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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小说《孔乙己》中构筑了精微隐奥的转义话语，经营出湛渐浑融的幻设寓言。《孔乙己》对识字的转义，可以分析为四种类型，并归纳为三个渐进的层次：一是“孔乙己”绰号的换喻以及描红纸的蒙学隐喻，二是回字的四样写法对科举正字之学的提喻，三是偷窃之辩对训诂学和经学的反讽。如果把小说中的长衫、描红纸、茴香豆等视为意象，那么，识字及其转义就可以视为事象，二者共同营构着《孔乙己》文本的讽喻境界［1］。《孔乙己》的识字之喻可以视为一种文本症候，潜伏着深层的社会结构、虚化的制度背景和复杂的文化心理。一般认为，《孔乙己》的主旨是批判科举制度对人的戕害，揭示封建社会对苦人的凉薄。从鲁迅的识字之喻入手，可以呈示《孔乙己》主旨更为宏廓的面向，掘发其主旨较为隐秘的一种生成路径，或许也能为鲁迅研究中的某些传统问题更进一解。

一 鲁迅的小学根柢与识字之喻的发生

回归鲁迅及其文化场中关于识字的论述与认识，是理解《孔乙己》中识字之喻的必要前提。在中国传统语文教育中，识字（literacy）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命题。张志公将传统语文教育分为“以识字教育为中心”的启蒙阶段、“读写基础训练”以及“进一步的阅读和作文训练” ［2］等三个阶段。艾尔曼在清代科举研究中，区分了“入门级读写能力（primer literacy）”和“文言读写能力（classical literacy）”［3］两个层次。在鲁迅笔下，识字既指向教育层面，也兼具文章学面向，同时是一个语言文字学议题，意蕴丰赡，层次井然。在1925年的小说《高老夫子》的开篇，鲁迅征引了苏轼的名句“人生识字忧患始”［4］。十年后，鲁迅翻新出“人生识字胡涂始”，讽刺传统的古文写作教育造就了不少“胡胡涂涂”的人才。学成了古文的人，“大概是似懂非懂的居多，所以自以为通文了，其实却没有通，自以为识字了，其实也没有识”。鲁迅认为，“这‘胡涂’的来源，是在识字和读书”［5］。在这个意义上，识字至少包含蒙学与文章学两个层次。

识字的多重意蕴是层累地造成的。在汉代，识字教育是蒙学（当时称为小学）的初阶，包含了认字与书写两方面内容。中唐时期，韩愈提出了“凡为文辞宜略识字”［6］的命题。宋代学者如洪适、王应麟等在小学层面上强化了这一命题的学术意味，并延展至文章学领域。至清代乾嘉时期，朱筠提倡“通经必先识字”［7］以后，识字的意蕴在文字、音韵、训诂等层面进一步深化，几乎成为小学的代称，凝定为乾嘉经学的核心命题之一，又渐而渗透到文章理论中，作为“得到各文派认可的文学常识，最终进入民国时期的‘文学史’与‘教科书’当中”［8］。故章太炎撰《国故论衡》，以小学开篇，继以文学。鲁迅纂《汉文学史纲要》，作《门外文谈》，都先讲文字，再及文学。恰如朱自清的简评，“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要读懂经典，“得懂‘小学’，就是文字学”［9］。因此可以说：识字内涵的层累，是汉宋学风递嬗的遗踪；小学轨范的形成，乃历代文章流变的沉积。

鲁迅自幼留心小学，既源于个人的知识趣味，也出于秉承举业家学的考量。科举既废，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师从章太炎，得到了专门而系统的小学训练。章太炎基于识字的文学主张有明显的复古倾向。1906年9月，避难东京的章太炎为留学生演讲小学的功用，认为“文辞之本，在乎文字，未有不识字而能为文者”，“吾生几四十岁，所见能文之士，大抵未能识字”，从文字学与文章学两个方面提示着识字的紧要，旨在提倡小学并施于文辞。章太炎还指出，识字是翻译外来学说的基本功。他举出“晋、唐之世，译佛典者，大抵皆通小学”“当时译经沙门，皆能识字”的古例，以论证“译书之事，非通小学者，亦不为功”，以至于抬升小学地位“为一切学问之单位之学”［10］。章太炎承继并拓展了乾嘉以来文章学的小学传统，将识字推尊为撰著和译述的根柢之学，乃至一切学问的重要基础。

章太炎的语言文字之学模塑了周氏兄弟早期的译述风格。1908年7月至翌年3月，章太炎在东京为朱希祖、钱玄同、鲁迅、周作人、许寿裳等8人开设小班，讲授《说文解字》。当时，周氏兄弟正在翻译《域外小说集》。据钱玄同回忆，周氏兄弟“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谨严，翻译忠实，故造句选辞，十分矜慎；然犹不自满足，欲从先师了解故训，以期用字妥帖”。因此，《域外小说集》“不仅文笔雅驯，且多古言古字，与林纾所译之小说绝异”［11］。《域外小说集》独至的文体风貌，不论是鲁迅自谦的“词致朴讷”［12］，还是钱玄同盛赞的文章渊懿，都指向汉魏以上文章的高古之境，是对章太炎文风的追步。如木山英雄所说，周氏兄弟早期的翻译“从章氏关于语言本源性的彻底性思想之中所获得影响是不能轻视的”［13］。这种根柢识字、矜慎用字的著译风格，是周氏兄弟介入文学革命以前的标志性特点，留下了章太炎识字理论的深刻印记，并存续于后来的白话文写作中。

在新文化运动初起的时候，识字已作为文学革命者用以战斗的工具。1935年鲁迅回忆起十几年前提倡白话之时，“保守者对于改革者的第一弹，是说改革者不识字，不通文，所以主张用白话”。识字正是通文的基础，不识字指的即是传统小学的素养不足，而不通文则是指不懂得古文的义法、文体诸端。针对“这些打着古文旗子的敌军”的指斥，鲁迅等人“是就用古书作‘法宝’，这才打退的，以毒攻毒，反而证明了反对白话者自己的不识字，不通文”［14］。

在这场论争中，刘半农、胡适等人率先批评古文家不识字、不通文。1917年12月，林纾厉斥章太炎及其弟子的文章“以《说文》入手，于意境义法，丝毫不懂”［15］。作为回应，刘半农搬出《域外小说集》，称之为“比林先生分外高古的著作”［16］，借以讥讽林纾识字根柢未坚。具体到字句上，刘半农批评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其女珠，其母下之”一句用字“不通”，“尤为费解”［17］，胡适也附和说“林琴南的‘其女珠，其母下之’，早成笑柄”［18］。胡适还讥评林纾《论古文之不宜废》一文中“‘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不合文法，可谓‘不通’”［19］。五四以后，鲁迅在与学衡派、甲寅派的论战中延续着这一战法［20］。1922年初，鲁迅抨击学衡派之守旧，直斥《学衡》诸公“于旧学并无门径”“字句未通”［21］之失。1925年8月，章士钊在《甲寅周刊》上感慨文章道衰，识字之学将成绝学：“民国承清，每况愈下，更越十年，将求稍识字者而不可得。”［22］并于句旁加点，以示警策。反而被许寿裳揪住“每况愈下”的误用，反唇相讥道：“今日堂堂的教育总长，还不识得一个况字，更何庸愁到十年以后是怎样？”［23］鲁迅也因而讥讽章士钊文章不通，“连成语也用不清楚，如‘每下愈况’之类”［24］。

直到晚年，鲁迅仍关心文字的前途，对文字的阶级性有着深刻认识：识字是与权力牢固绑定的。鲁迅在1934年的《门外文谈》中谈及“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后来却一定为特权者所收揽”的命运，指出早期的文字与权力伴生，具备着“尊严性”和“神秘性”，因而平民是“不识字的，并非缺少学费，只因为限于资格，他不配”。鲁迅对识字之难有着多层次的认识。初阶的识字，“倘不费他十来年工夫，就不容易跨过”，而进阶的识字则是士大夫人为的“更加难”。至于“将字写得别人不认识，下焉者，是从《康熙字典》上查出几个古字来，夹进文章里面去”［25］，指的便是高阶的、文字学层面的识字。

要之，鲁迅对识字的体认，远源于汉代以降的小学传统，近得于章太炎的语言文字之学，是鲁迅从事译述与创作的学术根柢。鲁迅话语中的识字，有着浑融的文化指向，可析为递进的三个层次：一是蒙学层次，指初阶的认字习书。二是文章学层次，是中阶的文字应用，指科举功令规范下的识字通文的文章学教育。三是语言文字之学，指高阶的学术层面的识字，尤以乾嘉小学为代表，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三个层次构筑了《孔乙己》识字之喻发生与展开的基址。

二 绰号的换喻与描红纸的蒙学隐喻

识字之喻始于孔乙己的命名，命名之由是理解孔乙己寓意的关键。自从周作人指出孔乙己“是一个破落大人家的子弟和穷读书人的代表”［26］以来，孔乙己的身份问题，历来争讼不已，或失之贬抑，或揄扬过情。若按其文旨，可从鲁迅的识字之喻窥探一二。

鲁迅对名号问题向来矜慎，曾自道起名的甘苦：“创作难，就是给人起一个称号或诨名也不易。假使有谁能起颠扑不破的诨名的罢，那么，他如作评论，一定也是严肃正确的批评家，倘弄创作，一定也是深刻博大的作者。”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看，“一个简括的诨名，就可以比较的不容易忘记”，故而“尤其要紧”［27］。因为按照“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名，——或谓之‘绰号’”［28］，绰号本身即蕴含了批判与战斗的效力。“孔乙己”正是鲁迅经意采择、寄寓深厚的文化符号。

从修辞学上说，绰号“是修辞现象的（且是辞格的）原始形态”［29］，是一种典型的换喻。小说写道：“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30］鲁迅在小说中托诸别人之口，解释孔乙己命名的来由，是依据描红纸上的字句，其用意殊深。

描红纸承载着鲁迅的蒙学记忆。鲁迅回忆幼年，“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第一本读的是《鉴略》，桌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对字（这是做诗的准备）的课本之外，不许有别的书”［31］。鲁迅七岁时入族祖周玉田的私塾开蒙，“开始习字，先是‘描红纸’”，“其时最流行的一种‘描红纸’，上面印着‘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佳作仁可知礼也’等三字句”［32］。小说中的描红纸就是从私塾开蒙的记忆中拾来。据周作人回忆，孔乙己的原型是故乡一位被称为孟夫子的人，“这本来也是一个绰号，但只是挖苦读书人而已，没有多大意思”，但“妙在半懂不懂，比勉强生造两个字要好得多了”［33］。然而，易孟为孔，命意昭彰。在描红纸的语境中，上大人正是孔子之代称，孔乙己即是对孔子的换喻。王利器认为，唐代以来史料中的“‘丘乙己’有的作‘孔乙己’，有的作‘孔夫子’，说者都以为是孔丘”，而《孔乙己》“正是打倒孔家店那个时代的产物，把孔乙己作为没落阶级的儒士的代表，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意义的”［34］，可谓一语中的。

如果说孔乙己的绰号是一种换喻，那么描红纸便是一种隐喻。正如鲁迅所揭示的，传统识字教育培养的人“大概是似懂非懂的居多，所以自以为通文了，其实却没有通，自以为识字了，其实也没有识”［35］。描红纸对蒙学的隐喻，经由着半懂不懂、似懂非懂的共性而得以成立，也与孔乙己底层读书人的身份相吻合。孔乙己对孔子的换喻，与描红纸对蒙学的隐喻，共同构成了鲁迅在孔乙己三字中寄寓的讽喻意味。

孔乙己的命名，若放置于整个“上大人”系列蒙学教材的义理演变史中，讽喻意味便更为昭著。据学者考证，敦煌残卷中已经出现“上大夫丘乙己”写卷，其性质“是童蒙的通俗读物，同时也是学童习字的仿书”［36］。敦煌文书中迄今发现36件上大夫系列写卷，“内容完整者有12件”［37］，大多写作上大夫丘乙己，无作上大人孔乙己者。抄本内容不一，较为随意，典型的如P.3797写卷写作“上大夫，丘一己，化三千，七十二，女小生，八九子”［38］，儒家义理的痕迹尚浅。因笔画简少，有韵易记，便于初学识字习书，后世因革损益，传习不衰。宋代以后，上大夫变为上大人，并补缀“佳作仁可知礼也”，侵寻定型为8句25字：“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39］南宋陈郁认为此文“殊有妙理”，将上大人指明为孔子：“大人者，圣人之通称也。在上有大底人，孔子是也。”复将下文疏通成“丘是孔子之名，以一个身己教化三千徒弟，其中有七十二贤士”，“尔是小小学生，八岁九岁的儿子”，“当好为仁者之人”，“又当肯如此知礼节”，意在教导儿童“若能为人知礼，便做孔子也做得”［40］，显然附会了理学的口吻。元末明初理学家谢应芳则指出，“训蒙者率以上大人二十五字先之”，“第四字乃圣人名讳，理合回避，岂宜手之口之，以渎万世帝王之师乎”［41］，然“明承元后，避讳之法亦甚疏”，“万历而后，避讳之法稍密”［42］。直到明代中叶，叶盛犹谓“凡乡学小童，临仿字书，皆昉于此，谓之描朱。尔传我习，几遍海内”［43］，丘字仍不避讳。至晚到明代后期，才出现“上大人孔乙己”［44］的记载。清光绪十三年《钦定科场条例》规定“直书庙讳、御名、至圣先师讳本字者，该生罚停三科”［45］，避讳綦严，丘乙己多作孔乙己。清末，俞樾有“晨窗日日磨丹矸，描纸亲书上大人”之句，自注为曾孙俞平伯亲笔书写描红纸，所书为“‘上大人孔一己’等二十五字”［46］，稍有异文。在清末至民国的描红纸版刻中，文字基本定型为“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47］的版本。

自唐代传衍至清末，描红纸文字的损益折射出义理的迁流。从仁与礼的增入，到上大夫变为上大人，丘乙己转作孔乙己，尊孔的意味逐渐强化，儒家义理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下，渗入基层教育的最底层。在鲁迅的幼年时代，“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孔子被权力利用，“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48］。鲁迅对孔子的态度是复杂的，正如周振甫所分析的：“鲁迅对孔子的赞美，是就他所处的时代来立论的。对他的不满，是就他影响来说的，就他被后世有权势者的利用来说的。”［49］孔乙己三字，正同时承载着鲁迅的赞美与不满。

鲁迅神奇地激活了孔乙己三个字所承负的双重文化意义。一方面，孔子以一己之身承担天下教化，孔乙己三个字成了儒家文化的绝佳象喻。然而，鲁迅易至尊为极卑，反讽地翻转了这一文化谱系。对于浸淫儒家文化的守旧者而言，这一诨名的确立与流播而产生的潜在破坏力，绝不逊于一句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正如鲁迅所说：“势位声气，本来仅靠了‘祖宗’这惟一的护符而存，‘祖宗’倘一被毁，便什么都倒败了。”［50］随着孔乙己的死去，建立在儒家秩序底层的蒙学识字教育也随之失活，所寄托的儒家义理也无所附丽。另一方面，孔子之一己化三千，被转义为孑然一己的形象，已无力负荷旧文化的重担。何况打断孔乙己腿的人，正是这一文化语境中成功的一端——丁举人之流。正如先秦君主之号为“一人”，兼存推尊与贬抑的正反两重训解，孔乙己成了孤立无援的一己，上大人沦为众人取笑的谈资，无论是长衫或短衣的看客，表现出的只有冷漠和凉薄。

三 回字写法的正字提喻

“孔乙己”描红纸是指向蒙学初阶习字的隐喻，而回字写法则是暗指了中阶的识字，是“以部分代替整体”［51］意义上的提喻，提喻着科举制度下的“读写基础训练”阶段，即通过读写实践训练，“逐步提高学生掌握语言文字的能力”［52］。在这个阶段中，学生需要进一步掌握文字学的知识，学会辨别字体正俗，掌握正确的字音、字义，以应对科举功令规范用字的要求。

在小说中，孔乙己对“我”说：“你读过书么？”在得到了点头的回应后，便要“考你一考”，提问茴字的写法。“我”起初不愿意理会，当听到孔乙己说“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时，才懒懒地回答：“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么？”于是，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又问道：“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并“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但“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53］。

孔乙己的第一个提问是：“你读过书么？”其实也就是问：“你识字么？”在当时的教育制度中，十来岁的孩子可能是入塾开过蒙的。孔乙己之所以说“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54］，首先指向的还是蒙学。在清代的蒙学教育中，延师到家的是少数，“市井乡村贫穷儿童往读”的大都是朋馆（或名村塾、义塾）。“蒙学所授，不过识字，能写能读，便于工商应用而已”，至于“等而上之，儿童有志应考，长乃读习举业，教师多延请秀才任之，而蒙馆教师则多屡考不得秀才之人也”［55］。孔乙己说写账要用，是知道“我”不大可能有研习举业的机会，而从工商应用的实际层面来说的。

但是，茴字是溢出蒙学教材的字。今日看来，茴字固然不属于生僻字，但不论是作为初阶蒙学教材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还是四书、五经，乃至十三经，都没有茴字。茴字最早见于南朝字书《玉篇》：“茴，茴香。”［56］今存本《切韵》未见，后来的字书、韵书多收录，如《广韵》云：“茴，茴香，草名。”［57］当“我”回答出“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后，孔乙己大概是由于超出预期而感到高兴，进而提出回字的四样写法的问题，这便关涉到识字的进阶层面，即科举正字之学。

正字即使用文字的规范，包括字形、字音、字义的规范。为符合科举的要求，清代的学子不得不接受正字的规训。乾隆三十三年规定：“举子应试之卷，理宜作字端谨，未便与行草书札一体并从省便。”［58］据傅增湘记述，光绪中叶以来殿试有“字必正体”的风气，“破体帖书，尤悬为厉禁。点画小愆，辄加黄签”，故“纵有《天人三策》之文，而不娴《字学举隅》之法，则绝难入选”，“相师成风，牢不可破”［59］。自上而下的正字厉禁，遂成为每个读书人自觉接受的规范。1922年钱玄同提倡简体字时，指斥清政府强制推行《康熙字典》《字学举隅》的规范书写，“对于文字的一点一画，一挑一剔，这样是正体，那样是俗体，狺狺不休”［60］。直到1936年，简体字方案难以落实，黎锦熙认为这是源于“一千多年以来科举制度的余威，就是一百年以来赶考的生童和秀才们奉为金科玉律的《字学举隅》那本书的余毒”，《字学举隅》“到现在也还有无形的权威”。因为按照《字学举隅》的规范，“书里头规定许多字的笔法，要怎么写才是正体，写错了一笔半画就算破体，破体字要是误写在卷子里，不怕文章做得顶好也是不取录的”［61］。经历过科举训练的鲁迅，对《字学举隅》的性质看得很透彻：“我们现在一般读书人之所谓‘正字’，其实不过是前清取士的规定，一切指示，都在薄薄的三本所谓‘翰苑分书’的《字学举隅》中……”［62］周作人也有相似的记忆：“我在小时候预备举业，每日写一张大字之外还抄《字学举隅》与《诗韵》。……《字学举隅》的标准写法至今还记得不少。”［63］

孔乙己知晓回字的四样写法，正是科举正字教育的结果。若依《字汇》《康熙字典》等书的辨析，回字有四样写法。四样写法有正俗之分，科举考生若要分辨，就需要参考《字学举隅》一类的正字书。《字学举隅》的鼻祖是唐代颜元孙的《干禄字书》，书中将字形分为俗、通、正三体，“所谓俗者，例皆浅近”，用于“籍帐、文案、券契、药方”等民间日常书写中。“所谓通者，相承久远”，可以用于“表、奏、笺、尺牍、判状”等应用文写作。“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述、文章、对策、碑碣”，且“进士考试理宜必遵正体”［64］。《干禄字书》的正体观对后世影响很大，《字学举隅》即因之分为“正字”“俗字”“承用已久之字”［65］三体。若按《干禄字书》的规范，回是正字，囬是俗字。若按《字学举隅》的辨析，囘是正字，囬是俗字，回是承用字（通行字）。

除了规范笔画的正俗，《字学举隅》还被用为馆阁体字帖。周作人指出“《字学举隅》是写馆阁体字的教科书”，“所谓字学，实亦只是写馆阁体字（象征磕头的那一种字体）的方面而已，与文字之学乃是风马牛十万八千里也”，揭露了正字之学象征磕头的规训意图。直到师从章太炎学习《说文解字》以后，周作人才“略识文字，每写今隶，辄恨其多谬误”，认识到“《字学举隅》又是今隶中之裹小脚者耳，奚足道哉”［66］。今隶即是楷书。馆阁体楷书是科举制度所认可的字体，孔乙己能够“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或即学习《字学举隅》的馆阁体而练就的本领，是孔乙己足以自矜的资本。虽然孔乙己是没有进学的读书人，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位于科举生态中的底层，但是在《字学举隅》滋养下的孔乙己是“当真认识字”的。孔乙己提点“我”学习回字四样写法，并且要用“指甲蘸了酒”［67］，在柜上示范正字楷法，毋宁是说，酒店记账，不妨用俗体，如若应举，则须辨明正体。孔乙己不只是在夸耀识字之多，更是在强调自己足以应举的读书人身份，这是孔乙己心中无形的长衫。

回字写法的喻指，也可以置于新文学提倡者与守旧者论战的语境中去认识。鲁迅在1935年忆及“提倡白话的时候”，是用了釜底抽薪的办法，“用古书作‘法宝’”，才打退了“打着古文旗子的敌军”，证明了古文家原本“不识字，不通文”［68］。由此语境去理解，鲁迅之所以借咸亨酒店的众人之口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69］问的恐怕不只是孔乙己，而是以识字通文自矜的林纾等人吧。直到1934年，曹聚仁为别字辩护，鲁迅仍讥讽曹聚仁的“战法也是搬古书，弄得文人学士之自以为识得‘正字’者，哭笑不得，因为那所谓‘正字’就有许多是别字”［70］。受过文字学训练的鲁迅，对正字观念背后的政治权力看得分明。

鲁迅的讽喻之意或许在此：古文家所谓的识字，是孔乙己式的以朝廷功令为主导的用字规范，距离文字学何啻千里。若揭去正字观念的画皮，可以看到它乃是科举功令的附属物。正字观念因科举制度而诞生，却未随科举制度而消亡，正字的幽灵一直盘旋在鲁迅的时代。

四 偷窃之辩的笔法反讽

孔乙己是识字的，他不仅写得出回字的四样写法，还分得清偷与窃在字义上的区别，不过孔乙己的悲剧——或说是优胜——则在于，他的知识更外化于行动，用偷窃之辩来文饰自己的行为。

偷窃之辩是《孔乙己》中识字之喻的一个典型情节，反讽地指向了蒙学识字和科举正字以外更高的一个识字的层次，即经学上的春秋笔法。春秋笔法，也称笔法或书法，是《春秋》学上的重要命题。汉代的经学家认为，春秋笔法是孔子纂修鲁国史书《春秋》时所采用的一种用字寄寓褒贬的策略。故孟子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司马迁也称扬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71］，并在《史记》中自觉继承着这一传统。儒家学者相信，孔子以文字立教，笔削见义，凭借史官记录的话语权力和道德审判功能，便可以起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的效果。春秋笔法“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理论范畴之一”，“讲究用字是从孔子《春秋》开始的，并对后代史传文学产生深刻的影响”［72］。

笔法与训诂学密切相关，是识字的一个传统的功能取向。《春秋》《左传》和《史记》的文章传统，是桐城派文章理论的渊薮。方苞提出的古文义法理论，被桐城文家奉为圭臬。所谓义法，就是外在形式之法与内在蕴含之义的结合。林纾曾批评章太炎及其弟子的文章徒采古字，而“于意境义法，丝毫不懂”［73］，对照而观，蔡元培则称鲁迅的文章兼有“意境之隽永”与“字句之正确”［74］。鲁迅在写作中对笔法极为讲求，即是得力于章太炎的小学教益，以及孔子以降的春秋笔法传统。

在《孔乙己》中，鲁迅将春秋笔法作为一种反讽的手段来使用。小说写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75］表面上看，窃书不能算偷的事实逻辑是荒诞的，若从春秋笔法的训诂学逻辑来看则是合理的。举例明之，《春秋·庄公二十九年》云：“郑人侵许。”《左传》解释侵、伐、袭三字的区别云：“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76］用字有别，褒贬亦殊，这是训诂的方法，也是经学意义上的识字。

辨析字义的演变与差异，是识字的内涵之一。偷与窃古义有别，若就白话而言，可以连用，均表盗窃之义。《说文》无偷字而有愉字，训“薄也”，段玉裁解释说：“浅人分别之，别制‘偷’字从人，训为偷薄，训为苟且，训为偷盗，绝非古字，许书所无。然自《山有枢》郑笺云‘愉读曰偷。偷，取也’，则不可谓其字不古矣。”［77］章太炎为鲁迅等人讲授《说文》时，明言：“愉，即偷字，偷，薄也。……偷东西之偷由薄行义引申。”［78］凡先秦用偷字，一般取薄之义，而表盗窃之义者多用窃字或盗字。但在先秦文献中，盗多指盗窃之人，而窃多指盗窃之行为。《说文》：“盗自中出曰窃。”段玉裁引徐锴说：“所谓乱在内为宄也。”又《说文》释“宄”字：“宄，奸也。外为盗，内为宄。”段注说：“凡盗起外为奸，中出为宄。”并引用《左传·成公十七年》“乱在外为奸，在内为宄”［79］为证。自内部而出的偷盗行为称作窃，则窃字的使用，不仅可以指称孔乙己的行为，同时也暗指了孔乙己读书人的自我认同，与长衫的隐喻是一致的。所以孔乙己说：“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其争辩理据在此。在孔乙己的语境中，偷是白话，窃乃文言，然而无论是白话还是文言，偷窃的事实是不容争辩的。可是，文言足以文饰，训诂可以正名，罪责得以开解，这便是孔乙己的春秋笔法。

如果说偷窃之辩体现出的是鲁迅字句之正确，那么，鲁迅之斟酌用字，同时也蕴含着思想的征引和话语的取舍，形成了寄寓遥深的讽喻意境，可当意境之隽永的评价。1906年，章太炎即指示了一条“从来小学家所未说”的小学研究路径：“因造字的先后，就可以推见建置事物的先后……发明这种学问，也是社会学的一部。”［80］这种社会文化的研究思路，与陈寅恪在1936年所说的“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81］，在方法上同其脉络。由此引申，使用一个更古的字，其义理也指向古字所承担的话语，而不止字义本身。从这个层面看，用窃字而非偷字，同时指向了儒家和道家的话语。

窃字的使用与《论语》和《庄子》的话语形成互文性。窃字在《论语》中凡三见，可与孔乙己的行为形成互文关系的，是季康子问孔子的例子：“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季康子向孔子请教应对盗贼之法，孔子却讥讽季康子窃取国家权柄的行为，乃是民众做盗贼的源头，将民众的小罪归因于当权者的大罪，或许这也是孔乙己辩解的理据之一吧。而在道家的话语中，窃字也用于对儒家圣人的批判。如《庄子》中的偷窃寓言：“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则必摄缄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谓知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唯恐缄縢扃鐍之不固也。”对于大盗来说，“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从而造成“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世态。庄子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偷盗行为的制造者，“圣人不死，大盗不止”，“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在“圣人生而大盗起”的逻辑下，“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82］就成了势所必至之途。鲁迅精熟《庄子》的文章和思想，“爱用庄子所独有的词汇，爱引庄子的话”［83］，曾三次征引过这则寓言。孔乙己为人抄书时，“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84］。这样“负匮揭箧担囊而趋”的行为，正与《庄子》形成互文。由此观之，鲁迅强调窃字，恐怕亦有调用古代思想资源，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造成孔乙己的社会结构的意味。

小说中两次《论语》的故意误用，也有训诂上的反讽意味。孔乙己引用“君子固穷”和“者乎”之类“难懂的话”［85］，隐藏着穷与贫的辨析。穷字本义为“穷，极也”，与通相对言；而“贫，财分少也”［86］，与富相对言。孔子之穷，是“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朱熹融会何晏与二程的解释，认为孔子“处困而亨，无所怨悔”［87］。在小说中，孔乙己自比孔子的处困而无悔，然而在旁观者听来，大概只会把穷理解为贫困。同样，孔乙己在给孩子分食茴香豆时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88］，则将孔子“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论语·子罕》）之多，转换为茴香豆之多寡，而隐去了《论语》原文的君子二字，与上文“君子固穷”相类，反讽地表现出孔乙己对儒者身份的认同。

偷窃之辩是对春秋笔法及其文化传统的反讽。鲁迅运用义法以反讽义法，解构了古文家所谓义与法的内在关联，借用孔子“修《春秋》的照例手段”［89］来揭示“《春秋》已经隐瞒”［90］的真相。如果春秋笔法真有“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91］的功用，则恰可证成鲁迅反其意而用之，“褫其华衮，示人本相”［92］的批判力道。

结 语

《孔乙己》无穷的阐释空间源于文字底基的深沉博大。《孔乙己》继承了《庄子》“寓言十九”（《庄子·寓言》）的文体遗产，自觉地托体于晋世以来小说“以寓言为本，文词为末”的“幻设为文”［93］的谱系。如果用现代的转义理论为古典的寓言传统下一转语，那么，识字在《孔乙己》中的转义便包含着三个层次：孔乙己绰号的换喻与描红字帖的蒙学隐喻，指向儒家文化在传统初阶教育中的毛细管作用；回字的四样写法，提喻出科举制度下文字被权力收揽的悖谬；孔乙己的偷窃之辩与戏仿春秋笔法的书写，则暗含着对经学与小学的反讽。正如章太炎所说：“文辞的本根，全在文字。”［94］鲁迅经由识字的线索与三个层次的书写，构筑了对传统文化的整体性讽喻，其阐释空间也在文字本根上奠定。因此，孔乙己可以是理学的，也可以是朴学的，更是整个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文化的集合体乃至全过程，含括着“委弃在地面上”的“生命的泥”，以及其上的“乔木”“野草”［95］等种种附丽之物。

识字及其相关的知识背景，在鲁迅文学的萌生、发展与成熟期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识字既是鲁迅亲历的蒙学教育的知识原点，又是鲁迅用以文学复古、文学革命与讽喻写作的利器。鲁迅禀受的识字观念，是基于周秦汉唐以来小学传统，而在清代，尤其是乾嘉以来小学作用于文学的风气下形成的文化常识，一直影响到清末民初的文章译述与撰著。在鲁迅的时代，识字不仅是鲁迅等文学革命者注目的议题，同时也是桐城派古文家、选学家、小学家、国粹派以至学衡派、甲寅派等文化阵营共同关心的问题，指向文学、学术、教育、政治等诸多文化场域。从制度层面说，识字观念既与科举制度耦合又与之脱钩，而始终依附于文化权力；从学术与文章角度看，章太炎之讲《说文》，刘师培、黄侃之说《文选》，桐城派之祖述《左》《史》，申明义法，绾合义理、考据、辞章，均可照鉴小学与文章学的交织关系。流播至文化层面，晚清民国的许多文化论争，如文言、白话之争，文学的复古与革新之争，汉字革命的拉丁化与罗马化之争等，都以识字这一文化共识为前提，识字问题也是诸多论争的一个聚焦点。

宋僧释守珣有偈云：“若是孔门真弟子，自然知道化三千。”［96］当“一己化三千”的语典融入禅宗的话语，若借用鲁迅的笔法，化字或许可兼教化与化身二义。在《孔乙己》对识字的转义书写中，“孔乙己”指向的是有着多副面孔的孔子：不仅是那个鲜活的在陈绝粮的、畏于匡的、累累如丧家之狗的孔子，更是那个被层累地建构为经学、文章学与蒙学话语的孔子。无定的意义在能指链条上游移，孔乙己或许寓意着启蒙的开端，也大约的确宣示着某些传统的终结吧。

注释：

［1］ 为避免概念淆乱，有必要略作说明：本文使用的境界概念包含事境与意境，叙事传统中的事象、事境，是与抒情传统中的意象、意境对应的概念。参周剑之《事象与事境：中国古典诗歌叙事传统研究》，“序言”，第4—5页，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标题中的喻，即广义的比喻，亦即转义（tropic/ trope），主要指涉的是海登·怀特的话语转义（tropics of discourse）理论。维柯认为，所有的修辞格都可以归结为四种转义：隐喻、提喻、换喻和反讽。怀特发展了这一转义理论，并用于分析历史叙事的话语。参海登·怀特《历史的转义：〈新科学〉的深层结构》，《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译，第212—233页，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文中使用的诸种修辞学概念及中文译名，如隐喻（metaphor）、换喻（metonymy）、提喻（synecdoche）、反讽（irony）、讽喻（allegory）等，大多参考佐藤信夫在《修辞感觉》和《修辞认识》两书中的用法以及肖书文的中译名。参佐藤信夫《修辞感觉》，肖书文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佐藤信夫《修辞认识》，肖书文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52］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引言”第1页，第107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

［3］ 艾尔曼：《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高远致、夏丽丽译，第247页、第24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

［4］ 鲁迅：《高老夫子》，《鲁迅全集》第2卷，第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5］［35］ 鲁迅：《人生识字胡涂始》，《鲁迅全集》第6卷，第305—306页，第306页。

［6］ 韩愈：《科斗书后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二，第1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7］ 朱锡庚：《笥河文集序》，朱筠：《笥河文集》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66册，第392页下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8］ 林锋：《“凡为文辞宜略识字”——一个文学常识的生成》，《文艺理论研究》2021年第4期。

［9］ 朱自清：《经典常谈》，“序”，第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

［10］ 章太炎：《论语言文字之学》，《章太炎全集》第14卷，第14—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11］ 钱玄同：《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30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鲁迅全集》第10卷，第168页。

［13］ 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赵京华编译，第23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4］［62］［68］［70］鲁迅：《从“别字”说开去》，《鲁迅全集》第6卷，第290页，第292页，第290页，第290页。

［15］［73］ 林纾：《与本社社长论讲义书》，江中柱等编：《林纾集》第1册，第35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16］ 王敬轩、半农：《文学革命之反响》，《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15日。

［17］ 刘半侬：《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18］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19］ 胡适：《寄陈独秀》，《新青年》第3卷第3号“通信”栏，1917年5月1日。

［20］ 参见王小惠《五四文学革命对章太炎文学语言观的继承与转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

［21］ 鲁迅：《估〈学衡〉》，《鲁迅全集》第１卷，第399页。

［22］ 孤桐（章士钊）：《孤桐杂记》，《甲寅周刊》第1卷第3号，1925年8月1日。

［23］ 上遂（许寿裳）：《“有功文律”？》，《莽原》1925年第18期，1925年8月21日。

［24］ 鲁迅：《答KS君》，《鲁迅全集》第3卷，第120页。

［25］ 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94—95页。

［26］［33］ 周作人：《呐喊衍义（八）·孔乙己》，钟叔河编订：《周作人188体育官方ios全集》第12卷，第189页，第18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7］ 鲁迅：《五论“文人相轻”——明术》，《鲁迅全集》第6卷，第396页、第394页。

［28］ 鲁迅：《补白》，《鲁迅全集》第3卷，第110页。

［29］［51］ 佐藤信夫：《修辞感觉》，肖书文译，第92页，第116页。

［30］［53］［54］［67］［69］［75］［84］［85］［88］鲁迅：《孔乙己》，《鲁迅全集》第1卷，第458页，第459页，第459页，第459页，第459页，第458页，第458页，第458页，第460页。

［31］ 鲁迅：《随便翻翻》，《鲁迅全集》第6卷，第140页。

［32］ 周芾棠：《乡土忆录——鲁迅亲友忆鲁迅》，第4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4］ 王利器：《跋敦煌写本〈上大夫〉残卷》，《文献》1987年第4期。

［36］［38］［47］ 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第144页，第140页，第146—147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7］［39］ 任占鹏：《论唐代敦煌蒙书〈上大夫〉与后世〈上大人〉的关系》，《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40］ 陈郁：《藏一话腴》，载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第2册卷六〇，第911页上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41］ 谢应芳：《学书》，《龟巢稿》卷一八，第40b页，《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双鉴楼藏钞本。

［42］ 陈垣：《史讳举例》，第165—16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年版。

［43］ 叶盛：《水东日记》卷一〇“描朱”条，魏中平校点，第105—106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44］ 姚旅：《露书》卷八，刘彦捷点校，第17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5］［58］ 《钦定科场条例》卷四二，奎润等纂修，李兵、袁建辉点校，下册，第710—711页，第726页，岳麓书社2020年版。

［46］ 俞樾：《补自述诗》，《俞樾全集》第30册，陈景超点校，第43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48］ 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第6卷，第325页。

［49］ 周振甫：《鲁迅论孔子》，见丁锡根等：《鲁迅研究百题》，第15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0］ 鲁迅：《论“他妈的！”》，《鲁迅全集》第1卷，第247页。

［55］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钱实甫点校，第2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56］ 胡吉宣：《玉篇校释》卷一三，第3册，第27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57］ 《新校互注宋本广韵（定稿本）》，余廼永校注，第9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59］ 傅增湘：《清代殿试考略》，第10b页，天津大公报社1933年版。

［60］ 钱玄同：《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8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1］ 黎锦熙：《简体字论》，《国语周刊》第246期，1936年6月20日。

［63］［66］ 周作人：《明珠抄（十六）·谈〈字学举隅〉》，《周作人188体育官方ios全集》第7卷，第405页，第405页。

［64］ 颜元孙：《干禄字书》，《丛书集成初编》第1064册，第3—4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65］ 龙启瑞：《字学举隅》，《龙启瑞集》第4册，第21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71］ 《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第6册，第1944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72］ 李洲良：《春秋笔法的内涵外延与本质特征》，《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

［74］ 蔡元培：《〈鲁迅全集〉序》，《蔡元培全集》第8卷，第526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76］ 《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庄公二十九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4册，第2867页下栏，中华书局2009年版。

［77］［79］［86］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许惟贤整理，第889页上栏，第582页下栏、第598页上栏，第606页上栏、第497页下栏，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

［78］《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章太炎讲授，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记录，王宁整理，第434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80］［94］ 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章太炎全集》第14卷，第9页，第9页。

［81］ 陈寅恪：《致沈兼士》，《陈寅恪集·书信集》，第17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82］ 郭庆藩：《庄子集释》卷四中《胠箧第十》，王孝鱼点校，第342—351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83］ 郭沫若：《庄子与鲁迅》，《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第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87］ 朱熹：《论语集注》卷八《卫灵公第十五》，《四书章句集注》，第162页，中华书局2016年版。

［89］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第202页。

［90］ 鲁迅：《文学上的折扣》，《鲁迅全集》第5卷，第62页。

［91］ 范宁：《春秋谷梁传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5册，第5125页。

［92］ 鲁迅：《330618 致曹聚仁》，《鲁迅全集》第12卷，第404页。

［93］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鲁迅全集》第9卷，第73页。

［95］ 鲁迅：《野草·题辞》，《鲁迅全集》第2卷，第163页。

［96］ 释守珣：《颂古四十首》，《全宋诗》卷一四三一，第25册，第1649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