俱进。在这个多元且快速变化的时代,创意写作不仅仅是艺术表达,也是对当下社会的深度观察。不少创意作品常常反映现代社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展现出对时代脉搏的敏感性和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性。

葛红兵在《为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写一份悼词》中就提出过批评,“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总体上滞后于文学创作。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二十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不能全面解释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发展史,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但是这样的事情恰恰发生了。” (17)虽然这篇文章的观点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其确实指出了理论研究长期滞后于创作实践的窘况。至少就当前情况而言,在文创产业蓬勃发展,创意写作日益兴盛的背景下,许多新兴文体形式和实验性创作手段不断涌现,这些都是传统文学理论未能充分覆盖的领域,因而造成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落差。如果我们希望缩小这样的落差,那么相关理论研究就应该及时跟进,这样才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从而加快创意写作的整体性创新发展,推动文学理论走向现代化和多元化。

以创意写作作为方法,研究者能够从现象到本质,深入探索和解析当前创作领域涌现的复杂问题。例如剧本杀游戏,研究者能够从跨媒介角度,分析这类作品如何将文学元素、叙事手法与游戏设计有机结合,特别是在文本、声音、视觉艺术融合背景下的玩家交互。又例如网络文学,研究者能够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角度,探讨这类创作对即时发布、广泛传播、网友互动效果的追求,特别是其在当代文学中的独特景观和文化影响。再例如自媒体创作,研究者能够从自由职业和市场力量的角度,考察粉丝经济、个人IP、网络直播、流量变现等现象背后的商业模式、社会互动、内容创新。无论是剧本杀游戏的跨媒介融合,还是网络文学的数字传播特性,以及自媒体的市场导向,这类创意写作形式均有助于揭示文学在多元化、市场化、数字化时代的最新动态。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者不仅能观察到诸多文学现象,而且能深入挖掘各种现象背后的本质,揭示出创作如何在多元化、市场化和数字化的进程中重塑自身的表达方式和文化价值。

以创意写作作为方法,不仅能为我们提供观察和分析当代创作领域复杂问题的新视角,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为推动文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机遇。这一方面是由于创意写作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和丰富的素材,另一方面是由于创意写作发展挑战了传统的理论边界并冲击了基于传统理论的批评实践。如果说“流动” 的文学性是创意写作带来的文学认知更新,那么“开放”的文学理论则是创意写作拓展文学理论的核心推进。

首先是创意方式与文体样式的开放性。 创意写作以创新、创造、创意为理念,鼓励探索新的叙事技巧、文体形式和表现手法,在实践过程中持续探索新形式、新风格和新技巧。这样一种天然的探索实践为文艺理论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视野和崭新的分析框架。例如,游戏文学、剧本杀、非虚构写作等写作实践就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研究者对传统叙事结构、角色塑造、文体特征等方面的认识,也促进了研究者思考数字媒介、跨媒介叙事、虚拟现实给创作带来的深远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创意写作为深化和发展文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案例。这些案例展示了独特的思维模式和多样的创作方法,从而有效地促进了理论的发展。创意写作也打破了传统文学的形式和结构限制,挑战了传统理论对文学的定义,促使理论家重新考虑文学的边界和可能。创意写作的非线性叙事、跨媒介叙事、互动式叙事等方式,以及数字、视觉和互动元素,也促使理论家思考多元化媒介环境中作品的美学标准和文化价值问题。

其次是受众参与生产实践的开放性。在传统文学理论中,创作往往被视为作者的独立行为,而读者角色则大多局限于作品的接受者。然而在数字化、网络化、媒体化的背景下,受众主动参与内容生成,创作变成了协作式生产实践,这打破了传统作者创作与读者阅读的界限。读者不再是被动的消费者,而是通过网络平台、社交媒体、商业渠道直接影响甚至参与到文学创作的过程当中。这种互动性使得读者从接受者转变为共同创作者,文学作品的生产方式也变得更为多元。此外,通过跨媒介、跨领域的创作实践,创意写作突破了文学与其他艺术之间的界限,促进了文学与听觉艺术、视觉艺术、表演艺术等多种形式的交融,剧本杀、游戏文学、动漫脚本就是如此。这种跨界实践不仅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段和内容,也为文学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和视角,使得理论家重新思考文学的定义、性质和功能。作为方法,创意写作的开放性写作实践挑战和扩展了文学理论的研究范畴和解释框架。

最后是文化语境与学科视角的开放性。 在创新表达方式和跨界艺术形式不断涌现的情况下,研究者对创作本质、审美价值、艺术表达等基本问题的认知将会受到挑战。这将促使他们重新审视这些问题,更加关注文学创作的动态过程和创新潜能,推动跨学科合作和文学理论的与时俱进。特别是当创意写作越来越呈现出跨文体、跨学科和跨媒介特征时,这样一种跨文化实践迫使理论家重新思考和调整分析框架,引入多元文化和跨学科视域,进而推动文学理论的创新发展。从文化语境的角度看,创意写作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民族、文化,而是在全球化、现代化、数字化的背景当中,打造具有普遍吸引力和多样性特征的文化产品。这也使得文学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单一学科框架,而是通过借鉴多学科的视角和跨学科的方法,来增强文学理论的阐释力和适应性。

作为学术路径和研究方法,创意写作能够持续推动文学理论发展,推动文学理论朝着更为开放、多元和互动的方向迈进。通过跨越文化与学科的边界,创意写作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固定模式,将文学创作转变为一种具有动态发展和不断调整特征的社会实践。“流动” 的文学性不仅表现在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上,还体现在对受众参与的开放和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上。这种转变既丰富了文学的表达方式和价值内涵,也增强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力和适应性。

三、“在场”的文学批评与“包容”的文学史

在当代文学研究转型与重塑的背景下,创意写作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的实践,不仅推动了文学认知和文学理论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增强了文学批评的活力和文学史的包容性。在“人文精神”大讨论之后,文学“边缘化”说法日渐流行。应运而生的是,对文学批评“缺席”和“失语”的指责。指责的依据和理由多种多样,例如户晓辉《从大众批评的缺席说起》认为文学批评无法在文化产品和大众消费之间架起桥梁,指责批评家面对大众阅读的“盲视” 和“无言”(18);薛毅《创作的堕落与批评的缺席》则认为一大批编辑和记者正占据着批评家的位置,知识分子的声音无法进入大众传媒,批评家未能从传媒中寻找到与大众对话的空间(19);杨宏海《霸气的缺席———对当代文学批评的批评》指责批评家自认为是话语特权和批评特权的拥有者,却在都市化和商业化的背景下拒绝介入当下文学批评实践(20)。对文学批评“缺席”和“失语”的指责一直延续到新世纪。2011年,原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雷达曾发表过这样的感慨:

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看法:批评的喑哑和失语,批评的乏力和影响力萎缩,批评的自由精神的丧失,以及,批评方式的单调、乏味、呆板———这一切使得貌似繁荣的文学批评更像是一场场文字的虚假的狂欢,最终导致批评失却鲜活、锐利、博学、深刻的身影。(21)

在极为有限的篇幅当中,作者连续运用喑哑、失语、乏力、萎缩、丧失、单调、乏味、呆板、虚假等否定性词汇,足见其对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极为不满。随着文坛内部对文学批评产生的焦虑和质疑,社会公众对文学批评的关注度也有所下降,从而使得文学批评的权威性和说服力被削弱,其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也被低估。然而,中文创意写作的蓬勃发展,包括作品数量激增,题材风格多样,跨界合作频繁,媒体高度关注等,以事实胜于雄辩的方式驳斥了文学“边缘化” 的说法。与此同时,批评界持续关注中文创意写作,包括解读具体作品、关注跨媒介影响、重视文创产业实践等,这也有效地回应了外界对文学批评“缺席”或“失语”的质疑,巩固了文学批评在文化生产中的重要地位。

创意写作学科的兴起与文学批评转型也存在共生关系。中文创意写作经历了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的发展历程,社会影响和学术界接受程度不断提升,最终成为中国语言文学的独立二级学科,这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密切关注和持续推动不无关联。以学科建设为例,早在2011年,葛红兵和许道军等人就撰写了《创意写作学的学科定位》(22)《中国创意写作学学科建构论纲》(23)《创意写作:课程模式与训练方法》(24)等一系列讨论文章,对创意写作学科的发展和建设进行了深入探讨,为此后中国创意写作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中国创意写作发展的各个阶段,文学批评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在场”角色。在引进阶段,中国主要借鉴国外创意写作的理论和经验。文学批评的“在场” 主要体现在对外部理论的接纳和解读方面,为中国的创意写作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在寻求传统中文教育改革突破口的背景下,文学批评的“在场” 促成了创意写作专业的设置和相关课程的开设,促进了新型创意写作人才的培养。在融合阶段,中文创意写作逐渐与文创产业相结合。在此交汇的过程中,文学批评提供了相应的支持和指导,将网络文学、游戏文学、剧本杀等创意样式纳入批评和研究的视域,丰富了创意写作的形式和内容。在深化阶段,中文创意写作逐步走向学科化。从挂靠其他专业,到独立招生;从单设专业学位点,到专业和学术学位点并举,每个进程均离不开文学批评实践的呼吁和支撑。

相应地,创意写作也成为推动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动力。创意写作不仅是一种文学创作方式,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实践。它跨越了传统文学的文体界限,促成各种艺术形式和媒介进行对话,成为连接不同艺术门类和不同媒介领域,甚至是不同社会实践的桥梁。由于艺术、媒介、实践的跨界,创意写作展示了艺术形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推动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也拓展了文学批评探讨的对象、内容、问题。创意写作使得批评不限于特定的文类,甚至也不限于文学,而是延伸到以文创IP为核心的泛文化领域,覆盖音乐、动漫、游戏、剧本杀等领域,涉及图文互动、跨界合作、媒介融合等创新形式,甚至还会涉及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等新兴技术。当然,文学批评的关注点也超越了以创作为核心的文学活动,融入了生产、流动、消费在内的生态链条,可能涉及产品构思、游戏开发,甚至营销策略等。以游戏文学为例,传统文学作品的叙事结构、角色设定和世界观构建,均能为游戏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和灵感。不少知名游戏作品,如《三国志》 《仙剑奇侠传》《金庸群侠传》等,就是在文学创作的基础上改编而成。这为传统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思考,促使批评家们考察文学在互动环境中的演变,思考文学批评如何去适应这种跨媒介的叙事。就文学批评而言,当前学界有学院批评、专业批评、媒体批评、网络批评、学者批评、作家批评、大众批评等不同的分类。尽管在分类、界定和概念上尚未达成广泛共识,但学界对文学批评类型的论述不无意义。例如,陈思和和梁艳的《学院批评在当下批评领域的意义》(25)、马龙潜的《分化与聚合:学院批评、专业批评、媒体批评与大众批评》(26)、曹万生的《媒体批评软暴力与学院批评的立场》(27)等就分析过文学批评分类及其影响。在此之前,中文创意写作更容易受到媒体批评、网络批评、作家批评、大众批评的青睐;在被列入二级学科,特别是纳入本、硕、博人才培养体系之后,中文创意写作必将获得学院批评、学者批评、专业批评的关注。

创意写作学科的崛起不仅能够激活文学批评的活力,缓解文学批评遭受“缺席”和“失语”质疑的焦虑,而且能够打破文学史的“入史” 争议,推动网络文学、游戏文学、剧本杀等跨媒介样式被接纳。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的“入史”话题不少,其中之一就是“网络文学” “科幻文学” “影视文学”等作品的入史问题。“中文创意写作” 增设为二级学科之后,“网络文学”“科幻文学”“影视文学”的入史问题有望得到解决。中国大陆主流的文学史著作,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孟繁华和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 等,均未将“网络文学”“科幻文学”等文学类别纳入专章专节进行叙述。这个问题当然复杂,不仅涉及文学史编纂者的主观纳入意愿和客观驾驭能力问题,而且涉及“网络文学”“科幻文学”说法与此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概念及文学史叙述的内在冲突。换句话说,即便将“网络文学”“科幻文学”“影视文学”等纳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如何将多样的文学性质和形态描述整合到“一元化” 的当代文学叙述体例中,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与“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入史问题颇为类似,在《台港澳文学与文学史写作——再谈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中,刘登翰先生就解析过,现当代文学史著“往往只是在讲述了大陆文学之后,另辟一个或几个章节,来讲述台港澳文学的发展”,“这种相对游离于文学主体之外的‘纳入式’的叙述方式,立足的视点依然只是在大陆。”(28)创意写作的跨文体、跨媒介、跨领域发展,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不容忽视的风景线。在“中文创意写作” 被增设为二级学科之后,创意写作理应纳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中。无论是此前的“网络文学” “科幻文学”“影视文学”,还是当前的“游戏文学”“赛博格文学”“剧本杀”,均可以在“中文创意写作”的名义下纳入当代文学史的叙述当中。

创意写作为当代文学史编纂提供了新的思路:以“流动” 的文学性为视角,在融媒体和全媒体的背景下,将跨文体、跨媒介、跨领域的各类创作,纳入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中,使得文学史编纂更具时代感和前瞻性。就叙述内容而言,文学史的包容性将得到大幅拓展。文学史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纸质书籍和经典文学作品,而是考虑社会、科技、文化等多种因素,关注跨文体、跨媒介、跨领域作品,如游戏文学、剧本杀、赛博格文学等,从而展现文学在不同文化和技术背景下的多样性和创新性。就结构体例来说,文学史的叙述模式将会变得更为多元。在创意写作形式不断涌现,特别是文创IP成为文化热点之后,文学史的编纂者不仅要关注传统的文体分类和线性时间轴,还要考察当前的媒介形式、受众群体以及文化影响。伴随着新媒介和数字技术的兴起,传统的文学史叙述体例不再适应当前的文学生态,文学史编纂需要引入跨媒介的分析方法,这样才能适应现代创意写作形式的多样化发展趋势。

四、结语

在以融媒体为标志的当代文学转型与重塑过程中,创意写作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为文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想象空间,而且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为分析作品类型、学科边界、媒介形式的演进发展提供了崭新视角和思考路径。创意写作系统性地拓展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思维和视角,使研究者重新审视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首先,创意写作倡导创新、创造和创意精神,推动了“跨界” 作品形态的产生,使作品呈现出跨文体、跨学科和跨媒介的特征,打破了传统文类、学科和媒介之间的界限。创意写作不仅吸引了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背景下的创新型写作人才,而且孵化出符合体验经济发展的文化创意产品。其次,创意写作将精英文学创作引入更广阔的大众文创领域,将创作视为富有灵活性的创造性实践,也凸显了文学性和审美性的动态发展。这为研究者提供了观察和分析当代创作领域复杂问题的新视角,并推动了文学理论研究的深化。最后,创意写作增强了文学批评的活力,回击了对文学批评“缺席”和“失语”的指责。在成为独立学科之后,创意写作更是推动当代文学批评发展的重要动力,促进了学院批评、学者批评和专业批评对文创产业的关注。创意写作还为当代文学史编纂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更新编纂理论和结构体例,将各类跨文体、跨媒介和跨领域的创作纳入叙述,使文学史更具时代感和前瞻性。

【罗长青.作为方法的创意写作:融媒体视域下的当代文学研究转型[J].南京社会科学,2024,(09):125-13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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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葛红兵:《创意写作学的学科定位》,《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23]葛红兵、许道军:《中国创意写作学学科建构论纲》,《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6期。

[24]许道军:《创意写作:课程模式与训练方法》,《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25]陈思和、梁艳:《学院批评在当下批评领域的意义》,选自周明全编《陈思和研究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06页。

[26]马龙潜:《文艺批评四十年》,河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28页。

[27]曹万生:《媒体批评软暴力与学院批评的立场》,《当代文坛》2006年第3期。

[28]刘登翰:《台港澳文学与文学史写作———再谈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罗长青,男,1981年生,湖南衡阳人;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曾在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曾任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现象研究。

罗长青,男,1981年生,湖南衡阳人;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曾在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曾任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现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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