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洲》2024年第6期｜阿乙：舌尖疑案（节选）
我是在芍药居一家西北菜餐馆接受黑濂宴请的。这是我们第一次在现实中见面。他点菜的风格是从价格区间最贵的那一档先点，遇见两个相似的菜品，比如都是羊肉类，也一定找贵的安排。在我多次婉拒之后，他才勉强同意去掉一两个菜。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人性豪迈的表现，极可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手段渗透进他的日常生活。我们得以认识的一个由头是都有从警经历。我早已不在腹地县城的派出所工作，他还在南方某市公安局履职，相比于我当初，他工作的保密性质要强一点。另一个由头是都对文学怀有兴趣。眼前的他—无论是面貌、声音、举止—都像是被这份穿制服的工作归化了。尤其是一股散发出的无论事主再怎么推心置腹都不能消除掉的深沉感。一股让人捉摸不透的东西。就是我们在街头和办公室看见对方时，从对方身上领略到的比迷雾还要让人感觉畏惧的东西。因为不知道在那背后隐藏着什么。他想对我分享一个压在他心里的故事。这个故事也是当初有个人心急火燎或者说欲火炎炎地分享给他的。如果不把它分享出去，他就感觉有什么事悬而未决。它不是不能对单位和社区的人分享，而是这样的分享就像对一棵树、一块石头分享一样不能产生有效的回应。
黑濂在讲故事前和我探讨了侦查工作与写作的区别：从事侦查工作的人，不乏自由灵魂；从事写作的人应该灵魂自由，却也有谨小慎微和保守的。不过，即使是最谨慎保守的人，在写作领域展现出的自由度，也要大于一个放纵不羁的人在侦查工作所展现出的。这是由体制、模式或者说一件事应该有的流程决定的。说着他从提包里取出一本由群众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六月付梓介绍案件侦破艺术的通俗读物（它是由那位把故事讲给或者说托付给他的人推荐给他的，他从孔网花费五元购得，后来我也下单买入），翻到粘着便条纸的第三十四页，指向一段用荧光笔标记的话朗读。综合起来说，侦查工作的逻辑程序如下：获得原始证据—建立推论—根据推论推出结果—检查结果—鉴定推论；在侦查过程中，凡未得到证实的推论要一一否定，直到剩下符合真实情况的，实际上已不是推论、不是假设，而是被证实了的现实。随后他说：而文学创作只有三步甚至两步：获得原始证据—建立推论—根据推论推出结果；抑或，获得原始证据—建立推论。也即，基本只需要有一个迷人的想法并把它显现出来，就可以了。作者、编者、读者就觉得事情告竣。或者说，对事情以如此姿态结束表现出一种谅解。他的说法让我吃惊。此前我从没有把侦查工作和写作搁一块儿考虑，对写作是否应该有核实的程序，虽然有过意识，但这意识肯定也不深刻且不能指导实践。可能就是一闪念吧。而他一说，甚至还没说完、只说到一半，我就了然于心，就拥有关于这方面的全部知识。并且可以说，一下子变得比他还有发言权。“我知道你说什么，就是这回事，我完全同意，”我说，“并且你这也是给我提了一个大大的醒。因为自有写作的念头以来，我的写作就差不多只受迷人的想法—也就是灵感的火光—驱动，并以它自身的释放为终结。我想这不仅是存在于我，也是存在于大多写作者甚至是大多数人身上的疾病。我们更倾向于从可行性而不是不可行性去看待事情。只要是在审美，道德训谕，消遣，统战和团结，讨好大众或某个群体、阶层，以及个人出风头上有一丁点赚头，一名作者就敢赴汤蹈火，冒绞首的危险去写，而根本不会管它从客观现实上看合不合理、合不合法。”在举了若干这方面的例子（其中包括我自己写的两个作品）后，我接着说：“而且我们不能用小说就是虚构因而也就有了胡编乱造的这样的说法来狡辩，恰恰是在虚构当中应该引入证实的纪律。因为构建文艺作品它面临比构建现实世界更重要的使命：通往永恒。在写作中，若对迷人想法的迷恋与迁就超过对合理性的坚持，创作恐入歧途。谢谢你带来的知识。”
下面是我根据回忆对他的讲述的复述。完整地复述或者说原封不动地复述几乎不可能——哪怕我们对此有着最强烈的愿望——我们在复述时总是以自己的功能、特性（或者说局限）来对我们要复述的事物进行呈现。最后怎么看都像是我们自己在讲述。读者啊，希望你能理解，这就如同我们无法像鱼游泳一样，只能用人类的方式在水里比画。是啊，那个人在水里游泳。
我和他的关系是看管。一种奇怪的看管方式。既不能用墙、栏槛、铁丝网把他关在里边，又要达到让他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或者说可控范围内）活动的效果。我们采取了一种对外介绍时应该保密的工作方式——但也没听谁说要保密，我在很多公开信息资源看到过对它的描述——来实施看管，总之是动用了一些干部、群众以及其他可以给予我们帮助的人。他叫25号。25号本身的生活习惯也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方便。他似乎听见我们的呼声，从不多出门，总是到了一天眼见就要过去也就是下午四点多五点的时候，才从住的四楼急匆匆也可以说是慌里慌张地下来，似乎要赶着去哪再不抓紧就迟到了，可就是走到宿舍区外头一个路口，他就变得像根盐柱一样凝在那儿。每到路口他都会这样。是两股通向不同方向的意愿的力分别拉住他一边胳膊，使他动弹不得。无疑他在内心表达了对昨日选择的排斥（“不能再去那边了”），最终却还是重复了昨天的选择。有几次这么走过去后，他怒抓头发狠批面颊，像是在训斥自己：“我对你充满厌恶，充满厌恶，你真让人厌恶！”这样走过五六个路口，他望见高高显露在行道树上方的宿舍区烟囱，宛如猴子望见耍猴人的皮鞭，几乎是无计可施同时也是痛心疾首地回家了。我们发现他每天都是这样，沿着既定的轨迹出门、回家。途中驻留超过三分钟的场所只有一家水果店（总是在橘子、香蕉、西瓜三者当中选来选去、确定一种）、一家报刊亭（买一种即开型彩票，刮开的同时把它朝空中扔去，并发出爽快意义大于沮丧的一声哀叹）、一家超市（常买啤酒、可乐、牛奶、酸奶、果冻、冰淇淋、面条、米糕这些当中的一些）。偶尔也去药房，进一大袋子的药。有一天他大表姐登门送来三条裤子，他抓起它们说顶多有两条就够了干吗弄三条，他大表姐很是奇怪，说钱是我出的我给你多买一条你怎么还犯脾气呢，他说这摆明了是浪费。
有一天他主动来到我办公室，在我目瞪口呆之时泰然坐下，并用一只眼环顾四周，虽然他之前来过这里。我感到双重的吃惊。那是一种纯度很高、单纯只是吃惊的吃惊。在它后面没有涌现责备、担心、同情、悲伤等心理表现，或者说这些心理表现其实涌现了，只是不过度，不至于在身上形成负担。我一是吃惊于他几乎像是顺道走访那样随随便便就走到我面前。我的办公室可是设在局大院深处。只有当他这么出现在我面前，我才知道他来了。在此之前，那些专为他个人以及像他这样没有预约的访客设置的预警机制没有任何反应。这说明我们原本以为牢不可破、能让目标对象插翅难飞的监控网络，以及被认为密不透风、连一根针都插不进来的保卫系统，早已变成了纸糊之物。应该说他想要离开看管早就离开了，他对此一定很明白。二是吃惊于他如今的模样十分吓人。我第一时间意识到他来到面前不是因为他和过去相同，而是有很大不同。首先，右眼的眼皮像是被强力胶水粘住，始终无法睁开。由于想睁开它，他的脸总是朝右上方微微倾斜。右眼睁不开，左眼也只能留一道小缝，露出一点发红的眼球。鼻子因此显得大，并且它也确实比以前大了，尤其是鼻尖，变成一个肉球。这个肉球让整根鼻子朝左前方微微歪去。嘴巴大张，右边的牙齿掉了好几颗，豁开处像一个黑洞。蜥蜴般的舌头在洞中怪异地游动。脸色病态苍白，像焯过水的猪肉，泛着油腻。让人不舒服的是，不少毛孔长着又短又硬的黑毛。头发浓密蓬乱，比女人的还多，甚至比女巫的还多。原来是假发！有一次他嫌热，把假发往上提了提，我因此看见属于他自己的头发没剩多少了，可怜的头皮粘着十几缕可能也已掉落、汗湿的毛发。这一定是病得不轻，我猜想他之所以没有离开本地，就是因为疾病发展过快，或者说他对疾病恶化到这个程度早有预料。
他开口说话，他这个人才到齐了。怎么说呢，当他出现在我面前，我反应到是他，他长着这样一副模样（虽然它变异了），这时在我心里，他是一个说话正常的人，和别人一样说话。等他开口，我才猛地记起来：他其实是大舌头。每次见他都是这样，总是在他开口时想，咦，他是个大舌头呢。按理说这不应该，因为我连他橱柜里有多少只碗都记得，怎么就记不住他发声的这一特点。可能是因为我从本质上对他没有兴趣。我们曾办过一个案子，一个男人把一具脸上光光的尸体认成是自己妻子，而他妻子额头上其实有一块杯盖大的胎记。（这位先生也可能是因为心急。坐在黑濂对面的我为了不丧失显露才智的机会而补充道。对对对。黑濂说。）25号的舌头就像短了一截，或者刚被烫伤，刚被锐器绞了一下，这使它要么在功能上要么在胆量上，无法跟上一同说话的嘴唇的动作。他说“牛奶”是“刘奶”，“悲伤”是“悲桑”，“村子”是“春几”。这些发错音的字好比是地鼠，总是从你预想的位置附近冒出头来，怯生生地看向四周，然后赶紧溜下去。你休想打得中一个。
“我要沼（走）了。”他说。
“走哪儿去？”我问。
“我可能要屎（死）了。”他说。
我想问他什么时候死，又觉得这样不地道。但我想这是我应履行的职责，因而关切地问：“大夫怎么说？”
“我不怎么看大夫。”他说。
“那还是得看看哪。”
“人总系要屎的，屎就屎呗。”
之后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我想把它完完整整也是原汁原味地转述给你，但你是知道的，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好比用筛子盛满水去某个地方，能留下来的一定不多。你只有亲耳去听，才知道他说了什么。
……
（节选自《百花洲》2024年第6期）
【阿乙，本名艾国柱， 1976年生于江西省瑞昌市，曾任职乡村民警和报社体育编辑，出版有《鸟，看见我了》《灰故事》等四部小说集及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范青年》《早上九点叫醒我》《未婚妻》。曾获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等十余奖项。作品被翻译为英、法、意、西等语种在十余国家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