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 | 新大众文艺：一场变革正在悄然发生
在某个研讨会上，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钧对自己的职业价值感产生了怀疑，“学生关注的和专业所讲的存在巨大差异，他们看的我们不推荐，我们推荐的他们都不看”。触手可及又纷繁多彩的信息世界，似乎比课本上的理论与经典作品更加生动有趣。不仅限于文学，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各类新技术兴起，泛文艺化成为新趋势，人民大众从间接接受主体变为直接参与的创作主体，素人写作、视频直播、微电影和短剧、AI共创…… 网络使多种样式的创作、发表和评论更为简单自由。今年9月，《延河》杂志社刊发文章《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开头直指 “站在新时代的潮头，我们发现：新传媒时代到来，新大众文艺兴起”。
12月6日，由《延河》主办的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新媒体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和创作”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一个由技术革命产生的虚拟世界正在向现实世界进攻，正如杂志社长兼执行主编阎安所说，无论我们有多少固有理念和执守，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传统文艺及其组织和生产模式，正在失去全面崛起的现代社会大众，信息技术革命所引发的新媒介文艺，全方位地改写着文艺的形态及其生产、传播和接受方式。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巨变，需要我们思考甚至警醒，如何主动应对当下文艺的“主体之变”和“本体之变”。
跨越创作和发表的门槛，人人可文艺
新大众文艺的形成并非异军突起。多年前，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就在文章中提出“传统文坛、新媒体文坛、市场化文坛三分天下”。以文学为例，随着新媒体时代到来，网络文学的发展超乎想象。“当代文学视野中没有网络文学肯定是不完整的，而这种依托于新媒介平台的文学形式可以说改变了文学史。”
做研究报告时，白烨发现网络文学作家70%以上是理工科出身，并且不乏文学素养与写作水平都很优秀的创作者。那时白烨意识到，文学创作主体与过去比将有很大变化——“将他们视为新大众文艺的代表之一，毋宁说是更广泛群体实现文学追求、行使文学权利的一种表现”，白烨说。
近年来，各行各业的人们正在通过对生活的记录与书写，成为大众视野中的主角。《我在北京送快递》《我的母亲做保洁》《我在上海开出租》《在菜场，在人间》等等非虚构作品热度不断攀升，能否看作新大众文艺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与传统文学或者经典文学有着怎样的关系？白烨认为，将此现象放在大历史背景下来看，对提高公民文化素质、建设文化强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以传统观念来看，似乎很多事情的发生只是偶然，其实早已成星星之火燎原之势。”《诗刊》主编李少君常回答别人的问题——现在还有人读诗吗？“余秀华、陈年喜等等，他们写得那么好，都有那么多人读，怎么能说诗歌没有市场、没有人读诗呢？” 李少君说，我们总提破圈，把自己作为主体，想让对方接受，“也许人家才是真正的主体”。
不只如此，借助新技术手段，文学文艺的传播形式也在变化，不断矫正并拓宽着其自身边界。李少君提出，时下火热的脱口秀栏目似乎可以被包括进新大众文艺的内涵——在全新的传媒空间中，由社会大众创作的以反映当下物质和精神生活为主，并通过全媒体在大众社会普遍流通的多元化、多类型的文艺形态。《文学报》原社长陈歆耕也敏锐观察到，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艺人才的生长模式被打破，“我想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对于你的才华，受众热度就是直观的市场反馈”。
新大众文艺为何能如此引人注目？在张钧看来，并不是它们已足够优秀，如民间写作，“不是素人比职业作家写得多好品位多高，是他们笔下有生活，能写进读者心里。相较之下，那些囿于个体精神围城的文学作品已经进入了贫血时代”。
涵养大众的审美趣味，满足大众的精神诉求，更可贵的是新大众文艺所蕴含的野生蓬勃的状态。自由撰稿人陈锵结合新媒体实践经验表示，新大众文艺没有站在传统文艺的对立面，“许多创作者恰恰受益于传统文艺的熏陶，因为载体的变化，现在大众了解传统文艺作品大部分也是通过新的传播媒介”。从这一点来说，这是新大众文艺的使命所在，“不是一个人开出一条小溪，是由所有水滴汇聚成一条大河”，陈锵说。
现实的颠覆性，在于新媒介技术的发展
历史上对文艺的研究，都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内容文本、创作主体、受众对象是基本三要素。在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历次大众文艺运动都卓有成效，积累了丰富的组织和实践经验。与过往文艺历史发展不同，新大众文艺的“新”，第一在于人民群众的自发性与主动性，第二在于很大程度上不局限于内容之新，更侧重于新平台、新技术、新业态。也正因为传播渠道的便利，才造成“人人可以文艺”的共时生态。
《延河》在文章中将“新大众文艺”定义为一场创作者的革命、文体革命、语体革命、阅读革命，深入分析新大众文艺的生成机制，会发现媒介技术的变革是根本依托。
“如果我们脱离媒介性，仅仅从过去大众文艺运动的传统出发，可能打不赢这场仗。”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吴予敏指出，首先必须正视新大众文艺生存的媒介技术基础。“它是物质力量，这种物质力量决定了整体大众文艺的受众形态、生产形态、文艺制度、文艺权力的分配，以及意识形态的生产生存方式等等。然而很多从事文学文艺创作、相关理论研究的人，对当下迅猛的媒介技术革命其实是陌生的、茫然的。”
吴予敏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聚生化的高度复杂性定义当下的媒体系统，与平面且单向度的纸媒时代相去甚远，在这样的传播环境里，我们面对的大众究竟是谁？“大众已不是靠口号或组织就可以宣传动员起来的群体，他们存在在媒介系统中。不只文学艺术，所有知识形态都必须嵌入到不断变化的传播空间，才能找到生存的出路。”
中学教师张海溢平日进行文学创作，他不甘寂寞，尝试将作品发表在微信公众号、抖音等自媒体平台，阅读量明显上升。从单打独斗到开辟新路，不如说张海溢乘了传播媒介之风，“传统是经过大浪淘沙留下的精华，总得有人守住，但我们不能故步自封，甚至企图扭转乾坤。时代的洪流早已开始，发挥长处，避开短处，借力才有生机。”
进入意味着融合，融合又意味着彼此适应与改变，作家弋舟将其形容为“壁垒无形中在消弭，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了可能”。今日新大众文艺概念的提出，是解放文化生产力的良好契机，同时也要看到，“实际上我们处在生存危机的状态里”，吴予敏说。它的可怕之处在于，并不是刊物办得不好、作品不够出彩、团队不够努力，“比如纸媒，如果今天尚有发行量，那么很可能，明天会更少”。而对创作者而言，曲高和寡难成气候，如何使专业化的能力与大众打通，将作品的艺术追求与群体的审美需求相结合，不以淹没自我为代价，并不容易做到。
变革的第二天，应该做什么？
新大众文艺从何时起渐成气候，逐现端倪？《文艺报》副总编辑刘颋将近来大热的“文学破圈”视为“文艺大众化”的序曲之一——人机互动、IP改编、视觉影像构成了全新的文艺场，自媒体的兴盛掀起了全民表达的高潮，正如《延河》杂志在文中所写，“文艺被从神坛上请了下来，真正走向了民间，走向了大众。这是一个文艺的群像时代”。该如何理解文艺的大众化？刘颋认为，文艺的大众化不可简单等同于文艺的通俗化，“文艺大众化是生产形式和传播手段的大众化，其中既有通俗性的内容，也有经典性的内容”。
新大众文艺实质上涵纳了更多创作主体、创生了更多生产传播模式。“过去的门槛被拆除了，习常的思想认识和思维习惯正在受到冲击”，仅从文艺批评角度来看，首要面临的挑战是，“现有方法论是否足够全面客观评析新生现象，并解决相关的衍生问题”。她同时提醒，理论话语和理论体系也许亟待推陈出新，无论如何变化，不变的是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作品都要面向高质量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精神养分，因而“文艺批评一方面应跟上时代步伐，同时更要坚持一定的审美标准和批判标准”。
《当代文学评论》副主编李桂玲从生产主体、研究主体、未来发展三个角度简要分析了新大众文艺这一现象。“面对一个崭新又体量庞大的概念，我们有没有做好理论准备？有没有突出的核心代表？如何引导形成健康积极的文艺环境而不是任其野蛮生长？”在市场化的巨大流量下，同质化、低质化的问题也层出不穷，她提出，大众文艺群体的极大扩容，是不是也可能对传统甚至经典造成伤害和破坏，在变化发生后如果新的东西没有建立起来，那就是一地碎片的状态。
对此，《文学报》评论部主任傅小平也谈到，新大众文艺的边界需要再进行厘清，简单地将互联网文艺或者民间文艺集合归纳过于笼统，同时背后的资本利益链也是影响新大众文艺发展的重要元素。
也许，对于“新大众文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等诸多探讨并不会在短时间内得到明确答案，新生事物的有序发展既需要时间验证，也需要兼具实操性与学理性的辅正，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一场变革正在悄然发生，正如《延河》在文章中所说，这是一个汹涌澎湃的文艺新浪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