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 人民艺术家王蒙的创作贯穿整个中国当代文学，通过系统阐发其阅读史、情感结构与小说文体创新之间的内在关联，可以为探讨文学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的经验空间、研究路径与理论范式。阅读史是作家的心灵史、精神成长史，也是其审美创造能力得到不断的滋养的历史。对王蒙创作文本、阅读文本及传记材料进行反复的梳理、辨识和比对，最大限度地拼接王蒙的阅读版图，可以呈现其写作史与阅读史之间的密切联系。王蒙的个体情感结构受到了阅读、电影和音乐的多重塑造，通过将王蒙小说的代表性文体形式和艺术手法，如意识流、大排比句、拉清单式列锦修辞等，放置在阅读与写作的关系之中进行考察，展现文体创新的过程和演化轨迹，可以更好地揭示王蒙小说创作中如何借重车厢“时空体”形式，对时代主流话语加以文学性转化以及探索汉字文学书写形式可能性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王蒙；个人阅读史；情感结构；小说体式

王蒙是受到党和政府表彰的“人民艺术家”，其创作贯穿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他的作品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能引起读者和批评界的关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王蒙的成名作，发表后便引发热烈的讨论。小说中写林震口袋里装着《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这本小说到区委会报到，当时有人提出质疑：“林震究竟向娜斯嘉学到了些什么？”质疑者批评林震没能像娜斯嘉那样，依靠党、依靠群众；而脱离群众、孤军奋斗的结果只能是“四处碰壁”［1］。随着时间推移，批评的声音已然消散，人们越来越能从学理性和艺术性的层面看待其创作及作品本身。如今王蒙年逾“鲐背”，小说创作已然接近于完成状态，各种传记材料也日趋完备。通过对王蒙自述阅读经验、全部创作文本及传记材料的反复梳理、辨识和比对，我们可以较为完整地呈现其阅读史。那么，王蒙究竟向小说家尼古拉耶娃学到了些什么？那些学到的东西后来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作系统阅读、研究后就会发现，在《青春万岁》和《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等作品的周遭，缠绕着一个复杂的文本世界，小说、电影、歌曲三位一体，共同形塑着王蒙的情感结构。在阅读经验和情感结构的共同作用下，王蒙不断进行着小说体式和艺术手法的探索和创新。

一 个人阅读史：探索艺术迷宫的 “阿里阿德涅之线”

林震到组织部报到，把《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借给了副部长刘世吾。这位副部长爱好文学、喜欢读书，小说、诗歌、童话都读，甚至在小学五年级时就已经在阅读屠格涅夫的《贵族世家》。刘世吾虽然工作繁忙，但精力充沛，四卷《静静的顿河》仅用一个星期就能看完，他甚至关注到《译文》新刊载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片段。草婴译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最初分载于《译文》1955年8至10月号，中国青年出版社于该年12月推出单行本。林震口袋里装的就是这个单行本。不难发现，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文本内部存在着多个小说文本。如果说，阅读屠格涅夫和肖洛霍夫的作品暗示着刘世吾的精神生活，那么，《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则透露出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机缘：青年响应团中央号召，学习娜斯嘉不妥协地与一切阴暗现象作斗争［2］。王蒙当时曾正面回应批评，称自己不想把林震写成娜斯嘉式的英雄，他认为将“娜斯嘉方式”照搬到自有其民族特点的中国，往往不会成功，因为生活斗争比林震从小说里读到的更复杂［3］。然而就小说本身看，娜斯嘉无疑是林震这个人物的直接参照，《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前文本，后者延续了与《青春万岁》相近的写作策略：在小说内部以另一部作品为触媒、线索和依托，只不过《青春万岁》采用了巴维尔·茹尔巴的《普通一兵》。而尼古拉耶娃所设置的叙述空间，经短篇小说《春节》的练习巩固，直接促动了王蒙“意识流”小说的创作。对此，后文再作具体分析。

从王蒙的人生轨迹、创作历程和阅读的实际状况来看，其阅读史大体可分为早期（1949年以前）、青春期（1949至1958年）、沉潜期（1958年至1977年）及开放期（1977年以后）四个阶段，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典籍、现当代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等方面。

王蒙对中国古代经典作品的阅读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早年对《唐诗三百首》《千家诗》《道德经》《庄子》《孝经》《大学》《花间词》等作品的阅读和背诵。“童子功”培养了王蒙的语言感觉，使其获得了最初的语言经验，为其后来探索汉语、汉字表达的形式的可能性打下了基础。另一类则是20世纪90年代后他对《红楼梦》《庄子》《道德经》及李商隐诗歌的系统研读和宣讲。这些研读和宣讲渗透着王蒙对生活、艺术、文化和人生经验的认知、总结和思考。王蒙一生钟爱《红楼梦》，早年就对某些篇章十分痴迷，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王蒙在不同人生阶段反复阅读该书。90年代初离开领导岗位后，王蒙开始系统地谈论《红楼梦》，先后出版《红楼梦启示录》《不奴隶，毋宁死？》《讲说〈红楼梦〉》《评点〈红楼梦〉》（三卷）等专著。《红楼梦》对王蒙创作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既渗透在题材选择、人物设置、描写方式、情节安排与细节处理等方面，也反映在他的文学观念及对文坛创作状况的总结和批评之中。

王蒙早年对现代作家如鲁迅、冰心、巴金、茅盾、丁玲、曹禺、沈从文、赵树理、艾青等多位作家的代表性作品都有着切实的阅读，也接触过胡适、许地山、刘大白、朱自清等人的一些作品。读冰心和沈从文的作品，让王蒙“越来越热爱文学了”［4］；读《灭亡》《腐蚀》《子夜》，让他明白“中国需要的是一场大变革”［5］；读《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白毛女》《吕梁英雄传》等解放区文学作品，让向往革命的少年王蒙感受到雄浑、清新、纯朴、洁净的精神气象，那种舒畅、冲击和欢乐令其永难忘怀［6］。20世纪60年代初，文坛短期回暖，王蒙试图重启小说创作，曾集中阅读了西戎、刘绍棠、邵燕祥、韦君宜、汪曾祺、李準、艾芜、欧阳山、陈翔鹤、浩然、丁玲、秦兆阳等人当时发表的作品。此类阅读带有了解动态、寻找创作方向的性质。在这些作品中，茹志鹃的短篇小说集《静静的产院》让王蒙感到满足和亲近，他认为茹志鹃的小说内敛而多情，语言如歌如诗，既符合时代精神，又保持着语言与人物、题材、叙述之间所生发的艺术感。“我决心向茹志鹃学习，用心血歌颂时代。”［7］及至20世纪70年代末，王蒙重返文坛，需要了解创作潮流，确立自己的写作路径和策略，也有过类似性质的阅读。1983年王蒙出任《人民文学》主编，成为文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为引领文坛、推荐佳作、发现新人，王蒙阅读了海量的当代文学作品。不过，这类阅读多出于工作上的需要，对其小说艺术所产生的影响相对有限。

外国文学作品很早就进入了王蒙的阅读视野。少年时期他就曾读过革拉特珂夫、绥摩拉菲支、雨果、易卜生等人的作品，读《悲惨世界》甚至使他萌生了进步的思想意识。在王蒙的外国文学阅读中，俄苏文学占有很大比重。他对普希金、莱蒙托夫、冈察洛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19世纪俄国作家的代表性作品，都有深入阅读，而对其创作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则是契诃夫。王蒙推崇契诃夫，每当他对生活和社会问题进行思考或发出感慨时，都能随手称引契诃夫的戏剧和小说，并坦承自己的短篇小说《冬雨》《尹薇薇》有“契诃夫式怨尤”，即有着较为明显的被契诃夫影响的痕迹［8］。此外他还经常援引契诃夫的作品，反思文坛固有的理论偏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当时许多作家一样，王蒙阅读了大量苏联文学作品，其中最主要的是小说。《青春万岁》和《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均属于青春文学范畴，其人物形象塑造与苏联小说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一脉相承，王蒙希望写出中国社会主义新人的欢唱和自信、糊涂与苦恼、充满激情和勇气、有时又难免自卑和无奈的精神和心理［9］。这样的青春写作，既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和“抗美援朝”时期满怀理想、敬慕英雄的时代潮流，又得益于他对苏联小说的阅读。写《青春万岁》时，王蒙反复翻阅《青年近卫军》《大学生》《一年级大学生》《三个穿灰大衣的人》等作品。尤其是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一遍一遍地读《青年近卫军》，画出它的结构图。我想弄清楚那么多人物，作者是怎么样结构他的鸿篇巨制的。”［10］这一时期，最能打动王蒙的是苏联文学中的“欢乐”和“爱情”元素：“‘欢乐’这个词与苏联文学是分不开的，是和苏联小说分不开的，有一阵我看到了‘欢乐’这两个字，我就真正感受到了青春的美好。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〇年期间，我读了爱伦堡的小说，读了西蒙诺夫的小说，读了法捷耶夫的小说以后，我就知道什么叫欢乐了。欢乐已经通过小说种到我的心里来了。”王蒙当时还没谈恋爱，但读了“名不见经传”的苏联小说《少年日记》，后来又读了《安娜·卡列尼娜》，王蒙觉得自己已经被爱情所包围，“我觉得我的心里充满了爱情，我的眼里充满了爱情，我的梦里充满了爱情。我觉得我闻到的空气里面，听到的歌声里面，看到的笑容里面充满了爱情”［11］。明确了王蒙创作时的阅读背景，我们就能更好地把握这部作品：小说中虽有苏宁的家庭问题、郑波的困难生活等晦暗内容，但这些晦暗的氛围最终都为夏令营、节日、舞会和联欢会所带来的欢乐、理想与光明所冲散；人物情感虽难免有烦恼、波折和遗憾，但爱情永远让人充满希望，相信未来。从阅读和创作历程看，王蒙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受苏联作家影响并形成自己创作特色的一个典型个案。有论者曾指出，从情感和想象上说，王蒙这一代作家从接受到摆脱苏联文学影响的过程交错、重叠着梦想、憎恶、决绝以及依恋等多种复杂甚至对立的因素，“这是一个文学自身无法调控的‘极化’的行为。‘极化’行为既影响深入、广泛，也脆弱、表层化。‘化’既难以改变某些特质，而‘去’也难以抹去已经进入内部肌体的因素”［12］。

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国家翻译、出版政策的调整，《世界文学》复刊，《外国文艺》《译林》创刊，王蒙的阅读视野被充分打开，这直接启发、促进了他的小说创作。据王蒙妻子崔瑞芳回忆：“文学界活跃起来……文学刊物开始逐渐恢复。王蒙贪婪地阅读着，吸收着。他在《世界文学》上读到井上靖先生的一篇作品《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读完了赞不绝口，说这篇作品写得细致，具体，含蓄，喜怒不形于色。阅读中的激动也勾起了他自己的创作欲望，这下他可以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写作了。”［13］在这段时间，王蒙不仅阅读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杜鲁门·卡波特的《灾星》《玻璃棺材》、约翰·巴斯的《迷失在开心馆中》、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等作品，还翻译了契弗的《自我矫治》《恋歌》及丹妮凯特的《七年》。王蒙曾多次提到卡波特的《灾星》。《灾星》讲了这样一个虚无缥缈的故事：一个纯洁、疲倦的女孩子把自己的梦卖掉了。小说写得美丽、忧郁，激起了王蒙的“一种柔情”，他甚至反复用勺子敲各种玻璃器皿，试验小说开头所写的高跟鞋踏过大理石的声音［14］。在《灾星》的启发下，王蒙创作了《风筝飘带》，写一个女孩子丢失并最终找回了自己的梦的故事。除了美国的作家作品，王蒙还阅读了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奥威尔、赫胥黎、米兰·昆德拉等人的作品。《一嚏千娇》所采用的夹叙夹议的写作手法，就曾受到米兰·昆德拉的影响［15］。

二 情感结构：来自文学、电影、歌曲的多重形塑

阅读史是作家的心灵史、精神史，也是作家审美能力的发育史。与一般的读者不同，作家通过阅读在获得认知和审美经验的同时，还意味着熟悉写作传统，储备从事写作的基本技能。这是由作家身份和位置的特殊性决定的：在文学生产的内部循环中，作家既是接受者、消费者，又是意义和新的审美价值的生产者、创造者［16］。然而，作家阅读经验向创作原创作品能力的转化及这种转化在文本中的呈现形态极其复杂，有意识的模仿、借鉴往往显露于文本表层，较为容易被辨析出来和把握，而对无意识地模仿和借鉴的辨析，对不同文本在情感倾向、审美趣味和写作气质方面相互关联的认识，则往往需要借助作家“情感结构”这个中间环节。曾有论者指出：“当代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正是通过文学阅读，在确认了一系列文学经典的同时，形塑了不同代际差异极大的情感结构。这就使得文学阅读成了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线索。”［17］

“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亦被译作“感觉结构”，最早由雷蒙·威廉斯提出。这个概念非常复杂，涉及人的意识、情感、经验、感觉、态度、意见等能动、易变而又很难加以把握的因素。在雷蒙·威廉斯看来，“情感结构”是一种现实在场的，即一种处于活跃着的、正相互关联着的连续性之中的实践意识，所以，雷蒙·威廉斯用“结构”来界定这些因素之间既互相联结又彼此紧张的关系。在方法论意义上，他将“情感结构”视为一种文化假设，“这种假设出自那种想要对上述这些因素以及它们在一代人或一个时期中的关联作出理解的意图，而且这种假设又总是要通过交互作用回到那些实际例证上去”［18］。在雷蒙·威廉斯的论述中，“阅读”对“情感结构”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这里所讲的“阅读”是综合性的，无论是就视觉方面还是听觉方面而言，对各种艺术品的接受，只要能够使艺术品“现实在场”，均可视为一种“特定的能动‘阅读’”。值得注意的是，雷蒙·威廉斯是在代际与个体的关系中把握这个概念的：虽然“情感结构”在起初会呈现出某种相对孤立的样态，但作为一种“实践意识”，特别是对“现实在场”的强调，都意味着特定时期日常生活经验和社会意识的渗透和介入，从而使其获得了一种与前代之间有着实质性关联的代际特征。然而，“情感结构”所涉及的诸多因素往往又是私人性的，甚至和“个人特癖”和“孤立的经验”有关。所以，只有回到“实际例证”，这个概念才能得到具体而充分的理解和把握。也就是说，“情感结构”的形塑不仅仅来自于文学阅读，而且还会受到身份、文化、教育等的影响，甚至会涉及到个人的趣味和爱好。这一点在王蒙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其个体“情感结构”就受到了文学、电影和歌曲等多重因素的塑造。

“情感结构”拓宽了人们对“阅读”的理解和认识，使王蒙阅读活动的一些重要特点被凸显出来。在王蒙那里，文学阅读对“情感结构”的形塑首先体现为一种超凡的文学记忆，一种对语言的快感体验。王蒙喜欢阅读，喜欢背诵。在王蒙早年，无论是《唐诗三百首》《千家诗》《道德经》《庄子》等古代经典，还是鲁迅的《野草》和冰心、巴金的作品，“汉语的平仄四声，抑扬顿挫，句式的罗列反复，论述的大而无当，文字的美轮美奂却无定解，都使背诵与阅读，变得如此快乐迷人控制人，如歌咏如唱赞美诗，如颂咒语如祷告上苍”［19］。背诵习惯不仅陪伴王蒙度过了后来的岁月，而且还使其文学记忆不断凝聚，形成一种类似“基因文本”的东西，并在不同的历史语境和文本语境中得以被激活；而背诵所带来的语言快感则内化为一种本能，成为了王蒙偏好作语言探索、耽溺形式的最初根源。

童话阅读对王蒙的“情感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塑造作用。王蒙早年读过大量童话，如《一千零一夜》《木偶奇遇记》、安徒生的《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大克劳斯和小克劳斯》、格林兄弟的《活命水》《灰姑娘》《白雪公主》、王尔德的《快乐王子》、叶圣陶的《稻草人》等。在后来的文学创作生涯中，王蒙多次提到《海的女儿》，将其视为爱情“圣经”。王蒙把《一千零一夜》看成是对小说发生学最好的诠释，“世界上最精彩的关于故事的故事”［20］，这部作品影响到了《买买提处长轶事》的开头。王蒙认为自己与王尔德有缘，他的短篇小说《我又梦见了你》的结尾就受到了《快乐王子》的影响。《快乐王子》让王蒙看到了“悲悯”，感受到社会生活的真实。他曾如此形容《快乐王子》：“它是我少年时期追求革命的文学驱动元素之一。”［21］童话阅读深刻影响着少年王蒙的情感倾向，影响着他对文学的理解。童话阅读让王蒙认识到，革命才是复活生灵的“活命水”，“文艺，尤其是文学常常会成为一个革命的因子”［22］。

阅读本身对王蒙的“情感结构”具有一种持久的维系和稳定作用。21世纪初，王蒙总结自己的人生，认为其中的主线不是写作而是学习，“学习最明朗，学习最坦然，学习最快乐，学习最健康，学子最清爽，学习最充实。特别是在逆境中，在几乎是什么事都做不成的条件下，学习是我的性命所系，是我的能够战胜一切风浪而不被风浪吞噬的救生圈”［23］。在逆境中时，王蒙一直将学习作为风浪中的“求生圈”：1958年夏，王蒙步入人生低谷，他没完没了地阅读《双城记》《悲惨世界》《九三年》《苦难的历程》等作品，《苦难的历程》第二部《一九一八年》的题记“在血水中洗三次，在碱水中洗三次，在清水中洗三次”，令王蒙感动万分，“与这样的清洗九次相比，我的日子算是够舒服啦”［24］；1963年底，王蒙举家西迁入疆，阅读条件和环境愈发艰难，但他还是一有机会就作“攻坚阅读”，包括阅读鲁迅、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柯切托夫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有汉语的，也有维吾尔语的；1971年，王蒙被分配到“五七干校”，他依旧坚持学习，陆续阅读了费正清、艾特玛托夫及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等人的作品。王蒙常戏称自己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而学习、阅读所带来的明朗、坦然、快乐，无疑是这种乐观人生态度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令其“情感结构”得以维系的积极因素。

“情感结构”关乎“个人特癖”和“孤立的经验”，这在王蒙身上体现为对电影和音乐的喜爱。王蒙喜欢看电影，青年时期差不多把全部宝贵的休息时间，都“用到了阅读和欣赏（电影与演出）上”［25］，即使处于人生低谷期，看电影也是王蒙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在新疆生活的时段，他把《红雨》起码看了七遍［26］。后来，每有出访机会，王蒙都会抽出时间多看几部电影。据王蒙回忆：“《勇敢的人》我看了三遍。《幸福的生活》我看了五六遍。而上下集的《攻克柏林》我至少看了七遍。所有这些影片都在观众的狂呼和鼓掌中放映。我坚信，《攻克柏林》中的女教师、美丽的娜塔莎在花丛中行进的场面就是我们中国的明天。”［27］所看的电影经常引发他对时代和生活的思考，例如在其小说《失态的季节》中，钱文与叶东菊观看苏联电影《海之歌》，使他们对中苏关系、作家和导演创作态度及时代问题进行了反思［28］。“季节系列”长篇带有准自传性质，钱文的感受和思考当然源自王蒙的所感所想，虽然难免夹杂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能有的“后来之思”。但电影和小说毕竟在艺术上是“近亲”，看电影自然也会影响到王蒙的小说创作。王蒙在《夜的眼》中把房屋比作火柴盒，就受到了黑泽明导演的《德尔苏·乌拉扎》剧本的影响［29］；而他的作品《活动变人形》和《相见时难》的创作则在结构方法上受到了阿尔巴尼亚电影《脚印》的启发［30］。

王蒙喜欢唱歌，喜欢听音乐，歌曲和音乐是其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音乐是心情的艺术，它直接针对着心情”，音乐所打动的就是创作主体的最深刻的内心生活［31］，对“情感结构”有直接的形塑作用。王蒙在小说和回忆性文字里，多次提到他买过一件旧留声机和一大批唱片，这成了王蒙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事件：“‘神童’唱的《鸽子》与《我的太阳》令钱文凄然泪下。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与《意大利随想曲》使他获得了那样一种感应——死也没有什么，活也没有什么，只要有这样一种共鸣，有这样一种沉浸，有这样一种忘却——一种甜蜜的消失。”［32］当然，这种“感应”勾连着《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勾连着林震与赵慧文一起听“美丽的《意大利随想曲》”。对王蒙而言，进步歌曲、苏联歌曲是鼓动、是旗帜，让他预见到中国革命的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33］。歌曲和音乐深深地影响了王蒙的创作，他的小说中各种歌曲、乐曲的元素几乎“俯拾即是”，《恋爱的季节》第八章甚至写成了一群年轻人的歌曲大联唱。直到2021年发表长篇小说《猴儿与少年》，王蒙仍念念不忘郭颂的《丢戒指》，为此他设置专章，借以还原时代情感，书写对那个时代的记忆。不仅如此，王蒙还创作了以歌曲、乐曲为题目、为题材、为线索的小说，如《歌王》《如歌的行板》《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等。此外，歌曲、乐曲同阅读一样，成为了王蒙小说借以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小说人物所喜欢的音乐、所唱的歌曲，直接反映出他的思想、情感、精神和审美品格。如果作系统的阅读就会发现，以歌曲、乐曲塑造、评价人物，成为了王蒙小说最常用的手法之一。进一步地，王蒙还在写作中追求一种调性、一种音乐效果：“写小说的最大乐趣之一是，尽情书写，抡圆了写，立体地而不是平面地写……横看成岭侧成峰。F调C调降D大调与G小调，加上非调性，然后提琴与三弦，破锣与管风琴一起奏。预备，起！思想之活运用之妙学问之博情感之深求索之全方位，全看你怎样解释。”［34］王蒙在小说中对音乐所作的不断地书写，在小说中对音响效果的领会与表现，成全了王蒙，令其在文坛再次引起关注，引发轰动。

三 文体创新：阅读经验的融汇与创造性转化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王蒙接连推出《布礼》《夜的眼》《春之声》《风筝飘带》《海的梦》《蝴蝶》等作品，再次震动文坛，并引发了关于“意识流”问题的讨论。讨论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这组作品究竟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意识流”小说？评论家何西来不赞成把这六篇小说称为“意识流”小说，认为王蒙注重写主观的感情、情绪，“他的运用跳跃变换的联想手法，以至作品的某些朦胧的意境，虽说不无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影响，但更多的恐怕还是深受本民族文学的影响”［35］。在此后的研究中，有论者将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概念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兴”结合起来，将这些作品称为“自由联想体”小说，认为它的血脉来源于传统，“它是传统‘比兴’，特别是‘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扬光大，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结合的产物”［36］。也有研究者认为，王蒙没有接触过西方意识流小说，这些作品是王蒙对中国诗歌精神中意象美学所作的创造性转化［37］。这些观点或许与王蒙本人的解说有关：自己不能接受和照搬那种病态的、变态的、神秘的或者说孤独的心理状态，而是要写人的感觉，而“任何人的哪怕是单纯的、转瞬即逝的直觉，也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反映着感觉者的内心，反映着感觉者的思想、观点、倾向、教养、性格、人品”。在这个意义上，王蒙认为鲁迅《野草》中的《秋夜》《好的故事》《雪》就是意识流，“李商隐的无题诗，也该做如是解”［38］。然而，若将这组作品置入阅读与写作的关系之中，以往对王蒙“意识流”小说的认识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刷新。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王蒙所说的“读了些外国的意识流小说”［39］并非虚言，前文所提到的《风筝飘带》受益于卡波特的《灾星》，而卡波特这篇小说深受福克纳的影响，写到梦呓和潜意识，带有神秘色彩，这篇被王蒙所反复提及的作品是实打实的意识流小说［40］。其次，由于当时作“集束”式推出，人们习惯对这组作品作一体化处理。《风筝飘带》的例子表明，在把握王蒙创作共通性特征的基础上，我们还应关注每篇小说的不同特点和影响来源。在这组小说中，《布礼》发表得最早，其“意识流”特征主要表现为时空跳转和频繁切换，只有第六部分的“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节，写到钟亦成的“自由联想”，其他部分的叙述都是清晰的、明确的。对此，王蒙有过明确的说明：“在《布礼》中我把时空打乱，无非是为了产生更强烈的对比，强化这种对比。”［41］《布礼》的时空跳转及对比效果，很容易让人想到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后者发表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2期，《布礼》发表于《当代》1979年第4期）。从前文的梳理可知，王蒙喜爱茹志鹃的作品，并始终关注着她的创作。当然，没有王蒙的确认，这两篇作品的“互文性”只能意味着一种或然关系，但它的确为理解《布礼》的“意识流”提供了一种新的向度。

再有，这组作品毕竟是王蒙小说写作史的一个环节，从阅读与写作关系入手，可以揭示出新的、不同于以往认识的共通性特征。1983年，王蒙十一二岁时写的《春天的心》被找到并得以发表，刘绍棠读后对王蒙说：“唉，跟你现在的文风一样……”［42］《春天的心》写“春天的心活在春天的人的身体里”，写“春天的心”充满力量，有股懒洋洋的劲儿，写它的美好、善良和纯洁。这是造成令刘绍棠产生这样的阅读印象的直接原因。而在1956写的《春节》里，这种内心书写再度出现：坐在返校列车上，“我”静听车轮“咣当咣当”地响，这声音把“我”送回到北京，送回到春节的欢悦里［43］。王蒙后来谈及《春节》时说：“开始写得非常散，当时不懂什么叫意识流，但那原稿有点初期的意识流的味道。”［44］其实不需要王蒙本人作说明，只要对王蒙创作稍多了解，读者就会把这一技术路线联接到《春之声》那里，只不过后者频繁切换时空，多了联想和背景中的音乐，如歌曲《泉水叮咚响》《小鸟，你回来了》《五月的轮转舞》《第一株烟草花》及约翰·施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等。

更为重要的是，在《春节》中，有一个关键性的插入元素，未能引起以往研究者的注意，甚至王蒙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对车厢“时空体”的借重。置身于车厢，周遭环境或陌生、或嘈杂、或沉寂，或伴随着单调重复的声响，而车外景观不断变化。这一情境极易促成“自由联想”。而这个“时空体”形式，正是受到了尼古拉耶娃的影响。《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中娜斯嘉的故事，也是在火车车厢里，由恰里科夫以略显散漫的回想对“我”讲述的。而王蒙稍后写成的《春节》，对车厢“时空体”作了初步尝试，这也是王蒙所说的“初期的意识流味道”的来由。如果把阅读理解为“汇集”，那就意味着作家将历时性的阅读史，经过沉积、融合和相互激荡，转换为一种共时性的阅读经验、审美经验。只有完成这种转换，阅读经验才能转化为对作家艺术创造力的一种内在滋养。只要理解了这一“受容”过程就会发现，王蒙这组“意识流”小说，除了影响源明确的《风筝飘带》，主要的“自由联想”都是在车厢内展开的：《布礼》第六部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节，钟亦成在列车里；《夜的眼》陈杲在公交车里，《春之声》岳之峰在闷罐子车里；《海的梦》缪可言在软席卧铺车厢里，《蝴蝶》张思远在北京牌越野汽车里。这种阅读影响于写作的情形，这种写作中“支援意识”的作用机制，就像林毓生所描述的那样，当一个人在思考和创造时，他集中意识想着他想要的东西，而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那些他自己未必能够意识到，但在其成长过程中模仿、学习经典实例时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得到的东西［45］。

当然，王蒙的艺术创新能力，不仅体现为对车厢“时空体”的灵活运用，还体现为他在小说文本中创造性地植入自己所喜欢的歌曲和乐曲，与车厢的晃动和声响一起，催动人物思绪的流转和跃动。除上文提到的《春之声》中的歌曲、乐曲外，还有《布礼》中的《路是我们开》《国际歌》《喀秋莎》，《夜的眼》中的《舞会圆舞曲》，《海的梦》中的《谢赫拉萨达组曲》及两首记不清名字的外国歌曲，《蝴蝶》中的《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我们是熔铁匠》《祝酒歌》《千言万语》《洁白的羽毛寄深情》，等等。这些不同时代的歌曲、乐曲，或作为联想内容，或作为情感触媒，或作为联想中介，或作为声响背景，都在应和着、促成着人物思绪的流转和跃动。就此而言，车厢“时空体”和歌曲、乐曲的共同作用，形塑了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同时也令其呈现出不同于当时其他意识流小说的形态特征。

有研究者将王蒙小说的体式划分为三大体式：自由联想体、讽喻性寓言体和拟辞赋体。而拟辞赋体具有综合性：“‘拟辞赋体’小说兼及自由联想体小说和讽喻性寓言体小说的各自特点，充分吸收古代辞赋的文体气质，铺张扬厉，大开大阖，嬉笑怒骂，调侃狂欢，进而形成王蒙特有的以反讽为实质的文体形式。”这种文体形式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法，如排比、比喻、顶针、回还、调侃、戏仿、拼贴、夸张，等等［46］。在以上诸种体式和艺术手法中，排比无疑最具标志性特征。王蒙曾提到陆文夫对自己排比句的评价，“你们谁能与王蒙比？他一个意思能用十八个词儿？你行吗？”“不知道这是批评讽刺还是表扬。我的大排比句早已可见端倪，丰赡，也没准是啰嗦”［47］。话里话外，不难见出王蒙对自己“大排比”修辞的满意之情。在王蒙小说中，对排比句的使用是一个比“意识流”的使用覆盖面大得多的语体现象，排比原本是局部修辞手法，而在王蒙重启创作后的小说中成为一种几乎无所不在的手法，有时甚至给人为排比而排比、纵情于排比、耽溺于排比的印象。

如果把王蒙的“大排比”放在阅读与写作的关系中就会发现：“矜才使气”是王蒙小说的固有气质，在他创作开始阶段就有所体现。最初王蒙将《小豆儿》寄给《人民文学》，该文走的是安东诺夫的路子，结尾处有大段抒情，但被副主编葛洛全部删除。王蒙在此之后的创作其实就是要为自己的“才”和“气”寻找到最为适合的形式。就创作实际来看，王蒙的所谓“大排比”修辞除在短篇《春节》中略有表现外，在其他20世纪50—60年代的小说中则很少能够见到，直到70年代后半期他创作了《这边风景》，尤其是在《这边风景》的后半部，“大排比”这种修辞手法才得以浮现出来。前面笔者梳理阅读史之际曾提到，王蒙喜欢背诵古代诗词、经典典籍和鲁迅等人的现代文学作品，背诵给他带来的语言快感可能为“大排比”的产生打下了最初的基础。而王蒙很早就开始阅读政治、哲学著作，如他在传记和小说里反复提到的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杜民的《论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斯大林等人编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矛盾论》等。他甚至反复背诵过《毛泽东选集》，不仅用汉语背，还用维吾尔语背，对书中内容自然印象很深。这类著作因为要以理服人，往往注重语言声势，在话语形式上对王蒙“大排比”修辞的形成和使用影响深远。这一点王蒙在《猴儿与少年》中有过直接的说明［48］。

王蒙小说的另一个重要手法就是在小说中犹如列账单、列表格一般地，“卖弄一些鸡零狗杂的知识贯口”［49］。那种一口气向极限推展的语势（王蒙称之为“贯口”）与“大排比”修辞亦有相通之处。在修辞学上，这种手法被称作“列锦”，即指一段话语由几个名词或名词性词组组合而成，没有谓语。作者通过排列若干典型意象，调动读者的想象力和推理能力，利用格式塔效应将这些名词性语词组合成一个完整的画面或事件，其语用机制和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相近似。“列锦格表现出表达者的思维具有跳跃性和离散性，同时接受者又具有将离散的意象组合成一个完整连续的场景的能力”［50］。在《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等作品中存在这种手法或者说语言现象，而在王蒙其他作品里也能见到。列锦的语用机制及其背后的思维方式，突显了汉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汉字本身就具备令意识流产生的形式上的可能性，这也就是王蒙所说的汉字本身所代表的思维方法［51］。有了这样的认识基础，我们甚至可将相声艺术与王蒙对古典诗词及鲁迅的《好的故事》的背诵、阅读结合起来，进而沿着《好的故事》提到的《初学记》所指示的方向，把古代类书和《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纪事》等笔记也一并纳入研究的视野。如此，不仅这一小说手法的传统文学、文化基因能够得到系统地呈现，而且我们对王蒙小说中的意识流、“大排比”和所谓的“贯口”等艺术手法，也由此获得了一种总体性的把握。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和小说艺术史中，王蒙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还原其阅读史，揭示其情感结构的多重塑造，在阅读与写作的关系中考察其小说文体形式和艺术手法的创新过程及演化轨迹，都意在呈现王蒙对中外优秀文学遗产的借鉴和发扬，寻求在或然的艺术资源的汇集中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其小说创作的艺术特点和规律。王蒙的阅读史、写作史和创作实绩，在当代作家中极具代表性，对当代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国家的出版、翻译政策对作家的创作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思想、艺术资源的整体性规划与发展演变上，反映在作家情感结构、精神成长、审美意识和文学观念的形成和变化之中，并渗透于作家自身素质和基本写作技艺的各个环节。通过对王蒙阅读史的整理和研究，考察其阅读与创作的互动关系及其阅读经验的受容进程，可以在“长时段”历史视野内更好地呈现当代文学“中国经验”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为文学的“中国式现代化”探讨提供新的经验空间、研究路径与理论范式。

注释

［1］艾克恩：《林震究竟向娜斯嘉学到了些什么？》，《文艺学习》1957年第2期。

［2］［5］［7］［8］［9］［10］［19］［22］［24］［25］［27］王蒙：《半生多事》，《王蒙文集》第41卷，第149页，第41页，第222页，第179—181页，第156页，第140页，第38页，第41页，第193页，第124页，第99—10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3］王蒙：《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人民日报》1958年5月8日。参见洪子诚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五卷），第19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王蒙：《我与图书馆》，《王蒙文集》第17卷，第122页。

［6］ 王蒙：《新的世界新的文学》，《王蒙文集》第23卷，第194页。

［11］王蒙：《关于小说鉴赏》，《王蒙文集》第25卷，第47页。

［1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的“苏联化”与“去苏联化”》，《文艺研究》2024年第3期。

［13］方蕤：《我的先生王蒙》，第108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井上靖作品刊载于《世界文学》1977年第1期，这一期也是复刊后的第一期，当时尚属“内部发行”。《世界文学》1978年才正式复刊。

［14］王蒙：《“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王蒙文集》第27卷，第318页。

［15］［29］［34］［47］王蒙：《大块文章》，《王蒙文集》第42卷，第434页，第64页，第437页，第81页。

［16］郭洪雷：《个人阅读史、文本考辨与小说技艺的创化生成——以莫言为例证》，《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17］洪子诚、戴锦华、贺桂梅、毛尖：《当代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与文学经典——以阅读为中心的对话》，《文艺研究》2019年第12期。

［18］雷蒙·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第142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0］王蒙：《小说的世界》，《王蒙文集》第24卷，第344页。

［21］［49］王蒙：《九命七羊》，《王蒙文集》第43卷，第326页，第394页。

［23］王蒙：《我的人生哲学》，《王蒙文集》第40卷，第5页。

［26］王蒙：《文学与社会的互动》，《王蒙文集》第25卷，第122页。

［28］［32］王蒙：《失态的季节》，《王蒙文集》第5卷，第359页，第60页。

［30］王蒙：《小说的可能性》，《王蒙文集》第25卷，第329页。

［31］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册），朱光潜译，第33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33］王蒙小说多次写到“共产党靠唱歌打败了国民党”，参见王蒙《青狐》，《王蒙文集》第8卷，第87页。“解放战争时期，只要听一听蒋管区流行的《疯狂世界》，再听一听解放区流行的《我们是民主青年》，便可以知道中国的未来是属于谁的了。”王蒙：《蝴蝶》，《王蒙文集》第10卷，第134页。

［35］何西来：《心灵的搏动与倾吐——论王蒙的创作》，参见徐纪明、吴毅华编《王蒙专集》，第16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6］［46］郭宝亮：《王蒙小说文体研究》（增订本），第146页，第175—1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版。

［37］王干：《论王蒙小说的意象美学》，《文学评论》2024年第2期。

［38］［39］王蒙：《关于“意识流”的通信》，《王蒙文集》第21卷，第313页，第312页。

［40］参见张禹九《灾星》译者说明，《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第37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从当时阅读条件看，王蒙最大可能由这个小说集读到《灾星》。

［41］王蒙：《小说创作与我们》，《王蒙文集》第24卷，第452页。

［42］王蒙：《读评论文章偶记》，《王蒙文集》第21卷，第127页。

［43］王蒙：《春节》，《王蒙文集》第13卷，第18页。

［44］王蒙：《创作是一种燃烧》，《王蒙文集》第21卷，第383页。

［45］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增订本），第4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48］王蒙：《猴儿与少年》，第21页，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

［50］《汉语修辞格大辞典》，谭学纯等主编，第15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

［51］王蒙：《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文化》，《王蒙文集》第26卷，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