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巴金的朋友“郎伟”
一、缘起
我第一次看到“郎伟”这个名字，是在整理馆藏巴金先生资料时。
1969年，巴金先生在一个22开笔记本上，用近一页的篇幅提到他的一个朋友：郎伟。
“我有一个在法国留过学的朋友郎伟，是个地主分子。解放后回到家乡，受过一个时期的管制，有好几年他每年要我帮助他四五十元。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就没有寄钱给他了。我同情这个地主朋友和我吹捧我大哥一样，说明我的确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1968年五月，郎伟托人带来一斤茶叶，并附上一封短信给我爱人，问我们的情况。当时我们夫妇都不在家，由我的妹妹收下。我虽然没有回信，但是我把茶叶泡着喝光了，也未向监督组汇报。而且我把原信带到机关，放在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的封套内，当时是这样想法，监督组要是知道问起这件事，我就随时交出原信，不问我就不交代了。后来，在这年八月，监督组采取革命活动，搜查了资料室和煤气间两处牛棚，查出我这封信，我才补写了交代和他邻居一个在上海念书的学生。”
1972年7月26日，在一份题为《交代 <我和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经济关系> 》的资料中，巴金再次提到郎伟：
“文化生活出版社是吴朗西（和伍禅、郎伟等人）创办的。……他们印出第一本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写信告诉我，用我的名义编印一套丛书《文化生活丛刊》，要我提前从日本回国参加这个工作。……”
从1969年资料来看，郎伟应与巴金关系非同一般。但郎伟这个名字，我以前从未在巴金先生的文章或相关资料中看到过，也从未听任何研究者谈起过。
通过这两份材料，大致可知郎伟曾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与巴金一起留学法国，后又参与了1935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创建。新中国之后，因其地主成份而被管制。后生活困难，巴金很同情他的遭遇，曾长期资助过他。文革开始后，1968年郎伟曾致信巴金，并寄来茶叶，巴老当时并未将此事向上海作协文革监督组汇报，而且还悄悄地把信藏到了红宝书中。
关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创办人，笔者了解到的通行说法是除了当时在日本的巴金外，主要还包括了吴朗西夫妇、伍禅和丽尼，其后还有陆圣泉、杨抱清、俞福柞，但并没有任何资料或任何人说起过还有“郎伟”参与过文生社的创办。
为何巴老会在1972年的材料中提到创办者有他呢？笔者很想了解此事。当通过微信向国内研究巴金的专家、上海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老师提起此人时，周老师的回复是：
“巴老在五六十年代曾接济过他，后来似乎就联系不多了。查不到他的专门资料。”
后来，我又与巴金先生的侄女李国煣老师联系询问。李老师告诉我：“我听说过郎伟这个人，但不清楚具体情况。只知道巴老资助过他的儿子。”
后来我又和马宗融、罗淑的儿子马绍弥老师联系，他早年曾在巴金先生家中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我想也许他会了解一些有关郎伟的情况。马老师在短信中回复我：
“我在台湾时见过郎伟，我们都返回到大陆。但解放后没有再来往。”
马老师的短信，让我进一步知道郎伟解放前曾去过台湾，并与当时在台湾的马宗融一家有来往。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郎伟回到了大陆。
这些信息让我对郎伟这个人更加好奇：一个当年留学法国，去过台湾，与作家马宗融有过交往，与文学大师巴金如此要好的朋友，关于他的事情，居然这些人都不是很了解。
- 追述过程
（一）、最初的查找
为了得到更多有关郎伟的信息，我开始通过互联网查询，但浩瀚的网络世界对于郎伟的记载也非常少。我只查到三个有关信息：
1.吴朗西在《忆平中》一文中提到郎伟。
2.张蓉、陈毛英在《家父陈瑜清与吴朗西的友谊》一文中也曾提到郎伟。
3.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一双美丽的眼睛》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萧珊文存》中收录了郎伟与萧珊的两封往来书信。
但这已然弥足珍贵，也许可以让我看到一些新的资料。根据这三个线索，我开始查询吴朗西的《忆平中》和张蓉、陈毛英所写的《家父陈瑜清与吴朗西的友谊》。很快，我就找到这两篇文章。
吴朗西在《忆平中》一文中是这样写的：
“寒假期间，我就被派往上海，聘请教师。结果请来了陆圣泉、薛藩、陈瑜清、俞福祚、郎伟。除开郎伟去兄弟学校黎明高中外，其他老师都留在平中。”[1]
根据这段资料可知，是吴朗西1933年在上海将郎伟介绍到福建泉州黎明高中任教。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刻，以巴金、吴朗西、陆蠡（圣泉）、郎伟等为代表的年轻人满腔热血，忧国忧民地探索一条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大道。他们认为学校即社会，学校应该是理想的社会，作为改造社会的中心。巴金先生在《随想录》中曾这样谈到当时他们这些年轻人的想法：
“他们的年纪和我相差不远，对当时许多社会现象感到不满，……他们不愿在污泥沟水中虚度一生。他们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想安排一个比较干净的环境，创造一种比较清新的空气，培养一些新的人，用爱集体的理想教育。”[2]
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这些年轻人走到一起，抱着同一个目标，做着同一个美丽的梦，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制造出一些有用的好青年。
张蓉、陈毛英在《家父陈瑜清与吴朗西的友谊》一文是这样描述的：
“1925年10月吴朗西先去日本，家父两个月后前往东京。……在最初的两年里，他（吴朗西）生活窘迫过着艰苦的日子，拖欠学费，经济上曾得到一位留日学生郎伟的帮助，直到他考取四川省留日庚款官费生时，经济才有所好转。……在日本期间，他们和郎伟、张贞夫、孙俍工、庄重及后来的黄源有过共同生活的经历，大家同吃同住，互相帮助……”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都受到冲击，直到1973年才恢复通信。在‘文革’受审期间，他们都扣发了工资，当得知留日朋友朗伟在富阳农村面临生活困境的消息，都主动解囊相助。”[3]
通过这篇文章可知：郎伟与吴朗西、陈瑜清、张贞夫、孙俍工、庄重及黄源等人关系密切；1925～1927年，朗伟因家境较好曾在日本资助过吴朗西；文革开始后，当吴朗西、陈瑜清得知郎伟在富阳农村生活困苦，曾主动解囊相助。
后来我在《吴朗西画传》中看到一段有关吴朗西与郎伟在日本的记录，而且还附有一张吴朗西与郎伟的合影，这是笔者找到的唯一一张郎伟照片[4]。
吴朗西（左）与郎伟（右）
“在《黄源回忆录》里提到1929年的吴朗西：‘陈瑜清到法国去后，我就搬到吴朗西和郎伟的住所。郎伟是富阳人。吴朗西在上智大学读德国文学，他们楼上住的是张易，他在高等师范学院读英文系。吴、郎两位白天到学校，晚上回来做饭吃。’（郎伟后来与沈仲九女儿结了婚）
照片中就读日本上智大学的郎伟英气逼人，面若冠玉，眉清目朗，身穿笔挺西装。而吴朗西则一身是学生装，眼睛中带有些许的忧郁。
《一双美丽的眼睛》和《萧珊文存》则收录了萧珊1972年5月4日写给郎伟的一封信和郎伟1972年8月29日写给萧珊的一封信。
“致郎伟
（一九七二年五月四日）
郎伟兄：
你给芾甘的信收到了，他还在乡下五七干校学习，问题还没有解决。不过我们应当相信党，相信群众，党的政策是一交到底。希望你好好保重身体，七十二岁在我们中国人还是算一个壮年人。不要悲观，我相信我们还有见面机会的。我家里人都很好，女儿已经结婚了，儿子去乡下插队落户，对孩子的促进很大，现在是一个身重150斤能挑两百斤的小伙子，想想孩子们的变化真使人高兴。六八年你托人带来的茶叶早已收到，当时没有写信致谢，希谅。
祝
好
陈蕴珍
五月四日[5]37
通过这封信，可知郎伟应出生于1900年。
郎伟致萧珊：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蕴珍兄：
病中手发抖，写字不清楚。
收到你的信，已有多日，六七年中还是第一次得到你们的实在情况，感到无限宽慰。
芾甘兄在五七干校学习是好消息，这是把他团结在人民内部来处理的，学习好了，问题也解决了。
你说起孩子们的成长，我也很高兴，我已经把你们孩子的名字和年龄都忘记了。（19）60年我去上海未见到他。现在不知在何处插队落户？
我的病多半是年龄关系，胃痛已停止，唯脚肿仍未好；说话很气急，走路脚不稳，尤其手发抖，诸多不便。看管山林的工作已支持不久，现在吃的东西，都要别人送上山来。
我也这样相信，只要自己的身体能恢复健康，我们还会有见面的机会。
敬祝好！
郎伟于山中 8月29日[5]38
根据这两封信的内容，可看出郎伟与巴金萧珊夫妇的关系非同一般，否则巴老在1969年的笔记本中也不会说自己一直长期资助他，更不会冒着危险把他写给自己的信存到红宝书中，而不是一烧了之。既然是长期资助，我想巴老与萧珊在早年的书信中会不会有所提及。就这样，我开始仔细阅读《萧珊文存》和《一双美丽的眼睛》以及《巴金全集》中的书信卷（22卷-24卷），不久我在《萧珊文存》日记、书信部分中看到两封提及郎伟的书信：
一封是1960年11月30日萧珊在给当时正在成都探亲的巴金信中曾提到：
“郎伟也有信来，要一点钱度冬，我想用你的名字为他寄拾五元去。”[6]145
另一封是1963年4月19日萧珊给当时在北京的巴金信中再次提到郎伟：
“郎伟又有信来，要你资助五十元，上半年卅元，最好四月寄出，要不要我先寄？可是他的地址十分不清楚。”[6]170
而在《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收录的巴金致萧珊的书信中，对于1960年11月30日萧珊信中所提郎伟之事，巴金没有在其后的任何一封信中有所提及。但对于1963年4月19日萧珊信中所提，巴金在1963年4月22日的回信中有过回复：
“郎伟要的钱（三十元）你给他寄去吧。他的通信处是浙江新登三溪口大老坞转俭坞。我记得前些时候寄过钱去，也许是我记错了。”[7]
根据这些有限资料，我对郎伟有了一个大致印象：
郎伟生于浙江富阳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曾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上学，毕业后20年代曾先后留学日本、法国，在日本时曾资助吴朗西两年，并与朗西、陈瑜清、张贞夫、孙俍工、庄重及黄源等人关系密切。后又与巴金在法国留学。在吴朗西1935年写信给巴金时，曾提到新成立的文生社想请郎伟做法国文学方面的翻译。新中国成立之前，郎伟曾在台湾，与马宗融有过来往。新中国成立之前，郎伟回到大陆。新中国之后，因地主成分受管制，生活困难，巴金、吴朗西、陈瑜清曾资助过他。
（二）、进一步追寻
对于郎伟其他资料我依旧所知不多。我又一次认真阅读我已看过的文章资料，我希望从中能再找到一些线索。当我再次阅读张蓉、陈毛英所写《家父陈瑜清与吴朗西的友谊》时，我看到该文最后结尾处，写到“陈毛英：已退休；张蓉：浙江图书馆副研究员”。我想，是否可以想办法跟这两位作者联系一下，也许他们对郎伟有所了解。就这样，我通过浙江图书馆官网提供的联系方式，打电话到浙江图书馆人事处，顺利地找到张蓉老师的联系方式。当我表明身份、说明来意后张蓉老师爽快地在电话中表示：
“关于郎伟，你最好跟我先生联系一下，他比我更了解。我对郎伟知之甚少。我把我先生的联系方式给你。你直接找他，也许会帮助到你。”
就这样，我又跟陈毛英老师通了电话，当陈老师得知我的研究意图后，他在电话中大致讲了一下他所知道的郎伟的信息。
“二十年代，他家比较有背景、比较有钱，他先去了日本，在那里认识了吴朗西和我父亲，他后来娶的妻子据说也比较有些背景，但新中国之后，他就被打倒，生活听说很惨，后来当我父亲和吴朗西得知他生活困难，也曾资助过他。他给我父亲还写过几封信。”
当我表示，可否将郎伟致陈瑜清信中有关他自己的一些信息提供时，陈毛英老先生表示没有问题，但最近他比较忙，他要找一找，他说我们可以加个微信，他随时找到资料，随时通过微信发给我。没想到我们互加微信的第二天，陈老先生就给我发来两条微信：
第一条是：
“根据吴朗西文集、家父文集与回忆，郎伟在日本留学以及泉州教书期间与他们友好相处，互相帮助，都有难忘的经历。文化生活出版社，我父亲和郎伟都没有参与其中，只是创立初期，把他们列入＂有翻译能力，接近的朋友中……就出我们这些人的翻译书。现把吴朗西文集中年谱里涉及相关人物资料介绍附上，供参考。关于书信还有待找出来再说。近日较忙，只能就此。”
第二条是一张吴朗西文集年谱中涉及到郎伟的重要信息截图。
郎伟（1904？-1974）浙江富阳人，妻沈一林（后离异）为沈仲九次女。中国公学中学部毕业后，留学日本、法国。1933年春到泉州黎明高中任教。1940年代初任福建省训练团人事处长，抗战胜利后，到台湾经营书店。新中国成立后曾进浙江革大（华东革大杭州分校？）学习。后因地主成分，被遣送回老家监督劳动，文革前地主摘帽。常去沈仲九老师家，在那里认识吴克刚，结为好友。后与沈仲九、吴克刚等合住，还与吴克刚一起与胡愈之学世界语。透过胡愈之又认识了日本人饭森正芳与其爱人春枝。[8]
根据陈先生提供的第一条信息“文化生活出版社，我父亲和郎伟都没有参与其中，只是创立初期，把他们列入‘有翻译能力，接近的朋友中……就出我们这些人的翻译书’”，我开始逐篇细读《吴朗西文集》中的文章。果然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创建》一文中，吴朗西又一次提到了郎伟：
“我屈指一算,我们接近的朋友能翻译英文的有巴金、丽尼、黄源、许天虹(笔名白石)、陆圣泉(笔名陆鼓)、张易(笔名伯峰)、吴克刚和我等等, 能够翻译法文的有马宗融、罗世弥(笔名罗淑)、毕修勺(笔名郑绍文)、陆圣泉、吴克刚、陈瑜清(笔名诸侯)、郎伟等等,能够翻译日文的有伍禅、张易、林琦(笔名林雪清）。”[9]
这也印证了陈先生所说郎伟当时被吴朗西列入过文生社译者名单之中。
根据这两条信息，可知郎伟并没有参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只是曾被吴朗西在致巴金的信中列入翻译队伍之中而已。郎伟曾与沈仲九次女沈一林结婚，1940年郎伟前往福建担任福建省主席陈仪创办的训练团处长，抗战胜利后他到台湾经营书店。新中国之后，曾进浙江革大学习，与吴克刚是好朋友。
在《吴朗西先生纪念集》中，收录有一篇陶瀛孙追忆吴朗西柳静夫妇的文章《忆念郎西兄柳静姐》，他也提到郎伟：
“他们并不宽裕，却乐于助人，帮助了人还常不声张。他们有一个朋友叫郎伟，家境境况很差。他向朗西讲述了他的处境，朗西便按时接济他，还常寄点各种书籍去，其中也有关于畜牧的书，郎伟精神上得到了安慰，生活上也得到了改善，就安心认真养牛，把牛养得很壮实。”[10]
毛一波在他的《写披云并写我其他相关的人与事中也曾提到郎伟：“我之认识沈先生即由披云介绍的，记得小西门的陋室中，有好些纯正的青年来往，那便是吴朗西、郎伟、吴克刚、李芾甘等，他们均一致尊沈为先生的。”》[11]
除了以上这些资料，笔者从2016年到2021年没有再找到更多有关郎伟的信息。对于郎伟的追寻，也被搁置起来。
（三）、偶然发现与寻觅
2021年12月，笔者在偶然翻看巴金故居公众号时，看到一篇名为《书讯|“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 <点滴> 2021年第1期看点》文章。文章最后附有一篇小文《巴金伯伯给我的信及其他》，作者名为郎平生。阅读此文，笔者发现郎平生为郎伟之子。在文中，他讲述了自己记忆中父亲郎伟与巴金的一些交往：
“抗战胜利后，外公沈仲九随陈仪去台湾工作，父母（郎伟和沈一林）带着我也到了台湾。大约是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暑假里，我第一次见到巴金伯伯。我记得：一，父亲说要和他的好朋友巴金伯伯去台湾环岛旅游。二，母亲守家未去。三，旅游时间在十天以上。四，很多时间在火车上。五，巴金伯伯常和父亲谈笑风生。六，巴金伯伯常带笑容，对我和蔼可亲。七，我们去过一处，宽阔的河面中央有一个大洞，河水不断往洞里流。八，听巴金伯伯跟父亲说，这次日月潭不能去了（原因记不清，可能是枯水期？）。九，父亲带着我回到家里是深夜，母亲已熟睡，把她吓了一跳。父亲当时是台湾书店经理。
我小学四至六年级是在杭州市仙林桥小学读的。父母也带我去上海。有一次去霞飞路巴金伯伯老宅。老房子很窄小，看到房间里放满了书。有一块墙上挂着装玻璃的木框，里面有一排排大小不一、色彩各异的鸟蛋。巴金伯伯和伯母热情接待我们。大概就是这次，父母和巴金伯伯谈起我读书的经历，从老家蓝青殿小学（抗战时期母亲任教的学校，我才五六岁），到上海南光小学，又到台湾女师附小再到杭州仙林桥小学，跟着父母漂流。巴金伯伯笑着说，我给你取个绰号叫鲁滨逊。
后来父亲在华东革大学习时过不了关，判回乡劳教三年。母亲为不牵累我，与父亲离婚。那大约是1951年，我上初一之时，才十二三岁。为和父亲划清界线，从此不见父亲。我工作后因政治的戒律不敢去看父亲，后结婚因经济的拮据不能去见父亲，直至1974年12月父亲去世我都未见到父亲。2004年12月我回老家为父亲修墓立碑，听当地老支书沈善来讲了巴金关心帮助父亲的事。老支书告诉我，父亲回乡放牛，工分很少，十分穷困，是巴金常给他寄钱，每次五元。有一年巴金来信让父亲去上海。巴金见父亲衣衫褴褛，当即给钱让父亲去买衣服换装。” [12]
这里有关郎伟的信息是我之前没有看到过的。通过这段小文忆述，可知郎伟曾在台湾担任台湾书店经理，并热情接待自上海来台旅游的好友巴金，还一起进行了环岛旅游，旅行很顺利也很开心。只是遗憾，他们没有去日月潭。郎平生先生记得没去的原因可能是当时日月潭正处在枯水期。笔者在查询巴老晚年回忆文章时，巴老给出的解释是：
“当年因为大雨冲坏了公路，我没有能去风景如画的日月潭，至今感到遗憾。倘使能再次踏上美丽的南国宝岛，这将是我晚年莫大的幸福。”[13]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笔者了解到：1947年7月下旬，巴金前往台湾；8月，从基隆坐船回到上海。对于这段经历，巴老在一篇晚年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一九四七年，为文化生活出版社在台湾设立分社的事，我曾去过台湾半个月，还跟当时在台湾大学教授、外国文学的老朋友黎烈文和其他一些人见了面。这个美丽的小岛和我那些朋友，都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14]
由此可知，那次台湾之行给巴金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巴金伯伯给我的信及其他》一文中，郎先生还提到他的父亲郎伟在新中国成立后因“在华东革大学习时过不了关，判回乡劳教三年。”1951年，妻子沈一林因考虑到孩子的前途，无奈与郎伟离婚，并与之划清界线，从此不再见面。1974年12月，郎伟去世。
2022年1月8日晚上，通过巴金故居的朋友我终于直接联系上郎平生先生。在微信中，郎先生很热情地告诉我：“慕先生，我已拜读了您写的关于家父的文章。感谢您对家父命运的关心。您捜集的有关材料比我知道的还多。您还想知道些什么？我知道的一定会坦诚地告诉您。”
我告诉郎先生：“郎先生，您好！我想了解郎伟先生在上海中国公学求学经历，他在法国与巴金交往的过程。在台湾时，他与陈仪、黎烈文有哪些交往？您们一家什么时候回到大陆的？给您添麻烦了。小慕”
几分钟后，郎先生回复我：
慕先生：
我是父母的独子，他们都很宠爱我。那时候他们认为大人的事尽量不要告诉小孩，免得增加孩子的烦恼。所以我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父亲在中国公学求学的事，小时候我没有听说过。父亲在上海求学时是外公的学生，和母亲相识恋爱。
我只听说父亲有二个好朋友，一个叫巴金，一个叫吴朗西。他们在法国求学时互相帮助。父亲有了钱就资助朋友。父亲老家是个很小的山村。田很少，父亲有山50多亩。听说奶奶很能干，不断把山卖掉让父亲读书。我不知道父亲和朋友有什么其他交往。
因外公是陈仪的亲戚，顾问。父亲靠外公的关系，在台湾当个书店经理。黎烈文这个名字我从来未听说过。父亲和吴克刚是朋友，我随父母到他家去过一次。
台湾“二二八事件”后，陈仪被免职，我们也回到大陆。大约是1946或1947年。”
这是目前我能了解到的所有有关郎伟的信息。通过这些资料汇总，郎伟这个人逐渐清晰起来：
郎伟（1900-1974.12），浙江富阳人，出身富裕地主家庭。上世纪20年代入沈仲九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公学学习，常去沈仲九老师家，在那里认识吴克刚，结为好友。后与沈仲九、吴克刚等合住，还与吴克刚一起与胡愈之学世界语。透过胡愈之又认识了日本人饭森正芳与其爱人春枝。在中国公学求学期间，与沈仲九的次女沈一林相识相恋。
在中国公学毕业后，郎伟曾先后留学日本、法国。郎伟母亲为了让儿子能够受到好的教育，不断将家中的山田变卖以供其读书。郎伟对朋友很慷慨，在日本时曾资助吴朗西两年，并与吴朗西、陈瑜清、张贞夫、孙俍工、庄重及黄源等人关系密切。后又与巴金在法国留学，在那里成为好友。1933年春，受吴朗西邀请到福建泉州黎明高中任教。1935年，在吴朗西写信给巴金时，曾提到新成立的文生社想请郎伟做法国文学方面的翻译。30年代，郎伟与我国著名教育家沈仲九次女沈一林结婚。1938年7月10日，独子郎平生出生。1940年代初，郎伟任福建省训练团人事处长。抗战胜利后，跟随沈仲九和陈仪到台湾经营书店。1947年，在台湾陪同巴金旅行。新中国成立前，从台湾回到大陆。此后不久，因台湾“二二八事件”陈仪被免职，郎伟携家人回到大陆。新中国成立后，郎伟曾进华东革大学习。后因其地主成分，被遣送回老家监督劳动。1951年，妻子沈一林因考虑到孩子的前途，无奈与他离婚，并与之划清界线，从此不再见面。文革前，郎伟被地主摘帽，后被安排在家乡山中看护山林。其生活长期陷入困境，好友巴金、吴朗西、陈瑜清等都曾资助过他。1974年12月，郎伟去世。
结束语
有朋友曾问我，你花这些时间去写这篇文章，去追寻“郎伟”，是为了什么？这个人在文学史上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你写的这篇文章，也许没有任何刊物愿意发表。我告诉他，写文章不一定是为了发表。巴老几次提到这个朋友，而且还有书信往来，但现在几乎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过往，我很好奇这一点，我想试着去找寻一下这个人，也许有些细小信息会为历史补上一个小小的缺。
郎伟平先生昨天在微信中也问我这个问题：
“慕先生：您的文章是您花费很多精力撰写的。能发表我不会有意见。只是写我父亲这样没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不知有何意义？”
我想了想，写下了这句话：
“您父亲后来的人生，其实是时代的悲剧。”
是啊，一个在旧中国受到过良好教育，又先后留学日本、法国，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作家和出版家巴金、吴朗西、黎烈文、著名革命活动家胡愈之、民国时期著名政治人物陈仪等皆有紧密来往且关系紧密，而且他还是著名教育家沈仲九的乘龙快婿，郎伟绝非泛泛之辈。他完全可以做出一番事业，但历史的波涛却将他湮没。在政治的洪流面前，个体总是微不足道的。尽管早已无人知道郎伟是谁？但从仅有的一些资料可以看出，他在日本、法国对吴朗西、巴金等人的资助，无形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的出版发展，都起到过潜在的积极作用。只是他留下的资料太少，我们无法真正地走进他的世界。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粒微尘，微小得犹如一粒尘埃。尽管微小，但也都在各自的人生旅途中发出过一点点光。
我常想，如果每个人的印迹都能记录下来，这些微小的印与迹再一个一个组合起来，必然会成为一部部逐渐磅礴而厚重的地方史、民族史、国家史、世界史。这些历史也必将会被后世所铭记。也许我们这些曾经来过这个世界的人，也会被偶尔提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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