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回望十四年抗战烽火，谁不感叹中华民族那段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悲壮历程？十四年的时间跨度在历史的长河中转瞬即逝，但作为浴火求生的民族解放战争，十四年却是漫漫长路，留下了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烙印。在那场以弱对强的抗争中，东方古国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从而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血火战争锤炼了中华儿女的意志品格，造就了一批叱咤风云的民族英雄。抗日志士壮歌而行，用血肉之躯筑就钢铁长城，《义勇军进行曲》就是中国抗战精神最集中的表达。这支歌历经岁月洗礼，其意义早已超出文艺范畴，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一颗闪亮的明珠，并以其卓越的影响力和普遍的认可度奠定了新中国国歌的地位。从重整河山到民族复兴，《义勇军进行曲》早已升华为铸牢民族魂、唱响主旋律、代表中国形象、弘扬中国精神的“国之重器”。

一、开启中国抗战的序章

19世纪中叶，随着明治维新的进行，日本国家实力进一步强大，身处中国卧榻之侧，觊觎之心更加跃动。因为一直“心怀鬼胎”，所以不断催生“恶之花”。当历史的脚步来到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新一轮侵华战争终于再次拉开了序幕。

历史的镜头摇回到1931年，东北的黑土地上，秋高气爽的九月天，人们正期待着丰收。然而，猝然之间，日本关东军炮弹横飞，铁蹄狂踏，中国东北角那片丰饶的大平原一夜之间山河失色。

时任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辅佐官并参与策划柳条湖事件的花谷正在战后撰写的回忆录中描述：

十八日夜，弯月挂起，高粱地黑沉沉一片；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名向柳条沟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的兵营，一边选了个离兵营约八百米往南去的地点。在这里，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安放在铁轨下，并点了火。时间是十点多钟。爆炸时轰的一声，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

随着爆炸声响起，河本末守立即向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第二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报告，诬称中国军队破坏了“南满铁路”，并反咬中国军人攻击了他们的“南满铁路”巡逻队。

因为事先就拟定了以爆破声为信号的进攻方案，川岛正立即集结部属南下偷袭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在现场监督爆破行动的今田大尉，也挥舞着军刀，带人杀向北大营。其他各部队也按计划各就各位，分别担负警戒、联络和进攻的任务。九一八事变就这样爆发了。

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原征四郎连下四道命令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19日凌晨，又以代理司令官名义发布电令，要求关东军发起全线攻击。就这样，一夜之间，北大营被占；一天之内，沈阳等“南满铁路”沿线计19个城市被攻占；一周内，辽宁、吉林大部分失陷；至11月19日，江桥抗战失败后，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陷落。1932年2月，哈尔滨特别行政区沦陷；1933年3月，热河失守。至此，东北四省一区全部沦陷。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蓄意发动的侵略战争，其“为祸之惨，旷古未有”。东北人民顿觉顷刻间乌云压顶。一曲《松花江上》唱出了东北人民离乡背井的悲愤，也唱出了沉重的国难伤痛。1932年9月18日，《世界日报》刊文称：

霹雳一声，炮火轰炸，惨声弥天，愁云蔽野，此何日乎？非倭奴占我东省之日乎？……噩耗传来，举国若狂，虽愚夫愚妇，亦皆整额相告曰：‘国将亡矣！国将亡矣！’呜呼！此诚我国空前未有之奇耻；祸迫眉睫、千钧一发之秋也。

1938年9月18日，《新华日报》也发文称：“‘九一八’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要算是最悲惨、最深刻的一个国耻和国难的纪念日。”

日本点燃的法西斯战火固然使我们“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然而最惨痛的屈辱却也刺激了最深刻的内省。空前的战祸催生了抗战的怒潮，1931年9月18日成为了“划时代的一天”，因为它“觉醒了沉醉的中国人”。中华民族的巨轮重新开启了锈迹斑斑的行进枢纽，踏上了浴火重生的新征程，“多难兴邦”的古训再次得以验证。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一时间，身处最前线的辽宁大地上，中华儿女选择了不再退缩，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就郁积于心头的愤怒倾泻而出，发出了中国抗战的第一声怒吼、第一声枪响、第一个宣言，站起来第一位抗日志士，组建起第一支抗战队伍，唱响了第一首抗战歌谣——无数中国抗战史上的“第一”爆发式出现在辽宁。如果说中国从抗战开始就转上了一条“觉醒的大道”，那么辽宁就位于这条“觉醒的大道”的出发点上，辽宁历史性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始地。鲜血尽染辽河水，义勇忠魂谱华章，在这场伟大战争中，辽宁地处第一时间和第一空间的坐标点上，见证着中国十四年抗战的历史风云翻开了全新的一页，无数中华儿女如浴火凤凰，不惜死战，践行着“义勇所驱，共赴国难”的时代呼唤。

九一八事变之夜，面对日军关东军的进攻，驻扎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爱国官兵出于军人血性，在短暂的彷徨后选择了奋起还击，从而打响了中国十四年抗战的“第一枪”。

第七旅是东北军的王牌劲旅，这支队伍不仅素质高，而且装备精良，他们对日军的挑衅早就愤恨不已，摩拳擦掌。那时候，旋律激扬的军歌时常在营区唱响：

痛我民族屡受强邻压迫，最伤心割地赔款主权剥夺，大好河山成破碎，神州赤子半漂泊。有谁人奋起救祖国？救祖国，我七旅官士兵夫，快、快来、快负责！愿合力同心，起来工作。总理遗训永不忘，长官意志要研摩，乘长风直破万里浪，救祖国！

因此，事变发生时，第七旅爱国官兵虽然被上峰的“不抵抗”命令束缚了手脚，但并没有陷入完全被动挨打的局面。军情危急之下，六二〇团团长王铁汉这样回答了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打来的关于“不抵抗”的电话指示，他说：

敌人侵我国土，攻我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本团官兵势不能持枪待毙。

我们知道，1911年发生在武昌的辛亥革命“第一枪”标志着中国拉开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1927年发生在南昌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而中国军人在十四年抗战第一现场打响的反击日本侵略的“第一枪”，则标志着中国伟大抗战的开始，中华民族自此步入浴火重生的征途。

同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夜，同样置身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地的沈阳，中国共产党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赵毅敏正在沈阳三经街81号的居所内，他听闻炮声，马上意识到是日军武装行动了。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先发表个宣言，要尽快告诉群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省委同志分住各地，时值半夜，怎么办呢？他回忆说：

考虑到自己是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原省委书记刚刚在哈尔滨被捕，新的省委书记又不了解情况，无论是从领导的责任，还是出于民族义愤，这个宣言必须由我来写，而且事不宜迟，必须马上着手。

顾不得夜空下炮声隆隆，赵毅敏根据党中央一贯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凝神展纸，奋笔疾书。第二天，沈阳城到处硝烟弥漫，敌人实施了全城戒严和捕杀。尽管风险倍增，中共满洲省委依然秘密在小西边门附近的省委秘书长詹大权家里召开了紧急会议。经过研讨修改，赵毅敏提前起草的《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对外发表，宣言不仅揭露了日本侵略的真相，而且重点指出了：

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才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

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出中国！

工农兵劳苦群众们！只有我们以英勇的斗争能完成它。

这是石破天惊的中国抗战的第一份宣言，其意义足以令今天的我们肃然起敬。当时，中国共产党起步不久，也不过只有十岁的年纪，而且还处在国民党当局连续实施的大“围剿”之中。但是，中国共产党已如潜龙腾渊般直面民族矛盾，吹响了震天的号角，成为引领中国抗战的主心骨。

二、东北义勇军投身抗战洪流

在中国共产党核心引领和抗战大势驱动下，社会各界纷纷响应。抗战洪流之中，有东北军爱国官兵的奋起御侮，有公安警察冷静对敌，有知识分子运筹帷幄，有青年学生投笔从戎，有社会名流多方斡旋，有“土匪”“绺子”长缨在手，有“地主”“土豪”毁家纾难。一时间，中国抗战呈现“万山磅礴”之势。其中有一个名字分外鲜活生动，因其最能代表中国民众的力量而神圣不朽，它穿越了时空，以其坚持抗战的自觉性、广泛性、彻底性、艰苦性和重大的牺牲精神而名垂史册，它的大名就是“义勇军”。

“九一八”抗战开始后，东北抗日义勇军也在第一时间同步兴起，很快就发展为“义师如潮”的局面，带着中国人民最原始的斗争精神和最质朴的爱国情感，在缺乏必要装备更缺少政府支持的艰苦条件下，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关东军展开了血战，呈现出“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壮怀激烈。中国著名军事情报专家阎宝航在《东北义勇军概况》中描述：

东北民众，本匹夫有责之意，披发缨冠，纷起义军，转战数月，再接再厉……明知血肉之躯，不足以挡弹雨硝烟，然为表示民族不屈精神，任何牺牲，均所不惜。

那么，什么是“义”？什么是“勇”？“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通常被表达为“正义”“道义”“情义”。青史上历来不乏义薄云天之士，“义”被中华儿女所传承，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勇”从表面看一般指果断、勇敢，一定程度上，“勇”代表了一种行动力。近代以来，无数中华儿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把“义”和“勇”高度统一在追求民族独立的探索中。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战就是以“义”“勇”为基础的。

到1932年春夏，义勇军的斗争渐入高潮，活动范围遍及东北三省及热河省172县中的102县。有关数据显示，义勇军里爱国民众约占50%，原东北军约占25%，绿林队伍约占20%，余者为知识分子、工人、商人，还有地主武装，等等。

义勇军的斗争反映了蕴含在民众中的强大力量和不屈精神，他们的斗争“卒使强敌步步荆棘，四面楚歌；十万甲兵，疲于奔命”。以辽西各路义勇军为例，他们在北宁、营沟、大通各铁路沿线及辽热边界一线广泛出击，战线长达1000公里。从1932年1月到3月，几乎每天都有战斗发生，有时甚至一日数战。据日伪统计，仅1932年7月中下旬的20天内，“南满铁路”沿线就发生被义勇军袭击、破坏的事件1063起，敌人的铁路运输几乎瘫痪。

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之际，《华北日报》刊登了庄静的《怎样纪念九一八》一文，其中形容：“自九一八以来，东北民众用义勇军的名义，施行游击的方式，已把乐土的东三省，给日本人造成鬼国了，现在呢，继续努力，必使鬼国普遍成为泥地狱。”美国人主办的《密勒氏评论报》也指出：“满洲事实上没有不被义勇军袭击的地方，城市和铁道，竟找不出一处来。”

当然，东北义勇军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从抗战兴起到1933年春，仅一年多时间就“伤亡13万人左右”。他们的风骨恰如辽宁省新宾县城北山抗日英雄纪念碑碑文所言：“国人有志，救亡驱虏。壮士悲歌，烽起揭竿。烈士舍身筑起血肉长城，英雄洒血奋战荒野山关。……扬国魂于中外，留希望于人间。”

三、第一支义勇军“轻骑纵马战辽西”

阳关道上我逢敌，

偷袭川原在辽西。

辽彰康法人落落，

新邱杀敌雨凄凄。

孰知土匪能御辱，

哪晓百姓也杀敌。

保卫家乡当义勇，

轻骑纵马战辽西。

（注：“川原”指的是所袭击的日军第十六旅团长川原劲。）

这是最早率众走上抗日战场的义勇军将领高鹏振所作的《无题》，他的身份就是民间俗语常常提及的“绺子”“土匪”，略带美誉色彩的称呼是“绿林好汉”。国难的降临如同一块试金石，让我们看到“土匪能御辱”“百姓也杀敌”的民族血性。

1898年，高鹏振出生于辽宁黑山县英城子乡朝北营子，父亲高品仲曾当过多年庄头，家中有土地三四百亩、房屋三十余间，还经营着“成发和”杂货店和“成发染”染布店，可谓生活无忧。高鹏振少年时不仅书读得好，字写得好，还习得一身武术，他性情豁达，重义气，喜交游，善骑射。因家庭变故，高鹏振辍学到东北军自卫团当差，因驻防在阜新、黑山一带的奉军阚朝玺所部抢男霸女、鱼肉百姓，高鹏振路见不平，单枪匹马杀死了9名奉军兵痞，引来官府追究。忿恨之下，高鹏振投身绿林，报字“老梯子”。因他奉行除暴安良之义举，颇得当地民众好感，被视为“义匪”和“民间英雄”，在辽西、热河东一带被拥戴为“大当家的”，颇有“振臂一呼、四方响应”之威仪。他的老师“金同志”曾经这样介绍高鹏振：

他在群匪中，常为他们做排难解纷的领袖。他又能善体民意，对于地方的居民概不扰害，地方的人民都爱护他。官兵一来，百姓都争着给他去送信息，所以官兵没有法子缉捕他。日久天长，官兵也被软化了，都愿和他做朋友。他们人数并不很多，至多不过五六十人，可是有事时，他号召起三千五千是很容易的。他的朋友很多，他一个人可以在辽西十几县通行无阻，因为他到处都有朋友……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高鹏振正在沈阳文官屯车站附近疗伤。当天深夜，他被隆隆的炮声和密集的枪声惊醒，遂起身观望，只见北大营方向火光冲天。他明白这是日本人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行动。此时他的伤势基本痊愈，遂连夜召集“绿林弟兄”走上杀敌报国的抗战之路。1933年，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办的刊物《军事杂志》第56期刊登的《高鹏振血战倭敌》中这样记载：

九一八事变后，（高鹏振）即在沈阳集合部属14人，击死日兵3人，得大枪12支、手枪9支、子弹2000发，送到新民柳河沟一带，召集旧部，殆有3000余人……

这段文字概括了高鹏振率领众弟兄抗击日军的最初情形，然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中国民间抗战力量自此兴起。高鹏振不是官，不是军，他只是四亿中国人中的一员，是有着侠义心和正义感的一员，是不惧强敌不怕牺牲的一员。

首战之后，高鹏振连夜返回家乡，广泛联络旧部亲友，于1931年9月27日组建起200余人参加的抗战队伍“镇北军”，同年10月又改称“东北国民救国军”。到1931年末，队伍发展到2500多人，骑兵支队尤其骁勇善战，被誉为“义勇铁骑”，“老梯子”名声大振。

高鹏振率部轻骑纵马，转战新民、阜新、黑山、彰武等地，取得了多次战役的胜利。1932年1月著名的“五台子大捷”中，击毙日军指挥官不破直治大尉。敌人出于报复，派兵闯入高家，焚毁了房屋家产，逮捕了高父，老父亲不堪折磨，惨死狱中。他的儿子高小山在乡亲掩护下才免遭杀害，后被送到亲属家改名换姓才得以幸存。面对血雨腥风和家破人亡，高鹏振作诗以寄情怀：

草泽非我志，转战十里霜。

抗日军兴后，宿愿始有偿。

首战传捷报，骨肉连祸殃。

宁为义勇死，节烈永芬芳。

高鹏振是最早起兵的义勇军将领，他的队伍是无数抗日义勇军的杰出代表。至1933年初，高鹏振在遭遇重挫后继续率部参加热河、长城抗战，后在辽北蒙边和热东地区坚持抗战，直到1937年为国捐躯。七年间，他经历战斗数百次，仅大型战斗就有百余次，歼敌数千人，高鹏振先后六次负伤，多位亲人献出宝贵生命。他统帅的义勇之师，是无数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缩影，是中国无数家族性抗战的典型。他们是移动的血肉长城，是不熄的暗夜灯火。

四、“我黄显声是一定要抗日的！”

东北义勇军作为“血肉长城”载入中国抗战史册，早已成为中华民族抗战形象的重要表达。这个物化符号的灵魂人物就是被誉为“血肉长城第一人”的黄显声将军。

黄显声，辽宁岫岩人，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他文武双全，足智多谋，素有爱国情怀，1930年春，被张学良任命为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身处多事之秋，岂能尸位素餐？黄显声决计大展宏图，以实现他“骑富士山头展铁蹄，倭奴灭，践踏樱花归”的夙愿。

黄显声治军严谨，胆识过人，对日本素有警戒和防范之心，所以他在情报、武器、思想和组织等多方进行应敌预案。1931年9月初，他“紧急通知全省五十八县公安队到沈阳领取枪支，将沈阳库存原东北军历次入关作战所获枪支约二十万支尽数发到各县”。这些未雨绸缪之举使沈阳城公安警察能够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一时间有效迎战来犯之敌，在三经街、南市场等地留下公安警察奋战的身影。就是在黄显声的影响下，辽宁许多公安警官后来成了义勇军的领导人，提前分发的枪支也成了义勇军的主要武器来源。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同为军旅出身的老友孙铭武来见黄显声，要求抗日。黄显声激动地说：“我是军人，军人要服从命令，但我黄显声是一定要抗日的，你们可以组织民众，成立义勇军抗日。”

这是黄显声的心声，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抗战的路径选择，因此黄显声其实是将民众的抗日队伍命名为“义勇军”第一人。

公安警察队伍毕竟不同于国家军队，手里的轻武器如何能抵御日军的长枪大炮？他们在沈阳坚持了72小时的战斗后主动撤出并向锦州转移。虽是撤退而走，但在黄显声领导下，一路上却眼见着抗战队伍不断壮大。

1931年9月23日，张学良电令将东北军政中心迁往锦州，黄显声被任命为实际的前敌总指挥。因为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黄显声就在秘书刘澜波（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襄助下组织义勇军坚持抗战。

9月末，黄显声主持召开锦西、义县、兴城、绥中、北镇、黑山、盘山、台安８县公安局局长会议，部署加强和训练民众武装抗日。10月上旬，黄显声、刘澜波制订了鼓励各界参加义勇军的纲领性文件《收编加委方案》，对义勇军的组编程序、奖励办法、武器装备和经费来源等都做出规定。受到鼓舞的义勇之士纷纷投奔而来，因此时人评价说：“黄显声主持的辽宁省临时政府，实际上已经成为以组织义勇军抗战为主要使命的抗日政府。”

义勇军遍布东北，尤其辽宁义勇军发展最快，规模最大。黄显声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缔造者，是凝聚各地义勇军的纽带，是组织义勇军抗战的旗帜，因而赢得了“血肉长城第一人”的赞誉，也有人称其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之父”。

到1932年春，东北抗日义勇军进入鼎盛阶段，仅辽宁抗日义勇军就达30万人以上，计有56路27个独立支队、6路骑兵。此外还有特种编制的辽西第二军、辽南义勇军、辽东义勇军等等。到1932年5月，辽宁义勇军发展为“五大军区”。尽管“国危如累卵”，义勇军将士却毫不退缩。据日方统计：1932年3月，义勇军袭击南满地区115次，安东（今丹东）地区128次，辽阳地区48次。另有奉天总领事馆调查显示，从1931年11月1日至1932年12月20日，义勇军袭击铁路附近的日军就达1529次。《申报月刊》1932年9月15日记载了关东军三宅参谋长的哀叹：

关于东北暴徒之根本讨伐，实为极难之事，因其集团作乱，不易治平，且非一朝一夕所能收效。自奉天事变发生后，我军对安奉线附近暴徒中心地之讨伐不下62回之多，结果收效甚微。

1933年初，热河抗战和长城抗战相继开始，黄显声继续率部在白马关一带迎击日本侵略者。1936年8月，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黄显声在汉口被国民党逮捕，其后虽被长期关押，但他却“虎入笼中威不倒”。1949年11月27日，在阳光即将普照大地的时候，一代英豪陨落于重庆白公馆监狱。黄显声“血肉长城第一人”的故事被久久称颂，他的名字与辽宁义勇军的血战史融为一体。

五、血肉长城始筑成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长期蓄谋且准备充分的又一场侵华战争的开端，意在把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其夺取的决心、进攻的强度和狂妄的愿景是空前的，这些都注定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必是一场持久的决死之战。

当高鹏振和弟兄们举起义旗的时候，当各路义军向黄显声纷纷奔赴的时候，当中国共产党指出中国路在何方的时候，东北地区尤其是辽宁大地上的民众抗战呈现出连绵态势。放眼望去，到处都有义勇军的旗帜，褴褛的衣衫囫囵地包裹着血肉之躯，强大的意志却正在筑起时代的丰碑。

在辽南地区，盘山人张海天等在沙岭拉起了抗日武装“讨日扶民救国军”。1931年9月23日，他们勇敢地袭击了被日本人占领的营口水源地和发电所。据民间传说，当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张海天的耳朵时，他正在打麻将，只见他霎时眼露寒光，推掉了手中牌，冷冷地说：“不打麻将了，扯旗打日本！”不到两月，他的队伍就发展到五千余众，成为辽南地区重要的抗日武装，取得了智擒汉奸凌印清、九台子阻击战、夜袭田庄台、围攻沙岭、攻袭耿庄、三打牛庄、火烧海城日军兵站等数十次战绩，“老北风”绰号名震沙场。

在辽北地区，开原县乡绅富户白子峰不忍国破家亡，他召集乡亲们说：“国已遭逢劫难，自家何以生存？我决心毁家纾难，乡亲们尽管自己去我的地里收割庄稼，颗粒粮食也不能落入敌人之手！”

白子峰拉着三十余人走上抗日道路，带上了大学毕业的儿子白朴珍和侄儿白朴林。当年的大学生是极宝贵的稀缺资源，白子峰一家为了抗日是拼了命的。他们带上土枪土炮，参加了栾法章领导的义勇军。白子峰利用自己的威信，招贤纳士，搜集武器，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壮大。后因叛徒告密，白子峰全家殉国，一个平凡的中国家庭以满门英烈的壮举而载入史册。

在辽东地区，1931年10月19日，受到黄显声指点的孙铭武兄弟邀请好友张显铭组建起400多人的血盟救国军，于抚顺清原大苏河乡宣布起义。孙铭武指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杀贼，民族兴旺在此一举。”

举义当日，一支手枪置于香案之上，实弹扳机，孙铭武、李栋材、张显铭、张东郊、盖光安五人共同发誓：“倘我等有贰心，弹立即穿我胸。”当年的孙家是相当富裕的家庭，孙铭武的姑奶奶说：“三十多口的大家庭不要啦？张少帅三四十万人马都不抗日，就你们兄弟这点儿人，能打得了日本鬼子？真是胡闹！”

孙铭武则坚定地回答：“古语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们不抗日，也不叫我抗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难道日本人会自己滚出中国去？我誓死抗日，任叫名存人不在，也绝不当一天亡国奴。”

如今，抚顺清原县坐落着孙铭武兄弟的英雄墓冢，墓碑后还刻着他的抗日誓言：“民族不可辱，国土必收复，杀身毁家何所惧？愿做抗日第一人。”

滴水不成流，万木才是林，各路义勇军神出鬼没，或协同作战，或分散行动，成为中国十四年抗战初始阶段的重要生力军。中华民族的抗战，设若没有无数个体的无私坚守，这偌大的家园如何能拨开云雾见青天啊！

1932年春天，又一支英雄的队伍宣告成立，这支队伍更加集中地表现了血肉筑长城的形、神、势。

1932年4月21日，原东北军军官唐聚五联络东边道地区爱国军官和公安局局长、警察大队长等同道中人，在本溪桓仁师范学校操场召开隆重的誓师大会，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上午9时，唐聚五和诸路军事代表莅临会场，全场掌声雷动，口号震天。唐聚五等沿操场绕行一周后登上主席台，慷慨宣读抗日誓词：

邦家不幸，横罹咎殃，倭寇逞凶，犯我界疆。半载以来，贼势弥张，凡我人民，痛楚备尝。……虔诚盟誓，敬邀钧听。黄河如带，泰山如砺，石烂海枯，不渝此誓！

接着，唐聚五又满怀激情地发表抗战演说：“天下事最痛心者莫过于亡国。日本强占我东北三省，生灵倍遭涂炭。凡有民族气节者，怎能容敌猖獗！今天我们成立民众自卫军，就是肩负光复祖国山河的重任。宁可毁家纾难，也要与日军血战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唐聚五演说至激动时，取出佩剑划破右手中指，血书“杀敌讨逆，救国爱民”八个大字，全场莫不感动。将士们被感染了，热血沸腾，群情激奋。“不当亡国奴，打倒日本侵略者！”“为民族求生，为中国而战！”全场振臂高呼，如火山喷发一般，震天咆哮回荡在天空之下。

誓师大会后，唐聚五发表了《军法布告》《告民众书》《告武装士兵书》等文告，号召军民万众一心、同舟共济、光复国土！

民众群起响应，一时间，“绿林豪客之投诚者一万余人，红枪会徒之归服者约两万人，而各县公安大队自愿反正者四五万人”。至当年8月，辽宁民众自卫军兵力已达10万余众。他们以桓仁为根据地，转战东边道20多个县区，发动大小战役百余次，桓仁、通化、新宾、金川、抚松、安图等县全境，辑安、临江、长白、柳河、辉南、海龙、清原、抚顺、宽甸等十余县的广大农村，皆为自卫军所光复，抗日救国热潮如火如荼，声威大震。

从1932年10月起，日军调集3个旅团，加上伪军，在飞机、坦克、大炮等重型武器配合下，向辽宁民众自卫军发起疯狂“围剿”。义勇军奋勇抵抗，但损失严重。11月，辽宁民众自卫军余部以游击战方式边打边退，进入热河战场。队伍虽受挫，但英雄儿女矢志不渝。1933年1月，唐聚五发表通电，表示：“一俟部曲整理就绪，即行誓师进攻，收复辽吉黑三省失地，擐甲执兵，义无反顾。”

1933年3月，唐聚五与兄弟部队一起参加了长城抗战，在无数次以弱对强的争战中，将军“以肩膀与炮火抵，以头颅与飞机抗”，悲壮神勇，令中华民众热血沸腾。

抗日义勇军的浴血奋战充分表达了爱国民众的质朴情怀和赤子心肠，他们的“义”和“勇”是不含杂质的，是时刻以血肉付出的。1935年，于伟先生在《三年来义勇军斗争总检讨》一文中指出：

义勇军在东北四省的喋血，展开了一幅血腥而悲惨的历史画卷。这英勇的壮烈的牺牲，不只写成了中国民族解放史上的最光荣一页，而且掀起了世界上弱小民族和被压迫大众反帝国主义的暴行和淫威的斗争的最精彩的一幕……

1941年，周恩来同志在《新华日报》上刊文指出：“海可枯，石可烂，义勇军的民族大义，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六、军歌嘹亮 誓词铿锵

歌以抒情，歌亦言志。抗战的硝烟早已散去，战歌的旋律却至今依然回荡。弦歌响处，恍如义勇壮士烽火中揭竿而起，栉风沐雨，虎啸龙吟，气吞万里。

义勇军将士把赤子心怀寄托于抗战歌谣和铿锵口号里，纵情演绎着“宁做刀下鬼，不当亡国奴”的铿锵誓言。数据显示，现在流传下来的抗战歌谣有四百余首。歌中有诗，诗中有情，情中有义，义是民族大义；歌中有画，画中有血，血中有爱，爱是国家大爱。他们以悲歌贯日月，以血战壮山河。

如上文所述，九一八事变后兴起的第一支义勇军，即辽宁黑山县高鹏振统帅的镇北军，1931年9月27日宣誓这天，只见会场主席台的中间悬挂着大幅白布，上面用朱砂红写着激昂的抗日誓词：

起来！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民族已危亡，山河已破碎，留着我们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携手并肩，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往前冲，用我们的身躯筑起长城。拿起刀枪，携手并肩，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往前冲，用我们的身躯筑起长城。前进啊！前进！前进！豁出命来向前冲。前进啊！前进！前进！豁出命来向前冲。杀——杀——杀！

10月初，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派军事组成员张永兴前往协助高鹏振整编队伍，张永兴遂将上述誓词配上了《满江红》的古曲作为军歌。以后每有新兵入伍，都要郑重学唱。高鹏振部转战新民、阜新、黑山、彰武等地，《誓词歌》也在时空流转中呼唤着国人起来战斗。

就在前几年，尚在人世的该部义勇军老战士王玉楼还能给记者现场演唱《誓词歌》，他回忆说：“每当有人加入队伍时，先在关老爷像前由干部领着读誓词，不单这几句，挺长的，然后就学唱，在出操时唱，休息时也唱。”

这首军歌最早使用了“起来！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的表达，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起来”唱出了不甘国破家亡的屈辱，唱出了“不抵抗”政策下的羞愤。简单的用语，沉沉的意境！试想，如果没有“义”作为价值判断，谁愿意揭竿而起？如果没有“勇”作为驱动，谁又敢揭竿而起？看似轻松的“起来”二字，实则道尽了“义”与“勇”的双重境界。

张永兴曾以高鹏振部义勇军为素材，撰写出中篇纪实文学《血战归来》，发表在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华》杂志上。资料反映，著名诗人田汉看到后曾大受鼓舞，当即写下了一句震撼人心的话语：“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当时，与《誓词歌》齐名的还有来自抚顺清源血盟救国军的军歌，这就是由孙铭武、孙耀祖兄弟作词，张显铭谱曲的《义勇军歌》，其歌词如下：

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杀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起来！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斗！战斗！战斗！战斗！

孙铭武、孙耀祖的儿孙曾多次对到访的专家和记者回忆并演唱这首《义勇军歌》。2015年，孙铭武的同乡邻居、年已93岁高龄的姜学儒老人追述了当年亲历的情景：

我管孙铭武叫三大爷，管孙耀祖叫四叔。我当时9岁，经常出入孙家大院玩闹……当时在孙家大院里起义的叔伯们不停地有节奏地喊着‘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当时，我就以为嫌我们碍事呢，要轰我起来，左右看看，不是轰我，他们挺多人都在喊，还拿着棍子打拍子……

血盟救国军于1931年10月誓师起义，到1932年1月，队伍发展到千余人，成为辽东地区的抗日劲旅。汉奸于芷山企图消灭义军，谎称愿与血盟救国军合作共同抗日，哄骗孙铭武到三源浦会谈。孙铭武为推动抗战局面，力排众议，毅然前往会晤，结果被伪军包围。部下劝他赶快骑马逃离，孙铭武断然拒绝说：“我最重人格，岂能临危苟行？为惜一己之安全，将部下抛弃不顾，于良心有愧，虽生何益？岂大丈夫之所为耶！”

孙铭武视死如归，毅然写下绝笔信，嘱其子曰：“治刚、治国二子知悉：父生年四十又四，时值国家变乱，余本国家军人，必须与国同难，故奋然抗日，号召民众救国，但不幸中途惨遭挫折。父今为国而死，吾子必继父志，为国努力。……再关于父之体骨，倘能回籍，暂不入土，必俟国土收复，民众免遭灾难时，再为安葬。是余所嘱。”

孙铭武写完遗书委托部下刘锡九转给孙家。当晚半夜时分，孙铭武、张显铭等二十余人被伪军抓捕，当夜被押解到三原浦西门外杀害。

孙铭武牺牲后，孙家人都劝其弟孙耀祖不要再抗日了，但孙耀祖一心继承兄长遗志，率余部投身到唐聚五麾下。其后，孙耀祖辗转北平等地进行演讲，每讲到最后，都要高唱《义勇军歌》。他心系抗战，血染沙场，39岁时悲壮牺牲！孙家兄弟也用肝胆血肉践行起兵时的誓言。

日本关东军群魔猖獗，抗日义勇军军歌嘹亮。1931年10月，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由隶属于中共唐山地委的中共沟帮子党支部在黑山励家组建了抗日义勇军骑兵大队。这支队伍的军歌《抗日义勇军骑兵大队军歌》是这样的：

起来！起来！

不愿当亡国奴的人！

家园毁，山河破碎，民族危亡！

留着头颅有何用？

拿起刀枪向前冲！

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向前冲！

携起手，肩并肩，豁出命，向前冲！

用我们身体筑起长城！

前进啊！前进！前进！

豁出命来向前冲！

前进啊！前进！向前进！

杀！杀！杀！

战阵连绵，义军迭起，弦歌不断。前文所述的1932年4月21日起兵于本溪的辽宁民众自卫军“血肉筑长城”的声势更加浩大，他们的《辽宁民众自卫军军歌》是这样的：

光荣！光荣！我军战胜。

民众为后盾，主义做先锋。

以少击众，秋风扫落叶，

抗日军民是英雄。

为我民族求生存，尝胆卧薪，

才能奠定锦绣的辽东。

此外，该军发布的《告武装同志书》中还有：

现义勇军救国军抗日军风起云涌，负粮而影从者，在在皆是……我们亲爱的同胞们，要精诚团结起来，振作起杀敌卫国的精神，和倭奴作殊死战斗，这才是我们中国人的天职呢……亲爱的同胞，要知道现在是中国存亡的关头，我们个人生死的界限，要认清了仇敌，认清了家人。谁无心肝，哪能甘心做亡国的奴隶？

上述典型军歌誓词外，当时其他各路义勇军也流传着“不做亡国奴”等口号，民间歌谣也传唱着相似的心声。

共产党人杨光华创作了歌谣《满洲地狱》以唤起民众，其中唱道：“同胞三千万，同胞三千万，谁肯甘心做亡国奴？”歌谣《哭辽东》中唱道：“哭罢江山无泪流，亡国惨祸已临头……男儿一副好身手，拚将热血洒神州。”歌曲《长城谣》中唱道：“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知名文化界人士黄炎培先生于1932年作《义军行》称颂义勇军的境界：“誓将血和肉，遍荼沙场沙。”

中华民族五千年正气浩荡，山河破碎国运多舛之际，总有钢筋铁骨的豪杰义士振臂而呼。他们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以耿耿忠魂化成了铜墙铁壁，在人间留下英雄豪气驰骋纵横。

七、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32年9月开始，日本关东军开始重兵“围剿”义勇军，义勇军为避其锋芒转移至热河、长城一带，义勇军总司令部将进入热河地区的义勇军编为7个军团，参加了后来的热河抗战和长城抗战。

1933年初，日军集结11万余兵力分三路进攻热河。张学良整编热河防军10万余人，分三路迎敌，集结于热河的义勇军也分成三路与正规军协同作战。辽宁抗日义勇军李纯华、唐聚五、郑桂林、耿继周、朱霁青等部分布在中路战场的北票至朝阳、建昌一线。严寒之中，有的战士冻坏了手脚，伤口流着血，也不能及时包扎。官兵们没有畏缩，他们渴了吃雪，饿了啃冰。他们枪上刺刀，子弹上膛，手中紧握机枪、手榴弹，坚守着阵地。

1933年2月22日，中路日军在飞机和铁甲车的配合下，猛攻南岭、北票，进逼朝阳。耿继周、朱霁青等部义勇军在金教寺一带顽强阻击，其他各部义勇军也浴血苦战，终因弹药不足加之东北军董福亭旅第五十八团邵本良部投敌，致使南岭、北票、朝阳相继沦陷。

朝阳失守后，义勇军各部配合东北军第三十旅于兆麟部在叶柏寿阻击敌人。日军以川原旅团和骑兵第三旅团，在飞机和装甲车配合下发起猛攻。义勇军各部与东北军官兵并肩血战三昼夜。唐聚五身先士卒，壮士们奋不顾身，但终因武器不济而战力不支，伤亡较大，被迫撤往长城古北口及十八盘一带。

在长城前线，义勇军将士的血肉长城与历史上的土石长城逐渐融为一体。参加热河抗战和长城抗战的东北抗日义勇军10万余人，与敌作战数百次。进攻时，他们常常冲锋在正规军的前面，撤退时，又常常为正规军殿后，他们用满腔赤诚和巨大牺牲在长城脚下展现出血染的风采。当时，到长城前线视察的驻港华侨救国艺术团的代表邓炎山在实地观察后称：“确系义军在最前线，第二道防线为国军。”

1933年3月10日，东北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与日军在喜峰口开始了为时七昼夜的拉锯战，力量不支后向驻守在黄土岭等处的郑桂林部义勇军求援。郑桂林率部义无反顾增援，激战6小时后，收复板城峪，击溃了进攻义院口之敌，毙敌200余人。

日军又转攻罗文峪和冷口，1933年3月20日起，郑桂林部又和商震所部正规军配合，血战三昼夜，击退日军。郑桂林处处垂范，战斗中头部负伤。终因后援不继，冷口失陷。4月15日，日伪军共3000余人又在飞机、大炮配合下突袭甘庄、朱子峪等阵地，密集的炮弹落在阵地上，郑桂林依然沉着指挥，激战至16日晚。被日军切断后路的情况下，郑桂林率部奋力突围，面对日军飞机、大炮的猛烈追击，郑桂林选出1000余战士组成了敢死队，勇猛退敌。4月21日，郑桂林率部撤退到滦河以西。

古北口反击战斗中，南天门主阵地在义勇军的配合下，一度坚守不破。“小北风”张秉林（“老北风”张海天之子）率部在丰宁、古北口之间连续袭击日军，黄显声、耿继周扼守白马关要隘，唐聚五、郭景珊也率部在古北口、白马关等地配合作战，战至队伍损失殆尽。古北口战役连续三昼夜，敌人伤亡不下2000人，义勇军伤亡4000余人，这悲壮的历史画卷正如阎宝航所言：“明知血肉之躯，不足以当弹雨硝烟，然为表示民族之不屈精神，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长城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是历来兵家倚重的军事防线，是护佑国家安全的厚重铠甲。长城防线被日军突破后，更大的民族危机笼罩了中国。华北危急，近在眼前，中华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危险的信号越来越强烈，动员各界团结抗战成为了极为迫切的时代主题。

长城抗战的当时，聚焦了全国视线，社会各界无不关注。资料显示，左翼文化先驱、进步文艺工作者、共产党员田汉也随团到了长城前线的九门口等地慰问义勇军，而且会晤过唐聚五将军。

长城抗战结束后，田汉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长城抗战的场景不时在他的脑海中浮现。眼前是土石的长城，心中是精神的长城，田汉更加认识到物化的长城不足以抵御强敌，必须筑起精神的长城才能捍卫自己的家园，义勇军万众一心的磅礴力量恰似这新的长城的写照！于是他写下了：

最后的胜利是不决定在敌人的武器而决定在全国劳苦民众的意志，但凡他们不肯做奴隶，是必能把帝国主义强盗踢出去的，不管它的飞机大炮是多么厉害！因此只有组织了自己的力量，才是真正能防卫自己的家的万里长城。

在那段时间里，历史长城、土石长城、钢铁长城、血肉长城不时出现在田汉的创作中，土石长城与精神长城影像叠加，钢铁长城与血肉长城浑然同化。田汉由衷地发出了感叹：“谁不许民众自己起来，谁就是‘自坏长城’。”

八、唱响时代的主旋律之歌

“文艺，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艺创作来源于生产、生活，也来源于战争的实践。

抗日义勇军保家卫国的壮举，一直广受舆论关注，《东方公论》《白河周刊》《北洋画报》等二十余家报刊都对东北抗日义勇军进行报道评论：“暴日强占我东北后，各界民众纷起抗日救国，而尤以东北民众实地组织义勇军，参加抗日最著战绩。”

诸多媒体赞誉抗日义勇军是真正的“卫国志士”“民族英雄”。发行于上海的《申报》也连续发起募捐活动，仅在1931年9月至1933年9月间就刊登了470多条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消息。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等爱国团体印刷出版了大批介绍义勇军事迹的书籍。1932年8月出版了《东北义勇军概况》，1932年9月编印了《九一八与东北国民救国军》，1933年11月出版了《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这些读物都是向全国介绍义勇军事迹的重要媒介。

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成为共识，抗日义勇军的群像也成为时代的强心剂。中国共产党因势利导，加强了对左翼文化阵营的领导。进步文艺工作者紧扣时代脉搏，创作多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唱响时代之歌。

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推动下，上海成为左翼文化阵营的聚集地，上海心系抗战，关注时局，发行了大量具有感染力的抗战题材作品。著名剧作家、共产党员田汉和音乐天才聂耳不仅各自完成了多部创作，还作为黄金搭档合作了多部艺术经典。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田汉专业素养深厚，艺术积淀丰富，民族情怀炽热，他早已因为义勇军的壮举而心怀激荡。因此，1934年，当上海电通影业公司邀请他完成一部反映长城抗战题材电影时，这位36岁的文艺界的“田大哥”欣然接受了。在紧迫的“催稿”声中，田汉于1935年1月中旬完成了一个故事脚本《凤凰的再生》，描述的是青年诗人辛白华和贫苦少女阿凤在大浪淘沙的时代选择中，最终走向长城抗战的战场参加义勇军的故事，比喻中华民族将像凤凰一样在烈火中得到重生。

遗憾的是，1935年2月田汉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电通公司于是请夏衍将《凤凰的再生》改编为电影脚本，即后来的《风云儿女》。

按照田汉的原定设计，《凤凰的再生》故事最后是主人公、诗人辛白华创作的长诗《万里长城》，但因时间所限，田汉只完成了前两节——就是这宝贵的两节诗歌成为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基础歌词：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血肉来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

据田汉回忆：“记得原是要把这主题歌写的很长的，却因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下了，我也随即被捕了。”

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起来”“不做亡国奴”“万众一心”“前进”等已成为关键字符，写出了“势危，非用整个民族的力量，不足挽救危亡”的紧迫感和怒吼着冲向敌人炮火的行进感。

聂耳得知《风云儿女》即将拍摄，就主动找到夏衍要求给主题歌作曲，坚定地表示：“请交给我，我干！我想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作为上海文艺圈的天才明星，又是田汉志同道合的伙伴，23岁的聂耳拿到歌词后如获至宝，飞也似的回到上海霞飞路寓所投入了创作，他“读着歌词，爱国激情就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油然而生”。聂耳描述说：

我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前弹奏，一会儿在地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唱起来。房东老太婆可不答应了，以为我发了疯，跑到楼上来大骂了我一顿，末了，我只有向她道歉才了事。

我写这支曲子是完全被长城抗战的英雄壮举所激动着，创作的激情就象潮水一样从内心里奔涌出来，简直来不及写。初稿是一气呵成的，两夜功夫就写完了。但写好之后花了两个礼拜来修改。

聂耳的激情来自何处呢？聂耳是爱国的热血青年，更是共产党员，他与田汉心有灵犀。更重要的，聂耳还有亲临前线的切身体验。早在上海淞沪会战期间，聂耳就与冯庸率领的学生义勇军有过近距离接触。后在热河抗战期间，聂耳又随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到前线慰问，目睹了义勇军的风采，听到了他们“不愿当亡国奴”的呐喊，还拉起《满江红》的曲子与义勇军将士一起唱起了军歌。这些体验都为聂耳的创作奠定了丰富的情感基础。待他为《风云儿女》主题歌作曲的时候，人在书屋，心却奔到了战场，思如泉涌。

由于聂耳也遭遇反动势力的追捕，党组织就决定让他出国考察。1935年4月16日，聂耳乘渡轮抵达了日本。很快，他把修改润色好的歌谱定稿《进行曲》寄回了国内。

东北义勇军总司令、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会长且出资赞助拍摄电影《风云儿女》的朱庆澜将军妙笔生花，在“进行曲”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字，大家一致叫好。

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如同插上翅膀，很快就飞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九、《义勇军进行曲》众望所归，成为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万众心声，鼓荡人心，催人奋进。歌曲诞生后，不仅成为中国抗战的号角，更成为华夏儿女的传唱经典。

1935年12月9日，声势浩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了，6000多名学生面对国民党军警的皮鞭、水龙、刺刀，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1936年10月19日，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逝世。从殡仪馆到万国公墓，几万人的送行队伍一路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1936年11月，救国会“七君子”被捕，他们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走进监牢。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带领东北军将士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鼓舞大家收复东北失地。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义勇军进行曲》也成了国民党官兵们的最爱，他们从清晨起床叠被时就开唱。黃埔军校里，台儿庄阵地上，官兵们都在唱《义勇军进行曲》。

画家、音乐家、教育家丰子恺曾回忆说：

我从浙江经过江西、湖南，来到汉口，在沿途各地逗留时，抗战歌曲不绝于耳。连荒山中的三家村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之于村夫、牧童之口。都市里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老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国际著名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人民之战》一书里形容：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就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浪潮不断高涨的历史。这首歌的曲和词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之中。从前线到大城市，从城市到最遥远的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首歌，都会唱。

艺术的生命力是能够跨越民族、阶级和政党阻隔的，也是可以超越国家、政府和地缘限制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时代主旋律之歌，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反侵略之歌，也是当之无愧的国际反法西斯战歌。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义勇军进行曲》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广为流传，成了反法西斯阵营的流行曲目。

美、英、法等国家的电台经常播放《义勇军进行曲》，尤其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的民间广播电台更加推崇《义勇军进行曲》。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有一次在埃及金字塔下远远地听到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待走近看时，发现唱歌的竟是一群普通的开罗市民。

科学家梁思成当年在美国讲学，走在纽约街头，听到身后有人用口哨吹着《义勇军进行曲》，他以为遇到了同胞，回头看见的却是十来岁的美国孩童。

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用汉语向世界传唱《义勇军进行曲》，引起很大轰动。罗伯逊还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唱片，宋庆龄亲自为唱片撰写了序言：“我很高兴得知保罗·罗伯逊的唱片将最好的歌曲翻唱给美国人，这是所有国家的人民发出的声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美国国务院甄选盟军凯旋之歌，《义勇军进行曲》被列入其中。1945年9月，世界迎来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美国政府提议，演奏战胜国的乐曲时，就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国的曲目。中国人民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中重返世界舞台，重拾大国尊严，重筑大国地位。

《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国十四年抗战历程中最具代表性的文艺作品，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文艺范畴。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天安门广场上隆重举行了开国大典，《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国歌第一次庄严唱响。人们惊喜地发现，原来国歌是所有人都熟悉的歌。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国歌入宪，意味着《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地位同国家主权一样神圣不可侵犯。

2017年9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当年10月1日起施行。国歌的严肃性、权威性不断得以强化。

十、“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荣耀

历史长河浩浩荡荡，无数情境转瞬即逝。不是所有的当下都需要探根求源，更不是所有的当下都可以不问根源。国歌代表着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风貌与文化内涵，其源流必须理清，其地位必须尊崇。

放眼国际社会，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国歌，而且很多国歌都承载着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历史渊源。荷兰国歌《威廉·凡·那叟》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国歌，创作于16世纪。1569年，荷兰人民为了反抗西班牙统治者的压迫，高唱《威廉·凡·那叟》战胜了西班牙人。荷兰人民十分推崇和喜爱这首歌，将其确立为国歌。法国国歌《马赛曲》创作于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1792年奥普联军武装干涉法国革命，危急时刻，前线士兵们高唱《马赛曲》向敌人发起冲锋，势不可挡。其后，《马赛曲》被法国革命政府宣布为国歌。

新中国国歌诞生于抗战烽火中，是中国人民抗战精神的集中体现，义勇军将士以血肉、血泪、血汗写就了血战史，他们用生命唤醒和鼓舞着中华民族前进！“前进！前进！进！”《义勇军进行曲》充分表达了危机意识、自救意识、团结意识、牺牲意识。歌曲唤起了万众一心的凝聚，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兴起，筑牢了抗战胜利的精神基石。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辽宁省委结合辽宁党史百年历程，提炼了“六地”文化符号，“新中国国歌素材地”便是其中之一。“新中国国歌素材地”花落辽宁，是一种肯定，更是一份荣耀，说明辽宁抗战地位得到了更大程度的认可。中华民族的抗战历程始于辽宁，伟大的抗战精神也从辽宁起航。辽宁是近代中国“浴火重生”的起点，是走向抗战的转捩点。《义勇军进行曲》就唱出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辽宁开辟了最早的战场，孕育了抗战的义勇军，催生了移动的血肉长城。文化先驱把固化的长城、移动的长城升华为精神的长城、文化的长城，历史与现实相互重叠，具象与抽象合为一体。义勇军筑起了血肉长城，上海因应着强劲的脉动，南北呼应，同气连枝，密不可分地呈现着一个国家奋力自救的壮阔图景。

如果说这自救的时代图景是东方巨人的化身，那么他的神经中枢就是中国共产党。《义勇军进行曲》固然是上海电通公司的出品，是田汉和聂耳的作品，更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引领中国抗战的时代产品。共产党引领抗战是中国抗战史的一条重大的主线，其起点也在辽宁，其标志就是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发表的抗战宣言。《义勇军进行曲》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动员令，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艺术载体。

《义勇军进行曲》现实依托于义勇军的鲜活形象，辽宁作为素材地实至名归。东北抗日义勇军是民众性集体英雄的典范，而辽宁则是抗日义勇军最早兴起的地方，辽宁的义勇军规模最大，大义大勇展现得也最为淋漓尽致。“血肉长城第一人”在辽宁发挥着纽带作用，义勇军纲领性文件《收编加委方案》出台在辽宁，为《义勇军进行曲》最后命名的朱庆澜将军也长期战斗在辽宁。山海为证，《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与辽宁这片土地血脉相连。

我们知道，单就一首歌而论，最主要的构成就是歌词和歌曲，《义勇军进行曲》的词曲与辽宁密不可分。

《义勇军进行曲》的关键词我们耳熟能详。通过前文所述，不难看出，《誓词歌》《义勇军歌》等辽宁义勇军的军歌都与《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存在诸多相合之处，而且不可否认的是，辽宁义勇军的军歌创作和流行得更早。随着抗战推进，可以得见的是，“不当亡国奴”的誓言，“起来”“前进”等口号，“吼声”意识，“合力同心”“筑起长城”等呼吁成了各界共识，也成了进步文艺工作者内化于心的符号。国难之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救国认知越来越趋同。

《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聂耳更是执着地追求“艺术源于生活”的信条，他曾经为创作《码头工人》《苦力歌》而多次去黄浦江边观察码头工人的生活和劳动的场景，也曾为给电影《新女性》写主题歌而半夜起床长途步行去观察纱厂女工上早班的情况，还深入女工家里了解她们的生活。如前文所述，聂耳不止一次接触到辽宁义勇军，而且一度要参加义勇军。这些经历怎能不激发聂耳创作呢？

《义勇军进行曲》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它所彰显的忧患自救意识、独立自主意识、团结拼搏意识、开拓进取意识，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主要支点。“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是辽宁的特色文化资源，为辽宁平添了底色、底气和底蕴。珍惜文化血脉，彰显区域魅力，居安思危，知危图安，只有把国歌精神不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持续为新时代辽宁振兴汇聚磅礴力量！

【作者简介：张洁，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辽宁省社科基金评审专家，辽宁省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理论界），辽宁省第八届全民读书“最佳写书人”。研究方向为九一八事变史、中国共产党抗战史及辽宁历史文化。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TRUTH史料研究”及多项省市科研项目。《“沈阳拉贝”：让真相永浴阳光》《中国共产党与沈阳抗日救亡九君子》《中国共产党是九一八抗战的中流砥柱》《九一八·浴火重生的序幕》《满族义勇军在“九一八”抗战中的义勇担当——以＜义勇军进行曲＞词源探究为中心》等多篇学术论文发表于《人民日报》权威论坛、《光明日报》理论版、《中国社会科学报》历史版、《辽宁日报》理论版以及《学习与探索》《社会科学战线》《社会科学辑刊》《辽宁大学学报》《黑龙江民族丛刊》等重点刊物。著有《历史回眸——沈阳“九君子”与国联调查团》《“义勇军进行曲”源流探究》，主编《TRUTH史料汇编与研究》《九一八事变读本》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