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90年的冬天，大雪过后，人们无事可做，都聚拢到街头的“陈活理发店”。理发店自然是陈活开的，他喜欢人多，便在烧热水的炉子旁支起了一张牌桌。牌桌不够用，就有人在门口的洋灰地上摆了木制的棋盘，顺便再拽一些枯枝败叶，拢起一堆火。一时之间，打牌的吆喝声、象棋的厮杀声、旁观者的指挥声、烧柴火的噼里啪啦声，在清冷的空气里响作一团。

这时候雪梅拄着她的拐杖出门了。她那拐杖也不知从哪儿捡来的，竟是一根台球杆子，细细长长的，总给人不结实的感觉，每在地面上敲一下，都叫人担心它会应声断裂，随后便是人仰马翻。不过好在这样的事故没有发生，雪梅走得那么缓慢，从家门口到火堆旁几十米的距离，好像要走上一生一世……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她的样子。那时，她约莫八十岁了吧，穿着笨重的棉衣棉裤，颜色是蓝灰的，其间散布着几块土黄色的补丁。全身唯一亮眼的地方就是雪白的头发，一丝丝，一缕缕，规整地覆在头顶，在脑后挽了一个髻子，插上一根银簪。待她坐到火堆旁的木墩上，人们都发现她和别的耄耋老人不同，她的双眼清澈有神，没有一丝眵目糊。她的手帕也是干干净净的，上面印有蓝色的花儿。她轻轻地捏着那方手帕，揩了揩台球杆上的汗渍，然后仔细将手帕叠起来。从她的举止以及发式可以看出，她是个讲究的人。

她伸出双手，摄取火焰的温暖。那双手如同枯树枝一般，被火光照亮。而那头银发也微微泛红，恰似老桩上盛开的梅花。大人们说过，年轻的时候雪梅念过书，是个出挑的美人。

我从来没有进过她的家门，倒不是对她怀有什么敌意，相反，我们的关系十分融洽。她总是在我经过时，慌忙环顾一下四周，再摆摆手喊我过去，快速塞给我几粒冰糖。整个过程充满紧张的气氛，好似地下党接头。她防备的不是别人，而是我的父亲，他们之间有过节。

父亲说多年以前，他把毛驴拴在陈活理发店门口，进去理发。雪梅非说毛驴挡了她的路，硬生生将头发理到一半的父亲给拽了出来，强令他把毛驴牵走。父亲自此再也没有搭理过雪梅，而且时常警告我和母亲，不要接近她。我觉得这不过是小摩擦，何况时过境迁，父亲的反应未免太过夸张了。于是我便时常越界，对雪梅的馈赠来者不拒。

那天，我的父母到煤球厂加工蜂窝煤去了，放学后家里没有开门。我跑到河边玩耍，见河面结了冰，便扔了几块大石头下去，冰面竟毫发无损。我大喜过望，把书包往雪窝里一丢，张开双臂摇摇晃晃地奔下了河坡。踏上单只脚试了试，冰面确实挺厚实，便将河坡上的另一只脚提了过来。往后一蹬腿，胳膊一摆，一下子出溜得好远，风在耳边呼呼地叫，人就跟飞起来一样。

我忘乎所以地溜起了冰，不知道自己已经身处险境。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呼啦一声脆响，还没来得及辨别出是怎么一回事，我便被冰面裂开的一条口子给吞了进去。刹那间，冰水如万枚飞刀整齐发射，刺透棉衣，扎入了我的四肢百骸。恐惧迅速裹挟了内心，我大喊大叫，却无人听到。挣扎了好一阵子，才勉强爬上岸。

我拖着沉重的棉衣和一身寒气，直奔理发店门前的火堆。大人们闪开了一条缝给我，你一句他一句地问我怎么不回家，得知我家中没人后，竟转而告诫起我以后要小心，说的都是场面话。我一直哆嗦，却无人在意。只有雪梅站了起来，说了句“跟我回家换衣裳”。这一次她走得好快，我有过一丝迟疑，生怕父亲知道了会揍我。

但是最终严寒战胜了恐惧，我随着她跨进了屋子。里面很黑，只在角落里有一丝红光，那必然是煤炉了。我往炉子那边靠，一路撞到了很多东西，她这才打开了电灯。在昏黄的光亮里，翻出几件宽大的旧衣。我毛手毛脚地换了上去，坐到炉子前，发现火边已烤上了馍片和红薯。食物的香味遮蔽了屋子里陈旧的气息，我感到了无尽的踏实。

我环顾四周，发现墙角的床上躺着一个老头，正满眼凶光地瞪着我。我认得他，这是雪梅的老头子，陈活的爷爷，陈家最年长的人。据说九十多岁了，早年做过土匪，是个狠厉的角色。他呜呜地叫着，像是在骂人，雪梅没吱声，捏起馍片递给我。我确实饿了，便忽略掉如芒在背的感觉，一边吹着一边吃。

抬头的间隙，我又瞥见了桌上的相框。那里面有位年轻的女子正和我对视，目光淡然，嘴角含笑。那女子是手画的，衣裳是早就淘汰了的样式，很像是戏服。我不知道这个女子是不是年轻时的雪梅，正踟蹰着要不要问，父亲却在大街上扯着嗓子叫我赶快滚回家。

雪梅轻蔑地一笑，说我爸跟我爷一样的脾气，都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我提着书包和湿透的衣裳，灰溜溜地跑回了家，自然少不了一顿打。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如此生气，人家明明帮了我，他却不肯承情，还让我赶快把陈家的衣服给扔出去。

有了这次教训，我再也不敢靠近雪梅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把零食都塞给小良。小良是陈活的儿子，雪梅的重孙。长得人高马大的，因为家中有钱，在孩子群里颇有一些威望。他不稀罕太奶奶的零食，每次见她招手，总是不耐烦地走过去，连声“太奶奶”也不喊，任她将口袋塞满。之后，他跑到小伙伴中间将零食一抛，面无表情地看着众人争来抢去。雪梅远远地看着，一声一声地叹气。

过了几天，我父亲去外地贩红薯了，雪梅在路上堵住我，非要让我去她家一趟。我勉为其难地跟着她走进去，陈老爷子还是没有好脸色。雪梅将五只满满当当的塑料袋交给我，说是快过年了，她给孙子们准备了一些红薯淀粉、酵母什么的，他们一定用得上，麻烦我给送过去。这么重的东西，而且这五家分居全村各处，起码得跑一上午。我内心有些抵触，雪梅忙给我抓了一把米饼。

我先去了小良家，小良的母亲一听说是雪梅送的东西，也不接，让我搁到地上就行。到了其他四家也好不到哪儿去，要么是不无嫌弃地用一根指头提溜起袋子，要么是满腹狐疑地翻捡着，似乎想看看里面是否有老鼠屎。我当时不过七岁，还想不通其中的因果，只能默默地将这些表情过滤掉。雪梅问起来，我就说他们接到礼物都可高兴了。不过，她好像知道实情，摇了摇头，没有再往下问。

雪梅每天和一群老人坐在火堆旁，什么话也不说，只听着年轻人吆五喝六地玩棋牌。有时遇到大晴天，会在众人的帮助下，将陈老爷子也搀到门口晒晒暖。陈老爷子总是龇牙咧嘴地嚷嚷浑身疼，为了让他安生会儿，雪梅找来一根烟袋，往烟叶里偷偷掺点大烟壳子，就着火堆点燃。陈老爷子吧唧吧唧吸了一阵，平静了下来，拿个火柴，惬意地捅捅耳朵，又捅捅鼻孔，接连打了几串喷嚏。

那个冬天，人的命真是脆啊，风一掰就断了，隔几天就会有老人缺席这场无声的座谈会。这天，陈老爷子打过喷嚏以后就没了动静，大家都以为他在暖阳里睡着了。一直到了快中午，儿子送来了两碗饭，怎么喊他都不应，这才知道他在睡梦中老死了。有人悄悄论说起来，说他在旧社会干过多少坏事，竟也能安安稳稳地活到九十多岁。

他儿孙满堂，葬礼自然是风风光光、备极哀荣。众人在门口搭了棚子，将他的棺材放在里面，前边放着他的黑白照片。令我不解的是，旁边多了一口小小的棺材，先前我见过的那张手画的女子照片也被请了出来，搁到小棺材之前。这天我听到了一个词叫“并骨”，大人们说是夫妻合葬的意思。我的脑袋好似丢失信号的电视机，不停地跳动雪花点——如果这个着戏服的女子是陈老爷子的妻子，那么雪梅又是谁？

我在人群中看到了雪梅，她没有哭，只是神情有些茫然。她愣愣地看着我，小声地喊着谁的名字，说我长得越来越像她的孩娃了。我被她看得毛骨悚然，只想立刻逃走。她却用台球杆子拦住我的去路，说她的孩娃要是没死该多好，陈家一直没把她当成自家人，以后怕是没人给她收尸。我如坠迷雾中，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大人们忙着筹备各种仪式，懒得给我一个答案。平日里他们也很少讲起以前的事情，尤其是年深日久的苦难和讳莫如深的恩仇。很多故事只留下了一些片段，剩下的部分只能在光阴里被揉成尘土，落在村庄的角落，落在亡人的坟头。

冬天过了是春天，熬过了年关，天地增了岁月，老人们也增了一年的寿数。不管这一年是虚虚地开了一个头，还是足斤足两的一整年，都足够叫人振奋。没了陈老爷子的庇护，雪梅果然受到不少冷遇。晚辈们送饭不再勤快，隔三岔五地就忘了她，最后只好由邻居出面，说定了每家每年给她供一些粮食。雪梅不再看他们的脸色，反而添了劲头，在院子里种了小青菜，自给自足。

这年清明，父亲带我去给祖先烧纸。麦地绿油油的，铺到天边，间或冒出一两块油菜花地，明晃晃，金灿灿，开得真艳呢。熟人们遇见了打趣道，呦，这是去看未来的房子了？另一人便答道，是啊，这花园洋房还不赖，百年以后咱们可是邻居呀。说着他们都笑了起来。

我和父亲就是在这时，发现了油菜花中间的雪梅，她在我家的祖坟前烧着纸，嘟嘟囔囔的，也不知在念叨些什么。我父亲的脸色陡然变黑，瞪着眼，抿着嘴，能看出来是在强忍着脾气。直到雪梅忙完了，我父亲才走上前去，也不理她，径自在我爷爷奶奶的坟前蹲下，将塑料袋里的金元宝倾倒出来。雪梅听到动静，一抬头瞅见我们，先自矮了三分，显得很不好意思。她与我们处在并排的位置，面前的坟墓十分瘦小，没有墓碑。以前父亲在给爷爷奶奶烧金元宝时，会给那座孤坟分一些出来，边烧还边说，伯，收你的钱。今天他却没有任何行动。

雪梅倚着台球杆子，吃力地站了起来。父亲说了句，早知现在，何必当初。这里没有你的位置，就别再假惺惺的了。雪梅一愣，缓缓地应道，是你们对不起我，不是我对不起你们。说完她抖了抖裤腿上的泥土，挺挺腰杆走了。

六月中旬，大地的绿色愈发浓稠，然而麦田却走向了枯萎。艳阳之下，有人热火朝天挥舞镰刀，有人赤膊上阵拉动石磙，而更多的人选择了新近引入的收割机。雪梅的粮食据说是吃不完的，但她可能是早些年穷怕了，非要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拾麦穗。那么热的天，她也不嫌苦，拾的麦穗比谁都多。她将它们倒在理发店外面的洋灰地，用棍子狠狠地捶打。她不知道，麦子挨的打、受的疼，最终会像回旋镖一样，刺向她的肉身。

麦粒终于脱离了麦穗，它们是小小的泥块，是大地的碎片和叹息。雪梅将麦粒撮进麻袋，竟然有大半袋子那么多。麻袋像人一样圪蹴着不说话，它密谋着，潜伏着，直到那一声吆喝将它唤起。

那是一串“换西瓜，麦换西瓜”的吆喝声，有人问价钱，摊主答了句“斤兑斤”，意思是一斤麦子换一斤西瓜。这时的瓜还不到旺季，比较贵。一圈人都走了，只有雪梅叫上了摊主，让他去搬那大半袋麦子。四五只大西瓜将麻袋塞得鼓鼓囊囊，摊主像背个人那样吃力地将麻袋扛到肩头。雪梅摇着蒲扇跟在后面，台球杆子“哆哆”地敲击地面。她留给世界一个背影，从此就再也没有走出来过。

发现的时候，人早就断了气。都说是吃西瓜吃死的，只是具体到细节却多有不同，有说是撑死的，有说是拉稀拉死的，谁也说不准。但是有个不能否定的事实——她是被自己捡的那大半袋麦子间接给害死的。

陈家找来了雪梅的娘家侄女上我们家说事儿，据说她和我父亲从小就认识。父亲似乎早就猜到了她的来意，坚决不让她开口，但她偏要说。从零星的对话中，我终于拼出了雪梅的人生遭际。

年轻时，范雪梅确实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美人，但她是地主家的女儿，少有人上门提亲。我祖父的哥哥、贫农杜学文人如其名，认识不少字，还会写一手凑合能看的小楷。他们也不知是怎么看对眼的，后来就频繁地书信往来，最终过成了一家人，又添了儿子。开头几年过得赛过神仙，可以确定他们是彼此的真爱。过了几年就开始闹饥荒，我的大爷爷臀部长了一颗碗大的瘤子，他们的儿子也面黄肌瘦，走路都不稳当。家里揭不开锅了，雪梅四处借粮，屡屡碰壁，好在陈家底子厚，借了大半袋麦子给她，暂时救了一家人的命。

接下来的叙事就有了分歧。我父亲坚持说在我大爷爷故去之前，雪梅已经住到了陈家，也不管丈夫和儿子的死活。而雪梅的侄女却反驳道，那大半袋粮食是陈老汉设的局，他拿枪逼着雪梅偿还，她能有什么办法？我父亲嚷道，别把她说得那么无辜，她就是另攀高枝去了。她分不清谁才是自家人，对陈家那么好，从来不管杜家的事。于是又提起了毛驴事件，父亲埋怨雪梅太过薄情，他白白地叫了她那么久的大娘。

雪梅的侄女冷冷一笑，说只能怪杜家太绝情。按照她的叙述，当时雪梅去了我家三次，我爷爷奶奶将粮食藏了起来，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兄弟被肿瘤和饥饿折磨。雪梅没有办法，才去了陈家。我父亲似乎没有听过这个说法，表现得极为震惊。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当时杜家也没有粮食吃。雪梅的侄女冷笑道，没有粮食，你们这一家人是怎么活下去的？

我父亲不想再听下去了，往门口走去，意欲送客。雪梅的侄女不死心，声称雪梅一直没有忘记我大爷爷，想和他埋在一起。我父亲打开街门，走了出去。

雪梅终究还是被草草埋到了陈老爷子旁边，堆成瘦瘦的一方土。后来就有人论说起来，说错的明明是我们杜家，是我们不肯面对事实，反而伪装成了受害者，抢占道德的制高点，好把罪责推给真正的受害者。最后，冷漠者、施害者依靠自己的固执，篡改了历史本来的面目。

多年以后，两家的恩怨已然烟消云散了。我读到了刘恒《狗日的粮食》，发觉范雪梅和曹杏花的命运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她们都是因为粮食而活命，又因为粮食而死去。她们被贫困裹挟着，一辈子都在为吃发愁，却一直把最好吃的东西留给家人。她们带着人生前半段的饥饿，奔跑到了人生的后半段，将历史的讯息和时代的细节传递给了我，却在好光景即将来临之前，匆匆地谢了幕。

每当天空飘起大雪，每当麦田由绿变黄，每当我吃到冰糖和米饼，每当我看见五角硬币背面的梅花……我都会想起雪梅——我的大奶奶。

【杜永利，1990年生，河南修武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人民文学》《188体育官方ios》《鹿鸣》《作品》《星火》《青年作家》等刊物发表作品40余万字，多篇188体育官方ios被《188体育官方ios选刊》《188体育官方ios·海外版》《青年文摘》转载。】