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自古就有演说传统，但现代意义上的演讲(speech),即“在公众场合就某一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说服听众，阐明事理”①则是近代社会才兴起的产物。演讲与学校、报纸一道被梁启超称作“传播文明三利器”②,具有宣传思想、普及知识、改良群治等多重功用，是近现代公共传播的重要途径，被政、学等各界广泛使用。现代作家同样对演讲活动具有广泛兴趣，鲁迅、郭沫若、闻一多等更是以长于演讲而著称。演讲活动留下了大量演讲文本，其中便包含作家演讲文本。这些演讲文本有的散布在各类报刊上，有的则在诞生不久即被整理汇集。1912年，正蒙印书局就刊行了《梁任公先生演说集》。现代时期出版的作家全集也有收录演讲文本的。如，1948年开明书店版《闻一多全集》即收入署名“黄海”记录的1945年闻一多《给西南联大的从军回校同学讲话》。当代以来，尤其是近些年，在学界关注“有声的中国”及现代文学研究历史化转向影响下，现代作家演讲研究及其演讲文本辑录、整理所受重视程度和所取得的成果均大大超越以往。整体来看，现代作家演讲文本辑录、整理的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种形态。一是将作家演讲文本汇编成专集。如鲁迅的演讲集就有1980年朱金顺辑录的《鲁迅演讲资料钩沉》、1981年马蹄疾的《鲁迅讲演考》等多种。二是将搜集到的演讲文本收入作家全(文)集。《鲁迅全集》等大量现代作家全(文)集收录了不同数量的演讲文本。三是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对作家演讲文本进行钩沉、考释。由于汇编演讲专集不仅对作家的演讲活动有一定量的要求，更须有相当数目较为完整的演讲文本留存，因此后两种形态实际成为目前现代作家演讲文本整理的主体。然而，与丰富的现代作家演讲文本整理成果形成对比的是，学界迄今尚未对作家演讲文本辑录、整理实践进行系统审察与反思，本文拟对此问题展开初步探讨。

一、文本类属划分

文本是作家主观思想的载体，是作家所处客观时代的映射，“是后世解释者得以言说的现实依据”③。无论是宏观层面的文学思潮、运动等研究，还是微观层面的作家、作品个案研究，均须将最大范围占有相关文本作为首要前提。演讲文本是现代作家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类文本的辑录、整理工作对于现代文学研究便具有较为重要的基础性意义。然而，目前学界对如何整理现代作家演讲文本还存在较大争论，主要集中在如何汇编作家演讲文本，尤其是那些未经作家本人审订或者审订情况不明的演讲文本。

考察已编就的现代作家全(文)集，《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茅盾全集》(黄山书社2014年版)、《老舍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郁达夫全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丰子恺全集》(海豚出版社2016年版)、《李健吾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等均收录了未经作家本人审订或者审订情况不明的演讲文本。近些年学界发表的各类辑佚文章，也有许多将未经作家本人审订或审订情况不明的演讲文本作为普通佚文钩沉(1)。有的学者还在文中特意对此进行了说明：“目前学界对于新发现的文化名人的演讲记录，一般直接视为其著述文字。”(2)也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不管有没有经过演讲者的校阅，能确认的确是演讲者所讲的记录稿都具有特殊的价值”,从“全集关键在乎‘全’”的角度，“不妨收入全集并加以注释说明”(3)。而不赞成将未经作家本人审订或审订情况不明的演讲文本收入全(文)集的学者亦不在少数。他们中有人指出，“报端揭载的演讲记录稿往往未经作家本人审定，未经作家本人审定的演讲稿又往往因口音、方言、表达等种种原因而与作家的本意相去甚远”,因此对待这类演讲稿“必须慎重”(4);访谈录、口述、演讲记录稿这类文字，“一般而言，非经访谈者、口述者、演讲者最终审定，否则仍不可阑入其全集”(5)。《夏衍全集》在编纂过程中即体现出审慎的态度，明确表示“未经作者确认的讲话、访谈，暂不入集”(6)。还有学者以郭沫若的讲话、演讲、报告文稿为例，提出区分佚文和史料两部分来处理这类特殊的现代文学文献，“作为集外佚文整理辑录的郭沫若讲话、演讲、报告文稿的确认，宜严不宜宽，应该能确保其为郭沫若所作，而没有他人在整理过程中附加其中的文字”(7),其余讲话、讲座、报告等文稿则一概视为史料。学者们围绕现代作家演讲文本究竟应当如何汇编的争论，不仅关系演讲文本整理、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同时也牵涉作家全(文)集的编纂体例与修订规范，应当引起足够重视，并进行更细致的讨论。

要解决围绕现代作家演讲文本汇编产生的分歧，关键在于对演讲文本进行合理的类属划分。演讲文本是指记录演讲者具体演讲内容的文本。现代作家演讲文本可从整体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作家本人为演讲拟定的演讲稿，可称之为演讲底稿。尽管作家在演讲过程中，完全依照底稿照本宣科的可能性极小，底稿与真实发生的现场演讲极有可能存在距离，但从文本汇编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否还原现场演讲，底稿出自作家本人之手，代表作家本来的演讲意图，毫无疑问属于作家著述文本，作家对其拥有无可争议的著作权。因此，这类演讲文本完全可以收入作家全(文)集，哪怕仅是一份提纲。如，《茅盾全集》第15卷收录的《资本主义之中兴及其将来》便是茅盾作于1925年秋的一份演讲提纲的残稿。由他人代读却为作家本人所拟的书面演讲、发言稿也是一种演讲底稿，亦可收入作家全(文)集。如，臧克家委托夫人郑曼在2000年首届“厦新杯·中国诗人奖”颁奖大会上代读的《答谢辞——在首届“厦新杯·中国诗人奖”颁奖大会上的发言》收入《臧克家全集》就是合适的(8)。

另一类是他人记录作家演讲内容的文本，可以称之为演讲记录。记录者可以是记者、速记员或者普通听众等。这类演讲文本能否收入作家全(文)集，衡量标准为是否获得作家本人认可。获得作家本人认可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即学界经常讨论的他人所记演讲记录经过作家本人审阅或修订，如《茅盾全集》第22卷所收《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在延安各文艺小组会上演说》。此文曾发表于1940年7月25日《中国文化》第1卷第5期，发表时文末有茅盾附注，称“这一篇演说词，本来有两位同志给作了速记，可是因为是照讲时的样子速写了下来的，字数就超过了二万多，同时，噜苏重复之处，亦在所不免”,因此“依速记稿重行编配写成如上式”(9),证明这篇演讲记录曾经茅盾本人修订。其中还存在一种十分特殊的情形，即他人所记演讲记录，又经作家和记录者之外的第三人修订，最终获得作家本人首肯。《叶圣陶集》第17卷收录的《端正文风——在新华社国内记者训练班的讲话》由新华社记录，在《中学语文教育》发表前，叶圣陶因病无法修订，便请“一位极亲密极钦佩的老朋友”帮忙修订。对这位朋友的修改效果，叶圣陶极为满意，他说：“要是由我自己改，决然改不到这么满意。”(10)证明这篇他人记录、他人修订的讲话记录获得了作家本人认可，因此收入《叶圣陶集》是合适的。他人所记演讲记录获得作家本人认可的另一种情况是，尽管演讲记录见诸报刊时并未注明是否经作家审订，但作家生前曾将其收入自己的作品集。1926年11月18日，《晨报副刊》发表了冰心在北大的演讲记录《中西戏剧之比较》,署名“冰心女士讲演，程朱溪、傅启学笔记”。不久之后，向培良在1926年12月26日《狂飙》第12期上发表《冰心胡说些什么?》,“对该记录稿大加挞伐”。冰心并未回应，且在之后将《中西戏剧之比较》“收入多种文集”(11),说明她对程朱溪、傅启学整理的这篇演讲记录其实是认可的。这种在作家生前就被收进其作品集的演讲记录，尽管发表时可能未注明作家审订情况，但实际上，审阅或修订行为至迟发生在作家将其收集之时，甚至不排除当初发表时就已经作家审订的可能。当然，如果存在那种发表时明确说明未经作家审订，作家却又在生前将之收入个人作品集的演讲记录，也应当视为其最终获得作家认可。总之，无论他人所记演讲记录明确经过作家本人审订，还是他人所记演讲记录在作家生前曾被其收入个人作品集，这份演讲记录均可视为获得了作家认可。尽管记录者在记录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注入个人因素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但作家或者通过修订排除了记录者掺入的个人因素，或者审阅之后认为这些因素无损于自己观点的准确表达，演讲记录依然真实反映了自己的思想。无论如何，作家依然拥有这份演讲文本的著作权，承认其为自己的著述文本，愿为其负文责。那么，全(文)集作为现代作家文本最完整的汇编形态，收录这类演讲文本就是理所应当的。

除了获得作家本人认可，他人所记演讲记录还有未获得作家认可和不清楚是否获得作家认可两种情形。《新见夏衍佚文五篇考》一文中打捞出的夏衍在香港《大公报》同人进修会讲演会上的演讲记录在发表时便注明“这篇纪录匆忙中整理出来，未经夏衍先生过目，如有错误或遗漏，均由纪录者负责”(12),明确表示未经过夏衍本人审订认可。将这类由记录者担负部分文责的演讲文本直接收入作家全(文)集是不妥当的，因为这类演讲文本并非“作家的改定文本”,而是一种“拟文本”(13),这类非正式文本，很可能存在偏离作家演讲原意的情形。但其又毕竟是对作家演讲内容的记录，视为一般史料收入作家史料汇编也有些可惜。而且这类未经作家审订认可的演讲文本也并非全部如鲁迅所说是“记录者自己的创作”(14),不能因其中一些偏离作家原意的演讲记录就一同抹杀那些确实努力做到忠于作家演讲原貌的演讲记录。况且从还原演讲现场、展现作家演讲魅力的角度出发，有些未经作家审阅的演讲记录的“原生性和准确性”其实未必低于作家修改后的定稿(15)。因此，对待这类演讲文本，不妨在经过必要的考证之后，将其以附录的形式收入全(文)集。这样一方面可以结束这类演讲文本的散佚状态，存留特殊史料，方便查阅；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全(文)集编纂的审慎严谨，不违背全(文)集仅收录作家著述文本的原则。至于那些不清楚是否获得作家认可的演讲文本，收录则需更加慎重。有学者在钩考郭沫若1943年演讲记录《写作经验谈》时提到，“虽然看不到经郭沫若校阅的记载，但也同样看不到郭沫若阅读此演讲记录稿后有质疑、指责或反对的记载，鉴于其重要价值，参照先例，是有理由收入新版《郭沫若全集》的”(16)。这是一种近于默证的论证方法。现存资料未见到作家曾质疑、指责或反对一份由他人记录的演讲记录，并不能证明作家对这份演讲记录没有异议，更不能说明其认可这份演讲记录，以此为由将其收入作家全(文)集是不妥的。有学者在《郁达夫南洋时期的三次演讲》一文中发掘出《星洲日报》上的两篇郁达夫演讲记录，并结合郁达夫南洋时期经历对演讲记录进行了详细考证，提出“鉴于郁达夫在南洋新闻界、文化界的地位，记者或演讲记录者当是怀着敬慕郁达夫的严肃态度进行笔录的，所记的演讲内容大部分应符合郁氏本意”,且“郁达夫是《星洲日报》编辑，该报的新闻刊发前可能经过他寓目”,进而主张将《星洲日报》上的两篇郁达夫的演讲记录“全文辑入修订版《郁达夫全集》”(17)。这两篇演讲记录发表时并未注明是否经郁达夫审订认可，郁达夫时为《星洲日报》编辑，也只能说明他读到这两份演讲记录的可能性很大。但只要无法确证曾经作家认可，那么无论记录者记录时何等严肃认真，依旧不可贸然收入全(文)集的正编。从规范演讲文本汇编的角度来讲也应如此，同一作家的不同演讲记录，均无法确知是否经作家认可，有的收入全(文)集的正编，有的不收，难免造成混乱，也不易形成统一的汇编规则。因此对这类不清楚是否获得作家认可的演讲文本，汇编应当从严，一律参照未获作家本人认可来处理。

至于那些转述、摘述的演讲文本，则既不能收入作家全(文)集，也不宜附录，只能作为一般史料处理。曾有学者在《浅谈抗战期间冰心佚文》一文中稽考了1947年7月13日《华北日报》上一篇题为《中国女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女人》的文章(18)。这篇署名“绪仁”的文章根据作者看到的南京报纸，“转述”了一次冰心讲各国女人特点的演讲。文章所载冰心演讲内容经过高度概括，且无演讲时间、场地等信息，不能算完整可信的作家演讲文本，作为佚文辑录更不合适。

最后需要指出，作家演讲文本是对作家作为演讲主体的演讲内容的记录。凡是角色转换，作家作为记录者去记录他人演讲、讲话内容的文本一律不属于该作家的演讲文本。《李劼人全集》第8卷附录一篇《谈话节略》,系1950年代由川军将领彭光烈口述、李劼人记录的。这份记录基本以彭光烈的口吻叙述，如“重庆独立，我第二师奉命平逆”,手稿“较凌乱，多涂抹圈改，无标点，似为边谈边记”(19),虽出自李劼人之手，并且对于研究李劼人当时的创作思想、作品原型本事具有一定价值，但既不属于李劼人的演讲文本，也算不上他的著述文本，因此至多只能以附录形式收入其全集。

二、辑录和整理的取径

报刊是现代文学史料的重要渊薮，同样是辑录现代作家演讲文本的重要园地。除一小部分演讲文本来自作家本人或亲友所存底稿，大部分作家演讲文本都曾在各类报刊发表过。甚至那些身处演讲现场的记录者记录作家演讲，主要就是为了事后公诸报端。因此可以说，辑录现代作家演讲文本，其实主要便是到各类报刊中搜寻。但要在浩如烟海的现代报刊文献中有效收集作家演讲文本，就需要取用一定的路径。

第一，现代作家的演讲活动与其行迹密切相关，可以重点关注作家从一地到另一地的地理位置变动，并以此为线索追踪其演讲经历，打捞其演讲文本。如，鲁迅1924年赴西安，1927年南下广州，1932年回北平探亲，均留下著名演讲。有时作家出游本身就以讲学为目的，演讲自然是其出游期间重要的日程安排。1922年，梁启超辗转南京、上海、长沙、武汉、开封等多地讲学。其中赴武汉是应武昌中华大学校长陈时之邀，为该校暑期学校开设讲座，武昌佛学院编辑的《海潮音》刊载有“梁启超在武汉讲演的全部内容”(20)。1948年10月，胡适应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邀请到武汉讲学，演讲十次。有学者结合胡适日记及《武汉日报》、《国立武汉大学周刊》、《东湖中学通讯》等武汉当地报刊，辑录出《两个世界两种文化》、《国际形势之观察》等演讲记录(21)。现代著名作家由一地向另一地移动，所到地常有仰慕其名者借机邀约演讲。要辑录这类演讲文本，便需要关注演讲发生地的报刊。此外，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为作家跨国移动提供了便利。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等均有出国及国外演讲经历。钩沉这类演讲文本，需要将域外文献资料纳入考察视野。1946年，老舍、曹禺应邀赴美，在美期间发表了多场演讲。有学者依据《曹禺全集》所附《曹禺生平年表》,发现了由留美中国学生战时学术计划委员会编辑的National Reconstruction Journal同年第7卷第1期上刊登的曹禺英文演讲文本“The Modern Chinese Theatre”(22)。除了国外行程，作家回国以后的行迹仍然需要加以关注，因为回国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往往是演讲的“高发期”。这些游历域外的作家回到国内，常会受到各方邀请，演说域外体验。1947年5月25日，上海小教联为游苏归来的茅盾举行欢迎会，四天以后，《时代日报》便刊发了茅盾在欢迎会上的答问记录《茅盾氏讲苏联的印象》。1947年6月19日，茅盾又应开明书店之邀前往演讲，演讲记录《苏联的出版情形》经茅盾审阅后发表在同年7月7日的《开明》杂志上。

第二，现代作家演讲活动的邀约方、主办方通常是那些与作家本人关系紧密的机构、社团，因此要注意收集这些机构、社团所印行的公开刊物或内部资料，留意经常报道这些机构、社团动态的报刊。1930年代前期，冯友兰、吴宓、刘文典均为清华大学文学院教授，1932年4月22日、27日以及5月6日的《国立清华大学校刊》上就分别刊登了他们面向全校师生的演讲文本，涉及他们对各自主持的哲学系、外文系、中文系的教育主张。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7月出版的《联大八年》,也刊载有联大教授闻一多的演讲记录《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辑录现代作家演讲文本尤其要重点关注大中小学等文化教育机构及青年社团、文化或文艺社团，因为它们的成员，即各级各类学校师生，或者其他一些社会青年、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等，往往是现代作家演讲的受众主力。1946年春，茅盾离开重庆，赴岭南短暂居留，期间在广州、香港有过多次演讲，目前可考者均发生在上述这类机构或社团。其中，3月29日，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民主与文艺》,4月19日在香港华侨工商学院讲《文艺修养》,旅港期间还对岭英中学侨风社社员讲《关于写作》。另外，3月24日在广州三个文艺团体欢迎会上讲《和平·民主·建设阶段的文艺工作》,4月8日、16日分别在广州青年会和香港青年会作同题演讲《人民的文艺》。有时作家甚至会在上述同一机构或社团进行不止一次演讲，已发现的这些演讲史实可以为发掘新的演讲文本提供方向与线索。如1919年至1923年，蔡元培曾至少四次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讲，这四次演讲记录《义务与权利》、《国文之将来》、《学生自治》、《自治之成因与范围》分别发表在该校校内刊物《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周刊》上(23)。

第三，一些重大社会事件、文艺事件以及重要人物纪念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往往会引发相关作家的演讲行为，所以应当结合作家生平行迹对这些事件、时间节点前后的报刊文献予以关注。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震动全国，北平文化界对这场战争密切关注。郑振铎当时在上海主编《小说月报》,亲眼目睹战争。受日军侵略影响，《小说月报》第23卷第1期被毁，郑寓亦遭破坏。1932年2月8日，郑振铎离沪北上。2月22日，希望了解战争真实状况的清华师生请郑振铎作《我所见的上海战争》演讲，演讲记录载2月26日出版的《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6年鲁迅逝世是现代文艺界的重大事件，各地纷纷举办各种悼念、追思活动，许多作家参加了这类追悼活动，并发表演讲或谈话。如，《闻一多全集》第2卷收录的《在鲁迅追悼会上的讲话》即是闻一多在清华大学举办的鲁迅追悼会上的讲话记录。鲁迅逝世后，尤其是全面抗战时期，每年忌日均有作家集会演讲或谈话，《老舍全集》、《闻一多全集》等均收有从当时报刊上辑录的这类演讲文本。

第四，以作家演讲亲历者的听讲感受、事后回忆文字为线索回溯演讲现场，同样是考证现代作家演讲史实、搜寻演讲文本的重要方式。如，有学者根据记者贺家宝回忆1947年他曾多次报道冰心到贝满女中、慕贞女中、女青年会演讲，以及他曾在《新民报》上报道冰心再次赴日等线索，在1947年6月26日《新民报》上发现了冰心在贝满女中演讲的报道。又根据报道中提及的“上星期五，本校校友会特请女作家谢冰心作返校演讲”,考证出1947年7月7日《一四七画报》上的冰心在贝满女中的演讲记录所涉及的演讲发生时间为1947年6月20日(24)。又有研究者在考证胡适1928年苏州之行时，注意到1943年2月吴健雄曾给胡适写信，提到“我听到了你那次在苏州女中的演讲，受到的影响很深。后来的升学和出洋，都是从那一点出发的”(25)。1928年胡适到苏州时，吴健雄正就读于苏州女子中学，而她在信中提到的胡适演讲的记录就刊登在1929年第1卷第5、6期合刊的女中校刊《苏州女子中学月刊》上。

当然，无论选择哪种取径去发掘现代作家演讲文本，均需与日记、书信、年谱、传记等作家生平史料相结合。其实，日记等作家生平史料本身便包含着大量涉及作家演讲活动的信息。以叶圣陶日记为例，1940年冬，他赴四川崇宁、彭县等地调研中学语文教学状况，所到之处，几乎均有演讲活动。如11月26日日记：“有一三年级学生将昨日余之讲辞记下，嘱余修改。其稿在二千言以上，就油灯下改之。”28日日记：“再至省女中。三时，为全体学生讲演，题为《学国文之目的》。”(26)这些均为我们进一步搜寻叶圣陶演讲文本提供了线索。更多情况下，现代作家演讲文本的发掘并不单纯依赖某一种方式，而是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使用多源史料，从多方面进行严谨的钩沉考证。

最后需要提到的是，辑录现代作家演讲文本还不能忽略跨媒介来源。演讲本来就是有声的文本，只是受制于当时科技水平，声音未得长久留存，故而普遍转换为纸媒，以文字形式传布。但现代时期，留声留像技术也已投入使用。近些年，孙中山、蒋介石等历史人物在上世纪上半叶的原声演讲便陆续公开流传。1999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工作人员在莫斯科的档案馆里发现了李大钊1924年9月22日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演讲的影像胶片。这段演讲影像虽然无声，但却能令人充分感受到李大钊豪迈激昂的演说情绪与热烈的现场氛围。因此可以期待有朝一日在海内外进一步发现现代作家演讲的音像资料。而对活跃在当代的作家而言，依据音像资料整理演讲文本已有先例。《老舍全集》第15卷收录的《与日本友人的一次谈话》便是舒济根据日本NHK记者1966年1月来华采访老舍时录制的录音带整理的。2020年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莫言演讲全编》,收录莫言演讲文本106篇，其中不少演讲均有影像资料供参对。可以预料，技术的进步将进一步丰富作家演讲文本整理的实践与经验。尤其是面对活跃在新时期以来的作家，除了文字文本，他们还将留下大量具有学术价值的跨媒介史料。如何处理这类史料，考验着学者的智慧，也将不断推动包括演讲文本在内的文学史料的整理以及研究范式的变革。

三、相关学术规范

在完成对作家演讲文本的发掘后，便须对这类文本进行必要的整理。多数情况下，学者们发现此前未曾进入学界视野的作家演讲文本，会选择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加以考释，同时公开新发现的文本。这已经涉及对演讲文本的整理工作。而在编纂、修订作家全(文)集或者进行作家史料汇编时，依照相关衡量标准考察作家演讲文本，并按照演讲文本的实际类属或集入、附入全(文)集，或收入史料汇编，则更需要对演讲文本进行整理。而无论是在单篇考释文章中还是汇编时对演讲文本的整理工作，均须遵循一定的学术规范。

首先，整理作家演讲文本必须精心校读，避免因整理者失误而造成漏录、衍录或误录。此乃最基本的整理规范。同时，对演讲文本中可能存在的误记进行校订也是整理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尤其是那些未经作家本人认可的演讲记录，受作家演讲时口音、语速及记录者个人学养、对作家演讲内容熟悉程度等因素影响，是很容易出现讹误的。至于由于语言演化原因导致的原始演讲文本在一些字词、标点上与今人表述习惯有异之处，在不影响阅读的前提下，应尽量保持历史原貌。但若原始演讲文本无标点，或采用句读形式断句，则应按照现代标点符号进行重新标点。

其次，披露新发现作家演讲文本的文章必须尽最大可能考证演讲发生的时间、地点、场合，甚至邀请方、演讲事由、重要出席者，以及演讲文本是演讲底稿还是他人所记演讲记录，若是他人所记演讲记录，是否经作家本人认可。而对作家演讲文本进行汇编时，也必须尽可能详尽地注明上述信息。同时，还要注明演讲文本来源，并注意区分演讲时间、演讲文本发表时间及可能存在的演讲底稿写作时间。老舍抗战时期在重庆汉藏教理院的演讲记录《灵的文学与佛教》自1980年代被发现以来，其演讲时间一直有1941年、1939年暑假、1940年8月及1940年9月4日等多种说法。有学者曾依据这份演讲记录在《觉音》杂志上的刊登时间及老舍1939年夏不在重庆排除了前两种可能，又根据这篇演讲记录的记录者达居法师1940年9月29日出国，推断演讲一定发生在此之前，限定了演讲发生的时间范围(27)。至于确凿的演讲时间，则仍留待相关史料的进一步发现。考证演讲文本是底稿还是他人所记记录，若为后者是否经作家认可，涉及对演讲文本的分类汇编及其可信度评价，同样是整理工作必须完成的环节。如，上文提到的茅盾1946年3月24日在广州三个文艺团体欢迎会上的演讲文本《和平·民主·建设阶段的文艺工作》曾发表在1946年4月10日《文艺生活》第4期，却并未说明是演讲底稿还是演讲记录。但后来茅盾曾将其收入《茅盾文艺杂论集》并在序言中提到集中所收均为自己所作文艺评论文章，由此证明这篇演讲文本是演讲底稿。

再次,整理作家演讲文本,还应当对演讲文本的题目予以关注,确保其与演讲内容贴合。演讲底稿的题目由作家本人拟定,一般无需调整,需要留意的是那些他人所记演讲记录。有些演讲记录摘自新闻报道,没有标题,整理汇编时便需要根据演讲场景或内容拟定一个合适的标题。如,《老舍全集》第14卷所收《在首都庆祝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闭幕大会上的讲话》即录自195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的新闻报道《庆祝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胜利闭幕》,标题为收入全集时所加。这则标题的拟定是恰当的,标题之下的正文应当只收老舍讲话内容,但全集编者却将“中国代表团团员、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作家老舍讲话。他说”(2)一并从《人民日报》报道中辑出作为这篇演讲文本的开头,这就不妥当。有些演讲文本在报刊上发表时采用的是新闻报道式的标题,如《郭厅长沫若昨讲演“节约与抗战”》、《冰心女士谈对于日本妇女的印象》等等,整理汇编时也应当作出必要调整,择出其中的演讲主旨作为标题。还有一些未经作家认可的演讲记录所使用的标题虽然不是新闻报道式的,但为记录者个人所拟。对这类未经作家认可的演讲记录的标题,须考证其是否符合作家原意或切合演讲实际。如,1927年11月2日鲁迅赴复旦大学演讲,次年5月9日上海《新闻报·学海》刊登萧立所记演讲记录,题为《鲁迅之所谓“革命文学”》。对此题目,马蹄疾在《鲁迅讲演考》中予以采信。2005年版《鲁迅全集》也据此注释为鲁迅此次复旦演讲题目是《革命文学》。然而早在1984年,就已有学者发现1927年11月出版的《复旦旬刊》第2期上有“本月二日,周树人(鲁迅)先生来校演讲‘文学上标榜派别之不当’”的报道(3)。通读萧立记录的演讲记录也可以发现,鲁迅并没有从正面阐述“革命文学”问题。鲁迅此次演讲的真正题目其实是《文学上标榜派别之不当》而非《革命文学》。这是针对他人所拟标题不符合作家演讲史实作出的修正。另外,副标题也是作家演讲文本整理过程中应当加以关注的部分。许多作家演讲文本在报刊刊载时均有副标题,点明演讲信息,如“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八日在中央文化会堂讲”、“三月六日对重庆时事新报同人演讲”、“在上海戏校讲”等,成为作家演讲文本的重要标志。为将作家演讲文本与其他文本相区分,整理汇编时应当保留这类副标题,原刊演讲记录没有副标题的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设副标题。作家演讲底稿没有副标题的则不必增设,但也应当以题注形式注明是演讲底稿。

最后，处理现代作家同一演讲所衍生的不同演讲文本，必须做到广参精校。同一作家同一演讲有多种演讲文本的情况并不少见。如，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李公朴死难经过报告会上的演讲，在他逝世后极短时间内，就有1946年7月21日昆明《学生报》刊登的《无耻啊!无耻啊!他们在慌啊，在恐慌啊》、7月28日重庆《新华日报》刊载的《闻一多先生最后的一次讲演!》、8月2日昆明《民主周刊》发表的《闻一多同志不朽的遗言》等多个版本的演讲文本面世。整理这种多版本演讲文本，需要尽可能占有不同版本，对照参校。新发现一份作家演讲文本，也应考证是否为同一演讲的另外版本。如果是，则应与其他版本对观，对不同版本演讲内容进行辨别，然后作出价值判断。至于汇编不同版本的演讲文本，则需要更加具体的操作规范。第一，若不同版本演讲文本中包含作家演讲底稿，为维护作者权威，则应以底稿为善本，收入全(文)集。当然，其他版本的演讲文本也不可就此忽视，至少应以注释形式注明，以便查阅。对那些确有独特价值的演讲文本，如较大程度保留了演讲现场鲜活感、生动感的演讲记录，可以以更详细的注释加以呈现，也可以附录于全(文)集，供参照阅读。第二，若不同版本的演讲文本不含演讲底稿，但含经过作家认可的演讲记录，也可以此版本为善本，收入全(文)集，其他版本仍参照处理演讲底稿之外演讲文本的原则处理。特殊情况是经作家认可的演讲记录不止一版。如，1943年2月19日，曹禺在重庆作《悲剧的精神》演讲就有多种演讲记录流传。其中，《国民公报》与《成都剧刊》上发表的两份演讲记录记录者不同，但均经曹禺审订。1984年2月，曹禺对《成都剧刊》版演讲记录再次进行了修改，形成第三个版本，《曹禺全集》即收录了这一版本。同一演讲有三种均经过作家审订的演讲记录，全集选择收录作家最后修订版，是合适的。最后修订版与《成都剧刊》版区别不大，主要在于曹禺删去了曾经认可的“悲剧的精神是要极端的”这类表述。对此，曹禺在修改附记中进行了说明，全集同时收入这个附记，也是严谨的。而海鸥记录的《国民公报》版则与另两个版本区别较大，披露了它们未曾记载的演讲信息(30)。考虑到此版本演讲记录亦经曹禺本人审订，《曹禺全集》也可以选择在附录中辑录，以供参阅。第三，现存不同版本演讲文本还有一种情况，即这些演讲文本均未经作家认可或认可情况不明。这种情况下，若不同版本之间无实质性差异，比较之后，可以择定记录语言自然、行文流畅、符合作家用语习惯的版本收入汇编，同时注明各版刊载来源、记录者等信息。若不同版本之间存在少量实质性异文，则应当对这些异文内容进行考证，如果不同版本异文均无法证伪，则仍可按照上述标准择定善本，同时参照其他版本，以注释形式对实质性异文进行说明，也可以选择在善本的基础上参照其他版本进行修补完善。如，上文提到的闻一多生前最后一次演讲，由于闻一多在演讲当天即去世，留存下来的各版演讲记录均不可能再经他本人审订，但囿于此次演讲特殊意义及知名度，各版《闻一多全集》及大量闻一多作品集均将其演讲记录作为作家著述收录。其中，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朱自清主编的《闻一多全集》,收录了重庆《新华日报》版演讲记录，但“有所顾虑，许多重要的话都删掉了”(31)。1951年李广田编《闻一多选集》,改收《民主周刊》版演讲记录，但同样漏收闻一多演讲时对司徒雷登的评价部分。199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推出《闻一多全集》,仍选择收录《民主周刊》版演讲记录，但补全了《闻一多选集》漏收的文字。将《新华日报》版和《民主周刊》版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后者内容要详细得多。再考察此版诞生过程，据记录者詹开龙回忆，演讲发生时，他在现场记录，次晨听闻闻一多遇害，立即着手整理：

我立即将原题为《闻一多先生在李公朴追悼大会上的悼词》记录稿反复诵读，逐字逐句加以整理。经过整日和通霄[宵],回顾先生讲演时的情景，每句话的用词和语气，并参照先生平日讲课、讲演时说话的风格进行校订，力求尽如先生的本意，字字句句皆为实录，无有损益。次日又约集了几位听过这次讲演的本报同人共同核对，写成定稿，改题为《最后一次的讲演》;题下署名“闻一多”。(32)

可以说，《民主周刊》版最能体现闻一多演讲的历史实况。因此，199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版《闻一多全集》收录此版。同时，以注释形式说明《民主周刊》版中“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者”在《新华日报》版中记作“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又因为“最后一次的讲演”这一题目当时已深入人心，便以此替换《民主周刊》版原题《闻一多同志不朽的遗言》,并注明“现题是据开明版《闻一多全集》所改”,由此形成了一份相对完善的演讲文本(33)。现存不同版本的演讲文本均未经作家认可还有一种情形，即不同版本之间内容差别较大，又均无法证伪，那么只能将这些版本在汇编时全部收录。如，1929年6月2日，鲁迅赴国立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演讲。此次演讲，鲁迅无底稿留存，学界也以为当时并无演讲记录见报。直到1961年10月22日陈楚桥在《西安日报》发表《记鲁迅先生的一次演讲》,才披露了此次演讲之记录。然而近期有学者发现，其实1929年6月5、6两日的《今天新报》就连载了第一师范学院学生所记鲁迅此次演讲记录，题为“没有什么感想”,可惜并没有连载完。将两种演讲记录对比可以发现，其内容差异很大。因此，在未发现新史料之前，只能是“两说并存”(34)。

总而言之，无论是精心校录文字、合理确定标题，还是标明演讲相关史实、妥善处理不同版本，这些整理规范的提出，都是为了使整理后的演讲文本尽可能贴近演讲发生时的历史现场，提升作家演讲文本的准确度和可信度。为了尽最大可能实现这一目的，在整理过程中，对有些演讲文本附带的观众掌声、笑声等现场反应，不妨予以保留；对与此次演讲相关的新闻报道描述的作家情态、观众人数、演讲氛围等现场情形，不妨也以注释或附记形式予以留存。但是要指出的是，面对那个已经逝去的演讲现场，无论整理后的演讲文本如何贴近史实，完全还原或者回到那一历史现场都是不可能的。即便是那些根据演讲实况音频甚至视频资料整理的演讲文本，由于语境的流逝，也不可能百分之百还原演讲现场。鲁迅、郭沫若、叶圣陶等作家都曾指出他人整理的演讲记录偏离了自己演讲的本意，但这同样不意味着经过作家本人修订的演讲记录能够重新回到演讲现场。自然，未经作家认可的演讲记录贴近演讲现场的程度就更值得审察。因此，现代作家演讲文本的整理工作，其实就是遵循一定学术规范，结合相关史料，最大限度地去把握和还原那个曾在历史上存在过的、由作家和听众共同组成的有声的信息场。

四、多重的研究价值

辑录、整理现代作家演讲文本，从本质上讲，其实就是扩大现代文学史料的范围。随着新的史料被发现，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得以丰厚、夯实，现代文学研究有了进一步推进、细化的可能。从这一角度来说，辑录、整理现代作家演讲文本的价值，其实就在于这一过程中被辑录、整理出来的演讲文本对于现代文学研究所具有的价值。

首先，演讲文本是作家生平研究的重要史料。对于日记、年谱等作家生平史料中已有记载的演讲活动，发现其演讲文本将有助于进一步确认和研究此次演讲活动。而如果一份新发现的演讲文本能勾连出一次尚未知晓的演讲活动，将更有助于了解作家生平，并为作家年谱、传记的编纂、修订提供参考。如，抗战时期老舍作为“文协”代表参加北路慰劳团到西北慰劳抗战将士的史实一直有待进一步梳理，有学者在1939年10月31日出版的《抗敌》上发现一篇《抗战与戏剧》的老舍演讲文本，据此得知老舍在兰州期间，曾于10月26日到《抗敌》社演讲。作家在演讲文本中有时会提到其个人生平行踪等信息，这也是对作家生平研究的丰富。仍以《抗战与戏剧》为例，老舍提到自己跟随慰劳团在西安看“当代戏穿古装的演出”,还在各战区都发现“剧本荒”问题等，这都为进一步勾勒老舍此次西北之行提供了史料(35)。

其次，演讲文本有益于了解作家创作。现代作家的创作经历、写作经验、对自己作品的理解等始终是社会公众感兴趣的话题。作家在演讲过程中，也经常谈论这类话题。如，老舍1934年在青岛市立中学演讲《我的创作经验》时，由私塾、中小学时代热爱古文、旧诗谈起，一直聊到在英国、济南、青岛等地的创作，提到自己在南开中学教书时就曾尝试创作小说，《老张的哲学》是“受落花生的怂恿，寄登《小说月报》”以及“书中的人物事实，大部分都是真的，不过变化姓名而已”等(36)。有时，作家在演讲中会着重介绍自己的某一作品或者某次演讲即是由某一作品生发而来。这类演讲文本便成为研究作家这一作品的关键史料。如，有研究者将新发现的徐志摩演讲记录《海滩上种花》与其同题188体育官方ios进行比较分析，弄清了188体育官方ios《海滩上种花》的写作时间、写作经过等问题(37)。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是，一作家的演讲关联着另一作家的创作。1921年7月30日，胡适应邀赴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上午之内先后演讲《小学教师的修养》和《实验主义》。胡适此次演讲成为叶圣陶创作《脆弱的心》的直接动因。这篇小说发表于1921年8月15、16日《时事新报·学灯》,描写一位小学教师莫先生听了哲学名家许博士的演讲，在迷茫中“开始了对自身的思考，并试图改变现状”(38)。小说中的许博士，原型即胡适。遗憾的是，这次演讲的文本迄今尚未发现，不过叶圣陶在小说中用一大段文字表述了胡适演讲大意，并对演讲现场进行了详细描摹。如果能发掘出胡适的演讲文本，与小说进行对读，无疑有益于进一步探析1920年代初叶圣陶在创作教育题材小说时的写实倾向。

再次，演讲文本是研究作家文艺、学术、教育等思想的直接文献。演讲不同于著述文章，其特点在于演讲者须在短时间内以直白易懂的语言向听众鲜明地输出个人观点。因此，通过有些演讲文本，我们可以更直接地了解到作家的核心观点、主张。比如，关于悲剧的精神特质，曹禺在《悲剧的精神》演讲中就明确提出“悲剧的精神是绝对积极的，热烈的，雄性的”(39)。而综合考察作家在不同时期就同一或类似主题发表的系列演讲文本，则可以帮助我们把握作家思想的动态演变。如鲁迅南下之初，对国民革命并不看好。1926年他在厦门演讲，内容主要还是集中在思想启蒙范畴。随着北伐不断胜利，鲁迅对革命与政治的热情也逐渐重燃。1927年1月8日，他在厦门中山中学作《革命可以在后方，但不要忘记了前线》的演讲，号召中山中学师生“效法孙中山先生”,“站在革命的前线，走在革命最前头”,他还称自己“即将到广州中山大学去”,“不只是为了教书，也是为了要做‘更有益于社会’的工作”(40)。不久，鲁迅离开厦门抵达广州，很快由对革命满怀希望，到发现革命策源地的种种危机，最终目睹血腥的“清党”。他在广州的演讲也从强调革命重于文学、鼓动青年“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以及批评广州的“奉旨革命”和“革命精神已经浮滑”,到“清党”发生后“立意要不讲演，不教书，不发议论，使我的名字从社会上死去”,陷入缄默(41)。从厦门到广州，鲁迅的讲与不讲、讲什么，恰恰成为他对国民革命看法演变的证明。

现代作家演讲文本无疑具有多重价值，但在运用这一史料时，必须注意遵循互文性原则。换言之，作家演讲文本的价值只有在与其他相关文本的互文关联中才能获得更为精确的阐发。后现代文本学认为，任何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其生命力只有在被编入一个开放性的文本网络后才能体现。长于演讲的郭沫若曾指出，演讲“千切不要说理”,而是“语句总要简单，道理总要武断。愈武断，愈有效果”(42)。作家为达成演讲效果，其观点有时难免武断夸张。修正演讲过程中的过度表达，是许多作家重订演讲记录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因其中可能存在一些过度表达，我们在使用演讲文本尤其是未经作家认可的演讲记录时，便需遵循互文性原则，在演讲文本与其他文本的相互对照中，把握作家的真实观点，减少误读。1927年6月12日《黄埔生活》第4期发表了署“鲁迅先生讲，吴之苹记”的《革命时代底文学》,是鲁迅当年4月8日在黄埔军校的演讲记录。其中鲁迅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撵走了。”人们常引用这句话来表明鲁迅对文学作用的怀疑。但有学者指出，这其实是一种蕴含演讲策略的说法，“不能看作是鲁迅对文学作用的真实看法”。鲁迅“作为一位文人，站在黄埔军校的讲台上”,这样讲是“有意地抑前扬后，通过自嘲的方式，鼓励那些拿枪的人”(43)。鲁迅演讲时所处的环境构成了《革命时代底文学》这一演讲文本生成的语境。只有将演讲文本放进其生成语境中进行阐发，才能准确把握作家演讲的深层意图。在《革命时代底文学》中，鲁迅还以人类的进化来比喻一个民族的变革，结果被当时一位读者将鲁迅所说猴与人的关系，误解为守旧的文学家与革命的文学家的关系。其实早在1919年，鲁迅就曾提出类似比喻，意在以此揭示“中国社会落后的根源和启蒙者面临的巨大困境”。此次演讲，为追求演讲效果，鲁迅再次使用这一比喻，“将复杂的人类起源论转化为通俗、浅白而又有幽默感的表达方式”。但实际上，鲁迅在演讲中“用远古的生物进化来比方现代社会的革命与变革并不恰当”,“例证本身蕴含的启蒙思想内涵被遮蔽”,最终造成不了解“这个故事背后隐藏的启蒙思想”的受众的误解(44)。可见，将演讲文本与作家相关著述文本进行互文，同样是准确解读作家演讲文本意涵的重要手段。1947年5月20日冰心由日本回国后，多次应邀演讲旅日感想。1947年6月20日北平《华北日报》发表了冰心前一日在女青年会的演讲记录《谢冰心讲“日本印象”》,副标题为“她认为日本不会再成侵略国”。但正如有论者指出，这则醒目的副标题其实是代表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华北日报》“对群众的意识引导”(45)。这篇演讲记录提到，“有许多人关心着‘日本将来仍要来侵略中国’[,]据我认为是不可能，因为日本无资源，日本无铁，无盐，无煤，无棉花，如果盟军管制得好，日本将来会像瑞士一样，成为一个风景和美的游览区，永久和平。至于日本是否再侵略中国这个问题，是要中国自己克制自己，自己努力复兴”(46)。在1947年6月21日《燕大双周刊》第41期刊登的冰心在燕大教职员会的演讲记录中，面对同样的问题，冰心表示“日本在目前为大势所迫，还谈不到再侵略，只不过要求复兴建设，自给自足，将来是否再侵略，要看将来情势如何”(47)。1947年7月16日《现代知识》第1卷第6期刊登的《冰心女士讲旅日感想》称“有人看见日本复兴很快，怀疑他们是否要在不久的将来仍来侵略我们。我想他们不能”,“我们不发愁他们再来侵略我们，我们所愁的乃是我们自己不能复兴”(48)。将冰心这三篇演讲记录对读可以发现：(一)冰心认为战后日本千疮百孔，国家重心在恢复生产，不止一次强调其在短期内不会发动侵略。(二)在回答日本是否会再侵略中国这一问题时，她始终强调更重要的其实是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这样即便日本再次发动侵略也无所畏惧。至此，我们才得以相对完整地把握冰心对日本是否会再次发动侵略战争的真实看法。将作家的同题或类似演讲文本互文互见，可以对作家在某次演讲中的过度表达或者记录者的过度阐释进行重新限制，进而实现对演讲文本的合理和适度阐发。

对现代作家演讲文本的辑录、整理工作也应当运用辩证思维进行批判性衡量。鲁迅谈到他人所记演讲记录时曾说：“记录的人，或者为了方音的不同，听不很懂，于是漏落，错误；或者为了意见的不同，取舍因而不确，我以为要紧的，他并不记录，遇到空话，却详详细细记了一大通；有些则简直好像是恶意的捏造，意思和我所说的正是相反的。凡这些，我只好当作记录者自己的创作，都将它由我这里删掉。”(49)这提醒我们，如果作家的一次演讲活动只有一份他人所记而未经作家认可的演讲记录留存，若不能与作家现存其他文本形成紧密对话关系，那么这份演讲记录的可信度其实不易查考，其辑录、整理价值也值得怀疑。记录者也许无意歪解作家本意，演讲记录事实上也未颠覆作家观点，但其中细微处措辞的变动，可能就会导致演讲记录所展现的作家情感、观点与作家的真实表达之间存在差异。如果我们在研究中直接征引这类演讲记录，便有可能导致立论的偏颇。现代作家演讲文本辑录、整理工作的价值需要审视批判的另一种情形则更为普遍，那就是文本的重合。有学者就曾指出《胡适在振华女校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一文在钩沉1929年胡适在苏州的演讲记录《胡适之先生演讲记略》时，可能高估了这份演讲记录的价值。胡适此次演讲主题为“女子的才华与职业的选择”,其中关于“女子的才华”的演讲内容，出自其文章《三百年的女作家》,对于“职业的选择”的看法，则在已知的胡适演讲《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和《大学的生活——学生选择科系的标准》及其《口述自传》中也都谈过。故而即便胡适这篇演讲记录不被发现，“也基本不会影响学界对胡适思想的研究”(50)。笔者也曾发现1932年10月17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上刊有胡适当年10月13日在清华以“文化冲突的问题”为主题所作的演讲记录。演讲开头，胡适即表示，“本人于数年前，曾写过一篇讨论东西文化的文章”(51)。这篇文章是指其1926年发表在《现代评论》第4卷第83期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此次演讲，绝大部分内容脱胎于这篇文章。因此，钩沉出胡适此次演讲活动，可以为增订其年谱提供资料，但这篇演讲记录本身却并未为研究胡适的文化冲突观点提供新材料。新发现的演讲文本同已知的作家其他文本存在内容上的高度重合，那么这份演讲文本的学术价值便可能相当有限。

总之，随着现代作家演讲文本辑录、整理实践的推进，已经在演讲文本的类属划分、辑录取径、整理规范、价值阐发等方面形成了一些可供总结的学术经验。对这些经验适时进行审察反思，将有助于推动现代作家演讲文本辑录、整理工作的进一步规范与深化。

注释：

①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12页。

②付祥喜、陈淑婷编：《梁启超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28页。

③张明：《毛泽东研究中的文本学分类方法与意义》,《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1)如沈平子《新版〈郁达夫全集〉补遗》(《博览群书》2009年第5期)、瞿孜文《也谈〈东南日报〉上的丰子恺佚文》(《新文学史料》2022年第4期)等均将作家演讲文本作为佚文钩沉。

(2)金传胜:《郁达夫南洋时期的三次演讲》,《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21年第1期。

(3)凌孟华:《郭沫若集外演讲记录稿〈写作经验谈〉叙论》,《郭沫若学刊》2018年第1期。

(4)陈子善:《序》,陈建军:《掸尘录——现代文坛史料考释》,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6页。

(5)王贺:《“非单一作者文献”与全集编纂——从〈两地书〉与〈鲁迅全集〉之关系谈起》,《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2期。

(6)《〈夏衍全集〉出版说明》,《夏衍全集①·戏剧剧本(上)》,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页。

(7)蔡震:《关于郭沫若讲话、报告类文稿的整理、辑录》,《当代文坛》2021年第3期。

(8)臧克家:《答谢辞——在首届“厦新杯·中国诗人奖”颁奖大会上的发言》,《臧克家全集》第12卷,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07页。

(9)茅盾:《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在延安各文艺小组会上演说》,《中国文化》1940年第1卷第5期。

(10)叶圣陶:《端正文风——在新华社国内记者训练班的讲话》,叶至善等编:《叶圣陶集》第17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64页。

(11)赵慧芳:《论冰心关于文学与写作之演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5期。

(12)张明强:《新见夏衍佚文五篇考》,《民国文献研究》2023年第1辑。

(13)金宏宇:《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与方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47页。

(14)鲁迅:《〈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

(15)魏建、周文:《〈上海文艺之一瞥〉的谜团及其国外版本》,《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7期。

(16)凌孟华:《郭沫若集外演讲记录稿〈写作经验谈〉叙论》。

(17)金传胜:《郁达夫南洋时期的三次演讲》。

(18)肖伊绯:《浅谈抗战期间冰心佚文》,《文史春秋》2022年第7期。

(19)《谈话节略》,李劼人:《李劼人全集》第8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469、459页。

(20)裴高才、陈齐:《中华大学校长陈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84页。

(21)廖太燕、金宏宇:《1948年胡适武汉演讲始末考》,《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1期。

(22)顾钧:《〈曹禺全集〉未收的英文讲演》,《文汇报·笔会》2019年1月18日,第12版。

(23)金传胜、王璇:《蔡元培四篇演讲考释》,《绍兴文理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

(24)凌孟华:《1947年冰心日本观感演讲之钩沉与补正》,《文艺争鸣》2013年第10期。

(25)汤志辉:《胡适在苏州的两次演讲》,《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4期。

(26)叶圣陶:《西行日记(上)》,叶至善等编:《叶圣陶集》第19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11、312页。

(27)徐慧文:《老舍演讲佚文〈灵的文学与佛教〉续考与补正》,《东岳论丛》2016年第9期。

(28)老舍:《在首都庆祝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闭幕大会上的讲话》,《老舍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505页。

(29)周虎、林祥:《鲁迅在复旦演讲的题目辨正》,《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

(30)彭韵、凌孟华:《现代传媒与1943年曹禺演讲〈悲剧的精神〉之版本问题》,《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

(31)李广田:《附记》,《闻一多选集》第2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540页。

(32)詹开龙:《记闻一多〈最后一次的讲演〉的发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

(33)闻一多:《最后一次的讲演》,孙党伯、袁謇正主编:《闻一多全集》第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50、451页。

(34)张童:《鲁迅国立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演讲新稿考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2期。

(35)郭国昌:《抗战时期老舍在兰州的两次演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2期。

(36)老舍:《我的创作经验——在市立中学之讲演》,《老舍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59-60页。

(37)付祥喜:《现代作家演讲稿的独特价值及其整理鉴别——以徐志摩〈海滩上种花〉为例》,《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38)汤志辉:《胡适在苏州的两次演讲》。

(39)曹禺:《悲剧的精神》,《国民公报》1943年5月21日,第4版。

(40)马蹄疾:《鲁迅讲演考》,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7-118页。

(41)邱焕星:《广州鲁迅与“在朝革命”》,《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

(42)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56-257页。

(43)张全之:《一位黄埔“入伍生”对鲁迅的批评——鲁迅在黄埔军校演讲后的反响》,《鲁迅研究月刊》2023年第12期。

(44)张全之:《一位黄埔“入伍生”对鲁迅的批评——鲁迅在黄埔军校演讲后的反响》。

(45)刘丽雪、袁洪权:《增补与辑佚:〈华北日报〉1947年关于冰心“日本观感”演讲的报道》,《宜宾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

(46)《谢冰心讲“日本印象”》,《华北日报》1947年6月20日,第4版。

(47)《冰心女士讲旅日生活与日本问题》,《燕大双周刊》1947年第41期。

(48)钱琴:《冰心女士讲旅日感想》,《现代知识》1947年第1卷第6期。

(49)鲁迅:《〈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7卷,第5页。

(50)汤莹:《1929年胡适的苏州之行及其演讲》,《大众文艺》2019年第11期。

(51)胡适之:《文化冲突的问题》,《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2年10月17日第445号,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